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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21—1933年间世界平衡的崩溃

1921—1925年间美国的债券发行的近百分之八十、英国的百分之六十是由政府机构发行的:在纽约有36亿美元,在伦敦有近20亿美元(表一)。这些总数反映了战后从私人借款转变为政府借款的程度之大。尽管这些债券发行对于这个时期而言是巨大的,但它们仍不足以让欧洲盟国支付其所欠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因为以德国的战争赔款来偿还债务是没有保证的。

在伦敦的近20亿美元(以每英镑兑5美元的平价计算)的外国政府借款仅占盟国之间的战争债务的百分之七,且几乎不超过盟国之间的全部战争债务加上德国的赔款义务的百分之二。但它们远远超过了1921—1925年间在伦敦的11亿美元的由私人部门发行的债券。

表一 1921—1930年间伦敦和纽约的新资本发行*1921—1930年间美国的新债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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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5年间伦敦的新资本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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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纽约的数字见外交关系委员会:《1932年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纽约:1933年版),第74页;伦敦的数字见威廉·亚当斯·布朗(William Adams Brown):《重新解读金本位:1914—1934年》(纽约:1940年版),第1卷第328页。

这是战后恢复、对大部分欧洲国家而言都是相对繁荣的岁月。但美国所施加的盟国之间战争债务这一重负,迫使欧洲各国政府——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倾尽其国库所有,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剥夺了它们的产业所需的信贷,限制了它们的出口潜力,而且它产生了一片开阔地带,让美国得以以其政府所希望的任何程度和任何方向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这是这样的岁月,这时美国被给予了——而且它为自己赢得了——“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残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译者注)大叔”的称谓。强迫欧洲盟国——最终是英国——在战后继续清偿它们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的政策,是最大程度的政治侵略,它违反了美国在战争期间对其盟国做出的暗示性的承诺。

凯恩斯在判断德国社会会因试图跟上它的战争赔款进度而垮掉方面证明是正确的。德国在1921—1922年间屈服于超级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出现这一类的崩溃,192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国际经济会议,另一次会议于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这两次会议在精神上是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先驱,因为它们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背书的许多目标和原则。在这两次会议之后,是协调德国向盟国支付政府间债务的1924年的道斯计划和1929年的杨格计划。但它们无法掩饰这种从根本上来说无法维持的局面。在战争赔款的压力之下,德国的经济因这次有史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而破产了。德国的中产阶级被一扫而光,这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埋下了祸根。

在波纳·劳(Bonar Law)于1923年元月成为英国的保守党总理之后不久,他就派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去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磋商如何为英国的战争债务提供资助。刚刚被劳先生所替代的前自由党总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将梅隆和鲍德温之间的这场商业谈判描述为“在性质上是黄鼠狼与鸡之间的一场谈判。其结果是一份将国际债务收款带入声名狼藉的境地的合同……财政部的官员们严格来说没有进行欺诈,但他们提出了他们全部的要求作为商谈的开始,而出乎他们的意料,鲍德温主任说他认为这些条件是公平的,而且他接受了这些条件。如果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如此容易,那么从事商业就没有任何的乐趣而言了。但这项被诙谐地称作‘协定’的拙劣工作,将对国际战争债务谈判的整个未来进程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如果没有从其他国家那里取得比它从我们这里获得的更为优惠的条件的话,它就不会轻易地收手,而结果是我们的欧洲盟国对它们的美国债务的清偿在多年里迟迟无法进行下去,引发了持续的摩擦和怨恨。同样,我们承诺支付的高昂金额,比根据鲍尔福照会(Balfour Note)的政策我们被迫向我们自己的债务国所要求的金额增加了很多”。(33)后来的情况是,“美国同意向我们的欧洲大陆盟国根据欠美国的债务而提供资助的条件,明显比它给英国的条件要优惠”。此后各年提供的资助总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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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所应支付的总金额,包括利息在内,比其原来的债务超过了两倍还不止,按近两倍于同意由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支付的利率进行清偿(尽管与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爱沙尼亚、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匈牙利收取的3﹒3%的利率相同)。这就是作为首个打破欧洲的抵制、与美国政府签署“单独的和平协定”的国家而付出的代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维护债务清偿的神圣性的名义进行的,好像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仍然还是世界上的债权国。这当然是经济意识形态没有与国家的自我利益的演进保持一致的一个例子。外交关系委员会如此评论道:“这份协定作为战争债务政策的决定因素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为重要。以它作为范例,使其他债务国受到了战争债务清偿的原则的约束;它让美国的政策穿上了形式主义的外衣;它规定除了‘偿还能力’以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标准,从而为处理其他债务国开了个好头。”即使是这样,“参议院里形成了反对以任何形式批准这份协议的力量。不是因为觉得它对债务国而言不堪重负;而是觉得它太过仁慈了”。(34)

梅隆先生显然大喜过望。在《世界大战外国债务委员会合并年度报告》中,他得出结论说:“我相信,我们为美国赢得了除了使用武力以外所能获得的最为有利的清偿条件……他们(也即这些清偿条件的批判者们)可以力主的唯一的另一种替代办法,是美国通过开仗来收取债务。”另一名观察人士牛顿·贝克(Newton Baker)称美国收取债务的原则为“认为不至于导致支付国发生革命所可能收取的金额”。(35)

