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外交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两难

美国，特别是其政府，在战争中不仅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要的债权人，而且是一个对外国政府几乎不讲兄弟情谊的债权人。它并不认为其优势经济地位使其有责任稳定世界的金融和贸易。如果欧洲希望将其劳动力和资本转向生产武器而不是偿还债务，如果它继续坚持历史上的相互敌对立场，正如强加于德国的繁重的《凡尔赛条约》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不必感到有义务纠正之。

因此，美国政府没有像“二战”后所做的那样，努力创建一种能够向外国提供新贷款的机制，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还款融资。美国也没有降低关税以向外国生产商开放市场，以此作为使其能够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的办法。相反，美国倒希望看到欧洲的帝国解体，也不介意看到各帝国政府的财富流失，这些财富往往被用于美国人普遍不怀有好感的军事目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未能领导重建世界经济和认识到内在于美国新经济地位的金融和商业政策的义务，这致使其战争贷款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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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美国的态度是敦促欧洲政府削减军事开支和／或降低生活标准，允许其资金外流和物价下降。以此方式，美国希望重建世界收支平衡，即便面对日益高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全额清偿作为大战遗产的盟国间债务的压力。

这不是一种经过明显深思熟虑或现实的立场，但许多欧洲要人持有同样的态度。在努力应对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金融崩溃的过程中，一些反德作家如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和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向他们的政府提供了建议，他们坚称德国只要坚持节衣缩食，就可以偿还估算的赔款。

这与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对现今债务国的态度是何其惊人的相似。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国际收支调整所做的主张，如同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一样，是弄巧成拙的。美国政府一方面坚持要求盟国全额清偿其战争债务，另一方面在国内制定日趋保护主义倾向的关税措施，从而使得这些债务的偿还变得不可能。

当债务人拖欠时，私人投资者通常不得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但美国政府显然不打算放弃其压在协约国身上的债权人地位。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迫使那些国家又加紧了对德国的压制。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20世纪20年代，是为了研究国家如何做到不是按照其认定的私利，而是以一种坚决地反对陈腐经济观念的姿态行动。从战前时期延续下来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它未能认识到债务已成为脱胎于“一战”的世界经济的沉重枷锁，这些债务远远超出其偿还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除非债务国从债权国借得私人贷款支付给债权国的政府，否则这些债务是无法清偿的。美国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借款给德国的市政当局，后者又将这些美元移交给德国中央银行以向协约国支付赔款，协约国再将之用于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战争债务。因此，世界金融体系之所以没有陷入困境，完全是由于私人部门与市政债务间所建立的均衡缓解了政府间债务问题。

其后的经济崩溃引发了与霍布森、列宁和其他战前世界外交理论家所分析的过程不同的行为。19世纪，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世界银行家的角色，为其殖民地和附属国提供必要的贷款以维持英国工业所希望的国际生产分工。“一战”后，美国政府不再奉行这种政策。远见卓识的帝国主义应该寻求将其他国家变为美国的经济卫星国。但美国并不需要欧洲的出口品，由于美国自己的股市表现优异于欧洲，美国投资者对欧洲股市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美国本来可以提出条件，据此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从而使别国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它本可以详细列出其所需要或愿意接受的进口商品。然而，它没有要求或者甚至允许债务国以出口的形式向美国偿还债务。它的投资者本可以列出其想要购买的外国资产，但是私人投资者被美国所坚持的政府间金融协定所排除在外。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迫使欧洲国家从世界经济中撤离，并转为内向型。

甚至连美国改善问题的努力也只是事与愿违。为使英格兰银行更易于偿还战争债务，美联储降低利率以防止将资金从英国吸引走。但低利率刺激了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阻碍了美国资本外流到欧洲金融市场。

美国没有将其政府间债权的收益投入购买欧洲的出口品和资产，这是因为美国没有认识到其独一无二的世界债权国地位所要求的内在战略。欧洲外交家在20世纪20年代已非常清楚地讲明了必需的战略，但美国政府的经济孤立主义却阻止了其回笼别国所欠的政府间债务。当世界经济分裂为各个民族主义单元，每个单元都力求独立于国外贸易与收支，尤其是不依赖于美国经济的时候，美国作为世界债权国的地位最终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就此而言，美国是将其内倾态度强加于其他国家。

其结果是，世界收支体系崩溃、竞争性货币贬值、关税战以及国际性闭关自守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这样的事态与其说是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尝试，不如说是对战争债务所持的不妥协立场和短视的国内关税政策所造成的恶果，那种立场完全是狭隘的墨守成规和官僚做派。它与意在确立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政策恰恰背道而驰，后者应建立在债权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收支互惠、进出口及生产与支付的互补基础上。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可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本应具备一些必要手段，使欧洲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但恰恰相反，实际情形是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并由此推动国家对外寻求自给自足。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即人们并没有追循表面上看来合理的、阻力最小的路径。大多数此类事例的解释理由在于，领导层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或者是缩小而不是扩大经济和社会利益。尽管美国私人投资者在20世纪20年代将其势力扩大到全世界的做法无疑是合理的，但美国政府（其他国家政府在较低程度上也是如此）所奉行的金融政策却使之变得不可能。美国政府根据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狭隘地理解美国国家利益，并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私人金融资本的世界主义趋势之上。这迫使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从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主义原则退缩，并放弃货币稳定和自由贸易的政策。

英国的战争债务负担促使其于1932年召开渥太华会议，以建立英联邦关税特惠制。德国将目光转向国内准备战争，希望靠武力夺取其在现存国际条件下买不到的原材料。日本、法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地陷于困境。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转化为国内问题，大萧条蔓延开来。由于世界贸易和收支体系彻底崩溃，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变得日益好战。世界各国政府都通过大力扩大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来应对不断下降的收入和就业率，从而促使凯恩斯宣告自由放任的终结。

大萧条摧毁了全世界的私人资本，正如各国政府的短视摧毁了政府间资本一样，这些政府从对其他政府的金融债权中寻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任由这种债务变得如此问题重重。

英国同意着手偿还美国的战争债务，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坚持“债务神圣”的世界债权国思想的影响。但在英国及欧陆国家已变成世界债务国而非债权国的形势下，这种政策不再合适。几乎无人懂得应调整债务神圣的传统观念，以适应他们现实的偿还手段。

大萧条和“二战”教育了这些政府，使其认识到这种态度的愚蠢，虽然在“二战”结束后几十年内当涉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的债务时，它们又再次忘记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