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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通过IMF取得的美元支配地位(1945—1946年)

“二战”后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经历了几个世纪发展的国家间法律的倒退,如果说对于美国来说不是如此的话,那么至少对欧洲而言是这样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国家间在它们的权利和政策制定的自主权上是平等的。除了这个法律原则之外,还有基本的外交行为法:在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中,任何国家自愿放弃其国际地位都不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条约和协定是由政府间通过谈判和折中妥协过程达成的,而这些政府在政治上、虽然不一定在经济上是平等的,它们寻求维护管理其自己经济的权力。因此,如此被动地默认美国对战后世界所做规划的责任落在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肩上。只要其自我利益与美国的相冲突,欧洲就对坚持其自我利益犹疑不决。因战争而疲惫不堪,它自愿放弃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帝国主义野心。

当美国的外交家们在布雷顿森林制定他们对战后世界的规划时,对他们而言,美国只不过是在行使其历史使命而已。以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预见到民族国家的消解——至少对其他国家而言如此——会迎来一个和平的相互依存,甚至可能是利他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没有去想一想这种观念与国家的基本原则——不要指望任何国家会放弃其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独立——是多么的背道而驰。尽管如此,美国现在要求,而且也得到了欧洲在战后关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的俯首称臣。

当欧洲在“一战”后同意偿还美国的战争贷款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

它已经开始放弃其独立了。当然,债务就是债务,为了维护欧洲总体产权关系的神圣性,看来大概是有索偿的必要的。不过,世界债务国债权国体系损害了欧洲管理其自己经济的选择权,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是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个体系的。它本可以如此与美国之间讨价还价:“保留我们作为你出口产品的市场和国际投资的利润来源,这是符合你自己的利益的。但是,如果你坚持要我们偿还债务,而与此同时,你又拒绝给我们机会通过对你出口商品而筹集必要的美元,那么我们就无法继续作为你的市场和利润来源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关税政策或者金融政策的话,我们将被迫退出现在的这个体系。”欧洲并没有如此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让美国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去这样做,而它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拯救其债务国中至少信誉度最高的那些国家(如芬兰)。

当时最有能力领导一个非美国的世界的国家是英国,但它相反地却带领欧洲屈服于美国的盟国间债务要求。它是首个达成清偿债务协定的国家,而这看来迫使其欧洲盟国也要达成类似的协定,尽管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能争取到更好的清偿条件。

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原因看来是它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置国内的阶级和产权偏见于国际考虑之上。在这之前,对外政策往往在制定国内政策中居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在1870年至1914年年间建立殖民帝国的时期里,欧洲各国中央政府篡夺议会民主的权利就是如此。但现在的情况颠倒了过来。欧洲将其债务神圣性的观念——这一次是它自己的债务,在它的后面则最终是产权思想本身——置于维护其自己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生存这个目标之上。其造成的结果是欧洲大陆的分崩离析,这迫使欧洲各国一个接一个地采取自私的行动,以此作为它们没有对美国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的惩罚。

“一战”后出现的情况似乎在“二战”后重复出现了。英国再一次地率领其英镑区投入了美元势力范围的怀抱,而不是带头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欧洲。它本可以用下面的两难选择来对抗美国:“如果你坚持要打碎我们的帝国,以此作为借给我们那些为避免我们在自由放任条件下出现经济困难所必需的美元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选择退出你正在倡导的门户开发的商业体系。我们倾向于在权力平等的基础上与你保持关系。我们确信,为防止我们滑向经济独裁,你会倾向于向我们提供赠与而不是贷款。我们不会按你所开出的条件加入一体化的世界体系,因为这些条件与我们自己经济独立的那些最为核心的原则是相互冲突的。我们会维持我们的英联邦关税特惠制,而且我们会通过贬值我们的货币来筹集平衡我们国际收支所需的资金。”

英国并没有这么说。相反,它屈服于了美国的压力。英国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利用自由贸易政策打破外国对其自己的制造品设置的关税壁垒,它现在允许美国的外交家们针对它自己运用这个相同的说辞和策略。英国的工党主要是由学院派人士所领导的,因此它最终相信了这些自由贸易的教条,这些教条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曾用来说服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不要费心费力保护它们自己民众的经济潜力的。由于英国的谈判者们相信这个神话,所以他们表现得几乎仿佛美国获得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经济获得的利益一样。

英国的思维方式可能成为了它自己的标语口号的奴隶,因为这些标语口号两个世纪以来已经铭刻在其大学生的大脑之中。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英国的领导人们可能已经对国家间竞赛和对抗所造成的极端恶果——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感到深恶痛绝。也可能英国觉得,在改朝换代之后,美国的力量至少重新确立了英语国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不管其原因为何,英国再次带领欧洲踏上了进入美国经济轨道的征途,将进入的条件——好也罢,坏也罢——拱手让给美国的外交家们来规定。

美国的外交家们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让世界由美国的经济雄心所推动的战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国家外交的本性。但是,其他国家将它们自己的自我利益转化为国家政策,可能与美国进行等价交换以取得某种公平的利益平衡,这似乎也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它们没有这样做。人们很难认为美国有欺骗欧洲的阴谋,正如美国此前要求其盟国间贷款以美元百分之百偿还并非阴谋一样。欧洲只是没有试图进行讨价还价,而当时的情况正需要艰苦的讨价还价。

可能它认为,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构想,并且摒弃前期世界史上导致世界四分五裂的那些特定的国家间敌对状态,那么新的世界状态就唾手可得。可能这就是英国为什么向美国的出口敞开其英镑区而且放弃其历史上在拉美的贸易地位的原因。它甚至将其从战后出口的预付款中获得的140亿美元英镑盈余——它本可以冻结这些盈余以限制其流动——转成了一般化的债务,从而可以用于为英镑区购买美国出口提供资金。英国的工党对欧洲大陆的一体化运动进行了抵制,其目的是实现其经济和外交与美国经济外交之间的一体化,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受到武力强迫的威胁下自愿这样做的。

这在国家间关系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关系走势出现如此变化,这是国际外交理论家们在战前所想都不敢想的。这让美国只需捡起各个部分,然后按它所希望的形状将它们拼接在一起。

美国政府在1946年12月31日之前的18个月里发放了约88亿美元的新对外贷款。“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和盈余财产信贷提供了超过33亿美元。租借信贷的金额约为14亿美元,而对英国的贷款又加进了37﹒5亿美元。”(119)此外,美国对IMF和世行的出资额为30亿美元。对于美国公众而言,这些信贷代表着对确保实现最终、永久和平的投资,因为它们使得世界经济合作——政治和军事和平深深扎根于此——时代的出现成为了可能。但是,在外交家们的谈判桌上,美国的谈判代表们却明确指出:世界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要以重返和平后存在着的金融现状为其出发点。这个现状就是:美国财政部持有世界上60%的货币黄金,这使得美元成为需求最大的世界货币。

国会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这次机会,它竭力主张“对于获得符合世界稳定这一利益的政治经济让步而言,美国的贷款和其他金融安排所带来的优势,是我们讨价还价的最好武器。”(120)它尤其希望的是打破英镑区。对于美国而言,多边主义开始越来越多地意味着英帝国的终结,以及构建围绕着美国的黄金、美国的经济力量和美国的充分就业水平而运转的同心圆式的美元区。

美国在《租借法案》、1946年的对英国贷款和《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所表达出来的多边主义概念,要求以美元取代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实质上,英镑区要被吸纳到美元区之中,后者将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英国要继续其在“二战”结束后的那种遭到削弱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储备,依赖于美元借款清偿其流动债务。美国将进入英国战前在拉美、非洲、中东和远东的那些市场。