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出,战争债务的可能最坏的心理后果是,让“谁打赢了这场战争”这个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含蓄地自以为是的回答得以继续。“看来对有些盟国来说,在一推再推的最后结账日,应该会出现全面的破产。这是许多观察人士所预测的结果,这些人在战前就直接宣称:发动如在1914年袭向人类的这样一场的世界大战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36)

但是与私人债务人的情况不同,国家之间是不会有破产的。美国政府拒绝放松其对欧洲盟国的无法维系的要求。1929年,一名观察人士谈道:“我今天见到的一个美国银行家持有这样一个极端的观点,即最终欧洲为了拒付其债务会向美国宣战。”当时有人问道:“我们是否能完全肯定德国会继续合作,有助于并实行和平与和解的政策,而且永远放弃其军国主义和反动的政策?”他认为,随着停止支付其赔款的压力的不断增加,德国右翼的获胜迫在眉睫。“这并不意味着德国马上回到扩军备战,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立即爆发;但这意味着目前德国在构建世界和平中开展建设性合作这一政策的逆转。”(37)

国际的政府金融所施加的重负因而为未来的战争提供了土壤,正如列宁预见到私人资本及其日益集中肯定会导致这样的结局一样。事实上,对于许多观察人士而言,和平的希望看来在于将国际债权和投资归还到私人的手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写道:“在1927年末,在欧洲的希望是美国会将政府间关系从政治层面移植到更为广泛的领域,由此参加一项重新调整债务和战争赔款的安排,而在这个更为广泛的领域内,这些债务和战争赔款将由私人投资者在国际金融的世界市场上加以吸收。这个观点在美国正在赢得市场,但负责任的意见的思路虽然认识到将债务和战争赔款从国际政治中拿走是明智的,但却对欧洲提议召开一次会议反应冷淡。持有这种意见的人觉得,这样的会议会搅乱被视为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债务和赔款清偿。”该委员会推测,德国可能会向盟国交付可转让证券,而盟国则随后在市场上出售这些证券获得现金,并要求美国财政部以这些收益进行一劳永逸的现金清偿。政府间债权由此将以私人部门为这些可转让证券提供融资和转移它们的能力为限。加拉德·温斯顿(Garrard Winston)在一次芝加哥大学圆桌会议上提出:“战争债务国完全可以向美国财政部提出以现金贴现的方式取消将来各期的债务清偿。在合理的当前利率水平下,贴现会将偿还期以后各年的偿还金额降至完全可以还得起的程度,而对现在尚未出生的几代人造成持续负担的威胁就会结束。”(38)此外,美国的投资者很可能会是盟国发行的债券的主要购买者,正如1871—1872年的普法战争后德国人购买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债券以及英国人在1816—1817年做了同样的事情一样。当然,这会挤占私人企业出于生产性目的而进行的借款,但如果不解决政府间债务偿付这个问题,商业实现持续的扩张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简而言之,尽管如考茨基和其他人所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和平的希望有赖于政府间合作的前景,但这个希望现在看来破灭了。列宁否定了考茨基开出的药方——他称其为超帝国主义,理由是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因为甚至是在垄断层面,企业和国家之间的相对权力都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卡特尔、还有受它们影响的政府,是不可能进行合作的。如果政府的实际经济力量的增长超出了过去的国际条约的制约,这些政府就会违反任何的条约。

不过,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世界权力集中到了美国人的手中,尽管其他国家的政府想将这一权力从美国人那里转到一个更为平衡和多极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对盟国间债务的不让步以及坚持认为这个问题与战争赔款问题根本无关,导致了世界平衡无法实现。外国政府对此持默认的态度,至少暂时如此。

不管新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它都不再受私人部门的金融资本主导了,不过可以认为盟国间债务造成的世界金融的崩溃、1929年股市的崩盘以及大萧条是受金融资本支持的政策的结果。当然,私人资本的特权遭到剥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战争的结果,这场战争的动机主要来自国际金融资本的竞争。但是,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剥夺私人资本的特权,以一个不可忍受的政府间债权和债务的重负的体系来取代它。国际货币领域内个人主义者的自由放任,在鼓吹他们的政府即使冒着战争的风险也要瓜分这个世界及其市场这一点上是短视的。结果并不是任何战前的观察人士、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观察人士所预期的。

战后政府间债务体系的毁灭性效果由于以下事实而加剧了,即它的金融债权在生产性资本资源中没有对应物,因而就没有可以支付它的真实手段。相反,它是要求支付毁坏欧洲资源的成本的债权。对私人生产性投资的神圣性与更为站不住脚的战后政府间债权之间的错误类比,凯恩斯很快就提出了质疑,而且他马上就嘲笑了那种典型的银行家的观点,即“政府之间的一个类似的体系,这个体系规模要远远大得多而且一定是压迫性的,没有真实资产来代表,而且与财产体系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地紧密,是自然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的”。通过私人投资形成生产性资源,古老的国家可以开发年轻的国家,这样“这种安排可以对双方都有利,而且因为有大量的利润,借款国可以希望得到偿还。但这种情况不能反过来”。像美国这样的年轻的国家不能指望欧洲那些相对古老的国家能够在生产上超过它,达到形成足以分期偿付沉重的盟国间债务、同时又满足国内需要的可出售出口剩余的程度。“如果按照美国债券在19世纪在欧洲发行而类推出欧洲债券在美国发行,那么这个类推将是错误的;因为在总量上而言,没有偿还它们的自然的增加,没有真正的偿债基金。利息将靠申请新的贷款来偿还,只要能够申请到新贷款的话,而金融这座大楼将越建越高,直到有一天不再值得去维持它是有地基的幻觉。美国投资者不愿购买欧洲债券是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的。”(39)

