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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世界经济的金融化

2007年1月5日、26日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美国著名金融理论家迈克尔·赫德森题为《关于私有化的另类视角》《私有化的神话与现实》两篇文章,认为近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形成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20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导致金融化),这些资本推动了苏东剧变并收购了大量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行业以及地产(所有这些行业都具有垄断性)——这就是全球化和私有化,然后利用这些行业的垄断性获得大量租金,这些租金主要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组成的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并使这些部门的垄断资本获得大量收益,但是却使这些国家经济被绑架,使这些国家沦为租金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经济(因为利润的主要来源是租金,而不是工业资本的剩余价值)统治之下。文章内容如下。

财富的可继承性产生了既得利益以及靠租金和利息生活的贵族。这些租金和利息使经济体支付工资和积累有形资产的能力陷入巨大困难。为描述这种现象,经典经济学家们发明了经济租金这个概念——超出必要生产成本之外的额外支出。他们建议通过对食利者的收入征税和对垄断行业甚至是土地实行国有化来终止免费午餐。政府要把这个税收收入用于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并把生产性企业从税收中解放出来。

到20世纪中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现代工业的技术要求需要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调节市场、向食利者的收入征收累进税、用财政政策推动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防止经济金字塔底层人民的贫困。既得利益阶层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发展出反对高税收和较多政府调控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尤其是金融部门开始认识到银行贷款的主要市场是能够产生租金的资产——如按揭贷款抵押的土地和建筑、公共设施、煤矿、石油和天然气。几乎所有经济体的最大资本开支都是政府开支,特别是在自然垄断行业的支出,这些行业包括交通——从19世纪的运河和港口到铁路、公路和航空,以及电力、水和煤气的输送、通信系统以及广播电视传播频谱,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

近些年来这些资产转为私人所有是自500年前欧洲占领美洲新大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转移。这一结果丰富了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集中在被美国国民所得账户称为FIRE(FIRE是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和不动产[Real Estate]的首字母缩写)的部门中。现在人们可能会把被私有化的垄断行业以及其他公用企业归入这个部门。

原苏东国家不小心成为一个试验的一部分。这个试验在它们的经济基因里注入了转化因素,使它们在成熟过程中将会瘫痪。

私有化的长期发展动力

私有化的历史是由三种主要的发展动力塑造的:首先是通过军事征服控制被打败者的土地和公共领域。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他们的公共部门被获胜的征服者私有化,并被分成数份,分给其战友。

第二种发展动力是政治内部交易。美国几笔最大的财富是在从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土地舞弊到19世纪批地修铁路期间的混乱中创造的。自1980年以来,英国的企业在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统治下实行了私有化。苏联的官僚和“红色局长”也把最有利可图的公共资产所有权私有化。政治精英之间的内部交易是迄今为止公共资源所有权私有化的主要途径。

第三种发展动力是金融力量。一直以来,金融力量是掠夺本来不可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的最省力的方法。取消抵押人赎回抵押品的权利是在土地不能卖给外地人——但可以没收给债权人——的时代攫取债务人土地的一种古老的方式。此后,债务就成为财富私有化的主要手段。哈布斯堡王朝把煤矿抵押给债权人,接着就失去了这些煤矿。当前被迫出售公用企业以偿还外国债务的负债累累的第三世界政府与此很相似。

这三种发展动力通常是同时存在的:军事占领、政治内部交易、金融力量趁机攫取负债人口或被债务压垮的国家组织的财产所有权。而重息债务已成为把公共土地私有化的最主要的非军事手段。1980年以后的欧洲、第三世界和后苏联国家公有企业的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是金融手段和内部交易两者的结合。

这是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自欧洲殖民征服以来最大的财产攫取活动。企业、垄断权、长期控制在公共领域的土地和矿产资源都已被侵吞。

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所有长期以来它就一直控制在国家手里以减少“寻租”——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寻租。经典的经济思想认为租金不是对服务的支付,而是由法律要求给金融财产的所有权支付的一种费用,其价值是由社会而非财产所有者创造的。对租金征税不会减少土地供给、垄断权或来自于生租资产的服务。但是征税的反对者们——特别是那些发放贷款(其利息来自租金收入)的银行家们——为了宣称这种免费午餐根本不存在,他们尽量绕过经典的租金理论。私有化和租金实际上都是在获得免费午餐。

后苏联盗贼统治下的私有化

自1980年撒切尔—里根时代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就是把国有土地和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工业这些资产转移给内部人员或任其被“红色局长”(先前的管理者们)合理化并合法化。从前关于这种转让会带来效率或者说符合社会的需要从来没有被论证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的反对者们编了一个封面故事,为用金融资本的计划取代政府的计划披上一层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外衣。其理由是:把财产从国有转为私有会把新主人变成开明实业家。由于利润的巨大推动力,他们会经营出一种更有效的并能自我持续的工业发展模式。

在这幅快乐的画面中,银行业和金融业除了为新的直接投资提供融资外,似乎不起到多大作用。但从智利、英国到俄罗斯,私有化的重心都是由金融操作。为获得资本收益,同时为了逃税,金融操作的重要性远大于提高生产力或加强管理。