英国如何遭受了毁灭

提上战后议事日程的首笔贷款是对英国的贷款,正如杜鲁门总统在将这笔贷款的提议提交国会时所宣布的那样,“它将为以后多年的美英经济关系定下基调。”(121)他说对了,因为英美贷款协定导致了英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终结。

美国的政治家们而非私营的商人们对英国采取了最为苛刻的态度。基于英国无力清偿贷款这一理由,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利昂·弗雷泽、大通国民银行的温斯洛普·奥尔德里奇(Winthrop Aldrich)、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约翰·H﹒威廉斯以及美国驻英国前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均敦促直接对英国赠与。但是,国会和总统的意图则类似于租借法案背后的意图:让英国依赖于美国的财政部,这样它将被迫采取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些政策。

此时,布雷顿森林机构尚未建立起来,而英国几乎完全没有流动的国际储备。美国所进入的正是这种经济真空,而其目的是以美元征服英镑。

贷款谈判非常艰难,持续了三个月。在这段期间内,英国因其外汇状况不断恶化而步履维艰。1945年到1946年间,它出售了它在战争期间暂扣的对外投资中的一半。(122)最终,美国政府同意给予英国一笔金额为37﹒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一直到1951年年底之前均可支取。这笔贷款要从1951年12月31日起分50年偿还,每年偿还相等的金额,贷款利率为2%,而如果英国的国际收支继续恶化,则将给予放弃贷款早期的利息支付这样的特别考虑。美国因租借而向英国收取的6﹒5亿美元以相同的条件借给了英国。与此同时,加拿大借给了英国12﹒5亿美元,因此,北美在战后为支持英镑而发放的贷款总额是50亿美元。

对于英国的贷款谈判者们而言,特别棘手的是美国政府对贷款所附加的条件。从历史上来说,这些条件代表着IMF自此以后对债务国规定臭名昭著的“条件性”的肇始。正是这些谈判定下了基调。英国的谈判人员在对英国战后自我利益至关重要的每一点上都做出了让步,每一次都是为了获得美国额外的金融支援。在看到英国做出的全部妥协让步后,《经济学家》杂志1947年得出如下结论:“这个国家中没多少人相信共产主义者们的理论,即毁灭英国以及英国在世界上所代表的一切是美国政策有预谋、有意识的目的。但对证据显然可以做如此解读。如果每次给予援助都附带了条件,使英国越发不可能逃脱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回过头来再请求给予更多的援助,而这些进一步的援助只能以进一步的自我贬低和进一步自我削弱的条件才能获得,那么,结果肯定会是这些共产主义者们所预测的。”(123)

对美国人而言,英国的英镑区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实际上,正是英镑区而远非苏联,引发了美国对“二战”后经济由国家控制的担心,因为正是英国而不是苏联构成了战后美国渗透进入拉美和亚洲市场的最直接的威胁。菲斯指出:“例如,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自1933年以来谈判达成的协定中,对于在英国市场上出售阿根廷商品所获得的英镑收入如何使用有具体规定。具体的规定是,在做出阿根廷政府为清偿其英国之外的外债所需的合理扣除后,剩下的英镑要专门用于支付阿根廷购买的英国商品,支付英国船只的货运服务,或者用于支付英国持有的阿根廷证券的本息。”(124)

140亿美元的英镑顺差对英国而言是一个机会,即以战后出口的迅速发展为依托实现国内繁荣。将这些顺差转成冻结外汇会强制其对外贸易在否则为逆差的那些情况下——比如说,正如英镑区各国将它们的英镑顺差转成美元在美国消费时所实际发生的那样——产生双边顺差。如果对于曾经在战争期间出口原料、推动盟国战争努力的那些国家欠下的英镑债务没有对其实现可兑换,从而形成对于英国国际储备的一般索偿权,那么,这些英镑债务就会构成价值的储藏,而这些储藏起来的价值只能用于购买英国的出口。

这就会给英国在强占战后世界市场方面以相当的可乘之机。乔伊斯(Joyce)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在思考这个时期时说:“英国在世界制成品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在1937年就达到了19%,远远超过了美国所占的份额,而且,如果英镑区在战后保持毫发无损,这个份额不会减少,甚至区内各成员国的美元所得也无法兑换成其他货币,这让印度、阿根廷和其他大债权国完全整合进了英国的贸易体系当中。因此,英国的债务以其战时形式而言,对美国的战后计划、对英国当时尚未批准的《布雷顿森林协定》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25)

这些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是为美国的经济渗透打开英国国内和英帝国的市场。国务卿詹姆士·伯恩斯(James Byrnes)断言:“如果我们不提供这笔贷款的话,英国将被迫与一群国家以易货贸易的方式做生意。这些国家将被迫以英国优先于其他国家的方式与英国做生意,而这意味着世界将分割为各国经济集团,从而威胁到世界的和平。”(126)如果不给英国贷款,它就既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机构,也不会参加拟议中的国际贸易组织。英镑将会有贬值的必要,这会降低英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并在此过程中由英国出口替代大量的美国出口。贬值后的英镑很可能会继续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货币。

甚至维持冻结的英镑也对美元的霸权构成了威胁,因为英镑盈余可以按折扣价出售,达到与贬值相同的效果。这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坚持英国自贷款之日起一年后要将所有英镑都变为可自由兑换任何货币。(127)不过,美国政府一方面强烈反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英国通过购买商品而让阿根廷持有英镑,并且规定这些英镑要在英国消费”(128),而与此同时,它又将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借贷与在美国购买捆绑在一起。

英国还放弃了“其相当重要权利……即在战后过渡时期无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就进行汇率控制的权利”。英国因此而失去了以贬值纠正国际收支不均衡这样一个安全阀。弗里德里克·史密斯(Frederick Smith)众议员向其议员同僚们如此总结了贷款的条件:“这笔贷款是由我们的老朋友弗瑞德·文森谈判下来的。他从来没有让美国感到失望过。你们可以相信他在讨价还价中拿到了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对外贸易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打破那个(英镑)集团。而这正是弗瑞德·文森所做的。”(129)

尽管这样,国会通过这笔贷款仍花了7个月的时间,虽然英国的国际收支正在迅速恶化,但原本3月份发放给英国的贷款仍然推迟到了7月份。英国议会只用了两周时间讨论就授权了这笔借款,还授权了英国加入IMF。许多保守党议员在丘吉尔的授意下投了弃权票,而且工党左翼也反对贷款的条件。人们普遍拿这笔贷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债务相比较。下院议员罗伯特·布思比(Robert Boothby)宣称:“巴尔德温爵士因1923年的那笔债务清偿而备受批评指责,但他当时拿到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比已经够奢侈的了。”H﹒诺曼·史密斯指出:英国现在被当作为“就像一个战败国,受到了与道斯贷款和杨格贷款中的德国一样的对待。”《经济学家》写道:“令人愤怒不已的是,我们在反法西斯共同大业中损失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所得到的回报,是要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向那些因战争而致富的国家烧香进贡。”(130)

美国重新回到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策,即更多援助战败的强国而不是其战时的盟国。占领德国的成本继续消耗着英国的国际收支,而德国自己的国内债务被取消了,在没有债务负担的情况下,其经济可以自由地重新开始——这构成了随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德国奇迹的基础。对英国则不允许有这样的奇迹。占领德国给其造成的外汇成本在1946年达到了3﹒63亿美元,在1947年为2﹒3亿美元,这导致其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上在这两年里分别出现了3﹒44亿美元和5﹒45亿美元的赤字。英国在1946年的赤字全部源于其在德国的军事开支。鉴于这些成本在性质上是与战争有关的,同时鉴于“平等牺牲”的原则,英国要求美国承担这些成本中的一部分。但是,伯恩斯在后来回忆道:“我认为,让英国承担费用的比重少于50%,因而让其处于穷亲戚或小家伙的位置,这不是明智之举。他们是有自尊心的民族。这可能会使他们感到恼火。以另外的某种方式援助英国看来要好很多。”(131)

