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货币帝国主义：21世纪

与大多数个人一样，各国都乐于获取公认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免费午餐，而使其他国家被动地抑制经济发展。但是，实际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将这种双重标准付诸实践。20世纪30年代表明，当一国单方面地榨取私利时，国际反应趋于恶化为竞争性的关税大战和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的零和博弈。

然而，美国现在每年可以维持高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也听不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抗议声。各国中央银行不再将流入的美元兑换为黄金。石油输出国不再试图收购美国的大公司。欧洲和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也不再要求美国卖出它在欧洲、亚洲和其他收支盈余国家的投资，为美国的收支赤字融资。形势今非昔比。当前，外国的外交人员已难以债权国的立场对待美国经济，而从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早期，美国官员却是这样做的，那时，他们坚持要求，英国卖掉国际投资，以之作为其获得信贷的条件。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随着美国的赤字嵌入世界经济体系，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和收支赤字的震撼感消失了。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到发生了什么。美国转变为债务国，使得战后经济体现为一种剥削性的双重标准。自从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国库券本位使美国不用交换地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通过其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地位管理国际金融。随着美元债务取代黄金，成为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从而也成为世界信贷的提供货币，如果其内在的不公平问题被重新提出来，那么将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构成威胁。

此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推翻国际金融的黄金法则。那些陷入赤字的经济体，失去的不仅仅是其世界权力，通常还有其制定国内政策、维持公共资源所有权和央行金融政策的自主权。这依然是它们必须遵守的金融和政治原则。然而美国外交官已经说服了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自1991年以来，甚至也说服了前苏联地区：它们重新定位其经济，以有利于美国从一个收支盈余国家演变为一个收支赤字国家。

美国如何能够从世界收支盈余国家手中得到芝麻又不丢失西瓜，不劳而获，获得免费的补贴呢？一则，默认的初衷开始是“二战”早期对美国的道德领导资格和自由市场言辞的信任，后来转为担忧：如果美国不能按其设想运作的话，那么它将把世界拖入危机之中。

本书描述了美国获得这种世界独一无二地位的历史轨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没有使用其债权国地位作为杠杆来达成总体的国际规则，以促进更广泛的长期经济目标，而是要求无支付能力的欧洲清偿债务。美国选择了“单干”。但是通过推行一种本质上的专断政策，美国撕裂了世界经济，它要求外国政府偿还官方债务，更是推动造成了席卷美国和欧洲、亚洲国家的经济大萧条。

20世纪40年代美国改变方法利用其债权国地位创建更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正如早期的自由贸易促进了英国的利益一样，战后的全球自由贸易也促进了美国的利益。1940—1941年《租借法案》和《1946年英国贷款法案》，迫使英国解散了其帝国，放弃了英镑区和打破了英联邦国家在战争期间积累的战时平衡，而提供了一个典范。当英国利益与美国利益相互冲突时，英国的谈判代表简单地屈服了。

他们默认这些贷款条件反映了“二战”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独特状态。许多欧洲人认为国家利益的思想最终是军国主义的，而愿意从属于一个承诺为整个世界的福利服务的世界性体系。因而，欧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将这一任务留给美国的规划者，让他们根据自由贸易和所有国家表面上享有同等经济待遇的原则性逻辑描绘这样一个世界体系的蓝图。

国际外交并非是如此运作的，传统的帝国主义也非如此。上述两种情形下，各方都维护其自身利益，在折中中达成协议，或者中断关系，甚至变成交战国。但世界越来越厌倦了此类冲突。大多数国家已被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冲突弄得精疲力竭。

除了建设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的道德呼吁之外，美国为被战争拖垮的欧洲提供了马歇尔计划援助，还提供了外援贷款弥合由美国的出口商和投资者主导的国际化的经济导致的贸易赤字。这些贷款的目的是使战后体系充分有利于欧洲和其他地区接受相对的自由贸易，并对美国的投资者开放门户，由于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各国也承诺不以货币贬值、牺牲美国利益的方式支持国际收支。