这些金融免费午餐是如此的丰盛,纳税如此低,而且如此容易得到,因此,商业根本不想去承受开发产品和市场的风险。这一措施的结果就是增加了19世纪的改革者和调控者所说的通过金融费用形式体现出来的“掺水成本”。金融资本反过来又用这些提高的成本为当前公共服务的越来越高的使用费作论证。这些费用——从技术上来说,是经济租金的一种形式——有可能会比政府官僚主义的低效率的危害更严重。

私有化者们通过强调经济唯一的无谓负担是税收这一假定来避免人们关注这些问题。感觉就像是公共税收收入全部遭到了滥用而不是用来支付了政府支出以及资助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所有的私人投资和贷款都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并且所有的经济租金、利息、金融费用都被认为是合理所得。金融部门投资最多的部门是不动产和垄断权。

第三世界和后苏联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私有化造成的畸形以及私有化所产生的新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问题在于这些利益——在全球债权人的支持下——正试图阻止这些国家对付这些问题的调节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出台,这些政策力图重建公共利益和私人寻求财富之间的传统平衡。

金融部门推动私有化的动机

国家税收和金融资本的租金之间如何分配经济剩余的斗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经济紧张关系。私有化模式将决定谁得到经济体的经济剩余,特别是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是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得到,还是金融部门以利息和管理费用的形式得到?这使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成为政府最大的竞争对手,或至少是政府税收能力的最大对手。

当利率降低并且/或者物价、经济租金以及财政补贴上升时,这种未征税收入的资本价值就成为进一步贷款的基础。随之出现的资产价格膨胀当作财富创造被夸耀,但它实际上是债务创造。收入和物价可能降低,但债务却不会消失。当利息被支付给银行和债券持有人,并被他们用于发放新的贷款以进一步提高资产价格时,债务负担就会成倍增长。这种循环流动——在债务圈里的循环——不需要建设新的生产资料,仅通过更高的债务比率就能创造更多的“资本收益”。

结果是金融高端正在代替政府成为社会的经济计划者。但是,它的储蓄和贷款分配计划的目标与政府的是不同的。整个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都期望银行系统发展成社会的主要计划者,但他们认为这会在公私混合的经济体里出现。金融机构将在不断朝专家治国方向发展的社会里协调投资。奇怪的是,传统上对工资、利润和租金的强调忽视了金融资本收取的利息或者“资本”收益的评估,并因此忽视了既得利益者完全成为食利者的可能性。

当前,金融资本的直接目标不是促进长期增长或防止贫困,而是抽取利息以及其他金融费用,并膨胀不动产、股票和债券的资本收益。结果导致了财富和收入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恰恰与政府表面上宣称的鼓励生产性企业而非免费午餐,并努力使经济体的最底层保持偿付能力、有工作、能够自立的作用相反。

这个分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资产和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上涨并非他们公开宣称的私有化目标。私有化曾许诺带来比公共管理更高的效率,降低成本,并通过把政府从必须偿付的高运营成本和官僚费用中解放出来,从而降低政府的征税。私有化的辞令中并未承认它会大大提高利息的流动以及保险和管理费用,从而大大提高资本的收益。在1979年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开始统治英国以后,美国1980年上台的罗纳德·里根紧随其后,推动了一场反税收的私有化运动。这场运动把征税、国家调控和国有化说成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声称的通往奴役之路。

经济哲学长期以来都偏好积极的政府角色,而且这个角色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为金融行业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政府债务主导了世界资本市场,公共基础设施成为债券发行的最大客户。从英国的伦巴第大街到华尔街以及巴黎的证券交易所,金融高端协调了19世纪最大的资本开支浪潮——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半球和欧亚大陆的铁路、海运、采矿业和石油工业以及国家电力系统。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资本投资是对公用企业和垄断业的投资,而不是对工业制造的投资。这种公共基础设施业也产生了最大的债务。

为了提高效率和避免价格欺诈,这类企业传统上都被公众控制。而且在很多国家,只有政府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承担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由于政府能够印刷钞票或拥有税收收入和财富,所以与其他所有部门相比,全球金融业最喜欢公共部门的债券和贷款。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贷款人还把中央银行的贷款担保视为风险最小化的方法。但到了1982年,当墨西哥宣布自己没有偿付能力,不能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时,这种情形就结束了。拉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政府已经达到了它们实际偿还债务能力的极限。在连续几百年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它们开始面临出售基础设施的压力。

当政府面临的削减税收的压力增大时——其中最重要的是削减最富有阶层的税收——情况更是如此。这就是他们详细推出私有化的新意识形态的背景。金融业已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并且占据上风,因为债权国建立的流动性储蓄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贷款总额正在上涨。由于新创造的信贷的推动,贷款正在寻找新的出口——而尚未用作债务抵押的重要优质资产就是公共基础设施。

现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FIRE)管理着经济体的储蓄和信贷:其管理方式就是把大部分贷款(美国和英国大约是70%的储蓄和贷款)用于房地产。剩下的大部分贷款都贷给了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机构投机者——他们最大的收益就在于以低价买到公共部门资产从而保证高资本收益。付给投资银行家的前所未有的保险费已被更多的并购费所取代,这样就以经济体的其他部门为代价繁荣了金融业。

这一切都是在强大的意识形态推动下进行的,并通过政治运动的作用而加强。同时,资金捐助者为了私有化把商学院、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课程都变成了公共关系课,给所有人洗脑:私有化会惠及整个经济体。传统上重视对租金收入征税,而非对劳工工资或工业资本利润收税。结果就是租金资本主义取代了大家熟悉的旧的工业资本主义。

