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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孤立共产主义阵营

对外来说,如果被英帝国抛弃了,你就不能在坎比其海湾和洪都拉斯湾砍伐洋苏木,不能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海岸边或者在圣劳伦斯湾里捕鱼,也不能与糖岛(Sugar Islands)或者地球上任何地方的英国殖民地开展贸易(除非是偷着进行)。你还会失去向大不列颠出口产品的所有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你不敢引诱我们的任何一位商人或技师接受你的产品;因为在法律的眼中,这时你仅仅是个外国佬,这些法律就是针对你们制定的。

——约西亚·塔克牧师(Rev﹒Josiah Tucker):《伦敦商人给他美国

外甥的信》(1766年),收入《论政治和商业问题的四本小册子》

(格罗斯特:1776年版),第145页。

美国的冷战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它对俄国参与战后世界经济的态度来解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者们所设计的冷战专门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商业和政治自由观念的。对冷战政策制定者们来说不幸的是,美国在追求开放的世界经济这个目标时,所采用的方法反而起到了封闭世界经济的作用。

美国的理想是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政治民主和废除正式的帝国和殖民体系,但最终却出现了冷战开支——其中最主要的是海外军事开支,对西方国家之间自由的贸易和国际收支的颠覆,美元区被从共同市场中割裂出来,支持欠发达国家的准军事寡头政府,推动西方经济为与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武装冲突而做准备,理想与现实之间如此大的差别是怎么出现的呢?

一开始的打算是将苏联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1943年6月,美国财政部尝试性地给予了苏联7﹒63亿美元的IMF份额,几个月后增加到给俄国这个新组织的10%的份额和投票权。随后在布雷顿森林谈判下来的结果是俄国的份额达到12亿美元。(201)

还讨论了大额双边贷款,条件甚至比给英国的贷款更加优惠。1945年的新年那天,摩根索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说在过去的一年“我几次与(美国派往莫斯科的大使)哈里曼(Harriman)讨论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我们财政部的人一直在起草,它将在俄国重建期间给予它全面的援助……它将给美国和俄国带来肯定无疑的、长期的利益。”(202)两天后,“苏联的一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向哈里曼提出,由美国提供偿还期30年、利率为2﹒5%的60亿美元贷款。”这之后的一周里,在哈罗德·格拉瑟(Harold Glasser)(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说他是苏联的一名特工)的协助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他和格拉瑟是财政部里最为亲苏联的两位官员——写了一份备忘录,由摩根索转交给了罗斯福,提出向苏联提供为期35年、利率为2%的100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美国的建筑材料。(203)

怀特让一名工作人员根据预测的国民收入编制了一个公式,它“会算出美国的份额是25亿美元,英国及其殖民地的约有一半,而苏联和中国稳居第三和第四的位置。”这些就是在布雷顿森林宣布的份额。“俄国希望份额不仅要反映经济的还要反映军事上的力量,所以它说它不会接受比英国少的份额”,大部分其他国家也认为份额大小涉及国家荣誉,而且当然还涉及战后可能得到的信贷额度。(204)(斯基德尔斯基指出,“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法国这些持有份额最多的国家,一年后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证实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政治和金融上的特权国家”,这从这些谈判中就反映了出来。)

约翰·加迪斯在回顾这一历史时期时总结道:“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战后美苏合作的前景看来非常令人鼓舞。美国在“二战”期间形成了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所生产的战争物资不仅自己使用,还供其盟国使用。回归消费品的生产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并且这一回归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没有人知道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是否能够维持充分就业。苏联需要重工业设备,部分是重建其受到战争重创的经济,部分是满足其人民长期受到抑制的获得更多消费品的渴望。向美国企业大规模下达工业设备订单看来可以解决莫斯科面临的重建问题。接受这些订单则有助于美国应付它自己的战后回归消费品生产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会开始将苏联融入华盛顿所高度重视的多边世界贸易体系当中。这两个国家看上去都对促成这种最具前途的经济合作关系具有强烈的兴趣。”(205)因为不同于英国、还有通过帝国特惠制贸易体系被绑入其英镑区的国家,俄国没有被看成美国在工业或者农业上的对手,更不是对外投资上的对手。与中国一样,它看来是美国的一个市场,而不是竞争对手。

在1944年8月一期的《布尔什维克》上,Z、Y、埃特拉斯(Z﹒Y﹒Atlas)教授阐述了俄国对待IMF和世行的态度:

苏联对这种战后合作感兴趣,这是因为这样的合作让美国得以推动并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进程,得以沿着社会经济更大进步的道路快速前进。与此同时,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家也对发展它们与我国之间的贸易量同样地感兴趣,因为苏联能够从这些国家购买并消费大量的剩余制成品。苏联总是严格履行它的义务,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在近期不会有所改变。(206)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瑟夫·A﹒垂克腾博格(Josef A﹒Trakhtenberg)在《计划经济》1944年一期上的声明:

我们国家正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出口我们的产品。战后,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将大量增加。因此,苏联感兴趣于资本主义货币的稳定和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恢复。

基金组织的短期信贷以及世行长期信贷的推动作用,将有助于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苏联与其他国家一样对此感兴趣。(207)

尽管战后的体系是由美国所设计的,其主要目的是推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至少是在外国),而且这个政策根本不会影响到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但看来俄国不存在加入IMF和世行的重大障碍。大部分和苏联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说看来都是次要的、技术上的。例如,一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是IMF宪章的第五条要求各国汇报它们的黄金持有量,而俄国自从1936年起就没有发布其黄金生产量的数据了。但是,俄国并没有提出这一点构成了障碍。(208)

很明显,鉴于俄国的重建需要,它所提出的12亿美元的基金份额将起到构成长期循环信贷基础的作用,因此会减少“对英国、澳大利亚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可能的美元供应,而且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永久损害基金行使其功能的能力。如此将基金冻结起来可不是一件好事。”(209)芝加哥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爱德华·E﹒布朗预计,苏联“为了支付其经济重建所需的进口资本品,很可能在基金存在的头几年就用光她的份额”。(210)不过,大部分受到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也会如此,预计它们在战后早期各年里也将长期是借款人。这当然不构成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俄国加入IMF的理由。

