艾伦·李（Alan Lee）源源不断地收到电子邮件，蜂拥而来的信息使他的邮箱账号停止工作了。陌生人寄来了气球动物、塔克拉特毛绒玩具以及司法威胁。《福克斯》新闻记者在未经通报的情况下，出现在了他家门口。当女记者一屁股坐在他的书桌上时，即使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艾伦也一下子感到晕头转向。于是，他为女记者草拟了一份谈话要点，当摄影机开始朝他录像时，他手握这份要点，就像握着一个临时拿来凑合的提示卡片。
众筹计划在三天前发起；
爆炸猫是艾伦在两位朋友马修·因曼（Matthew Inman）和谢恩·斯摩尔（Shane Small）的帮助下构思出来的纸牌游戏，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荒诞不经。纸牌上绘有猫的图像，它们走过键盘时能够引爆原子弹。这些猫的恶毒用心只能用激光笔、山羊巫师和猫薄荷三明治（游戏里的3种拆弹卡牌）来消除。这个游戏就像一个没有恶意、带有娱乐性质的俄罗斯轮盘赌，但需要用策略设置各种陷阱。
艾伦和朋友将这个设计发布到Kickstarter (16) 众筹网站上，筹集了1万美元来印刷纸牌。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来筹集资金。当在8分钟之内便达到众筹目标时，他们兴高采烈；当众筹到10万美元时，他们简直欣喜若狂；当达到100万美元时，他们惊得目瞪口呆；而当资金抵达200万美元的关口时，他们感到恐惧了。艾伦在计算机显示屏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以遮挡众筹网站上滚动显示筹款数目的计数器。“你甚至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来到了高高的悬崖边……望着前面的虚无空间，似乎有东西在拉拽你。这并非因为你想自杀或者其他什么事情，你不想有什么厄运发生在你头上，但你会想‘要是真的发生，该怎么办？’”艾伦嘲弄着说。他指着众筹项目网页，继续说道：“在左下角有一个对话框，上面显示‘取消筹资’，我每天都盯着它。”这是2月初，自众筹开始仅过去12天。.
当众筹时间结束，密集发射而来的弹雨最终慢慢减弱时，艾伦和他的朋友从20多万名支持者那里筹集的资金总共达到880万美元。
从表面上看，爆炸猫和其他任何满怀希望筹集启动资金的项目一样。艾伦也和其他创业者一样，手指交叉 (17) ，祈祷能达到他所期望的筹款目标。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除非他和其他创业者不一样。
艾伦可能并没有预见到，金钱会像瓢泼大雨一般倾泻而下。但事实上，有很多迹象预示着成功就像五级飓风一样正朝他呼啸而来。有那么多人把他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投向已经获得足够资金的纸牌游戏，这确实有些奇怪。但当艾伦推出自己的网页为他的项目筹资，他就有了一个秘密武器。当然，这个武器不是一颗被猫咪拆除引爆装置的原子弹。这个秘密武器帮助他走向了成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武器究竟是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先探讨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项目在最初未能吸引人们的注意。换而言之，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像爆炸猫这样成功的众筹项目直冲云霄。
成功带来成功
爆炸猫的横空出世使人觉得成功几乎唾手可得，但真相是，Kickstarter有多达70%的众筹项目失败了，填满了众筹网站的“坟场”。 2 比如，小城镇的重金属乐队，他们没有能力录制期待的专辑；举步维艰的网络情景喜剧，无法筹集资金来拍摄下一集；已经有经营计划的炸鸡烘饼快餐车，依然无法开张。乍一看，很难准确地判断出艾伦和其他满怀希望的人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是寻求种子基金，在社交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们的朋友，去点击“喜欢”，去“分享”；当期限临近时发出请求，希望能在最后关头拉兄弟一把，但最终还是在互联网上永远地消失了。面对真诚而又热切的创业者制作的海量、看起来非常专业的视频，究竟是什么影响我们最终决定去点击或者不点击“集资”按键呢？
我们在荷兰裔实验社会学家阿努特·范·德·里特（Arnout Van de Rijt）的研究中找到了答案。他年少时曾是一位优秀的单簧管演奏者，年复一年地把当地举行的古典音乐比赛的头奖捧回家。虽然获胜成了家常便饭，但他知道，他的一些竞争者，比如他的朋友——一位钢琴演奏者，比他更有才华。单簧管是一种生僻的乐器，大多数真正有天赋的小孩都会去学钢琴或小提琴。具有科学家潜质的他开始好奇，是不是他选择的乐器的稀有性在他不断获得成功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问题促使他致力于探索成功在各个领域里是如何发生的。
以里特用Kickstarter网站做的一个实验为例，这个实验能对促使爆炸猫直冲云天、一鸣惊人的力量提供一些线索。里特在Kickstarter上随机选择了200个新的众筹项目，它们的集资记录显示为醒目的零美元，就像一位少年大学生在一系列不良财务抉择之后，ATM机收据上呈现的数字那样。 3 里特向其中一半的项目捐助了少量的钱，另外的一半则置之不理，把它作为实验的对照组。然后他开始观察这些项目即将开启的命运。诚然，没有哪个项目的筹款数目可以像李经历的那样，出现闪电般的迅猛提升，但里特发现了非常引人注意的地方。那些收到他第一笔捐款的项目，在吸引进一步捐助的概率上增加了两倍多。这意味着，他所青睐的项目，虽然是盲选的，在能力表现上远远超过他选择放弃的另一半。
里特个人并不认识这些请求投资的人，他也并没有觉得他们的视频非常具有说服力，或者他们从事的事业极有价值。他的捐助也起不到什么实际意义，就相当于某人向街头音乐家的吉他盒里随意扔进去的几张钞票和零散硬币。然而，他随机的捐助似乎预示着这些项目将会取得成功。
里特所观察到的是我们在一系列领域里一遍又一遍看到的现象：成功带来成功。换句话说，那些被认为是成功的人，无论它们的能力表现如何，会吸引更多的成功。这在科学文献里被称为“优先连接”（preferential attachment），是我在1999年创造的一个术语。那时我努力想解释，为何像谷歌这样的网站能获得上百万的链接，而在内容和服务方面都很有吸引力的数以十亿计的其他网站，还在艰难地争取那可怜的一点点儿知名度。优先连接就是在那次研究中得出的一个概念，它向我们解释了富者越富、名人造就名人、成功带来成功的原因。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种锦上添花的现象在从物理学到经济学的各个学科领域的文献中都有记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称的马太效应 4 则来自这句话：“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意味着，优先连接的基本概念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将优先连接放在我首次目睹它发生的环境中去观察：互联网，这个由超过30亿个网站组成的庞大复杂网络。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网站都可以通过统一资源定位符（URL）来浏览，我们只需一个点击，便可以从一个网页浏览到另一网页。由于它是开放的，而且提供广泛多样的服务，因此被一次次地赞为民主的最终平台，为每一个网站的繁荣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而且从来也不是。我们发现这一点是在1998年，那时我们使用一个自制的早期搜索引擎，第一次映射部分网页。这个搜索引擎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同时期拼凑起来的相比，并无二致。
我们揭示了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中一些令人惊奇的现象：互联网完全不是一个所有声音都能被听到的、平等的网络系统。 5 与此相反，绝大多数网站实际上被湮没在其他网站之间的链接中，无人能看到，而只有少数网站，比如谷歌、亚马逊和脸书，才成为核心网站，因优先连接而吸引了亿万链接，并不断扩张。搜索引擎的算法倾向于通过网站与网站之间的链接数对网站进行排序。一个网站连接进来的链接越多，就越容易通过网页浏览和搜索引擎的排名找到它。结果是，你的链接越多，就越有可能收获额外的链接，增加你在线的可见度。通过用“网站”来代替网络系统中的其他任何事和人，比如好莱坞演员、房地产经纪人、玩具制造商，甚至是神父，你就可以感受到优先连接是如何深刻地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的。
举几个基本的例子来强化一下这一观点。
有了优先连接，才有了像泰格·伍兹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这样的超级明星所经历的那种滚雪球似的成功，使他们成了各自网络的枢纽。若是成功如能力表现一样有界，那么他们的粉丝群就会有上限。但就像艾伦如暴风骤雨般滚滚而来的捐助所证明的那样，这个上限是不存在的。虽然爆炸猫的一举成名反映了成功第二定律描述的成功的无界属性，但是制造这些核心或超级明星的推动力则是优先连接——成功带来成功。事实上，这个概念是取得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回报和可见度的必要和必然条件，是把超级明星推向那令人眩晕的高处的神秘力量，在那儿，艾伦被幻觉引诱，差一点儿跳了下去。
优先连接，成功就是滚雪球
我的一个朋友卡丽带着她一个月大的儿子去医院做常规检查。可怜的小家伙被放置在看起来像面包计量秤的托盘上，朝他妈妈睡意蒙眬地眨着眼睛。就诊进行得很顺利。卡丽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将婴儿一层层地包裹好，以抵御路上的风雨。这时，医生很奇怪地递给她一本黑白的儿童读物，封面是一只兔子的图画。“一定要每天读给他听。”医生说，好像是在解释一瓶药的服药计量。
这看起来很好笑，医生确实是将书本作为药剂开在处方里。卡丽的故事经常使我想到“这就是美国人”。即使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数十年，仍会时不时地碰到这种情况。但这一次我的感受尤为深刻。儿科医生办公室发的书是一个重要的提示，锦上添花现象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支撑着我们的生活的。
如果我的儿子出生在一个没有几本书的家庭里，父母也不是爱读书的人，那他生命最初几年中能接触到的阅读材料，可能就是去医生那里看病时得到的那几本书。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小孩，可能在他长大一点儿后也不会读多少书。接触到的词语少，他所形成的语言理解能力也会变低。当他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往前走时，读写能力的基础将越发不牢固。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反馈环。 6 研究表明，中学里最没有积极性的阅读者一年只阅读10万字。比较一下普通中学生的阅读量，大概是100万字，或者像我女儿伊莎贝拉一样少有的阅读者，经常会从自己超大的书包里拖出令人侧目的大部头书，她一年的阅读量多达1亿字。她在暑假中会认真阅读相当于一个图书室藏书的量。她有时间去实践和构建她的阅读技能，能够使用广泛、生动的语言去表达她的思想。她从一年级起便不断受到老师的表扬，她接收到的认可使她进一步获得认可。知识生成知识，技能孕育技能，专长增强专长。它们的每一项都导向成功，而成功就建立在成功自身之上。
知识生成知识，技能孕育技能，专长增强专长。它们的每一项都导向成功，而成功就建立在成功自身之上。
Knowledge breeds knowledge, skill breeds skill, expertise breeds expertise. And each of these leads to success, which builds on itself.
所以，优先连接扩大了教育富有者和教育贫穷者之间的差距，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像滚雪球一样持续扩大。这表明，那些生来就有平等机会读书识字的孩子（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和那些因为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永远也追赶不上的孩子中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根据我对优先连接的认识，我们必须呵护自己的成功，从一开始便对我们的计划进行引导。在没有剧本或者指南的情况下，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成功在某一领域的不断增长取决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功，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应该如何做才能成功？我们如何去培育优先连接？那位房地产经纪人究竟是如何淘到了第一桶金？
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18) 。一名大学生申请了一份在家乡的小餐馆做服务员的暑期工作，被匆匆叫来的经理向她问道：“你有做服务员的经验吗？”她是一位诚实的女孩，于是坦白地说，没有经验。“抱歉，我们需要有工作经验的人。”经理转头向她说完，便急匆匆地离开去煮新鲜的咖啡。在去停车场的路上，她感到失望和茫然，差点儿哭出来，自言自语地提出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从没有经验到获得经验呢？”
是真的优秀，还是只是资源深厚
已经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每一次我们看到轻易而来的成功，比如超级明星、核心人物、超级富翁，优先连接都发挥了作用。但在这种乏味的、机械的解释下，有一个关键问题挥之不去。倘若优先连接植根于更基本的要素中，比如才华或特权的变化，或者一位幸运儿生来就享有的社会优势，那又会怎么样呢？也就是说，那些不断取胜的幸运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确实更优秀，还是因为他们一直具有更深厚的资源？
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促使里特进行了另外一次实验，这一次他转向维基百科。 7 维基百科上的文章是由匿名编者，就像你我这些愿意为某一个选题提供专业知识的人合作写成。对于那些不经常向这个网站供稿的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如果他们编写的文章被认为特别优秀，任何使用者都可以提供虚拟奖励给编者。这个奖励本意是发扬“Wikilove”（维基爱）这一概念，网站将其定义为“社区精神和维基用户的相互理解”。维基百科把这个奖励称为“谷穗五星”，可以由任何注册为编者的人发送给任何其他人。没有评判员来决定谁最应该得到奖励。
因为谷穗五星奖是颁发给向维基百科长期大量供稿的编者的一种荣誉，里特首先找出所有编者中最活跃的1%，大概总共有2400人。然后，他随机地在这些忠实的“维基虫”里选择了200人，再将他们分成两个组，同样是随机的，每组100名编者。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这两个组人员的能力均相差无几、难分高低，他们对维基的贡献也不相上下。就这样，里特的实验开始了。
这些编者不知道，里特将他们其中一组指定为成功组，而任由另一组自己挣扎前行。为达到此目的，他任意地选取一组，奖给组里的每一个人一颗谷穗五星，同时拦截了另一组人的奖励。从本质上来说，他创造了两个平行的宇宙，其区别仅体现在一个方面：一组人对网站的贡献得到公开承认，而另一组则没有。随后，里特便坐在一旁观察之后会发生什么。
决赛选手都是难分伯仲的
获奖者确实变得忙碌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维基百科上的产出，与没有获得奖励的对照组相比，跳跃性地增加了60%。他们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不过，最显著的发现还是这一点：在里特观察的这三个月里，在他奖励了谷穗五星的人中，有12位最终从其他维基用户那里又获得一个或多个谷穗五星；而在对照组中，仅有两位编者收到额外奖励。那些从里特那里收到第一颗随机的谷穗五星的人，成了“可资奖励者”，他们更有可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第二次、第三次奖励。
我们很容易把这一切都归因于简单的奖励驱动。比如，谷穗五星提升了编者的努力程度，由此带来成功。赢得奖励使编者建立信心，这教会我们如何去取胜，提高我们的认可度并带来资源，酝酿进一步的成功。但里特的实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是的，从一组的整体结果来看，谷穗五星的接受者提高了努力程度，但那12位获得两倍、甚至三倍奖励的编者，并没有比他们同组的成员展示出更大的产出。更重要的是，实验结果告诉里特，驱动已经获奖的编者继续获得大量奖励的动因，并非是才华、质量，或者奉献。通过随机选择小组，他避开了这种可能性。实验将努力和才华排除在考虑之外，这进一步表明，无论能力表现如何，奖励都会带来进一步的奖励。成功会衍生成功，确实就这么简单。
与补助金、奖学金，或者升职比起来，维基百科的奖励看起来微不足道，更像是小学一年级老师发给勤于阅读学生的金色五角星。但我自己也目睹了职场中发生的与其一模一样的现象。一位“里特式”的人物将奖励授予一位当之无愧的同事，助他踏上不断成功之路。在我能想到的每一个案例中，这份荣誉似乎都是合理的，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获奖科学家得到认可。
本来是想将爱分散到周围，但是相反的情况却发生了：这位已经得到认可的同事开始获得更多的奖励。若想提名一位荣誉在身的科学家获得另外的嘉奖，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那令人赞誉的历史，不仅仅建立了自己的信心，而且也增加了我们对他的信任。奖励降低了人们对他优点的疑虑，而他随之而来的成功又证明了当初的奖励是受之无愧的。
成功第二定律对能力表现的支配，使竞争者很难与其他竞争者区别开来。那么记住，诸如“可奖励度”这样的因素，能够驱动我们的成功。我禁不住会想到，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大赛的评委实际上与里特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在评选出了进入决赛的12位选手后，他们实际上是随机地挑选了一位演奏者，授予一个大奖，开启了他的成功之道。我并不是在这里凭空推测。发现竞赛偏差的研究团队已经证明，获胜对于一位音乐人的职业生涯来说非常关键。 8 他们是通过分析每一位演奏者在竞赛之后的数年间，录制唱片的数量而得出的结论。他们还查阅了哪些演奏者位居英国留声机经典目录榜，或者法国版的唱片经典目录《音叉》（Tuning Fork ）的榜单。因为这标志着他们在古典音乐方面已占有一席之地。这个研究团队还同时调查了音乐评论家对每一位音乐人赛后成就的看法。研究者要求音乐评论家做出0～4的等级排序，包括对参赛者今后职业发展的看法。
研究表明，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大赛中的高位排名，以及伴随而来的可见度，塑造了音乐人的成功。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优先连接便开始了连锁反应，将他们推向新的高度。比赛中获得高分的音乐人不仅更有可能录制他们的作品，而且还会被列入唱片目录中，得到评论家的赞美。如果你相信决定他们比赛排名的唯一指标就是才华，这当然说得过去，但我们知道，进入决赛的选手都有才华，而且难分伯仲。是偶然性和偏向性造就了最终的排名，就这么简单。然而那些被挑选出来被授予大奖的人，即使是随机授予的，也由于优先连接而获得了重大、经久不衰的好处。一位获奖的音乐人成了可资奖励的音乐家。
驱动成功的是初始的成功
这一现象有一个“社会学证据”特征，你可以和朋友在农贸市场中让其呈现出来。如果你让朋友在一家商贩的摊位前，表情热烈地拥作一团，过一会儿就会发现，这里开始排出一列队来，就像有魔力似的吸引其他人也加入进来。这个摊位售卖的胡萝卜可能并不比路对面的更美味。正是热切的顾客们叽叽喳喳的嘈杂声吸引了其他人的好奇心，想看看这些群人究竟在干什么。那些胡萝卜似乎一下子变得更鲜、更脆、更甜，它们呈现的橘红色也似乎比我们轻轻松松就能从旁边摊位上买到的更鲜艳，我们不想错过。
优先连接构成了我们大多数决策的基础，从我们要买什么产品到支持什么事业，无所不包。当我们受到朋友的鼓动在社交媒体上为某项请愿签名，优先连接就开始起作用了。无论我们最初是否在意，但如果有很多人都在暗示我们，我们就更有可能去做这件事。当相同的请愿第四次、第五次出现，有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这条信息，并签了名，我们最终也许就相信了它的价值。这肯定是一项很重要的事业，它对我的许多同伴关系重大。
Change.org网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在线服务网站，用户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发起一项请愿运动，超过3亿次的个人请愿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涉及的问题从地方到全球、从平凡到极端，非常广泛。只要签个名，我就能请求为我的社区青年中心继续提供资金，或者要求选举团改变某项选举结果。我也可以要求禁止网站上的亵渎语言，或者敦促州长同意宽恕一名死刑犯。虽然有一些请愿能收到上百万的签名，特别是那些世界性的大事件，或全国性的新闻事件，但绝大多数请愿仅仅只有几个签名。
一个请愿项目如何才能获得可见度？里特对此非常好奇，为此他再次设计了一项实验。他选择了200个早期项目，给予随机选择的100个项目10来个签名。现在，你可以预测他会有什么发现：优先连接甚至在意识形态场景中都会起作用。里特随机支持的项目积累更多签名的可能性，大大超过被他冷落的项目。这意味着，即使我们遇见一个潜在的、在政治或伦理上极其重要的问题，比如有关公正的问题，一个不公正的机制也在发挥作用。我们可能认为，这些请愿是推动民主的一种方式，但里特所发现的则是，虽然所有的项目都是平等地启动，但驱动它们后期成功的因素不是项目的道德紧迫性，而是它们之前的成功。我的Facebook通知里也有大量的请愿信息，包含许多各不相同的主题，但我只在很少的情况下会给它们签名，通常是当这些紧迫的问题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时，例如要求一个暴虐的政权释放一位被关押的科学家，或者呼吁大学免受政治干预。我之所以点击签名，是因为我在乎。虽然这是一个我认为涉及个人和隐私的决定，但也只有大家都关注的事件才能进入我的通知平台。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其他项目，我可能会喜欢，但没有人提示我需要去关注它们。这些就是最初缺乏助推的项目，优先连接还没有激活到能让我注意到它们的程度。
作家的成功：马甲真的有效吗
“我真的不需要对这本书的情节再说些什么。”尼哥德默斯·琼斯（Nicodemus Jones）在亚马逊书评中针对《默默地我相信天使》（Quiet Belief in Angels ）这本书写到。 9 该书为英国作家罗杰·埃洛里（R. J. Ellory）所著，是一本刚出版的神秘小说，只能通过提前预订才能买到。“我想说的是，书里边有些段落和章节突然让我停了下来。一些地方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一些地方宛如脱缰的奔马；一些地方极富诗意、让人深陷其中，你得读上两次、三次，才能真正欣赏到语言的深邃……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琼斯继续写道。
我自己也是一位作家，这样的反馈我会很愉快地接受，尤其这碰巧还是该书在亚马逊网站的第一篇书评。要知道，这样一种坚定的初始认可，对小说未来的成功是多么关键。在人们还没有欣赏到这本小说的磅礴气势之前，琼斯用这篇早期发表的可靠评论，启动了《默默地我相信天使》的成功。就像里特施舍出去的穗谷五星一样，琼斯慷慨的反馈为小说后来的赞誉提供了必要的、积极的动力。
这并不是说，埃洛里就需要额外的赞美。这是他的第5本书，他已经有了忠实的粉丝团，他先前的两本书曾获重要奖项的提名。但无论如何，任何新小说都需要热情洋溢的读者群来提高销量。缺乏最初的坚定认可，《默默地我相信天使》就可能会像其他许多有价值的精心杰作一样，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冷落消失。如果换一种情况会怎么样呢？比如琼斯认为它只是“没完没了、千篇一律的警探小说中的一本，在英国这样的书多不胜数”，这是他为斯图亚特·迈克布里德（Stuart MacBride）所著的《黑血》（Dark Blood ）写的评论。这样一种严厉尖刻的初始评价应该会让《默默地我相信天使》为生存而艰苦战斗。而现在，这本新书在全世界已经连续售出了100万册以上，成了埃洛里最成功的一本书。
这些隐形的早期人物可以在一个新项目的成败上发挥超乎想象的重大作用。我喜欢将里特想象成科学界的小叮当，他隐匿地向互联网的一个隐秘角落洒出一缕仙尘。里特实验中不知情的参与者从他的干预中获得的利益远超他们可能意识到的。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后期的成功，是里特最初刻意助推的直接结果，我想他们定会大为震惊。同样，当埃洛里收到这样一篇赞美有加的初始书评时，我能够想象到他内心强烈的满足感。
除非埃洛里一点儿也没感到震惊。人们肯定没有料到，埃洛里和他狂热的支持者琼斯，竟会是同一个人。琼斯是埃洛里的笔名，一个他用来赞美自己作品、贬损竞争者作品的名字。借助这样的虚假身份，他为自己写下了高唱赞歌的书评。专门有一个词用来描绘这种道德上不正当的行为——马甲（sock puppet）。实际上，这种行为比你能想到的更为普遍。在最近几十年，互联网使这种伎俩更加容易得逞，而无数的创业者都使用过这种计策。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仰慕的作家为了推销他们的书籍，竟会卑鄙到使用欺骗的手段。这实在令人悲伤，但更令人悲伤的是，这种手段居然这么行之有效。因为我们在挑选一本书时，首先查看其他人是否觉得这本书对得起他们的时间。里特的实验告诉我们，初始评论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是它们启动了成功。
使用“马甲”真的奏效吗？当我们做任何决定时，从购买真空吸尘器到入住旅馆，都需要依赖评价和评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套系统是准确、公正和可靠的，但使用“马甲”的行为对此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容易地操纵评价系统来利己损人，那我们就应该警觉起来。琼斯赞美有加的评论能够提高一本书的成功率吗？他诅咒的书评又会扼杀一本前景光明的新书吗？
希南·阿拉尔（Sinan Aral）是计算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星之一，他设计了另外一个聪明的实验来回答这些问题。他是这样做的，操控一个大众新闻综合网站中评论的“上行票”和“下行票”。 10 上行票是指其他用户投的赞同票，认可富有远见的或有用的评论；下行票则是指向多余、无关，或者不恰当的评论。当阿拉尔对一条评论给予初始的上行票，毫无悬念，他发现该条评论随后更有可能得到上行票。实验再次表明，成功衍生成功。
但我最好奇的是这个问题：当阿拉尔对一条评论人为地给出下行票，而无论这是不是该条评论的真实反映时，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条初始的负面评论会不会导致优先“分离”，使该评论迅速沦为垃圾？像埃洛里这类人能够用恰逢其时的负面评论真正扼杀他们的竞争者吗？
阿拉尔的发现出人意料地鼓舞人心。在任意地给一条评论下行票后，他并没有看到持续的负面评价。优先分离并不存在。反之，在一段时间之后，网站的其他用户按部就班地给了上行票，对批评进行了纠正，最终抹去了阿拉尔的逆向影响。理智占了上风，负面反馈被消除。
虚拟世界可能令人深深地感到世人的冷酷无情，比如读一读不同网站的各种评论栏，就能对人们彼此间不人道的行为感到厌恶，但阿拉尔的发现则令人感到欣慰。在虚拟世界里，洒出一缕仙尘的里特式小叮当，比“马甲”使用者更有魔力。这个世界的“里特们”可能会造成一些个别的混乱和破坏，但可能比他们所希望的影响力要弱。一个初始的好评对成功至关重要，但一个初始的差评并不一定会带来额外的嘲笑。优先连接是喜事和善行的推动力量，它拒绝为那些用它来搞歪门邪道的人服务。
如何从“众”到“筹”
那么，我们如何运用这一强有力的积极力量来孕育我们的成功呢？
一开始，我们应该竭力思考如何才能产生最初的推力，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对成功的重要性。首先，鼓励那些已经对我们的创新项目赞扬过的人继续公开点赞。记住，里特最有魅力的发现之一就是：谁提供的初始支持并不重要，只要有人支持就足够了。但我们仍然想要知道，需要多少初始成功才足以保障后续的成功，需要达到多少“众”才能“筹”到成功呢？
Kickstarter众筹网站本身提供了一些答案。我们已经知道，一次小小的助捐对一项计划能起到重要而持久的影响。接下来，里特想测试：同一渠道的多次助捐会产生什么效果。 11 在他没有投资的情况下，68%的项目失败了，没能吸引到另外的捐助。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收到他的一次随机捐助后，仅有26%的项目还在苦苦挣扎，但当他持续提供随机捐助，达到4次时，失败的项目仅有13%。换句话说，多次的初始支持实质上保证了成功。
多次的初始支持实质上保证了成功。
More initial support virtually guaranteed success.
