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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帝国的新特征

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如果美国汲取越来越多的外国黄金和美元结余,世界货币储备就会减少。这会阻碍世界贸易,尤其是阻碍美国出口。因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与世界流动性和贸易的继续增长是不相容的。与它提供给外国人的相比,美国不得不购买更多的外国商品、服务和资本资产,除非这些国家能够增加非美元的货币储备。

人们没有掌握的是,由此而来的必然影响。在以关键货币美元为本位的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能够具有更多流动性的唯一方法是,美国通过维持国际收支逆差,将越来越多的美元注入其中。外国持有的美元结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外驻军和对外援助支出的产物,而它们同时也是美国的债务。

起初,外国对其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盈余表示欢迎。当时,毫无疑问,美国完全有能力以其庞大的黄金储备赎回这些美元。但是,1960年秋季美元的短暂飙升,推动黄金的价格提高到40美元1盎司。这提醒人们注意到,自朝鲜战争以来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一直持续地增加。正如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在20世纪40年代末是破坏稳定的力量一样,在60年代初,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超过一定程度,也会与世界金融稳定不相容,这一点已明朗化。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胜出,主要借助于发起了一场关于军事准备的相当蛊惑人心的辩论。紧随其后的是黄金的升值。依靠即将上任的民主党政府做什么来改变造成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冷战政策,显然是不可能了。

人们开始更多地注意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的不同。除了金属货币之外,本国货币是一种债务形式,但是确实没有人希望它会被兑现。一国政府力求清偿其本币债务,若超过一定额度,就会破坏该国的货币基础。回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高关税产生的预算盈余迫使美国财政部清偿其债券,引起痛苦的通货紧缩。但是在国际货币和信贷领域,大多数投资者都希望债务得到按期清偿。

这种预期似乎使任何建立关键货币本位制的尝试都将归于失败。问题在于,国际货币在被视为一种资产的同时,也是该关键货币发行国的债务。国际收支顺差经济体积累越来越多的关键货币储备,这意味着关键货币发行国有效地充当,甚至是事实上充当国际借款人。一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关键货币这种资产,它将长期维持负债状态,而清偿这种债务也就是减除国际货币这种资产。

全世界的美元储备不断扩大,而外国政府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储备所具有的上述债务特征,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需要美元储备来为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融资。但是,到60年代初,已经很清楚,美国正在接近最大限度,即它对外国中央银行的负债很快就会超过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价值。1964年,美国达到并超过该限度,到那时,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还是完全来自国外军事支出,主要是越南战争的军事支出。

如果美国像“一战”、“二战”后的欧洲政府一样,遵循债权人导向的规则,它就会牺牲其世界地位。它的黄金将外流,美国人会被迫甩卖其投资,以支付海外的军事行动。这正是美国政府官员在“一战”和“二战”后要求其盟国所做的,但美国自己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规则。与以前处于类似地位的国家不同,美国继续她的国内外支出,毫不顾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后果。

结果之一就是黄金的升值,其上升势头与美国在越南受挫的军事命运是一致的。外国的中央银行,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央行,几乎每个月一次将它们的盈余美元兑换成美国的黄金储备。

为了压低金价,美国不得不出售官方储备,来迎合私人需求。很多年以来,美国一直联合其他政府资助伦敦黄金总汇。但是,到1968年3月,经过6个月的兑换以后,美国的黄金储备缩减至仅有100亿美元的底线,超过该底线后,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将中断进一步的黄金出售。伦敦黄金总汇被解散,世界中央银行达成了非正式协议(也就是外交压力),停止将流入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这破坏了美元与黄金市场价的挂钩。出现了两种黄金价格,一是不断上扬的公开市场价,二是较低的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官方”价,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继续以此官价评估其货币储备。

3年以后,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宣布黄金禁运。基于美元可兑换黄金的关键货币本位制瓦解。美国国库券本位制,也就是基于美元不可兑换的美元债务本位制诞生。外国政府发现它们已不能用美元购买美国的黄金,而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及少量的美国公司股票和债券。

外国出口商和商业银行都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当外国的中央银行从其出口商和商业银行收到美元时,它们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这些美元借给美国政府。

在这些央行的国际收支平衡中出现美元盈余,就等同于把这些盈余借给美国财政部。世界最富国能够仅仅通过国际收支逆差,自动地从外国央行借款。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增长得越快,外国央行结余的美元就越多,外国央行然后将这些美元投资于流动性和转让性程度各异的美国国债,从而将这些美元借给美国政府。为了适应既要大炮又要黄油的经济,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日益扩大,这使国内的支出项目膨胀,国内大量支出又外溢到进行更多的进口和国外投资,并为维持霸权体系提供更多国外军事支出。为了其不断攀升的联邦赤字的融资,美国既没有向其公民和公司征税,又没有让其资本市场承担重负,而是迫使外国经济体购买新发行的美国国债。因此,美国的冷战开支变成了对外国人的征税。正是外国的央行,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成本提供了融资。

