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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序言

2002年夏,对其国际收支赤字,美国财政部正推行其30年前就实施的相同的“善意忽视”战略。在1971年引起全球危机的美国赤字——当时美国黄金储备下降到100亿美元,导致了美元贬值10%——现在已上升到每年数以百亿计的美元,而且仍然继续上升。美国财长奥尼尔(O’Neill)称,他没有任何担忧,当前形势不需要任何行动,至少不需要美国做什么。

这使欧洲和亚洲面临困境。如果它们让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使美元贬值,这将给美国出口商带来价格优势。为了保护其生产商,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必须将其盈余的美元输回美国,支持美元汇率。这种选择迫使它们购买美国政府的有价证券,因为美国外交官已经清楚地说明,用美元收购或控股美国公司甚至兑回黄金都被视为敌对行为。

当全球的投资者从沉没的美元撤出时,中央银行无论如何都不愿购买美国的债券。挪威将其北海油田的收入投入美国市场,而遭受巨大损失。到2001年10月,挪威政府被迫通知地方政府,它们将必须拿出部分金额补充其福利金。为了弥补在美国市场的损失,挪威民众对博物馆、管弦乐队和其他文化组织的资助也大幅减少。

对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来说不幸的是,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借条也是一个损招。价值下跌的美元减少了美国财政部借条的国际价值,2002年欧洲和亚洲的美元储备价值的损失就超过10%。由于手中持有的美元,日本和中国各损失350亿美元。这些损失就等同于负利率。

然而,最大的损失来自于剥夺性的美元平衡本身。中央银行除了将其美元收入借给美国财政部,为美国国内预算赤字融资之外,还能用它们做什么呢?事实上,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增长得越快,积聚在外国央行手中再循环回到美国为其预算赤字融资的美元也就越多。这些美元以美国财政部债券的形式存在,它们已成为美国向全世界中央银行征收的铸币税。

由于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以强制外国贷款给美国政府为其政策融资的形式,而为美国提供一份免费的午餐,整个世界已根据一种双重标准运作。更糟的是,由于布什政府在大幅削减富人的税收及其遗产税的同时,大量增加军事开支,美国的预算赤字呼啸直上。

外国人对这些政策没有任何发言权。两个世纪以前,美国人进行了一场维护“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原则的革命,但今天,从政治上看,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似乎距离走出这类似的一步还很远。它们的美元债权不能赋予它们在美国政策形成中享有否决权,然而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使用其美元债权,强迫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负债经济体遵循华盛顿共识。

黄金是检查美国是否有能力无限维持国际收支赤字的货币媒介。随着1971年美元停止作为“与黄金一样珍贵”,美国财政部向中央银行施压,要求黄金非货币化,并最终将之驱赶出世界货币体系——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的一种地缘政治版本。美元与黄金相脱钩——换言之,以美元购买美国公司或其他固定资产的可能性被取消了——使美国能够单边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的农业补贴现正有助于将外国的食品生产赶出世界市场,而美国非法的钢铁关税威胁到将欧洲和亚洲的钢铁同样赶出美国和外国市场。

最近的美元下跌开始于2002年晚春,其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在这之前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根据国际法,钢铁关税是违法的,与之同时,格林斯潘在美联储宣布降息,试图减慢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这些行为使人回想起1971—1972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鸡肉战”,以及使得美国之外的小麦价格翻了四倍的谷物禁运。正是那次禁运,促使石油输出国组织相应地提高了油价,以维持石油与食品之间的同等贸易条件。“石油冲击”只是美国谷物冲击的回声。

当然,每件事总是有两面性。但是,正如每位律师和法官都知道的,新闻媒体的反复述说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轰炸经常会左右公众的意见。美国官员宣称,美国的剩余美元通过扩大其他国家的信贷权力,充当着它们的“增长火车头”,似乎这些国家需要美元这样做。美元泛滥的另外一线希望是,以美元计算的商品进口价降低有助于消除欧洲和亚洲工业化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当然,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美元下跌正再一次挤压以美元定价的矿物、燃料等原材料出口者,驱使他们对美国形成更深程度的金融依赖。

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制造信贷是一个本质性的国内事务。只要各国中央银行依赖于美元,它们的货币支撑就必须采取为美国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同时融资的形式。这种联系预示着当前的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这与一代人以前戴高乐将军所处的年代一样。但是,至少他能够将法国的盈余美元每月一次地向美国兑现为黄金。当前,欧洲和亚洲如不能从政治上设计一个人造的替代物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预示着将成为下一代人国际政治紧张的症结。