人们可能会猜测,苏联想要从世行获得长期信贷,并从美国那里以租借的形式得到双边信贷。实际上,俄国主要感兴趣的是租借,是条件优惠的长短期信贷,以此加速它自己的战后重建和扩张。查尔斯·普林斯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得出结论说:“在一定程度上,苏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兴趣,可能反映了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和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外长理事会会议之后达成的租借安排,而且可能反映了苏联可能会从美国得到的长期信贷的规模、范围和性质。总而言之,获得这些贷款可能是苏联最终加入世行和基金组织的唯一决定因素。”(211)

只要欧洲国家也将世行的长期信贷看成是加入基金组织的主要诱因,那么俄国在这方面的立场没有特殊性可言。在罗斯福内阁这一方,它总的来说支持对苏联人的借贷,在1944年的夏天,许多人都在说要给俄国贷款35亿美元。(212)第二年,财政部长摩根索提议贷款额要达到60亿美元,与提供给英国的贷款额相当。在战争结束之前,大家的理解是要提供给俄国大笔的重建信贷。

另一个技术性问题,是“俄国国际收支的波动与我们的原因不一样。俄国没有自由汇兑,没有自由的经济,它所获得的任何国际收支头寸都可以理解为是故意取得的”。(213)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与苏联的商业关系有可能带来若干技术上的好处。因为政府信用在本质上优于私人信用,所以俄国的贸易机构可以向西方的出口商保证相对无风险的交易。此外,因为俄国对外贸的国家垄断使得它可以自由规定其出口价格,也因为它没有对外投资,所以“计划当中的、对汇率构成影响的机制对他们没有紧迫的利害关系……”(214)因此,不管英美阵营支持什么样的汇率调整方案,俄国都会乐于附和,因为这对它自己国内的货币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

美国的战略家们起初认为,苏联加入布雷顿森林机构对于保证战后的政治和经济稳定而言是必要的。银行家布朗在作证时说:“如果没有俄国的合作,很难想象任何国际货币稳定方案能起到作用。它的进出口在几年时间里就会变得非常大。在东欧、近东和亚洲,俄国与之接壤的正是货币稳定问题将变得最为棘手的国家。即使我们忘记了——美国在布雷顿森林的代表们并没有忘记——它在人员和财产方面的沉重损失、它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和正在起到的巨大作用,给它一笔12亿美元的贷款——虽然知道这笔钱将用于购买外国资本物品而不是完全用于稳定目的——对于换取它的合作而言也并不是过高的代价。”(215)他在详细阐述他的观点时说道:

……在和平到来时,将出现稳定货币方面可能是最大问题的那些国家,将会是东欧各国和中东各国,而且很可能还有中国。

所有这些国家都毗邻俄国。如果俄国不想合作,如果它觉得在这些国家里制造政治混乱符合俄国的政治利益,希望这些国家就此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我并不是说俄国现在就怀有这些目的,那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扰乱这些国家的货币;但俄国同意不会这样做,而且从我与在大西洋城和布雷顿森林的俄国人的接触来看,我非常肯定他们确实想合作,因为他们相信和平的世界会给俄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最大的机会,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专家——财政部的、国务院的等——这一方的最大功劳是让俄国接受了原则声明,让他们对此表示了同意,因为如果俄国没有了道德上的约束,它可以非常容易地出去颠覆邻国的货币体系,而我的意思是,它签署了这份协议,它就同意不会这样去做。(216)

在摩根索看来,长期信贷是美国获得俄国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以及形成美国消费品出口市场的保证。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极为强调美国对原材料的需要。由于它的原材料存货在战争期间出现了严重减少,“美国现在依赖于外国的供应。本国对锰、钨、石墨、锌、铅、铬、汞、石油、铂、钒和云母的极端需求,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由俄国生产的这些原料来满足。(怀特)毫不掩饰地说:‘为了满足预料之中的战后工业需要并保持安全的储备量,美国对来自国外的供应的依赖将日渐增长,这种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向俄国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它才能向美国出口这些东西。因此,怀特建议向俄国提供50亿美元的贷款以原材料的形式分三十年全部偿还。对于战后与俄国的贸易将回到战前的低水平的说法,他是不屑一顾的;他坚持认为两国的经济‘被战争彻底地重新改造了’,这对他来说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战后的对外贸易都会形成新的、更大的规模’”。(217)

在战争期间,俄国吸纳了20%左右的美国出口,而迟至1947年,美国还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其锰矿石的三分之一,铬矿石的一半和铂的一半以上。(218)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想要启动往来俄国的航空运输,由此而永久性地打开亚洲的商业。(219)

苏联和美国的政策在若干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两个国家都希望它们在基金组织的管理上以及在世行中拥有最大可能的发言权;英美苏三国联盟曾被人说起过。“苏联政府和美国的金融家们都不想欠任何欧洲和远东小国的人情,因为这两股势力都是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此外,它们都不愿承担信贷风险或者去稳定受到影响的小国的货币。”(220)出于这些理由,“1945年二月美国银行家协会发表的声明所提出的核心理念和方法,与苏联货币专家们所总结出来的是接近的”。(221)观点上的接近可由以下事实加以解释,即“美国的金融家们所提出的观点产生于‘关键国家方案’,而苏联的观点则来自于它在过去十年里所一直鼓吹的‘主要大国’理论”。(222)

阿尔文·汉森设想将出现美苏联合起来控制欧洲,这比亨利·基辛格随后提出的“实力合作”要早。1945年,在他所研究的《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一开始,汉森就指出:战后重大的新现象将是“苏联在地球一端的崛起和美国在地球另一端成为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可喜的地缘巧合——两个大国占据辽阔的大陆,在彼此并无竞争的地区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这一现象必须被看作未来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力量。我们在此处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力量分配格局。在这个框架下,法国、德国和英国所扮演的角色,必然地肯定显著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欧洲格局为它们所确定的角色……面对这样一个从人口和工业发展这两方面来说的庞然大物一样的俄国,德国就无法再次挑战世界和平了。”(223)