对于此类援助，美国坚持一个条件，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必须拥有否决权。其外交官指出，毕竟，这些国际机构的大部分资金是美国提供的。实际上，美国的建议如下：“我们没有要求我们的敌人赔款，也没有要求我们的盟友偿还战争债务，它们只承担了还有一些经济价值的《租借法案》的运输成本。让我们发展多边国际组织来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没有货币控制的更自由的贸易前进吧。当一些国家开始现代化时，它们会具有贸易赤字，但是我们将扩大对外援助，校正其在转型时期的失衡，而使之走向新的国际平衡。”

“当然，为了让国会同意拨付这笔资金，必须承认某些政治现实。虽然新的多边国际组织必须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如果它们在实践中侵犯了美国主权，美国人将认为这是难以忍受的。我们不可能废除我们的《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我们也不可能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稀缺货币条款，该条款使具有贸易赤字的国家能够报复美国出口商，而仅仅因为我们是如此强大的经济体。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作为资助国际组织的交换，我们得到对它们所做出任何决定的否决权。否则，收支赤字国就可以投票使美国成为其进贡国。”

与美国在“一战”后的表现相比，这些话听起来几乎是利他的。在国外，将自由放任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商业原则已成气候，但它受限于美国要求的特别让步。

人们没有真正把握正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经济含义。它不只是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最大的市场，也不仅意味着美元是大部分贸易进行交易的结算货币。英镑早在19世纪就取得过这样的地位，当时英镑可以代表黄金，而且由于英国的工业和金融领导地位，其国际收支平衡通常是盈余的。

最重要的是，英国是以结束其农业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它废除了1846年的《谷物法》。作为开放英国食品市场的补偿，其他国家默许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从而巩固了英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

比较而言，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美国外交官为其国内外政策攫取了尽可能多的自主权，但抵制外国对美国经济施加任何影响。由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推出的法律和市场控制已成为不追溯的贸易协议，美国的农业市场和核心的“国家安全”部门依然受到保护和大力资助。同样不追溯的还有英国的英镑债务仍然以估价过高的英镑汇率计算。为英国贷款规定的这种条件有助于确保印度、埃及和拉丁美洲国家把国际收支用于购买美国出口。

美国国会批准国际协议只是美国政治生活平常的事实。“一战”后，国会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的理由是保护美国的自主权，并防止外国强加有损美国经济利益的政策，包括国会总是念念不忘的在他国的既得利益。“二战”后，美国之所以愿意加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仅仅是因为美国被赋予了否决权。这就使美国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

直到这些组织服从于美国政策需求，到那时才清楚地明白美国代表以否决权作为威逼手段使这些组织让步的程度有多大。在这些组织中，对美国国会及其选民特别利益负责的美国代表掌握着外交主动权。在其他任何国家，地方官员都没有拒绝其行政当局达成的国际协议的同等能力，在协议谈判中，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按照如此狭隘的意识来计算其自身利益。其结果是名义上的多边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乃至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分支机构的政策显然反映了一种放大了的美国民族主义。

美国的“粮食帝国主义”对抗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世界银行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构性问题，借贷功能紊乱伴随着它的演变过程。最初它只能贷出美元和其他外汇，而不是农业现代化所需的国内货币。当时在世界许多前殖民地地区，首先需要的是土地改革，但世界银行声称它无权坚持那些国家政府这样做，它被认为是侵犯国家内政。到了世界银行终于开始坚持贷款国政府须改变国内政策以达到贷款要求时，它的经济哲学已变得如此功能紊乱，以至于世界银行管理者要求贷款接受国执行一项首先依赖于作为食品供应国的美国的经济政策，而不是要求债务国改进政策以更为自立。