本书旨在梳理美国与欧洲和美国与亚洲的金融关系背景,它解释了自1971年黄金非货币化之后,美国财政部的债券标准如何为美国提供了一份免费的午餐,为什么不可以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帮助。本书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以前,它首次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世界债务国实行毁灭性的政策进行了批评,并追溯了这些政策背后的美国外交压力。它揭示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举动如何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解除管制的旗号下推动了债务国的资本外逃。本书还记载了世界银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如何力求促进国际贸易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从而世界银行也相应地反对国外的土地改革和农业自给自足。这些政策的种子制造了1991年后由美国支持的窃国寡头主导下的俄罗斯改革的灾难和1997—1998年亚洲及俄罗斯危机,它们都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从其创建开始就在美国经济外交官的坚持下留下的结构性错误。

新版进行了扩充,当1972年初我将该书手稿交给霍尔特出版社(Holt,Rinehart and Winston)时,美元危机才刚被打破。到该书头版于1972年9月以《超级帝国主义:美帝国的经济战略》(Super Imperialism: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American Empire)为题发行时,发生在1971年8月伦敦黄金交易市场关闭和美元贬值10个百分点之后的货币动荡已根本性地改造了国际金融体系。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继续扩大,但是外国的中央银行不再能够指望美国能负责地将它们的盈余美元兑现为黄金。

在1971年的史密森尼会议上,世界主要大国强烈地反对美国的要求,即应以协调形式改变平价交换,允许美国每年有150亿—200亿美元的赤字,以改善它的对外经常项目地位。今天,这一数额似乎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可忽略不计。将1971年美元危机与现在被接受为正常的形势相比较,可揭示外国简单地以牺牲自己的代价向美元的免费午餐做出让步的程度。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华盛顿的官员也感到惊讶,美国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可强迫外国中央银行用其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从而为美国内预算赤字融资。政客们以缺乏经济眼光而著称,宁愿以专制的要求面对全世界的限制。他们根本不注意国际收支赤字对美国海外军事开支的限制。

1971年,政策研究学会得到了《五角大楼文件》,邀请我到华盛顿参与了一系列的该文件评估会议。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没有任何讨论提到美国在东南亚战争中的国际收支赤字。不过,对于推动美国国际收支进入赤字,那场战争负完全的责任,当戴高乐将军每个月将其盈余的美元兑现为黄金时,都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五角大楼没有考虑国际收支赤字对美国外交的限制,而是动用了一个全职部门来反对由我的导师、哥伦比亚大学工业工程学院的特伦斯·麦卡锡(Terence Mc Carthy)、西摩尔·墨尔曼(Seymour Melman)和我自己组成的“哥伦比亚小组”发出的战争带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警告。

没有人会想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会由中国、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而不是由美国纳税人和国内投资者来融资。然而,这种国际剥夺早已隐含在美国财政部的债券标准中。自1971年以来,美国外交官坚持要求其他维持国际收支赤字的债务国强制实施紧缩政策以恢复其国际收支平衡,而美国财政部的债券标准使得美国经济不用这么做。美国独自可自由地推行国内经济扩张和外交政策,而不用顾忌有关国际收支平衡的后果。作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美国要求其他债务国强制实施紧缩政策,它的行为却独一无二地不受任何金融约束。由于这个原因,我最初想将该书取名为《货币帝国主义》,以强调美国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剥削世界的方式体现的新金融特征。

1970年3月,《纽约大学金融学院院刊》发表了我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分析(本书第八章进行了更新)。我的一个学生将纽约联邦储备局内部对我的分析的评论传给我,该评论认为我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而该局的经济学者公开地抨击我的研究结果,即战争而非对外援助或私人投资对于当时的货币危机负所有责任。国际收支平衡正成为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话题。

几年前,我寻求更新我对国际收支平衡崩溃的分析,从而更新对美国军事支出和对外援助的影响的分析。但是,商务部国际收支平衡数据表五已进行了修改,以致它不再能反映对外援助导致美元从外国流到美国的规模,而该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反映这一点。我打电话给负责收集并统计这些数据的商务部统计司,恰好与负责这些数据的技术人员联系上。他解释说,“我们过去一直公布那些数据,但某个爱开玩笑的人发表了一份报告,揭示美国实际上从我们正援助的国家那里赚钱。它引起一阵骚动,我们就修改账户表,以便没有人能再次让我们尴尬”。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造成当前数据篡改的爱开玩笑的人,而如要商务部和国务院复制那些我在撰写《超级帝国主义》的那几年仍然公开的分析数据,那么就需要美国国会提出要求。