在分类账的支出一方对英国是平等的,在收入一方则让英国处于二流地位——这将成为美国对英国的战略,后者现在的欠债比其他所有西欧国家的欠债总和还要多。英国对拉美的出口从1938年占该地区进口的40%降到了1948年的仅占8%。(132)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在整个近东地区,它只能放弃它对石油的独占权利中的一部分。

美国的战略有三个层面。首先,英国要承担起支付英镑区国家在战争期间给予其原料支持的成本。其次,要让英国支付的这些资金总体而言可以用于购买美国的出口。第三,英国的货币英镑要保持高估状态,而不是定在其仅仅在1949年才被允许下降到的那个水平上。

只是因为英国人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一个奇迹,还有英国政治领导人们对美国特殊的爱——甚至以牺牲英国自己的世界地位为代价——这个战略才取得了成功。作为交换,美国提供了贷款,而非赠与或者对历史欠账一笔勾销。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贷款并未起到使英国重新站立起来的作用。在英国的经济生存能力——也就是说,它与美国相竞争的能力——并未得到恢复的情况下,这些贷款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为英国提供了补贴。

第一个条件是英国将被迫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要被迫放弃给予了其他所有IMF成员国的权利,即由它自己利用五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内货币可以保持不可兑换。在贷款协定批准后的一年以内,即到1947年的7月,英镑要变为可兑换,这样,任何一笔英镑资金都无法以低于英国自从战前时期一直保留下来的4﹒20美元的平价进行交易。

这个条件意味着:尽管英国的经济状况已经疲惫不堪,它仍然无法以英镑贬值来重建其储备。它也无法求助于英镑区特别贸易协定,而是要被迫支持国际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它不能对来自美元区的进口有一丝一毫的歧视,而且它只得放弃帝国特惠制——而这正是那个条件,罗斯福曾向丘吉尔保证,它并非是英国在1942年2月23号所签订的《租借协定》的目的。

这就是倡导建立IMF以及实施IMF稳定世界货币平价的项目的经济背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就两点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战后世界中必须不能出现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所有主要贸易货币都必须与黄金相挂钩。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原则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要防止竞争性贬值,对每一种主要货币所代表的黄金量都必须通过国际协定加以确定。这意味着在国际结算中它必须以固定比率自由兑换成黄金,或者,用约翰逊总统1968年的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兑换成普遍认为“与黄金一样好或好于黄金”的另外某种货币。

因为美国已经是世界上货币黄金的最大持有国,还因为在战后的世界上,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它们的盟国这样一些国家的货币,其价值是令人怀疑的,在有些情况下根本就是零,所以,随着战争的结束,作为世界体系的IMF没有办法投入普遍的、自动的运作。必须要经历一段时间,这样战败国新货币的可行汇率才能确定下来。

为防止竞争性贬值而稳定货币

支撑IMF的设计的表面理由是这样的:货币稳定要求有足以维持体系需要的国际储备。形成这样的储备——除了黄金本身以外——要求有高度的货币稳定和中央银行风险的最小化。这些只有以通过基金组织开展的国际合作和协商才能做到,这样各国才不会遭受重大的外汇损失,也不会只得持有如20世纪30年代遭冻结的德国马克那样的不可兑换货币。不过,对贬值不能绝对禁止,因为过度僵化的平价体系与浮动汇率同样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国际联盟曾经指出:“当经济关系在一场全球性大战后得以恢复时,确定及建立正确的汇率均衡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只要外国央行能够尽量减少它们的外汇风险以及抵制构成20世纪30年代特征的那种货币倾销,那么它们就会发现,它们的利益在于相互支持彼此国家的货币。国联的研究进而指出:“只要汇率调整局限于对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持续性的不均衡的纠正,那么,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汇率调整与一国因币值高估而降低工资或减少失业一样地不值得反对。相反,这种情况下的汇率调整有可能会证明对各方都有利,因为这个国家因此而得以不仅恢复其出口,而且与其国内收入、生产和就业的改善一道恢复其进口,这样平衡在更高的贸易水平上得以实现……20年代所实际发生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以其各自独立的决定建立了其黄金平价,却不怎么顾及这样做对货币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汇率稳定问题是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来解决的话,那么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从一开始就建立一套可行的汇率,也就不怎么需要随后再做调整了……因大萧条前法国法郎遭低估而出现的外汇倾销这个重要的例子,它的出现是一个错误而不是故意的设计。”(133)

这种逻辑成为了在IMF规则下允许汇率调整的基础。只要贬值重新建立起了长期均衡,甚至鼓励对货币进行贬值,但不赞成贬值作为确保短期顺差的一种手段。在第四条所允许的10%的贬值之上,汇率平价的变动可以通过多边谈判商定。作为日常波动的范围,平价上下1%的浮动是允许的。

至关重要的是,IMF成员国同意“按1944年7月1日有效的重量和成色的那种黄金作为公分母或者按那种美国美元”——35美元一盎司——来稳定各自国家的货币。1934年定下的这个价格不管如何武断,它现在已经成为了IMF稳定的平价体系的核心。如果外国货币的定价相对黄金和美元而言较高,外国就会出现黄金流向美国。这是它们所普遍不愿看到的,因为美国已经持有世界上货币黄金的近四分之三了。其黄金储备的进一步增加,只会威胁到各国继续使用黄金作为世界上的货币金属。

如果允许英国和其他国家降低它们的货币相对于黄金的价值,那么黄金就会从美国流出。如果在IMF刚刚开始运作的1946年就对英镑和其他货币相对于黄金贬值的话,这原本会降低世界市场上对外出口商品的价格,同时提高以它们本国货币表示的黄金的价格。它还原本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向贬值国,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战后早期出现的欧洲和拉美的黄金流失。

提供给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这样一种政策的理由,是这种政策会有悖于国际合作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IMF的中流砥柱。国际合作因而成了一种名义,它实际上所指的是外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向美国屈服。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价格保护了美国的黄金储备,使其免于流向英国,或者流向相对于黄金而贬值其货币的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将留住“二战”之前逃离欧洲和亚洲的100多亿美元的黄金。这些黄金储备并非是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而赚得的,它们所代表的是资本的外逃。轴心国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后,这些黄金被加进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货币之中,使得美国能够以其他国家的黄金、而非以按所需程度增加国内税收来为其大部分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其长期的结果是造成美国对黄金储备的现实视而不见。这些黄金在技术上是美国的资产,但实际上,它们是在国外有美元资产并按IMF的规则将其兑换成黄金的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

早在1943年,商务部针对战后的汇率就表达了美国的观点(或者至少是遮人耳目的观点):“汇率、价格水平、劳工标准以及影响外国出口的其他基本条件,战后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波动起伏,可能会给外国生产者带来暂时的优势,但这些优势长期而言是无法维持的。让国内生产者暴露在因这种性质的短期情况而产生的剧烈干扰面前,这是不利的做法。”(134)实际上,这意味着对汇率要钉住,目的是防止外国出口的任何突然增加,而不是防止美国出口的扩大达到每年100亿美元的速度,即美国的贸易战略家们所设定的目标,他们认为这对于实现美国的充分就业而言是必需的。只有美国的出口增加得更多,美国的进口才能增加——这就是美国对于在IMF的庇护下扩大世界贸易的观点。

这只是加剧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就已经很明显存在的那个问题,即没有足以满足需要的黄金和美元。大部分国家的国际储备已经降至仅能维持运转的最低水平。美国政府并不希望放弃其黄金,也不希望在超过其对IMF的27﹒5亿美元出资的基础上普遍供应美元。根据1945年到1946年年间世界的现实情况,增加美元供应从根本上而言将会涉及免费让渡。因此,值得确立起英国英镑、法国法郎以及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货币公认的中央银行资产的地位。这要求这些货币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可以兑换成黄金或美国美元。