还有一项有趣的收获。额外的捐助导致回馈逐渐减少。单独一个初始捐助者能吸引4.3个额外的捐助者，但随后的3个捐助者每人仅能吸引1.7个捐助者。就款项来说，里特的初始捐资平均为24.52美元，这一捐资平均而言能吸引191美元的额外捐资，回馈是非常不错的。但他随后的3次投资的回馈，每次仅产生首次的一半款项——89.57美元。简单地说，初始捐助所产生的推动力比随后依样画葫芦的捐助，能带来更重要的影响力，反复地干预会导致回馈逐步递减。
这表明，某人第一个点击一个项目的注资键，其效果不仅仅是对该项目目标的投资，而是他在启动优先连接，把项目推向一条成功之路。因此，初次的赞美行为极其重要。对于初露头角的创业者、艰难前行的艺术家、显露雏形的电子阅读器，或一个筹资项目，初次赞美会使最终结果大为不同。所有希望从优先连接中受益的人，都需要将此牢记在心。里特对众筹的干预行为同样告诉我们，你需要成功来推动更大的成功，但即使是最大的成功，也始于不断的积累和壮大。你见过五金商店收银台上方悬挂着的、装在相框里的美元钞票饰物吗？它不仅仅是一种象征。一个生意的第一笔买卖是它最重要的买卖，一位初始顾客勇敢地用那笔钱投资了商店的未来，让商店开张，推动它走向成功。
这使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些梦想破碎的坟场——Kickstarter众筹网站。网站里许多失败的项目也代表着真诚的努力和真正的价值。然而，我们的赞美没有给予这些弱势的无名之辈，我们的关注对象往往是网络上的超级明星。这就是财富的不公平性和成功的无界性背后的机制。优先连接解释了人生为何不公平。为了使之变得公平，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早早地认识、承认和支持富有才华的人，使成功的雪球滚动起来。如果我们期望孩子在学业上取得成功——谁没有这个愿望呢？就一定要记住优先连接无处不在，正如之前看见的那样，优先连接根深蒂固于决定孩子们成败的机遇中。
人类生来就对冒险持有疑虑的心理，因此我们总是密切关注先前的赞扬，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我们所做出的承诺总是要依附于某些现成的范例。我们奖励那些可资奖励的行为。如果我们提名一位奥斯卡获奖者去竞争另一项表演奖，或者授予一项人人觊觎的音乐界名誉职位给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大赛的获胜者，或是就像爆炸猫项目的众多狂热助捐者，对一项已经筹满足够资金的众筹项目继续捐助，我们可以使冒险最小化。就像成功这一词的定义所显示的那样，它是一种集合现象。我们所有人一道为它负责，特别是在衡量才华、质量和能力表现缺乏有效手段的领域里，我们更有可能要依靠群体智慧。然而，这样做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它扩大了在成功的分布方面业已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粉丝，最初的启动效应
虽然我不是Kickstarter网站上筹资项目初始捐助者中的一员，但我也是爆炸猫游戏的大粉丝。这款游戏不仅使我的小儿子——一个8岁的肾上腺素旺盛的游戏迷，感到有趣和兴奋，我也迷恋其中，因为我也觉得它有趣，很有吸引力。在玩的过程中，屋里的其他人会过来要求我们保持安静，我们才发现自己玩得简直忘乎所以。就我而言，这款纸牌游戏的初始支持者具有惊人的直觉，游戏所收到的像雪片般飞来的赞扬也是当之无愧的，但爆炸猫游戏同样也容易使人感到枯燥乏味。那么，它的支持者如何能够在没有亲自尝试的情况下，便预见到游戏的趣味性呢？
答案是，初始的启动效应就铸就在爆炸猫的项目中。那些在爆炸猫项目起动的数秒内就输入了信用卡信息的首批捐助者，是马修·因曼的粉丝。因曼是一位艺术家，爆炸猫纸牌上的卡通人物，比如山羊巫师、独角猪、背上的毛可用作攻击性武器的猫，就出自他的手笔。 12 他名为“燕麦粥”（The Oatmeal）的个人漫画网站，以及类似《直击海豚嘴部的5个好理由》的作品，已经使因曼成为连环漫画界的主流人物。
与爆炸猫不同的是，“燕麦粥”网站不是突发奇想而一夜之间形成的，它的观众是通过一集一集的连环漫画逐渐建立起来的，从而在成长过程中触发了优先连接。因曼于2009年创立该网站，以便与人们分享他枯燥、简约、人物驱动的画作，以及机智诙谐的注解。他那时也同时在做网页设计师的工作。但他的艺术在Digg和Reddit网站引起了一阵轰动，给了他频频亮相的机会。他也很快坦承，若不是在互联网时代，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一年以后，他的连环漫画开始给他的网站带来了每月2000万人的访问量。随后，他辞去了工作，出版了一本书，书卖得很好，以至于他不得不雇用几位家庭成员来帮助完成订单。这本书最后和一家传统出版商签订出版合同，还出现在卡森·戴利（Carson Daly）主持的《卡森·戴利最后的通话》（Last Call With Carson Daly ）夜间电视节目中。
作为因曼的朋友，艾伦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案例，如何使用优先连接让开创性的项目受益，而不必使用“马甲”欺骗行为或操控捐助者。艾伦通过与一个已经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枢纽节点”合作，为成功的游戏做好了准备。因曼的粉丝已经熟悉了他的作品，能很容易地被吸引到爆炸猫项目上来。通过在适当选择的网络中传播爆炸猫的信息，艾伦确保了这款游戏会像它的名称所允诺的那样，一夜爆红。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虽然价值仍然起着本质性的作用，但在这个案例中，支持者没有机会在支付款项之前亲自对游戏进行测试，因此像暴风雨一样滚滚而来的捐助并不是冲着它的价值而来。与之相反，是因曼的粉丝群从Kickstarter上的众筹项目刚一上线的那一刻起，催动着整个筹资过程。
魔法究竟是什么
正如我喜欢和我的小儿子利奥一块儿玩爆炸猫游戏，我也喜欢读书给大儿子丹尼尔听。他让我有机会探究《哈利·波特》的系列小说。在他到适合阅读的年龄时，这些厚厚的精装本书籍正好风靡一时。我的良苦用心之一是，帮助他构建他的词汇量，因为每个词就像积木块一样帮助搭建另外的词。但使我更高兴的是，看到丹尼尔听故事时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情，他俯身看着书页，带着充满想象力的少见的专注，完全被带入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当然，丹尼尔喜欢《哈利·波特》这本小说。在匈牙利，我给他读了前面的两本，当第三本面世时，他等不及还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发行的匈牙利语译本，自己开始阅读起了英语版的小说。我还记得他为了得到这一系列小说的最后一本的经历。当时，我们去锡比乌旅行，它是位于特兰西瓦尼亚中心的一个迷人的中世纪小城。虽然我们的车并不是载着哈利和罗恩飞往霍格华兹魔法学校的魔法汽车，但我们似乎也在进行一场魔法旅行 (19) 。
我们愿意进行那场特殊的旅行是因为，《哈利·波特》不仅非常盛行，它还是一套非常优秀的小说。当优先连接附加于异常优秀的事物上时，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现象。一次又一次，伴随着“火焰熊熊”的呼喊声，《哈利·波特》中的一个人物召唤出了红黄色的魔焰，令人惊奇的事情往往就会出现，就好像是咒语点亮了它。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所说的魔法究竟是什么呢？
英国猎户星出版集团（Orion Books）的出版总监凯特·米尔斯（Kate Mills）从书桌上布满灰尘的一堆书稿中抽出了《布谷鸟的呼唤》（The Cuckoo's Calling ）。这是一本犯罪小说，作者是前宪兵军官罗伯特·加尔布雷斯（Robert Galbraith）。此书具有一些引人入胜的特点：优美的语言、自信的语气，以及令人着迷的、装有一只假肢的主角。米尔斯翻阅了起来，认为这本书“相当不错，但情节过于平稳” 1 ，随即便将书稿弃之一旁。
加尔布雷斯最终找到了一家愿意碰碰运气的出版商。在此书于2013年4月出版发行时，格弗里·万塞尔（Geoffrey Wansell）在《每日邮报》上赞扬说，“一次令人看好的初次亮相”。 2 虽然万塞尔充满了热情，但这本书并不够幸运，没有形成可观的读者群，一开始仅售出了微不足道的500册，看不出一点儿畅销的迹象。
但后来一种传言开始蔓延，说加尔布雷斯拥有和J. K.罗琳相同的代理商和编辑，他们因《哈利·波特》而名声鼎沸。加尔布雷斯还有一种描写女人服饰的神奇能力，这一特质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些传言促使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请教了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他也确实在罗琳的《偶发空缺》（Casual Vacancy ）和加尔布雷斯的新书中，找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语言上的相似性。被逼无奈，罗琳最终承认，这些传言确实是真的。英国在世的最负盛名的作家J. K.罗琳就是罗伯特·加尔布雷斯，就是那位默默无闻的宪兵军官。第二天，《布谷鸟的呼唤》一下子就成了全球畅销书。
在匿名写作的过程中，罗琳实质上进行了她自己的成功学研究。她希望新书在“没有炒作和预期”的环境下出版，从读者和书评家客观公正的反馈中获得一种“纯粹的愉悦”。她知道，只有去除掉她那巨大声誉所产生的影响力，她才能公正客观地检验自己的写作价值。
30多年前，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也做过一个相似的实验。 3 他用理查德·巴克曼的笔名来核实自己获得的成功是取决于运气还是才华。于是，金以理查德·巴克曼的笔名出版了几本小说，并尽可能在小范围内营销宣传，故意使假名作者看起来生活拮据。金对这个人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巴克曼的小说附有一张作者头像，一位粗狂英俊的男人在护封页上向外忧郁地凝视着。小说还附有作者的个人经历，包括他曾经做过商船水手，在新罕布什尔州农村的鸡场养鸡。根据个人简历，巴克曼在晚上写作时，“总有一杯威士忌放在他的奥利维蒂（Olivetti）打字机旁”。
就像罗琳一样，金在自我暴露之前就已经露馅儿了。揭穿他的是一位书店员工，他察觉出两位作者在写作风格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是在暴露之前，金用“巴克曼”的笔名写了4本书。他的最后一本书是《销形蚀骸》（Thinner ），被人评论为“如果让史蒂芬·金来写的话，就是写这样的书”。这本书卖了大概4万册。然而，一旦将此书归于金的名下，它一下子便成了畅销书，销量大增10倍之多。在金的光芒之下，巴克曼黯然失色，湮灭于无闻之中。在后来的访谈中，金这样调侃道：巴克曼于1985年突然死于“假名癌，一种命名分裂症的罕见类型”。
“假名癌”用于形容加尔布雷斯的案例似乎也很贴切。罗琳当然是希望《布谷鸟的呼唤》能够以它自身的价值赢得广泛的读者群，但她的大名不出现在封面上，该书就不会赢得读者。初始兴趣缺失这一现象对罗琳来说并不陌生。20年前，当她还是一位领福利救济的单身母亲时，有12家不同的出版商对她的第一部《哈利·波特》视而不见。 4 她坦承，除了尚且有地方住，她当时是英国最贫穷的人。她的故事是白手起家的经典案例，诠释了才华和毅力造就超级明星的整个过程。然而，很明显的是，这极具偶然性：为什么《哈利·波特》能依靠自身的价值获得成功，而《布谷鸟的呼唤》则铩羽而归，直到罗琳施展她的巨大影响力时才使它缓过气来？为什么同一位天才写的书，一本能激发5亿读者的想象力，而另一本则仅让区区500人为它驻足？
当然，也许《哈利·波特》确实是一本比《布谷鸟的呼唤》更优秀的书，事情有可能就这么简单。我们若想用语言描述如何区分美玉和顽石，可能得费一番功夫；但如果亲眼看到它们，我们便会知道答案。评估任何事物，从私人教练到宾馆酒店，或者决定往购物车里添加何种商品，我们追求的是优秀的品质。任何比竞争对象更优秀的书籍、电影、汽车或者服务，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
但是，即使警察的办案程序并不是罗琳的擅长，《布谷鸟的呼唤》仍然产生于完全相同的创造性头脑。所以，最初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仅仅因为附上了她的名字，这本书的销量便直线上升呢？如果你是凯特·米尔斯，正在翻阅手中的文稿寻找下一部畅销书，判断上的一个小小错误，便会对你和作品本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你可能很容易就成了那12家出版商之一，他们拒绝了《哈利·波特》，选择投资一个符合畅销书所有条件的作品，而最终却以惨淡的销售量而收场。如果区分优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为什么米尔斯的工作会如此困难呢？
也许，这是因为寻找优秀作品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许多。书店里有成千上万册书籍，苹果公司的iTunes上有上百万首歌曲，任何一家大卖场都有巨量的货物，一个人如何才能从中选出最优秀的作品呢？
你的朋友可能会起作用。如果朋友推荐了一本书，我们就更可能去读；如果我们听到一家新开的餐馆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棒，我们就不会去了；如果邻居抱怨自己的冰箱，我们肯定会去订购另一个牌子的产品。在多如牛毛的供应中，我们通常不能依靠产品本身的价值，而是通过询问、观察、倾听来做出评判。我们依赖他人的意见做出选择。推荐可以减少干扰，帮助我们直抵最佳产品，同时它也易于人们接受。一本迅速走红的畅销书提供了一种安全的、经过群体检验的选择。于是，我们便从众地走向那几本书、几首歌曲、几家餐馆、几种电器，让所有其他东西湮灭在我们双脚扬起的尘土之中。
但是，当我们依赖大众信息来决定自己的选择时，我们是将时间和金钱投向更优秀的物品，还是仅仅枝附影从、随波逐流呢？
自我应验的预言
在某种程度上，雅虎音乐实验室（MusicLab）的创始人邓肯·J.瓦茨（Duncan J. Watts） (20) 、马修·塞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和彼得·道兹（Peter Dodds），是罗琳的科研同行。为了搞清楚流行度如何影响成功，他们邀请了上万参与者来欣赏歌曲，但这些歌曲均未标注是哪个乐队演唱的，这完全就是米尔斯所面对的书稿堆的音乐界版本。 5 他们特意选择的歌曲，除了演奏乐队成员的朋友及家人，圈外人通常都没听过。
音乐实验室招来的实验参与者都很年轻，3/4的人年龄只有十四五岁，对音乐都非常关注。想象一下你十几岁的女儿，她正在浏览你Spotify上的歌单，脸上时而露出喜欢时而呈现出厌恶的表情，你将这一形象乘以14000。怎么样，吓着你了吧？
这14000名青少年自己不知道，他们被引向了9个不同的虚拟房间。一些人被引进了对照组，给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将48首曲目从优到差进行排序。作为回报，他们将被允许下载喜欢的歌曲到各自的音乐收藏夹中。参与者下载一首歌看起来是一个可靠的指标，表明他是真正喜欢听这首歌曲，至少还想再播放一次。如果一首歌被反复下载，研究人员便认为这首歌是“好”的，如果参与者听完一首歌曲后不予理睬，研究人员便视其为“差”的。
当然，质量的高低来自观者的耳朵。这群参与者主要由美国青少年组成，他们所喜欢的歌曲对于14000名中的一些人来说，比如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妈或古典音乐家，可能是令人生厌的。因此，量化真实的质量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真正能够期望测量的，是歌曲的“社会适应度”，也就是与其他歌曲相比，它更能获取我们关注的能力。由于其他参与者与对照组的成员之间没有统计差异，他们理论上应该对听到的音乐做出相似的反应。
这就好像听着耳机做家庭作业，对照组的成员忠实地评估着这些歌曲，然后通过奖励下载自己喜爱的乐曲，就这么简单。但对照组成员只占全体14000名实验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其他人被领入另外8个相同的虚拟房间，在那里完成同样的任务——给歌曲排序，下载心仪的歌曲。不过，他们与第一组有一个关键的差别——可以看到一个统计表，上面有每一首歌曲被他们小组其他成员下载的次数。当每位参与者登录并下载自己喜欢的歌曲时，这个统计表的数据就会相应地更新。每一位参与者所看到的排行榜都不相同，这取决于之前人们的选择。每位参与者也都为下一位登录的人留下了与自己登录时略微不同的排行榜。
下载计数使年轻人能够发掘他们社交世界的集体智慧，帮助他们找到最优秀的歌曲。这确实奏效：在所有8个非对照组里，有一首歌曲冲向榜首并一直占据在那里，具有令人惊讶的一致性。 6 换句话说，每个组对哪首歌最为优秀有一致的看法。但也表现出怪异之处：虽然每个小组迅速、明确地达成一致，但组与组之间却有相当大的不一致性。如果我们把这8个小组看成是8个平行宇宙，每个宇宙都发展出极为不同的音乐品位。举个例子，由52号地铁乐队（52 Metro）演唱的《禁闭》（Lock Down ）在一个组里是最受欢迎的，但在另一个组里却被全体成员鄙视。一旦这些年轻人可以知晓同伴的偏爱和喜好，社会影响便会左右他们的选择，使得最终结果出现难以置信的不可预测性。
如果社会适应度是成功的唯一要素，那么最优秀的歌曲总是会获胜，成功也就具有可预测性。但现在我们知道，事情远比这复杂。由于能力表现是有界的，我们已经了解到，优中选优即使对专家来说也是困难重重。尽管音乐实验室中的歌曲未必都很优秀，比如劣质酒有时也混杂于佳酿之间，但各小组仍不能完全达成一致。事实上，虚拟世界中唯一能被预测的一点就是，人们喜爱的歌曲是多么不可预测。社会影响越强烈，结果越不可预测。比如，听者将先前人们所喜欢的歌曲纳入自己的选择，并将其强化，而这首歌的内在价值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换句话说，音乐实验室中的成功是一个“自我应验预言” 7 ，这一术语是罗伯特·默顿在1948年创造的，用来描述学业成绩上的差距。 8 他认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以及其他代表性不够的族群的学生，从一开始便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环境会激发一种新的行为，使原本虚假的想法成为真实”。20年后，一个戏剧性的实验证明了自我应验预言具有多大的影响力。
实验是在奥克学校（Oak School）进行的，这是旧金山中下阶层社区的一所小学。 9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一项“哈佛习得变化”测试，每一位教师随后收到了他的班级在这次测试中得分排名前20%的学生姓名。这些学生理所当然地被期待在来年有更大的进步。在期末的时候，这些孩子又进行了一次测试。不出意外，之前测试中预示会有最好智力发展的那20%的学生，表现确实特别优秀，他们在智商测试得分上的进步远远高于那些没有进入名单的孩子。这项测试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准确地锁定了那些将会实现超越的学生。
事实上，并没有“哈佛习得变化”测试这么一回事。孩子们确实在年初时进行过一场测试，但那只是一次标准的智商测试。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没有真正使用智商测试的结果，提供给老师的前20%的学生的名单完全是随机选择的。“哈佛习得变化”测试完全是伪造的。但没有伪造的是这一事实：那些被标为“天资聪慧”的20%的一、二年级学生，在学年年末的智商测试中，完美地完成了自我超越。
通过宣布某一孩子在评估测试中比他的同学具有更高的天赋，研究人员改变了老师对孩子能力的看法。学生对他们自己的智力现状并不清楚，他们还是和平时一样上学放学。他们在课堂上积极举手或者双眼游离于教室虚无的空间中；他们交上做好的家庭作业或者为交不出作业寻找理由；他们喜欢学校或者讨厌学校，凡此种种。但是，基于虚假的测试成绩形成的对孩子隐匿能力的认识，引起了老师更高的期待，从而产生了自我应验预言。老师期望入选的学生出彩，他们也因此鼓励学生出彩，而孩子也用出彩来予以回应。
自我应验预言意味着，在适当的条件下，最差的学生，或者最差的歌曲可能升至榜首。但错误地相信一个人或者一件产品的价值能够导向持久的成功吗？或者，我们一定会发现皇帝身上是一丝不挂的吗？在首次实验两年之后，音乐试验室的研究人员准备去解决这一问题。
与奥克学校的实验采用的方法一样，研究人员故意欺骗新的实验参与者——大约1万名年轻人。 10 在对照组里经常下载的歌曲被改为很少的下载次数，而最不受欢迎的歌曲却被标在榜首。换句话说，他们设置了一个假象，下载最少的歌曲成了同伴的最爱。
