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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俄罗斯如何才能建立更可行的金融和财政体制

自1990年以来,俄罗斯并没有变得更富有和更像美国,相反,它正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资本流失,并被迫负债于其前北约对手国家。目前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新的借贷仅能够支付过去贷款的利息,所以债务呈几何级数地增长。俄罗斯正变成一个负债的原材料出口国,它被要求贱价甩卖其自然资源和公共设施,以获取资金清偿外债利息,同时也使投资者得以将他们的卢布所得兑换成外汇。

即使在这种经历之后,俄罗斯还是被告之要更多地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以此作为获取新贷款的条件。否则,俄罗斯将成为全球经济的弃儿。从而,债权方所掌握的政策杠杆有可能导致俄罗斯工业在持续的经济紧缩之下走向瓦解,要不然就是俄罗斯在商业上受到孤立,犹如1990年之前的冷战遏制政策那样。这使得人们不由得想变通克劳塞维茨一句著名的格言:经济战是以金融手段实现的军事政策的继续。

俄罗斯的财政困境并非不可避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直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示的结果。外国顾问向俄罗斯建议,它应从其他国家进口食物、消费品和大多数其他制造品。为了偿付这些进口产品,俄罗斯不得不向外国买方出口更多的原材料(这样就降低了它们的世界价格,而大大有利于工业原材料进口商)和甩卖更多的公共设施。从而,新的产权业主而非公共部门,拿到了那些资产的租金价值。

许多俄罗斯人已开始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建议,但他们也许并不了解,西方经济正在经历类似的金融困境的程度。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连同债务型紧缩正席卷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虽然这被视为繁荣的迹象,但越来越多的收入却不得不用于支付利息和分期偿付不断上升的私人、公司和政府债务。这压缩了当前的商品和服务消费。

其结果是,西方和俄罗斯的就业规模收缩,政府支出和社会保障网大幅缩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预算被用于支付利息。

整个世界正经历一场债务灾难,金融体制与新增有形资本投资脱钩加重了这种灾难。在西方,银行将其约70%的储蓄投资于房地产市场,而金融市场基金、信托基金和养老金公司也将其大部分储蓄投入到股票和证券市场。这种资金循环的模式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投机获利的空间,却很少创造新的有形资本。

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俄罗斯是否真希望变得与西方一样。它也许应将美国、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的经历视为一个教训,以此为参照,避免误入歧途?人们应该记得这么一则脍炙人口的笑话:西方有关共产主义及其官僚低效率的警告是正确的,但共产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及其不公平的说法也没有错。

从理想的状态来看,银行体制的目标应该是为工业现代化和就业融资。政府可以通过免税来引导它所希望的行为,从而支持这种目标。俄罗斯可以对其土地和自然资源征收租金税,而不是向劳动者和资本强征所得税和营业税,也就是说,不能妨碍有形资本形成和国内工业品消费市场的繁荣。

西方已不再能够做出这种选择。在西方,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向城乡不动产、矿业和其他资源的开发提供贷款,这些资产带来的几乎所有净收益也就必须为清偿那笔贷款提供保证。俄罗斯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没有受到这种债务的束缚,因为银行并没有向这些资源业发放贷款,这多亏了杜马反对叶利钦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法令。现在这些资源带来的租金收入占到俄罗斯国民收入的35%—45%,相当于俄罗斯所赚取的外汇的90%。政府征收资源税不会损害这些资源的供应,因为它们是由自然界提供的。这些资源的租金始终是存在的,不管是作为银行系统的利息,还是作为政府的税收,或者完全没有开发(就如社会主义经济中常见的那样)。

政府可以将这种租金税作为其财政体制的基础,从而解除劳动力和工业资本的税收负担,并由此促进就业和产业升级。政府如果不开征租金税,则只能任由它不断增多地为购买者、间接地也为那些贷款给这些购买者进行经营的债权人所攫取。

因此,俄罗斯最根本的财政问题关系到,谁应该从土地、矿产资源和公共设施产生的巨大租金盈余中获益。政府能否将潜在的租金转变为税收,使工业和劳动力从税负中解放出来?还是这种收入将作为利息和分红,拱手让给外国人和国内精英分子?

凶吉未卜的不仅是经济的繁荣,还有俄罗斯的领土完整。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与1990年南斯拉夫的遭遇非常相像的危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操纵下,南联盟的预算大幅削减,导致了经济萎缩。税收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方案迫使南联盟政府支付越来越高比例的预算,以清偿不断攀升的外债的利息。货币汇兑导致汇率的下降,抬高了进口价格。这使得消费者价格提高,但劳动力工资并没有随之增长,由此国内市场越发收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紧缩计划堵塞了中央政府通常向边远地区所做的财政转移,分离主义势力开始活跃,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的解体。

为了避免类似的命运,俄罗斯需要创造自身的货币和信贷,推动国内市场的复苏。俄罗斯需要把更多的资金用于雇佣劳动力和扩大新增投资,而不是听从西方指导的紧缩计划、经济萎缩、日益加深对外依赖和拆除工业设施。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办法是创建与工业现代化长期发展相适应的银行和金融体制。

但与此相反,俄罗斯现有的是私营银行,它们除了以各种方式控制公司资产和汲取其经济盈余外,并没有与公司建立金融联系。它们没有运用其动员储蓄的金融权力,为新的有形资本形成融资。实际上,俄罗斯差不多是白白赔了以政府存款的形式资助银行的那笔钱,因为银行又把它们以经常超过100%的年利率重新借给政府。政府还向这些银行注入了大量资金,任由它们的投机使中央银行捍卫卢布汇率的努力枉费心机,中央银行政策的主要效果反而一直是加速资本的外逃。从这些方面来说,俄罗斯现行的金融体制是寄生性的,而非生产性的。

西方的金融建议是如何让俄罗斯变得穷困潦倒的

1992—1993年间,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地将俄罗斯家庭积聚的储蓄一扫而空。当时的承诺是这些钱可以转变为大众对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但俄罗斯人民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拥有自己的企业的机会。

官员、前经理和银行家已经买走最具价值的资源,他们又转手将其股份卖给了(或正卖给)外国人,并将收益转移国外,而不是投资到新的有形资本形成。据测算,过去五年里,资本外逃的速度大约是每月20亿美元,自1994年以来,资本外逃总额接近1250亿美元。估计有三分之一的美国货币供应现为俄罗斯人持有,为了换取这种纯属废纸的货币,俄罗斯已放弃了对其资源的控制。