这显然需要时间,对此IMF的第十四条加以了承认,这一条的内容涉及基金组织拟议中的至少5年的过渡期。但当英国同意了美国在1946年强加的贷款条件时,它已经签字放弃了它利用这样一个期间的权利。因此,对于很多人都认为的IMF有必要坚持在过渡期内实行相对固定的平价这个问题,争议出现了。

IMF的运作应该是普遍的,它绝不可作为针对最近的侵略国的一种惩罚性武器。它实际上要成为确保实现和平而稳定的、涵盖胜败双方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首要工具。但它要在以促进美国出口为第一要务的条件下成为这样一种工具。至少这是美国派往布雷顿森林的谈判代表们在每一个谈判细节上的私下算计。

首先,为货币确定固定的黄金价值有利于作为世界上最大黄金持有国的美国。目的是为了防止战后的贸易格局遭到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竞争性贬值和货币战的破坏。限制这种破坏性国家行为的基础是现成的,其形式就是1936年的三方协定,即美国、英国和法国同意节约使用世界上的货币黄金供应,避免对各国货币突然的、难以管理的挤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这项协定并不基于货币的固定黄金平价,而是将可变动的平价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了下来。它是一种手段,“由此,黄金价格固定和浮动的各国的外汇基金能够进入各自的市场,能够在黄金输入和输出这两个方向的管理上开展合作。在黄金价格浮动的国家中,涉及官方交易的价格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这段时间(24个小时)要长得足以让黄金价格固定国家的当局无风险地完成货币兑换操作。这项协定的重要性在于它先行谅解了构成黄金价格基础的汇率,它的效果是让各个外汇基金、各国的央行和财政部得以运作这样一种国际黄金结算体系,这种体系是彼此冲突的技术和原则的一个大杂烩。”(135)

在1933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上,一项并不不太一样的建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在当时的动机是要允许美元相对于其他所有货币而贬值。这样做的结果是黄金大量流入美国,而随着“二战”的迫近,难民资本的外逃又加大了黄金的流入。但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动机则显著不同。美国已经持有世界上的大部分黄金,而且它打算保住这些黄金,或者至少保住足够的黄金,从而使得美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无论英镑或其他货币在法理上的地位是什么。美国坚持IMF要对所有可兑换货币建立固定的黄金平价,其目的是防止其他国家以贬值其货币——最主要的是英镑——而促进对外出口贸易,与美国的出口形成竞争。这个意图的推论是只得牺牲英国的出口贸易。这是美英之间在1945年到1946年的谈判中所彼此心照不宣的主题。

在其他大部分方面,IMF都欣然接受了三方协定的思路,即建立一个以黄金或黄金等价物进行国际结算的体系。为确保各国银行和IMF自己不会不由自主地持有不断贬值的外汇资产,IMF选择了三天的警告期(第四条第5款),这让世界各国的银行能够出清即将贬值的那些货币。这是1936年的协定中所要求的时间的三倍。IMF的这条规则解释了贬值为什么几乎总是在周末时对外宣布。

另一种选择是只对官方持有的货币给予黄金担保,正如IMF自己根据第四条第8款所提供的那种担保一样。威廉斯、奥尔德里奇和弗雷泽所支持的关键货币法基于三方协定采用了这个思路,而不是支持IMF的政策。战后体系被看成是1936年协定的延伸,而这份协定为灵活的浮动限度——随着正常状态的恢复,汇率可以在此限度内有限的波动——留下了空间。威廉斯特别警告说,根据IMF的规则,英镑马上就会遭到削弱,因为IMF章程的第四条规定,除非IMF明确表示允许,否则禁止成员国货币贬值的幅度超过10%。英国签署了IMF协定,它没有坚持要求特别豁免权,即自己要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不受这一条的限制。

固定货币平价如何导致了英镑的高估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英镑的战后美元价格明显是高估了。尽管英国迫切需要复苏其在战争期间一蹶不振的出口产业,但是,以英镑当时的现行汇率,英国在英镑账户上几乎毫无希望地负债累累。在不迟于1945年年底之前对英镑进行贬值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明显途径,对此国际贸易理论很早以来就指出了。相反,英镑由美国的美元贷款人为地一直支持到1949年。本应是1945年年底的英镑的美元价格直到四年后才启用,而到了这个时候,它也只是在危机的情况下才启用的。

美国几十亿美元的贷款颇具说服力。在巨额对英贷款的补贴下,英镑得以维持在1945年的平价上,而这最终为美国提供了与对英贷款等额的净价值,其表现形式为原本可能是英国出口贸易扩大中的一个很大份额。换言之,如果英国将英镑的汇率定在其1949年的水平上,那么英国自己本可以获得的贸易收益在数量上等于它从美国借入的美元。比如说,英联邦各国英镑盈余用于购买美国出口品的能力就会缩减一半,从而相应地有利于英国的供应者。但是,英国对保留其战前和战时的英镑高价值深信不疑,理由是高平价会压低进口品的价格,从而会尽量降低粮食和原材料的成本,遏制英国可能会遭受的任何战后通货膨胀。

大体而言,反对这个理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而且这些观点实际上已经为随后出现的情况所证实,但它们遭到了弃之不理。如果在1945年对英镑实行贬值,这本会引发黄金的流入,部分流入的黄金将是窖藏在美国的难民美元。另外,英国出口品价格的降低,本会吸引足够的美国窖藏黄金和新开采出来的黄金进入英国,为英镑成为真正可兑换的货币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进口品价格会上涨这个理由无须给予过多考虑,因为即使不贬值,英国在战后岁月里仍继续实行配给制,也就是说,即使英镑的平价被人为拉高,对于日常必需品而言仍无有效的自由市场价。

在与华盛顿之间就对英贷款——它为英国在IMF体系中的事事被动接受扫清了道路——进行的谈判中,英国的贸易委员会认识到,英国的英镑债务可以看成是冻结的盈余,从而诱使其他国家将其用于购买英国的出口商品。当然,这会降低国内的生活水平,因为英国劳动力生产的商品输出到国外并在国外消费,而不是留在了国内。但事情的发展是配给在战后比在战争期间更加严重了。1947年,面包第一次出现了配给。肉类的配给量减少了,因此许多英国人学会了吃鲸鱼肉。尽管为将粮食自给率提高到战前的30%以上,英国在战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英国的农业依然无法满足其民众之所需。这个国家的饮食和烹饪已经适应了北美的硬质小麦和弗吉尼亚州的烟草,还有阿根廷的牛肉和亚麻子油。

英国本来能以更具技巧的谈判保留下其贬值的权利。实际上,斯基德尔斯基指出:“1945年夏,哈里·怀特曾建议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否认英国需要大量的过渡期援助,预期英国将贬值其英镑是他提出此建议的一个原因。”(136)但凯恩斯反对贬值,理由是鉴于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和面临的供应约束,贬值造成的英国出口品价格降低,在程度上会大于它带来的出口量增加。但英国会维持英镑价值这一致命的承诺导致英国直到1949年之前都无法实行贬值,而到了这个时候,英镑的持有者们出于债权国导向,用很快的速度花掉了他们所持有英镑。文化上的态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好像英国仍然觉得它自己是债权国而非债务国一样。