现在，这些青少年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负面详情被颠倒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情况是，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喜欢，而且是热爱某一首歌曲。这一刻他们的困惑可想而知。就比如一件时髦的小电器出现在市场，（10年前风行一时的便携式牛奶起泡器，一下子浮现在我脑海里）尽管没多大用处，但人们都趋之若鹜；或者一部糟糕的电视剧让我们的朋友为之着迷，忍不住一直絮絮叨叨地谈论它。“我难道搞错了吗？”我们会想，“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我得再看看。也许我的看法会改变……”
新的实验模仿了罗琳的实验，虽然规模大了许多。小说和歌曲都一样，受益于声誉信号传递：如果你知道一位作家或者歌手，你对他的作品或专辑便会非常上心，而如果你不知道，你通常会漠不关心。声誉信号传递的现象无处不在。一个高等级的葡萄酒庄园的葡萄酒要价远远高于出产相同品质葡萄酒的低等级庄园，尽管葡萄酒酿造的等级，就像霍奇森的研究表明的那样，是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评价系统之上的。圣母大学的橄榄球队是大学橄榄球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球队，几乎每一年都会获得其他球队梦寐以求的橄榄球杯赛的邀请，即便是球队的表现大有问题。高地位的投资银行收取的费用更高，尽管其金融产品与同行的产品并无不同。在科学界也是这样，当一位著名的科研人员在合作者名单中偶然地被遗漏，那么这篇科研论文被接受发表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 11
通过欺骗实验参与者有关他们同伴的选择，音乐实验室发现了不同声誉信号相互混杂时的情况。毫无疑问，排行颠倒的负面详情对优秀歌曲的影响是致命的，而平庸的歌曲则从中获益匪浅。
社会影响，阻止我们一遍又一遍吃下有毒的蘑菇
社会影响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可能就是它阻止我们一遍又一遍吃下有毒的蘑菇，或者阻止我们与老虎太过亲密。我们的判断受到社会上他人观点和经验的影响。我们运用同伴的意见来评估诸如冰激凌品牌和艺术品等一切事物。如果一件产品受到大家的广泛欢迎，我们就假定它的品质是上乘的。如果大家不喜欢，那我们就假定它糟糕透了。声望孕育声望，就正如成功孕育成功一样。
但音乐实验室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来源于该实验一个很不寻常的结果：在极为少数的情况下，优异的社会适应度能够抗拒社会影响。对照组里最被推崇的歌曲——由帕克理论乐队（Parker Theory）演唱的《她说》（She Said ），再度受到超乎寻常的欢迎。面对一张颠倒的排行表，这些青少年最初是在最末端看到这首歌曲的，但后来它的下载量逐渐增长。负面详情颠倒之后不久，《她说》开始从阶梯的最低一级缓慢但稳定地攀升。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先连接助推这首歌奔向顶峰。这就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故事，尽管《她说》是受到最严厉惩罚的竞争者，但在比赛中重新回到了赛道上。《她说》这一歌曲表明，能力表现可以从负面的社会影响中强势逆转，成功升顶，就像我们断定油总是会依靠浮力漂浮在醋液表面一样。
《她说》这首歌曲的复苏告诉我们，优先连接，即“成功带来成功”的驱动引擎，在成功的过程中并非孤军奋战，而是与社会适应度携手并肩。《她说》是成功第三定律的一个很好的示例：
初始的成功×社会适应度＝未来的成功
社会适应度和锦上添花现象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影响我们的选择，改变我们的结果。一群人可以让一个普通的东西获得不相称的盛誉，但他们极少会真心地支持令人厌恶的东西。对流行度的错误感知可能会抬高一首糟糕的歌曲，但它绝不会获得整个群体的喜爱。当能力表现和优先连接和谐一致时，就像《她说》案例中的那样，带来暴风骤雨般的成功。
我第一次发现成功第三定律是在音乐实验室研究开展的7年前，那时我正试图了解谷歌——这个互联网行业默默无闻的后来者，是如何成为最大的中心网站的。从理论角度来看，谷歌的成功是没有道理的。优先连接始终如一地预示，链接最广泛的网页是那些历史最久远的，它们有更多的时间集合链接，看起来比后起之辈具有更长久的优势。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举个例子，当我们寻找外科医生时，会倾向于认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龄大的医生比年龄小的医生更具优势，因为他们看的病人多，有更多的人推荐他们。因此你最终也很有可能进入他们的手术室。年轻一点儿的医生缺少提供好评的病人群体，总是在他们更富经验的同行的阴影下蹒跚起步。
不过，这个规律还是有明显的例外，谷歌就是其中之一。当它1997年刚刚登场时，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还是像Altavista和雅虎公司的Inktomi这样的搜索引擎。但3年之后，谷歌就远远地超越了其他产品。它的成功是如此迅速，毫无悬念，连它的品牌名称都成了搜索的代名词。因此我们一直感到好奇，谷歌是如何从底层开始，化解庞大的竞争对手的先发优势的。通过研究数据，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任何市场中都有很多类似于谷歌、迅速获得成功的后来居上者，这些公司尽管相对年轻，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迅速获得市场份额。比如，波音公司——搅乱航空工业的自命不凡的新贵；善卫得——让竞争者销声匿迹的治疗溃疡的药物；山姆啤酒（Sam Adams）——让各地的饮酒爱好者都品尝到了精酿啤酒的风味。它们各自是如何击败通过优先连接已经获得强势发展的首批入行者的呢？
事实上，答案非常简单，它们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其产品具有独一无二的内在品质，这帮助它们克服了产品因默默无闻而带来的障碍。一个能引导用户找到更多相关网址的搜索引擎、一架更有效率更为可靠的飞机、一种更胜一筹的药物、一款口味更好的啤酒，它们不仅能够和庞大的对手竞争，而且还能在竞争中胜出，因为它们更具有活力，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的挑战。
因此，要认识这些后来者是如何成为它们现在的行业中心的，我们就需要对每一个节点赋予能够体现其优势的内在特征。借用进化论的术语，我们将这一属性称为“社会适应度”。 12 这个名字是一种恰当的选择，因为社会适应度并不完全等同于“品质”，尽管它肯定会依靠品质。与产品的价值判断不同，社会适应度让我们可以捕获某件产品，在与其他产品争取相同买家、相同观众、相同赞誉者的竞争中取胜的内在能力。比如，几乎没有什么文学类型会将系列小说《五十度灰》视为“品质”类小说，但我们不能质疑它们的社会适应度，质疑它们与书店中其他更多的文学作品竞争并且取胜的能力。社会适应度帮助我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同等优秀，就像并不是所有的网站都同等有用一样。
第三定律告诉我们，未来的成功是产品的社会适应度和初始的成功的共同产物，它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直觉转换为具有预测性的数学语言。基于这条定律的公式，我们可以预知一个高社会适应度节点，即使是比赛的后来者，也能成为赛场上的主力队员。这条公式作用巨大，能准确地描述互联网的网页获得链接这一竞争中丰富的动态过程。
同样重要的是，成功第三定律向我们准确地展现了成功与优秀如何协同配合，带来统治性的地位。你的社会适应度越高，你就可以每天主动获得越多的链接，即使你在一开始还不为人知。一个真正优秀的外科医生能熟练地进行手术，最大限度地减少病人的痛苦，增进病人的健康。随着他技术的精进，他会赢得更好的口碑，进而吸引更多的病人。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如果两个节点具有相同的社会适应度，早一点的节点仍然具有优势，就像一位执业数十年的医生，会比同样优秀的新手医生拥有更多的病人。然而，若是两个节点具有相同的可视度，只要社会适应度有一点儿差别便可以决定谁将得到更多链接。
如果决定某件产品最终成功的是它的社会适应度，那么，像成功第三定律预测的那样，当社会适应度和流行度缠绕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能够一直关注某件产品的真实价值，而忽略它的感知价值吗？
为什么说评价越多越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适应度
音乐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喜好是多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自己鼻子底下的极其低劣的产品置若罔闻。由于品质是有界的，当面对大量“还不错”的选择时，我们通常会放弃自己的判断而追随大众的选择。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流行起来的产品并不见得就反映了它真实的优秀品质。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需要一本“令人兴趣盎然”的书籍，而不是一本通俗读物；我需要住进一家“高品质”的酒店，而不是网红宾馆。但是，当我们点开亚马逊网站，搜索Hotel.com，或者任何其他依靠大众舆论做的产品排行的论坛时，所看到的除了流行度，还是流行度。最终，流行度和品质无可救药地缠绕在一起，两者相互遮盖掩藏。我们有没有希望将两者分离开来？不受作者声誉的影响，去真正地认识《布谷鸟的呼唤》是多么优秀，难道不是更好吗？
事实证明，如果将成功第三定律应用于大数据，我们是能够做此区分的。
不久以前，我读到了一篇由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研究者撰写的论文，研究内容正是将流行度与品质分离开来。当我越来越着迷地读着论文时，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他就是西班牙网络科学家曼纽尔·塞布里安（Manuel Cebrian）。几年前，他申请我实验室的博士后职位时，我们见过面。尽管当时他是最优秀的申请者之一，但我们没钱雇用他，最后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使用网络科学赢得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一项竞赛，给遍布全美的10个红色气象气球定位。最终，塞布里安在澳大利亚谋到了教职，在随后几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我意识到这篇论文是他撰写的时，马上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列出了一长串的想法和问题。考虑到悉尼和波士顿之间14个小时的时差，我想最快也得第二天才能得到回复。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几个小时之后，就像罗琳小说中学者模样的巫师一样，塞布里安本人居然走进了我的实验室。他说他到波士顿已经好几天了，觉得亲自来一趟能更方便地回答我的问题。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回答了我的问题。随着我了解越多，我对他的研究越发感兴趣。他向我演示了如何运用第三定律来提升成功。
塞布里安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一个算法程序，可以系统性地将流行度与社会适应度区分开来。 13 为了证明这个算法有效，他们用它来挖掘音乐实验室的数据。以一首优秀的歌曲《与伯爵同行》（Wont With the Count ）为例，这首歌在对照组排名第2位，但当十来个青少年第一次发现这首歌时，它排名第25位，这是一个相当低的位置。尽管它的排名很低，但有几个人认为这是一首很美妙的歌曲，就把它下载下来收藏，这将《与伯爵同行》的名次推高了几位。一段时间之后，当排名有了改变，另外十来个青少年在排名第25的位置上遇到一首低质量的歌曲，他们认真地听了这首歌，但没有人去下载它。下载量上的差别、《与伯爵同行》社会适应度的提升和竞争对手社会适应度的下降，这些都被算法捕获。通过反复地监控有多少青少年选择在排行榜的不同位置下载每首歌曲，算法程序收集了越来越多的数据，用于计算每首歌曲真实的社会适应度。
如果愿意的话，通过分析数据，塞布里安和他的团队可以用每一首歌的自然轨迹，加上每位青少年的选择，来分析这些歌曲播放过程的群体动态。最终，他们的算法会为每一首歌曲标注一个数字，以标明它的社会适应度。比如，一首下载量最少的歌曲得到了一个非常低的社会适应度：0.33；与之对应的对照组中排名第2位的《与伯爵同行》的社会适应度为0.43；受到大众喜爱的歌曲《她说》的社会适应度为0.54。换句话说，塞布里安可以抛开不稳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揭示每首歌曲固有的竞争力。
一旦你能够确定优质的产品，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如何在你的网站上为歌曲、图书，或者其他产品进行排序，使用户能够找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产品？如果你做对了，将真正令用户感到兴奋的产品显示在榜首，他们就更有可能掏腰包下单。那么，你是应该基于流行度将产品进行排序，还是应该完全忽略社会影响，按照歌曲内在的社会适应度进行排序？答案是明确无误的：展示高品质的东西！当歌曲按照流行度排序时，那些青少年总共下载了大约5000首。同样数量的实验参与者，当出示给他们依据社会适应度排序的歌曲列表时，下载量多达7000首歌曲。这可是增长了40%，这说明卓越的品质是多么有说服力。比起仅仅出示给他们流行的歌曲，青少年在看到社会适应度相关的歌曲名录时，更有可能去点击下载。
当这些青少年浏览音乐实验室的网站时，塞布里安和他的同事能够透过他们的双肩发掘出珍贵的宝石，找出能够风行一时的打榜歌曲。我再重复一遍：他们能够预测打榜歌曲。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想一想无数的“凯特·米尔斯们”，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对书桌上成堆的书稿进行筛选，却经常忽略潜在的能一炮走红的作品。实际上我们所有人也是这样，经常在亚马逊网站提供的无尽的书单中筛选，试图找出一本优秀的读物。我们能否利用成功第三定律，来帮助权衡我们的选择呢？
还记得王大顺吗？我实验室的那位研究生，他最初的项目促使我们立即转向探索成功学。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大顺进入了IBM，在那里他帮助开发了一个算法，可以将每件产品的社会适应度从我们购买书籍时通常会出现的集群效应中分离出去。 14 就大数据而言，他使用了亚马逊长达17年的销售中所收集到的2800万条消费者的评价，实时地描述了由成功第三定律定义的动态过程。为了将他的成果用大家熟悉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将每件产品的社会适应度转换为五星评价的方式，这也是亚马逊用户评价产品所使用的方式。利用与塞布里安所用的大同小异的算法，大顺识别了每件产品在排除社会影响因素后，所应该真实具有的评分星数。基于此，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评分是如何因社会影响而产生偏差的。
大顺的发现与我们的正常预期大相径庭。一件产品所获得的评价越多，它的最终评价就与他的社会适应度相差越大。这真是完全不合情理，不是吗？你可能会认为，当每位新人提供一项评估，就会平衡掉抱怨的声音和过分的赞美，使我们更接近于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均”的反馈。
你知道孩子们玩的一种猜罐子里有多少M&M巧克力豆的游戏吗？询问的人越多，我们就越接近真实的数字，但前提是，你不能告诉孩子其他孩子猜的结果。在亚马逊网站上就是这样的，评价的人越多，其结果就越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社会适应度。这又是社会影响在作祟。你买了咖啡机，对其看法有所保留，如果你是公正的，就会给它三颗星。但是写评论时，你看到你前面的评论者都给的是五星，你可能会权衡一下，给它四星。在这种奇怪的作用下，亚马逊网站上的平均打分变得无关紧要了，通常只有那些最初的评价才不会受到同伴意见的干扰，能最大程度地反映产品的真实社会适应度。
大顺和塞布里安的研究成果对在线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启发。通过分析群体行为的模式，优化测量社会适应度的方法，或者至少将它与流行度分离开，市场就能够有效地利用集体智慧，让优秀的产品荣升榜首。最终，相似的模型将在极为广泛的领域里，从筹集捐款到选举，促进成功。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通过在线快速搜索，比较周围区域的理发店或美容院，寻找到新的理发店或美容院，就像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不同的是，我们不是被引向大众喜欢的店所，而是被引向真正具有内在品质的店所。
成功不完全是机缘巧合
群体行为在影响我们的选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选择，比如读哪本书、听哪首歌、看哪种邮件。一旦我们知道这一点，肯定就会质疑大众见解总是将我们推向最佳产品这一假定。我们也可以将这一观点引入生活中更重要的选择，比如投票给哪个候选人、上哪一所学校、在哪个社区定居。最终，如果有什么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我们就不应该去走捷径，而是投入时间，做出我们自己的抉择，独立于群体意见。因为，如果成功第三定律确实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流行度所反映的产品社会适应度与我们所期望的相比，相差甚远。诚然，如果这个产品只是我们所读的一本平庸的书籍，或者观看的一档低劣的电视节目，这个差别可能无关紧要。但如果我们选择一所大学、一位医生，或者一名公职人员时，仅仅因为其他人认为他们合格，这就确实事关紧要了。
这有一种可以运用成功第三定律的方法：在你的工作场所鼓励独立决策。比如，就重要事项做出决策，可以让出席会议者进行匿名投票，比如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在会议结束前来个“举手表决”。还记得亚马逊的最初几篇评论最能反映一件产品的真实社会适应度这件事吗？因为它们是受到社会影响干扰最少的评论。让你的同事从人群中走出来，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乍一看，音乐实验室所做的实验似乎表明，罗琳令人惊叹的个人生涯与其说是个人天赋的直接造化，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机缘巧合。“如果事情的发展稍有差异，杜撰的罗伯特·加尔布雷斯有可能会经历与真正的罗琳相同的成功。”音乐实验室的主要研究人邓肯·J.瓦茨曾经写道，“在我们所居住的痴迷于哈利·波特的世界里，确实很难想象，在其他平行的宇宙里，有些事情看起来也完全是貌似合理的，比如《哈利·波特》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但根本卖不出去几本；罗琳仍是一位在英国曼切斯特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的单身母亲，而我们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 15
如果我们仅仅关注音乐实验室实验的表面价值，这个结论完全是有道理的。毕竟，在8个虚拟房间所构成的平行宇宙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哈利·波特》似的成功者，都突如其来地荣升榜首，由此也强化了优先连接的法则：成功带来成功。但这里面缺失了社会适应度和能力表现。成功第三定律迫使我们对公式进行完善：一件产品具有社会适应度和初始的成功，它的长远成功则单独由社会适应度决定。用达尔文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适者生存——最优美的歌曲、最可靠的公司、最先进的技术会最终成功。换句话说，成功第三定律重复了成功第一定律：当能力表现可量化或可见时，能力表现驱动成功。通过与流行度协同配合，社会适应度引导我们的长远选择。
一件产品要具有社会适应度和初始的成功，它的长远成功则单独由社会适应度决定。
When a product has fitness and previous success, its long-term success is determined by fitness alone.