为了使俄罗斯人能够将其卢布以利好的汇率转移到国外,这个国家几乎耗尽了其黄金和外汇储备,并背负上沉重的外债。西方政府现在要求俄罗斯,降低俄罗斯产品兑换其日渐依赖的进口商品的比率,以清偿俄罗斯维持资本外逃的借款。

许多俄罗斯人将这种灾难简单地归咎于拙劣的管理。但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对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它已从经济上摧毁了俄罗斯作为后冷战对手的可能性。俄罗斯工业的瓦解已使该国经济只能依靠外国供应商的资本设备和消费品,而它只能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

俄罗斯对西方的金融依赖主要是通过使俄官员相信一种错觉而建立起来的,当这种错觉被一再重复时,官员们也就对其信以为真了。这种错觉就是,俄罗斯如果印刷本国货币来支付工人工资和刺激市场需求,则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

为了降低物价,外国顾问建议俄罗斯接受通货紧缩,而这扼杀了当地市场,使俄罗斯经济越发依赖进口。俄罗斯因此陷入这样一种状况:它必须在国外花费更多的卢布。而随着卢布的贬值,俄罗斯人的反应是尽可能地储蓄硬通货。

现实是,在大量劳动力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它使劳动力得到利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吸纳现有的购买力。只有实现了全部经济能量之后,物价才会开始上升。

引发俄罗斯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通货贬值。当越来越多的卢布投入到货币市场,获取所需的美元以支付外债和利息时,卢布的汇率在下跌。这种资本转移丝毫不因俄罗斯需要平衡其国内卢布预算而受到影响。俄罗斯越依赖于外国资金和外国银行信贷,它就越需要将其卢布货币转移到偿付外债。

外国资金进入俄罗斯主要采取购买俄罗斯公司股份的形式。但不幸的是,这些钱没有花在新的有形资本投资,反而浪费在帮助资本外逃和支付俄罗斯日益攀升的外债。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与向国外借贷为工人发工资相比,创造信贷为工人发工资更易造成通货膨胀。在两种情形中,提供的都是卢布信贷。但它们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如果由外国来提供信贷,俄罗斯就需要支付大量的利息,中央银行向国外发放的国债年利率经常高达100%。而如果货币和信贷由政府提供,则国内的银行和公司无须向外国人支付这种利息。

因此,声称清偿工人的欠资(或当前工资)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纯粹只是借口。如果工人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将会购买那些正滞销的国内商品。俄罗斯经济可以有很多实现产出增加的机动空间,而无须抬高价格。目前已发生的这一切是国内市场的崩溃。没有国内市场,公司及其工人就没有收入,也就无法纳税,从而加剧了联邦预算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谓的非通货膨胀政策已迫使俄罗斯政府越来越依赖于私有化甩卖的收入,而不是依靠税收。然后政府不得不将其卢布收益用来偿还债务,而不是通过供应必需的国内信贷来恢复经济。

凭借这种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造了国际收支失衡,这是造成卢布汇率暴跌的主要原因。一种恶性循环产生了:货币不断贬值、进口依赖日渐加深、对外负债日趋增加和国内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这种循环是闭合式的:卢布的贬值提高了进口价格,从而也提高了俄罗斯日渐依赖的进口消费品的价格。这正是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计划后所经历的事情。

为了理解俄罗斯怎样才可以打破这种循环,必须打消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力推销的幻想——货币幻想、税收幻想和金融资本主义如何实际运作的幻想。

货币、信贷体制和政府债务

在一定意义上,货币体制是财政体制的产物。毕竟,金钱之所以成为法定货币是因为它可以用来纳税。直到最近,银(辅之以黄金)构成了大多数货币体制的基础。逐渐地,公共债务(主要是战争债务)支撑起世界银行体系的信贷上层建筑。银行信贷也是建立于银行所提供的私人部门贷款之上,它们包括从短期的贸易融资到长期的按揭借贷各种贷款。

商品货币可以追溯到大约四千年前,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以白银和小麦作为度量公共费用、贡品和税收的单位,使这两种物品成为货币标准。政府仍然持有一部分金银形式的国际储备,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它们一直是世界货币,正如詹姆斯·斯图尔特在1767年所称谓的那样。虽然金银相对于外国货币储备的比例正在收缩,但在过去许多世纪里,它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扮演着代表银行业和信贷之根基的角色。金银持有人有权从他人那里获得普遍等价的商品、服务或资产。实际上,金银和贵金属制成的硬币持有人是社会中其他人的债权人,他(她)可以用这些金属清偿商业交易中欠下的债务。

1971年,黄金有效地非货币化,当时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国际储备主要是美元,只有数量相对较少的部分是以政府债券形式存在的欧洲货币和日元。由于1971年后国际收支失衡不再以黄金结算,国际货币体系依赖于对美国财政部的美元贷款和中央银行对少数其他政府债券的持有。

国际货币建立在国债工具的基础之上,使货币从纯粹的资产(金银)转变为债务货币。将债务用作规范的交易媒介,这代表了货币许多世纪发展的顶点。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建以来,各国银行一直倾向于持有国库券形式的储备。国家信贷体制依赖于政府举债发行债券。从而,政府赤字和债务为国家金融体制提供了基本保障(银行系统持有的政府债务有时被称为高能货币)。

在1933年出版的《货币、就业和价格通论》中,凯恩斯确立了此后半个世纪的正统学说,他主张政府通过预算赤字货币化,将这种赤字作为向经济系统注入货币的一种手段。

他指出,实行预算盈余汲干了一国经济中的货币,并由此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主要归咎于政府的通货紧缩行为。然而据报道,迟至1999年3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求俄罗斯要么实行预算盈余,要么将赤字减到最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推行赤字政策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而不能有效利用原来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本。但是,历史上的每一次恶性通货膨胀都源于国际转移问题,也就是大量的国内货币转换成外国货币。正如上述,这种转移导致了汇率的下降和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为反映进口成本的提高,国内物价随之上升,从而就需要更多的货币投入商业活动。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通过海外借贷来平衡其政府预算,并要求该国优先考虑清偿外债,将其置于支付本国工人工资和放松银根使经济复苏之前,这公然违反了遍及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传统经济学智慧。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削减开支,而恰恰相反,它应该支付工资。不支付工薪阶层的薪酬只会使国内需求收缩和国内购买力下降。这样做不会扩大出口产品的生产;而会使俄罗斯形成对外依赖。