以英镑的战时高估价值固定其平价导致其处于这样一个水平上,这个水平使得以英镑标价的出口商品相对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出口没有竞争力,尽管这三个国家还要有几年才成为IMF的成员国。意大利是在1947年被接受进入IMF的,而德国和日本是在1952年。与英国一样,这三个国家根据第四条承诺维持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平价。不过,这些平价代表了当时——分别是“二战”后的第二年和第七年——的现实情况。在这个意义上,随着美国重返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立场,即对英国有所掩饰的侵略和对以前的侵略者公开的支持,IMF以英国为代价而偏袒战败国。当战败国被接受进入IMF、它们的货币平价反映了新的现实时,英镑的平价被固定在了战时的比率上,因而英镑处于不利的地位。

随着世界贸易的迅速扩大,尤其是美国货物出口的迅猛增长——这得益于这样一种货币体系,它视世界储备主要由美国的黄金储备再加上基于这些黄金储备的、位于海外的美元等价物所组成——英国的损失证明就是美国的收益。以美元作为首选的结算手段源自美元作为黄金代理人的地位。IMF的规则鼓励美元以加速度进入世界经济,但却没有英镑相应地加速进入。后者的高估——写入了IMF的协定条款并为美国的对英贷款所确认——具有排挤英镑及拔高美元的作用。

只要在固定平价的基础上建立IMF,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其他的结果。汇率的确定超过了单个货币的容忍度。英镑于1949年贬值,对于英国在扩张进入世界市场的竞赛中迎头赶上来说,这已经迟了四年时间;1967年它被迫再度贬值,而对于消除IMF——它反映的是美国对它的控制——给英国造成的损害来说,这再一次地太迟了。迫使英国处于二流工业国的地位,美国渗透曾经专属英国的市场,美国的主要目的达到了。

美国如何设定份额

美国对IMF的控制直接源于其对IMF决策的否决权,其基础是每一个成员国按要求所认缴的基金组织股本份额。在截至1945年年底所认缴的73亿美元份额中,IMF的五个最大成员国控制了55亿美元。美国27﹒5亿美元的份额是英国(13亿美元)的两倍还多,接下来是中国(5﹒5亿美元)、法国(4﹒5亿美元)和印度(4亿美元)。印度的份额相当大,一个原因是打算给予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帝国接近于美国的投票权。英国13亿美元的份额和印度4亿美元的份额将由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份额加以补充,这三国的份额分别是3亿美元、2﹒75亿美元和2亿美元,这样英帝国的总份额将达到24﹒75亿美元。也就是说,以超过20%的IMF投票权,这原本足以让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帝国拥有否决权。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要到1947年和1961年才加入基金组织,而加拿大更多地是美元区而非英镑区的一名成员。所以结果是,除非在英联邦各国与美国之间造成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英国就无法在IMF中动用否决权。如果英国和比如说印度以加在一起超过基金组织23%的投票权双边地运用否决权,那么除非是在美国的幕后推动下才这样做的,否则这就会被理解为对美国的政治侵略。美国已经拥有了否决权——当然,它还有黄金。

最初的IMF份额所依据的是综合指数,它反映了各国截至1940年的国民收入,1934年至1938年年间的对外贸易量,截至1943年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某种政治加权因素。在法国派往布雷顿森林的代表团中,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se)教授认为:“最终,份额是由美国在一系列的交易中以或多或少地武断的方式而确定的。”(137)斯基德尔斯基注意到:“印度想要与中国一样的份额。法国‘出于政治原因’愿意接受比中国小一点的份额,但它坚持自己的份额要比印度的大。美国人着眼于在基金组织中的投票实力,它要求拉美各国要认缴较大的份额。”(138)各国都想占据尽可能大的份额,以此尽量增加它们在基金组织中的借款权,同时也反映它们的国家声望。法国加大份额的要求在1947年得到了准许。

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对美国的愿望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尽管美国无法以币值重估报复外国的货币贬值,因为这样做会导致重现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为避免其部分黄金回到欧洲,美国唯一能做的只是对官方黄金销售实施禁运,而这会破坏IMF的货币可兑换性规定,将彼时彼地的世界推向一个由国家之间的货币和贸易集团所组成的世界。这进而又会阻碍美国出口的恢复和扩大。

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其他国家的黄金流进了美国。在1945年到1946年之间,拉美失去的黄金超过了三分之一,高达10亿多美元,损失最大的是阿根廷和墨西哥,拉美最发达的两个经济体。欧洲的国际储备也流入了美国,迫使法国在1948年对法郎贬值44%、英国在1949年对英镑贬值30%。因此,由于没有在“二战”结束时就相对于美元而贬值其货币——这本会保住其国际储备——欧洲和拉美发现它们所剩无几的黄金资源也流进了美国,而这还是在过渡期所发生的,按道理,这个过渡期应该是巩固它们的金融地位的。

让我们在此处停留一会儿,将英国对其在1945年无力清偿债务、但潜在而言仍很强大的地位做出的反应,与美国在四分之一世纪后陷入类似状态时采取的行动做一对照。

尽管英国已经沦落为世界上的债务国,但它仍然继续遵循远为适合其战前债权国地位的战略。它默认了有利于美国出口者的那样一种国际自由放任体系,它放弃了原本可以保证它在英联邦中获得140亿美元市场的冻结英镑账户。25年以后,通过发现作为世界债务国的内在优势,美国恰恰是利用了这种地位。任何国家的本票的外国持有者被迫成为这个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以此获得其债务的清偿。正是这一点,使美国得以要求欧洲让它每年改善13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这主要通过出口增长实现——以此分期偿付它750亿美元的政府间官方债务。

英国本可以在1945年采取类似的手段。它本可以说,英镑盈余的外国持有者接受英国出口的程度反映了这些国家希望得到偿付的程度。它本可以拒绝解冻这些盈余以兑换成美元,本可以不要美国的对英贷款,本可以贬值其货币,因而本来能够逐步恢复其在拉美和其他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差不多。

相反,英国坚持对英镑的高估,浪费了其债务国地位中所固有的优势。斯基德尔斯基写道:1946年2月12日,在美国财政部的一次会议上,“凯恩斯指出,由于其汇率被高估,印度、埃及以及其他殖民地国家将出现‘进口商品大量涌入,而且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出口能力’,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盈余从伦敦流出。凯恩斯希望向这些国家‘明白无误地指出,它们需要或者贬值其货币,或者简单地以冻结其大部分盈余而限制进口……。’凯恩斯的态度很坚决,但在问题的复杂性面前,甚至是他的决心最终也无功而返。”(139)当然,“复杂性”并非问题之所在,而是美国丝毫不让步的态度磨掉了凯恩斯及其谈判同伴的决心和意志。

由于要承担陈旧过时的世界帝国的成本,英国还浪费了其稀缺的国际储备。科尔克评论道:“正是重整军备导致英国经济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结构变化,给其最后的一击,从这当中英国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英国出口最为倚重的部门是转向武器生产的那些产业。与西欧任何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在重整军备方面努力都要更大,它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当前的经济紧缩,还有市场的丧失,这对它未来的贸易产生了永久的影响。”(140)它曾希望重整军备会稳定其经济;相反,这造成了资金从英国的出口部门中流出。

然而,因情况所迫,英国将国际收支方面的目标置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上。这是所谓的收放政策的开始,这个政策会导致其政府抑制商业活动的每一次高涨,因为经济恢复一般而言总是伴随着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货币稳定因而以其被置于国家繁荣这个目标之上而告终。

美国要求英国在IMF中份额中的25%——达3亿美元左右——要以美元和(或者)黄金支付,这使得英国面临的问题没有变得更容易。英国无力支付,这一点可由它在1947年取回了这笔钱——它在任何一年里的最大取款权——证明。因为IMF的份额只能以黄金或美元支付,而且因为允许取回的金额按IMF的规则是有限的,所以基金组织在1947年的世界货币危机中无法对各国给予帮助。

