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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入将其国际收支推向赤字的冷战

事实证明,规避国内障碍的最便利方法是,向国会提供反共产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战后对外支出计划是与该战略相挂钩的。提供美元并不仅仅是贿赂外国政府,使其颁布门户开放政策,而是帮助它们对抗共产主义,如果不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它会威胁美国。对革命的恐惧改变了美国国会关于英国贷款的判断,推动国会通过了马歇尔计划,连同大多数延续至今的后来援助贷款项目。国会不会拨款为世界范围内的准理想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转型融资,但是它会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提供资金,这可以界定为与防范贫穷的扩散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贫穷为滋生反美主义的温床。

美国政府希望保持其资本主义伙伴国的偿付能力。美国外交家清楚地记得20世纪30年代,他们认识到,国际收支平衡破产的经济体会自我封闭,相应地会妨碍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这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1947年所指出的:

“在公共辩论和国会辩论中,行政部门的事情主要集中于两个主题:一是英国贷款在世界恢复中的角色,二是美国从这项协议中获得的直接利益。美国的自我利益是美国那样做的动机……行政部门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它指出,如果没有贷款,会发生什么。英国会被迫限制进口,在双边贸易中讨价还价,以及歧视美国商品……有了贷款,事情就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6)

前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位于敦促向英国贷款的首批人员之列,“主要是打击共产主义”。如果英国由于种种现实原因破产的话,他甚至力劝将这份贷款当作完全的礼物。

美国与俄国的紧张关系帮助了这项贷款的通过,它对消除关于这项贷款的经济稳健性的政治异议和怀疑有相当大的影响。1946年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密苏里州)发表了讲英语的兄弟国家联合起来遏制苏联的演说,从此反俄情绪席卷了整个国家。现在……他的思想似乎是很多国会议员投票赞成贷款的决定性因素……参议员巴克利(Barkely)说,“我不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国家采取如下立场,也就是驱使我们的盟国进入我们不希望她们被拥抱的怀里”。

美国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认可这一立场。这将变成美国在随后20年抽取其对外援助的政治杠杆。不支持自由主义的议员很难同情为战后经济规划提供了早期装饰门面的自由放任政策,为了促使他们的接受,国际政策此后披上了反共产主义的外衣。由美国政府观点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收支平衡已经达到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未达到过的顺差水平。它有一种财富的尴尬,现在需要收支逆差来推动国外出口市场和世界通货稳定。外国人缺乏支付手段,就不能购买美国的出口商品,而私人债权人不希望向信誉不良的国家进一步发放贷款。

朝鲜战争将美国的收支平衡转化为逆差,似乎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与共产主义的对抗成为美国军事和海外援助计划的催化剂。美国国会更愿意通过反共产主义或国家防务计划,而不是直接赠款或贷款,向盟国提供美元,朝鲜战争后,美国在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中的军事开支,就如同一种不流血形式的国际货币援助。在一国又一国的军事开支和援助计划,使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吸收的一些国外黄金实现了回流。

然而,10年之内,看起来促进稳定的经济动力开始有所动摇。唯一有能力为全世界范围内军事计划融资的美国,开始陷入泥潭。这种泥潭曾使实行殖民主义的各欧洲列强破产。美国的冷战战略家未能意识到,虽然私人投资在减少损失方面趋向于灵活,因为它依赖于以每年获得满意的回报率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计划,但这不同于政府支出计划的情形,尤其是不同于制造既得利益的国家安全计划的情形。这种计划不可能像私人企业的计划那么容易撤销,因为海外的军事支出一旦启动,就倾向于具有自身的动力。政府不能简单地说,国家安全计划在经济上已无利可图,因而必须缩减经费。这将意味着,执行这些计划首先仅仅是因为经济上有利可图——换言之,为了狭隘的经济收益动机,或者为了狭隘的国家收益,就可以牺牲人类的生命。起初作为借口的东西,变成了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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