但这里面的一部分关键是“长远”。的确，在一个拥挤的领域，最佳产品或表现最佳者总是会多赢得一张选票、多促成一笔交易，或者多获得一次点赞，比低社会适应度的竞争者更快地提高流行度。如果我们等待的时间足够长，最好的东西总会攀升到顶峰，就像《她说》一样。但有趣的是，在音乐实验室倒转歌曲排名之后，《她说》实际上并没有到达顶峰，它肯定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但要多给它一些时间，随着数千名青少年的加入，一个接一个地下载，这首歌曲的社会适应度让它完全克服了知名度不够的障碍。
对于大多数产品和成果来说，同样真实的是，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里，时间是我们并不经常拥有的奢侈品。一本新书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在其发行后的头几周里被吸引的；一篇研究论文的引用集中在它发表后的头两年；刚成立的新公司只有半年时间来体现它的价值，不然就会失去天使投资人的支持。产品、人、构思都必须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窗口里表露价值，不然就会销声匿迹。鉴于这种趋向，像所有作家一样，面对转瞬即逝的成功窗口期，罗琳就不会在另一个世界里沦为无名之辈吗？
我和瓦茨的观点的不同之处是，《哈利·波特》的成功不是机缘巧合。虽然7部小说都让我感到身临其境，但抛开我对它的欣赏，《哈利·波特》由“乞丐”到“富翁”的转换，本身就是我所能想到的对成功第三定律最好的诠释。事实上，即使《哈利·波特》在十多次被拒之后找到了一家出版社，它仍然不会马到成功。当第一部于1997年6月在英国出版以后，首印只有区区500册，其中的300册还被免费送给了图书馆。它的起点低得不能再低了，而随后发生的正是成功第三定律针对高社会适应度、低可见度产品所预测的：这本书通过一个读者接一个读者，累积起了读者群。当第一波评论出现时，这本书被描述为“极其赏心悦目的惊悚悬念小说”。就像一位书评家所说的那样：“我得去找找看，是否有儿童能放下这本书。”随后，出现一个接一个的点赞，优先连接便开始生效了。
当1998年9月美国版的《哈利·波特》出版时，我们同样看到成功第三定律发挥的作用。媒体对这本书大多不予理睬，直到经过整整一年后，《哈利·波特》才建立起足够多的读者量，进入到《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但当这本书最终于1999年8月位列第一后，几乎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它都稳居榜首，只是后来《纽约时报》将榜单划分为儿童和成人两部分，《哈利·波特》才最终被拉下榜首的宝座。这一排名变化出自出版商的压力，他们急切地想看到其他图书能位列榜单前茅，而这个位置一直被一个具有魔法奇才的少年“劫持”。
成功第三定律的案例随处可见，而经常看到这些例子的出现，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这里就有一个经典案例。1977年，本·科恩（Ben Cohen）和杰里·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在一座重新装修的加油站里创办了一家冰激凌店。 16 虽然那时冰激凌的生产和销售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大产业了，但你在商店里能够买到的冰激凌都是批量生产的，口味单调，充满化学添加剂和玉米糖浆。科恩和格林菲尔德俩人是最好的朋友，都自称是嬉皮士，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冰激凌，但他们坚信能做出更美味的冰激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科恩的嗅觉有些点儿问题，吃东西时依靠视觉和口感。如果在冰激凌中混合大量不同的口味，提高用户体验，那会怎么样呢？他们认为值得一试，于是报名参加了一个函授课程，5美元一课，学习制作技艺。
然后，他们投资12000多美元创立了一家公司，使用高质量的配料，自己搅拌冰激凌，凭空想象出一些富有创意的、名称稀奇古怪的风味。之后他们打出一块手工涂画的招牌，上面写着“Ben & Jerry家庭秘制”字样，冰激凌勺也是他们手工制作的，商店的审美强调了公司的与众不同：冰激凌不仅仅美味，而且手工制作。一款名为Cherry Garcia的品牌就是他们最初推出的冰激凌之一——一种呈淡粉色，布满水果丁和黑色巧克力碎屑的冰激凌，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
不过，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仅仅推出一款优质的产品是不够的。在成立一周年时，公司创建者肯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决定提供免费蛋卷冰激凌。因为他们需要快速启动优先连接，谁不会去排队领取免费蛋卷冰激凌呢？一旦送上来的蛋卷冰激凌确实香甜可口，带有与众不同的风味，它的价值就会像火箭一样直线飙升。
这一策略奏效了，但需要一段时间。在成功第三定律的缓慢发展过程中，Ben & Jerry冰激凌店在佛蒙特州逐渐声名大噪。随后在1981年，蛋卷冰激凌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Ben & Jerry冰激凌被称为“世界上最美味的冰激凌”，酝酿起来的热情最终跨越了州界。
科恩和格林菲尔德控制了成功第三定律中的魔法，念出罗琳曾经念过的咒语。尽管我们很想关注冰激凌的可口美味，用它来解释公司从翻新的加油站，到10亿美元资产的成长经历，但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社会适应度和优先连接两者都是必要的，去掉任何一个，Ben & Jerry冰激凌都不会获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功。
这样做还削弱了构成公司壮举的更为重要的元素：最初产出冰激凌的团队的密切协作。
成功很少是单打独斗的
团队的成功是成功第四定律的主题。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认识这些定律如何适应于我们个人的生活框架，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很少单独行动，因此，审视一鸣惊人的产品背后的团队行为是非常关键的。Cherry Garcia品牌冰激凌令人着迷的品质究竟是什么？答案是，那是一种适应于任务的特定的人才搭配，是将优先连接和社会适应度完美融合，通过冰激凌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的一对搭档。正是这两个创造性大脑的结合，才创造了我们正在一勺一勺品尝的口味奇特但令人赞叹的冰激凌。
1959年3月2日，由爵士乐大师米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 (21) 精心挑选的5位乐手走进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第三十街工作室，录制了一整天音乐。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是第一次见面，对要录制的音乐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们事先得到了几张音阶和旋律线谱的草图，这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当他们手拿乐器，在隔音的录音室里集中时，嘴上叼着一支烟的戴维斯给了他们一些简要的指示。然后，他们开始演奏起了后来取名为《那又怎么样》（So What ）的乐曲，几段忧郁的贝斯，伴随着轻柔的鼓声，以及钢琴细腻跳跃的音符，紧随着是小号和萨克斯。
这场录音的成果——专辑《泛蓝调调》（Kind of Blue ） 1 ，表现出了因这种自发的合作所带来的张力。乐曲的音乐风格——同时具有平静、轻快活泼、旋律感强、充满忧郁情感的特点，都是由戴维斯精心组织的。这张专辑的50周年纪念版里有乐队成员对戴维斯的回忆记录。戴维斯是一个非常看重精确度的人，但他同样也支持在规定的框架之内进行狂放的即兴演奏。他具有丰富的演奏经验，能演奏从比博普到蓝调等多种爵士乐，在这个基础上，戴维斯创作了《泛蓝调调》这一专辑。直到6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对于经验老到的爵士乐手，还是广大的普通听众，这个专辑听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新别致。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戴维斯精心组织的一组乐手在他指导下即兴演奏《泛蓝调调》，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所录制的、最为经久不衰的爵士乐专辑。自从该专辑于1959年首次发行以来，重复发行了118次。在同样类型的专辑中，这是前所未闻的成功。最为重要的是，数世纪以来，《泛蓝调调》成为爵士乐的一个入口点、一个延续不断的灵感来源、一条金标准。换句话说，这张专辑是一部杰作。
《泛蓝调调》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不朽的成功？有许多种说法。这些说法总是始于他录制过程中平静但严厉的领导。当时的钢琴演奏者比尔·伊万斯（Bill Evans）一直坚信秘密就在于，简单的和弦谱，以及戴维斯给乐队的含糊的指示。 2 戴维斯经常会说“把这一节演奏得动听一点儿”；或者指着某人说，“你演奏这个音”；又对另一个人发出指令，“你演奏这个音”。但专辑的成功也可以归结于戴维斯让人始料不及的选择，将乐手进行出人意料的整合——精心挑选迥然不同的乐手，组成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对于我们这些研究成功学的人来说，《泛蓝调调》是一个在建立团队方面非常有吸引力的实验，它促使我们去追问：我们如何能够追随戴维斯的足迹，去组建一个必能成功的团队？
这个问题引起了布赖恩·乌兹（Brian Uzzi）的极大兴趣。乌兹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研究团队动力学和团队创造力的根源。如果你在酒吧里偶然碰上他，可能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世界上顶尖商学院的明星教授。他留着一头凌乱的长发，身上穿着标志性的皮夹克，两只手上都带有好几个大号的银环。他看起来就像一位摇滚明星，更适宜骑在哈雷摩托车上，而不是身着一丝不苟的西服出现在公司董事会上。实际上，乌兹确实拥有一辆哈雷摩托车，也在一个摇滚乐队里弹奏贝斯，但当他用确定无疑的纽约口音开始同你分享他的研究时，你才会意识到，一个人的外貌是多么具有欺骗性。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具说服力的演讲者。
在过去的10年间，乌兹一直不懈地研究团队是如何运转的，什么时候优势明显，什么时候又会注定失败，这些工作为成功学的研究增添了活力。他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团队科学”。这一研究始于一个不大可能想到的主题：百老汇音乐剧。像爵士乐一样，音乐剧也是一项独特的艺术形式，充满了复杂的协作技巧。乌兹将利润和评价意见作为度量指标，用来分析公众对音乐剧的反馈。 3 通过研究每一部音乐剧制作背后的创造性网络，他为团队的成功找到了一个最佳切入点。
当观看演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关注明星。毕竟，他们表现角色，讲述故事，做了所有的事情。但事实是，明星与百老汇音乐剧的成功并无多大关系，这从音乐剧不断变化的演员名单上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演出的成功取决于6个人的合作：曲作者、词作者、编剧、编舞、导演以及制作人。他们协同配合，塑造故事、音乐、舞蹈等要素；他们选择演员和演出剧场。一部音乐剧，比如《歌舞线上》（A Chorus Line ），首先由马丁·汉姆里奇（Martin Hamlisch）这样的编舞构思舞蹈元素。汉姆里奇随后招募了其他5位不可或缺的团队成员，他们一道创造了票房奇迹，赢得了9项托尼奖（Tony Award） (22) 。或者就像《金牌制作人》（The Producers ）那样，由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这样的编剧发起，首先写出对白和情节。布鲁克斯请来一位导演、一位舞台监督，以及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和他一样的行家里手，共同策划演出。《金牌制作人》是另一部爆红的音乐剧，连续演出了2502场，赢得了创纪录的12项托尼奖。如果这些元素任何一项有所缺失，比如剧本让人反感，或者歌曲不太上口，或者舞蹈动作并不出彩，无论让谁上台，这个音乐剧都不会成功。
“没有什么生意像秀场表演行业一样。”正如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在其闻名遐迩的歌中唱的那样，音乐剧是一个商业行为。一部成功走红的音乐剧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数百万的收益。但是，如果表演太偏离观众的口味，离主流审美太过遥远，它就卖不出去票；若是表演太传统，又会遭到评论家的严厉抨击，从而吓跑观众。
乌兹和他的同事分析的来自百老汇的数据精彩有趣，结论确实可信。他们收集了超过2000名参与者的职业生涯数据，这些人共同推出了474部音乐剧，基本上含盖了你在百老汇看到的所有剧目。这当中，大约50部剧在试演过程中就已夭折。超过一半的剧目票房惨淡，毫无利润。事实上，只有23%的剧目能够挣钱。但是，按照成功第二定律，那些能挣钱的音乐剧将迎来无限的成功，赞誉和金钱双丰收。
若想一部音乐剧走红，传统和创新两个元素都必须具备。团队必须在熟悉的主题和方法上协同合作，以便创造出新的东西。这里有个例子。当罗杰斯和哈默斯坦为1945年爆红的《天上人间》创作音乐的时候，他们改编了费伦茨·莫尔纳（Ferenc Molnár）1909年的舞台剧《利力姆》（Liliom ），这部剧最初在匈牙利首演时，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罗杰斯和哈默斯坦不仅将故事背景从布达佩斯变到缅因州的海岸，还在背景音乐上做了全新的改变。他们不是等到主角坠入情网时，才引出令人难忘的浪漫情歌，而是从一开始就融入几首爱情歌曲，这是一项在该类型音乐剧模式下的创新，且起到了作用。在《天上人间》这部音乐剧中，演员们在还未相互碰面之前，就用歌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就通过这么一点儿简单的创新，剧中的男女主角将观众在百老汇演出中追寻的那种纯真的爱情最大化。这种调整起到了作用。虽然莫尔纳的《利力姆》遭遇滑铁卢，但是《天上人间》却迅速成为评论和票房的热点，连续演出890场，并被多次翻拍。1999年，《时代周刊》将《天上人间》提名为“20世纪最优秀的音乐剧”。
因为协力合作，罗杰斯和哈默斯坦也寻找到一个重要的平衡点。罗杰斯在爱情方面是一个愤世嫉俗者，对那些甜蜜的曲调持有一种尖酸刻薄的态度，而哈默斯坦则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自己创作的歌曲有时候会甜得令人发腻。当这对搭档凑在一块儿时，他们的才华得到了最好的平衡和协调。他们的友谊也促进了他们的合作，几年前他们共同创作《俄克拉荷马》时，就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这种相互信任也被他们带到创作当中。
不过，乌兹发现，如果这个创新团队的其他几位成员也像这两位作曲家一样关系紧密，那么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音乐剧将注定会失败。这种组合紧密的“小团体”音乐剧表演，通常会被批评家认为缺乏创意，观众也避之不及。另一个极端同样糟糕，如果创新团队关系松散，他们就会竭力写出迎合大众喜好的剧本。事实证明，百老汇的成功之作需要传统和创新的精心平衡，而这只能通过合作者的特殊混搭才能最终实现。
成功的团队都有一个“独断专行”的领导者
巴拉兹·韦德里斯（Balazs Vedres）是研究成功学的一位研究者，也是我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同事，他对爵士乐狂热的喜爱，就如同乌兹对音乐剧的喜爱一样。同乌兹一样，他在乐队中演奏贝斯，而且也同样是一位社会学家，他们在团队协作如何塑造成功的研究方面持有相似的观点。通过调查爵士乐的整个发展历史，包括1890—2010年之间超过10万份已出版的演出资料，韦德里斯统计了专辑的再发行次数，结果发现，专辑主要创作人员的多样性与成功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4
韦德里斯在电子游戏开发行业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机制，团队的组织形态会不断改变，以推出创新的产品。 5 就像百老汇音乐剧和爵士乐乐曲一样，电子游戏也必须在创意和遵循传统上保持谨慎的平衡。游戏必须为大家所熟悉，方便操控，但同时也应有所创新，从而吸引玩家。因此，能够推出成功游戏的团队，其人才组成需要基本覆盖游戏开发的各个方面。然而更为关键的是，一个迈向成功的团队，它的一些成员必须部分重叠，通过共同的工作经历和紧密的合作关系来平衡差异性。多样性的程度，包括第一次合作的新员工与在职者、经过考验的真正朋友以及较为疏远的泛泛之交，对团队成功至关重要。
这些概念也是我为推进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每天都要使用的。的确，科学面对的挑战太过复杂，没有谁能通过单打独斗予以解决。就像乌兹表明的那样，最有影响力的科学论文不是出自天才的独行侠，而是产生于团队。 6 这个观点我牢记在心。为了有助于推动我们的一个项目，我会邀请一二十位研究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做解析计算，一些人做数值模拟，其中十多位研究员可能会开展实验验证。通常情况下，多样性就存在于学生、博士后以及教授之中，他们必须天衣无缝地紧密合作才会使项目产生成果。
然而，仅有多样性还不够。稳固的合作关系同样关键。我会给一个刚来实验室的新手搭配一位有经验的人员，通常是一位和我合作写出一两篇论文的博士后。我们也需要一些弱连接，比如以前从未合作过，但为项目提供关键设想和实验支撑的外部专家。
但是，无论如何看待这件事，有一个问题在团队研究中还未探讨过，那就是领导者。我的工作就是要领导一个实验室。我不可能将合适的人员叫到一块儿，然后扭头去夏威夷度假，只是祈求上天保佑，团队里的天才会显露才华将一切办妥帖。我组织的这个团队指望着我决定下一步如何走，在研究中补充哪些证据。无论喜欢与否，我不可能从这个集体中抽身而退，因为我是项目进展过程中的最终仲裁人。这也使我想知道：我们的成功有多少是与我让所有人自由地即兴发挥有关？就我所处的位置，在多大程度上，我需要独断专行？
詹姆斯·巴格罗（James Bagrow）的研究让我对领导力如何在团队背景之外发挥作用有了更多的认识。巴格罗曾经是我实验室的博士后，如今在佛蒙特大学管理着自己的一个实验小组，我们通常称他为吉姆。吉姆是一位温和的黑色幽默大师，有点儿悲观主义，这让他非常适合研究灾难场景，这个名字不那么好听的研究项目本来应该推动王大顺的研究生涯。事实上，吉姆是那篇名声在外的论文的第一作者，大顺刚来实验室时，还是吉姆的学徒。在那篇灾难论文还没有头绪的时候，吉姆并没有在意，而是继续坚持，终于使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善，并与另外两名博士后通力协作，写出了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有关网络社区的论文。在与美国西北大学的乌兹合作一段时间之后，吉姆现在已经成为团队科学这一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一项特别有趣的研究项目里，吉姆探索了计算机程序设计网站GitHub中的庞大数据。 7 GitHub使用户可以在软件项目上进行合作，这是极客的社交网站。它让软件开发者能够跟踪其他人的项目，同时还提供了用户活动的多维度信息，包括一个新团队什么时候建立的、成员什么时候加入当前团队，以及某人什么时候为合作项目贡献了一条代码。网站上的合作完全以自发组织的方式发展，团队成员通常从未碰过面。GitHub还提供工具，帮助用户发现相关联的项目，用户可以关注某一项目，如果他们对一个特定团队的工作感兴趣。
吉姆通过计算有多少人关注某一个项目来估算一个团队的成功。就像科学论文的引用一样，关注的人数可以让我们了解大的群体对项目的反馈。吉姆将拥有大量关注者的项目视为成功，而拥有少量关注者的项目则视为失败。成功再次表现出高度的不平衡：绝大多数团队的工作内容未能引发他人多大的兴趣。不过，偶尔会有一个罕见的团队吸引大量的关注者。换句话说，GitHub沿袭了成功第二定律，将无界的可见度赋予了少数几个项目，而其他项目都被忽略了。
在GitHub上，以团队的方式工作具有明显的优势。团队项目比单打独斗更能成功。团队越大，拥有的关注者就越多。由于GitHub可以跟踪每一位团队成员为项目所做的贡献，因此吉姆还可以知道，是谁完成了团队项目的主要工作。这就是说，吉姆能够测量出个人绩效。当他分析数据时，发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问题：团队中的贡献是失衡的。在很多情况下，程序代码最大的部分都是由某位团队成员单独完成的。团队越大，主要贡献者就工作得越努力。换句话说，每一个团队都有一位自然产生的领导者。随着团队成员数量的增加，领导者就会越来越明显地主导团队的输出。
这种贡献的不平衡并不是GitHub所独有的。我们就以维基百科页面背后数十个，甚至数百个编者为例。 8 就像GitHub一样，维基百科也对每位编者的贡献进行了跟踪，使我们能够看到编者的工作是如何分布的。同样，付出是不均衡的：大多数编者几乎没做什么，只是改变一个词语，或者加上一小段新信息。而少数几个人则承担了繁重的工作，单枪匹马地创作，同时不知疲倦地编辑大部分内容。我们在另一组由高中生组成的团队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他们组队进行合成生物学研究，旨在诱导生物体的新功能，使细菌能有嗅觉，酵母细胞可以做数学。 9 但团队规模越大，个人对最终成果的贡献就越不均衡。
最重要的是，在GitHub的案例中，吉姆发现领导者在团队里的参与度对团队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无论程序的目的是什么，那些少有的、迅速的成功案例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一个团队越是由一个领导者单独主导，这个团队就越成功。
一个团队越是由一个领导者单独主导，这个团队就越成功。
The more they were dominated by a single leader, the more successful they were.
“没有哪个恢宏的设想是在会议上诞生的。”这句话出自大家都熟知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 10 但吉姆的发现告诉我们，菲茨杰拉德并非完全正确，伟大的设想是能够从团队协作中诞生的，只是它必须由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单独打造，并引导大家走上行动的最佳路径。多样性为成功带来了最佳的组合，但要让这个组合发挥强大的力量，就需要一位领导者。事实上，一个团队在程序设计领域获取的成功越大，队员的贡献就越不均衡。一位发号施令的领导者会脱颖而出，并完成绝大部分的程序编写。不可否认，团队内的其他贡献者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提供关键的专业技能，同时查漏补缺。但将项目整合起来，纠正各个成员的错误，对认为不合标准的部分予以剔除，以及确保最终成果符合设想和标准，这一切都是由领导者来完成的。
那么，领导力大到什么程度就会适得其反了呢？如果仅凭像戴维斯那样的超级明星就能给合作项目带来巨大的不同，那如果同时有两位，甚至是5位超级天才，会有如何的提高呢？到什么程度会使人觉得，厨房里有太多的朱莉娅·查尔德（Julia Child） (23)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人类超级明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微妙问题，但对鸡群来说，回答这个问题轻而易举。
都是能人等于没有能人
威廉·缪尔（William Muir）是一位从事动物繁殖方面研究的科学家，主要研究基因和选择如何共同产生行为特征。 11 他同时还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养鸡场的场主。尽管在彩色插图的儿童读物里，养鸡场的工作有些童趣的传奇色彩，但在现实中，养鸡场主脑子里只有一个目标：将母鸡的产蛋效率最大化。缪尔面对着一笼一笼的母鸡，对如何选择性地繁育它们，抱有狂热的兴趣。有些母鸡比其他的鸡更能下蛋，于是，缪尔决定使用他能够想到的最直截了当的办法：从每个鸡笼中挑选出最会下蛋的鸡，集中在一起，然后进行培育。他设想，经过几代的繁殖，他的鸡场会充满超级母鸡，产出不计其数的鸡蛋。换句话说，他会有一个全明星母鸡队。
为了比较，缪尔也选出了他最高产的鸡笼。虽然在这个特定鸡笼里咯咯叫着的每一只鸡并不都是下蛋高手，但作为一个团队，它们产蛋能力是惊人的。缪尔将这个鸡笼与超级母鸡并排放在一起，然后一笼一笼地繁育，再繁育。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超级母鸡的表现是否比对照组优秀很多？于是，缪尔让母鸡繁殖了六代（这是动物科学的标准做法），然后对原组母鸡的第六代子孙的产蛋量进行统计。
当缪尔首次将他的结果在学术会议上汇报时，他是从对照组开始介绍的。在六代以后，鸡群茁壮成长，不仅肥硕健康，整体的产蛋量也增加了160%。换句话说，实验已经取得了成功：缪尔证实了，他随机组合的团队，也就是那个产蛋最多的鸡笼在被隔离和选择性繁育后，显著地增加了产蛋量。这也意味着，他那些根据个体产蛋率而挑选出来的超级母鸡，要超越这一对照组的难度很高。
但当缪尔开始放映超级母鸡笼的幻灯片时，观众们却倒抽了一口气。经过六代的繁育，超级母鸡的后代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超级母鸡，倒像是刚刚从炼狱中逃亡归来。首先，9只母鸡仅剩下了3只，失踪的6只被它们笼子中存活下来的同伴给“谋害”了，而存活下来的3只也未能健康成长，它们的羽毛大部分已脱落，鸡尾也只剩下一束参差不齐的破损羽毛，翅膀上光秃秃的皮肤布满了疤痕。笼子成了一个战场。直到缪尔的实验趋于结束，鸡对产蛋一点也不上心。受到持续内斗所引起的伤残和焦虑，这些鸡不再下蛋了。
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找出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困难，太多的领导者经常导致争吵不休，背后捅刀，相互恐吓伤害，暴露出了鸟性和人性最恶劣的一面。杜克大学就有一个出了名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杜克大学希望创建世界上最好的英语系，决定雇用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文学大佬。不用多说，最后的结果远远出乎他们最初的期望。这个系被拆散了，形成了相互对抗的批评理论、全然不同的课程大纲设计，最终成了互相冲突的个性的牺牲品。 12
2014年，一项研究探讨了职业运动的“能人太多效应”。 13 研究发现，在足球和篮球运动项目上，能人使球队受益，但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度。不出意外，最强的能人会带来更多的胜利。但是，当球队有太多杰出的运动员时，球队可能就要遭殃了。足球和篮球要求队员之间紧密配合，拥有太多的主角会损害合作和运动的表现。
鸡群、英语教授以及足球运动员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我们挑选能人的时候，如果将个人凌驾于团队之上，就很难取得期望达到的结果。事实上，无论对于什么物种，用这种方式进行团队整合，只能适得其反：控制欲使人们脱离正轨，没有谁能集中精力关注正在从事的工作。
在我们挑选能人的时候，如果将个人凌驾于团队之上，就很难取得期望达到的结果。
When we handpick for talent, prioritizing individual accomplishment over team achievement, we rarely get the results we hope for.