IMF早期贷款运作的边缘性

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作为各国货币和黄金的一个资金池,而非能够创造一般化信贷的银行。它允许将其货币存款的一定部分兑换成其他的货币,但只有在逐个货币考虑的基础上以其持有量为限才能这样做。它是这样一家金融中介机构,它所能借出的只是放在它里面的。它所声明的目的不是为1945年存在的那些重大的长期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不是为世界贸易的增长所需的融资提供流动性,也不是作为援助借贷机构,而只是边缘化地为其成员国的汇率稳定基金提供补充,具体而言,边缘化地将外国货币稳定在它们当时相对于美元的平价上。这反映在其份额的相对适中的规模上,这些份额只够应付那种不那么棘手的问题,预计这样的问题在向和平时期经济的过渡完成以后仍会存在。

到了1945年12月31号这个截止日,35个国家完成了对IMF份额的认缴,份额的金额为73亿美元。这比开始时计划的88亿美元要少15亿美元,这个差额主要是俄国计划认缴的12亿美元份额。相对于世界贸易和收支的总量,IMF的硬通货持有量并不是很大的一笔金额。用IMF的官方历史学家J﹒基思·霍思菲尔德的话来说:“基金组织原来的计划更多受到了美国——它主要处于资金的供方——所特有的谨慎的巨大影响,而较少受英国和部分其他大国扩张主义愿望的影响。因此它采取了固定的出资份额这样一种形式,而不是凯恩斯所曾希望的那种允许透支的开放式出资。88亿美元的份额总额虽然略大于怀特一开始提出的50亿美元,但它也只有凯恩斯希望提供的资金量的三分之一左右。”(141)

凯恩斯提出的330亿美元的结算联盟计划是提供一般化的信贷,而不是在任何逐个货币考虑的基础上以各国原始出资额为限,它只是以借款成员国的份额为限。按照最后所采纳的美国计划,可以从IMF提取的美元的最大金额几乎不超过20亿美元。很明显,IMF不是要从根本上成为世界流动性的提供者,而主要是成为在边缘来促进结算的一个体系。

斯基德尔斯基称:“英国人想要一个自动的信贷来源,而美国人所想要的是金融警察。凯恩斯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基金组织,使其免受美国占压倒性的政治控制。”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执行董事的主要职能应该不是管理基金组织,而是成为基金组织与他们所从属的各国财政部和央行的联系纽带……相反,美国对基金组织的构想是霸权式的。克莱顿坚持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全职的执行董事会,需要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大规模的官僚组织,如警察维持治安般地监督其成员国的政策。”(142)

基金组织的第五条确立了成员国从基金组织借款的规则,以及根据这些规则任何国家负债的程度。规则允许各国每年借入其份额的25%,最高以IMF持有的这些国家货币等于它们在IMF中份额的200%为限。这样的借款规则不是特别的慷慨。此外,为确保各国只是短期使用IMF的资金,所以允许它们作为债务国的时间只有5年。古巴在1964年被从基金组织中赶出去,所根据的就是这个理由。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告诉我们,不提供货币和国际收支方面的数据也是被赶出去的理由。出于上面的原因,仅允许基金组织进行短时间的贷款,这是为了保证其资金不被用于为欧洲重建而融资的需要。其资金也不能用来为任何其他形式的资本转移融资。这些规定在一开始的目的是促进经常账户上国际收支的稳定,使其成员国继续实行资本控制,直至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总体状况能够维持对资本控制的取消。

为达到这个目的,涉及资本转移的第六条规定:对于在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的同时从基金组织借款的成员国,可以宣布它们没有资格使用IMF的资金。但是,因为在技术上难以将资本交易从其他收支交易中隔离出来,所以这一条规定从来没有得到执行。1961年,这一条的规定得以完全放宽,当时IMF做出司法裁决,允许其资金用于为总体收支赤字而非仅仅是经常账户上的赤字融资。这次裁决依据的理由,是大部分主要国家都已经废除了它们的资本控制,它们的货币已经变得完全可兑换。正如本书下一章将会指出的,当美国的投资者从1964年起正在买进欧洲的一流公司时,这一条规定很难遏制美国产生赤字的做法。

IMF的首次对外贷款是1947年5月法国和荷兰的借款,总额分别只有2500万美元和1200万美元。在基金组织运作的整个早期阶段,借款额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上;基金组织的官方历史判定:“欧洲经济生存与发展能力的重构是在没有基金组织的参与下进行的。”(143)这是因为它确实不是一家银行,也不打算起到银行的作用。尽管世界金融在战后早期处于困难的境地,但1950年没有一个国家从IMF中支取过一美元,1951年支取的金额也很有限。这部分是因为朝鲜战争正在导致美国美元转移到海外,开始造成美国陷入几乎是长期性的国际收支赤字。导致基金组织资金使用得很少的一个因素是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的建立,在欧洲国家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IMF,强调基金组织的意图确实是在国际经济的边缘而非主体中运作。

荷兰和澳大利亚表示了抗议,它们认为,在处于重大经济扭曲的世界中,基金组织仅仅作为边缘化的贷款机构而运作是不切实际的。到了1951年,即主要成员国按计划应该已经取消其资本控制并实现其货币对外完全可兑换的那一年,包括冻结英镑在内的资本控制依然在实行。多种货币同时使用的做法仍然盛行,欠发达国家也在越来越多地采用浮动汇率。IMF对外宣称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不过,有一个净获益者,它就是美国。根据国际法,美国美元和黄金被当成了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么世界各国对于美国在国际账户上的赤字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海外美元资产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因为IMF宣布它们等价于黄金,所以美国可以用印钞机为其赤字融资。而且,正是由于IMF,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因此而接受了这种纸质美元。这就是IMF的目的,这也是它的全部成就。

为了评价凯恩斯对1945年到1946年年间英国外交的贡献,他的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回溯到50年前,指出了凯恩斯的根本失败之处。他最有形的经济遗产“是他在1945年谈判下来的37﹒5亿美元的美国贷款,这笔贷款帮助英国度过了战后的最初几年。但这证明是他最不持久的遗产,很快挥霍殆尽——尽管如果没有它虚假的承诺,福利国家制度可能从来都不会在英国生根。”不过,斯基德尔斯基进而说道:“始于1947年7月15号的英镑兑美元的可兑换性,只得在六个星期后中止,因为英国和整个世界对美元的饥渴导致英镑逃离了伦敦。IMF被迫限于停顿,而由于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其创办人之一的哈里·怀特在1948年濒临死亡。”(144)

IMF让人感觉它的作用与其说是贷款的发放者,还不如说是政策的制定者。正是在这个方面,IMF对国际金融体系施加了它的控制功能。这种控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反映了美国的政策,因为对于除美国之外的所以国家,IMF都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主义运作观。

因此,不管IMF某些方面的观念在一开始看来是多么地具有理想主义,这些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效果,在每一个重大方面都强有力地服务于排他性的美国国家利益。当时只有美国才拥有足以支撑持续任何时间长度的赤字的黄金储备,因而只有它才能够将收入增加、充分就业和生产力增长这些目标置于国际收支稳定这个目标之上。此外,按照IMF的法则,美元就意味着黄金。其他国家在当时要加速其增长,就只能以它们少量的——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的——外汇储备、IMF提款、世行借款和来自美国政府的双边贷款为上限。欧洲的增长和欠发达国家的增长因而都受到了制约,首先是需要实现收支均衡的制约,其次是世行的借款政策——它们强化了IMF对投资于出口导向部门的强调——的制约,最后是美国政府目的与此相同的援助战略的制约。不过,转折点即将出现。