私有化主要是一种金融现象

因为这些储蓄主动寻求尚未用于债务抵押的资产,所以私有化就和经济金融化(由于“二战”以来储蓄的成倍增长而加快)和全球化构成三位一体。结果是,从1980年后开始负债的第三世界政府和1991年后的原苏联国家政府的公共资产被窃取。

公用企业被出卖后需要给金融部门支付利息、红利和管理费用——而在公共管理条件下这些收费是不存在的。更糟糕的是,它们的私有化是以远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的。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很容易得到的贷款加速了资产价格膨胀,使基础设施私有化收益在很多国家都成为金融回报最大的项目。但经济体却出现了财政挤压,因为它们开始受财富精英的控制。在实行累进税的传统自由经济政策下,这些精英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

当政治家们顺从地削减最上层人士的税收时,陷入财政和贸易赤字的国家被迫依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执行华盛顿共识的孪生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们现在代表国际债权人宣布,政府变卖公用企业的时机已到(在这些企业中,有很多是1952年以后由世界银行给政府的贷款建立的)。政府要用变卖公用企业的收益偿付债券和银行贷款。否则它们就有拖欠债务的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指导债务国降低工资水平,出售国有资产偿还贷款来解决问题。公用企业就因此成为世界债权人的最主要猎物。

后苏联国家经济体在苏联解体后没有外债,因此它们对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那种金融债务压力具有免疫力。它们在1991年之后获得独立时,几乎没有任何债务,也没有大量储备。它们也没遭受军事威胁。推动它们的私有化的最强大力量就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计划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弹。在它们的印象中,私有化就是西方的主流的经济模式。这些私有化全面提高了这些经济体的运营成本,这些国家事实上重建的是一种租金资本主义。

启蒙运动和经典经济学的精神被逆转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开支的逻辑是使基本服务价格最低化。一百多年以前,美国最有声望的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第一个经济学教授西蒙·派顿把公共基础设施视为劳工、资本、土地之外的“第四个”特别的生产要素。在“不加重负担类税收”政策下,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的收益不会直接以利润的形式呈现,而是在经济体整体价格水平的下降中反映出来。派顿指出,当把税收用于国内条件的改善而不是战争和其他非生产性的开支时,它就是不加重负担的。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降低生产、分配和生活成本,能使经济更有竞争力:增加获利机会,提高真实工资水平。

政府对公有企业的投资的基本作用是降低成本,尤其是使经济租金最小化。派顿指出,伊利运河的修建从东部的本土生产者那里抢走了位置租金。例如,来自西部的竞争使纽约州北部的农场价格下跌,这样人们就能买到低价农作物。派顿还指出,在城市也一样,公共交通降低了城市中心地区的房产价格,并因此降低了位置租金。

政府支出的现代反对者们公开把税收指责为无谓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是军事主义的并且其在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上很消极,”派顿解释道,“那它就是个财富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军事征税对纳税人来说是个纯粹的负担,但“在工业社会,税收的目标”是通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私有者的租金来“增进工业繁荣”。政府开支将从用于发动战争转向用于公共事业投资。

这一学说鼓励了美国政府开发运河、修建铁路、创建邮局以及兴办公共教育这些形式的基础设施。“公园、下水道和学校促进了所有生产性阶层的健康,提升了他们的智力,并因此使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同时在他国市场中更有竞争力”,派顿总结道。“如果法院、邮局、公园、煤气厂和水厂、街道、河流和港口治理,以及其他公有事业不能增进社会的繁荣,政府就不会主持这些项目。就像所有的私营企业一样,它们应该生产剩余,不过,它们是为整个经济体生产剩余,它是通过以最低的价格提供基本服务来生产剩余。”

总而言之,经典经济学家在100年前的著作中就预测——并主张——政府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包括港口、运河和铁路在内的运输网络以及其他诸如电力和天然气设施、广播传输和通信系统形式的自然垄断行业,其建造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国家都将其控制在政府手里。即使像美国一样当国家把这些行业委托给私有企业经营时,这些企业也要受到强大的公共调控部门的严密监管。

为什么经济体拒绝使之更有竞争力的政策?原因是私人投资者有短期的自我利益。尤其对于金融部门来说,攫取的基础设施能提供用来产生资本收益的垄断收入流。每一次新的资产价格收益流都成为抬高这些垄断行业股价的机会——这是一个把增加的额外收费加进全社会正常商业成本的过程,而这个附带收费就是金融机构的收入流。

调节系统尚未就位时进行的私有化使金融操控、债券融资和逃税可以不受控制。这些攫取到垄断公司的资本为了逃税,更多地使用国外的离岸银行,结果迫使政府把税收负担转移到了劳工身上。

启蒙运动的伦理哲学的本质是劳动价值论。人人都有支配自己身体和劳动价值的权利,同时也有支配他们的创造物的权利——但不应该拥有垄断权。任何一种不能算为劳动力和企业报酬的收入都被认为是经济租金——价格高于实际价值的部分。以金融费用、掺水成本和经济租金形式存在的价格要素不属于实际必需的生产成本,而更多地源于法律规定,因此是制度的产物。