就像吉姆的研究表明的那样，领导者和团队大佬对团队的成功极其重要，但太多的领导者也会坏事。有时候，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自我价值互不相容，鸡蛋也就生不出来了。但也许更常见的是，失败的根源远远比这微妙，比如，一个群体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团队充满智慧地展开工作。
沉闷的小集团，默默滋生的“集体糊涂”
智力测验尽管存在诸多非议，仍然是学术和专业成功中最稳定的一部分预测因子。通过测量人们如何有效地记忆、保持，以及处理新信息，这些测验能够判断一个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或者说智商。轻碰你的邻座，示意他给你帮助，这可能是作弊，但这也可能最好地反映了，我们在当代的工作场所里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阿尼塔·威廉斯·伍里（Anita Williams Woolley）与几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正在研究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能够测量一起工作的一群人的智力吗？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测量集体智慧，捕捉到一个团队作为整体履行任务的能力吗？ 14
他们要求互不相识的三人共同完成简单的任务：比如，列出一块砖的用处，拟订去杂货店的计划，用游戏机玩跳棋。在全组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每一位成员的行为都被研究人员记录了下来。研究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比如，高智商的团队成员与他们智商稍低的对手相比，在集体智慧上并不占优势。事实上，在群体表现的背景下，个体智力似乎并不重要。诸如团队成员的意志力，或者各自的满足感等其他因素也同样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参加测试者的交流方式。
集体智慧测试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小组个体成员的能力并不是团队表现主要的决定因素。近来，无论是开发一款新产品，还是通过一部新法律，大多数重要的决定都是由团队做出的。因此，有效利用集体智慧是大有裨益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出差错。比如，肯尼迪政府在古巴猪湾的惨败；布什政府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这件事件上令人痛苦的拖延，以及漏洞百出的反应；还有2002年瑞士航空公司的倒闭，它曾因财务的稳定性而有“空中银行”的美誉，但也助长了管理层的盲目自信。这些都是我称为“集体糊涂”的例子。我的同行将其称为群体思想，这个表述听起来会顺耳一点儿。但无论你给它起什么标签，当团队变成沉闷的小集团，努力试图在一个有缺陷的计划上达成一致，而不是寻求替代解决方案，这时群体思想就冒头了。 15 在事后认识到集体糊涂很容易，但更有价值的是，深思熟虑地创建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用科学来避免可能来自合作的陷阱。
面对面交流的红利
通过整合这些深刻的见解，我们发现了团队运作方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分化。团队的成功需要平衡性和多样性，但也需要一位领导者。在这个团队日渐庞大，成员分散各处的世界里，团队科学为如何将团队成功最大化，提供了恰到好处的建议——对领导者给予信任，建立一个专业性的、多样性的小组辅助他的工作。如果缺乏杰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一个团队也许也能做好基本工作，但不大可能获得重大突破，使某一项目在荣誉簿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在非常看重受众反应的领域，类似于米尔斯·戴维斯，奥普拉·温弗瑞和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这样的人物就极其重要了。
不过请记住，仅有领导者是不够的。仅有一群组合适当的合作者亦是如此，尽管他们能为项目带来广泛的经验、观点和见解。我们同时需要这两个因素。集体智慧取决于团队成员，他们与有远见的人一起讨论，倾听意见，让不同的观点浮出水面。数据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组建和管理团队是一项精巧的科学，可以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
换句话说，要使一个团队成功，仅仅有“最佳”的个体成员是不够的。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全明星团队可能会将一个项目迅速引向失败。使团队成员可以和谐地相处，公平地评价他们的贡献，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同事阿莱克斯·彭特兰 (24) 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员，他明确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他将一个银行的电话中心转化为他的实验室，进行了6个星期的试验。 16 员工除了他们通常装配的头戴式受话器，还带上了彭特兰提供的经过特殊设计的电子徽章，用来收集包括员工的语调和聊天的频次等所有的信息。聊天的内容并不是关键，也不重要。这些徽章所要收集的是交际背后的行为模式，而这些是其他方法不容易测量到的。
数据显示，团队成员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对团队表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处的交流指的是那种传统的、非正式的闲聊，人们会进行眼神交流、谈笑风生、分享故事、哈哈大笑，或者提问、倾听。电子邮件和上班时的简要通知虽然“直达要点”，但不会为交谈、闲聊，或自发的问题处理提供多少机会。事实上，电子邮件是最没有价值的交流方式，因为它太有效率了。在大家都知道的饮水机旁闲聊（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是浪费时间）才是真正起作用的。虽然这看起来像浪费时间，但实际上是员工做的重要工作，通过流利的交流强化合作关系。该研究建议，管理者应该鼓励开会时的闲聊和私下窃语（尽管这种行为在所有中学都是严令禁止的）。这能帮助建立团队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帮助人们迅速澄清问题，为发挥创造力打造了良好的环境。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建议真起作用了。这些更“人性化的”面对面的接触，使平均话务处理时间总体降低8%，在表现差一些的小组里，更是达到惊人的20%。这种方法违背了传统的商业实践，但它对每一位在线等候，看着时间流逝的人来说，影响是巨大的。一个附加的好处是，它能创建一个明显、更具合作性的工作环境。
总而言之，新的方法对银行的盈利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在所有团队里实施的微小调整，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一年内收入增加了约1500万美元。
平衡性和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并不仅仅限于电话中心。确实，彭特兰在创新者团队、医院术后护理人员、银行出纳员、营销部门，以及后台操作团队中，连续记录了同样的规律。真正以团队精神相互交流的团队往往更有产出，那些平衡好组内与组外交流的团队，会更具创造性。从不同的成员个体中寻找新的观点和见解，对团队表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还有一项更令人惊讶的发现：不用组织下班后的聚会，只需要将午餐桌弄长一点儿就可以促进团队建设。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如果你坐在一个恰好碰到的同事身旁，就有机会认识共同的挑战，交流新的观点。显然，下班后与同事喝一杯则不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人们在酒吧会待在自己熟识的小圈子里。
也许，对推进团队工作的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人员不断发现，使人们了解到自己的交际动态能带来工作上的明显提高。通过将交际网络可视化，管理者可能会认识到，他们过度主导了会议；内向的员工可能认识到自己没有走出舒适区；而团队成员可能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处心积虑地相互利用。在许多员工都不喜欢当前工作的氛围里，改善人际交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共赢。
戴维斯无可争议的杰作是由几位经验丰富的乐手录制的，他们以前从未一起组团演奏过，这不是一个巧合。当韦德里斯绘制出专辑中乐手之间的人际关系时，他发现戴维斯不仅仅是一位了不起的乐手，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团队组建者。他凭直觉所做的所有事，在半个世纪以后为团队科学所证实。比如，若想组建一个乐队，需要高超的平衡技巧；当乐手之间太过紧密，或太过疏远时，他们推出的乐曲专辑无一例外都不会成功。若想获得积极反响所需要的多样性，乐手之间就需要交流。比如，只是将一些不常见的乐器扔在一起，努力创造出一种实验音乐，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韦德里斯表明，通过多样性的合作所取得的多样性的音乐风格，对乐曲专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差异带来作品上的与众不同。
团队成功是一项寻求微妙平衡的工作，这也是戴维斯的强项。 17 他组合出一个“禁三元组”（forbidden triads） (25) ，这是一个网络科学专用词汇，用来表现两个互不相连的人与同一人有着紧密的关系，就像你的姐姐和你的老板都与你有紧密关系，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18 当戴维斯邀请钢琴师温顿·凯里（Wynton Kelly）参与乐曲《不速之客弗莱迪》（Freddie Freeloader ）的录制时，他之前从未和凯里搭档演出过。如果让一位局外人参加演出，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但凯里同乐队里边至少两位乐师同台演出过几场，因此，他的参与为戴维斯精心挑选的乐队既带来了熟悉感又增添了新鲜感。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泛蓝调调》和韦德里斯对爵士乐专辑详尽的研究告诉我们，团队成功有一个“最优点”：团队不同的贡献者为团队自发地出力，但由单独一位领导者引领。举个例子，如果戴维斯将音乐专辑录制的领导权让给乐队每一位成员共享，《泛蓝调调》肯定不能成为爵士乐最具标志性的唱片。就像鸡笼里挤满了一流的下蛋高手一样，如果让天才的爵士乐手们留在录音棚里自由发挥，最后可能也是一片狼藉。
但有一个问题有点儿令人奇怪：你会记得戴维斯是一个杰出的名字，是这张专辑的所有人和音乐大师。这是很公正的，因为是他的天赋促成了这一切。但你是否觉得有些怪怪的呢？因为还有其他5位世界级天才全心全意地奉献，才造就了《泛蓝调调》的巨大成功。
还记得那个人吗？他在开会以后才露面，却不知怎么的就成了老大。是时候去重视他以及他的好运了！
我是在3年前第一次知道道格拉斯·普拉舍这个人的，我们那时刚开发出的一个算法做出了一项出乎意料的预测：普拉舍应该成为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1
然而，奖项却颁发给了其他3位科学家。而更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普拉舍。他不在任何大学的师资名单中，也没有在工业界的研究所里。事实上，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他近10年没有发表过一篇研究论文。这真的令人感到困惑。根据我们的算法，这个家伙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似乎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经常把科学视为独行天才的任务， 2 像居里夫人在实验室整夜地工作；或像牛顿和爱因斯坦，在苹果树下，或在僻静的专利办公室里冥思苦想。但在今天，科学研究通常以团队的形式开展，团队成员协同工作，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独特的专业特长。这就使我们表彰杰出科学家的方式变得过时了。像诺贝尔这样的重要奖项面向个人成就，这是20世纪的风格。在独一作者的论文极其少见，而合作研究越来越重要的年代里，一项诺贝尔奖授予最多不超过3位受奖者的规定，使功劳的分配变得复杂化了。正如我们在第8章所提到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科学发现从来不是由一位天才单独做出的，而是依靠庞大的团队。那么，在众多的贡献者中，诺贝尔委员会如何来决定，谁应获此殊荣呢？
这个问题不仅仅限于科学界。在大多数涉及团队工作的情形下，一些人会获得奖金，另一些人被给予提拔和加薪，而绝大多数人都被忽略不计。当我们采取平均主义的方式对待团队工作时，我们会面对混淆贡献者的作用、不知如何分配奖励的风险。
沈华伟算法：定位荣誉的获得者
2013年，一位来自北京的颇有建树的计算机科学家沈华伟加入了我的实验室。尽管团队的人还不熟悉他，但他很快就熟悉了团队工作。除了管理在他院所的一个网络科学实验室，他还将我之前的一本书《链接》 (26) 翻译成中文。沈华伟殷切地加入了我们规模虽小，但在不断发展的“成功学课题组”。每当我们开始一个新项目时，就会组织一个期刊报告会，这是一个阅读小组，综合考察当前的科学文献，从而了解在某一特定领域正在进行什么样的研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阅读一大堆论文，为实验室的其他人总结主要研究成果。考虑到每一年都有上百万的论文问世，这也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方式来探索这片知识的海洋。
在一次类似的期刊报告会上，华伟介绍了一篇社会学论文，研究的主题是科研领域中的功劳分配。当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意识到自己领域的功劳分配协议也是很怪异的。你得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去体会其中的微妙。以那篇报告发现了W和Z粒子的论文为例，其作者一共有137位科学家。他们当中谁会拿走诺贝尔奖呢？当然，拿走大奖的是排名第105位和126位的两位作者——卡罗·卢比亚（Carlo Rubbia）和西蒙·范德梅尔（Simon van der Meer）。诺贝尔委员会设法厘清了谁做了什么，谁应该分得功劳的绝大部分——无论作者的排名是在什么位置。但是，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当我们在期刊报告会吐槽我们专业奇怪的功劳分配方式时，我向华伟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如果诺贝尔委员能够从100多位科学家中挑选出值得获奖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华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几周之后便开发出了一个算法。 3 它就像永远指着北方的罗盘，可以轻易地从一长串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名单中，定位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就仿佛这些人带有磁性一样。无论获奖者是物理学专业（在论文中，作者有时候是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还是生物学专业，团队领导者的名字通常都列在作者的最后一位，我们大都可以正确地预测谁会获奖。我们都被算法的准确性惊呆了。这个算法不仅能够毫不费劲地从那篇论文的135位作者中选出了卢比亚和范德梅尔，与诺贝尔委员会的选择一致，还能够在过去30年中所有的诺贝尔获奖论文中做出同样正确的判断。
只有几个案例，我们的算法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 4 它们都是充满流言、八卦的案例，功劳分配不公的传闻在委员会中产生了纷争，也引起了获奖者本人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问题特别令人好奇：不知是什么原因，就好像GPS因前方道路封闭而失控一样，我们的算法一直坚持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应该授予普拉舍。但问题是，他似乎已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直到我们最后找到他。他既没有躲藏在政府的秘密庇护所里，也没有隐藏在神秘的高科技公司的防火墙后面，而是生活在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Huntsville），在一家丰田汽车专卖店开一辆免费接送人员的面包车。当顾客把自己的车留在店里保养维修时，普拉舍就会用这辆车将他们载回去上班。
究竟发生了什么？要找到答案，需要进行一些侦探工作。
普拉舍是第一位成功克隆绿色荧光蛋白（GFP）的科学家，这是一种发光的蛋白质，能够使水母在海洋深处的黑暗世界里闪闪发光。从本质上来讲，绿色荧光蛋白是一个可以依附在任何蛋白质上的微小手电筒，当在显微镜下观察蛋白质的时候，我们能够精确地看到它们是何时产生的、它们在细胞里朝哪里移动，以及它们是如何、何时消失的。绿色荧光蛋白是“生物化学的导航星”，诺贝尔基金会在宣布获奖者的名单时这样说。
普拉舍也是第一个看到绿色荧光蛋白应用潜力的科学家。当他还是一位年轻的研究员的时候，就在死去的水母那胶状似的污物中进行深入探索，远远早于认为它们值得研究的其他人。他不但亲自上阵，使用水面拖网捕获水母，一桶一桶地从它们身上提取生物发光蛋白，还从冰冻的手工采集的细胞组织中，获取水母DNA，建立了庞大的信息库。更为重要的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发光蛋白的基因编码，这在当前医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而且，普拉舍充分地认识到了他所发现的绿色荧光蛋白的巨大潜力，他甚至设想出来一种方法——从水母中提取了那种物质，然后克隆它。
今天，几乎所有的分子生物实验室都依赖他的发现。如果你要探索肿瘤如何长出癌组织，老鼠在迷宫中确定方向时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开发治疗糖尿病的下一代药物，你就需要使用绿色荧光蛋白。几乎没有什么工具对现代生物学和医疗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因此，诺贝尔委员会希望为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者授予荣誉，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但令人奇怪的是，获奖者不是普拉舍。
我们的算法成功预测了数十项获奖的科学发现，它证明诺贝尔委员会应该不会出差错。那么，在2008年，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就需要审视在不同领域的团队合作中，功劳是如何分配的。
集体的顶级成功，源于个人对荣誉归属的毫不在意
2年前，我收到了一条信息，它是我在波士顿的邻居阿科斯·厄多斯（Akos Erdos）发来的。“我搞到了几张星期日音乐会的票，是我喜欢的一位歌手，但我要出城。”他写道，“也许你会用到这些票。”那天晚上我正好没事，孤身一人，于是就答应了。当厄多斯告诉我有关音乐会的详细信息时，我高兴坏了。他转给我的票是诺拉·琼斯（Norah Jones）的演唱会。自从她2002年发行第一张专辑《远走高飞》（Come Away with Me ）后，我就成了她的超级粉丝。从那之后，每一张新专辑出来，我都要将它添加到我的音乐收藏夹里。每一次当我需要安静，或需要头脑清醒时，就会听她的歌曲。事实上，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在她的歌声伴随下入睡的。
4天后，我来到了波士顿市中心的奥芬剧院（Orpheum Theater），第一次听到琼斯本人那柔和舒缓的歌声。令我惊讶的是，尽管她声音圆润、自信，广为大家熟悉，但她在舞台上一点也不张扬。我记得，场上音乐浑厚、圆润悦耳，但身高仅1.52米的琼斯在舞台上的人群中并不显眼。在演唱中间的间隔里，她会向她的团队成员大声呼叫——她的贝斯演奏者、吉他手、鼓手、风琴手，刻意地叫出每一位乐手的名字。当然，我们也会跟着礼貌性地鼓掌，但我现在确实记不住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名字。我几乎记不住有哪些伴奏的乐器，除了钢琴，因为有时候她会自己亲自去弹奏。当有人问起我周末干什么去了时，我会告诉他们，我去听琼斯的演唱会去了，而不是说，我去听琼斯、杰森·罗伯茨（Jason Roberts）和格雷·威克佐里克（Greg Wieczorek）的演唱会去了。尽管在谷歌快速搜索一下，你就知道琼斯确实和他们以及其他几个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她那如雷贯耳的鼎鼎大名，使人们想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一种熟悉的歌声。每个人马上就知道我在说谁。如果我说，我去听杰森·罗伯茨或者格雷·威克佐里克，甚至穿长靴的猫乐队（Puss n Boots）的演唱会去了，别人会糊里糊涂，不知所云。
像罗伯茨和威克佐里克这些看不见的乐手，到处皆有。2009年，《点球成金》（Moneyball ）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就在《纽约时代》杂志为这样的一个人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人物介绍。他就是篮球运动员肖恩·巴蒂尔。传统的统计数据表明，为休斯顿火箭队效力的巴蒂尔以NBA标准来看，是一位非常平庸的运动员。他的运球能力差，很少尝试投篮，抢不到几个篮板球。他动作缓慢，缺乏快速移动，得分也很不起眼。看过他的比赛和统计数据的篮球粉丝很快会将他遗忘。但当他在赛场上凶狠地防守时，被防的运动员似乎把他视为，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令人恼怒的障碍。他就像一只2米长的大蚊子，进攻方必须一刻不停地挥拍才能将它赶跑。
巴蒂尔身上还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只要他在球场上，他的球队就极有可能赢下比赛。 5 巴蒂尔研究了其他球员的弱点，利用这方面的知识巧妙地制服他们。他的风格是不温不火，在整个球场跑动，在一些出乎意料的位置削弱对手，他似乎在雷达的指引下满场飞，同时出现或消失在赛场上的某个地方。他和球队如此团结，如果不是那件非常醒目的、红白相间的球衣，他可能就会消失在队员当中。还不止这些，统计数据显示，当巴蒂尔防守科比·布莱恩特时，湖人队的进攻比那晚布莱恩特不上场还要糟糕。换句话说，用大多数衡量指标来看，一位仅是中等水平球员的巴蒂尔使篮球大神布莱恩特成了“他自己球队的祸害”。然而，他没有从火箭队2006—2011年的胜利中得到过任何褒奖，无论是从体育节目解说员、球迷、其他运动员，甚至是从他自己的队友那里。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曾经说过：“如果大家都不在乎谁去获取荣誉，我们将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啊。” 6 巴蒂尔无疑是这一见解活生生的证明，他在球场上展现了无私和谦和的品质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将杜鲁门这句名言赋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队教练约翰·伍登（John Wooden）也是恰如其分的。在巴蒂尔之前，他就清楚地认识到，真正具有团队精神的队员会对体育运动产生多大的价值。还有同样的观点，也许来自英国小说家查尔斯·蒙太古（Charles Montague），他写道：“一个人的成就是没有限度的，只要他毫不在意谁会为这项成就获取荣誉。”若是某句明言明语说，“功劳就是要在众人中分配的”，那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吗？
但是，我们周围那许许多多看不见的，诸如巴蒂尔、罗伯茨以及威克佐里克这样的人物，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人去索要功劳，谁会得到它？任何人，只要是在团队中工作，无论是一位写代码的程序员，或是一位帮助发射下一颗卫星的工程师，抑或是一位协助肝移植手术的医生，你肯定会琢磨，谁将因这些集体成就而最终获得认可。我当然也琢磨过。幸运的是，我们在功劳分配方面所做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
荣誉与谁做的工作没有一点儿关系
华伟算法背后的机制很简单：论文引用的方式（不仅仅是我们关注对象的论文，还包括所有合作者撰写的论文）会留下影响力的痕迹。我们可以测绘出这个痕迹，测量出一个群体的认知，谁应该为某项发现获得荣誉。如果某位科学家对某一深刻见解的提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之前的工作就可能与此有关联。当有了重大的发现后，他通常也会在这个领域继续专研。我和华伟发现，如果我们跟踪一个科学团队每位成员的职业道路，就能够准确地认定某一科学发现的可能“功劳获得者”，他总是那位一直在领域里持续工作的研究人员。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我和教皇合作写一篇论文，那么功劳将归于谁呢？这得视情况而定。如果论文是探索一个深奥的神学问题，而我的贡献仅是帮助他使用解决问题的网络科学工具——这也是我能为神学讨论做贡献的唯一方式，那很显然，这篇论文是教皇的。当神学家引用这篇合作论文时，他们也会引用教皇的其他著作，而我将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搭上了顺风车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论文作者的名单里。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篇论文主要讨论的是网络科学，那么结果就会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恕我对教皇不尊，这篇论文就是我的。教皇可能获得神的力量，使他具有独特的见解，其中一些见解可能对论文的关键构思做出了贡献，但由于他没有任何网络科学相关的研究记录，与此工作相关的只能是我。一篇署名为“方济各（教皇的名字）、巴拉巴西”，或者“巴拉巴西、方济各”的网络科学论文，并不会成为我们俩共有的论文。它是我的论文。
对于我来说，算法背后所隐藏的最令人想不到的信息是：当我们把功劳分配给团队的成员时，谁获得荣誉，与谁真正做了工作没有多少关系。 我们分配奖励，并不一定依据谁最先想到某个观点、谁连续几周辛勤地工作、谁蹭了几次会议喝喝咖啡吃吃点心、谁在最后关头匆匆忙忙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谁突然想到一个答案然后高叫“我找到了”，或者谁老是抱怨却什么贡献也没有。算法准确地挑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给予他们奖励，并不是依据谁做了什么。它达到这一目的是通过分析这个学科的同行，对一些合作者的工作给予了多大的关注，同时多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合作者的工作。算法预测的准确性让我们对团队有了新的见解：团队工作的功劳并不依据于能力表现，而是基于他人的看法。 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还记得成功是一种集体现象，关键在于他人如何看待和理解我们的能力表现。旁观者和同事根据对我们相关工作和合作工作的感知来划分功劳。将这一见解和第8章的观点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成功第四定律：
团队的成功需要多样性和均衡性，但功劳往往归于一人。
团队的成功需要多样性和平衡性，但功劳往往归于一人。
While team success requires diversity and balance, a single individual will receive credit for the group's achievements.