本书在华盛顿卖得特别好。有人告诉我,美国政府是主要的客户,它有效地将之用作一本培训手册:如何将国际收支赤字转变为通过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来剥削它们的具有经济进攻性的杠杆。它几乎很快被翻译为西班牙语、俄语和日语,但我被告知,美国外交界向日本施压,迫使出版者(在购买了译文权之后)撤回该书,以不触怒美国。

本书在商业媒体而不是学术杂志上得到广泛的评论。书在美国出版几个星期后,我被邀请参与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年会,概述新的美国财政部债券的世界金融标准如何替代了与黄金挂钩标准。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是会议邀请的另一位讲演者。当我讲完后,他走过来说,“你已经阐述了美国如何为英国和历史上每个曾建立帝国的国家套上了紧身圈。我们已成功实现从未达到过的最大掠夺”。他当场雇用我加入其赫德森研究所的经济学者队伍。

我非常高兴地离开我担任国际经济学教职的纽约新学院。我的专业背景一直是在华尔街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安达信公司的账户平衡方面的经济学家。我的研究方向是高度政治性的,而不适于进行大学经济学的教学,但在赫德森研究所我开始跟踪研究美国如何正在将其国际收支赤字转变为一种空前的力量要素,而非虚弱的要素。

在1972年9月即本书第一版发行的那一个月,于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政治学协会年会上,我作了关于“政府间帝国主义对私营部门帝国主义”的演讲,概述了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如何颠倒了传统的国际金融规则。该文成为本书新版的引论部分。在新版里,我还将旧版的第一章扩充为三章,通过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标志政府间资本,即外国的官方债务占据优势的分水岭,来观照当今的经济行为。政府间债务的扩大没有受到一般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20世纪20年代,在盟国间的战争债务和德国赔款清偿之后,世界收支和贸易崩溃,这种崩溃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实施负责任的政策而导致的,它首次推动了政府间债务大幅上升。如果美国政府那时就对支配世界经济和美国外交感兴趣,如同它在“二战”后寻求做的,那么它可以在这样做的同时还一如既往地维持表面上的商业往来。相反,它推行了本质上的孤立主义政策,回到国内而不是直接介入外交事务。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是无礼地要求其盟友清偿它们在“一战”中的军备贷款,同时竖立起关税壁垒,这阻止了其盟友以向美国大量出口的形式清偿那些债务。非常清楚,与此类似的是当今的第三世界在举债的同时,还面临不断增多的针对第三世界出口的非关税壁垒。

美国的私人投资似已为改善经济萧条状况做好了准备,但却不可能填平美国民族主义者所要求清偿的大量官方债务造成的收支差距。美国政府拒绝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金融领导权,结果是,世界经济崩溃的命运在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上就已定。微弱的国际主义尝试让位给了一再加强并最终导致“二战”的民族主义压力。

在“二战”后的几年内,美国政府在塑造世界经济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拥护自由放任的思想,老练地走向塑造这样一种环境,在其中,世界市场力量的运作是为了促进对美国的国际依赖。

我盼望着将这些新增的章节加入平装版,但霍尔特出版社已不再有能力做到更好的再版,因为其母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幅裁减了其职员并试图将之连同其他的公司财产一并卖出。从而,我拿回了书的版权。1973年中期,波士顿贝肯出版社(Beacon)同意出版平装版,但告诉我,他们出版《五角大楼文件》,挫败了愤怒的政府的骚扰,由于昂贵的诉讼费而耗尽了资源。他们没有钱为该书增加任何材料,由于我几乎对每一章都增添了内容,该书的模板需要重新设定。我选择了不出版,等待另一次可以包括扩充部分的出版机会。

与此同时,哈普出版社(Harper和Row)建议我写了一本续集《全球分裂:美帝国的经济战略》(Global Fracture: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Amer‐ican Empire,1977)。该书的第二章概述了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作为一种剥削性的金融工具促成美国不受限地维持无需任何成本的国际收支赤字的特征。

重写过的《超级帝国主义》第二版手稿放置在我的案头长达近三十年。我定期地讨论再版事宜,但直到1999年该问题才变得紧迫。抗议终于出现,直接针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败,或更精确地说——结果、意义都一样的——它们所成功促进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剥削性外交。人们开始认识到,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出轨,正走向一条在世界各处引起慢性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的毁灭性道路。我认为,现在出版本书的修订本是合适的,可以将当前的批评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创建时就具有的致命错误联系起来。因此,新版增加了对美国金融外交研究的内容,初版时,美国对其世界地位变化的反应还只是初露端倪。