通过它们共有的全球垄断和卡特尔,美国和俄国各自都能开展商业交易。它们各自都倾向于多边而不是双边的贸易协定,而且“苏联政府和美国金融家们都对维护有管理的金本位制有着持久的兴趣……而由于美国和苏联据称都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而且潜在而言它们都是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它们的兴趣也就更大了”。最后,尽管俄国的经济是受国家控制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扩张主义论者,与英国相比,它绝对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出口和国际投资计划。它的巨大内需将导致其资源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不是用于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渗透。

不过,俄国自己对美国的战后世界秩序计划存在一些重大担心。其主要的担忧是自由放任对市场的支配——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经济对世界商业的主宰——可能会威胁到俄国安全本身。“在针对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初步讨论中,苏联人表现出了对怀特计划的忧虑,这个计划据称提出了在近期废除对贸易、货币诸如此类方面的所有限制。在他们看来非常明显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战后,这样一条道路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采用的,因为如果不采用国家调节措施的话,它们的经济独立就会遭受严重的威胁。”(224)苏联的发言人说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打这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对英国商人和美国出口者来说是安全的。而他们拒绝了美国邀请他们参加的计划中的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这一点可能是根本的原因之一。”(225)正如A﹒F﹒沃斯克里森斯基(A﹒F﹒Voskresenski)教授在《战争与工人阶级》1944年2月一期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

作者们并没有隐瞒这一事实,即此一版本的“自由贸易”将迫使欧洲农业从谷物生产转为奶产品生产和蔬菜种植,从而为垄断欧洲市场、实现跨大西洋的谷物出口创造前提条件……某些集团将追求这样一种“自由贸易”,它将践踏遭受法西斯主义者蹂躏的、经济上羸弱的国家的利益,试图掩盖这一事实是徒劳无益的。民主国家必须坚决制止这些倾向。民主国家的战后贸易政策,必须帮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实现健康合理的经济发展。(226)

让俄国感到特别担心的是,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开放的商业交往,会将俄国从轴心国那里夺取的东欧安全区域的经济控制权转移给美国。如果美国——最终还有德国——在进入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方面与俄国享有同等的权力,这就会威胁到俄国的战略,即为了防御未来可能的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入侵,而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缓冲区。正如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1946年就此所指出的:

所谓的机会均等这个原则近来已经成为了一个颇为受宠的话题。有人说,还有什么比这个原则更好呢——它将为所有国家不加歧视地带来均等的机会?……让我们严肃而诚实地讨论均等原则……以罗马尼亚或南斯拉夫与美国的比较为例。罗马尼亚因战争而虚弱不堪,南斯拉夫则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重创,而美国的财富在战争期间则出现了巨大的增长。这时,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执行“机会均等”原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请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或者其他某个受到战争重创的国家,你让比如说美国资本享有这种所谓的机会均等——也就是说,享有不受限制地渗入罗马尼亚的工业或者南斯拉夫的工业等的机会:那么,罗马尼亚的民族工业,或者南斯拉夫的民族工业,到底还会剩下什么呢?(227)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向哈里曼大使强调指出,他不会容忍在苏联的四周建立起一条新的封锁线。而美国为推行自由贸易而施加的压力,则有可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用菲斯的话来说,国际贸易组织拟议中的宪章的第31条规定:“任何成员国均不可为其在任何非成员国领土内的贸易而寻求排他的或者优惠的利益,如果这种利益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对任何其他成员国贸易的歧视的话。从宪章文本其他部分所确立的标准来理解,这条规定将意味着成员国无法与苏联之间达成涉及具体商品交换的协定,除非这些商品交换是在参照此前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期而分配的配额以内。这就需要对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苏联现在是其中一方的协定做出修订。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副部长曾指出,与美国达成新的贸易谅解的主要障碍,是我方想加进一项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加入一个世界贸易机构的条款,而他在说这番话时,心里所想的很可能就是前面的那条规定。他解释说,捷克斯洛伐克无法承诺参加这样一种贸易安排,这种贸易安排实际上可能会将捷克斯洛伐克与之有着紧密经济联系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集团排除在外。宪章的第31条进一步规定:任何成员国均不可是与一个非成员国之间的任何协定中的一方,如果该非成员国因为此协定而享有本宪章项下的任何利益的话。这一条还规定:除非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同意,否则成员国不得将根据本宪章而做出的关税削减运用到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之中。”(228)菲斯的结论是:如果严格执行这一组规定,“将造成或者是国际贸易组织陷于混乱,或者是以成员国为一方、以苏联及其盟国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经济战。”它当然会威胁到俄国为自己在东欧所规划的角色。

俄国因此而有着与大部分欠发达地区一样的担忧,即解除世界经济壁垒会让大部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得以削弱它们的政治经济自主权,在这个场合,就是对苏联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发号施令。美国的战略人士们预计,欠发达国家为了换回足够数量的外援而最终会忍气吞声,但俄国出于政治原因却不会这样做。普林斯指出:“除非出现了不可预见的事件,否则斯大林政权尽管急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建遭受重创的地方并扩大对苏联中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但仍不会倾向于牺牲基本的苏联原则和政策。”(229)他的结论是,苏联的发言人们“反复强调,尽管苏联迫切而极度地需要数量庞大的消费品和生产工具,但苏联领导人们坚决不会在他们既定的目标上有任何的让步,这些目标就是在苏联疆域内加强苏维埃制度并将苏维埃制度扩大到苏联在欧洲、特别是远东的‘安全区’;还有就是要被视为世界上的第二大国。但是,这些目标并不排除斯大林政权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可能性。”(230)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国际贸易、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和私人企业制度的鼓吹者显然被命运捉弄了,因为他们将很快发现,是他们自己加强了全球范围的集体主义社会制度以及许多欧洲和远东国家的严格的计划经济……很明显,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们将不得不对他们的行动路线改弦更张,可能要以现实化的商业条约的形式与苏联政府达成妥协。”(231)因此,美国的援助将在某种程度上为苏联势力向东欧和远东的延伸提供支持。

即使在邱吉尔于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他著名的“铁幕”演说之时——正好在组建世行和IMF的会议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召开之前,怀特仍然“表示,世界的未来对美苏之间友好关系的依赖要远远大于对美英关系的依赖”。不过,怀特已经作为亲俄的安全危险分子被置于了FBI的监视之下,而尽管参议院已经批准了提名他担任IMF的执行董事,但他的提名还是被挡了下来。(232)