争论的焦点是,最适合俄罗斯的银行和信贷体制的特征是什么。以债务(起初是政府债务,然后是按揭债务)作为信用体制之基础的西方制度绝非唯一本来可能形成的制度,或者唯一在历史上形成过的制度。从本质上讲,它也不是最好的制度。

例如,根据亚当·斯密的描述,英格兰银行在1694年成立后,很少向公众提供合适的交易工具。它很少发行纸币。另一方面,银行并非最坏的选择。1696年,一个竞争机构形成了,被称之为不动产银行。其目的主要是向土地贵族发放信贷,而不是为了满足商业需求或为新的辉格党政府提供资金。银行提供的交易媒介不是金银或商业汇票,而是以土地为担保的债务。

英格兰银行缺乏有效行动,促使其他银行提供替代办法。1740年之前,对信贷的一种主要需求就是为土地所有者圈占公共用地的协议提供资金。地方银行提供了这种信贷,不过保存下来的有关这些交易的资料很少,因为贷款文件往往是非正式的。

由于英格兰银行在提供以政府债务或贸易融资作担保的纸币上所做的工作非常有限,美洲殖民地设法以地方政府债务的形式为自己提供纸币。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靠印刷这些纸质期票(实际上就是被打上合法货币标记并接受其用来纳税的政府债务)谋生的,并在172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倡导这种政策。

不久以后,汇票,一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苏美尔和巴比伦的债务工具,满足了对交易媒介的需求。到1830年,汇票已经成为主要的媒介,对其贴现成了英格兰银行唯一重要的银行活动。事实上,1832年至1839年间英国经济的迅速扩张主要就是由这些债务工具融资的。英格兰银行自身的纸币发行因一镑面值纸币的回收而受到限制,其剩余的货币只有50%的含金量。

这段富有教益的历史对于俄罗斯的当前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国家陷入了流动性危机。实际上,这意味着以债务为基础的交易手段的缺乏。工业公司背负着巨额债务,可以将这些债务货币化,弥补可用作支付手段的信贷工具的不足。俄罗斯可以利用汇票作为一种货币工具。只要一部好的《汇票法》从法律上提供必要的支持,这种信贷发放就可以解决流动性的缺乏,提供俄罗斯银行尚未开发的支付工具。

各国货币,从纸币到电子银行货币,都是一种债务形式。通常政府债务构成了其基础,而私营银行贷款为大多数支票存款和储蓄存款提供保障。商业信贷、股票和债券完善了信用体制。就此而言,货币体制准确地应该被叫做信贷体制。

货币主义者对政府支出的攻击

政府可能会因将其赤字货币化而引发通货膨胀。大多数公共赤字来自军事支出、社会计划及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其本质而言,这些属于政治上的开支,因为它必须通过税收或举债而筹得资金。借得越多,政府清偿的债务负担也就越重。

利息负担的不断增加挤走了其他的公共开支项目,就像私人部门为了还债而挪用原本可用于新增投资和消费的资金一样。在这种情形下,产出倾向于减少,从而往往导致进口依赖。随着国内工业生产停滞,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而不是消除通货膨胀。解决通货膨胀的最佳办法就是生产更多的产品,而不能把信贷收缩到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一贫如洗的地步。

养老金、其他公共投资基金,事实上所有投资者(除了那些将其货币直接转变为实物资本的以外),都是以金融资产也就是贷款、债券或股票的形式持有其储蓄。金融证券的价格往往朝着与利率相反的方向变动。因此,投资者有着矛盾的目标。他们明白,高利率会为新的投资带来丰厚的回报,但利率下跌可以使固定利息证券获得巨额资本收益。

低利率可能是因较低比例的政府借款引起的。因此,投资者往往反对政府支出,尤其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富人就可以少交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反对征税已经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而对借债型政府支出的反对意见就更多,其目的在于阻止通货膨胀消耗掉证券和其他贷款所产生的固定收益。

由此,货币主义者所提出的金融毒瘤就是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膨胀和工资膨胀;资产价格膨胀则被美化为成功的财富创造。他们称,遏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削减构成现代信用体制之基础的政府债务。政府的任何开支都被视为坏事,私人投资者的任何收益则都被视为好事。任何只要是能获取利润的方法都同样地值得去做。税收则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浪费,是对经济理性的扭曲。

这种哲学与19世纪晚期以来经济思想的发展态势背道而驰,后者赞成以社会计划塑造由利润驱动的市场。货币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也与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计划和经济规划思想存在着原则上的对立。

它认为,政府支出扭曲了经济活动,公共企业的收支也是如此,只有无管制的市场(由金融管理者而非民选官员管理的市场)才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种观点并非没有经验主义证据的支撑,政治哲学流派之一就持以下观点:政府应该只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活动,或者说,政府从事的活动应出于社会的,而非谋利的动机。这类活动主要包括大多数公共福利开支、补贴行为和许多公共设施的定价制度。法国和日本政府在引导投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而英国的情况刚好相反。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的英伦哲学,即所有企业都应该是私有的,受到美国学术界和政府官员的有力支持,并成为向全世界灌输的主题。它正演变为一场得到大量资助的政治运动,要求从财政上和金融上严格地限制政府。政府应该解除工业管制,甚至包括近些年已私有化的垄断企业。政府还应该将公共开支出让给私人承包商,应不干预投资资金的国际流动,甚至不阻止国内精英分子的资本外逃行为或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行为。信贷供给应越来越多地采取私人债务,而非政府债务的形式。

自1980年以来,这种货币主义哲学一直在推动全世界公共企业的裁减,支持甩卖公共企业并利用这些收益减税的私有化计划,这主要是为更富有阶级以及房地产和金融部门服务的。撒切尔和里根分别在英国和美国最好地推广了这种哲学,但该哲学有一个至今尚未弄明白的结果:它刺激了私人债务的大幅度增加。公司债务助长了股票市场泡沫,而按揭债务扩大了房地产泡沫。个人债务为消费提供资金,至少在债务利息开始耗尽个人可支配收入之前,情况都会是这样。随着西方的储蓄外溢到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债务不断增长。