事态的发展开始脱离美国的控制和主导,正在走向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它与美国建立的铁板一块的权力关系刚好相反。但是,美国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却是在1964年后采取了与英国在“二战”后采取的那些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它优先发展国内的扩张,以善意的忽视这样一种政策来处理其国际收支问题和美元的价值,拒绝对国际账户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并从其货币随之而出现的贬值及其对国内出口的刺激中获利。简而言之,美国表明了债务国经济能够做到什么,如果它们按下面的方法来做的话:即对其世界地位采取一种灵活的政策,只对它们对其有收支顺差的国家采取债权人导向的政策,同时,在它们的收支赤字状况有所要求的所有情况下,都采取债务人导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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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事会就职会议文件选编》,第29页以下,引自霍思菲尔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5—1965年》,第129页。

(2)引自布鲁斯·尼森(Bruce Nissen):《世界银行:一间政治机构》,载于《太平洋研究与世界帝国电讯》第二期(1971年9—10月刊),第15页(引用的是《纽约时报》1945年3月24日的一篇报道),以及梅森和阿舍:《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世界银行》,第34页。

(3)《摩根索听到道格拉斯可能会领导世行时很“震惊”》,载于《纽约先驱论坛报》1946年3月31日一期。亦可参见外交关系委员会:《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第380页。

(4)前引书,第38页。引自弗瑞德·M﹒文森:《萨凡纳会议之后》,载于《外交》第24期(1946年7月刊),第626页。

(5)引自梅森和阿舍:上引书,第37页,以及霍思菲尔德:上引书,第123页和130页。

(6)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三卷《为自由而战:1937—1946年》(纽约:2001年版),第465页。

(7)《曼彻斯特卫报》1946年3月23日一期,引自梅森和阿舍:上引书,第39页。

(8)尼森:上引书,第16页。

(9)梅森和阿舍:上引书,第96页;这句是世行首任秘书莫顿·M﹒门德尔斯(Morton M﹒Mendels)的话,引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项目,1961年夏季记录的关于国际复兴开放银行(IBRD)的访谈。

(10)外交关系委员会:《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第380页以下。

(11)前引书,第370-371页和第381页。

(12)参见尼森:上引书,第16页。

(13)《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第381页。

(14)尼森:上引书,第17页,引自《纽约时报》1947年3月4日一期和5月27日一期。

(15)《参议院听证会》,第611页(取自摩根索的文章:《布雷顿森林与国际合作》,载于《外交》1945年1月一期)。

(16)例如,参看《众议院听证会》,通用磨坊食品公司的哈里·A﹒布利斯的证词,第497页;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的爱德华·奥尼尔(Edward O’Neal)的证词,第600页以下;美国农场主联合会的罗素·史密斯(Russell Smith)的证词,第1036页,以及马里兰州巴尔德温牧师(Rep﹒Baldwin)的评论,第274页以下。

(17)前引书,第276页。

(18)前引书,第286页。

(19)汉森:《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第81页。

(20)有关阿根廷这个例子,比如可参见I﹒埃西格(I﹒Eshag)和R﹒索普(R﹒Thorp):“战后岁月里阿根廷的正统政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载于《牛津经济学和统计学研究所通报》,1965年2月一期。

(21)J﹒J﹒施彭格勒:《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代表团的经济增长理论》,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54年5月一期,第583页。

(22)联合国:《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度量指标》(1951年版),第82页。

(23)《世界银行使命的失败》(出版物第P-1411号,1958年6月24日出版),第8页。

(24)《哥伦比亚的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50年版),第354页。

(25)约翰·H﹒阿德勒:《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执行开发项目》,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52年5月一期。

(26)参见世行调研团已发表的报告:锡兰调研团报告,第108页以下;尼加拉瓜调研团报告,第29页和31页;叙利亚调研团报告,第35页以下;英属圭亚那调研团报告,第25页以下;危地马拉调研团报告,第23页和27页;伊拉克调研团报告,第4页;尼日利亚调研团报告,第192页;土耳其调研团报告,第32页和57页;坦噶尼喀调研团报告,第5页以下;约旦调研团报告,第12页;乌干达调研团报告,第15页以下;泰国调研团报告,第4页,等等。

(27)《土地改革》(纽约:1951年版),第18页。

(28)《锡兰的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53年版),第362页。亦可参见《坦噶尼喀的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62年版),第94页。

(29)《牙买加的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52年版),第161页。

(30)《哥伦比亚的经济发展》,第63页;还有第360页。

(31)前引书,第383页。

(32)《土地改革所取得的进展》(纽约:1952年版),第185页;这份报告提到了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许多其他的例子。亦可参见世行派往调研团的报告:马来亚调研团报告,第314页;锡兰调研团报告,第360页;叙利亚调研团报告,第68页;苏里南调研团报告,第119页,等等。

(33)引自一篇有关天主教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综述,尤金·K﹒库海恩(Eugene K﹒Culhane)的《他们宁愿为自己做决定》,载于《美洲》第120期(1969年5月24日一期),第621页以下。亦可参见亚伯拉罕·基伦(Abraham Guillen):《马尔萨斯主义不适合拉美》,载于《黄昏》(乌拉圭蒙得维的亚),1968年3月一期。

(34)评价《发展中的合作伙伴》,SODEPAX(社会、发展与和平委员会)(油印文本,1969年10月8日),第11页。

(35)前引书,第7页。

(36)《支出上的“滞缓”。世行对欠发达国家的运作遭到批评》,载于《商业杂志》1973年2月20日一期。

(37)第一节第一段第13(c)(1)部分。

(38)《美国国会记录》,1970年9月14日,第H8648页,他是在对众议院第18306号议案进行听证时说这番话的。

(39)上引书,第5页。

(40)《世行——从日本——得到了最大一笔贷款》,载于《金融时报》1971年2月21日一期。

(41)援助借款国债务清偿成本的具体统计数据,请参见世行1969年的《年报》,特别是第49-52页和第72-79页。

(42)K﹒B﹒格里芬(K﹒B﹒Griffin)和J﹒L﹒恩诺斯(J﹒L﹒Enos):《外国支援:目标与后果》,载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第18期(1970年4月刊),第317页以下。

(43)前引书,第326页。

(44)前引书,第321页。

(45)前引书,第325页。

(46)《参议院听证会》,第11页。

(47)引自库海恩:上引书。

(48)T﹒W﹒舒尔茨(T﹒W﹒Schultz):《美国农产品剩余对欠发达国家的价值》,载于《农业经济性杂志》第42期(1960年12月刊),第1026页。收入古斯塔夫·雷尼斯(Gustav Ranis)(编著):《美国与发展中的经济体》(纽约:1964年版)。

(49)美国参议院:《技术支援: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最终报告》(第139号报告,1957年3月12日);第87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18页以下。在以下各章的注释中均称为“《技术支援:1957年报告》”。

(50)《美国1970年代的对外支援:新的方法》(华盛顿特区:1970年3月4日),第16页。在以下各章的注释中均称为“《彼得森报告》”。

(51)引自《货币体系运作委员会的报告:主要证据备忘录》(伦敦:1960年版)第11期,第105页。

(52)《彼得森报告》,第5页。

(53)《议员们被告知在粮食换和平项目下出售了6﹒93亿美元的武器》,载于《纽约时报》1971年1月5日一期。

(54)对于这个战略的详细阐述,参见林肯·布卢姆菲尔德(Lincoln Bloomfield)和阿米莉亚·C﹒雷斯(Amelia C﹒Leiss):《控制小规模战争:针对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纽约:1969年版)。

(55)《对外支援项目:1969财年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第44页。在以下各章的注释中均称为“《国际开发总署助年报》,1969年”。

(56)引自《纽约时报》1970年3月8日一期。

(57)对于为对英贷款而索取的政治代价的讨论,参见加布里埃尔·科尔克:《战争的政治学:世界与美国的外交政策(1943—1945年)》(纽约:1968年版),第19章,特别是第488-495页。对于科尔克对美国粮食援助以及支撑美国在战后岁月中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战略的讨论,参见第496-501页。