问题在于,将俄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是否足以弥补重建俄国及增强其战后势力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威廉·C﹒布利特(William C﹒Bullitt)写道:“苏联每一次向另一个地方或国家扩张其势力,美国和英国就失去了另一个正常的市场。”(233)问题是,给予俄国的长期信贷最终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美国对于战后世界的商业图谋。最后的判断是它会有损于美国的这些商业图谋。

由于没有把美国提供给英国的那种类型和金额的直接贷款给予俄国或其卫星国,这让它们没有了加入IMF、世行或国际贸易组织的动机,而有了不加入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动机。俄国并没有拒绝加入IMF,而“只是告诉美国官员,莫斯科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协定的条款”,它之所以没有关闭货币合作的大门,是希望援助将会到来。(234)俄国确实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里得到了2﹒49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问题是美国不相信俄国会将短期经济利益置于长期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之上。俄国看上去确实与欧洲一样地愿意接受对美国欠债的增加,美国对其国内市场的某种渗透包括至少是向俄国出口资本物品,以及作为美国提供重建和工业化援助的交换,美国购买俄国的原材料。但美国官员的推断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成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对手这一目的。当然,欧洲有朝一日也可能会恢复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步,但却可以指望它按照美国的规则来玩这场游戏。欧洲是有美国游戏规则的约束的,而俄国不一样,它很可能会成为推动其他国家反对自由放任制度的中心,它很可能会将尚在计划之中的国际组织转变为这样一种论坛,在这种论坛上,对于由美国计划者们所背书的、表面上看起来客观无私的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政治深意展开公然的抨击。

更为直接的考虑是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苏联存在有管理的价格体系,它在某些外国市场上能够取代美国出口商,但仍声称它并非诉诸于IMF的规章所禁止的那种货币操纵。俄国可能会对其经济进行操控,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来说是非经济的目的,这种理念对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来说是要遭天谴的,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观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所有的社会交往都必须反映“经济人”假设——他是一个假想出来的人,只生活在当下,只进行消费,没有政治动机或者预设的前提。对俄国的计划经济者们而言,这后一种理念不仅是要遭天谴的,而且明显是荒诞不经的。

美国的战略家们表现得似乎俄国要将美国排除在与俄国的东欧卫星国的经济交往之外,似乎苏联的主要目的不是重建它自己的经济,而是要破坏与其卫星国接壤的非共产主义经济体的稳定。在这个方面,美英对纳粹经济学的作战很轻易地就演化成了对一般而言的国家控制的经济体、还有对特别而言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经济体的作战。运用日益复杂难解的推理论证,将苏联从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中孤立起来的企图,被表述成了捍卫“四大自由”的努力。美国的计划者们强迫其盟国在俄国和美国当中选择一个,作为它们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各国之所以选择了美国,主要是因为它要富裕得多,更能给它们提供援助。

苏维埃俄国及其卫星国不仅被排除在了体系之外,它们也没有被给予最惠国关税权。此外,为了保证美国的自由放任的扩张主义不受俄国军事征服的威胁,共同安全条约网建立了起来,它演化成为了作为全球范围的经济和军事体系的冷战。这一观点现在得到了大部分美国史学家的接受。加迪斯指出:“美国的领导人们不想要冷战,但他们更不想要的是不安全。”

加迪斯进而说:“莫斯科对参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和削减其控制之下地区的贸易壁垒的拒绝,不是冷战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一旦‘伟大联盟’因在东欧命运问题上相互指责而崩溃,经济合作便成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华盛顿选择了将可能会影响苏联人经济行为的这样一件工具——战后重建贷款——给暂扣下来,希望因此获得政治上的让步。莫斯科针锋相对地从德国的苏占区取得它的重建所需。美国认为斯大林可能会同意苏联经济与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合起来,但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根本就缺乏人情世故,这是华盛顿大部分战时经济计划的一个通病。”(235)

追求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美国,不愿意允许任何其他国家也获得这样的势力范围。在取得英国对解散其帝国特惠制的同意之后,美国官员对苏维埃俄国提出了相同的要求。用威廉·布利特的话来说,俄国想要的是“地球本身”。自此以后,它——还有对地球的某个部分或任何部分抱有同样野心的所有其他国家——都被定义为了敌人。

结果是美国的战略家们采取了这样一种军事立场,它的成本将变得如此高昂,以至美国的商业霸权遭到了削弱,以至推行自由放任的机构与美元区对全球的继续主宰不再相容。这是对美国战后外交的讽刺:为了确保俄国不会从外部动摇美国所主导的体系,它追求军事安全,但这一追求本身从内部侵蚀了这个体系的经济。今天,美元区及其经济体系正在瓦解,这不是由俄国或中国所造成的,而是因为美国所背负的军事和金融负担,它挑起了这副重担,但却没有真正了解它自己负重的临界点在哪里。

在美国着手独自一人主宰战后的世界经济时,它不希望俄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成为紧随其后的第二大国。如果有国家表现出不愿意加入美国所主导的“各部分之间的互补”,那么就必须把它们孤立起来,这样它们就无法威胁到美国的战后世界经济计划所立足的经济相互关系了。中止与这种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被认为总要胜过任由国家控制的出口垄断部门及其非经济的定价政策损害到美国的世界体系。

美国避免来自外部的潜在干涉的强烈愿望,使之担心俄国将恰恰出于这个目的而利用其贸易和货币组织。这种观点认为,俄国会试图有选择地控制美国的卫星国的外贸,从而将它们捕获在手,关闭上美国进入世界经济核心部分的大门。它会为了搅局而搅局,向国际关系之中注入可能会挫败美国计划的高风险因素。鉴于提波·瓦嘉(Tibor Varga)的判断,即美国的资本主义即使在没有外国市场的情况下也不会崩溃,这一担心看来是夸大了事实。只要俄国持有与瓦嘉相同的判断,它就无法预见自己会从破坏国际贸易关系中取得任何重大而持久的收获。

但是,鉴于美国在打破海外所有的国家控制和保护主义机构方面毫不妥协,俄国人不得不得出结论,即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确实正在为事实所证明。“在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指责说,布雷顿森林机构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世行从属于政治的目的,这让它成为了一个大国的工具”,这个大国就是美国。(236)

