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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脱离美元化走向金融自主的必要性

如果美国将其不劳而获投资于生产资本,通过资本适得其所,产生未来的利润,华盛顿共识就不会如此令人诟病。不幸的是,美国实施了较少从事生产又维持帝国军事和官僚上层建筑的政策,这种政策加强了美国的代理国的依赖而非自立。这就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寄生性的原因所在,它与“一战”前的帝国主义体系是不同的,批评者和支持者所描述的“一战”前的私营企业帝国主义,注重生产和追逐利润。马克思、列宁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曾设想,在他们所在的时代,推行殖民主义的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将成为发展的引擎。而美国远远不是他们所设想的发展引擎,在榨干了美元集团的工业盟国的金融资源之同时,阻碍了负债的第三世界原材料出口国的发展,最近,又阻碍了东亚“四小虎”和前苏联地区的发展。美国剥削来的果实没有投资于新的资本形成,而是挥霍于军事和民用消费,投资于金融和房地产泡沫。

早期的国际体系被认为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强化,直至它在武装冲突中达到顶点,但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区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如今华盛顿共识的趋势一方面是通过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使几乎各国经济都不堪重负,从而阻碍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以美国的美元债务作为结算各地区国际收支平衡的手段。其结果是耗尽了整个国际体系,各地区经济体迟早会声张其主权,而不管后果怎么样。

在当今的世界,崩溃很可能发生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越南战争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了常规战争的外汇成本。尽管最近在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美国还是以军事行动控制着边缘区。教训在于,各国政府只有拒绝为负债日益加重的帝国强权的军事和其他无节制融资,和平才能得以维持。

然而,自1972年以来,欧洲、日本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仅做出微弱的努力,来重新掌握其经济命运,自1991年以来,甚至俄罗斯也将其能源、矿产、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公共领域交给私人经营者。在过去的10年,俄罗斯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代价是,每年高达2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许可它们的国内债务以美元标价,而不管国内收入是以本国货币标价的。这制造了由私有化的甩卖所带来的长期的国际收支外流,私有化的甩卖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硬通货,来保持其具有大量美元恶债的账面平衡,但这些美元债务的预期利息和红利是必须支付的。与此同时,国家对劳动力征税,而不是对这些私有化的企业征税。

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国际体系。但是,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如果外国经济体要取得金融独立,它们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管制机制。它们会否这样做,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彻底地成功使隐含于华盛顿共识及其意识形态的超级帝国主义不可逆转。

金融独立是以政治自主,甚至文化自主为前提的。经济课程需要抛弃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理论和哈佛式经济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就是建立于前者之上,而后者使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合理化。

货币与信贷一直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度性产物,而不是客观的、自然形成的。货币主义政策是技术专家治国理论的应用,这一伪装掩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的金融紧缩计划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目标的服务程度,从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来看,还掩盖了为西欧和东亚的债权国的服务程度。

华盛顿共识得到推广的一大有利因素是,它是中央银行家和外交家在进行理论培训时的主要内容,这样,在进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分析时,政治现实这一角度已被排除在外。比如,经济学家假定,贸易收益是完全地、平等地共享的。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称,美国经济必须在所有交易中都得到最大好处,这与学院派贸易理论家和国际法的理想主义假设所描述的情况恰好相反。虽然大多数国际协议的前言都包括贸易互惠的承诺,但美国政府一直迫使外国减少关税壁垒,与之同时增加美国自己的非关税壁垒,从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不平等的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华盛顿共识基于货币主义,其提出的贸易理论无视世界银行掌舵其发展计划的那些国家已陷入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无力自拔。经济学者寻求解释该问题,在他们的教科书中几乎得不到帮助,因为这些教科书的逻辑忽视了过去30年全球事务的决定性特征。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经济学称理论是科学的标准,仅仅在于其假设的、抽象的立论是否内在一致,而不在于其是否符合现实。(9)美国政府控制全球信贷流动的策略是高度机密的,美国的金融外交家毫无兴趣宣传之。但是,如果不在学术课程中将这样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就会被一种狭窄的金融观所诱导,而看不到国家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计划的失败、外国经济美元化的危险和关键货币本位制的不劳而获特征。