欧洲可以以两种方式产生对美国的收支剩余,从而直接募集分期偿付其盟国间债务所必需的资金:扩大对美国的出口——也就是说,侵入美国的市场,还有就是从美国投资者那里借贷。正如弗兰克·陶西格所强调指出的:“美国的某些工业部门将经历来自其欧洲对手的更多竞争。尽管这一类后果在数量上的重要性没有普遍认为的那样大,但它作为债务偿付的一个很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必须加以面对。”(40)商务部的理论家们提出,为了得到欧洲清偿债务的融资,美国不得不演变为一个贸易赤字国:“如果尚未开始向美国政府支付其债务的欧洲国家开始进行支付的话,商品的进口毫无疑问会经常性地等于或超过出口,债权国的情况通常都是如此。”(41)

这些理论家们作为公理接受的,是向美国政府偿还债务必须优先于其他考虑,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某种改变。政府金融优先于私人利益由此露骨地表现了出来。但美国的私人利益不能不予以考虑。美国的两难之处在于,美国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机构所扮演的世界性放高利贷者的角色、与这种角色肯定会给国内的产业利益——因而,给整个国家——带来的伤害之间的矛盾,如果欧洲进口到美国的货物增加到足以支付战争债务的话。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强调这是欧洲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来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不让欧洲在美国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因此,暗含的意思是,欧洲必须不是通过海外的商业扩张而是减少消费来履行其偿债义务。实现这个目的的明显的手段是提高关税,以此来限制欧洲对美国的出口。这样,为了提高剩余从而清偿其债务,欧洲就必须限制消费。为了使得这一剩余货币化,欧洲必须对外出售它从消费减少中所节省下来的商品——但不是在美国的市场上出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政府由此确立了一个先例,即通过政府的国际金融资本,美国将影响到世界商业增长的方向,与此同时,还将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消费职能。美国的关税实现了保护国内产业和影响世界贸易方向的双重目的,而这两个目的都是以政府间债务清偿这一至高无上的需要为背景而实现的。尽量减少欧洲的消费既增加了用以清偿债务的剩余,又提高了欧洲的偿债信誉,这样欧洲就能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从而进一步便利政府间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的偿付。

但是,美国拒绝欧洲通过向美国出口更多货物来清偿其“一战”债务。这个国家在1921年提高了关税,就是为了在面临德国和其他国家因外债压力而贬值其货币的前景时保护美国的生产者。(42)这一年的5月,在此前得到美国的“战争与胜利”贷款支持的欧洲市场出现流动性的枯竭以后,美国的价格开始崩溃。美国对农产品的进口开征了应急关税,随后是1922年开征的福德尼关税(Fordney Tariff),它恢复了1909年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Pay‐ne‐Aldrich Actof1909)所规定的高额进口关税。耐用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提高到了38%,而在1920年这个数字只有16%。

对国际贸易更具毁灭性的是,1909年的法案中的“美国售价”条款作为“均等化的生产成本”原则也得到了恢复,而且运用到若干类别的商品中。这意味着关税不是依据外国供应商所收取的进口价格来征收的,而是根据在美国生产的类似商品的价格来进行。这部法律使得其他经济体几乎不可能以低于美国生产商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出售商品。总统得到了授权,只要现有关税不足以抵消其他国家在生产成本上所享有的比较优势,就可以提高关税。

因而,国际比较优势这个经济原则在法律上遭到了否定。德国和盟国都无法通过取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取代美国的劳动以获得支付其政府间债务所必需的美元。它们的选择只能是在美国进行新的私人部门借贷来募集资金。

劳工组织的发言人们支持欧洲在美国的私人部门进行借贷而不是向美国出售更多产品的政策。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of Labor)的副主席马修·沃尔(Matthew Wohl)看出美国政府只是“机械性地收取这些债务。欧洲将一手支付、一手借回去,还是和原来一样地继续使用这些资本……对我们来说,这样比实际获得表现为商品形式的支付来得更好,因为那会干扰我们自己的产业。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50年以后美国比今天会有更多的海外贷款和投资,其中包括这些债务,而这将意味着我们将没有实际地收到这些债务的偿付。它们将只是改变了它们的形式。”(43)

