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大家庭与回家过年

中国式的大家庭，拼命地黏在一起，一方面为了抱团，好在没有真正规则的中国生存，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虚假的亲密。除了这两个实用价值，其实，这种拼命共生到一起的状态，只有一个人会感觉很好，就是大家长，其他人都难受，想逃离，就是很少有人敢造反。

最专制的大家庭中，最可怕的不是大家长，而是帮凶。有的大家庭，几乎所有人都会成为打压某个人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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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的一个案例，儿子惹了小祸，先被父母、爷奶、叔姑等一家十多人轮流辱骂，接着被脱光衣服，吊在树上，拿皮带抽，而且是男性亲人轮流抽，抽的时候，女性亲人在旁边哭着说，孩啊，都是为你好啊。

打完后，从树上放下来，行凶的父亲等男性亲人也哭，一边哭一边说，孩啊，你恨我吗？你可不能恨啊，你恨就是没良心啊，我们都是为你好。靠，被超严重强奸了，还被洗脑，让自己否定自己的痛苦感受，并说，你们强奸得好。

这样的大家庭中，大家长有巨大权威，其他人习惯性做帮凶，每出现一个反抗者，大家一窝蜂去教训他，这成了一个模式。

一女子抗婚，因为婚姻是父亲安排的，她不喜欢。结果，所有亲人轮番上阵，哭，骂，苦口婆心，都要她从了吧。轮番上阵，是反抗者最惧怕的，这时，哪怕有一个支持者，她的勇气都会增加百倍，可没有。

如此可怕的故事，我以为我的父母那个时代才会经历，可通过咨询发现，现在，在我们的国度，还广泛存在着如此可怕的故事。希望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故事的广泛存在和严重程度，坚决不要做无形中的帮凶。

家庭图景和社会图景是一样的。它们还有很深的联系纽带。社会上，只允许皇帝一个男人存在，于是其他男人的自恋被毁坏了。但这个男人，可以在家里寻求自恋被满足。并且，因他将社会图景合理化，所以他会自动地将这个图景在家中推行。

于是，在外界，他是一个奴才，在家中，他让别人做奴才。

中国式大家庭中，女家长也不少见，而且女家长对晚辈的压制程度，在暴力虐待上或有不如，但在严密程度上，常远超男家长。结果是，这样的大家庭更让人窒息。

咨询界一个说法是，精神分析在中国缺乏土壤，因精神分析的前提是，一个人得有个体性自我，而中国人是群聚性自我。

群聚性自我，是为了在丛林生存而积攒力量的方式，如同蝗虫与蚂蚁，聚在一起才有了巨大力量。西方社会构建了真正的规则，遇到冲突基本可以信赖社会体系，不再是丛林世界，个体性自我才有了充分发展空间。

关于精神分析，以我咨询的经验看，在中国一样非常有效。进一步讲，即便在丛林般的中国，形成清晰的个体性自我，也是深具价值的。并且，有了一个清晰的个体性自我，可以更好地在中国生存。毕竟，在中国并不只是太监、奴才与僵尸存在，有觉知的个体，一样可以很好地生存。

形成个体性自我的关键，就是哺育一个人的感受。大家庭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虐待，而在于感受被否定。你被残酷虐待后，大家庭的其他人都对你说，那不是虐待，是爱，你这个没良心的，怎么可以恨大家长呢？！他的一切都是出自爱。电影《英雄》中，男刺客含笑赴死，就是死在这种思想毒中。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男刺客不能弑父，并将弑父的罪恶感化为自杀，但在中国，这应该更复杂一些。

只有大家长有威严。譬如刘罗锅的电影中，皇帝永远“伟光正”，一副有尊严的爷样，有正气的罗锅必须驼背，必须玩各种花样，和珅则永远谄笑着。

美国人发明了情商一词，他们的情商，有尊严为底。可中国式情商，就是王刚饰演的和珅那张脸，就是岳敏君作品中的那种貌似大笑实则苦笑的脸。无数张这样的面子脸，构成了表面要和谐但永远暗流涌动的中国。

所以，我们的街道可以到处都是“伟光正”的口号，但没有欧洲的小路那样干净。

再看中国历史，哪怕再出类拔萃的文人，都缺乏个体性自我，逃到山里的隐士，也会幻想着哪一天被皇帝这个大家长请出来，给予重位。因此我之前写，看唐诗宋词很失望，正因都弥散着这个味儿。

文人在描绘中国历史，而流氓却在创造中国历史。刘邦与张良，朱元璋与刘伯温，这种配合贯穿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朝代。哪怕洞见天地奥秘的最强文人，也只能在中国历史上做配角。或许原因是，流氓中文化的毒比较少，还有自我，而最强中国文人，却丧失了自我。

基督教文化，有一个神性的大家长——上帝。于是，家庭中就没有了人神般的大家长，甚至强势的国王们都不能成为一个理直气壮的大家长。

春运这一典型的中国图景，是中国大家庭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呈现，那些不顾一切归家的人，你是归向家温暖的怀抱，还是一个大家长的权势？你是享受着那份家的亲密，还是只为了圆一个表面团结的幻象？希望是前者。然而，一旦是前者，春运这一强迫症式的宏大场面将不复存在。

最后一句话：尊重你的感觉，哺育你的感受，成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