自1991年以来，世界银行越来越成为一位干涉主义者，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以俄罗斯改革为缩影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即有利于窃国寡头的模式。世界银行的支持条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许多情况下放贷的条件，一直削弱借款国政府企图以美国的发展方式为经济现代化融资的长期生存能力。从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贷款计划的最终结果是损害了有计划的经济选择权，留下成堆的美元债务，而没有办法赢得外汇去偿还，除非廉价甩卖更多的公共领域。依赖程度一直得到补贴，而自给自足却得不到资助。

世界银行本应建议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征收自然资源租金和公共领域税，而不是让这些收入落入圈内人手里，成为逃流到国外的资本。来自公共企业、土地及矿产资源、无线电频谱和其他自然垄断业的经济租金可以使政府不用向劳动和资本征税。但是，世界银行不是组织资源去提高国家的自给自足，资助政府政策，而是坚持在有利于美国投资者的窃国条件下要求代理人政府将公共领域私有化。其影响是将依赖政策和寡头政策强行作为援助的条件。原先由公共部门获得的收入以股息、利息、保险及再保险奖金和管理费流到国外，这些管理费原先不是由公共部门所得，就是由政府从国内业主手中接管，现在被新的私营企业主掌握。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明显没有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紧缩政策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其削弱他国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标准要求是，债务国政府必须通过实行高利率和征收重税（针对劳工和国内资本，而不是外国财产）来加强控制。这种紧缩政策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使原材料成为出口产品，而不是在国内进行加工。这又导致国内工资低廉，同时也破坏了政府预算，迫使买办政权面临实际上的破产。

在这种条件下，买办政府只有廉价甩卖国家资源给外国才能维持债务偿还能力，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俄罗斯私有化第二阶段就是如此。这种廉价甩卖意味着自然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不能作为国内税收的基础，可以压缩总体经济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不到融资。垄断租金被私人所有者占有，大部分被汇往国外，而那些被国内所有者占有的部分也最终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性”贷款类似的资本外逃形式流往国外。稳定的是利率，这使国内金融利益集团能够把国内得到的收入兑换成美元和其他硬通货，以保值和带走。

最终结果是，迄今为止，相关窃国寡头通过私有化等方式攫取的国库收入都被整合进北美、欧洲和日本的金融系统。发达国家以这些国家的经济租金作为抵押，来向它们放贷，这使现存世界的生产分工和金融不良结构难以逆转，也就是说，如果逆转这一结构，就将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直接的短期损失和经济混乱。

然而，与长期不脱离现存体系的代价相比，这些短期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外交官挫败了外国政府管理本国经济以达到自给自足的努力，以及利用外援和贷款发展与美国出口商进行竞争的能力。其实，一直得到援助的主要是美国经济，而不是外国经济。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和日本维持粮食自给自足的农业保护政策特别受到反对。美国反对外国实施农业补贴、物价补贴和进口限额，而这正是美国自己在超过四分之三世纪中所采用的农业政策。甚至连外国对牛肉和农产品贸易实施质量管制也受到抨击，成为美国对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外交中欲除之而后快的肉中刺。

尽管在当前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中利益分配是不对称的，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瓦解了。世界的塑造与否依然似乎取决于美国。问题仍然是美国的外交官希望如何重组世界经济，以及他们的设计可能使欧洲和亚洲付出怎样的代价。

美国的目标是将外国经济转变为一系列辅助性功能。外国需求平稳地增长，在部门对部门的基础上保持与美国出口一致的同时，外国的生产扩大既要满足美国的进口需求，又不至于带来外国的自力更生或取代全球市场上的美国产品。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吸收美国的过剩农产品，但绝对不能以美国自1933年以来一直所做的方式保护它们的农业部门。美国的农业保护政策自战后世界体系创建开始就内化于其中，而外国的保护主义则在摇篮中就被扼杀了。

美国国库券本位中隐含的货币帝国主义

美国国库券本位最具剥削性的特征是一个不易觉察的隐含结果，因为在“二战”末期的金融环境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面上实行客观的资助的同时，美元被认可为主要货币。除了购买黄金，中央银行只能通过购买美国财政部有价证券即美国政府的对外负债积累国际储备。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借条，以之作为主要储备货币，所获得的利息与持有黄金是等同的，随时可以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的比例兑换。