但是,货币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却几乎只有政府债务。其目的就是要各国政府停止实施社会计划。政府不能通过征税,而应通过将其公共资产出售给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偿付不断上升的债务。由于财产税的降低,那些部门正赢得不断增加的国债利息收入。

只有在那些总体储蓄率高,并已经拥有巨额储蓄,从而可以在公平的价格水平上拍卖待售资产的国家,公共资产的出售才是可行的。这对英国是适用的,但对欧洲大陆国家远非如此,至于俄罗斯则根本不适用。

因为英国的有形实物投资水平低下,但储蓄率高,所以为普通公众代理的养老金、人寿保险和信托基金需要新的股份和债券来源。如果这些基金能够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投资渠道的话,撒切尔政府发起的私有化计划就是必要的了。由此,他们成为待售的公共资产的主要买家。(总的来说,私有企业所需的实际投资资金几乎完全来自于净利润,所以不需要其他储蓄者分担。)

这样一种私有化政策在缺乏储蓄环境的经济体中很难获得成功。在此种情形中,私有化只有通过将股权分配给广大的民众才有可能实现。不幸的是,俄罗斯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种政策,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所拟方案的怂恿,几年后,丘拜斯先生采纳了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实施认购券计划的建议。

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已使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成为主要受益者,但一些政府也找到了分享资本收益和利润的办法。例如,英国在将其清单上的全部资产私有化后,储蓄的持续增长导致了资产价格的飞涨。这为政府提供了来自资本增值税的新增收入来源。普通民众支付了大部分的税收,因为养老金是免税的。但是,俄罗斯一直无法对资本收益或其他从出售的公共资产价格上涨中分享到的利益进行征税。

为什么俄罗斯会采纳货币主义的反政府哲学?答案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对中央计划经济极度失望,以至于都不愿尝试开辟一条第三条道路,俄罗斯在抛弃官僚主义的后斯大林主义之同时,也丢掉了市场社会主义。随着俄罗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它放弃了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和工人控制的思想,甚至都没有稍作犹豫地考虑建立一种德国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更不用说捷克或匈牙利模式的体制。

俄罗斯所没有认识到的是,西方设计使其接受货币主义并不是为了发展俄罗斯的工业资本,而是瓦解其工业资本;不是为了创造繁荣,而是为了使其更加依赖美国和西欧。在俄罗斯之前,只有那些世界上最贫困、最为负债累累的独裁政府采纳了这些计划。俄罗斯成为西方将这种理论应用于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伟大试验品。

俄罗斯1990年的紧缩计划:美国最后的冷战胜利

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从来没有要帮助俄罗斯变得像美国一样的打算。如果这么做的话,那就等于支持一个潜在的对手。美国的目标与共产主义或民主政治并无多大关系;它是一种地缘政治的考虑,旨在将任何这类对手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小化,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英国、法国或德国,还是日本的混合经济、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或其他中欧国家。

1990年,一种荒谬的经济哲学——货币主义,正拟推动俄罗斯联邦陷入南斯拉夫式的解体。即将摧毁俄罗斯的军事与工业能力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其决策者陷入了货币和信用体制如何运作的错误立论的圈套之中。

1990年12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经合组织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苏联经济》的计划。这是一项根据休斯顿峰会的要求而做的研究。其摘要和建议显示,俄罗斯经济的瓦解并不是因拙劣管理而导致的意外结果,它从开始到发生都是完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的。瓦解中央计划是为了支持货币主义者的谋划。该报告宣称,目前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实例。它不加掩饰地声称,政府计划的效果证明是适得其反的,这么一种断言完全排除了有关如何在旧体制下提高绩效的讨论。不是对这种旧体制进行修补,而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之,并且是越快越好。报告对美国顾问萨默斯所称的休克疗法充满期待,因而主张不要让俄罗斯了解任何有关渐进改革道路的情况,而正是后者可以将经济动荡减到最小程度,并及早地收获经济效率的果实。

这个计划并不打算培育一个有效地管理公司的企业家阶层,相反,它帮助管理者剥夺俄罗斯的资产和将资本外流,与此同时把俄罗斯原材料出口能力所有权转移给美国和其他西方投资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将焦点集中在国际收支平衡上,目的是为了降低居民购买力,从而将更多的产品留待出口。政府要削减其社会计划,对劳动者课以重税,并通过向全球投资者出售公共资产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外汇。目标是使利润和利息以一种更高的汇率转移到国外。

如此一来,阶级斗争成为冷战的天然后继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张管理者不受工人控制和公众管束,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推行俄罗斯的私有化和认购券计划,致使工人和其他小股东在公司管理上毫无发言权。他们对原本也许可以避免管理弊端的政府规则公然提出批评,认为这些规则会干扰自由市场。俄罗斯的工业管理者被容许榨干他们的企业,以西方标准下的低价出售企业,获取资本收益,并将收益转移到国外。

或许没有多少俄罗斯人了解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采纳这些建议所产生的后果。人们只需想想,有多少人理解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逻辑之基础的那个致命前提:其立论是,经济紧缩措施的高利率、政府支出大幅削减和劳动力的普遍贫困化不会给生产力造成负面影响。

休斯顿报告极力敦促,实行市场经济必须与快速、全面的价格自由化相结合,并保证,价格的上升将引起产出的增加从而解决短缺问题。事实上,它倡导恶性通货膨胀,将之作为清空俄罗斯储蓄的一种政策。而通过破坏俄罗斯的生产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导致了物品短缺。价格确实自由化了,但穷困潦倒的居民却没有足够收入购买许多国内商品(当然,由于俄罗斯进入了野蛮资本主义时期,其西方奢侈品交易商店兴旺发达)。

俄罗斯的储蓄,即消费者所掌握的购买力超过了开支这笔钱所能够购买到的商品,被无情地视为一个威胁性问题。针对此而提出的一种应对方案是,让俄罗斯居民使用自己的储蓄购买政府正甩卖的工业股份。但是,报告让阶级斗争再度回归,它警告工人在企业中拥有所有权将与企业改革所希望的目标背道而驰。不要让工人对管理构成制约。它的预设是,俄罗斯最重大的需要就是造就一个被赋予合法权力的资本家阶级,为此,俄罗斯容忍了几乎空前的掠夺企业的腐败行为。该理论继续推断,一旦拥有了所有权,这些被赋予权利的管理者将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管理他们的工厂和其他业务,即便他们还是那些在旧苏联体制下将企业搞垮的人。