如果确实本来有机会赢得俄国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勉强且至少是部分的、但总的来说是和平的默认,那么美国错误的政策就必须被判定为是短视且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内在矛盾的。越战最终表明了,追求孤立苏联阵营的全球政策,其代价是这个政策的自取灭亡。由于在经济上孤立俄国,美国的计划者们恰恰激发了它曾希望加以遏止的苏联人对自给自足的强烈渴望。而在它自己的美元区内,冷战政策的国际收支成本变得大到足以动摇曾经不是问题的美国霸权。俄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的步伐得以加速,而不是受到了遏制。恰恰是美国的经济因冷战的成本而遭到严重遏制。

尽管如此,维持这样一个意图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的世界秩序给其造成了巨大成本,已经大到超过了——如果美国对于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的话——原本可以生成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原先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理想却变成了对美国独裁的规划。从1964年起,随着在东南亚的战争的成本变得无法维持,自由贸易让位给了集团主义和保护主义,开放的投资政策让位于对资本国际运动的控制,让位于美国国内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其中一部分可以追溯到美国在“二战”后对于自由经济交往极度民族主义的认识。它是片面的、让美国生产者进入外国生产者的市场的自由。从一开始,它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经济自由的丧失,它们做出独立决策的自由的受损。美国将俄国从这个世界上孤立起来的经济目的是达到了,但达到之后,这个目的证明是毫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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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维·E﹒菲斯克:《盟国间债务:1914—1923年战争与战后公共融资分析》(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1924年版),第1页。

(2)美国商务部:《美国的历史统计数据:从殖民地时期到1957年》(华盛顿特区:1960年版),第565页。

(3)引自外交关系委员会:《1928年美国的外交关系调查》(纽黑文:1928年版),第414页(下文将简称为《美国的外交关系》)。

(4)引自外交关系委员会:《1928年美国的外交关系调查》(纽黑文:1928年版),第422页。

(5)菲利普·斯诺登:“债务清偿:修正情形”,载《大西洋月刊》第138卷(1926年9月),引自詹姆斯·德尔·杰罗尔特(James Thayer Gerould)和劳拉·希尔·腾布尔(Laura Sheare Turnbull):《盟国间债务与债务清偿修订论文选》,第446页。

(6)菲斯克:前引书,第154页。

(7)《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10页。

(8)同上,第409页。

(9)《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19页。

(10)引自菲斯克:前引书,第168页。

(11)引自菲斯克:前引书,第162页。还可见众议员斯威兹的评论(菲斯克前引书,第167页)与众议员瑞尼和安德鲁的评论(杰罗尔特和腾布尔前引书,第306—310页)。

(12)艾伦·S﹒奥姆斯特德:“拉斐特,我们要回我们的钱”,载《民族》第CXXI期(1925年12月23日),第723页,引自杰罗尔特和腾布尔前引书,第412页。

(13)《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12页。

(1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伦敦:1919年版),第280—81页。

(15)菲斯克:前引书,第186页。

(16)国家工业会议委员会:《盟国间债务与美国》初期研究稿,第53页(引自《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30—31页)。

(17)菲斯克:前引书,第9页。

(18)引自J﹒莫里斯·克拉克(J.Maurice Clark)、沃顿·H﹒哈密尔顿(Walton H.Hamilton)和哈罗德·G﹒默尔顿(Harold G.Moulton)主编:《战争经济学著作选读》(芝加哥:1918年版),第638页。

(19)菲斯克:前引书,第185页。

(20)《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24—25页。

(21)约翰·惠勒—本内特(John Wheeler‐Bennett):《战争赔款的破坏性》,第160页。

(22)外交关系委员会:《1931年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纽约:1932年版),第159—60页。

(23)《美国的外交关系》,第342页。

(24)乔治·奥尔德:《道斯计划与新经济》(纽约:192—年版),第148页。

(25)《美国的外交关系》,第183页。

(26)同上,第192页。

(27)关于这几点,见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有关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事实》(伦敦:1932年版),特别是第11—32页和第110—39页。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出,“匈牙利的赔偿支出得到盟国金融管制体制防止匈牙利经济受到重创的保护。她还得到了一笔国际贷款”(《美国的外交关系》,第342页)。实际上,国内征税的能力与将这些税收转变为外汇的能力之区别,就是在亚瑟·萨尔特(Arthur Salter)爵士的敦促下,首次在匈牙利赔款案例中提出,后来成为知名的道斯计划的基本原则(见上书,第578页)。

(28)《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53页。

(29)R﹒H﹒布朗特(R.H.Brind):“战争赔款问题”,载《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刊》(1929年5月),第208页。

(30)引自杰罗尔特和腾布尔:前引书,第453页。

(31)关于这点,见上书,第301页。

(32)同上,第276—7页。

(33)劳合·乔治:《有关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事实》,第116—120页。

(34)《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27页以下。

(35)前引书,第434页以下,引自《世界大战外国债务委员会合并年度报告》,第597页;亦可见上引书,第460页。

(36)前引书,第461页,第406页以下。

(37)德沃奥(Deverall)先生对R﹒H﹒布朗德(R﹒H﹒Brand)的文章《战争赔款问题》的评论,前引书,第226页,以及贝克教授的评论,第221页以下。

(38)《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62页以下。

(39)《和平的经济后果》,第281页,以及《条约的修订》(伦敦:1922年版),第161页。

(40)《盟国间债务》,载于《大西洋月刊》第CXXXIX期(1927年3月),引自杰罗尔特(Gerould)和腾布尔(Turnbull):《盟国间债务与债务清偿修订论文选》,第461页。

(41)美国商务部:《美国在1923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载于《贸易信息公报》第215期(1924年4月7日)。亦可参见其1924年的报告,第27页。

(42)例如,参见美国关税委员会的专论《外汇贬值与国际贸易》(第2版,华盛顿:1922年)。

(43)《美国工人对收取盟国债务的影响》,载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126期(1926年7月),引自杰罗尔特和腾布尔,前引书,第473页以下。

(44)《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1年》,第145页。

(45)《和平的经济后果》,第284页。

(46)弗兰克·H﹒西蒙茨(Frank H﹒Simonds):《债务清偿》,载于《美国评论的评论》第73期(1926年2月),第155页,引自杰罗尔特和腾布尔,上引书,第423页和第425页。