随着美国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和黄金开始回流到欧洲——不是回流到在战争迫近时将之作为外逃资本送到美国的私人持有者手中，而是回流到中央银行手中，从而也就是回流到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手中，这种金融体系开始瓦解。美国不断增加的国际收支赤字源于其国外军事开支，而不是源于其私营部门的贸易和投资。在朝鲜战争期间，黄金储备就开始缓慢地减少，越战的开始推动了这一趋势，此后，黄金储备加速减少，接近法定的占流通货币25%的最低标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美国政府正举债为其政策融资，大多数欧洲债权国和许多亚洲国家对此都不满。在军事开支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日渐加深地介入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这突出表现于其施加于国外的银行贷款和美国公司海外融资的控制，以迫使美国公司收购持有美元的外国公司。

但考虑到紧迫的时间压力，这些控制是不够的。1968年，美国开始关闭黄金交易所，1971年正式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到1973年春，美国官员出台了该国已推行将近20年的战略。美国放弃了它在1945年签署的基于债权国的国际金融规则，而是利用其债务国地位勒索比其债权国时更多的外国让步和财富。它告诉国际收支盈余国家不要用其持有的美元买进美国的公司，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是这样买进外国公司的。美国通过美国国库券本位迫使欧洲和亚洲中央银行自动地扩大了信贷，同时，它依然以债权国的身份对待负债的第三世界和经济互助会国家。

欧洲、亚洲和其他国际收支盈余地区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它们不吸收过剩的美元并再投资于美国财政部，美元将会贬值。乍一看，这将给美国生产商提供竞争优势，同时惩罚硬通货经济体的出口商。然而，由于美国的免费搭车无助于其恢复平衡，其收支赤字也就越来越大。或者相反，美国没有什么兴趣这样做。为什么呢？毕竟，美国一直拒绝提高其利率以获得外国资金为其赤字融资，因为这将减缓美国国内的经济活动。美国甚至还要求其他维持收支赤字的国家牺牲其经济以清偿其国外债务。

1985年的《广场协定》迫使日本降低利率，这样国际金融压力没有带来美国利率上升和阻止共和党官员再次当选，而这些官员正决心不惜一切摧毁日本经济。欧洲国家也承受着同样的压力。部分世界债务国被迫实施经济紧缩计划，而美国规划者却拒绝在本国这样做。2001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发的颠覆阿根廷政府的骚乱仅是这种双重标准的最近例子。

自1971年美国黄金交易所关闭以来，结果是即便外国中央银行购买了价值成百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美元对德国马克、日元（直到1985年）和其他硬通货的汇率还是急剧下跌。使用美元的第三世界国家遭受连带损失，因为他们的石油、铜和其他原材料都是以美元计价的。欧洲和日本无力提出一种替代方案，这压低了它们的价格水平，而由于通货膨胀，美国欠这些债权国的债务的大部分价值被剥离，从1973年的谷物和石油冲击一直到1979—1980年的卡特—沃克尔通货膨胀的巨大突破加速了这一过程。

不能从美元贬值中获得边际竞争优势，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谈判锁定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固定份额。这预示着把世界贸易变为一种强求一致的受管制的市场交易，因为美国官员不仅要求外国经济保证美国出口商的固定市场份额，而且通过单方面强加进口配额打破了世界贸易规则。

关于国际收支的其他部分，美国坚持要求，外国军费预算为美国制造的零部件指定专款，并告诉西德和日本将其本国预算的一部分为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买单，而同时未提供两国任何相应的控制这些驻军及武器的权力。美国政府还向两国借了一笔同等数额的款子，而对于何时或甚至是否归还这笔名义上的贷款却措辞含糊。