使美国人得以成功实现这一阴谋的是,他们认识到,俄罗斯不仅经济上脆弱,而且心理上也意志消沉。俄罗斯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正经历着一种认同危机,一种自我鄙视的精神创伤与羡慕西方的心理结合在一起。美国及其控制的全球性机构潜入了这个精神真空。

一组黑白分明的假设开始两面“夹击”俄罗斯。任何非共产主义的事物就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而且就是资本主义的。货币主义者的咒语是这样说的:私有权天生地合理,政府计划则荒谬无比。俄罗斯人接受了这么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他们的自我怀疑已使他们多么的筋疲力尽。很多人把美国想象成一个高效的资本主义的典范,一个乐意帮助俄罗斯发展和仿效其成功的经济体制的国家,因为和平取代了冷战。基于这种希望,那么以下事情对俄罗斯人来说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他们真的要变得和美国一样富有,他们就应该听从美国外交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提出的建议。

人们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更像是参加一个社交俱乐部,而不是构筑一种现有精英分子受益、工人和领取退休金者受损的经济体制。甚至直到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当时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俄罗斯人还是心怀如此美好的梦想。许多选民都愿意相信叶利钦总统的坚决主张,即该国问题源自它没有足够认真地采纳外国建议。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家培育这个童话故事其实有着一个隐蔽的议程。他们可能也希望塑造公共舆论以支持美国的目标,但除此而外,他们的动机与他们对民主政治的拥护没什么关系。这一货币主义政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并适时地受到美国贷款的资助(委婉的说法是对外援助),其目的在于摧毁俄罗斯的工业,并推动该国经济依赖于进口。资本外逃已使国际收支赤字更加严重,带来了卢布汇率的暴跌。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限制货币供应的做法已因引发失业和缩小产出而使经济陷于通货膨胀。卢布越是贬值,进口商品价格就越是昂贵(以卢布计),国内价格也就相应地越高。俄罗斯已陷入与过去三十年里拉美和非洲所遭受的类似的恶性通货膨胀型经济紧缩。

因此,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而主要的是通过将一种似是而非的金融理论灌输给俄罗斯。

信贷、价格、就业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念经般年复一年地重述着其荒谬绝伦的要求:俄罗斯切不可印发货币支付工人的欠薪,因为这会引发通货膨胀。外国顾问鹦鹉学舌般地复述着这一秘方,并以1720年发生在法国的约翰·劳密西西比泡沫事件(John Law’s Mississippi Bubble)告诫俄罗斯。他们没有说明的是,约翰·劳最初注入的资金带来了就业和经济的景气,因为资金供应的初期效果就像是给生活在炎热土地上的植物浇水一样。

印发更多的卢布支付给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这不会使价格相应地上升。在具有大量的未充分就业时,新的货币和信贷更有可能增加产出,而不是提高价格。新发放的信贷往往被用于物品的购买上,其中大多数是国内生产的基本必需品。

经济极度缺乏信贷的政策证明是最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的。当高利率增加了生产成本,使经济越发依赖外国人时,情形就变得更糟。随着贸易赤字加深,货币就会贬值,进口商品就变得更贵,从而也就抬高了当地价格。就创造更多的货币来说,其目的主要是为货币贬值所引起的更高价格水平的交易活动融资。

这种经历已在世界各地一次次地重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想必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紧缩计划的后果,既然如此,我们必须问一问,为什么这些计划还在继续实行。

答案就是,既得利益者组成的共同阵线支持这些计划。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觉得货币贬值对他们非常有利,因为它降低了当地劳动力的国际价格。全球公司对此同样感兴趣,因为它使债务国保持了硬通货意义上的低工资成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用的逻辑来自于货币和价格的数量理论。该理论通常被简化如下: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M),价格(P)将会上升,因为在货币流通速度(V)既定的情况下,就有更多的货币用来交换同等数量的商品和服务(T,代表某经济体的交易数量或国民收入)。初学经济学的学生几乎都是不容置疑地被教以如下公式:MV=PT。

如果说这个公式乍看之下合乎逻辑,那是因为它是一种同义反复,根据定义而正确。平衡项“V”是人为的,而不论M、P和T是多少。当前的国民收入通常计算为T,而不包括资本收益,因为资产被排除在该公式之外!然后,该公式取决于物价指数了,而物价指数是基于有选择的购物篮内的商品和服务,但不包括房地产、债券或股票等资产。

货币供应量的大小取决于其狭义的界定程度。最狭义的计算方法只包括流通中的纸币,加上银行的活期存款。随着信贷供应量的计算扩大到包括定期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和流动债券,货币供应量的界定也逐步扩展为M1、M2、M3等,最广义的界定则包括整个经济体中可为银行信贷或相关支付手段提供担保的全部资产。实际上,整个经济体的全部债务量都应该被计算在内。

不幸的是,货币主义者往往视而不见货币的这种信贷特征。同样视而不见的还有资本资产——证券、房地产和其他财产。这些都不被MV=PT公式所承认。考虑到现代经济中大多数信贷涉及证券和所有权的买卖,而非商品和服务,这种视而不见就尤为明显。在美国,纽约票据交换所(New York Clearing House)每一营业日经手的股票、证券和银行贷款的交易总量相当于美国全年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

货币的界定越狭义,其流通速度似乎就越快,以使总数达到与PT相等。由于居民、合伙人和公司进行的交易越来越多,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少,货币流通速度似乎在加快。当然,较多地使用信贷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公司可以通过推迟付账而省钱。实际上,它们的付款方式包括向其供货方打借条。当银行接受这些借条并将钱款打入其持有者的账户而使之货币化时,这些借条便成为了信用票据。(否则,供货方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将这些未清偿债单记为“应收账款”或“欠款”。)但是,当俄罗斯的这些未清偿债单高企时,这个国家被称为以物易物经济体。

在这种背景下,以物易物这个术语是指所有不以现金结算的交易。这样一来,货币主义者要区分信贷经济与以物易物经济就变得非常困难,他们只好简单化地将私人信贷排除在其理论之外。事实上,货币数量理论没有认识到社会金融机构,而这正是俄罗斯当前应该研究的,以决定如何最好地构建其金融体制。(126)