政府间债务向私人债务的转变采取的是收支的三角形流动的形式。资金从美国流向德国,从德国回到美国的欧洲盟国,从那儿再回到美国。在1924到1931年年间,美国的私人投资者向德国的各个市政当局和产业部门借出了12亿美元,而其他国家另外又借出了11亿美元。(44)德国国家银行用这些美元向盟国偿还战争赔款。有些钱直接去了英国,其他则去了法国,由法国用来偿还欠英国的战时贷款。英国和其他欧洲盟国又向美国政府支付了这笔资金,清偿它们的战争债务。政府间债权由此部分地为私人投资资本所取代并与其结合在一起。欧洲的债务偿付往往提高了美国的信贷基础,使美国的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加多的资金来出借给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收支的这一环流维持得并不稳定,但对于其永久运行又没有现实的希望。支撑债务所要求的资产根本就不存在。凯恩斯挖苦地描述了这种情形:“在剥夺了德国仅有的周转资金之后,欧洲盟国不顾美国在巴黎的金融代表的意见和呼吁……又转向了美国,以取得足以让掠夺得以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重新开始的资金,让受害人得到恢复。”(45)另一位经济学家写道:对德国和盟国来说,“同意支付的唯一动机是有机会获得不支付就无法得到的新的私人贷款”。美国的赌注“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我们能劝说我们的债务国归还我们这样多的金额,它不至于让我们的要求上升到阻碍清偿及延迟国际贸易和商业的恢复。我们很有必要评估旧的债务和新的业务之间的相对价值。”(46)

在1928年到1929年年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收支环流开始崩溃,先是当股市繁荣导致国内的投资增加时,美国私人购买外国债券放缓了;然后是由于市场的崩溃,这抹掉了可出借的资产;最后是因为大萧条,它本身就是债务不可能无限度堆积的产物。政府间债权的首次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以破产而告终。

首先出现的是与英国货币相联系的问题,为了英镑的稳定,英国政府以在1926年进行的一系列通货紧缩政策牺牲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一方面,英镑价值较高意味着一定数量的英镑可以换回更多数量的美元,因而就能偿还更多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但是,这造成了较高的英国出口货物价格,导致其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被动,因而削弱了英国赚取美元和其他外汇的能力。内部的紧缩由此而伴随着出口市场的丧失、遏制了投资的高利率以及罢工浪潮的出现,后者以1926年的总罢工为其顶点。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试图帮助外国政府履行它们的政府间债务的清偿,而这招致了使这个过程无法继续下去的反应。1926年以后,通过以放松银根政策来促成美国的低利率,联邦储备系统帮助英国将英镑维持在了其战前的(高估的)水平。只要是英国的利率超过了美国的,英国就能借到维持其盟国间债务转移所需的资金。因而,“美国在1927年对英镑的支持,意味着为了防止资本从伦敦向纽约的大规模转移而在纽约保持低利率……但在当前,随着美国自己的价格体系开始出现了危险的通货膨胀(这一事实被稳定的价格水平——尽管成本大幅下降,却依然得以维持——的存在所掩盖了),它自己就需要有高利率。”(47)

如果不剥夺英国借钱(主要从美国的借款人那里)偿付其战争债务的能力,美国就无法提高其利率。乔治·帕亚什(George Paish)在1927年写道:“只要美国慷慨地借钱给这个世界、由此给予各国它们本不具备的更大的购买力的话,英国就能够继续从美国购买而向其他国家出售。但一旦出现了导致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停止其向外国贷款的任何事情,英国的状况就会变得岌岌可危……如果到了(英国的)信用耗尽、它被迫削减其购买力至它的出售能力减去她的偿本付息界限时,其他国家这时就将体验到德国人民的贫困化的全部后果了。”(48)美国的金融部门因而不仅要对美国自己的繁荣承担责任,还要对其债务国——间接地包括德国——的繁荣负责。只要美国的投资银行家和其他投资者愿意提供资金,美国政府就能够收取其盟国间债务。当然,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看上去能够永远持续下去的时间就越长。经济学家们甚至开始在谈及世界繁荣的一个新时代,而不是去检查这个世界不断堆积的债务金字塔的根基是有多么地不稳了。

财政部收到外债偿付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性货币创造,部分地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很正常的,信贷的膨胀首先出现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在商品的价格开始上升之前,股票和债券的价格被显著地抬高了。到了1928年,近百分之三十的银行资产被用于经纪贷款,为股市投机提供融资(只要求百分之二十的预付定金,而受到优待的客户只要提供其股票价格的百分之十作为定金)。“由于通知贷款的利率远远超过其他的市场利率,资金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金融中心被吸引到纽约的股票市场中”,其中大部分都是以短期资金的形式被吸引过去的。这成为限制美国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的新贷款的主要因素,而没有了这些贷款,欧洲就无钱支付美国的出口贸易。而没有了出口,就不会有美国的繁荣,至少美国不进行重大的经济调整就不会有繁荣。甚至在赢利能力随着这一情况的发展而受到了威胁时,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依然剧增。“在股市的繁荣趋于结束时,新发行的普通股股票的数量是惊人的——1928年是21亿美元,而1929年是51亿美元;相形之下,从1921年至1927年总共只有33亿美元,而后来在1961年的战后高峰时期也只有45亿美元(26﹒5亿美元的‘净差额’)。”(49)