当各国中央银行被迫把美元加入其国际储备时，也就是把同等价值的资源从其公民的手中转出为美国收支赤字融资——从而也为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融了资。美国的外贸和收支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100亿美元，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每年接近1500亿美元，该数额在20世纪末又翻了一番。

如此规模的赤字之所以未再引发像1973年春那样的危机发生，是因为欧洲、日本、欧佩克和其他美元储备国完全地默认了这种可真正称之为货币帝国主义的现象。这种超级帝国主义的载体不是私营跨国公司和私有金融资本，而是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对国际金融的操纵，美国可以从其美元集团盟国汲取资源。美国做到这点的方式，不是通过传统的债权国逼债的形式，也不是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投资活动，当然更不是通过出口竞争力和自由竞争。相反，它剥削的技巧是，熟练地运用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与世界银行相关的区域性借贷机构，使之为美国财政部提供强制性的贷款。美国占用了外国的资源和公司、商品和服务，除了付出其财政部价值可疑和必然缩水的借条之外，不用任何付出，这种被操纵的游戏使美国能够毫无节制地让美元在世界泛滥成灾。

总而言之，美国不是通过世界债权国地位，而是作为世界债务国进行统治。虽然不是世界中央银行，但美国使其他所有国家都成为其贷款人。从而，美国的债务国地位并不是虚弱的要素，其表面上的虚弱已成为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基础。以一种不利于美国的方式改变这种体系将击倒该体系的美国债权人。

欧洲和亚洲普遍地担忧发生这样的体系崩溃，这使美国能够通过一个与英国19世纪统治世界正好相反的过程支配世界经济。英国统治其帝国不仅仅是通过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而且通过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英国肩负着确保被认为对各国公平的国际收支机制以一直来公认的方式运作的重任。即，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英国承担着维持国际金融体系有序运作的责任。

可以说，如果英国威胁英联邦成员国：“如果你不认可只作为纸币发行的、没有固定资产或买单支持的英镑借条，你的经济就会崩溃”，并将这种政治经济学提升到真实的市民信仰的地位，那么其他国家将会脱离该体系，甚至会不惜以战争来争取脱离这个如此具有金融进攻性的国家。

英帝国的做法和当今美国的做法形成了多大的反差啊！美国官员不愿意放弃作为世界粮食出口国的地位，既要求亚洲部分国家、前苏联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已在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面前败下阵来）的粮食进口依赖于美国，还要求别国在军事上也依赖于美国，而美国的支配性工业部门主要以电子和军工技术为基础，随着重工业和蓝领工人在整个美国经济中都在缩小，美国将其经济称为后工业化经济。

如果作为世界中央银行，美国继续作赖于美国国库券在国际金融中的本位，那么它就是作为一个债务国，而不是一个像英国那样由有形的实物支撑银行地位的债权国。在1945年开始形成的这种特别体系中，美国可以单方面地汲取其美元集团盟国的资源，并不用顾及世界金融崩溃，而其盟国却无力阻止该进程。自1968年以来，如果外国中央银行停止重新将美元贷给美国财政部，主要关节点在于美国外交官将准备扮演世界肇事者的角色。这是尼克松总统的“疯狂轰炸机”威胁进入金融领域的货币威胁的翻版：如果美国不能按其设想运作的话，它会恼羞成怒，并很有可能失去理智，而世界将遭殃。

美国取得这种地位后，就享有一种其他国家不能复制的例外。由于具有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美国可以“单干”。美国的金融要求和作为上层建筑的美元债务现已嵌入世界经济，它们表现为国外在美国高水平的直接投资，这意味着一旦美国走向专断，就将粉碎世界金融体系。

导致金融体系崩溃的幽灵给了美国外交官一种选择，而这是更高度依赖于运作平稳的国际商务和收支的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美国的对外贸易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相比之下，许多欧洲国家的达到约25%。外国中央银行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有价证券。除非欧洲和亚洲可以自己的货币体系取代美元本位，除非它们愿意冒着贸易战和投资战的危险，将之作为实现其自立的过渡手段，美国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其经济必须立足于自己的财富。