(58)涉及1946年至1960年年间按地区划分的美国援助和共同安全项目的具体统计数据,可见美国商务部的《国际收支:统计补遗》(修订版;《对当前商业的调查》(华盛顿特区:1963年版)一书的补遗),第150-171页。

(59)对于第480号公法活动的详细分析,参见《粮食换和平:第480号公法的年报》从1965年一直到1970年的年报。

(60)《粮食换和平:第480号公法的1965年年报》(华盛顿特区:1966年版),第18页。

(61)前引书,第17页。

(62)《第83届国会对于在第480号公法项下开展的活动的年报修订版,涉及时间为196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油印文本;华盛顿特区:1970年6月18日),第2页。在以下各章注释中均称为“《1969年年报》”。

(63)前引书,第23页。

(64)美国的粮食援助如何起到了削弱外国农业自给自足的作用,有关这方面的文献综述,参见克利福德·R﹒科恩(Clifford R﹒Kern):《对礼物吹毛求疵:粮食援助项目的经济学》,载于《政治学季刊》第83期(1968年3月刊),第59页。

(65)《1969年年报》,第53页以下。

(66)前引书,第10页。

(67)前引书,第24页以下。

(68)《化肥集团斥责援助项目变化会伤害这个行业》,载于《商业杂志》1970年11月9日一期。

(69)《1965年年报》,第17页。

(70)《彼得森报告》,第31页。

(71)《1969年年报》,第17页。

(72)前引书,第1页(括号部分为作者所加)。

(73)前引书,第2页以下。

(74)前引书,第85页。

(75)《外交》第45卷(1967年7月刊)。

(76)前引书,第584页。

(77)有关涉及美国对外援助对国际收支影响的这个方面及其相关方面,参见迈克尔·赫德森:《美国国际交易的金融收支流分析:1960—1968年》,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公报》第61-63期(1970年3月刊),第24-33页。

(78)《彼得森报告》,1969年,第23页以下。

(79)《国际开发总署年报》,1969年,第23页。

(80)赫德森:上引书,表三。

(81)《国际开发总署年报》,1969年,第23页。

(82)前引书,第6页。亦可参见第11页以下。

(83)《纽约时报》,1970年3月8日一期。

(84)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对众议院第10502号议案的听证》,第88届国会第2次会议,1964年,第83页以下。(对于对这种观点的详尽阐述,参见麦克纳马拉先生1967年在蒙特利尔的演讲。)

(85)《彼得森报告》,第7页。

(86)前引书,第22页。

(87)《美国国会记录》,1970年9月14日,第H8646页。

(88)前引书,第H8649页。

(89)《技术支援1957年报告》,第28页。

(90)《进出口银行1968年年报》,第18页以下。

(91)《彼得森报告》,第14页。

(92)前引书,第6页。

(93)前引书,第10页。

(94)世行和国际开发协会:《1970年年报》,表九(第48页),以及《对当前商业的调查》,1970年10月,第28页以下。

(95)《彼得森报告》,第33页。

(96)前引书,第19页。

(97)弗兰克·M﹒考芬1962年12月12日在国会国际汇兑和收支小组委员会前的作证,引自雷尼斯(编著):上引书,第139页。

(98)《巴西的举动激起了美国问题》,载于《纽约时报》1971年2月22日一期。

(99)《世行被用于美国的抗议,反对贷款反映了补偿国有化公司问题上的立场》,载于《纽约时报》1971年6月28日一期。

(100)《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年11月3日一期,第6版。

(101)杰罗姆·莱文森和胡安·德·奥尼斯:《对进步同盟的批评性报告》(芝加哥:1970年版),引自约瑟夫·佩奇在《纽约时报》1971年1月10日一期上的评论。

(102)前引书。

(103)有关这些方面,参见小威廉·迪堡(William Diebold,Jr.):《ITO的终结》,普林斯顿大学,载于《国际金融文集》第16期(普林斯顿:1952年10月刊),特别是第14-23页。有关美国态度的概略,参见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及参与该组织的听证》,第81届国会第2次会议,1950年。

(104)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就贸易协定体系和ITO的听证:第一部分》第80届国会第1次会议,1947年,第37页。

(105)迪堡:上引书,第23页。

(106)前引书,第20页。

(107)《纽约时报》1947年11月20日一期,第3版。

(108)迪堡:上引书,第16页。

(109)前引书,第31页。

(110)外交关系委员会:《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第373页。

(111)迪堡:上引书,第1页。

(112)前引书,第34页,引自雅各布·维纳针对《重整军备与国际商业政策》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外交服务研究所(印刷版;华盛顿特区:1951年版),第9页。

(113)雷蒙德·弗农:《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与GATT》,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金融班,《国际金融文集》第21期(1954年10月刊),第33页。

(114)前引书,第29页。

(115)奥斯卡·查格利兹(Oscar Zaglitz):《农业贸易与贸易政策》,载于粮食和纤维食物国家顾问委员会技术文件(第七卷):《对外贸易与农业政策》(1967年版),第209页。

(116)弗农:上引书,第10页以下。

(117)查格利兹:上引书,第213页。

(118)美国商务部:《统计摘要:1970年》,第777页。

(119)对外关系委员会:《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第370页。

(120)美国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和规划特别小组委员会:《对众议院第1205号议案欧洲经济重建的听证》,第7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945年11月12月,第13页,引自理查德·N﹒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牛津:1956年版),第198页。

(121)引自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牛津:1956年版),第208页。

(122)加布里埃尔·科尔克:《战争的政治学:世界与美国的外交政策(1943—1945年)》(纽约:1968年版),第490页。

(123)《再次不可兑换》,载于《经济学家》第53卷(1947年),第306页,引自加德纳:上引书,第339页。

(124)赫伯特·菲斯:《国际经济事务的格局变化》(纽约:1940年版),第58页。

(125)乔伊斯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权力的限度:世界与美国的外交政策(1945—1954年)》(纽约:1972年版),第60页以下。

(126)引自加德纳:上引书,第242页。亦可参见该书各处。

(127)《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第361页。

(128)《经济学家》1947年8月刊,引自乔伊斯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上引书,第367页。

(129)引自加德纳:上引书,第247页。

(130)引自前引书,第227页以下。

(131)引自前引书,第344页。

(132)加布里埃尔·科尔克:上引书,第490页和第493页。

(133)国际联盟:《国际货币经验:两次大战之间的教训》(1944年版),第226页以下。

(134)哈尔·拉里合伙人公司:《世界经济中的美国》(美国商务部经济系列报告第23期,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12页。

(135)国际联盟:《国际货币经验:两次大战之间的教训》(1944年版),第147页。

(136)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三卷《为自由而战:1937—1946年》(纽约:2001年版),第451页。

(137)罗伯特·摩西:《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与“二战”后的严重问题》(巴黎:1948年版),第48页,引自J﹒基思·霍思菲尔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5—1965年》,第一卷《编年史》(华盛顿特区:1969年版),第97页。

(138)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思斯》,第三卷《为自由而战:1937—1946年》(纽约:2001年版),第351页。

(139)前引书,第462页,引用的是苏珊·豪森(Susan Howson)和D﹒E﹒莫格里奇(D﹒E﹒Moggridge)(编著):《詹姆士·米德文集》,第四卷《内阁办公厅日记:1944—1946年》(伦敦:1990年版),第227页。

(140)乔伊斯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上引书,第633页。

(141)霍思菲尔德:上引书,第596页。

(142)斯基德尔斯基:上引书,第466页以下。

(143)霍思菲尔德:上引书,第196页。

(144)斯基德尔斯基:上引书,第480页和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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