1972年时的许多仅是隐性的趋势自那时以来已逐渐成为显性的趋势。首先是美国财政部的能力,它已维持超过6000亿美元的国际债务,并用这笔国际收支赤字不仅为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而且为其联邦预算赤字融资。美国财政部的这些借条正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全世界的货币基础,它们是无须清偿的,并且将必定不受限地滚大。该特征是美国金融搭便车的本质,即以牺牲全球的代价向全球强制征税。

美国的经济利益在于维护一个允许它甚至更大量地举债,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约束的世界货币秩序。因此,欧洲和亚洲建立区域性货币清算集团的尝试遭到了反对。许多国家正使其经济美元化,即成为阿根廷式的。

在20世纪70年代初植下的种子中,第二个开花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俄罗斯和东亚的债务作为一种杠杆,迫使债务国执行华盛顿共识。为了促进这个目标,美国外交官反对对这些机构进行改革,也反对它们被新的全球性机构所取代,因为这些新机构具有的经济哲学将加强国内或地方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在农业、金融、科技乃至政治和军事上持续地依赖美国。

第三个发展趋势是,尽管最近出现了席卷整个世界的私有化浪潮,政府还是日渐增强地主导着经济生活。事实上,这些私有化反映了外国政府对华盛顿共识的遵从。说辞是自由企业主义,但市场是由美国规划者的双边外交塑造和界定的。美国愿意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动员多边的对外援助继续资助其政策为美国利益,而非为其本国国民服务的代理寡头和政党。外国政府在美国的影响下被迫伤害其经济为美国的计划服务的里程碑事件,包括与日本和欧洲在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定》和随后签订的《卢浮宫协定》。这些协议引发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并断送了“日本挑战”。最近的灾难是美国代理人叶利钦—丘拜斯家族推行的俄罗斯改革。叶—丘家族完全遵照华盛顿共识行事。有问题的政府只是美国政府。

美国外交的强大武装的第四个特征是世界贸易转向双边“有序的市场分享协议”,据此,外国经济体都力保在美国进口市场中占有固定份额或不断增多的份额,而不管其自己国内的生产能力提高。在食品、技术或其他关键部门,实施的是依赖政策,而不是自立政策。

1972年时发展势头看来不错的其他趋向已走过了其高峰期,现正趋于消失。20世纪70年代曾兴起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其目标是抵制美国的倡议,但到80年代美国外交官成功地击溃了这一运动。1973年石油战争之后,原材料出口者面临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曾有过短暂的扭转,还曾开始了关于稳定对第三世界出口者有利的商品价格的谈判,但这些不久就遭到颠覆。事实上,大多数商品现在是以不断贬值的美元定价,这进一步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条件。

当前,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及美国货币主义政策强加给除美国之外的债务国的债务型通货紧缩(debt deflation),还未提出任何严肃的替代方案。欧元还未被提到作为美元的政治替代物的高度,在亚洲日元区也未得到全面的建成。

20世纪90年代,欧洲理事会的建立和为最终统一做准备的欧共体外交政策协调潜在地遏止了欧洲遵从美国提出的任一项新外交倡议的趋向。但是,尽管引入了欧元,对于欧洲完全脱离美国,仍然有很多人持反对立场。英国正一如既往地带头持反对立场,如同它在“二战”期间和之后与美国财政部签订不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协议时所做的,充当美国的特洛伊木马。由于不具备征税和制造信贷(createcredit)的公共权力,欧元与日元一样,无法与美元竞争。欧洲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美国外交的一只手臂,它剥夺了各成员国政府采取独立于美国的货币立场的权力。

结果是,虽然世界似乎正联合为五大主要区域,但每个区域都存在自己的南北紧张关系,每个区域还都严重地以美国为中心:一是由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美元集团,包括拉丁美洲和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拿大;二是由日本主导的日元区,它的经济盈余被移交给了美国,以美国财政部债券的形式储存,而其储蓄在1998年日本推行金融大改革之后也移交给了美国经纪公司和基金经理;三是正形成的地中海三角区,包括欧洲共同体、近东和北非;四是前苏联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前经济互助会成员国,由于采纳了美国提出的阴损的经济建议,该区域普遍地以美元作为其通货;五是中国,它已申请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不过,并不清楚它最终可能采取哪种立场。

我已在《全球分裂》(1977年)中分析了从上述趋势中可能形成的国际体系。本书描述了为了应对美国进攻性的世界经济外交,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如何开始提出的,以及美国战略如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学习曲线,这些国家应遵循美国如何做的而不是如何说的来维护其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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