理解这一点对于成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将成功第四定律转换为一种工具，既能使团队协作发挥最大的效益，也可以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功劳。
为什么我们永远只看到超级明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张发布于2015年令人心碎的照片，一名刚刚学步的叙利亚儿童面朝下躺在海边的沙滩上。 7 他被轻柔的海浪拍打着，疲倦的身姿和大多数在外尽兴地玩了一天的孩子们并无两样。但迎接他的不是父母的拥抱，那片海滩成了他毫无生气的身体赖以依靠的肩膀。他穿着薄薄的T恤，肚子露出一小块，看起来似乎能感觉到丝丝寒意。
成千上万绝望地逃离饱受战火摧残的家园，最后却成为溺亡在大海里的逃难者，他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但他的形象却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听到有关难民危机的统计数据时，我们不为所动。数字并不与事件的真正恐怖关联，因此它并不会在我们的大脑里产生共鸣，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然而，随着一张面孔、一个人、一张照片的出现，那个客观环境的恐惧突然一下就击倒了我们。简而言之，对于世界上广大的人们来说，那个小小的身体成了我们对可怕战争应该采取一些行动的理由。在他的照片披露以后，与难民相关的公益事业的捐助资金就翻了几百倍。
生存促使我们的大脑忽略大量的数据点，而关注威胁我们生命的猛兽，或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浆果。进化也同样使我们建立关系纽带。在现代社会里，我们生物本能的残余部分用我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决定，比如确定谁为一项干得漂亮的工作获得奖励。
这种趋势，也就是关注个人能力表现而不是团体成就、追求一个单独的面孔或英雄，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我们将重要成果划归于某一独立创造者，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 (27) 的建筑设计、朱莉娅·罗伯茨的电影，或者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电视连续剧。同样，我们根据个人的工作量做出雇用、升迁，或者聘用的决定，而忽视了在当今时代，一个人独自战斗的情况是如何稀少。
想想安迪·沃霍尔的浓汤罐头拼画和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电动汽车，那些在背后辛勤工作的人们甚至就没有被提到过，这是许多成功故事里常见的粗暴的疏忽。在诸如电影演员表和科学研究的作者署名中，团队的成员得到了仔细周到的认可和致谢，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多大意义。当我们浏览整个名单时，那许许多多不熟悉的名字与我们毫无关系。而另一方面，我们以前见过的那些名字则会凸显出来，就像用普拉舍的绿色荧光蛋白点亮的蛋白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直觉是一种几乎无意识的反应，是我们的大脑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过滤掉的一种方式。
功劳分配同样受到锦上添花现象的引导，这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可以看到。成功第三定律背后的机制——优先连接，并不局限于收入、可视度和文献引用，也同样适用于功劳分配。就像满怀歉意的银行管理者迅速提醒走进办公室却没有任何借贷纪录的贷款申请者：我们只贷款给那些已经贷过款的人。 (28)
这也意味着，合作存在危险。比如，我为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后所撰写的论文出过力，将我列入作者名单之列，理论上是合情合理的。30年的研究经历让我的名字更被认可，更容易被实验室外的同行注意，增加了他们对该研究关注的可能性。但这也同样带来了不利因素：尽管大顺花了多年的时间，为我们共同撰写的有关成功学的论文倾注了不懈努力，然而一旦我的名字上了作者名单，人们会将他的发现与我联系起来。他们会将论文的绝大部分功劳错误地分配于我，就因为他们对我的工作更为熟悉。这是一个远远超出科学范畴的问题。
如果给你提供一份职业，与一位领域里盛名在外的人一起工作，你可能会觉得很幸运。你不仅有机会接触一位权威，还能够在重大项目上参与合作，提高你履历表的分量。你可以向最优秀的人学习，甚至可能顺着台阶爬到领导者的位置。当寻求其他工作时，可以利用这个人脉获取好处。想一想，从你专业的一个领军人物那里拿到一封推荐信，而他正好是一个能名正言顺地考察你能力的人。
做学徒是一种被证明可靠且受到各地老一辈人欢迎的方法。虽然它有显而易见的益处，但长期来看，也可能是失败之举。想想那些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正是他们不知疲倦的工作，使乔布斯“发明”了iPhone；想想那几十位艺术家、工艺师以及工程师，是他们帮助概念艺术家奥拉弗·伊利亚森（Olafur Eliasson）构想并建造了布鲁克林桥下的瀑布；想想诺拉·琼斯的乐队成员，他们在重要演出的舞台上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却总是在比他们不知光彩夺目多少倍的歌星面前黯然失色。不可否认，每一个乐队都需要一名贝斯演奏者，每一款新iPhone的发布需要无数工程师们的创造力。但如果你想成为乔布斯，或者伊利亚森，或者琼斯，就不能够永远做伴奏。你需要尽快启动优先连接，建立你自己的荣誉。
我告诉自己的学生，与一位名头响亮的人一起工作有利于在科学研究上积攒名声，这在最初阶段是最好的方法。 8 但是，在某个时候你需要独立出去。这个忠告不仅仅是我作为科学家的经历有感而发，它实际上也基于科学。比如，我们的算法表明，那篇1997年带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于1985年首次发表时，是“属于”阿瑟·阿什金（Arthur Ashkin）的。他在5名作者中资历最老，在该研究领域的知名度远高于后起之秀的合作者朱棣文。事实上，因为这篇论文频繁地与阿什金早期发表的、有关光镊技术的多篇论文被同时引用，算法将功劳的79%给予了阿什金，而朱棣文最初只得到功劳的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论文的所有权改变了，因为朱棣文在这一领域里继续发表其他高影响力的论文，而阿什金则没有。渐渐地，人们开始将朱棣文的名字与那个1985年的开创性研究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算法捕捉到了这一功劳变更的演化过程。这样，到1997年，诺贝尔委员会颁发奖项时，朱棣文就将大奖捧回了家。
也就是说，在别人的阴影下待太多的时间，将使自己的贡献相形见绌。如果我们从事零敲碎打的项目，或在多个不同研究项目上四处奔波，我们将会逐渐被边缘化。更好的方法是：在无人涉足的领域圈一块地，就像我以前的博士后玛尔塔·冈萨雷斯（Marta Gonzales）所做的那样。冈萨雷斯在我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的时候，开始分析人类的流动性。当我们第一篇合作完成的论文发表时，我带走了大部分功劳。但是，在那以后的10年间，她已经成了这个研究主题的专家，彻彻底底地超过了我。今天，只要探讨人类的流动性，她的名字就会出现。作为她初期论文的合作作者，我可能只是成了她的大使，而她最终主宰了那个研究主题，在该领域为自己建立了声誉。
坦率地讲，若想重复冈萨雷斯的道路并非易事，但她也不是唯一的例子。就像我们下边会看到的那样，还有其他女士也学习到，如何从阴影处迈入聚光灯下，自己掌控自己的功劳，最终公正地将它们收入囊中。
从伴唱到主唱的逆袭
达琳·洛夫（Darlene Love）在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她唱的圣诞歌的歌声时，正双手着地跪在浴室的地板上。 9 这首乐曲名为《圣诞节》，是菲尔·斯佩克特（Phil Spector）在1963年发行的专辑里的一首。一段活泼的对唱让洛夫的内心的悲喜交加，不是想念远方的情人，而是憧憬未来的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她所身处的豪华浴室并不是她自己的——并不是她在知名的唱片里声情并茂地唱出许多热门歌曲的回报。当时，她是在为富人擦拭洗手间，挣钱来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
洛夫差不多自出生后就开始唱歌，最初是在她父亲教堂里的唱诗班。她16岁就在一个被称为“Blossoms”的三重唱组合里开始专业演唱。这个组合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为许多乐队进行伴唱，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和其他白人音乐人混合到黑人福音音乐的唱片里。如果在一首怀旧歌曲的曲调里出现类似驱赶动物的“嘘嘘”声，那就有可能是洛夫哼唱出来的。“Da-doo-ron-ron-ron，da-doo-ron-ron”，这就是她的风格。她的声音在这些录音带里轻松自如，青春亮丽，就如同深山里的溪流一样清澈纯净。
在那个年代，洛夫还曾经是几个专辑的主唱。但是，在白人主导的音乐世界里，作为一名非裔女性，她对自己的作品和作品的发行没有任何控制权。事实上，她与制作人斯佩克特签订了一份极其具有剥削性质的合同，就好像她的声音不是她自己的，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随意使用。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热门歌曲《他是个叛徒》（He's a Rebel ）表现了洛夫脆甜的嗓音，但被斯佩克特故意挪用到他经营的另一个名为Cristals的乐队里。全美各地的青少年在电视上观看Cristals乐队毫无激情地对着口形假唱，而全然不知真正的演唱者是谁。
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洛夫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她继续为一些知名乐队伴唱，偶尔也去录音室，或者上上舞台，但同时还不得不做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因此，当她自己的歌声穿过房间传到浴室，她决定要尝试做点不同的事情。“我抬起头来，然后说道：‘这里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她在2015年的电视纪实节目《离巨星20英尺》中回忆道，“‘你应该去唱歌，整个世界都等在那里，希望听到你的演唱。’”
想在那个时代取得突破是不容易的。洛夫在一生的多数时间里是一位团队成员，并没有培育起与专业人员的支持关系，可以将她推向明星之路。在那个时候，几乎还没有非裔女性独唱歌手成功的先例。不过这没关系，她决定了要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无论如何，她开始慢慢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首先，她设法在戴维·里特曼（David Letterman）的节目里预约演唱《圣诞节》，获得一年一次的露面机会。她通过歌声赋予这首古老的经典歌曲以新的生命，使这首歌重新红火了起来。其次，她在电影《致命武器》里客串了一个角色，扮演丹尼·格罗夫（Danny Glover）的妻子。为了继续尝试让自己的面孔和名字为大家所熟悉，她随后和贝特·米德勒（Bette Midler）联袂二重唱，同时还发行了几张独唱专辑。
终于，那个夜晚到来了。那时，洛夫已快70岁了，她站在舞台前台的最中央，一头棕铜色头发在聚光灯下隐隐闪光，脸上露出喜悦的微笑。在宾馆当女佣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她的声音高亢有力，传遍大厅的每一个角落，大家以她从未经历过的最热烈的掌声向她致意。
无论如何，这一次她不是在伴唱了。布鲁斯·斯布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 (29) 为她伴奏，他弹着吉他，咧嘴笑着，无论高音低音，洛夫都能挥发自如，歌声让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她现在所统治的舞台是摇滚乐名人堂。她在这里正式入选名人堂，以表彰她为音乐所做出的终生贡献。
洛夫的故事是反抗多舛的命运，并最终获胜的故事。她成功了，因为在她自己歌声的力量指引下，她勇敢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誉，虽然这些荣誉在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时已经被其他人蓄意剥夺。她成功的关键策略，从成功第四定律来看是非常正确的。在某一时刻，洛夫不再愿意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团队成员。通过登上舞台，走入聚光灯下，利用她在圈子里建立的关系，她确保了每一个成果都与自己有直接的关联。她不是以伴唱的形式为许多明星工作，而是同他们一起工作。
功劳分配中的性别差异
令人悲哀的是，并不是所有她同时代的人都具有这样的远见和执着。成功第四定律明确地指出，决定功劳的归属基于他人看法，而不是能力表现，而我们对谁应获得这份荣誉的看法常常受到性别和种族歧视的影响。女性挣上7毛左右的收入，她们的男性同事则可挣到1块钱，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也是如此。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一些隐含在第四定律里的许许多多的不公正现象。毕竟，收入是我们社会分配功劳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之一。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收入和我们的贡献是相称的，然而，由性别差异而引起的收入差异提醒我们，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性别化的报酬并不是性别歧视所导致的功劳分配不公的唯一表现。 10 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有，存在于所有的专业领域，存在于所有的国家。最近我就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女性经济学教授在终身教职申请中被拒的可能性是她们男性同事的两倍。我们对此有所怀疑，因为“终身教职差异”只是女性在科学研究上所面临的障碍的一部分，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终身教职被拒的背后原因。研究表明，这种差异不是由男女之间在工作效率、工作质量、自信心，或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导致的。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女性因在家庭上投入太多而受到的职业惩罚，尽管这确实让她们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来申请终身教职。那么，究竟什么能解释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差异呢？
数据显示，独自一人工作的女性经济学家获得长期聘用的可能性和男性一样高。 11 无论什么性别，每一篇经济学家独自完成的论文都会将他终身教职聘用的可能性增加8%～9%。然而，一旦女性合作完成一篇论文，差异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并且随着她参加的合作项目数量增加而变大。每一篇合作完成的论文，不但没有增加她获得聘用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这个效应非常显著，那些致力于参与合作的女性，将会在终身教职申请时，遇上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研究表明，当女性一起合作完成论文时，她们作为合作作者所得到的好处，比正常合作所应该得到的一半还低。而当女性和男性合作完成论文，她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换句话说，女性经济学家为合作研究付出了巨大代价。
需要明确的是，男性不会为合作工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可以独自工作、合伙工作，或者团队工作，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不会有变化。而女性参与合作则会为自己招来风险。从获得终身教职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与男性经济学家合作发表论文，你很有可能就相当于没有发表任何论文。
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吗？特别是考虑到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包含女性的团队会有更胜一筹的表现。然而，工作勤奋的女士们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里面临着重重困难：不太可能获得职场上的支持，不太可能继续她们的职业生涯，不太可能在她所处的群体里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是团队队员。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限于经济学家，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了成功第四定律是多么的强大，特别是对因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而处于弱势的群体。由于能力表现是有限的，偏见开始以远超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来决定我们的成功，成功第二定律和第四定律组合发力，将功劳分发给那些在一开始就拥有荣誉的人。这也说明，若想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一份应得的功劳，只能去努力争取，不是像斯佩克特那样，以漠视、不公的方式从洛夫的成就中攫取，而是像洛夫那样，从斯佩克特手中将被攫取的功劳抢夺回来。
从普拉舍手中溜走的诺贝尔奖
普拉舍原本应该去借鉴洛夫的全套操作。我不是要不公正地来针对他，他已经饱尝了不公正的滋味，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从洛夫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普拉舍不仅仅只是被忽略了，而是被挤掉了一枚诺贝尔大奖。
普拉舍作为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致力于研究一个冷僻的选题，做到了大多数成就非凡的科学家在其职业生涯初期能够做到的一切。他想到了一个极其了不起的思路，并为之坚持不懈。他并不介意自己的选题没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获得多少支持和鼓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身上，作为一名专利局的职员，没有谁关注他，而那时他也正处于一生中最多产、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在普拉舍的案例中，他的同事没有几个人认真地对待他在绿色荧光蛋白方面的研究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工作时，他搞砸了申请长期职位的陈述报告。随后，他的项目申请也被拒绝，这意味着他不能够筹集资金来继续他的研究。他的压力如此之大，连他那3岁的女儿都对妈妈说：“爸爸再也不会笑了。”职业生涯的巨大打击导致他情绪低落、精神崩溃，普拉舍请求教职聘用委员会中止对他的审查。他离任了。但在他获得一份农业部的工作之前，他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为了自己的工作不会就此前功尽弃，普拉舍将他克隆的绿色荧光蛋白（他独自辛勤劳动的成果）邮寄给其他两位研究人员。这是真正友善的、无私的举动。填充得鼓鼓囊囊的信封上潦草地写了两个名字，他们是仅有的两位与普拉舍有过联系的、对他的研究表达过关注的科学家。
16年以后，普拉舍寄出邮件的接收人，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获奖时间为2008年）。 12 利用普拉舍克隆的基因，查尔菲得以继续向医学界表明，普拉舍的愿景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确实能够将绿色荧光蛋白应用于生物体。通过将绿色荧光蛋白植入线虫内，查尔菲使蛋白发光，这一技术现在已被成千上万的生物学家利用。如果普拉舍当时有资金、有机会从事这项研究，这也正是他计划下一步要做的事情。钱永健拿到了普拉舍的基因，使它变异，创造了绿色荧光蛋白的新品系，可以让它们发出一系列色彩鲜艳的光芒。就这样，通过创新地利用普拉舍的发现，普拉舍基因的继承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它应用的开创性论文，渐渐步入到“发现者”的角色。由于普拉舍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就成了绿色荧光蛋白的代表。
在普拉舍离开学术界17年后，一天早上，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诺贝尔颁奖的消息，那时他正在厨房里。 13 收音机里的新闻播音员是本地人，以一种甜蜜悦耳但音调拖沓的地方口音播报新闻，将钱永健的名字发错了音。普拉舍决定打电话给广播电台，他这样做并不是要去索要功劳。事实上，他对自己在这项发明中起到的主导作用只字未提。他打去电话，非常细致地纠正了播音员的发音。然后，用了早餐，离开家去了汽车专卖店，穿上了上班所要求的制服，蓝色的polo衬衫和卡其裤。经销商的场地用气球装饰了一番，气球在铮亮的汽车上方漂浮。坐在破旧的办公室里，干着挣不了多少钱的工作，普拉舍心里的失落滚滚而来。这种失落与其说是因为错过了大奖，不如说是他感觉到，眼下的默默无闻是自己造成的。在聚光灯下受人追捧不是他的个性，而让他向以前帮助过他的人伸出双手，又会使他内心不安。他的故事是成功第四定律如何主宰我们命运的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例子。
当我们看到团队工作的成果时，我们不能准确地去了解谁做了什么。因此，我们将功劳分配给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团队成员，通常是其研究轨迹记录始终如一的那些人，或者是我们都认可的人物。一方面，这可能是将功劳授予应得之人的一种公正的方式，但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偶尔也会出现明显的错误。
当我们以团队的方式工作时，我们难以置信地富有成效，但是合作也可能就是中学时期团队项目的成人版，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经历，普拉舍对此知道得太清楚不过了。你可能坐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在令人惊愕的怀疑中跟着别人鼓掌，而你的众多合作者当中的一个，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你为之呕心沥血的功劳。
下一个一夜成名的人，可能就是你
对于我来说，成功第四定律并不是关于机会的错失，或者功劳的丢失。反之，它的发现给予我具有可操作性的深刻认识，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分配奖励的。每一次在和我的学生，或者在专业领域里刚刚起步的科学家交谈时，我都会提及它，因为他们需要从策略上思考，当他们从事引起他们兴趣的项目研究时，如何“为自己赢得声誉”。每当我考虑可能的合作，或一个新的职位或责任时，我也会运用它。对功劳分配和人性的驱动法则置之不理，可能会使我们投入某一项目中的全部努力付之东流。认识成功第四定律背后的发展过程，可帮助我们抵制它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公和伤害。
正如成功第一定律所展示的，功劳经常由无形的网络，而不是个别仲裁人分配。尤其是我们所处的庞大的、不稳定的、纠缠不清的关系网络，决定着我们的成功。就如同普拉舍的基因用发光突出了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我们现在也能够阐明一些决定我们命运的无形线索了。
我们到此为止所谈及的种种定律，都基于成功是一种集体行为的原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考察，社会对成果及其背后的故事如何回应，看到偏见如何影响奖励，成功如何带来成功，社会适应度如何产生作用，功劳如何被分配，以及团队如何能够获得成功。当我们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寻求认可时，每一条定律里都有可以借鉴的要素。
《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将奉献给成功第五定律，该定律证明了洛夫所采取的方法的价值，区别了她的故事和普拉舍的经历之间的关键的差别。洛夫的故事不仅体现了第四定律，重要的是，她在面对艰难命运时的锲而不舍告诉我们，如何利用才华并利用它铸就有意义的职业生涯。正如洛夫在浴室里获得的启示造就了她的成功故事，我们还必须急迫地警惕第五定律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毕竟，下一个一夜成名之人可能就是你，你最有影响力的工作可能就是你正在酝酿准备的那个。出发吧，时不待我。让科学成为激励你奋勇向前的啦啦队。因为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写的那样，成功可能会随时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时常会不由自主地检视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失败与成功。在波士顿晦暗的冬日里，每当在去实验室的路上小心地避开人行道上的薄冰时，我总会发现自己在心里计算着成功的概率。可以确定的是，科学带领我走上了一条非常曲折又难以预料的道路，驱使我在短短20年间从物理学转向网络科学再到成功学。然而，我的学生和博士后前方的职业生涯还充满变数。和他们一起工作令人振奋，时刻提醒我如何将学术作为我的第一选择。
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从无数研究中总结出的经验会让城市的氛围变得更好。然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创新和发现只是年轻人的游戏。爱因斯坦注意到这一现象，这位早在26岁就发现了相对论的著名科学家直言不讳地说道：“如果一个人在30岁之前没有做出重要的科学贡献，那么他永远也不会做出。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随着时间的流逝，卓越的年轻人代替年长的人，这种隐约的“枯木”似的感觉带有一种诗意。我们科学家也不例外。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和爱因斯坦一样凭着20多岁时的发现获得诺贝尔奖，总结出如下伤感的诗文 1 ：
毫无疑问，年龄是火热的寒意，
让每个物理学家战栗不已，
当他度过30岁后，
与其默默无闻地活着，倒不如死去。
虽然狄拉克并没有遵循此诗传达的观点，但他的思想依然受到认可，他在48岁去世之前仍有论文发表。通常来说，他和爱因斯坦是对的：数据告诉我们，科学家的突破性工作往往发表于职业生涯的初期。针对当世公认天才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心理学家迪安·基恩·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分析了包括达·芬奇、艾萨克·牛顿、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在内的从古至今2000多位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生平，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在39岁或之前就在历史上留下了足迹。 2 该证据支持了人们广泛认可的假说，创造力是青年（或者至少是中年前期）的特权。当西蒙顿转向研究艺术家和作家时，发现他们同样在早期取得了成就。创新是促使我每天起床去实验室工作的燃料。无论在哪一学科和领域，对于我们这些日渐老朽、疲惫、最需要创新的人，创新似乎越来越乏力了。
随着日渐老去，我们不可避免地将失去魔力吗？ 3 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如果你见过我拼命工作乃至难以给自己放一天假，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对这一预言如此担忧。对我（以及可能需要容忍我提前退休的人）而言幸运的是，我们的研究中发现的深层悖论点亮了真正的希望：我们老年人并非一定过气，因为创造力不会衰老。虽然爱因斯坦和狄拉克关于大部分重要发现都来自年轻人的事实判断并非完全错了，但其实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得重大突破。
如果你感到不解，无须担心。我曾经也同样不解。事实上，我花了5年时间才厘清创造力和年龄之间的巨大矛盾。
天才与凡人的成功模式并无二致
西蒙顿的研究确实非常吸引人，但也令我疑惑。他的工作关注的是天才，而天才在创造性工作的人群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受人尊敬的伟人就如同珍稀的飞鸟。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西蒙顿的发现是否也适用于没有被打上天才标签的普通科学家（比如我以及我那些头发灰白的同事和合作者）呢？那些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我每天打交道的其他行业呢？我是否应该仅仅因为我的家庭医生已经过了智力巅峰期就解雇他呢？我是否应该用年轻的建筑师代替经验丰富的资深建筑师，以期待前者为方案设计带来突破性的新想法呢？硅谷的创业公司是否应该坚持他们的潜规则，雇用涉世未深的年轻面孔而不是经验老到的年长员工呢？换而言之，关于天才的大量研究是否对我们凡人有意义？
这便是罗伯塔·西纳特拉（Roberta Sinatra）在2012年加入我的实验室不久后我们提出的问题。作为一名来自西西里的年轻博士后研究员，西纳特拉从物理学开始了研究生涯，逐渐转向网络科学。她刚加入时我就清晰地发现，她具有将优秀表现转化为成功的能力。她对研究的热情具有感染力，激励着实验室的多名成员解决困难的决心。她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厨师，还是天生的网络科学家，能将人们聚拢在她的餐桌边。很显然，相比于会议室，在品尝按照家传菜谱制作的意大利面时讨论网络科学的理论更为容易。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实验室，她总有办法让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我和西纳特拉很好奇，在那些并非超级明星的普通人的职业生涯中，年龄对于创造力有何影响？通过观察伟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轨迹，我们能否预测张三和李四在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行业中做出小而精的贡献的创新周期呢？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我们拥有最高影响力的论文是在研究生涯中的哪个阶段写出的？
有时候，简单的问题是最难回答的。这一问题正是如此。这要求我们从4000多万篇论文中确定每一篇论文属于哪个作者，从而精确地构建出数万名研究员的职业生涯。在我们团队的计算机科学家皮埃尔·德维尔（Pierre Deville）的大力帮助下，我们花了大约两年完成这个过程。当我们最终完成并分析清楚每个研究员的职业生涯时，发现了一个统一的模式。
成功的研究通常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出现，即进入科研领域的前20年里。确切地说，一位科学家似乎有大约13%的概率在职业生涯的前3年发表她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接下来的3年里的概率也差不多。事实上，在前20年里的每一年里，他发表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的概率都基本相似。但在20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一概率快速下降。他被引用最多的论文发表于第25年的概率只有5%。之后的概率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我已经接近职业生涯的第30年了，根据我们画出的这条下降曲线，我现在能做出超越此前最好能力表现的新发现的概率是多少呢？答案是不足1%。换而言之，我或许应该就此止步。简单看一眼数据就会得出我已行将就木的结论。忘了终身教授这回事吧，学校的教务长应该把我扔进落日的余晖中。
所以西蒙顿是对的，他的发现的确也适用于非天才，适用于我们这样追随着对科学的热爱，并日复一日坚持下去而不期待荣誉的普通人。我们的发现非常简单：就创造力模式而言，天才和我们并无二致。 我们也一样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达到高峰。我们也一样在创造力减退时迟钝起来。无论是不是天才，我们大多符合同样的基本模式。
就创造力模式而言，天才和我们并无二致。我们也一样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达到高峰，一样在创造力减退时迟钝起来。无论是不是天才，我们差不多都符合同样的基本模式。
When it comes to their patterns of creativity, geniuses are no different from us. We, too, peak out early in our careers. We, too, let our guard down once that wave of creativity wanes. Geniuses or not, we mostly conform to the same fundamental patterns.
