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金融不稳定与20世纪20年代情形之比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遭受流动性短缺。各国都寻求出口商品和服务，而不相应地进口。目标是挣得美元。到70年代，事情变得如此不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几乎流入每个经济体的巨额美元所产生的世界流动性过剩。美国政府无限制地花费美元，而美国的私人投资者收购外国公司，美国的进口比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更多。

为了增加进口，甚至共产主义国家也开始试图维持贸易逆差。如今，欧洲和东亚努力以最小的代价处理它们的盈余美元，而当它们将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再投入世界资本市场时，这些美元由此最终又回到美国。其结果是全球金融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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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改变了其控制世界经济的战略，从债权国战略转变为债务国战略。这一转变颠覆了贯穿20年代的全球关系。那时，正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绑架了世界经济。自6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绑架了世界经济，美国的赤字最初来源于美国政府的海外军事支出。五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所有国际收支逆差都是由美国海外军事支出造成的。

大多数经济模式都忽视了，美国海外军事支出及其造成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在20世纪世界金融转型中所起的作用程度。起初，美国从1950—1951年朝鲜战争开始在亚洲的军事支出，激化了全世界的美元过剩。正是这些军事支出，将美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迫使其在1971年宣布与黄金脱钩，并引入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抗的债务国导向的国际金融政策——外国经济体就是至今也未能摆脱该政策。

新的赤字战略伴随着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管制，这与贯穿于战后初期美国政策的哲学恰恰相反，战后初期哲学的残余影响依旧存在，粉饰着如今许多过时的经济辞令。政府间谈判和外交，塑造了一个经济体接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这是半个世纪前所不能预料到的。甚至连俄罗斯的私有化也是美国外交压力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演进的发展。

美国海外军事支出的意图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和扩大私营部门的出口和投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系列恰好相反的优先目标。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受到越来越多的管制，以为美国的全球军事和外交体系融资。为了东南亚冷战的融资，美国的银行和公司对外放贷和投资行为都受到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近于崩溃，关贸总协定被重创，美国在“二战”及随后与苏联和中国对抗的冷战中显然为之而战的自由贸易体系被搁置一边。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依然正在破坏世界，但其特征已经从军事焦点转向另一个焦点：坚持外国经济体供应美国国内经济因为后工业化和泡沫经济不再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并购买美国的过剩农产品和其他过剩产品。在金融领域，外国经济体的角色是，支撑美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泡沫，制造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通胀，尽管美国的工业经济正被掏空。

20世纪20年代，为了限制其国际收支顺差，美国试图将其利率调整得比英国的利率更低，吹大了于1929年破灭的股票市场泡沫。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在抽取东亚和欧洲的中央银行的美元，将它们重新投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制造了一种新型金融泡沫。1985年的《广场协定》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迫使日本央行降低利率，吹大了日本的泡沫经济，致使它于5年后破灭，留给日本一场金融灾难，再也不能像80年代美国战略家所担心的那样对美国构成挑战。

20世纪20年代和当前都出现美国国际收支失衡，两者的程度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将世界经济撕裂成碎片，并以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实行国家管制主义的应对措施而达到顶峰。但是，如今，美国政府的规划者和华盛顿共识最终控制了其他政府的政策，而华盛顿共识是美国通过其支配的国际组织强制推行的。自由贸易和外国债务美元化的要求实质上就是美国政府对其他政府提出的要求，而其他政府仍然被动地应对，而不是主动地采取美国式的市场管制。

讽刺性的是，美国只用了那么多的时间，仅仅25年，从1945年到1970年，就推翻了其宣称的战时理想主义，为世界“市场”建立了一种双重标准。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坚持西德重估德国马克，并将其美元储备重借给美国财政部，以此作为保持美国在德国驻军的成本。同样的经济高压发生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朗之间，美国迫使这三国用其石油出口的美元收益购买美国武器。类似情形还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甚至在面对苏联时，美国政府也开始进行双边协议的谈判。苏联要花100亿美元的预期收益专门购买美国产品，这些收益来自对美国的天然气出口。这些协议让人想起了雅尔玛·沙赫特20世纪30年代为纳粹德国提出的货币冻结协议。

推动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显然是促使政府退出经济事务的举措——是美国政府向债务国施压（通常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日益通过世界银行）的结果。在这些国家，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领域被甩卖，如此破坏公共部门的倡议，在美国国内政策中根本看不到，并恰恰与美国国内政策相反。这正是美国政府在1972—1973年所反对的政策，当时，欧洲、欧佩克和其他债权国寻求利用它们的债权国地位，购得美国主要公司和关键资源的控制权，并期望至少在限制美国在全世界肆意挥霍的程度上规范美国政府的政策。

