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的自杀游戏

北大学者吴飞，用数年时间，在河北一个县做关于自杀的实地调查研究，最后写就了《浮生取义》一书。用数年时间专心实地调查研究，仅此一点，很难得。毕竟，在我的理解里，国内能如此踏实地做调查研究的学者真不多见。

同样重要的是，吴飞又有极强的哲学头脑，这一点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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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优点同时在一部书中兼备，自然会是罕见的好书。因而，这部书也被国外学者称为法国学者涂尔干《自杀论》之后关于自杀研究的一个新里程碑。

其实，《自杀论》我本科时读过，完全没留下什么感性的印象，所以目前这部书在我这里还称不上一部重要的书，但《浮生取义》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进一步帮助我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所以很想推荐给大家。

并且，与《自杀论》不同，《浮生取义》自杀故事的描绘也相当细致清晰，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所以读起来不会令人觉得索然无味。

我家也在河北农村，现在是一个约4000人的村子，对于吴飞所描绘的自杀事件和自杀未遂事件均相当熟悉。

不过，如果这本书只是一部关于自杀的书，那么它就只适合少数人读了，比这一点或许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自杀事件的调查，发现了中国家庭的核心规律，这一点最难得。

这种核心规律，不仅是农村家庭的，也是中国所有家庭的，所以为家庭问题所困的人，都可以读读这本书。

关于中国家庭的核心规律，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简单说法——过日子，也有一个略显复杂但更容易帮助人理解的说法——家庭政治。

先说家庭政治。吴飞认为中国家庭和中国社会的运作规律都可以用“政治”这个词来描绘，而玩家庭政治时，家庭成员们凭借着两点——权力资本和道德资本。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攒这两个资本。

攒它们又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在家庭这个亲密关系大集合体中获得一种资格——我说了算。有权力资本的人应该轻易不会自杀，自杀的，常常是觉得道德资本攒够了却发现得不到这种资格的人。

譬如，一位女子为家庭尽心尽力，与丈夫和其他亲人关系均可，也似乎得到了尊重。但当发现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时，她自杀了。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攒了足够的道德资本，但却发现生活不能如她所愿。不管她的道德资本多丰厚，都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自杀，是攒道德资本的终极方式。通过将自己放在似乎是绝对受害者的位置上，将对方放在似乎是加害者的位置上，死者的道德资本进一步增加，似乎可以在自己死后迫使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

这有时候能奏效，有时候则只是一个幻觉，譬如这位女子的儿子，在妈妈死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打电子游戏。

有时，这种心理游戏进行得非常巧妙，巧妙得令人无比郁闷。一位父亲，他和儿子住在一个院子里，房间的梁断了，需要维修。他做不了这事，需要儿子帮助。但是，他不跟儿子讲，而是请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来他屋里看。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借这个老师的口告诉儿子，要他过来维修。

这位老师这样做了，但儿子说爱修不修，没管这事，结果父亲自杀了。对此，吴飞借这位老师的口分析说，儿子并不是不修，如果父亲主动跟儿子讲，儿子会修，但父亲通过一个尊者给儿子施加压力，迫使儿子来修，儿子自然不愿意。

那么，父亲为什么不向儿子开口呢？吴飞说，如果开口，就意味着父亲在求儿子，而求，则好像需要损害父亲的道德资本，假若不用求，儿子主动来修，那么这个道德资本就没有损耗，父亲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是有面子的。

这样的故事，我一方面很熟悉，另一方面厌恶至极。原来，我回家时还爱和邻里的长者们聊聊天，但现在，我一听他们讲话就怕，我知道，自己怕的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里腐朽的道德游戏的味道。

这种家庭政治的中国俗语是“过日子”，这个词语，吴飞看得很客观，甚至还将“过日子”的哲学给美化了，但我很讨厌这个术语。

什么叫过日子呢？概括说来，就是，遵守农村的一套规范，在这套规范下过得最像样，就是典范了。譬如，大家都结婚，所以你也要结婚，而且要结得最像样；大家都大办丧礼，你也要大办，还要办得最隆重；大家儿子大了都盖房子，你也要这样做，而且要盖得最气派……

总之，就是追求大家都在追求的，而且要比别人更像样一些。说追求还不对，追求还算一种境界，准确的说法是“做”，做大家都在做的，但做得比别人更像样一些。甚至像样这个词也值得商榷，因为像样不像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关键是邻里乡亲怎么看。

如此一来，假如我在农村里生活，哪怕我学高八斗最有钱，但仅仅因为我36岁了还不结婚且据说还不打算要孩子，就会被视为根本不会“过日子”，而被人笑话。

在作者看来，日子过得好也是一种境界，他还讲了他备受尊重的姥姥的例子来阐述这一境界。

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家庭政治是缺乏灵魂的，甚至追求尊重这件事本身就是缺乏灵魂的。在过日子的阴影之下，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着，你担心我怎么看你，我焦虑你怎么看我，而至于你怎么看你，我怎么看我，这种自我认识的东西就彻底被忽视了。

尽管对吴飞的观点有争议，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巨著，不仅是社会学著作，也是关于人性的著作，并且，大家都能读懂，如果我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故事刺痛了你，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部书。

以上这些文字是几年前的了，现在回头看，这些复杂的家庭政治其实就是要归结到一句话上——你们要听我的。如果我有权力，就直接命令你们听我的；如果没有，就攒道德资本，通过让你内疚的方式听我的；如果还做不到，就死给你们看，用自杀的方式让你们听我的。

一首歌叫《死了都要爱》，而中国家庭则常常是，死了也得听我的。

并且，在咨询中，我听到了比吴飞这本书中更为夸张的故事。譬如，我一位来访者，她的四个姨中，两个自杀成功，一个疯掉，其他远一点的亲戚中，也有多人自杀，都是一点小事就闹自杀。这可以理解，对于巨婴而言，既然我要求别人无条件听我的，那当然没有小事了。每一件事都可以要命。

正在写这些文字时，湖南娄底一所小学发生一个悲剧。因要办毕业典礼，一个小学男生叫了几个同学，将桌子摆成了回字形，准备迎接典礼，而这个男生，将要在典礼上讲话，但典礼下午才办，而上午还要上课，所以老师要学生们将桌子椅子重新摆成上课的正常模式。这个男生因此受到了很大精神冲击，他哭泣，沉默，老师安抚过他，几个同学也一直安抚他，但他最后还是跳楼自杀了。

这也是同一种味道：我辛辛苦苦摆好了桌子椅子，我的意志已经展现，为什么你轻易就驳回了我，我恨死你了，但我不能攻击你，所以我就死给你看，要你知道，你大错特错，你本来应该听我的。

中国人的生生死死，常常就是这么个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