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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俄罗斯国内寡头与美国垄断资本——迈克尔·赫德森访谈

普京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将走何种道路?他会继续支持使他继任了叶利钦总统职位的寡头吗?寡头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行的私有化摧毁了俄罗斯的工业,破坏了生活水平、公共服务、科学技术,导致人口减少。这些情况会促使普京改变方向,强制推行他所称的“新社会契约”吗?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又是什么呢?

2003年底的大选中,右翼力量联盟及其姐妹党亚博卢未能跨越5%的门槛,在杜马没有获得席位。为这两个党派提供资金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的首富(财富达到80亿美元)、梅纳杰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前首脑——于2003年10月25口被逮捕,罪名是逃税和欺诈。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逮捕最终导致了克里姆林宫的亚历山大·沃洛申(原俄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利钦的亲信。——编译者注)的辞职,这也标志着叶利钦的“家族”势力对普京的抗议。

现在的问题是:寡头们在脱离俄罗斯后是否会把对俄罗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廉价卖给西方?俄罗斯政府是否会通过重新夺取被寡头们占有的资源和财富来从私有化灾难中解救自己?西方媒体常常报道俄罗斯准备重新实行国有化,而俄罗斯自己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提出了对石油、天然气、土地和矿山征收租金税的策略。

赫德森博士曾数次访问俄罗斯,接触了俄罗斯各界人士。带着上面的问题谢弗尔采访了赫德森。

谢弗尔:您怎样看待人们对普京的各种矛盾评价?

赫德森:普京的做法其实和当年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所作所为很相似。罗斯福因为在他的政府中任用观点迥异的人而出名。普京一方面不得不任用自由主义的“改革者”,即那些受到寡头支持的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另一方面他也任用另一帮顾问,例如谢尔盖·格拉济耶夫,他早在1990年之前就倡导市场改革,但反对叶利钦1993年的政变以及随后的“休克疗法”,主张对劳动和资本投资之外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开征租金税,让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垄断者为政府提供资金。但这些财富正是叶利钦的强盗统治集团首先要攫取的。所以为实行这个理智政策的战斗现在已经进行10年了。以格拉济耶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希望鼓励工业投资,而不是卖掉已有的财富和产权。工业复兴和就业要求税源从工业和劳动转移到原材料出口上,而寡头则非常热衷于攫取原材料出口公司,因为这种收益是一种自然的收入,如果按照西方的说法,就是食利者收入。

谢弗尔:西方很关心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

赫德森:2003年12月23日普京在俄罗斯商会发表演讲,他向与会者保证说,他不打算颠覆私有化,但他提醒他们,每一个人在20世纪90年代都有机会遵纪守法。由于在叶利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下,几乎所有的私有化都发生了欺诈,因此运用法律就意味着至少要颠覆那些最无耻的私有化,或者对其课以巨额罚款。言下之意是,无论哪个寡头,如果越出界限,就可能遭遇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命运。

谢弗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这是不是对寡头攫取的财富进行去私有化或者重新国有化的第一步?

赫德森: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欺诈行为极其露骨无耻,让人奇怪的是,西方媒体在这一方面的报道很是漫不经心。布什政府的官员乃至标准的自由主义媒体在批评俄罗斯政府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时所表现出的恼怒,实际上反映了外部势力支持强盗统治集团的程度,他们认为这些人最终会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出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来兑现他们所攫取的财富。美国现在担心对俄罗斯的金融接管可能被打断。

当然,问题不在于攻击霍多尔科夫斯基。很清楚,霍多尔科夫斯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今天攻击他的那些人的指挥和监督下做出来的。所以,没有理由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垮台推测出对“寡头”或者“私有化”的巨大敌意。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知道所有的钱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人知道谁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侵吞钱财计划的受益者。如果这个人决定涉足政坛,那他就是危险人物。