世界均衡由此而受到了美国的投机性繁荣的削弱。“美国投资者从外国的债券转向了美国的股票,因为后者才是取得最大收益的地方。股票价格的上升将欧洲的资金带入了美国的市场。借贷的停顿导致了以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账户。综合的结果是迫使外部世界之中信贷的收缩,这破坏了黄金的价格。一年以后,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这削弱了债务国的地位。这反过来又迫使信贷进一步收缩,导致价格和信贷在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急剧下降。1928年开始出现在世界边远角落的萧条在1929年至1930年年间来到了美国和欧洲。”(50)私人资金越来越从外国股市流入美国的股票市场。这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股市在美国股市之前到达最高点。“在国外,柏林的股市在1927年春到达最高点,伦敦和布鲁塞尔的股市是1928年的4月和5月,东京的股市是1928年的仲夏,瑞士的股市是1928年的9月,而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股市是1929年的年初。”直到1929年9月以前,美国的股市都还没有转而向下;而在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五之后,纽约市场的崩盘进一步加速了海外股市的下滑。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在11月份指出:“华尔街的投机不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对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的影响是最大的。”(51)

事实上,股市崩盘及其后果对美国经济及其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其国民收入和财富的相对规模较大,美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和贸易反复无常变动的影响程度要比其他国家小很多,但美国在金融上的各种做法导致的债务堆积要比其他国家高出很多。支票账户在美国比在国外用得更多。此外,美国实行多年的放松银根政策,在1921年至1929年年间催生了消费者债务和担保贷款、抵押债务以及几乎所有形式的信贷的三倍增长。银行现在要回收这样的如金字塔般堆积的债务了——而这时大部分家庭和农场的抵押贷款正在进入每三年一次的续展期,从而在股市的追缴保证金通知发出之后引发了大量的抵押品赎回权遭到取消。

美国因此而成为一个主要的、由它自己对盟国间债务问题不妥协而造成的牺牲品。它的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900亿美元的水平)在1931年减少了200亿美元,“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损失了达三倍的欠它的战争债务的全部资本值,以及达到近80倍的一年年金的总和”。(52)它的出口和国内税收收入相应地下降了。欧洲可以从美国投资者那里无限地借入资金、从而以可行的方式清偿其战争债务和赔款的幻觉由此而破灭了。“实际发生的,是它们是靠一个高得越来越令人眩晕的私人债务金字塔才得以支撑的。这是一座只有在它堆得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不倒的金字塔。到了1931年的6月,整个这座金字塔都倒塌了,并且哗啦一声带倒德国的全部公共和私人债务。”(53)

在1931年的6月5日,德国向世界请求不支付战争赔款。仍是美国财政部长的安德鲁·梅隆在6月18号谒见了胡佛总统,他说服总统相信德国可能无法按原定进度偿还赔款。纽约有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和银行在德国的债券市场上卷入得很深,而“如果德国全面违约的话,它们很有可能会破产。”(54)总统召集了一系列的内阁会议并会见了议会内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获得了他们对德国推迟一年支付所有的政府间债务的普遍支持。

这形成了他6月20日的延期偿付计划,这个计划冻结了德国全部的私人以及政府的短期债务。不过,他强调指出,他“一点都不”同意“取消欠美利坚合众国的债务”。他承认,债务清偿的基础最终确实变成了“债务国在正常情况下做出偿付的能力……我确信美国人民不希望试图去获取超过债务国偿付能力的一分钱……”但不超过这一点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希望获得的。然而,对欧洲来说,“能力”这个词意味着以取得的战争赔款来进行偿付的能力;而对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以普通的预算来做出偿付的能力,最好再加上对军费开支的削减。(55)

尽管如此,胡佛的公开声明导致了全世界股市的暴涨和外汇条件的改善,后者弥补了美国因放弃这笔在名义上有2﹒5亿美元的债权而遭受的损失,而且还绰绰有余。(56)政府间债权的减少由此对私人的国际金融资本产生了积极的初步影响。

但是,让德国脱身将全世界焦虑的焦点转移到了伦敦。1931年7月发表的麦克米伦报告(Macmillan Report)披露了英国的短期外国信贷达到了4亿英镑以上,而在扣除无法收取的中欧债权后,英国可以实现的短期外国债权只有5千万英镑左右。7月13号,也就是公开麦克米伦报告的那一天,达纳特银行(Danat Bank)随即关门大吉。对英镑的挤兑破坏了它的汇兑平价;在此前十年里积累下来的债务负担的重压之下,欧洲的汇率体系开始土崩瓦解。(57)胡佛的延期偿付计划来得太迟了。

正如在希腊悲剧中一样,残酷无情的力量被启动了。一开始是英国的贬值削弱了德国的出口潜力。比如说,英国的煤炭变得比德国的煤炭要便宜,所以德国的货船在鹿特丹港装上英国的煤炭,而不是在不来梅和汉堡购买德国自己的煤炭。更糟的是,许多德国企业是以英镑来度量它们的业务的,因此当其汇率下跌时,它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58)

这些事件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关税和货币贬值战。在英国放弃金汇兑本位制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葡萄牙、希腊、埃及、日本、与英国有主要贸易关系的几个南美国家以及整个的英联邦随后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些国家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英镑区”,原则上具备打击金本位制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得到了世界上货币黄金的百分之八十——和掀翻国际经济权力这张桌子的能力。如果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将接受另一种支付工具,即英镑纸币,而不是选择继续屈从于黄金,那么这些金块有什么用呢?这种潜在的可能助长了英国和法美之间的经济对立。由于担心出现在英镑贬值基础上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胡佛总统在此后对英国采取了强硬的路线。