世界之所以至今未能采取措施创建比美国国库券本位提供的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因为该机制内在的剥削特征没有被普遍地意识到。这种认识应成为全球金融外交的中心前提。

美国力图通过买办精英统治第三世界债务国。在发达工业化债权国，美国发现，它所需要的美国利益的完全代表是经过芝加哥学派“出口货币主义”理论培训的中央银行人员，该理论是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利益服务的。为了控制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家和选民，美国官员大声地和几乎不间断地重复，美国经济是应用客观的技术治国智慧的领先开拓者，它为世界经济稳定提供着保障。

但是这些论断的学术基础，即其经济理论和统计模型，建立于同样功能紊乱的货币主义政策之上，过去几十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应用该政策削弱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经济体。当日本在工业上发起挑战时，美国外交家通过与其达成《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定》，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其权力。这些自杀性的经济协议使日本加剧了其泡沫经济，而导致其经济在1990年后完全破产。

日本让其经济政策听命于美国顾问，与英国在“二战”后的屈服极为相似。似乎美国的建议确实考虑到了外国利益并将世界发展置于其国家私利之上。现在，对每个国家来说都应清醒过来，如此信任美国的领导资格是信错了。然而，有多少日本人现在能够记起，1985—1986年该国被要求降低利率，仅仅是为了制造一种泡沫以帮助促进美国的市场繁荣，从而帮助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再次当选呢？

在美国的保护下，“二战”结束时承诺的基于自由市场的公正的世界经济，反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府管制时代。在美国之外，金融部门促进了中央极权的经济计划，不是像货币主义经济教科书承诺的那样为了扩大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为了榨取利息和股息，并将之转到国外。这类“自由市场经济”已退化为只是攻击政府保护其社会免予渐进剥削的企图。它假装反对公共税收，只是为了让更大笔的经济剩余转到美国，或者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从债务国，或者通过中央银行贷款的形式从债权国转移到美国财政部。

传统的经济世界已被完全颠覆。这有待于理论经济学家将这些新事实上升为理论，有待于其他国家将对该新动力的分析整合进其未来的外交政策中。

然而，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安排的演变中，既得利益扮演的角色揭示出，实际上，为国家和国际层次的货币改革铺平道路的必定是全球金融彻底崩溃，而非共同外交。正是彻底崩溃的威胁，遏止了这些国家提出替代方案，这正如欧洲在1933年和1973年受到遏止一样。看来，全盘瓦解的忧虑束缚了欧洲的手脚，而并未迫使其领头捍卫自己的经济自决权。

结语

本书第一、第二部分回顾了从“一战”直至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国际权力的巨大增长如何紧随着并反映了其不断上升的世界债权国地位，该地位同时得到了其每年的国际收支盈余的稳定加强。当然，美国外交存在着两面性。欧洲（后来，亚洲加入其中）默认了世界强权，因为数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将债权国权力推上全球决策层，甚至高于完全就业和国家发展的目标。危机降临于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上，当时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哲学迎面相撞。

1933年发生的特别转折是，美国对欧洲采取了一种债权国立场，在国内则采取债务人立场以帮助缓解农业债务、抵押债务和商业债务。罗斯福新政改变了在市场力量作用范围内的金融结构。同时，另一个史无前例的转折是，美国的债权国地位体现的是政府权力，而不是私营银行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在整个1929年，私人贷款找到了便利资金三角流动的市场，即资金从美国私营部门流向德国市政当局和私人借款者，再从他们手中流向欧洲盟国，最后从欧洲盟国流向美国政府，支付战争债务。随着政府贷款数额下降，私人贷款逐渐增加——逐渐地，大部分偿债都采取了连本付息的形式，而不是分期付款的形式。但是，当不断强化的债务结构导致经济崩溃，以及欧洲支付能力由于产品和劳动力萎缩而受到限制时，事情就发生了。正是在这一点上，私营银行家采取了负责任的“国际主义”立场，要求放弃政府间债务。罗斯福及其顾问们认为，他们的意图仅仅是一种委婉的理论包装：其政策目标是释放正萎缩的欧洲现有清偿能力，清偿私营部门放款者，而不是政府。按照这一逻辑，美国不放弃对欧洲的债权要求。