货币数量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的经济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休谟论述的考察表明,目前版本的货币数量理论只是对他所写内容的一种曲解。理解休谟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认清激发他写作的关切之所在:他反对英国的重金主义及其如下信念:一个接受货币流入而使他国损失黄金的国家可以稳步地变得更富有。正是这种信念构成了许多重商主义政策的基础,该政策的目的在于吸收尽可能多的金银到英国。

休谟认为,这样的货币财富集中不可能发生。因此,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政策最终只会弄巧成拙。任何金银的大量流入都会迫使国内价格上升,使该国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任何对最初平衡的破坏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修复。

事实当然是,英国确实越来越富有了,就像如今的美国正日益富裕而俄罗斯则日趋贫困一样,因为俄罗斯被剥夺了支付手段。由于缺少信贷上层建筑,俄罗斯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国家则必须支付高利率。与此同时,美国正基于世界各地储蓄产生的低利率,不断地强化其经济优势。

所以,我们回到以下原则:只要仍有闲置的劳动力,并且只需增加信贷就可使其投入工作,则增加货币供应往往能提高产出。只有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发行新货币才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18世纪50年代,休谟的朋友约瑟夫·杜克尔(Josiah Tucker)就已经提出这一观点。他还警告,货币匮乏国家的居民将会带着其储蓄和技能移居到更富裕的国家。(127)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指出,当货币供给越来越充分,利率往往会下降,从而支撑起更大的信贷上层建筑,并降低生产成本,使富国能出口更多的商品。利率越低,贸易顺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这与当前货币主义者提倡的高利率政策正好相反。

休谟最终不得不承认杜克尔和其他同时代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承认,只有当一个国家实现充分就业时,货币数量理论才适用。但现代货币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些告诫。

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是,各国输入黄金可以强化其领先优势,因为国际生产力、收益和支出将会两极分化,而不是趋同。英国可以保持贸易顺差,吸收全世界的黄金,而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压力,只要这些黄金能被有效地用来雇佣劳动力,从而创造更多的产出。事实上,充足的货币供应是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前提条件之一,正是后者推动英国很快地成为因蒸汽机在采矿业、纺织业、运输业和其他部门的应用而引发的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因此,俄罗斯今天所经历的不是一种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人描述过,后来被称为大不列颠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至于货币主义,它是一种仅供外国消费的理论。美国一直以来都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或信贷收缩。

俄罗斯混淆了国内货币需求与外汇储备

除了苛求一种消极的政府政策之外,货币主义狭隘的硬通货信贷观有力地阻止了各国创建推动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所需的金融结构。结果就是普遍的通货紧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糟糕的建议给俄罗斯带来了尤为破坏性的后果。在1998年金融危机逼近时,俄罗斯就是否偿付公共雇员的工资展开大辩论。许多工人已有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领到工资。据估计,全国范围内政府未支付的工资总计近20亿美元。

俄罗斯向外国债权人,却不向本国公民偿还债务。问题似乎就是俄罗斯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印发货币支付工人的工资。当然,它实际上并非一定要印发硬通货。它完全可以给工人开银行账户。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任一种选择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它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是,货币供给要有同等数量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的支持,俄罗斯可以通过出售其公共自然资源企业或以超高利率向西方放款者借贷积聚外汇储备。

例如,1998年12月,俄罗斯将其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2﹒5%的股权以6﹒6亿美元出售给德国鲁尔天然气公司,俄政府称,这会有助于填补预算缺口,从而使俄罗斯免予又一轮通货膨胀性的货币印发。但是,根据外汇储备印发货币与为了满足国内需求(比如支付工资)而印发货币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这两种情况都创造了新的信贷,增强了消费能力。但通过考察,相比于独立地创造国内信贷,俄罗斯根据从全球放贷者和购买俄自然资源公司者处得到的外汇储备发行货币,看来更易于引发通货膨胀。首先,大多数为偿付工资而创造的国内货币将在国内花费,从而会扩大国内需求。通过刺激生产,这有可能使俄罗斯逐步地走向以国内产出替代进口。

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央银行的贷款几乎立竿见影地推动了资本外逃。其贷款提供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以之参与货币交易,通过做空政府(bett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在本文中的具体含义即赌定卢布下跌——编译者注)而赢得一种零和游戏。同样,在货币主义政策之下,消费能力的增长来自于资本市场信贷(通常是外国信贷)的注入。其首要效应是将抬高证券和股票的价格,而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借外币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支付利息——当然,是支付外汇形式的利息。从而,硬通货哲学导致俄罗斯向世界投资银行家支付巨额的利息,以获取印发货币的特权,而俄罗斯完全可以自行印发货币。

迄今为止,外国贷款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外流。正如上述,俄罗斯银行和大投资商接到贷款后,就将他们的卢布转移到塞浦路斯、马耳他、瑞士、英属不列颠小岛、加勒比海和北美洲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免税港。与之相比,创造国内货币只有少量的资本外流现象。

我们必须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用纸币支付工资的结果将会怎样。其中将有多少花费在俄罗斯产品上?又会有多少花费在进口商品上,或秘密地兑换成美元藏到安全的地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认定:俄罗斯的工薪阶层非常富有,以至于能够储蓄其全部收入,甚至可能储存为美元。但是,他们难道不是更有可能将之用于购买食品、家具及以耐用品的形式储存吗?考虑到他们的贫困和受剥夺程度,很可能只有相对少量的货币会以外币的形式储存。当然,一些储蓄将是美元形式。毕竟,除了那些将其卢布兑换为美元的人之外,俄罗斯人仍沉浸在1992—1994年亲眼目睹其储蓄被一扫而空的悲痛之中。但这种储蓄量将比较少,如此一来,工资主要用于俄罗斯制造的消费品,从而建立起一种凯恩斯模式的收入和支出循环,重新恢复国内的制造业和就业。

俄罗斯经济崩溃持续的时间越长,俄罗斯人就越感到有必要储蓄。而俄罗斯坚持经济美元化的时间越长,这种储蓄就越有可能采取外币的形式。因此,俄罗斯需要鼓励更多地使用国内货币和国内银行存款。除非做到这点,否则,俄罗斯对外国贷款和美元储备的依赖将使它继续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讽刺性的是,当俄罗斯被告知,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将有助于其建成美国式经济时,美国共和党议员却公然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紧缩计划。俄罗斯看来是唯一自愿采纳,而不是在金融困境下被动接受这一计划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冷战将其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俄罗斯几乎没有债务问题。