与年龄无关，与产量有关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我不妨买一些夏威夷衬衫，搬到佛罗里达州，开始学打高尔夫球。不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结论后来被证明是对数据不完整的解读。当我们分析早期创新背后的原因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诚然，获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在20年后会急剧下降，但重要的是，产量也同样下降。当我们列出科学家在职业生涯中各个阶段发表的论文的数量时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开始阶段的产量更高。一位科学家发表其最具影响力的工作成果的概率图和他发表所有论文的概率图非常接近，甚至无法区分。这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信息等待着我们去解释。
在那几个月里，我们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如何解决论文产量和成功之间的时机重合？我习惯早起，因为在清晨思考效率最高。我总是在黎明醒来，琢磨最近的图表，然后把新一轮问题发给西纳特拉和她的团队。我们会在下午会面时讨论数据，并一次次地问她：“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山穷水尽了吗？”西纳特拉习惯晚睡，会一遍遍地浏览谷歌学术论文，查看她敬佩的那些科学家的生平引用记录。从诺贝尔奖得主到她共事过的相对不那么著名的科研人员，她搜索过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影响力随时间呈增加的趋势，每一个人获得的引用次数都是逐年增加的。
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狄拉克这些已故的科学家，他们的工作依然如他们在世发表论文时那样继续获得引用。于是西纳特拉有了一个想法：在世的科学家和已故的科学家，其成功有何不同？
答案是：在世的科学家仍在发表论文。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在过世后无法再传播新的科学。在近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中，他们没有提出新的科学理念，而为世人所景仰的是他们在世时的科学成就。虽然他们的研究工作随着生命终结而停止，但他们的科学影响力（以被引用的次数计算）每一天仍在增加。西纳特拉仔细思考后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解释科研产出与成功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在苹果与苹果之间做比较，而不是比较活的苹果树和死的苹果树。因此我们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已经退休的科学家身上，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科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而非只是一部分。
西纳特拉深夜的灵光乍现促使我们对数据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4 我们发现，只要把每个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按时间排序，就可以解开科研产出与成功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再以科学家发表论文的年龄来标注每一篇论文，而只是简单地按序号标注为职业生涯的第1篇、第2篇……第20篇。于是，我们对论文有了新的认识：每一篇论文都是争取科研突破的一系列努力中的一环。
我们本以为会看到科学家最具影响力的论文出现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毕竟过去几十年对天才的研究一直暗示这样的论点。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无论第1篇、第2篇还是最后一篇，每一篇论文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的概率完全均等。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时，我们惊呆了。这与年龄似乎完全无关。
这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如果我的创造力并不会随着年龄下滑，而我每篇论文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概率均等，那么为什么我们所有人——天才和普通人，都在生涯的早期达到巅峰呢？
答案是产量。
这个看似矛盾的发现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在30年里，每年生日你都买一张彩票，但你中奖的概率不会随着年龄而增加，自然也不会下降。现在和5年前的概率是一样的，10年后也会一样。但如果你在30岁生日这天买了30张彩票呢？想想看，如果你终将赢得彩票，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30岁这一年。我们的观测表明，科学家的科研论文就像彩票一样。每一篇论文产生突破性进展的概率是均等的。因此，当科研人员以最佳速度发表论文时，比如科研项目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完成，就最有可能在此时达到成功巅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爆发式地科研产出过程中最有创造力，而是因为尝试的次数足够多。
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而言，这种爆发式的科研产出出现在职业生涯的最初20年里。伴随着求学后对科学的急切渴望，在进入科研领域的最初几年里，我们非常迫切地投身于科研项目。10年或者20年之后，我们的科研产出逐渐减少。所有的创造性活动概莫能外。总会有新的事情把我们从办公室、工作室或者实验室抽离。我们需要处理中年危机，比如，孩子遇到了麻烦，年迈的父母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我们筋疲力尽，无法专注，重心被转移，节奏逐渐变得迟缓。换而言之，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我们买的彩票比较少，因此成功的机会也就比较少。
因此，在改变分析数据的方式后，我们发现，年轻科学家更频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并非年轻时更有创造力，而是因为整体而言，他们在这一阶段的科研产出更多。年轻人一直在不断努力，从不因失败或者不受重视而气馁。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的突破性工作多在30多岁时发表，为什么画家的代表作多在20多岁时完成，为什么作曲家、电影导演、发明家和时尚设计师常常在年轻时声名鹊起。
与直觉相反，这对于我们是个好消息，无论你已经有了皱纹，还是将会有皱纹。只要我们不断地购买“彩票”，将我们的工作分享给全世界，那么创造力不会有年龄的限制。这一心得我们称为成功第五定律：
成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年龄，只要你在一个好想法上坚持不懈。
成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年龄，只要你在一个好想法上坚持不懈。
With persistence success can come at any time.
一想到数据，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喜悦。事实上，当我们将成功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逐渐梳理清楚时，在从实验室步行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满脑子都是新想法和动力。当我们在初夏时分取得进展的时候，仿佛太阳永不会落下，而当它最终落下的时候，疲惫的地平线上洒下了美妙的色彩。我对这一发现的欣喜有着个人的原因：科研产出一直是我的强项。如今我才知道它是宝贵的财富。有成功第五定律的加持，我应该加倍地投入研究工作中，比年轻时更勤快。现在我知道我写的每一篇论文都是一张彩票，而每一张彩票都有机会获得突破性的发现。我分析了科研生涯的数以千计的数据，才最终认清了自己的生涯，而它原来如此简单。
80岁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原来“大器晚成”与“出名要趁早”都成立
当50岁的约翰·芬恩（John Fenn）成为耶鲁大学教授时，以学术界的标准来看，他已经很老了。但话说回来，他本来的起跑点就比别人晚。他32岁时才发表第一篇论文，此时距离他拿到学位已经过去了10年。这在学术界极为少见。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芬恩成为学术明星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他第一次获得教职是在35岁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开始研究原子和分子束时。这个领域很艰深，他在15年后转到耶鲁大学时仍在继续研究。虽然芬恩勤奋刻苦，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影响力一直不高。当他年满70岁时，他在耶鲁大学的系主任一定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强制芬恩退休了，毕竟他已经有20年没有建树了。
然而芬恩并不打算就此停下。当时67岁的他在耶鲁大学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实验室的房间被收回，技术人员也没有了。彼时，他发表论文提出新技术——“电喷雾离子化法”（electrospray ionization），将液滴转化为高速的离子束，从而快速准确地测量大分子和蛋白质的质量。他意识到这是一项突破性技术，自己终于成功了。他是对的。随着学术界对细胞分子成分的兴趣迅速升温，他的技术很快成为世界各地实验室的标配。他不愿以耶鲁大学名誉教授的身份蹉跎年月，前往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任教，这所大学完全不介意他的老龄。在这里他组建了新的实验室继续研究。
芬恩最后这些年的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成果。他改进了最初的想法，发展出一套测量核糖和病毒的稳健方法，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准确率。我们今天对细胞如何工作的知识都归功于此。他晚年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5年后，作为一位80多岁的瘦弱老人，他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芬恩的故事有着美好的结局， 5 告诉我们，只要遵循成功第五定律就会有回报。卡萝尔·罗宾逊（Carol Robinson）在致这位亦师亦友的老人的悼词中写道，他是一位热情不竭的科学家。“他相信科学首先应该是有趣的。如果你感觉不到有趣，那就应该放弃。”她写道，“但是芬恩从不放弃。他坚持科研，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工作，直到去世前几个星期。他最后一篇关于电喷雾机制的论文在90岁高龄时发表。”他拥有非常棒的一生。
芬恩体现了成功第五定律的简单信念：成功与年龄没什么关系，而取决于你向着重大突破一次次尝试的决心。 意识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我开始注意到生活中处处都有芬恩一样的人。阿兰·里克曼在46岁时才出演第一部电影；雷·克罗克53岁时开发了麦当劳的特许加盟模式；纳尔逊·曼德拉在服刑27年后依然对政体改革充满渴望，在76岁时成为南非总统；朱莉娅·查尔德在50岁时第一次主持电视节目，颤抖的声音道出了她对烹饪的浓烈兴趣。
这些大器晚成的例子就像成功第五定律的教科书一般。除了坚韧之外，他们还有别的共同之处——他们通往成功的道路由一个隐藏的因素引导，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逐渐显现。我们称为Q 因子。它最终帮助我们回答了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拥有社会适应度的想法和产品从何而来？
为什么你一再尝试与努力，却一再失败？
对任何创新来说，新的项目总是从新的想法开始：脑海中灵光乍现，你开始琢磨如何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但我们常常无法提前判断一个想法有多么重要和新颖。因此我们用数字r 表示任意一个想法的价值。比如在一个小型购物中心里开一家快餐店，如果那儿已经有5家快餐店在苦苦挣扎，那么这个想法的r 接近于零。再比如，制造瞬间传送门，r 的值可以非常大，如果你真能做出来的话。当然，越好的想法，它的r 就越大，越有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成功。就像风险投资人总是嘲弄地说，想法本身并不值钱。你能不能把想法执行下去并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决定了投资人愿意给你多少额度的支票。任何行业都是如此：卓越的想法配上糟糕的执行能力，很难产生重要的结果。将想法转化为发现的能力至关重要，而人与人之间在这方面差异极大。
我们把这种能力称为一个人的Q 因子，从而可以把创新过程简化为一个方程。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价值为r 的想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了成功的创新S ，S 代表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想要预测这一影响力，就需要知道想法的未知价值r 和个人的Q 因子这两个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决定项目最终的成功S 。我们想到的最简单的模型，也是后来被证实为最准确的模型，便是让你的Q 因子乘以你下一个想法的价值r ，得到S 。这样我们便得到了预测成功的公式：
S =Qr ：一个产品的成功，一个创新的影响力，等于个人的Q 因子和想法的价值r 的乘积。
S = Qr ：一个产品的成功，一个创新的影响力，等于个人的 Q 因子和想法的价值 r 的乘积。
S =Qr ：The success of a product or a deal, or the impact of a discovery, will be the product of a creator's Q -factor and the value of idea r .
因此，如果一个Q 因子低的人拥有r 值很高的伟大想法，我们将遗憾地看到这一产品流于平庸，因为Q 因子低导致Qr 乘积小，即绝妙的想法乘以糟糕的执行。 6 想想苹果公司的第一款掌上计算机“牛顿”，有着低劣的手写识别，最终史蒂夫·乔布斯不得不取消这个产品。反过来也一样，Q 因子高的创新者也可能做出平庸的产品。想想苹果公司的“丽萨”计算机、NeXT计算机、G4 Cube计算机和MobileMe服务。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它们，那么你现在知道了，这些是乔布斯诸多失败的作品之一。如果一个想法的价值r 很低，无论Q 因子多么高也只会产生低下的Qr 产品（此处使用了双关语，Qr 即指“产品”［product］，也指“乘积”）。这就是执行力强、想法糟糕的情况。然而，还有一些完美风暴般的例子，比如想法和执行力都非常棒。当Q 因子和价值r 都很高时，它们相互加强，水到渠成地促使了职业生涯级别的突破进展。想想苹果手机，一个完美的想法配合杰出的执行力，成就了乔布斯的代表作。
以这样的方程来刻画职业生涯并不符合此前我对创新人群工作方式的印象。 7 我曾一直相信，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我们会越来越擅长把心中的想法转化为高影响力的产出，无论其具体形式是把创新点子变成商业产品，让交易直觉带来绝佳的商业行为，还是将片段旋律扩展成一首曲子，或是让午后的斑驳光线驻留在画布上，成为传世作品。换而言之，我确定我们的Q 因子会在职业生涯中逐渐提升。然而，真正震撼的发现正在于此：我们找到了方法测量科学家的 Q 因子，发现 Q 因子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不会发生变化。数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总是从一个确定的或高或低的 Q 因子开始职业生涯，然后它将一直保持不变，直到我们退休。
这给了我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22岁的我和现在的我有着同样的科研能力。彼时我刚写下第一篇科研论文，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相信这个发现也给你带来了同样的情绪反应。无论现在距离你的20多岁的日子过去了几年或者几十年，你可能都会觉得那时的你还不能算是一名好的教师、医生或者销售员，完全无法和现在相提并论。如今我22岁的儿子即将攻读博士，我该如何告诉他，现在就已经可以判断他将来能否成为一名好的科学家了？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职业生涯中的自身发展、不断学习和努力工作呢？
我无法接受创新人群的Q 因子不会随着时间改变。我们把这一发现整理成论文投往顶级学术期刊时，编辑也表示无法接受。期刊编辑委托的8位审稿人同样表示无法接受。每个人都感到困惑。他们要求我们反复检查这一发现，并在所有学科中检查其有效性。我们花了6个月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依然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作为科学家，我必须就此接受这一发现，虽然我还需要大量努力才能完全理解，这一发现告诉我们的关于成功、天赋和能力的事实。
这一发现对于科研以外的领域也成立吗？直到最近，我们找到了如何在信息交流领域里度量Q 因子，最终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验室的新成员奥努尔·瓦罗尔（Onur Varol）计算了Twitter用户是否擅长在发布消息时与他们的用户群产生共鸣。 8 显然，如果你在Twitter上有百万粉丝，那么常常会有上千人转发你的消息，因此不应该把你和那些只有极少粉丝的人直接做比较。
因此，我们只比较有相同数量粉丝的Twitter用户，并且兴奋地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异：有些用户比其他用户更擅长与粉丝互动。Twitter用户的沟通技巧并没有日渐表现出系统性的增强或减弱。Q 因子高的用户依然如故，而Q 因子低的用户也鲜有提升。一个人注册Twitter的时候，Q 因子就已经确定，并在接下来几个月乃至几年里保持基本不变。
我把这一令人费解的结论解释给我的邻居，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我问他有没有感觉到他在职业生涯中逐渐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从业者。在他的一次次成功之间通常间隔多久？他是否慢慢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能够避开糟糕的交易机会？
“绝非如此。”他回答道。
他的职业生涯同样记载着少数几次漂亮的成就和大量的失败经历。这与当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史蒂夫·乔布斯的参差不齐的履历并无二致。乔布斯极高的Q 因子使他的杰出成就掩盖了大量的失败记录。
找到你的 Q 因子与你的梦想契合的工作
如果你感觉在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些人靠着运气达到成功，那你是对的。但正是他们的Q 因子（先天的天赋或者知识）让他们得到了幸运女神的垂青。在每一个创新领域里都有一位约翰·列侬、一位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一位托妮·莫里森、一位居里夫人。因为他们有极高的Q 因子，他们的工作总是会产生重大影响力，即使是始于价值r 并不高的想法也不例外。先天薄弱的项目遇上强劲的Q 因子能产生可观的影响力，而遇上笨拙的执行者则难逃失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高影响力的成就之间有大量低价值r 想法导致的失败记录。尽管如此，对于Q 因子高的人们，我们的模型预测，他们将会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如果我们不幸有一个很低的Q 因子，又该如何呢？正如我们可以立即想起我们生命中遇到的Q 因子高的人们，我们同样很容易想到Q 因子不高的人们。我们在科学家和Twitter用户的数据中确实观察到了这些人。尽管Q 因子很低，很多人依然坚持自己的追求。由于Q 因子不会随着时间改变，我想建议每个人，尽管这建议听起来并不悦耳：如果你在寻求突破的道路上一再失败，很可能你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
我自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高中时我准备成为一名雕塑家。但是，诚实地说，我不够好。即使在那个时候，我更好的表现是在物理学方面。所以我跟随自己Q 因子的引导，放弃了艺术家的道路，走进了科研实验室。又或许，你处于一个孤独的领域中。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在量子点领域工作了很多年。这个领域十分晦涩，最重大的发现也只有极少数人会关注。我最终决定转向研究网络，这让我的工作可以有更广泛的受众。关键是，如果我们的Q 因子与我们的工作并不合拍，我们必须做出决断，是否继续把希望寄托在错误的职业道路上。而一旦你发现了与你的Q 因子完美契合的职业或领域，你需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坚持下去。不要把成功寄希望于运气。只要找到你的Q 因子与你的梦想契合的工作，你成功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
创造力永不过期，但成功不是
到现在，我希望我已经得到你的认可：创造力永不过期。
不过，成功是有期限的。考虑到我们此前讨论过成功如何引发更大的成功，这个结论确实很奇怪。根据优先连接理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旦一个项目成功，它会与此前的成功成比例地无限增长。然而我们想想看，此处应该遵循常识：如果真是这样增长，个人成就带来的一次又一次增长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只需要获得一次认可，便可终身享受优先连接带来的关注。一次登上畅销书榜足以让作者一直享受名望和版税的好处。一项成功的专利可以让发明家获得无穷财富。一次科学发现给科学家带来数百万次引用。有时候的确这样，单次成功带来的收益将持续创新者的整个余生。然而，如果优先连接确实是正确的，成功者和未成功者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如成功第二定律所言，能力表现是有界的，但成功是无界的。就像生命中的很多事一样，成功也受到时间的限制。
毕竟，人固有一死。
所有东西都会随着时间而衰老，成功也会渐渐被淡忘，成为“注意力经济”的又一牺牲品。无论我们眼前的东西多么闪闪发亮、引人注目，我们终将会把注意力投向远方的地平线以寻找更闪亮的目标。我们的“青少年”项目也是如此。新的发现、视频和手机会在发布之时得到大量关注，然后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的兴趣总会迅速消失，成功就像雪花一般消融。
真正拥抱不确定性的人会一次次选择新的想法
好消息是，Q 因子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才华并且坚持不懈，运气终会站在我们这边。虽然所有项目都有被淡忘的一天，但创新的人们并不会过期。站在创新者的角度来看，长期成功的关键是显而易见的：创造一次又一次追逐成功的机会，那些让你拥有Q 因子的优秀品质自然会带来期待的结果。成功的人们不停地参与到一个又一个项目中，他们从不在数完奖金后就停下来，而是继续买更多彩票。正如J. K.罗琳所做的那样，一个作家利用成功第五定律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版系列小说。每一次她有新书上架，她的新读者就会阅读她以前的书。这样，每一本新书都为她的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让她的所有工作从不下线。
虽然成功会随着时间慢慢被淡忘，但Q 因子不会衰减。因为Q 因子是常数，真正成功的人可以一次次地选择新的想法，从而持续产出高品质的成果。高的Q 因子与芬恩般的坚持，帮助我们利用成功第五定律打造了长期事业成功的引擎，诸如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埃隆·马斯克和爱迪生、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他们这样的人之所以被世人铭记并非因为某一项成果改变了世界，而是他们持续的智慧结晶，这源自他们杰出的Q 因子和反复尝试的决心。
若想利用Q 因子，还有另一种聪明的方式——合作。
利用你的网络帮助自己完成项目。即使没有产出预期的成果，合作也会促使你继续尝试，继续利用你的Q 因子。团队合作有激励作用。对我来说，与学生和博士后一起工作的诸多项目促使我持续保持高产。
既然成功也是一种群体现象，我们对于高品质的工作和高能力的人才的看法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命运。成功或许是我们无法掌握的力量，但如果成功第五定律对你有些许启发的话，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顽强的创造力加上芬恩一般的坚韧，不仅仅给我们的生命以应有的意义，而且给出了事业成功的真正秘诀。这不仅极为有效地把我们的事业与我们的为人联系起来，还解释了我们为何最欣赏那些持有这一理念的人：即使生命短暂，年龄也只不过是朋友们庆祝的契机而已。