由于接受良好教育、食住无忧的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更高,因此高工资经济学说主张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所需的支出,因为它能通过由此带来的更高的生产力实现自我补偿。低工资的体力劳动已开始过时,被工业革命的技术要求所淘汰。

为了用免费午餐提高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政府的主要征税对象是最富裕阶层。在财政平衡表的开支一栏,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福利项目都是从税收总收入中支出的。根据财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说,这些税收主要应来自高收入阶层。这个累进税哲学是从古希腊、罗马到整个欧洲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明的惯例。宗教的和世俗的伦理哲学也都认可了这一道德规范。

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就已经出现了一场逆转启蒙运动和经典政治经济学哲学的反革命。自1980年以来,政府就开始一反他们传统上的对公有企业的重视。财政政策的新目标是使利息和资本收益最大化。在19世纪食利者的金融和租金收益被视为封建主义的附带剥削并被政府试图通过重税将其消灭。但是今天政府对之实行一种递减的税收政策。

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家推动的,目的是瓦解俄罗斯的工业力量——并以此消除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作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私有化成为冷战的终结者。原苏联国家见证了它们的公有资产在无序的劫掠中被卖给了红色局长以及其他内部人员,而他们则一转手把主要股份卖给了西方买主。

华盛顿共识同时把阶级战争引入国际商业中。处于权力顶峰的金融资本除了使工业资本与劳工相互反对外,还接管了工业以及通过外包裁减劳动力。除了当前的收入,他们还获得资产所有权、资本收益和税收减免。剥削劳动力的模式也转换成控制工人强制缴纳的退休储蓄、社会保障金和健康保险。

私有化已存在四千年了。但由于它与能实现技术的长期进步和生活水平的长期提高的经济学说对立,它不能够从经济哲学那里获得合法性。通过把社会分化成债权人及其债务人,金融力量不断增长,产生了一种主张政府权力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它强迫政府出售公有资产。

像前面所提到的,私有部门的金融计划的目的与国有部门有很大不同。政府负责长期发展计划;而金融部门则臭名昭著地只是追求短期利益。金融计划者的目的在于抽取利息并为金融交易(“资本”)收益创造机会。在冷战的背景下,这恰好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吻合。果然,苏联让美国政府的冷战战士控制了它的金融和经济系统。

原苏联经济体的私有化是由西方国家政府指导实施的,当然它用于打败冷战军事竞争对手,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从1991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特别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苏联的重组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步就是花光国内储蓄。这为亏本出售公用资产奠定了基础。唯一可能的买主就是那些从政府手里赊购这些企业的人(现在拿走财产,以后付钱),或是外国购买者。

主要的私有化买主是政府内部人员和国家官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地提出“条件”,迫使这些国家开始出售它们的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公共财产,以便获得贷款资格,从而避免它们的货币在不断增多的袭击面前破产。

因此,这把我们又带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这波私有化产生了权力精英,他们的家族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控制他们所在的社会,就像封建时代的欧洲征服者影响以后的发展一样。

神话和现实

神话:私有化引导管理者们通过提高生产力、削减成本和发展市场来增加利润。

现实:大部分被私有化的企业都是自然垄断部门,而不是制造厂。垄断收益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租金主要来自物权,这使其所有者能像地主收地租一样收取使用费。这些使用权是合法所得和特权,并且不存在直接生产成本。市场被锁定为依赖垄断,而不是发展。

神话:私有化把社会从中央计划和管理定价中解放出来,中央计划的价格管制使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交通、电力、水、通信、广播和电视效率低下,并提高了商业价格。

现实:私有化导致大型的金融机构而不是公共部门成为新的中央计划的实施者。但是后者的目标是更多更快地生产金钱,而不是全社会的长期福利,并且后者并不一定提高生产力。

神话:公有企业应该像寻求利润的公司一样使收入最大化,同时使成本最小化。

现实:公有企业收入最大化通常意味着提高基础服务价格,而基础服务价格的提高又会提高生活和商业成本。公共和私有部门的传统区别就是公有企业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的成本,而不是创造更多的利润。

私有化提高成本的方式有很多种。在管理方面,甚至当管理人员与以前相比没有发生变化时,也要支付给他们更高的费用。管理者也期望拥有更大的股权。这就引导他们以能够提高股票价格的方式经营企业。

这些购买者会计算这些企业私有化后能带来多少收入并以此从银行家和债券持有者那里获得购买这个企业的贷款。当私有化后公司服务的价格和收入上升后,这个公司就会变成价格更高的资本,为金融资本和公司高层管理者创造资本收益。

政府不再能获得它以前作为基础服务的提供者所收取的使用费。政府剩下的唯一税源就是征收消费税或增值税,这些税会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的价格,导致人民进一步的贫困化。

神话:私有化在本质上比公共运营和公共所有权更有效率。

现实:当经济学家们谈论更“高效”时,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公有和私有企业有效率的方式是一样的吗?事实是,公共设施一直以来都服务于长期目标,从长期来说,它也很可能是有效率的,而私人企业的服务目标却越来越短期,尤其是被金融化以后。私有化只能说使金融部门在短期内受了益,它只是从这方面说是有效率的,但是如果以整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标准衡量,它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公用企业不能经营得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或更有效率这种观点是没有内在根据的。确实没有迹象表明私人公司的管理比公有公司的管理需要的官僚机构更少。比如美国完全商业化运作的健康维持组织(HMOS)就是一例。它大量增加中间管理层如律师和财务工程师,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那些最需要卫生保健和医疗保险的人得到这些服务,因此在发达国家中,主要依靠商业化运作的美国医疗机构给国民提供的医疗服务是最差的,它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是最低的,但是美国国民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却是最多的。

