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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治国学之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

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所假造。这假造的《尚书》,宋代朱熹已经怀疑他,但没曾寻出确证,直到清代,才明白地考出,却已雾迷了一千多年。经中尚有为明代人所伪托,如“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手。诠释经典之书,也有后人伪托,如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孙奭《孟子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不过“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比较的有些价值,所以还引起一部分人一时间的信仰。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越绝书》,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本是晋人所得,原已难辨真伪,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晋人原本,乃是明人伪造的了。

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则全不足信。

(一)《吴子》:此书中所载器具,多非当时所有,想是六朝产品。但从前科举时代把它当作“武经”,可见受骗已久。

(二)《文子》:《淮南子》为西汉时作品,而《文子》里面大部分抄自《淮南子》,可见本书系属伪托;已有人证明它是两晋六朝人作的。

(三)《列子》:信《列子》的人很多,这也因本书作得不坏,很可动人的缘故。须知列子这个人虽见于《史记·老庄列传》中,但书中所讲,多取材于佛经,佛教在东汉时始入中国,哪能在前说到?我们用时代证它,已可水落石出。并且《列子》这书,汉人从未有引用一句,这也是一个明证。造《列子》的也是晋人。

(四)《关尹子》:这书无足论。

(五)《孔丛子》:这部书是三国时王肃所造。《孔子家语》一书也是他所造。

(六)《黄石公三略》:唐人所造。又《太公阴符经》一书,出现在《黄石公三略》之后,系唐人李筌所造。

经、史、子三部中的伪书很多,以上不过举个大略。此外,更有原书是真而后人才掺加一部分进去的,这却不能疑它是假。“四子书”中有已被参入的;《史记》中也有,如《史记》中曾说及扬雄,扬在太史公以后,显系后人加入,但不能因此便疑《史记》是伪书。

总之,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但反过来看,因为极少部分的假,就怀疑全部分,也是要使我们彷徨无所归宿的。如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的,都被王莽、刘歆改窜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了。

二、通小学

韩昌黎说:“凡作文章宜略识字。”所谓“识字”,就是通小学的意思。作文章尚须略通小学,可见在现在研究古书,非通小学是无从下手的了。小学在古时,原不过是小学生识字的书;但到了现代,虽研究到六七十岁,还有不能尽通的;何以古易今难至于如此呢?这全是因古从今语言变迁的缘故。现在的小学,是可以专门研究的,但我所说的“通小学”,却和专门研究不同;因为一方面要研究国学,所以只能略通大概了。

《尚书》中《盘庚》《洛诰》,在当时不过一种告示,现在我们读了,觉得“佶屈聱牙”,这也是因我们没懂当时的白话,所以如此。《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直言也。”直言就是白话。古书原都用当时的白话,但我们读《尚书》,觉得格外难懂,这或因《盘庚》《洛诰》等都是一方的土话,如殷朝建都在黄河以北,周朝建都在陕西,用的都是河北的土话,所以比较地不能明白。《汉书·艺文志》又说,“读《尚书》应用《尔雅》”,这因《尔雅》是诠释当时土话的书,所以《尚书》中于难解的地方,看了《尔雅》就可明白。

总之,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宋以后的文章和现在差不多,我们就能完全了解了。

研究小学有三法:

一、通音韵。古人用字,常同音相通;这大概和现在的人写别字一样。凡写别字都是同音的,不过古人写惯了的别字,现在不叫他写别字罢了。但古时同音的字,现在多不相同,所以更难明白。我们研究古书,要知道某字即某字之转讹,先要明白古时代的音韵。

二、明训诂。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更引申某义转为他义。可见古义较狭而少,后义较广而繁。我们如不明白古时的训诂,误以后义附会古义,就要弄错了。

三、辨形体。近体字中相像的,在篆文未必相像,所以我们要明古书某字的本形,以求古书某字的某义。

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书,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如能把《说文》《尔雅》《音韵学》都有明确的观念,那么,研究国学就不至犯那“意误”“音误”“形误”等弊病了。

宋朱熹一生研究“五经”“四子”诸书,连寝食都不离,可是纠缠一世,仍弄不明白;实在他在小学没有下工夫,所以如此。清代毛西河(奇龄)事事和朱子反对,但他也不从小学下手,所以反对的论调,也都错了。可见通小学对于研究国学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了。清代小学一门,大放异彩,他们所发现的新境域,着实不少!