如何才能从一开始就避免世界经济的这一恶化?德国政府在履行其战争赔款义务上已经努力得不能再努力了。在整个的20世纪20年代,很少能听到有人谈论暂停这些偿付,而且德国的各个党派竞相设计按进度支付赔偿的方法。(59)欧洲的盟国也尽了最大努力来清偿它们欠美国的债务。这不是说它们在其与德国的关系上是无可指责的。法国的普恩加莱政府具有特别强的报复心理,1923年占领鲁尔后,它针对英国对其占领行为的抗议做出了如下字眼的答复:

以牙还牙。严格按照德国在1871年确立的先例,只有在德国支付了赔款时,我们才会归还鲁尔区。必须将德意志帝国打入这样的悲惨境地,这样它才愿意根据占领鲁尔所设定的条件履行凡尔赛和约。德国必须无条件地停止抵抗,没有任何的赔偿。鉴于目前德国经济的混乱状态,德国的偿付能力根本就无法确定。此外,明确地确定偿付能力是荒唐的做法,因为偿付能力是不断变化的。德国政府对任何的金额都永远不会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而如果它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它在第二天就会加以否认。在1871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关心法国是否认为法兰克福条约是公平的、是可以履行的。由公正的专家对德国的偿付能力进行调查又能怎样?“公正”是什么意思?由谁来挑选这些专家?(60)

盟国在处理其向德国索取进贡的方式上过分苛刻了,但它们是在“不可抗力”下行事的,这个“不可抗力”就是美国强调它们欠美国的战争债务必须连本带利一分不少地归还。因为美国政府是所有战争债务的最终债权人,所以针对债务转移问题未能取得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就不能不归咎于美国的政策了。

对于世界债务,美国采取了双重的标准。根据道斯计划,德国受到了保护,其战争赔款偿付的真实负担不会因为世界商品价格相对于美元——或者更准确地说,相对于黄金——的下降而增加。道斯计划规定:“如果判断黄金的总购买力与1928年比较改变了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话,则在任何一个未来的年份里,德国政府和战争赔款委员会均有权鉴于黄金价值的这种变化这个唯一的理由而要求进行修订”,而且“在修订后,此后每一年均应以变化后的黄金购买力为基础,直至任何一方判断,自采用变化后的黄金购买力的那一年起又出现了不少于百分之十的变化。”(61)

部分而言,道斯计划的这项规定是承认,由这一计划所确定的德国战争赔款偿付的总额是盟国所能够强行获得的绝对最大金额。实际上,这个金额超过了德国的偿付能力。当然,战争赔款债务真实价值的任何增长,必然会导致德国穷困到整个国家一贫如洗的程度。因而,针对由于出口商品价值发生变化而战争赔款的偿付采用固定的金本位计量所可能导致的偿付条件变得不利于德国,从而向德国提供了这项保护。

在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方面,美国对盟国并没有给予类似的待遇。美国甚至拒绝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世界价格下降了——也就是以商品来衡量的黄金价值上升了,英国就会无法偿还盟国间债务,它实际上等于英国欠美国的债务,正如德国无法支付其战争赔款一样。美国的政策是,将德国这个不久前的敌人作为一个为了避免其受到价格下降的影响而需要加以保护的国家,而将英国这个不久前的盟国作为一个如果世界价格出现下降就要加以蹂躏的国家。不久前的敌人要成为美国政府的受保护人;对不久前的盟国则要施加惩罚。

因为这位盟友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而德国则是其帝国霸权的最近的挑战者,这个解释由于美国已经对大英帝国虎视眈眈而证明是正确的。为了吞下这个帝国,美国首先必须破坏它。必须禁止英国取得胜利的果实;德国必须再次作为英国的敌人而出现。完全一样的政策在“二战”后还会再一次的出现。

世界债务成为了而且被美国用作了针对大英帝国这个美国唯一对手的权力工具。英国要负责向美国支付相当于德国支付给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赔款的部分,无论德国是否能够进行和确实进行了这些支付。如果商品的价格下降了,英国债务的真实价值就要增加,但德国欠英国的直接和间接债务,按其商品等价物来衡量,在很大程度上却固定了下来。

1929年的“大崩盘”导致了大量纸面资本的消失,逐渐断绝了国际借款的渠道。1931年的国际短期债务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四十,各个债务国中共有约60亿美元退出了商业使用。(62)如果不是因为有冻结了对德国的短期贷款的暂停偿付协议的话,国际短期债务减少的百分比还要大很多。无论如何,后果都是剧烈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了世界价格和贸易的崩溃。无论是靠增加出口还是借入新的私人资金,美国以外的国家都无法筹措偿还其政府间负债所需的外汇。

由于几乎无法从海外借款,德国相应地减少了它的战争赔款的偿付。1932年,它先是将其债务清偿的转移削减了一半,然后又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与此同时,尽管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正在减少,但英国仍试图继续支付它那一部分的盟国间债务,这削弱了英镑,造成了在英国价格大幅下跌的同时,英镑价值下降。