维持卢布稳定如何补贴了资本外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防止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稳定卢布的汇率。维持进口商品价格的稳定,限制了俄罗斯生产者提高物价的能力。然而,以借进外国货币稳定卢布的做法带来了巨额的外债。

支持卢布政策补贴了资本外逃,与没有该政策的情形相比,它使国内外投资者能够以其卢布换取更多的美元。俄罗斯中央银行动用外汇储备购进卢布,通常的方式是与主要大寡头创建的银行谈判达成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s,远期合约是在交易双方中,规定一方必须卖出,一方必须买进资产的交易。——编译者注)。在这些合约中,中央银行同意在未来的一个指定日期,以与当前接近的汇率交付美元。

由于卢布贬值,商业银行一再地从这些合约中获利,通过做空政府而扩大财富。多年来,签订合约,以一种低得不切实际的美元汇率将卢布兑换为美元,这对商业银行来说,是有盈无亏的买卖。新成立的银行通过以高杠杆的货币合约做空政府,一次次地使其财产翻番,尤其是在1992—199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商业银行签订这些合约无须任何成本,而卢布对美元汇率的每一次下降都会带来收益。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通过提供贷款为有形工业投资融资,完成了其资本积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收益被移交给这些银行以做空政府,从而为资本外逃提供资金。这些银行赚取得越多,它们将之转换为外币,存入自己的账户及由其控股公司掌握的也就越多。它们不是成为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是成为问题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公共企业私有化的销售所得也没有投入新生产设施的有形投资。这些公司的大部分收益都被管理者攫取并转移到国外。甚至那些用来支付工资的钱也被转移到俄罗斯的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主要是进行货币投机和购买国债——而政府完全可以自行创造信贷。通过创造自己的货币,俄罗斯政府可以让国家预算摆脱过高的利息负担。但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涉及高利率问题,高利率将资源转移离开了直接投资、支付工人薪水和偿还供货商债务。

叶利钦—丘拜斯政权下的俄罗斯金融政策的问题是,它以一种纯金融手段捍卫货币,而不是通过采取适当的方式使俄罗斯经济自立。仅仅以金融方式解决结构性生产问题的困难在于:任何借款都不会被投入新增有形投资。事实上,高利率将货币从生产领域引向金融领域。从而,金融稳定的短期性原则与那些需要调整生产手段的原则是相对立的。实际上,找不到清偿外债的合适办法只会导致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还存在借进外国货币的另一种方式:俄罗斯可以对出口燃料和矿产的公司征收租金税。由于这些公司正被卖给外国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种选择,并推动俄罗斯以借款作为向其收益课税的替代选择。其意图是确保这些收益汇往国外。

俄罗斯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哲学,即国内信贷需要以硬通货储备为后盾。而具有讽刺性的是,美国却在1971年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俄罗斯正被告知,借进以美国财政部国库券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要求俄罗斯向美国财政部提供贷款。中央银行几乎没有从投资这些有价证券中获得任何利润,而俄罗斯必须支付接近50%或者甚至100%的年利率。

高利率将储蓄转移离开了新增直接投资。事实上,其既定目标是给俄罗斯经济降温。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当英国经济膨胀时,更高的进口需求就会削弱英镑。英格兰银行一直推行经济收放政策(stop‐gopoli‐cy),提高利率以吸引足够的外国短期贷款,从而阻止汇率的下降。这很快抑制了商业扩张。

由于存在大量闲置资源,俄罗斯经济几乎不需要降温。高利率增加了国内外的债务负担,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又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简言之,高利率破坏了工业投资和就业的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过程,却促成了非生产性的货币—货币的食利过程。

因此,货币主义的银行政策与工业信贷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毕竟,当商人可以通过金融操纵和货币投机获得更高的回报率时,他们为什么应该投资雇佣更多的劳工在工厂干事?

创建工业导向的金融体制的必要性

俄罗斯要最有效地利用其劳动力和资本,其实并不需要大量的外国货币。这个国家拥有熟练工、技术、廉价的燃料和原材料,甚至还有低利率的选择权。要将这些优势转化为经济实力,它所需做的就是更好地把握可供选择的金融动力和财政变量的范围有多大。简言之,俄罗斯需要找到另一种理论,以之替代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主义信奉者所推行的理论。

第一要务是采取一些西方迄今一直没有实施的做法。俄罗斯不仅需要为储蓄者提供一种储蓄载体(vehicle,就是储蓄机构——编译者注),还需要提供其储蓄和支票存款循环投入新增有形投资的途径。这种储蓄载体将被授权为新的建设融资,即根据新建筑物的价值,而不是根据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所带来的那部分财产收入,发放贷款。(在西方,土地的租金约等于全部租金收入或其使用者以之赢利的40%到60%)俄罗斯要建立合适的银行系统,其发放的不动产信贷应不超过西方发放的一半。

银行不能根据土地、自然资源和无线电频率的租金收入发放贷款,这一点很重要。若以这种租金为支付贷款利息作担保,政府则无法征收这种租金,并将之作为自然的财政基础。政府的征税对象将唯有劳动力和资本,而那些租金收取者(包括俄罗斯原材料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则可以自由地以其收入为担保,向债权人借款购买这些公司。因此,不能征收租金税将使俄罗斯陷入沉重的非生产性债务负担。

要是俄罗斯将土地私有化,而不是靠租赁以获取租金的话,则生计无着的消费者将受到诱惑,以其住宅作为抵押获取贷款。那些不能按时履行义务的人将面临没收房屋以清偿债务的危险,这与俄罗斯将其石油、天然气和公共设施的特权转让给国内外债权人极为相似。以土地和其他自然财富所产生的租金收入作为有息贷款的抵押,将导致国际收支外流,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收支转移问题。俄罗斯人以国内卢布支付按揭利息,但银行将把这种贷款所得兑换成外汇,转交给那些已购买其控制权的投资者。按揭贷款的利息转化为红利,将使卢布面临持续下跌的压力。

如果俄罗斯能够摆脱这种窘境,那它就可以盘活其众多的潜在优势。一直以来,这些优势大多数都被忽视了。事实上,如今看来具有讽刺性的是,由于担心竞争对手俄罗斯可能生产出比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价格更低廉的出口产品,美国国务院在1945年阻止俄罗斯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美国外交官担心,社会主义制度在塑造其特殊类型的市场,避免食利者费用方面具有某些内在优势。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无须支付利息。因此,其资本是以零利息计入价格。(在西方,利息费经常是资本商品和建筑物成本的两倍。)计划经济还往往不对土地或自然资源收取任何租金。这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租金价值在定价时视同免费。社会主义经济甚至不必承担一般的税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其国有企业实现了自给自立。(128)