债务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被移交到全球金融资本的手中，其中就包括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它们已被纳入由华盛顿共识控制和塑造的国际体系。美国的养老基金、信托基金、风险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投机者已经开始支配欧洲的股票市场，而且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侵吞远东的股票市场。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股票市场现在已经被公共领域的股份所支配，而这些股份迄今已大量地售给美国和其他主要国际收支顺差经济体的机构金融投资者。这些销售收益被用于支付这些国家所承担的债务利息，债权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的银团。该银团承担了这些国家的建设计划，而那些计划结果证明并没有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能够实现债务自我分期清偿。

因此，我们又被带回到如下问题：这样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促成的。建立该体系何时变成了一项蓄意的政策，而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外交博弈中特别的官方投机行为？

首先，美国要求在它可以加入的任何多边机构中被授予否决权，为上述政策铺平了道路。该权力使美国能够阻止其他国家采取共同措施，声张它们同美国的经济动力和目标截然不同的利益。

我相信，开始时，美国利用国际收支逆差不劳而获，这是出于不得已而行的善事。但是自1972年以来，美国日益有意识地运用其国际收支赤字作为一种蓄意的剥削性金融杠杆。

这种新帝国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存在，其新颖之处是美国抽取着所有的经济盈余。各央行成为美国以国际收支平衡进行剥削的工具，这是通过当前的美元本位制，而不是私营企业实现的。将这种基于关键货币本位的金融帝国主义转变为真正的超级帝国主义的是，只有一个国家，而不是每个国家，具有维持不受限的国际收支逆差的特权。只有这个信贷创造中心的央行及其外交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才能够创造其自己的信贷，收购外部的金融卫星国的资产和出口品。

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来说，这种帝国主义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苏联控制了制定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的机构，以剥削其在经互会的伙伴国。苏联在卢布不可兑换的条件下控制了贸易的定价和支付体系，从而获得了中欧的经济盈余，这就如同美国通过发行不可兑换的美元剥削其资本主义伙伴国。苏联以一种对自己高度有利的方式，确立了同其卫星国的贸易条件，这正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所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而美国出口粮食和高科技产品。但是，若将它们抽象地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实体，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各自诉诸的政府间手段上，似乎正互相走近。与美国一样，苏联也向其盟国挥舞军事高压之剑。

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国家因政治的、战争的以及其他更高的理想和‘进步’而招致债务。……假想未来将会给予这种关系永恒的荣誉。国家已经从商人和实业家那里学到如何利用信贷；这将阻止国家再次走向破产。现在，在所有骗子的身边，国家作为骗子的首领站立在那里”(8)。

一个世纪以前，民族国家被许可通过创造货币和信贷，只能剥削其公民。当今新体系的独一无二之特征是，欧洲、亚洲、第三世界以及前苏联地区现在都可以窃取其公民的财富，但它们窃取的财富又进而被作为帝国主义中心的美国所窃取。美国公然挑战世界债权国的央行，看它们是否有意志引爆国际金融泡沫，并让众多最开放的经济体陷入破产。美国经济仍然是最为独立自主的，因此能够随时将自己同任何欧洲和亚洲的崩溃隔离开来，但是，金融部门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的一样，仍然具有最高的杠杆作用。八九十年代，日本和欧州大陆已经对美国建立起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债权。如果它们就像美国在20年代作为债权国对英国和其他一战盟国所做的那样做，那么日本和欧洲会坚持要求美国以跳楼价甩卖其主要的制造业公司，甚至其美术馆的馆藏。这正是美国要求英国所做的。它是债权强国的传统特权，也正是60年代戴高乐将军出的牌。

但是，除法国以外，不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没有打金融牌。综观日本的行为，就如同它才是债务国，它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日本政府在1984年和1986年人为地降低利率，为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做贡献。结果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高度的负债，制造了金融泡沫，泡沫的破灭最终迫使日本向美国甩卖其制高点，尽管美国还是日本的债务国。因此，美国很好地扮演了债权国和债务国这双重角色。

打破这种金融依赖的途径是，做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债务国时所做的：违约（拖欠债务）。欧洲在1931年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第三世界（追随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和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它们而是同意甩卖公共设施、能源和矿产开采权以及其他公共领域。它们正根据传统的债权国规则出牌，而美国却根据针对欧洲和亚洲的新债务国规则出牌。欧元创建后，并没有担当一种政治储备货币的角色，而仅仅是作为一种记账单位，成为美元的卫星货币。俄罗斯的卢布也同样被美元化。

结果是建立了如下的全球体系，在其中，美元得到各国央行资本流动的人为支持，正是它们填补了私营部门的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反而成为日益不稳定、头重脚轻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产物。正是这些资本流动，主要是很多国家的债务清偿，而不是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当今世界的各种货币价值。从而，华盛顿共识使传统的利率和价格变动调整机制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