(47)卡尔·博兰尼:《巨变》(1944年第一版;波士顿:1957年版),第26页。

(48)乔治·帕亚什:《通往繁荣之路》(伦敦:1927年版),第17页以下、第25页、第34—37页,引自约瑟夫·S﹒戴维斯:《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巴尔的摩:1975年版),第176页。

(49)约瑟夫·S﹒戴维斯:《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巴尔的摩:1975年版),第100页以下。

(50)《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纽约:1934年版),第xi页。

(51)戴维斯:《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巴尔的摩:1975年版),第198页和101页,引用《经济学家》1929年11月7日一期(第1069页以下)。

(52)劳合·乔治:《有关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事实》,第125页。

(53)《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162页。

(54)惠勒—本内特(Wheeler‐Bennett):前引书,第50页。

(55)上引书,第161页。

(56)上引书,第53页。

(57)上引书,第98页。

(58)上引书,第103页以下。

(59)例如,参见《社会化委员会就战争赔款的谈判》,2卷本(柏林:1921年版)。

(60)引自卡尔·伯格曼(Carl Bergman):《战争赔款的历史》(纽约:1927年版),第200页。

(61)引自哈罗德·G﹒默尔顿(Harold G﹒Moulton)和里奥·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战争债务和世界繁荣》(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1932年版),第168页。

(62)《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纽约:1933年版),第109页。

(63)詹姆斯·哈维·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美国称量其黄金》(纽黑文:1931年版),第201页。亦可参见第145页和152页。罗杰斯教授讨论《法国的通涨过程:1914—1927年》(纽约:1929年版)的这本书是权威性的。

(64)戴维斯:《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巴尔的摩:1975年版),第408页。

(65)惠勒—本内特:前引书,第163页。

(66)上引书,第169页。

(67)《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纽约:1933年版),第142页以下。

(68)引自前引书,第168页。

(69)惠勒—本内特:前引书,第234页。

(70)引自《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纽约:1933年版),第177页和172页。

(71)上引书,第189页。

(72)惠勒—本内特:前引书,第257页。

(73)西蒙·帕藤:《经济理论文集》,由雷克斯福德·塔格维尔编辑(纽约:1924年版)。更为一般的讨论见我的综述《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纽约:1975年版)。

(74)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首次新政》(1966年版),第25页。

(75)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69页。以下的讨论依据的是莫利在1939年和1966年的叙述,它们是有关美国在那一年与欧洲进行债务和金融谈判的材料的主要来源。亦可参见美国国务院的《美国的外交关系:1933年》以及菲斯(Feis)、塔格维尔、胡佛和赫尔(Hull)等人的回忆录。

(76)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70页。

(77)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71页和第73页。这件事的后一个版本,参见莫利:《首次新政》,第23—33页。

(78)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71页。亦可参见《首次新政》,第26页。罗斯福在索引卡上写下来要与胡佛讨论的问题的清单,复印在《首次新政》一书的“附录一”当中。

(79)前引书,第74页。

(80)《赫伯特·胡佛回忆录》第三卷(纽约:1952年版),第179页,引自莫利:《首次新政》,第28页。

(81)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76页。

(82)前引书,第78页以下。

(83)《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纽约:1933年版),第189页。

(84)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84页。

(85)前引书,第85页,以及《首次新政》,第38页。

(86)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86页;亦可参见《首次新政》,第39页。

(87)前引书,第95页,第87页以下。

(88)莫利:《首次新政》,第39页以下。参见胡佛:《回忆录》第三卷,第185页以下。

(89)《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纽约·1933年版),第177页和第172页。

(90)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96页。

(91)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97—100页,以及《首次新政》,第52页以下,引自塔格维尔:《新政日记注释》,第71页以下。

(92)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104页。

(93)莫利:《首次新政》,第224页。

(94)莫利:《首次新政》,第58页。

(95)《英国对经济问题的政策》,载于《美国的外交关系:1933年》第一卷,第465—471页。以下的综述主要取材于莫利:《首次新政》,第412页。

(96)《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ⅹⅹ-ⅹⅪ页和第125页。

(97)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199页。

(98)莫利:《首次新政》,第413页。

(99)前引书:第414页。亦可参见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02页。

(100)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04页。

(101)莫利:《首次新政》,第403页。

(102)惠勒—本内特:《战争赔款的遇难》,第257页。

(103)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07页。

(104)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06页。

(105)莫利:《首次新政》,第402页。

(106)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10页。

(107)前引书,第210页以下。

(108)前引书,第213页。

(109)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15页。

(110)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20页。莫利补充说,这1000万美元“所涉及的由他们(英国人)支付的费用仅为700万美元,因为他们利用了[由凯伊·皮特曼(Key Pittman)在托马斯修正案中加进去的]总统的授权,即可以以白银的形式接受多达2亿美元的战争债务的偿付……以世界市场上当前的白银价格计算,英国人以约700万美元就算支付了1000万美元。”

(111)前引书,第182页。

(112)前引书,第222页以下。亦可参见莫利:《首次新政》,第26页。

(113)赫伯特·菲斯:《1933年:危机中的人物》(波士顿:1966年版),第171页以下。

(114)《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125页。

(115)前引书,第173页。

(116)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17页。

(117)菲斯:《1933年:危机中的人物》,第173页和第175页。

(118)前引书,第180页。

(119)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28页。

(120)前引书,第230页、第235页以下和第245页。

(121)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47页。

(122)前引书,第249页。

(123)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51页和第253页。

(124)莫利:《首次新政》,第432页。

(125)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55页。

(126)莫利:《首次新政》,第453页。

(127)《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ⅹⅹ-ⅹⅪ页。

(128)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61页。参见华宝:《货币混局》(纽约:1934年版),第121页。

(129)《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139页。

(130)威廉·亚当斯·布朗:《重新阐释金本位:1914—1934年》(纽约:1940年版),第1286页。

(131)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56页。

(132)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70页,第273页。

(133)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23页。

(134)前引书,第166页。

(135)布朗:上引书,第1287页。

(136)菲斯:《1933年:危机中的人物》,第253页。

(137)莫利:《首次新政》,第494页,施莱辛格的话引自《新政的到来》,第229页;珍妮特·P﹒尼柯尔斯的话引自《罗斯福在1933年的货币外交》,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56期(1951年1月刊),第317页。