当然,俄罗斯需要承担官僚的经常性开支,很快地又加上了冷战的军费开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斯大林主义,浪费可能会少些,但不管怎样,市场制约和管制平衡体制一直没有到位。

自反政府货币主义的里根时代以来,美国一直在破坏其对财富的制衡。自由意志主义者正在抨击政府计划,然而在当今世界,各经济体都是计划经济。大多数商业计划都是金融管理者为榨取经济租金而制定的,也就是为不劳而获而制定的。这种不劳而获可以来自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也可以来自垄断权(包括公共设施和广播业的垄断权)。

从而,一个突出的大问题是谁来做计划:是民选的代表,还是非民选的金融管理者?

俄罗斯导向的财政体制将如何促成有利于增长的银行体制

税务制度在决定谁将得到什么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俄罗斯推进私有化,从而使国家两手空空。大多数收入都在寡头的掌控之下,并经他们之手转交给其公司的外国买主。俄罗斯劳动力被征税,由此而使尽可能多的非工资收入免予纳税,特别是土地、矿产资源和迄今为止的公共设施的私有化收入。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国内市场高度萎缩,矿产加工业的国内需求极其有限。俄罗斯不得不出口燃料和原材料以获取外汇,支付其日益上升的国际债务及利息。

幸运的是,俄罗斯还有其他发展道路。创建财政体制的办法有两种。从历史上说,第一种办法就是向富人征税。毕竟,在低收入的经济体中,只有富人,除了基本需求之外还尚有盈余。从远古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到中世纪的欧洲和拜占庭帝国,财产税首先落在了最有形和最有声望的财产形式——土地之上。土地税也为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又称威廉一世,他1066年于伦敦西敏寺加冕为英国国王,开始诺曼人的统治——编译者注)占领英国提供了经费,就像它为法国和其他欧洲政权融资一样。

然而,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反向动力。债权人贷钱生息。他们要求债务人承诺以其土地和农作物产量或其他租金收入作抵押——这些正是被典型地指定为税种的收入。土地收益被转化为利息,支付给债权人,最终,债权人经常拥有大量的土地。历史性地看,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我们现时代的形成,土地就是这样私有化的。

历史上,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理由,债权人乐意以不动产作为其贷款的抵押。即使在当今的工业化国家,不动产也是有形资产的最大组成部分(约占40%)。经过改进的房地产资本(房屋、办公大楼和工业产房)是第二大组成部分(占30%)。到一定时候,房地产就变成“和盘托出”——也就是说,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以下程度,利息和分期付款费用吸收了房地产的全部租金收入。很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这种情况。其房地产部门经常根本没有任何税后利润,因为除了当地不动产税和建筑物贬值之外,所有的现金收入都被用来支付按揭利息。

俄罗斯不需要这样一种银行将储蓄一再投入国内按揭市场的金融体制。需要这些储蓄的是俄罗斯工业。俄罗斯政府的职责是合理地收取土地租金,并以此作为其财政基础。

这种财政政策将有两大好处。一是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免税,它有助于将工业成本减到最少。尽管税收阻止了对资本和劳动力就业的投资,它们并不妨碍土地和原材料的生产,因为后者的使用权是自然界提供的。

二是阻止银行体制以按揭贷款为基础,地租将引导银行去发现另一条吸引该经济体储蓄的出路。这些储蓄可以贷给工业和其他资本使用者(包括新的建设)。将储蓄循环投入按揭贷款市场的西方模式,只会有助于抬高不动产和其他现存资产的价格。

若不将租金收入与银行脱钩,西方就不可能征收土地税,而租金收入支撑着西方经济的储蓄。但是,俄罗斯能够避免这种不正常的金融重组。事实上,俄罗斯若是重蹈近些年日本和东亚深受其害的房地产泡沫之覆辙,那么将是一个灾难。经历这种泡沫之后,银行系统和货币趋向于崩溃,因为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下跌间接地淘空了银行系统的资产,而大量的资本外逃又恶化了这一现象。随后,这些经济体对外国人负债累累,不得不放弃它们的国有资产和企业所有权。

认清西方如何陷入这种功能紊乱的金融泡沫,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这样俄罗斯才能知道预先避免什么。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FIRE)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将储蓄引向房地产和股票信贷市场以抬高资本价格。他们能够施加如此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力资助与其臭味相投的政客。其中的教训是,俄罗斯必须谨慎地对待授予上述经济权力给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因为这将使它们能够扭曲市场结构,为其特殊利益服务。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还带头为美国商学院融资,并设立思想库作为免税的公共关系游说团,以之宣传其理论,描绘其活动是创造财富的,而非扭曲经济长期前景的。这种货币主义哲学是不容异己的,这恰恰是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非理性特征。为了显得有说服力,它必须表现为包括整个经济学专业的统一战线。为了取得这种一致性,经济学课程一直大幅度地削减,以至于几乎将一切重要的内容都排除在外。

这种债务导向的哲学已经赢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行政管理者的支持,他们形成统一战线,建议俄罗斯接受西方造成的现实。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俄罗斯需要另一支理论团队。它可以吸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合适地提出迄今为止采纳的人们认为最可欲的市场制衡。

这个国家仍然有机会去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它不是从中央计划的极端摇摆到最野蛮的全盘自由放任的原始积累,而是建立一种国家与私有部门相互制衡塑造市场关系的混合经济。

在当前条件下,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租金税是俄罗斯政府可以征收的唯一税种。政府征收租金有巨大的优势,它能够以外币的形式征收,这至少适合于石油、天然气以及镍、铂等其他矿产的生产。该税种将使工业免予纳税。

西方经济体已经允许金融部门征收地租,并以之作为向该经济体的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基础。这些利息又循环地回流为新的贷款,由于不断地抬高土地价格、垄断价格以及股市价格,从而制造出经济泡沫。

这样的储蓄循环模式很少会提高经济生产率,但它能使金融部门的一小部分人变得非常富有。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就是这样富起来的,他们不是通过工业规划提高经济生产率,而是通过金融操纵富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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