谢弗尔:这就是说,人们对改革进程很失望。

赫德森: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者许诺,财产转移到私人手里会产生利润,这些利润会投资到新的生产资料里。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对于规划和组织工厂以便生产更多的商品来说,攫取能够产生收益的资源——开矿权和土地——要容易得多。所以俄罗斯消费者不得不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石油出口就为这种日益增长的进口依赖提供外汇。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民众的压力迫使普京向寡头开刀。但是普京努力不选择下面的极端措施:向私有化的攫取者颁发大赦令,或者收复那些原先被贱卖的财产。这两种政策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赦免叶利钦的“家族”和其他私有化受益者,注定会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最严重的国家。但是颠覆私有化则意味着同支持“改革者”的美国的斗争。

谢弗尔:为什么在购买了尤科斯公司7年后才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

赫德森:霍多尔科夫斯基违反了普京一再坚持的规则:寡头不得参与政治。可是寡头们准备收买杜马,运用他们的权力摧毁总统也就是普京本人的权力。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新自由主义的战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利用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政权促进内部交易,给予盗窃公共资源的行为以合法的外衣。多数巨额财富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取得的。第二阶段则是,一旦奖品分发完毕,就关闭大门,不许其他人这么做。寡头们发起一场战役,力图减少乃至消灭国家抗衡他们的权力。为数很少的寡头如今成为社会的新的中央集权化的计划者,他们取代了国家。俄罗斯目前就处在这个阶段,寡头们正企图动员民众的支持来反对政府,而普京则要动员民众来反对寡头。为了实现其计划,寡头们购买了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建立思想库,资助政客,在各个政府管理委员会安插他们的代理人。

谢弗尔:所以寡头不仅仅是富有的个人。他们的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把他们的个人利益转化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这意味着普京提出的政治上靠边站的原则——寡头们尽可以胡作非为,只要他们不涉足政治——本质上是不稳固的。

赫德森:是的。成为寡头中的一员不仅意味着变得富有,而且意味着在控制整个社会体系的过程中扮演某个角色,这种控制不仅直接通过财富实行,而且通过媒体,通过政府实行。正如前总理普里马科夫所说:“一个寡头不仅是个大商人。他是一个通过阴谋诡计装满口袋的人,这些阴谋诡计包括逃税、拼命挤进政坛、收买官僚和议员。”所有这些事情霍多尔科夫斯基都做了。据说他还准备竞选2008年的总统职位。他1997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俄罗斯,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就是政治,永远都是这样。”普京需要提出一套可与叶利钦1993年政变后在俄罗斯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有力政策。我认为他现在认识到,华盛顿支持的毁灭俄罗斯工业、供养寡头阶级的做法是冷战的最后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普京的目标是如何把俄罗斯重建为世界强国。

谢弗尔:您刚才说私有化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最后阶段,能不能详细谈谈这一点。

赫德森:俄罗斯直到20世纪90年代尚能保持与美国的核均势,但在随后的10年里,在采纳了美国的如何重建经济的建议之后,遭受了灾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顾问这些看起来像是新朋友的人推荐的休克疗法、贱卖国有财产等,被证明比以往任何敌人的进攻更具毁灭性。

当90年代末尘埃落定的时候,俄罗斯同美国竞争的潜力被摧毁殆尽。对工业和农业基础的私有化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集体农庄的机器在地里生锈,制造业工厂成了废墟。俄罗斯工业曾经以军事生产为中心,但现在军事工业似乎也没有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于用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而不是它的劳动和工业产品来支付粮食和消费品的进口。

同时,税收制度给诚实的工业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却有利于狡诈的出口商,这些出口商通过购买大量自然资源、铝业公司和其他重要部门而一夜暴富。

人口在缩减,而且俄罗斯大多数工程师、大学教授和其他具有技术的专业人土都接近退休年龄。大量新毕业的大学生都移民国外,据说该国工程师的平均年龄是58岁,而该国由于酗酒、艾滋病和自杀上升等原因,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下降到只有62岁。