无法检验这种循环的流动究竟能走多远。因为可理解的原因,外国央行不希望进入美国的股票市场,购买克莱斯勒、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 Central)或其他公司的有价证券。这将对外国央行构成它们不期望承担的风险。不动产也不具有多少吸引力。对于其官方储备,央行需要的是流通性和安全。这就是它们传统上持有黄金,将之作为一种清算相互赤字的手段的原因。就它们开始积聚盈余美元而言,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是无限制地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美元。

从资产货币(黄金)到债务货币(美国公债)的这一转变,颠倒了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调节之间的传统关系。1968年前的传统智慧认为,具有贸易逆差的国家不得不出售其黄金,除非它通过提高利率从国外借入更多的钱、削减政府开支和抑制国内收入增长,从而扭转资金外流。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在其收放政策中所做的。当英国经济繁荣时,人们会购买更多的进口品,在国外的消费也更多。为了挽救持续贬值的英镑,英格兰银行提高了利率。这阻止了新的建设和其他投资,减缓了经济增长。在政府层面上,英国不得不放弃其帝国梦,因为它无力造就足够大规模的私营部门贸易和投资顺差,以支付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成本。

但是,现在世界主要贸易逆差国家美国藐视这种调整机制。它宣布不会让其国内政策“受外国人的指令”。这种单干政策引导美国在“一战”后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依照其他国家遵从的规则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美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它提出的条件:赋予美国独一无二的否决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美国也同样享有否决权。这意味着,只要是美国外交家认为不能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经济规则,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这些规则意味着,与英国不同,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提供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冷战支出以及国内的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的做法与英国的经济收放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三世界债务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要求它们实施的经济紧缩计划恰好相反。

从1968年4月至1973年3月,由于美国累积了5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赤字,外国央行发现它们不得不为这一时期增加的共500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买单。实际上,美国正通过维持国际收支逆差,为其国内预算赤字融资。正如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所描述的形势,外国央行不得不“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元,因为它们试图维持汇率的相对固定平价”(7)。当美元供应远远大于需求时,若不能吸收这些美元,会导致美元兑外国货币的价值降低。不断贬值的美元,不仅会为美国出口商提供有竞争力的价值低估,而且会减少外国所持有美元的本国货币价值。

外国政府极不希望将其出口商置于竞争劣势之中位置,因此它们持续购买美元,支持本币汇率,从而也支持了美元区经济的出口价。“外国机构对美国政府短期国债的需求大幅增长,导致这些国债与其他市场化的有价证券相比的市场收益比以往任何情况下都更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解释说。“尽管大规模的美国政府赤字就形成于这一时期,还是出现了上述发展。”由于外国央行对美国政府的美元债务工具的特别需求,美国公债的收益与公司有价证券相比下降了,而外国央行是不买美国公司债券的。

这改变了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调节机制,数世纪以来,各国都是被迫提高利率来吸引外资,为其赤字融资。对美国而言,提供“外”资的是国际收支逆差,因为外国央行将它们手里的外流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国库券。美国的利率降低恰恰是由其国际收支逆差所造成,而不是与之无关。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外国政府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美元就越多,这同时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国内联邦预算赤字提供了融资。

由于美国的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从政府公债转移到高收益的公司债券和抵押贷款,将低收益的国债留给外国政府购买,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繁荣起来。美国公司也开始收购有利可图的外国企业。它们花费的美元被移交给外国政府,外国政府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这些美元以超低的利息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外国对美国国库券的需求抬高了美国国债的价格,相应地降低了其收益。这抑制了美国的利率,但引发欧洲更多的资本外流。

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这种美元债务循环的动机。它认识到,外国央行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美元,以免世界货币体系崩溃。德国和盟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二战”后,甚至都没想过制造这样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准备在六七十年代这样做。人们总体上认为,这样的体系崩溃对外国的伤害将比对美国的更重,因为外贸在外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美国的战略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坚称,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一个外交难题,而不是一个美国公民应担心的问题。

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体量入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已变成美国经济窃取其他国家资源的一种手段。

美国政府必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大量花钱,不断推高其国内预算赤字。

这种支出既直接通过作为军事开支,又间接通过过热的国内经济对外国商品和资产的需求,流向国外。过剩的美元又循环回到它们的源头——美国,在该过程中抬高了全世界的通货膨胀。随着其收入和财产价值的上升,大多数美国人感受到,他们在通胀中变得越来越富有。

外国政府购买了从“二战”末至1973年5月美国所有公开发行的新增联邦债务,整个20世纪90年代外国政府仍然是这样做的。(至于那时候该体系是如何终结的,本书续集《全球分裂》进行了概述。)这一进程在1968—1972年遭遇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在1972—1973年粮食和石油的价格上涨四倍的通货膨胀大爆发中达到顶峰。在这5年期间,公开发行的联邦债券净增长470亿美元,美国政府只向其社保基金、其他信托基金以及美联储发行了少部分,而外国政府购买了420亿美元。

美国政府从外国央行而不是从其公民处借款的独特能力,是现代经济奇迹之一。若非如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战争刺激的美国繁荣很快就会结束。正如1973年美国遭遇的威胁所显示的,当时外国央行决定切断其货币与美元的挂钩,让它们向上浮动,而不是接受美国财政部借条的进一步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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