(138)赫尔:《回忆录》第一卷第268页以下,以及威廉·F﹒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纽约:1963年版),第202页以下,引自莫利:前引书,第495页。

(139),卡尔·博兰尼:《巨变》,第27页。

(140)《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4—1935年》,第109页。

(141)小威廉·迪堡:《我们的贸易政策的新方向》(纽约:1941年版),第3页和第23页以下。

(142)《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第185页。

(143)美国商务部:《1938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华盛顿特区:1939年版),第22页。

(144)博兰尼:《巨变》,第29页。

(145)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国家咨询委员会:《提交总统和国会的年度报告(1973年7月1日—1974年6月30日)》(华盛顿:1975年版),第40页。

(146)小爱德华·R﹒斯特蒂纽斯(Edward R﹒Stettinius,Jr.):《租借:胜利的武器》(纽约:1944年版),第61页。

(147)前引书,第63页。

(148)前引书,第73页。(斯特蒂纽斯在1945年成为了国务卿。)

(149)理查德·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牛津:1956年版),第55页以下。

(150)外交委员会:《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纽约:1947年版),第344页。引自《华盛顿谈判期间提交的统计材料》,1945年的国会咨文第6706号,第5页。

(151)哈尔·拉里合伙人公司(Hal Laryand Associates):《世界经济中的美国》(美国商务部经济系列报告第23期,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12页。

(152)加德纳:上引书,第57页。

(153)前引书,第60页。

(154)沃伦·F﹒金波尔(Warren F﹒Kimball):《租借法案和门户开放:英国的富足所产生的诱惑(1937—1942年)》,载于《政治学季刊》第86期(1971年6月刊),第249页以下。

(155)加德纳:上引书,第61页以下。

(156)阿瑟·D﹒盖伊:《租借法案经济层面》,收入雅各布·外纳和其他人所著的《多国经济中的美国》(纽约:1945年版),第145页。

(157)前引书,第141页以下。

(158)前引书,第134页。

(159)斯特蒂纽斯:上引书,第281页和第117页。

(160)《租借法案的续展。外交委员会对众议院第1501号议案举行的听证会》,美国众议院第78届议会第一次会议(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162页,引自盖伊,上引书,第121页。

(161)盖伊:上引书,第136页。

(162)前引书。对于这次的出尔反尔,参看《总统声称世界要偿还》,载于《纽约时报》1943年9月8日一期,以及《罗斯福修改租借信函》,前引报纸,1943年9月15日一期。

(163)加德纳:上引书,第174页。

(164)盖伊:上引书,第140页,参考《调查国家防卫项目特别委员会的附加报告》,参议院报告第10号第12点,第78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13页以下。

(165)加德纳:上引书,第174页。

(166)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对众议院第2652号议案由众议院第3240号议案——《1945年续展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所取代的听证,第7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45年4—5月,第37页;引自加德纳:上引书,第160页。

(167)《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第370页。

(168)小乔治·F:赫宁(George C﹒Herring,Jr.):《1944—1945年的美国与英国的破产:责任的拖延》,载于《政治学季刊》第86期(1971年6月刊),第267页以下。

(169)前引书,第276页以下。

(170)加德纳:上引书,第208页。

(171)《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第359页。对于这些问题,亦可参看加德纳:上引书,第178页以下。

(172)盖伊:上引书,第134页。尤金·斯塔利(Eugene Staley)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见他此前讨论“租借的经济意义”的文章,载于《美国经济评论》第33期增刊(1943年版),第366页。

(173)加德纳:上引书,第170页。

(174)阿尔文·H﹒汉森:《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纽约:1946年版),第141页和第71页。

(175)美国商务部:《美国的历史统计数据:从殖民地时期到1957年》(华盛顿特区:1960年版),第565页。

(176)以时间为序,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始材料有:《第五次财富杂志圆桌会议:美国在当前的战争和将来的世界秩序中的利益》,载于《财富》第21卷(1940年1月刊)以及《第六次财富杂志圆桌会议:美国与对外贸易》,载于《财富》第21卷(1940年4月刊);刘易斯·L﹒洛温(Lewis L﹒Lorwin):《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后果》(纽约:1941年版);哈尔·拉里合伙人公司(Hal Lary and Associates):《世界经济中的美国》(美国商务部经济系列报告第23期,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续展租借法案举行的听证》,第78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43年,以及第7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45年;国家规划协会:《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新机遇》(1944年11月);美国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和规划特别次级委员会:《就战后经济政策和规划举行的听证》,第78届国会第2次会议,1944年;约翰·H﹒威廉斯(John H﹒Williams):《战后货币计划论文集》(纽约:1944年版,1945年第二版)。亦可参见诺曼·S﹒布坎南(Norman S﹒Buchanan)和弗里德利希·A﹒鲁茨(Frederich A﹒Lutz):《重建世界经济: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纽约:1947年版)。讨论这一时期的第二手材料包括E·F·彭罗斯(E﹒F﹒Penrose):《为和平而进行经济规划》(普林斯顿:1953年版),以及加布里埃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战争的政治学:世界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43-1945年》(纽约:1968年版)。

(177)拉里:上引书,第13页。

(178)前引书,第18页以下。

(179)前引书,第20页。

(180)美国众议院战后政策和规划特别委员会:《报告》,第1082页以下(1943年版)。

(181)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公开文件》第11期,第492页,取自他在1942年11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引自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美国和冷战的由来:1941-1947年》(纽约:1972年版),第21页。

(182)拉里:上引书,第13页。

(183)约翰·H﹒威廉斯:《战后货币计划论文集》(纽约:1944年版),第ⅹⅵ页。

(184)前引书,第7页。

(185)美国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对众议院第3314号议案——布雷顿森林协定法案——的听证》(在以下各章注释中均简称为“《参议院听证会》”),第7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45年,第40页;还有摩根索先生的证词,第5—7页。亦可参见美国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对众议院第2211号议案——布雷顿森林协定法案——的听证》(在以下各章注释中均简称为“《众议院听证会》”),第7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45年3月9日,克莱顿先生的证词,第275—282页。