多数舆论调查发现,人们开始相信,在这种与中央集权化的政府计划相对立的私有化哲学的指导下,俄罗斯最终却遭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灾难性的毁灭计划。俄罗斯遭受的是“七个银行家”及其同伙——从旧苏联官僚手里接管权力的强盗统治集团阶级——设计的毁灭计划。他们的计划的第二阶段就是把他们攫取的资产卖给美国人和其他外国投资者,让俄罗斯的资源流入非俄罗斯人的手里。

当2003年下半年普京政府终于开始处理最具欺诈性的私有化事件,对最大的逃税者和侵吞财产者开刀的时候,美国人帮助俄罗斯建立诚实公正的市场经济的伪善面目便原形毕露了。当时美国的反应是不断绝望地抱怨说,“私人企业”受到了复兴的国家主义的威胁。他们说这话时就好像阿纳托利·丘拜斯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是英雄的企业家,而不是内部交易者和盗窃统治集团成员。

毫不奇怪,俄罗斯舆论现在转向反对美国和反对寡头。无论是后苏联的精英还是新的美国投资者,他们对按照“美国”教科书的模型建立一个市场,使工人得到足够的工资从而能够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这一点毫无兴趣。相反,俄罗斯要保持贫困化,以便有更多的原材料可以出口。俄罗斯和美国的投资者寻求的是对财产的回报,而不是对劳动和实物资本的回报。对财产回报最快的是金融和原材料部门。俄罗斯要依靠出口矿物和燃料生存,要依靠把更多的公司股份出卖给美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生存。

谢弗尔:那么普京会怎么做呢?

赫德森:他最主要的工作是重建俄罗斯的制造业。这包括对制造业进行补贴,提供技术教育,使俄罗斯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恢复到1990年以前的水平。国家要采取鼓励措施,遏制俄罗斯的人才流向西方的趋势。

重新工业化的战略看来还包括通过征收租金税把征税对象从制造业和技术转移到土地和自然资源上。这些目标将阻碍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把这些自救政策斥为“妨害自由市场”。人们现在认识到,没有必要采取对石油和天然气、矿藏和土地实行(重新)国有化这样的激进步骤。收益本身可以征税,这是基于“自然资源”的收益/地租(基本上是李嘉图学派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利润的专门税种。只要这种税在整个经济中被公平地征收,那么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它就是合法的。但是这种背景并没有反映在西方的报道里。它们不仅不把寡头称作盗贼,而且把亲寡头的党派描述为“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只有把偷盗理解为自由企业的极端表达,才能理解西方的报道。

尽管寡头们把这种做法斥为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者“褐红”联盟,可是实际上这一经济理论在19世纪初就被提出,它对减少“纯粹”自由的企业的负担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政策也得到美国一群知名经济学家的赞同。他们在1990年11月7日给戈尔巴乔夫总统写的信中说:“把租金税作为政府财政收人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有另外的想法,它们阻挠这个基本方针的实施,结果出现了悲剧性的结局。90年代,我和台特曼教授——这封信的发起人——四次访问俄罗斯。我们接触了各级政府和科学院中致力于倡导租金税思想的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士。但结果我们发现主要问题在于,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掌握权力的人物都想从俄罗斯国家身上致富。叶利钦的支持者完全只为他们自己着想。他们最向往的致富方法就是控制土地和其他可产生地租和垄断租金的资源。他们这些人最不愿意实行对抗不劳而获的政策。

有关人士向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提出,俄罗斯应该出租它的资源,而不是在俄罗斯人的积蓄被因实行“休克疗法”而出现的极度通货膨胀扫荡一空的情况下卖光它们。但是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说得很清楚,它们的目标就是把俄罗斯的公共企业完全转移到个人手里。这些个人随后就开始把他们掌握的东西卖给美国和其他西方买主。这创造了繁荣的金融市场,但是却大大损害了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俄罗斯可能第一个建立“混合经济”。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共土地和公共资源被保留下来,以福利价格给公民使用,而不是被外国的所有者占有并将之转变成暴利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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