神话:尽管利息和其他金融费用提高了成本,但由于债务与股本比的提高能“创造财富”,所以利息和其他金融费用也能增加股本回报率。

现实: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使企业的利润流变成了给债权人的金融收益。结果是收入没以资本的形式用于资助新的生产性投资,反而被支付给了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又以现存资产来收购已经存在的有形资产。这样就提高了企业所欠债务的比率,而没有相应带来生产的增长和债务偿还能力的提高。

神话:私有化节省了政府开支,能使政府降低税率。

现实:出售公有企业使这些天然垄断部门的使用费流到私人投资者而非政府手里。这些使用费的提高使整个经济体向金融资本和垄断企业的管理者支付了更多的钱。

神话:政府的财产私有化是在合理的价格下进行。这使政府能用这个收入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现实:就像在过去大约一年里这些企业的实际市值水平所显示的,大部分私有化都是以远低于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的。很多私有化实际上就是赠送。

神话:私有化能使产出最大化,能惠及所有人。

现实:通过使财富所有权两极分化以及鼓励寻租,私有化从整个经济体中抽取利益。它也增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后者把经济力量转化成政治杠杆,从而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修改税法和其他公共政策。这种法律就更偏向于鼓励短期的金融投机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神话:如果私人管理者获得了资本收益,那是由于他们高效的管理。

现实:“效率”通常是指把收入流通过金融化变成付给那些收购这些企业的债权人的利息。在短时间内就得到的这些横财即所谓“资本”收益往往是免费的午餐而非出于生产性企业的创造。

房地产已成为很多出售的关键。在英国,国家马车公司通过把它所购买的位于市中心的第一条公交线中转站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并用这一资产价格的收益偿还他购买该线路时所借的钱。这样,他们什么都没有花就得到了实际的公交运营权。但是当新的关注点在于获利性而不在于服务的平等时,客源少的线路的公交服务就被取消了。

神话:私有化是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发展的顶峰。

现实: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理想是补偿劳动和资本的直接生产成本,使以经济租金形式出现的“免费午餐”这样的横财最小化。通过提供垄断收益以及其他经济租金,私有化逆转了几百年来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

神话:私有化使社会摆脱奴役之路。

现实:历史上的奴隶制是这样产生的:在金融上两极分化,把所有权集中在社会金字塔的上层,从而可以夺走罗马的经济剩余,导致城市和农村发展受到抑制。罗马的债务和财产的运作机制与当今的债务和财产的运作状况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神话:私有化使公共部门的工资与私人部门相一致。

现实:对劳动和管理来说,这条原则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公有企业的管理者试图大大增加他们的收入并且自己也拥有股权。鉴于私有化时首次公开募股时股价价格被大大低估,所以他们获得的资本收益远远大于他们的实际工资。与此相对比的是,私有化对于劳工通常意味着劳工力量被打垮,尤其是通过外包。由于没有工会保护,劳工的工资减少了四分之一。非工资形式的收益(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假期以及工作场所的安全)也相应下滑。

因此,私有化已成为推动管理人员和员工、财富所有者和挣工资者之间两极分化的主要杠杆。为了对此进行论证,私有化者做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假设。一方面,管理者声称他们的报酬应该比以前所有人都要多,从而“激励”他们为股东赚更多的钱并且“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从而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工作,以便使收支平衡,避免债务。

有没有出路呢?

最明显的回答就是让前苏东国家的劳工和工业有竞争力,这样它就能恢复它在旧苏联时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研究和技术领先地位。

使经济更有竞争力的方式有三种:(1)降低对劳工和创造性资本的税收。(2)像主要的工业国家那样以成本价甚至是补贴价提供基本设施服务。这些基础设施的成本涵盖能源以及其他基本设施,同时也包括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3)使个人预算支出的主要部分——居住成本最低化。

在现行制度下,商业以及雇员税收负担沉重,同时需要支付的住房、办公空间以及垄断的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如果主要对土地租金和经济租金征税,这些税会被国家用于降低建筑价格以及由自然垄断行业提供的服务的成本。

由于一个世纪以来建设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提供了能够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等教育等其他高水平的社会服务,芬兰和瑞典已经有能力支撑高额所得税,并维持虽不惊人但也相当不错的经济增长。

根据加入欧盟的条件,公共预算赤字不能超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把资本投资视为公共预算赤字的一部分而把政府束缚住,东欧国家又如何能追赶得上呢?波罗的海国家通过实行欧元失去了他们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政府需要税收收入。问题在于,最佳的税收来源是什么?甚至连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撒切尔夫人的前顾问——帕特里克·明弗特这样的货币主义者都承认亨利·乔治提出的物业税是负担最轻的税,因为它没有提高价格水平。

政府每征收100万美元的物业资产增值税,它就会减少征收相等数量的劳动和商业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税。这样,政府并没有用计划干涉企业,而是使企业减少了负担。

“租金税”是经典经济学讨论的中心。它是启蒙运动的伦理目标,也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到1945年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改革的基础。

