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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的自杀游戏

北大学者吴飞,用数年时间,在河北一个县做关于自杀的实地调查研究,最后写就了《浮生取义》一书。用数年时间专心实地调查研究,仅此一点,很难得。毕竟,在我的理解里,国内能如此踏实地做调查研究的学者真不多见。

同样重要的是,吴飞又有极强的哲学头脑,这一点也不多见。

这两个优点同时在一部书中兼备,自然会是罕见的好书。因而,这部书也被国外学者称为法国学者涂尔干《自杀论》之后关于自杀研究的一个新里程碑。

其实,《自杀论》我本科时读过,完全没留下什么感性的印象,所以目前这部书在我这里还称不上一部重要的书,但《浮生取义》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进一步帮助我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所以很想推荐给大家。

并且,与《自杀论》不同,《浮生取义》自杀故事的描绘也相当细致清晰,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所以读起来不会令人觉得索然无味。

我家也在河北农村,现在是一个约4000人的村子,对于吴飞所描绘的自杀事件和自杀未遂事件均相当熟悉。

不过,如果这本书只是一部关于自杀的书,那么它就只适合少数人读了,比这一点或许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自杀事件的调查,发现了中国家庭的核心规律,这一点最难得。

这种核心规律,不仅是农村家庭的,也是中国所有家庭的,所以为家庭问题所困的人,都可以读读这本书。

关于中国家庭的核心规律,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简单说法——过日子,也有一个略显复杂但更容易帮助人理解的说法——家庭政治。

先说家庭政治。吴飞认为中国家庭和中国社会的运作规律都可以用“政治”这个词来描绘,而玩家庭政治时,家庭成员们凭借着两点——权力资本和道德资本。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攒这两个资本。

攒它们又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在家庭这个亲密关系大集合体中获得一种资格——我说了算。有权力资本的人应该轻易不会自杀,自杀的,常常是觉得道德资本攒够了却发现得不到这种资格的人。

譬如,一位女子为家庭尽心尽力,与丈夫和其他亲人关系均可,也似乎得到了尊重。但当发现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时,她自杀了。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攒了足够的道德资本,但却发现生活不能如她所愿。不管她的道德资本多丰厚,都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自杀,是攒道德资本的终极方式。通过将自己放在似乎是绝对受害者的位置上,将对方放在似乎是加害者的位置上,死者的道德资本进一步增加,似乎可以在自己死后迫使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

这有时候能奏效,有时候则只是一个幻觉,譬如这位女子的儿子,在妈妈死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打电子游戏。

有时,这种心理游戏进行得非常巧妙,巧妙得令人无比郁闷。一位父亲,他和儿子住在一个院子里,房间的梁断了,需要维修。他做不了这事,需要儿子帮助。但是,他不跟儿子讲,而是请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来他屋里看。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借这个老师的口告诉儿子,要他过来维修。

这位老师这样做了,但儿子说爱修不修,没管这事,结果父亲自杀了。对此,吴飞借这位老师的口分析说,儿子并不是不修,如果父亲主动跟儿子讲,儿子会修,但父亲通过一个尊者给儿子施加压力,迫使儿子来修,儿子自然不愿意。

那么,父亲为什么不向儿子开口呢?吴飞说,如果开口,就意味着父亲在求儿子,而求,则好像需要损害父亲的道德资本,假若不用求,儿子主动来修,那么这个道德资本就没有损耗,父亲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是有面子的。

这样的故事,我一方面很熟悉,另一方面厌恶至极。原来,我回家时还爱和邻里的长者们聊聊天,但现在,我一听他们讲话就怕,我知道,自己怕的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里腐朽的道德游戏的味道。

这种家庭政治的中国俗语是“过日子”,这个词语,吴飞看得很客观,甚至还将“过日子”的哲学给美化了,但我很讨厌这个术语。

什么叫过日子呢?概括说来,就是,遵守农村的一套规范,在这套规范下过得最像样,就是典范了。譬如,大家都结婚,所以你也要结婚,而且要结得最像样;大家都大办丧礼,你也要大办,还要办得最隆重;大家儿子大了都盖房子,你也要这样做,而且要盖得最气派……

总之,就是追求大家都在追求的,而且要比别人更像样一些。说追求还不对,追求还算一种境界,准确的说法是“做”,做大家都在做的,但做得比别人更像样一些。甚至像样这个词也值得商榷,因为像样不像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关键是邻里乡亲怎么看。

如此一来,假如我在农村里生活,哪怕我学高八斗最有钱,但仅仅因为我36岁了还不结婚且据说还不打算要孩子,就会被视为根本不会“过日子”,而被人笑话。

在作者看来,日子过得好也是一种境界,他还讲了他备受尊重的姥姥的例子来阐述这一境界。

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家庭政治是缺乏灵魂的,甚至追求尊重这件事本身就是缺乏灵魂的。在过日子的阴影之下,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着,你担心我怎么看你,我焦虑你怎么看我,而至于你怎么看你,我怎么看我,这种自我认识的东西就彻底被忽视了。

尽管对吴飞的观点有争议,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巨著,不仅是社会学著作,也是关于人性的著作,并且,大家都能读懂,如果我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故事刺痛了你,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部书。

以上这些文字是几年前的了,现在回头看,这些复杂的家庭政治其实就是要归结到一句话上——你们要听我的。如果我有权力,就直接命令你们听我的;如果没有,就攒道德资本,通过让你内疚的方式听我的;如果还做不到,就死给你们看,用自杀的方式让你们听我的。

一首歌叫《死了都要爱》,而中国家庭则常常是,死了也得听我的。

并且,在咨询中,我听到了比吴飞这本书中更为夸张的故事。譬如,我一位来访者,她的四个姨中,两个自杀成功,一个疯掉,其他远一点的亲戚中,也有多人自杀,都是一点小事就闹自杀。这可以理解,对于巨婴而言,既然我要求别人无条件听我的,那当然没有小事了。每一件事都可以要命。

正在写这些文字时,湖南娄底一所小学发生一个悲剧。因要办毕业典礼,一个小学男生叫了几个同学,将桌子摆成了回字形,准备迎接典礼,而这个男生,将要在典礼上讲话,但典礼下午才办,而上午还要上课,所以老师要学生们将桌子椅子重新摆成上课的正常模式。这个男生因此受到了很大精神冲击,他哭泣,沉默,老师安抚过他,几个同学也一直安抚他,但他最后还是跳楼自杀了。

这也是同一种味道:我辛辛苦苦摆好了桌子椅子,我的意志已经展现,为什么你轻易就驳回了我,我恨死你了,但我不能攻击你,所以我就死给你看,要你知道,你大错特错,你本来应该听我的。

中国人的生生死死,常常就是这么个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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