世界价格的下跌导致了战争债务清偿的真实负担的加重,因为随着商品的美元价格的下降,跟上债务清偿进度所需的、以这些商品衡量的转移要求增加了。“由于这笔债务的各期付款是在这个国家议付和花销的,所以我们的价格水平下降了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因而造成所要求的实际支付大约翻了一番。”(63)

在美国,国会的态度非常坚决,即胡佛的延期偿付只不过是延期一年偿付,它既不是取消外国所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偿付也绝不是取决于欧洲能够成功地从德国那里获得进一步的战争赔款。1931年12月10号,胡佛总统向国会保证:“战争赔款完全是欧洲的问题,我们与此无关。”事实上,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哈罗德·默尔顿对法国战争债务问题的分析、从而导致外国债务委员会缩减美国对法国的债务索偿时,胡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默尔顿“代表了美国的一笔债务,金额达无限期的每年一千万美元。”(64)他确实随后就请求国会再次组建外国债务委员会,可能的意图是缩减这些债务,但他的请求是徒劳的,尽管这项请求得到了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波拉哈参议员(Senator Borah)的支持。

美国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前总统凯文·柯立芝这句简明扼要的评论中得到了概括:“我们暂时把钱借给了它们,难道不是吗?”(65)12月17号,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我们特此明确宣布:以任何方式取消或缩减外国欠美国的任何债务都是违背国会的政策的。”国会少数党的一份报告甚至批评了胡佛总统,说他在没有首先咨询整个国会的情况下,在一开始就不应该提议延期偿付战争赔款和债务。最后,在1931年的12月22号,胡佛的延期偿付建议得到了国会的批准,但国会向美国的欧洲债务国收取了百分之四的利率,理由是当时出售的美国国库券的利率是这么高。这有点尴尬地迫使盟国转过头来根据胡佛计划与德国重新协商他们放弃德国战争赔款的条件,将针对德国推迟支付的战争赔款所收取的利率从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四,而且将针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债务所收取的利率提高了相同的数量。

1932年的7月9号,洛桑会议燃起了人们对解决战争赔款问题的一星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以美国政府放弃其对盟国间债务的索偿为条件,通过使胡佛的延期偿付计划实现永久化来结束战争赔款。但国会和行政分支再一次地拒绝遵循这一原则。

事实上,对于英国和法国可能出现的经济复苏,美国又一次表现出了焦虑。在迫使英国与黄金脱钩上,美国似乎把其债权国的地位用过了头。现在既然英国及其帝国脱离了金本位,就没有更多的让英国及其在商业上结盟的国家坚持国际金融硬通货体系的交易可做了。英国、英联邦各国和相关的英镑区国家已经放弃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与之一起放弃的,在原则上还有以债权国为导向的国际经济行为的准则。这潜在地使得英国出其不意地获得了自由,如果它选择这样做的话,就可以针对英镑集团内的商业制定它自己的经济准则。1932年的年中,英国召集了渥太华会议,确立了一个英联邦关税优惠的普遍体系,而这个关税和商业体系很明显地具有扩展到任何选择依附英镑集团的国家的可能性。正是对此的忧虑,主导了美国人在1941年至1945年年间制订美国的战后世界计划时的思维。

甚至是在渥太华会议之前,美国针对英帝国的经济对抗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在参议员对胡佛的延期偿付计划进行的辩论上,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里德(Senator Reed)称偿付战争债务会给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造成困难的观点是“愚蠢的”,因为英国“拥有辽阔的殖民地,持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资金,它的博物馆里充斥着价值数以亿计的艺术宝藏。”(66)隐含的意思是,英国应该出售这些艺术品还有它的殖民地,来偿付其战争债务的其余部分。美国瓜分英帝国的战役由此而拉开了序幕。但欧洲非常不情愿地意识到美国政策——仍只是处于其萌芽阶段——的这一最终意图,所以唯一的回应只不过是《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愤怒的社论,对暗示由英国将其国家艺术画廊和大英博物馆运到纽约以部分清偿其债务进行了谴责。

心胸狭隘的态度导致了美国官方一直拒绝承认盟国间债务和德国的战争赔款之间存在着联系。1932年6月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提到战争债务问题,而提名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则制定了一条政治纲领,反对以任何形式取消债务。在7月份召开的洛桑会议上,欧洲重申了它对将这些债务与德国的战争赔款联系起来的坚持。法国总理赫里欧指出:“取消战争赔款而不相应地调整盟国间战争债务会使德国占据特权地位。”(67)德国提出了最终一揽子清偿其战争赔款的建议,而意大利的外长在1932年的7月4日则建议将战争债务和赔款一笔勾销。

随着盟国无法从德国那里再得到任何更多的资金这件事变得明显起来,盟国转而开始自我拯救,要求美国放弃它们自己对美国承担的战争债务。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它们同意,只要美国政府放弃对其前盟国的战争债务索偿,它们就放弃德国的战争赔款。赫里欧总理在与《强势报》(L'Intransigeant)记者的访谈中指出:“必须清楚理解的是,在战争赔款的清偿与解决对美国的债务问题之间现在已经建立起了联系。现在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与美国达成协议。”(68)