结束只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日本艺术家葛饰北斋是这一理念的完美例子。“我在70岁之前的画都不值一提。73岁时，我稍微了解了自然的真正构造。”他在75岁时写下了我非常欣赏的一段，“当我80岁时会有更多的心得；到90岁时，我应该能领悟事物的奥秘；100岁时我将到达奇妙的境地；而到我110岁时，我做的一切，无论是一个点还是一条线，都将是鲜活的。”
葛饰北斋享年89岁。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创作于生命的最后20年，包括标志性的木版画《神奈川冲浪里》。你一定知道它描绘的景象：巨大的波浪带起白色的浪尖，在半沉的小舟上空缓缓展开，让背景中的富士山相形见绌。它简洁地描述了一生之中成功如何沉浮流动，告诉我们那些突如其来的冲击和崩塌只不过是重新开始的信号。
结语
人人都可以如天才般成功
爱因斯坦在成为发型蓬乱、讨人喜欢的天才之前，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傲慢十足的精英人物。1919年，他第一次出现在新闻里，那是在他发表第一篇相对论论文的14年之后。那一年，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光在太阳附近弯曲了，并不是以直线传播。这一发现无疑是对他的理论令人欢欣鼓舞的证明，英国报刊也因这一发现而无比兴奋。但美国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纽约时报》6篇涉及相对论的评论中，赞扬声中交织着怀疑，甚至是敌意。这些尖刻言辞的根源有些令人费解，有可能是因为据说爱因斯坦这样断言，“全世界最多只有12个人”能理解他的工作。他的这一表态非常令人不快，而且极其专横。“《独立宣言》本身也被这一断言激怒了，因为在这个星球甚至宇宙空间，居然会有某些东西只能是上帝挑选的少数几个人才能理解。”一位评论者这样惊呼道。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欧洲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没有什么接触，他也是一位德国人，想一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扮演的灾难性角色。此外，爱因斯坦还是犹太人，在美国深陷反犹太主义和排外情绪的时代，这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919年突然爆发的关注之后，人们对相对论的兴趣开始减退。若不是因为命运的一次转折，爱因斯坦的名气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今天知道他名字的充其量只有学术圈子之内的人。
一个误会，让寂寂无名的爱因斯坦登上头条
那么，爱因斯坦在何时一下子就成了人类天才的典范呢？事实上，他的名气有一个准确的产生日期：1921年4月3日，这一天他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尽职尽责地派了记者去曼哈顿的炮台公园，采访了这位颇有争议的物理学家。不过，让新闻记者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并不是等候在东河、迎接即将到来的汽船的唯一的一群人。他们看到近两万人在那里“声嘶力竭，挥臂欢呼”。爱因斯坦下船时，身穿一件褪色的灰色雨衣，抽着石楠根烟斗，手提小提琴盒，他和随行的一批人乘坐敞篷汽车，沿下东区巡游前行。警察的护卫队紧随其后，他们的车队转向第二大道，沿途有成千上万的人排满了两旁的人行道，一直延伸到上城区。这些人挥舞着手臂和手绢，向来访者欢呼，表达欢迎。
这种超规模的接待使新闻界大为震惊。 1 一般来说，一位科学家的到来只是许多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中的一条，仅在各主要报纸的最后几页报道。然而，庞大的人群把爱因斯坦拥在中间，像英雄一样欢迎他，这颠覆了新闻记者的预期。因此，记者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个大人物，爱因斯坦很重要。
在他们当面采访这位物理学家时，记者又一次感到惊讶。他们本来以为爱因斯坦会是一位傲慢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令人恐惧的“爱因斯坦博士”，毕竟，他的理论“摧毁了空间和时间”。然而，他们见到的这位却身穿破旧、不张扬的衣着，带着儿童似的热情拉着小提琴，“腼腆”地和新闻记者打招呼，当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常常带着茫然的笑容。在他用最简单的词语解释完相对论后，他羞涩地补充道：“嗯，我希望我通过了考试。”他不拘礼节、风趣幽默，在镜头面前有些谦卑的紧张；他讲话时名言隽语信手拈来，而且用得也是恰到好处。
第二天，爱因斯坦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标题为《爱因斯坦教授来了，阐释相对论》。《纽约时报》也同样在头条宣告，还用小标题补充道：“数千人等候数小时，欢迎理论家和他的团队来到美国。”这些文章的语气突然一下子换了风格，描述他的语言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友好和热情。爱因斯坦不再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科学家，他成了一位梦想者、艺术家、“充满直觉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言辞诙谐、异想天开的健谈者。他风度翩翩，而且还非常有人缘。从这以后，无论爱因斯坦走到哪儿，都会受到电影明星一般的礼遇。
没有人在形容爱因斯坦的声望的本质时能比查理·卓别林更到位的了。10年后，卓别林在好莱坞做东招待这位科学家。车在行驶途中，他们两位受到了两旁人行道上的人们热情洋溢的大声欢呼。“他们在向我们两人共同欢呼，”卓别林对爱因斯坦说，“他们欢呼你，是因为没有人懂你；而他们欢呼我，是因为所有人都懂我。”
在爱因斯坦到达纽约前，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任何与他相关的新闻都只涉及相对论和他作为科学家的表现。当他从汽船上下来，受到大规模欢迎队伍的欢呼之后，爱因斯坦成了报纸头条的新闻人物。
但是，当我阅读那些已经发黄的报纸，上面的文章报道了爱因斯坦抵达美国的消息时，我想了解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两万普通纽约民众会为一位他们并不怎么熟悉的物理学家，举行“近似骚乱”式的迎接呢？为什么他们会请一天假去迎接一位具有争议的科学家？
事实是，他们不是为爱因斯坦而去的。在他们挥舞着手绢表达欢迎时，没有几个人知道爱因斯坦是谁。爱因斯坦里程碑似的声望实际上源自一个天大的误会：那一大群人到炮台公园去迎接的，另有其人。
最重要的，是初始的成功
20年前，我的一次经历改变了我职业生涯的轨迹。作为一名刚进入学院的新教员，在驱车前往第一次学术会议的途中，我内心忐忑不安，担心的不是路途上的驾驶，而是有关会议本身。
那时候我27岁，从事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圣母大学助理教授，仅有几个月时间。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头脑灵活、做事果断，不到3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我觉得，这是我能成功获得教职的唯一原因，也是我人生赖以依靠的长处。这并不是因为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而是因为它是我唯一的财富。但快也有它的代价。尽管在聘书上我被注明是一位教授，但实际上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一个胆怯、羞涩的年轻人。确实，我那时已经发表了40篇论文，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向一位陌生人问路。我知道最好不要去校园的行政大楼配钥匙，或预约报告厅，因为我看起来是那么无助，人们肯定会以为我是一名迷路的研究生。因此，我会选择给办公室打电话，迟疑地、带着浓重的口音向他们咨询，然后尽快地挂断电话。
当我快到达当年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主办地圣路易斯时，看到了城市的著名圆拱。这是表示欢迎的地标建筑，我从明信片上早已熟知了它，它给了我一丝希望，我并没有偏离之前记下的路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圣路易斯，但即便当时还没有GPS，我也没有为如何找到宾馆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我感到焦虑的是，到了宾馆以后我应该去找谁，或者中午开饭时应该坐在什么地方。尽管，这个城市从远处看起来显得不大——网格状的建筑、道路、人行道，一些看起来很漂亮的绿地公园，我一下子觉得路并不那么难找。我毕竟是一位教授，我自己鼓励自己，如果我要教学生了解世界，就需要像一个成人一样行动。
果真，我找到了去宾馆的路，而且还搞清楚了如何抵达会场。到用午餐时，我决定做一件和我性格大不符的事情。既然我要和一个陌生人一道享用三明治——这件事本身就够令人紧张的，为什么不找一位自己敬仰的人，而碰巧他也在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呢？于是在午餐时间，我极力控制住这一愿望引发的紧张，向一位科学家做了自我介绍，并询问他有无其他安排。
“抱歉，确实有安排。”他说。当时我真想自己扇自己的耳光，我居然会认定这位科学界的权威人物，会与他以前从未谋面的年轻人闲聊。
但接着，他很随和地笑着说，他晚饭有时间。
接下来的5天里，处处充满奇迹。人们不仅愿意交谈，而且还愿意热切地倾听。他们思想开放、求知欲强；他们和我一样对同样的事情感兴趣。他们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见解、建议，甚至是联系方式。这次经历是我涉及关系网络的第一次实践课，而网络也成了我终身研究的主题。
有些人天生就具有这样的才能，能搭建起有价值的关系，但我不是这种人。就我而言，建立关系网络是我需要获得的技能。在圣路易斯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必须为此努力。但是在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次出行是我首次实践成功第一定律。单有能力表现是不够的，如果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产生任何影响力，就不能逃避那些会对我的研究做出评价和认可的人。如果我想鼓励其他人取得成功，就得公开赞扬他们的成就。我是成功方程式两边的参与者，作为个人，也作为集体当中的一分子。这种给予和接受的模式正是构成我们成功并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基础。
我并不是要对“关系网络”这个词所包含的浅薄和简单意义表示愤世嫉俗般的赞同。如果我的成功取决于集体而不是个人，那么我们就禁不住会得出这样一个假设：我们的能力表现、才华，或者激情都不重要。我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找到合适的人，见缝插针，见风使舵，然后成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但正如成功第三定律所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方法也只能让你止步于此，如果你想长期获胜，能力表现是不可或缺的，你的成果需要具有高度的社会适应度和竞争力。
你可能在营销方面比你的竞争者略胜一筹，或者更善于建立关系网络，而人们还没有注意到你不可靠的能力表现。但是，驱动成功的真正引擎是第三定律——社会适应度乘以以前的成功。这两个因素相乘，相互建构。如果你希望成功，但仅具有这两个因素中的一个，就相当于任何数字乘以零，最终你得到的只是一事无成。
在参加圣路易斯的会议之前，我在IBM作为博士后工作了一年。隔壁办公室有一位颇有建树的科学家，在一所有很高声望的实验室里做全职研究员。我把他视为导师般的人物，有一次我问到他，他参与的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他已经拥有几项发现，完全可以轻易地列举一二。但他的回答使我感到惊讶，甚至有些失望。他回答说，他目前正在从事的项目。“我最重要的项目？我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总是最重要的。”他补充道。
那个时候，我并不理解他的回答，甚至以为他是刻意避开这个问题，试图把我晾在一边。但他的这一回答就像一个深奥的概念一样，让我多年来难以忘怀。现在我已是天命之年，终于明白了他想表达的意思。完成《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是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我现在正在撰写的有关大脑网络的论文将界定我的职业生涯。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的有关食物组学的项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个性化的营养结构，这将是改变世界的项目。老实说，我真诚地相信所有这些目前正在付出的努力都是重要的。如果你愿意倾听，我将会非常高兴花几个小时来谈论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项目，而且还会力图让你相信，每一个项目都具有变革性。如果你下一年问我，我肯定还会说同样的事情——有关某个尚未构思出来的项目。
自从发现了成功第五定律，我不再那么想入非非了。因为我们的影响力何时到来并没有一个可预测的规律。我们项目中哪一个最重要，完全是随机的。运气、产量以及我们的Q 因子共同决定了影响力的大小。因此，我所能够依靠的几项不多的担保之一就是，尝试得越多，我的Q 因子发光的机会也就越多。
对于我，或任何意志坚定的工作狂来说，这是令人感到宽慰的提醒，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前方。这让我想起了大器晚成的约翰·芬恩在瑞典国王面前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情景。他佩戴着红色的蝴蝶结领带，身穿黑色的燕尾服，灿烂的笑容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在毫不动摇地努力一生之后，他在85岁高龄最终获得了他应得的荣誉。
我还想到了爱因斯坦写于1935年的论文，那年他56岁，已远远超过他自己设定的创造力衰竭的年龄边界。那篇论文的要旨很清楚：量子力学，这一物理学最盛行的理论是有瑕疵的。他预言了一种称之为“量子纠缠”的奇怪现象，一种比光速还快的“远距离的、幽灵般的作用”，这违反了爱因斯坦自己的相对论。数十年间，科学家将1935年的这篇论文认定为一位年纪偏大的天才误导性的胡言乱语。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物理学家认识到纠缠是量子力学的关键特征，情况就一下子发生了变化。重新发掘出来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成了量子计算的基础。今天，有关量子力学的这篇论文是爱因斯坦被引用得最多的科学贡献，甚至超越了他的相对论。
脑子里想着这篇论文，我匆匆地走进了实验室，倒了一杯卡布奇诺，继续工作起来。
爱因斯坦的故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说明成功的道路是多么错综复杂。毕竟，他的面孔是世界上最持久、最易于识别的面孔之一，在我们的文化意识里占据了极其罕见的地位，《时代周刊》称他为“世纪伟人”。我们可能会说，这种关注是实至名归的，因为他的成就是如此卓越，应该收获这样的成功。然而，真相并没有这么简单。的确，没有人质疑爱因斯坦杰出的科学成就，这就使人们做出一个似乎合乎逻辑的假设，就像那些在东河迎接那艘汽船的新闻记者所认定的那样，1921年4月3日的早上，聚集在炮台公园的人群是为爱因斯坦卓越的才华而欢呼的。
但事实是，爱因斯坦并不是以一位科学家的身份抵达纽约的。他当时的身份是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陪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到访美国，目的是宣传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犹太国家的思想，这是一项许多纽约犹太人心目中的神圣事业。在庆贺汽船到来的2万人当中，没人真正在意什么相对论，他们是想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支持。犹太社区的领袖鼓励大家去参与。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首任总统的魏茨曼受到了纽约市长的迎接，并被授予“城市钥匙”的荣誉。他是第一位获得此项荣誉的犹太人。对于长期遭受迫害的宗教少数族裔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时刻。人们成群结队地来迎接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英雄，甚至没有任何人留意到陪同他的物理学家。
多亏了当年犹太人的报刊，我们才知道了这一切，这些报刊在它们的头条中报道了整个事件。《前进报》（Forward ）的大字标题宣称，“纽约举行盛大游行欢迎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这篇报道描述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头条新闻里报道的同一游行，但不同的是，《前进报》和其他犹太报刊清楚地知道，那些人群为什么聚集在那里。在犹太报刊里，不仅在头条标题里看不到爱因斯坦的名字，在报道文章中，他的名字也只是作为魏茨曼的随行人员而被一笔带过。
将此与《华盛顿邮报》文章的开场白做一个比较：“今天几千人聚集在码头，迎接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开创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尽管文章很快就提到，爱因斯坦“是作为尊贵的犹太人党派的一员抵达这里的”，但并没有过多介绍其他同行人员。在谈及爱因斯坦夫人对相对论的反应时——“他将自己的理论告诉我过无数次，但我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文章的评述才最终揭晓，魏茨曼是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的团长。
通过错误地将爱因斯坦置于头条标题，非犹太人的新闻报刊对爱因斯坦做的，就像阿努特·范·德·里特对Kickstarter网站上的众筹项目和维基百科的编者所做的一样，他们给了爱因斯坦一个巨大的推力，将他置于通往成功的跑道上。从那一天开始，爱因斯坦成了社会名流，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会吸引一大群人。与其他科学家相比，爱因斯坦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声望源于一个偶然事件，与他的科学成就完全没有关系。他碰巧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一艘恰当的船上。
成功可以复制，只要你善用五大定律
爱因斯坦的故事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概括了本书讨论的成功定律。我们对成功的界定是，成功与你无关，与我们有关。爱因斯坦的情况完全符合这一定义，他所获得的逾越科学团体的超高认可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出人意料的群体反应有关，而不是他的成就。
成功第一定律是，能力表现驱动成功，但当能力表现不能被测量时，社会网络驱动成功。爱因斯坦已经使自己成为杰出的科学家，这也是为什么新闻记者急于要采访他的首要原因。但他最初能够登上那艘汽船，还是因为爱因斯坦的个人网络，因为他与科学团体之外的事业和重要核心建立的联系。在通常讲述的有关爱因斯坦的成功故事中，这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略了。
成功第二定律是，能力表现是有界的，但成功是无界的。我们将爱因斯坦视为科学巨人，但像牛顿、尼尔斯·波尔、马克斯·普朗克、沃纳·卡尔·海森堡这些科学家，在物理学上与爱因斯坦有着同样深远的影响力。他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的超高形象，仅仅用能力表现本身来解释是说不过去的。无论如何，他的无界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不信你试一试，将爱因斯坦的照片拿到街上让人们辨认一下。
成功第三定律是，初始的成功乘以社会适应度等于未来的成功。这些因素在爱因斯坦的成功故事里都发挥了作用。将他置于头条新闻的标题中，新闻记者为他提供了推力，让他滚雪球般的成功得以启动。但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家的杰出和卓越，也是这个等式得以成立的关键。
虽然成功第四定律的前部分——团队的成功需要多样性和平衡性，似乎并不适合爱因斯坦，因为他的大多数论文都是独立完成，但后部分——功劳往往归于一人，则完全适合。功劳与能力表现无关，与他人的看法有关。爱因斯坦的故事就依赖于一个错误归因，把那些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认定为是来欢迎爱因斯坦的。他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倡导者，在这方面他最多也只是个小角色；但是对于非犹太新闻记者来说，他是代表团里最为大家熟知的人物，从而上了新闻头条。
成功第五定律是，成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年龄，只要你坚持不懈。还记得在爱因斯坦职业生涯的后期，有关量子纠缠的那篇论文吗？这篇论文最终成了他对科学做出的引用量最多的贡献，其影响力超越了他在1905年所写的5篇论文中的任何一篇，那一年，爱因斯坦奇迹般地做出了诸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一鸣惊人的重大发现。而他从未停止努力，一个创意接着一个创意，一篇论文接着一篇论文，成果不断，直至离世。这也提示我们，坚持不懈可以引领我们走向远方，特别是当它与我们的高Q 因子结合在一起时。
这是否令人感到惊讶？这5条简易的成功定律涵盖了这位科学界最著名人物的成功故事，但他不是唯一一个。你能够想到的任何人，比如帕丽斯·希尔顿、米克·贾格尔或者纳尔逊·曼德拉，他们的成功之路都由这些定律决定。因为这些定律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希望在生活中培育和促进成功，它们也同样适合我们。
我在《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的开篇便说了，科学定律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目的去改写它们，但我们可以利用对它们的认识，去影响我们未来的选择，造福于整个世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成功定律。虽然我们不能够改变它们，但我们能够利用它们来进行评估，什么时候能力表现本身就足以成功，什么时候不能。我们从这些定律中得到的启示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确定在磨炼技能和建立网络上，我们应该付出多少努力；在我们所从事的项目上，评估功劳应该如何分配以及如何从战略上选择我们的合作伙伴，以提升创造性。当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将成功分解开来，去除它的神秘性，就能了解什么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而什么是不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用不同的定律进行组合，以最大程度优化结果。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定律，剖析我们身边的成功故事，了解我们所敬仰的人身上起作用的成功机制——这也是人性化我们英雄的一种演练。
就像爱因斯坦的故事一样，许多成功故事似乎依赖于一个或者一系列偶然事件。众所周知，好莱坞的名流都有各自发迹的故事——一次幸运的邂逅或一个有实力的朋友，将他们推向公众的视野里。这里面肯定也有运气的成分，它通常与启动优先连接的首次推动力有关。但是，正如Q 因子提示我们的那样，除非我们在机遇来临的时候能抓住并不断地利用它们，否则运气是没有用的。
我们现在知道，成功定律构成了每一个成功故事的基础，将看起来似乎是随机的东西，以一种几乎可见的方式结合起来。这意味着，这些我们现在了解的定律给了我们绝无仅有的机会去为成功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超越自我奋斗这样的比喻，因为它太强调提高自身能力表现，我们需要做的是针对目标和需求制定策略，开创我们的未来。我们可以利用成功定律优化我们的结果，就像我们能够利用运动定律来制造更好的飞机一样。
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不平等是如何受到这些定律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利用对成功背后机制的认识，来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如何做呢？助推我们周围许多值得给予支持的人走向成功；帮助我们网络中可见度不高的节点建立重要的连接；关注那些成长受限于自身环境的小朋友，对他们伸出援手；认识到能力表现并不是成功的唯一通路，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协助那些满怀希望的后起之秀。
不用再去祈求幸运之神的青睐，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基础理论，帮助我们达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科学可能还是一门新学问，成功定律却不是。就像所有的科学定律一样，成功的五大定律具有普遍性，是永恒的。它们构成了成千上万个成功和失败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每一个都可以通过这一新的透视镜观察和认识。从马丁·路德·金到披头士，再到爱因斯坦，尽管他们都是天才，但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清楚，他们所获得的迅速飙升的非凡荣誉之后的定律。而现在，我们不再如此，这些定律正是我们可以加以利用的重要优势，以使我们孜孜以求达到他们登上的事业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