对于前苏东国家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并重新取得领先地位是相当容易的。认识到很多前苏东国家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的经济是有竞争力的。因为大家能赚到钱、不动产价格在上升,而且我们身边处处都是繁荣和建设的景象。但潜在的模式并不稳固。它没有区分正常商业投资和额外经济负担的不同。

远离新自由主义的情形已开始出现。很多前苏东国家的商人、政治家、

经济学家、教育家,甚至连银行家和律师也已开始明白这一悲剧性的漏洞百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瓦解。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金融角度观察税收政策。从长期来看,金融债务的压力会压垮技术革新的潜力。支付给吃租的食利阶层的租金如此巨大,它将污染整个经济环境,扼杀能够促进新技术利用的新投资。而且税源的减少使政府紧缩开支,阻止政府为传播技术建造所需的基础设施。(本文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译者:李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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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编著):《美国安全战略》,载于《星期六评论》1963年5月4日一期。

(2)《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收入《影响美国国际收支的因素》(第87届国会第2次会议)(华盛顿特区:1963年版),第7页。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记录摘要:1963年年会》,第61页以下。

(4)对于从理论上对这个观点的详细阐述,参见雅克·儒夫(Jacques Rueff):《国际收支》(纽约:1967年版)。

(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记录摘要:1963年年会》。

(6)《会议记录摘要:1964年年会》,第53页以下。

(7)前引书,第64页。

(8)前引书,第107页。

(9)前引书,第205页。

(10)《有来源说美国向伦敦的黄金总汇提出了黄金凭证计划》,载于《华尔街日报》1967年12月15日一期。

(11)《世界报说美国寻求黄金;美国官员取笑这篇报道》,载于《纽约时报》1967年12月9日一期。

(12)《美国国会记录》,1967年12月14日,第S/18673页。亦可参见前引书,1967年12月12日,第S/18399页。

(13)《大声说出来》,载于《星期六晚报》1967年4月22日一期。

(14)引自《巴尔的摩太阳报》1968年1月6日一期。

(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0年年报》,第24页。

(16)引自《华尔街日报》1968年4月4日一期。

(17)巴雷特和格林:“特别提款权:世界货币体系演变的重要一步”,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办《每月评论》第50期(1968年1月),第12页。

(18)“英国的利益或银行和信贷办公室进行交易的最大收益(1682年)”,第1页以下,引自雅各布·维纳:《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纽约:1937年版),第39页。

(19)“出现有关特别提款权的讨论。资金打击美国通货膨胀的努力;维持国际收支地位至关重要”,载《商务月刊》1970年9月8日。

(20)“海外美元造成问题。基金组织执行总裁要求美国以黄金清偿国际收支赤字”,载《纽约时报》1970年9月22日。

(21)巴雷特和格林:前引书,第13页。

(22)“遏制通货膨胀被称为‘至关重要’”,载《纽约时报》1970年9月8日。

(23)罗伯特·V﹒罗莎:“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平衡调整”,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主办《商务评论》1970年9月,第29页。

(24)H﹒S﹒霍撒克和史蒂芬·P﹒梅吉:“世界贸易中的收入与价格弹性”,载《经济与统计评论》(1969年5月),第121页以下。

(25)尤其可见沃尔特·S﹒萨兰特:“金融中介:持续国际收支‘赤字’的一种解释”,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国际流动和资本流动的会议(复印稿第1页,1970年1月30日—2月1日),以及阿瑟B﹒拉弗提交给上述会议的论文,“国际金融中介:理论阐述与经验分析”。国际金融中介假设理论首先由德斯普莱斯、金德尔伯格和萨兰特在下文中提出,“美元与世界流动性:少数人的观点”,载《经济学家》1966年2月5日,第526—29页(引自《布鲁金斯学会影印》第115期,1966年4月)。值得一提的还有萨兰特先生:“一个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与国际收支平衡”,载费尔纳、马克卢普和特里芬:《维持与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普林斯顿:1966;引自《布鲁金斯学会影印》第23期,1966年12月)。本著作下面的注释除非特别注明,都引自萨兰特先生1970年的论文。

(26)萨兰特:上引文,第7页。

(27)罗伯特·特里芬:“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外投资头寸”,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金融部《国际金融论文集》第55期(1966年9月),第11页。

(28)同上,第19页。

(29)拉弗:前引文,第1页(影印版)。

(30)德斯普莱斯、金德尔伯格和萨兰特:前引文,第44页。

(31)拉弗:前引文,第4页。

(32)迈克尔·赫德森:“1960—1968年美国国际交易的收支流动分析”,载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研究生院金融研究所《所刊》第61—63期(1970年3月),第ⅸ—Ⅺ页。

(33)罗伯特·所罗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货币体系”,载《商务经济》第5期(1970年1月),第22页。

(34)诺曼S﹒费尔克(Norman S.Fieleke):“国际收支平衡的解释”,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主办《新英格兰经济评论》1970年5/6月,第12页。