(186)《参议院听证会》,伊玛尔·德·维格(Imre De Vegh)的证词,第357页。

(187)前引书,第164页。

(188)梅森和阿舍:《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世界银行》,第15页。

(189)阿尔文·汉森:《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第32页。

(190)前引书,第6页。亦可参见第11页,以及《众议院听证会》,第29页、第33页和第290页。

(191)《参议院听证会》,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董事会主席爱德华·布朗的证词,第104-105页。

(192)《参议院听证会》,第37页。

(193)《美国外交关系调查:1928年》,第218页。

(194)《参议院听证会》,第168—170页。亦可参见《众议院听证会》,威廉斯教授的证词,第322页,以及克莱顿先生的证词,第278页。

(195)美国商务部:《战争期间美国的进出口交易:1940—1945年》(华盛顿特区:1948年版),第160页以下。

(196)《众议院听证会》,哈里·A﹒布利斯(Harry A﹒Bullis)的证词,第497页。亦可参见约翰·H﹒威廉斯:《变动世界中的经济稳定:经济理论和政策文集》(纽约:1953年版),第104页、第116—120页、第124页、第162页以下和第173页。

(197)奥格斯特·马弗里:《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对外贸易》,载于《对外商务周刊》1944年10月7日一期(引自《众议院听证会》,第313页)。

(198)卡莱尔·摩根:《布雷顿森林体系:解开货币谜团的线索》(波士顿:1945年版),第78页。

(199)《众议院听证会》,第809页。

(200)前引书,第408页。(对弗雷泽的讨论,参见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在《纽约客》1942年2月21日一期上的文章。)凯莫勒(Kemmerer)教授在第869页、梅尔基奥·鲍利(Melchior Palyi)在第901页有相关的证词。

(201)J﹒基思·霍思菲尔德(J﹒Keith Horsefield):《1945—1965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年的国际货币合作》,第一卷《编年史》(华盛顿特区:1969年版),第77页以下。有关俄国将其世行份额从9亿美元增加到12亿美元的合作态度、以此向美国表示特别的友好的论述,参见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证词:《众议院听证会》,第76页。

(202)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三卷《为自由而战:1937—1946年》(纽约:2001年版),第259页以下。

(203)前引书,第260页。

(204)前引书,第351页。斯基德尔斯基注意到:“当(摩根索)告诉俄国人斯蒂潘诺夫(Stepanov)苏联的国民收入数据不支持12亿美元的份额时,斯蒂潘诺夫兴高采烈地回答说他会拿出新的统计数字。他得逞了”,这主要归功于财政部主要官员的亲苏联倾向。

(205)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美国和冷战的由来:1941—1947年》(纽约:1972年版),第174页。

(206)引自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苏联在国际金融中的作用》,载于《哈佛商业评论》第25期(1946年秋季刊),第118页以下。以下的分析依据了普林斯先生对于苏联对待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态度以及美国的回应所做出的总结。

(207)引自前引书,第124页以下。

(208)霍思菲尔德:上引书,第117页。

(209)《参议院听证会》,伊玛尔·德·维格的证词,第355页。

(210)《众议院听证会》,第196页。

(211)普林斯:上引书,第122页以下。

(212)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回忆录:1925—1950年》(波士顿:1967年版),第22页。凯南建议这笔贷款应该减少到15亿美元。

(213)《参议院听证会》,约翰·H﹒威廉斯的证词,第328页。亦可参见安德森先生的证词,前引书,第396页。

(214)普林斯:上引书,第122页。

(215)《众议院听证会》,第211页。

(216)前引书,第196页。

(217)托马斯·G﹒佩特森(Thomas G﹒Paterson):《流产的美国对俄贷款和冷战的起源:1943—1946年》,载于《美国历史杂志》第56期(1969年6月刊),第74页以下。对于美国对战后美苏贸易前景所做思考的详细讨论,参见加迪斯:上引书,第6章。

(218)前引书,第78页。

(219)劳埃德·C﹒加德纳(Lloyd C﹒Gardner):《新政、新疆界和冷战:重新审视美国的扩张(1933—1945年)》,收入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等人:《公司与冷战》(纽约:1969年版),第130页。

(220)普林斯:上引书,第123页。

(221)前引书,第122页。

(222)前引书,第127页。

(223)汉森:《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第5页以下。

(224)普林斯:上引书,第115页。

(225)前引书,第118页。

(226)引自前引书,第117页。

(227)《外交政策问题:演说和声明(1945年4月—1948年11月)》(莫斯科:1949年版),第207—214页,引自加德纳:上引书,第129页。对于加布里埃尔·科尔克的《战争的政治学》这样的著作——它们认为,摩根索和怀特试图在新殖民主义基础上通过将苏联融入资本主义的西方而实现它的“去布尔什维克化”,斯基德尔斯基斥之为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当然是俄国自己要求获得它所能得到的最大额度的贷款。美国人所希望的是战后其出口市场的最大化,而目的正是让他们得以从军用武器的生产转向用于出口的民用资本物品和消费品的生产。

(228)赫伯特·菲斯:《贸易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载于《外交》第25期(1947年1月刊),第220页。

(229)普林斯:上引书,第125页。

(230)前引书,第127页以下。

(231)前引书,第128页。普林斯先生设计了这样一份条约(《国会档案》,1946年6月21日,第A3856页)。

(232)斯基德尔斯基:上引书,第464页。

(233)威廉·C﹒布利特:《地球本身》(纽约:1946年版),第121页,引自加德纳:上引书,第132页。加德纳指出:布利特“满怀希望地前往莫斯科,但他逐渐醒悟了,根本不可能指望在与苏联外贸部门的垄断者和苏联政府打交道中有利可图。”

(234)霍思菲尔德:上引书,第117页。对于美国对俄租借信贷及其历史背景的长篇讨论,参见威廉·阿普尔顿·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纽约:1962年版),特别是第六章,还有佩特森:上引书。

(235)加迪斯:上引书,第353页。

(236)爱德华·S﹒梅森和罗伯特·E﹒阿舍:《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1973年版),第29n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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