欧洲盟国这样的思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代价是剥夺它们自己的黄金储备以继续支付这样一场战争——现在它们终于准备结束这场战争的经济后果了,它们就能做到放弃德国的战争赔款。它们的座右铭很简单:“因为我们豁免我们的债务国的债务,所以美国豁免我们的债务。”出于自卫,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它们与德国的协议的附录,规定“如果它们自己的债务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上述的债权国政府就会批准这个解决方案,与德国之间的协议也肯定会完全生效。但如果无法这样解决的话,与德国之间的协议就不会批准;新的情况就会出现,而有关政府就要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进行协商。”(69)

美国的政治家们指责欧洲针对美国形成了一条统一阵线。(别忘了,那可是一个选举年。)洛桑会议因此而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胡佛的延期偿付计划在实施一年以后于1932年6月30日到期。第一笔到期的付款是希腊应于7月1日支付的一笔债务。“希腊政府通知了美国财政部,它将利用其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中的一项条款推迟支付(这项条款允许希腊延期两年半支付)推迟支付部分的金额按4﹒25%的利率计算。”较小的债务国有样学样。随后,在11月的10号,希腊拖欠了它的444920美元的不可延期的付款;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偿付链断裂了。

尽管如此,胡佛总统仍拒绝了欧洲提出的以有序的方式推迟其债务偿付的请求。11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外交照会,强调“战争赔款完全是欧洲的问题,与美国无关”,而且提醒盟国,它们的债务“必须作为完全独立于因战争而出现的赔款索偿的债务来对待”。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32年的12月19日,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特别演讲词中宣布,政府已经拒绝了盟国推迟偿付的请求,“因为我们认为,答应这些请求就等于是在实际上破坏了协议的原则和精神;这样做就是放弃我们与每个国家分别处理这些债务的国家政策;这会导致这样的局面的出现,即债务会被看成是德国的战争赔款和赔偿的对应物,因而不仅会破坏这些债务各自的性质和义务,而且会变成德国战争赔款向美国纳税人的事实上的转移;如果不考虑这些损害经济恢复的破坏性力量的话,它就不会缓和世界局势;除非有明确的赔偿,否则要求美国人民做出进一步的牺牲就是不恰当的。”(70)

但可以期望欧洲做出怎样的赔偿呢?英国已经被迫于1931年9月与黄金脱钩。它试图清偿其欠美国的债务,这样做先是造成了英国国内价格的紧缩,而这主要源于英国政府筹集以英镑标价的其欠美国政府债务的预算需要;然后,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通货紧缩,又导致了英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的崩溃,因为英国将英镑转成了美元。债务问题的这一转移方面甚至比预算问题给欧洲经济造成的破坏还要大。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英国、南斯拉夫、芬兰、希腊和其他债务国中,因为货币贬值而出现了债务负担的额外增加。在英镑兑美元的汇率处于平价的情况下,英国财政部要用两千万英镑来购买为偿付于1932年12月到期的本息所需的美元。而在一英镑兑3﹒22美元的情况下,它需要近3000万英镑。”(71)以英镑表示时,英国对美国的债务增加了,因为它要支付更多的美元,因为这迫使英镑的价值相对美元下降了。其效果是使得英国的债务转移成为了一项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工作。

针对这些争论,美国外交人士的答复是,如果债务国愿意减少它们的军费开支的话,它们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清偿它们的国际债务了。债务国则回答说:在它们欠美国的战争债务被削减到切实可行的水平上之前,它们无法采取措施稳定它们的货币。

由于越来越担心美国自己可能会放弃金本位,事情变得更严重了。对美国的担心是在1933年6月召开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的主要动机。人们寄希望于盟国、德国和美国彼此之间能解决在洛桑会议上陷入僵局的那些问题。正如英国的一名观察人士在1933年元月所指出的:“整个世界越来越渺茫的希望和期望都寄托在这次经济会议上……这可能是将世界从灾难的边缘推向坚实的大地的最后一次努力了;这可能是最终陷落之前的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了。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那一天,罗斯福总统将已经就职了,这时整个世界就会知道他是否会用削减战争债务来换取关税的削减。”(72)

这样的重新回到正常状态的举动并不会出现。确实,在1933年的早期,美国的外交人士曾提议重新回到稳定的货币平价,主要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对其货币进行贬值,以此扩大它们的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但是,随着这次会议的临近,罗斯福开始意识到他的国内政策是与他所宣称的国际政策不一致的。

美国首先考虑其国内经济的战略是有道理的。但它没有预见到世界经济问题所牵涉的范围有多广,它也没有理解它对欧洲债务问题所采取的强硬路线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欧洲大陆重新拾起民族主义和独裁专制——这些对美国的强硬路线的回应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点。

从当时来说,美国的思路既非邪恶的,也并非不正确。但这一思路没有走得足够远。在美国没有同意停止偿付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对纠结在一起的战争赔款和盟国间债务支付的违约,欧洲竭尽所能。美国从来也没有同意停止偿付。美国因此让欧洲别无选择,只能从一开始实施以债权国为导向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然后在美元贬值后的1933—1934年年间采取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在国内,美国的经济遵循了比欧洲更为平民主义的、以债务人为导向的经济哲学。在国际上,它坚持采取了强硬的债权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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