(35)“海外贸易壁垒使美国失去耐心:肯尼迪称,国会不妨限制进口”,载《纽约时报》1970年5月21日。

(36)“美国政府支持纺织品进口配额”,载《华尔街日报》1970年6月26日。

(37)“欧洲规划,若美国通过贸易提案,就进行报复”,载《纽约时报》1970年11月7日。波尼亚托夫斯基先生的文章发表于巴黎的周刊《经济》。

(38)“英国预期贸易将出现裂缝,称美国若通过贸易提案,报复是可能的”,载《纽约时报》1970年11月20日。

(39)“欧洲人被美国的贸易提案所激怒,西班牙警告称”,载《纽约时报》1970年11月21日。

(40)“康纳利称美国没有任何改变货币政策的计划”,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8日。

(41)“共同市场内部的货币摩擦”,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1日。

(42)“欧洲共同市场起草应对货币危机的计划”,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9日。关于席勒先生的计划,还可见“波恩再次提出六国汇率联动的想法”,载《纽约时报》1971年6月16日。

(43)“货币挑战。货币危机突显汇率灵活性与贸易政策的问题”,载《纽约时报》1971年6月9日。

(44)“现在不会对美国货币采取任何行动”,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1日。

(45)同上。

(46)“欧洲的外汇交易者拭目以待趋势——美国否认其责任”,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2日。

(47)“欧洲人加大对美元的压力,敦促进行货币调查,”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3日。

(48)“康纳利坚持美元政策”,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8日。

(49)“货币挑战”,载《纽约时报》1971年6月9日。

(50)“针对日本的一项特别关税将推行。美国考虑对所有商品征收一种新关税,除非日元升值”,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24日。

(51)“日本人考虑贸易失衡”,载《纽约时报》1971年6月19日。还可见“日本坚持日元汇率”(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28日)和“日本誓言日元不会升值”(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8日)

(52)阿尔斯·梅兹(Ilse Mintz):《美国进口配额:成本与结果》(华盛顿特区:1973年版),第1页以下。

(53)约翰·林奇(John Lynch):《走向有序的市场:探究日本自愿对棉纺织品出口实行配额》(东京:1968年版),第77—94页。引自梅兹上引书,第20页。还可见梅兹上引书,第51页以下。

(54)“美国发出的威胁被报导”,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2日。

(55)“曼斯菲尔德提议将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削减一半”,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5日。

(56)同上。

(57)“经济分析:十国集团会议上将讨论利害攸关的问题”,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15日。

(58)“欧洲对行动表示欢迎;美元交易被搅乱”,载《纽约时报》1971年8月28日。

(59)“需寻求130亿美元的收益刺激美国的收支平衡:康纳利在十国集团会议上就改进收支平衡提出挑战。欧洲人持怀疑态度”,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16日。

(60)“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报道抬高了各国货币”,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24日。

(61)“美元重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的最紧迫问题不是是否重估,而是美元重估多大幅度”,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29日。

(62)“十国集团无力就美元危机达成协议”,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17日。

(63)“贸易委员会的建议摘要”,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19日。

(64)“欧洲共同市场达成在美元问题上抵制美国的立场。6国财长要求美国升值”,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14日。

(65)“法国拒绝向美国妥协”,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24日。

(66)“日本被敦促购买军备,帮助美国的驻军买单”,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10日。

(67)“美国向汉城发出纺织品最后通牒”,载《纽约时报》1971年9月23日。

(68)“韩国计划落实同美国的协议”,载《纽约时报》1971年10月1日。

(69)“美国要求日本对纺织品施以计划。东京被告知,要么接受限制,要么自10月15日开始面临配额”,载《纽约时报》1971年10月1日。

(70)“纺织品制造商质疑东京政府”,载《纽约时报》1971年10月9日。

(71)“日本同意限制其向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强加于日本纺织品的附加费取消”,载《纽约时报》1971年10月16日。

(72)“丹麦计划以附加费作为保护主义措施。欧洲贸易伙伴很关键——据说,欧洲共同市场报复美国是法国的目标”,载《纽约时报》1971年10月10日。

(73)“尼克松的进口主管部门进行反击”,载《纽约时报》1971年11月5日。

(74)“美元重估:可能是一个诡计”,载《华尔街日报》1971年12月15日。

(75)“赤字、美元与黄金”,载大通曼哈顿银行《商务简报》1967年4月,第3页。

(76)哥特费雷德·哈贝勒:《美国国际收支平衡政策与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企业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部:1973年1月),第177页以下,最初出版于《70年代的可兑性、多边主义与世界经济政策:纪念莱因哈特·卡密兹论文集》(维也纳:1972年版)。

(77)同上,第182页。

(78)“经济卫星国计划正在实施”,载《金融时报》1972年4月5日。

(79)“美元外交的指引路线”,同上。

(80)“美元外交的指此路线”,载《金融时报》1972年4月5日,第83页。

(81)“美元外交的指此路线”,载《金融时报》1972年4月5日,第85、93页。

(82)同上,第16页。

(83)“美元外交的指此路线”,载《金融时报》1972年4月5日,第108页。

(84)同上,第109页。

(85)《1973年总统经济报告》(华盛顿特区;1973年),第124页以下。该计划首次由舒尔茨国务卿在197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议上提出。

(86)同上,第170页。

(87)“尼克松和田中在檀香山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并发表联合宣言”,载《纽约时报》1972年9月2日;“日本的外汇储备上个月上升到新的高度,因为她购进大量美元”,载《华尔街日报》1972年11月1日。