这种必要的研究将表明,“一战”前存在的相互竞争的国家帝国主义已被取代,现在只存在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与霍布森和列宁时期帝国主义维持对国外的金融顺差不同,美国财政部吸收外国资源,同时,美国投资者收购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加拿大、泰国和其他经济体最近私有化制高点的公司控股股份,其中以收购俄罗斯的公司做的最为成功。

以上关于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观点,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又不同于反经济的理想主义(或国家安全)理论。经济决定论者容易忽视世界外交中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将它们局限于与出口商和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直接相关的动力。这种观点本身没有注意到,国家军事和总体经济力量作为一个行为系统的动力,可能与大型国际公司各自增加其财富的目标相冲突。

另一方面,“理想主义”作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A﹒A﹒伯利(A.A.Berle),等等]仅仅满足于证明国际外交中的一些非经济动机。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能够说明美国政府经常受到许多非经济动机的推动,那么就可以说,并没有经济帝国主义或剥削发生。

但是,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美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动力,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自主最大化(不论这种自主是被简单地视为“国家安全”的表达,还是被视为更具有扩张主义特征的某种行为)。正是美国的这种欲望,导致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工具,创新了它对世界经济的寄生性窃取方式。美国利用军事引起的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大量输出美元,并吸收外国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了国内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所有权。这些外国资产都是外国经济的制高点,它们以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石油与矿产、公共设施和主要制造业公司为代表。这再次与传统的帝国主义观点恰恰相反,后者主张,帝国主义经济体寻求对外输出其国内的过剩产能。

理解当今美元本位制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该体制已经成为基于美国财政部借条的债务本位制,而不具有以黄金形式存在的资产的支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三世界和其他债务国实行债权国取向的规则,而对美国却实行另一套标准。它已制定规则,使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积累的国际收支逆差货币化,而美国的赤字主要是美国政府借自于外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世界银行也实行双重标准,它要求外国的公共部门私有化,同时资助外国提高依赖程度而非自给自足,这首先体现于粮食生产领域。美国政府向欧洲和东亚的中央银行积欠巨债,而它的投资者却收购债务经济体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华盛顿共识一方面要求这些无助的国家实行金融紧缩,另一方面推动美国国内的信贷扩张,制造了真正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这没有受到日益扩大的美国贸易逆差的任何约束。

21世纪初期正在见证一种新型全球性中央计划的形成。该计划并非如“二战”结束时所预期的那样通过所有政府,而主要是通过美国政府做出的。其核心和控制机制着落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与“二战”结束时所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不同,当今的世界贸易组织正通过如下方式促进金融投资者的利益:它将外国的贸易收益转移到美国,而不是提高全世界的劳动力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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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B﹒康德利夫:“经济权力:一种国家政策工具”,载《美国经济评论》第34期(1944年3月增刊),第307页。

(2)阿瑟·萨尔兹:“经济学的当前地位”,上引刊,第19页以下。

(3)雅各布·维纳:“国家控制的国民经济间的国际关系”,上引刊,第315页。

(4)约翰·A﹒霍布森:“国际主义的伦理学”,载《国际伦理杂志》第27期(1906—07年),第28页,引自上引刊,第321页。

(5)约翰·A﹒霍布森:“国际主义的伦理学”,载《国际伦理杂志》第27期(1906—07年),第28页,引自上引刊,第328页。

(6)外交关系委员会:《1945—47年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纽约:1957年版),第365—68页。

(7)“利率与货币增长”,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办《评论》1973年1月号。还可见“资本回流导致国内利率改变吗”,载《评论》1972年7月号。

(8)雅各布·布克哈特:《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波士顿:1958年版),第171页。

(9)我在如下著述中阐述了这几点:《贸易、发展与外债:世界经济分化与趋同的理论史》(伦敦:普卢托出版社,1992年版,2卷本)和“数理经济学的应用与滥用”,载《经济研究杂志》第27期(2000年),第292—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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