在1933年夏天的伦敦经济会议上，发生了突变，欧洲未能与美国政府协商后者所要求的清偿利息和分期付款的条件。欧洲国家被迫“单干”，诉诸于帝国贸易优惠制、竞争性货币贬值与关税、资本控制和其他在“二战”时达到顶峰的国家管制政策。

到1945年，美国外交官建立了一种多边政治结构，为美国政策服务，或者更准确地说，为美国这个世界主要债权国服务。因此，战后时期见证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上升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单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都更强大。美国的政府债务成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使用的国际货币，它们将之作为结算相互贸易平衡的手段。美国不仅通过黄金信贷，而且通过法令信贷，实现对世界的统治。

本书的第三部分回顾了，美国国际收支在朝鲜战争期间步入赤字、越来越严重地破坏国际金融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所发生的转变。引人尤为震撼的是，美国外交官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继续加强其债务国地位，这与欧洲作为债务国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进行谈判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坚持要求欧洲没收她们的私人资本财产，并甩卖它们来偿付美国政府，而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70年代乃至随后的时期，欧洲都没有对美国提出类似的要求。实际上，从1920年到1960年，美国之所以支配世界经济，源于它的债权国地位，而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控制世界经济源于其债务国地位。虽然美国的身份改变了，但美国外交官发现，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债务国，他们的杠杠作用完全与之前作为净债权国一样强大。

1972—1973年与1932—1933年相似，因为正是在1933年和1973年，欧洲和美国作为债权国和债务国直接发生冲突。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欧洲做出了妥协，而不是美国。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美国官员不惜以破坏国际经济为代价，选择“单干”。在这两种情形中，欧洲官员都畏惧地退缩，担心动摇国际结构，而进入制度真空地带，不得不重新建立多边结构。为了避免国际结构崩溃，欧洲——如今又加入了亚洲、欧佩克国家、世界原材料出口国和粮食短缺国——放弃了其如下的理念：国际经济制度应该共享来自公平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收益。

历史上，黄金曾充当抽象的“客观”资产，是国民经济竞争的战利品。但是在1971年黄金被有效地非货币化后，世界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同等对称特征的物质填补黄金的地位。世界正是缺乏这样一种替代物，给了美国填补真空的机会，而且也只有美国而不是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填补该真空，即便至今，欧元也仍然没有成为美元的替代品，更不是像黄金一样地提供了数个世纪服务的国际资产。

现在，2002年，欧元没有提供必需的替代物，因为它不像美元一样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货币。从政治上说，欧元缺乏实体支撑。但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和亚洲都没有走替代道路的政治意志。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求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

从未来一个或两个世纪的有利地位回顾现时代，也许历史学家将发现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即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都不能设计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各国的经济收益为其国民经济服务，而不是将之输送给美国。

无疑，从未来回顾现时代，它将被视为一个美国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对称的时代。美国已经接受了搭便车，而欧洲即便此前领受过美国采取债权国战略的历史，也未能学会与精明的美国人玩这种国际金融大游戏。

大多数历史学家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欧洲和亚洲的想象力过于贫乏，第三世界的经济过于虚弱，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短暂的尝试过创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而，美国外交官能够挫败外国脱离已变成巨浪、化为海啸的赤字美元的企图。

在最高程度上，人们可能会责备经济理论本身，特别是责备它未能提出相应的功能范畴，以促使更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普通民众理解指导美国谈判人员分别在1932—1933年和1972—1973年进行谈判的原则。不理解这些原则，就不可能创建美元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