(88)法国总统蓬皮杜的第8次新闻发布会,1973年1月9日(法国驻美大使馆新闻服务中心)。

(89)“米尔斯认为美元需要再次调整,称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兑关系的调整幅度应超过1971年的行动”,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8日;“重估的恐惧刺激美元的新一轮抛售”,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9日。

(90)“美国在最近的货币危机谈判中避免与共同市场会晤”,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8日。

(91)诺曼S.费尔克:“国际经济改革”,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主办《新英格兰经济评论》1973年1/1月,第19页。

(92)“关于你们的马克……新的货币危机是确实的,但它有助于美元和贸易。混乱缓解了推动美国利率上升的力量”,载《华尔街日报》1973年2月12日。

(93)“附加费问题激怒欧洲人。美国在最近的货币危机谈判中避免与共同市场会晤”,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0日。

(94)“失败之后”,载《华尔街日报》1973年2月14日。

(95)《1973年总统经济报告》,第128页。

(96)“日元在狂热的交易中攀升14%;田中批评称”,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8日。

(97)“舒尔茨称美国寻求美元汇价新的下跌”,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6日。

(98)“评估危机:美国改变货币体系的计划在关键时候落实得很好”,载《华尔街日报》1973年2月20日;“美元得到有力的支撑;协议的反应是有利的”,载《纽约时报》1973年3月17日。

(99)“美元贬值引发欧洲的不安和不满”,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6日。

(100)“货币危机被视为只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9日。

(101)同上。

(102)“澳大利亚提出货币丧失”,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9日。

(103)“蛇形汇率将孵化出一个欧罗巴吗?”,载《经济学家》1973年2月24日。

(104)“美国承诺帮助欧洲解决货币危机”,载《纽约时报》1973年3月10日。

(105)“随着黄金的削弱,美元上升”,载《纽约时报》1973年3月14日。

(106)“美国和13个其它国家采取措施,缓解过剩美元的问题”,载《纽约时报》1973年3月17日。

(107)“大型美元推理小说”,载《金融时报》1973年3月21日。

(108)“货币官员在进行干预,注入美元于当前的波动体系方面有分歧”,载《华尔街日报》1973年6月11日。

(109)“波恩提高马克的官方汇价”,载《纽约时报》1973年6月30日。

(110)“两天的美元聚会使不断下降的货币价值提高5%”,载《纽约时报》1973年7月11日。

(111)“储备水平指出了提高其信贷标准的国家”,载《纽约时报》1973年7月12日;“美元进入第三个战略日”,载《纽约时报》1973年7月13日;“由于巴塞尔协议,对抗避免了”,载《纽约时报》1973年7月13日。

(112)“美元弱势有助于美国飞机出口”,载《纽约时报》1973年7月16日。

(113)“美国官员否定欧洲进行贸易援助的权利”,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22日。还可见“尼克松要求具备削减、提高或取消关税及确定进口限制的权力”,载《纽约时报》1973年4月12日。“尼克松要求具备新的贸易权。还寻求对进口损失进行更快速的工业补助”,载《纽约时报》1973年3月17日。

(114)“法国反对尼克松贸易法案。助手否认总统正向权力发起‘史无前例’的冲刺”,载《纽约时报》1973年5月9日。“舒尔茨否认贸易谈判是互惠的”,载《纽约时报》1973年5月10日。“欧洲共同市场强调在对美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载《纽约时报》1973年5月29日。

(115)“农业法案引起官方关切。乳制品进口限制被视为对贸易谈判构成威胁”,载《纽约时报》1973年6月4日。

(116)“伊朗在未来几年将购买20亿美元的美国军火”,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22日。还可见“五角大楼希望伊朗购买F—14型战斗机”,载《纽约时报》1973年7月19日。

(117)“尼克松授权向5个拉美国家出售喷气式战斗机。美国改变了政策,以竞争来阻止市场损失——智利被置于首位”,载《纽约时报》1973年6月6日。

(118)美国国际货币与金融政策咨询委员会:《递交给总统和国会的年度报告:1970年7月1日—1971年6月30日》(华盛顿特区:1972年2月16日),第3和57页。

(119)“据说美元贬值多花费五角大楼8000亿美元”,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5日。

(120)美国国际货币与金融政策咨询委员会:上引报告,第83页。

(121)“同苏联的油气交易是值得上的,美国研究成本后认为”,载《纽约时报》1973年1月9日。

(122)“同苏联的油气交易是值得上的,美国研究成本后认为”,载《纽约时报》1973年1月9日。还可见“美国关切与苏联签订的大宗油气交易。3家休斯顿公司将从西伯利亚为美国东海岸供油气”,载《纽约时报》1973年6月30日。

(123)“就西伯利亚油气田即将达成交易”,载《纽约时报》1972年11月4日。

(124)“苏联与西方石油公司达成数十亿美元的交易。20年的交易合同规定美国出口技术和商品,为苏联建造一个化肥综合厂”,载《纽约时报》1973年4月13日。

(125)“苏联和日本就联合油气项目达成协议”,载《纽约时报》1972年11月25日。

(126)关于这些观点,见Geoffrey Gardiner,Towards True Monetarism(London:1993)。

(127)我在Trade,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ebt:Theories of Convergencev.Polar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London:Pluto Press,1992,2vols)中考察了这些文献。

(128)我在Super‐Imperialism: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American Empire(1972)第二章中考察了美国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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