三国以下的文章,十之八九我们能明了,其不能明了的部分,就须借助于小学。唐代文家如韩昌黎、柳子厚的文章,虽是明白晓畅,却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说,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学。

桐城派也懂得小学,但比较地少用工夫,所以他们对于古书中不能明白的字,便不引用,这是消极地免除笑柄的办法,事实上总行不去的。

哲学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学,但必专凭自我的观察,由观察而发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绝缘,那才可以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借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比如朱文公研究理学(宋之理学即哲学),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便召非议。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训为“来”,“来”可训为“至”,“至”可训为“极”,“极”可训为“穷”,就把“格物”训为“穷物”;可是训“格”为“来”是有理,辗转训“格”为“穷”,就是笑话了。又释“敬”为“主一无适”之谓(这原是程子说的),他的意思是把“适”训作“至”;不知古时“适”与“敌”通,《淮南子》中的主“无适”,所谓“无适”实是“无敌”之谓,“无适”乃“无敌对”的意义,所以说是“主一”。

所以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

三、明地理

近顷所谓“地理”,包含地质、地文、地志三项,原须专门研究的。中国本来的地理,算不得独立的科学,只不过做别几种?(史、经)的助手,也没曾研究到地质、地文的。我们现在要研究国学,所需要的也只是地志,且把地志讲一讲。

地志可分两项: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就是山川脉络之类;山自古至今,没曾变更;大川若黄河,虽有多次变更,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明白考出;所以,关于天然的,比较地容易研究。人为的就是郡县建置之类;古来封建制度至秦改为郡县制度,已是变迁极大,数千年来,一变再变,也不知经过多少更张;那秦汉时代所置的郡,现在还能大略考出,所置的县就有些模糊了;战国时各国的地界,也还可以大致考出,而各国战争的地点和后来楚汉战争的地点,却也很不明白了;所以,人为的比较地难以研究。

历来研究天然的,在乾隆时有《水道提纲》一书。书中讲山的地方甚少,关于水道,到现在也变更了许多,不过大致是对的。在《水道提纲》以前,原有《水经注》一书,这书是北魏人所著,事实上已用不着,只文采丰富,可当古董看罢了。研究人为的,有《读史方舆纪要》和《乾隆府厅州县志》;民国代兴,废府留县,新置的县也不少,因此更大有出入。在《方舆纪要》和《府厅州县志》以前,唐人有《元和郡县志》,也是研究人为的,只是欠分明。另外还有《大清一统志》《李申耆五种》,其中却有直截明了的记载,我们应该看的。

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研究地理者,原是因为对于地理没有明白的观念,看古书就有许多不能懂。譬如看到春秋战国的战争和楚汉战争,史书上已载明谁胜谁败;但所以胜所以败的原因,关于形势的很多,就和地理有关了。

二十四史中,古史倒还可以明白,最难研究的,要推《南北史》和《元史》。东晋以后,五胡闯入内地,北方的人士,多数南迁。他们数千人所住的地,就侨置一州;侨置的地方,大都在现在镇江左近,因此有南通州、南青州、南冀州的地名产生。我们研究《南史》,对于侨置的地名,实在容易混错。元人灭宋,统一中国,在二十四史就有《元史》的位置。元帝成吉思汗拓展地域很广,关于西伯利亚和欧洲东部的地志,《元史》也有阑入,因此使我们读者发生困难。关于《元史》地志有《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因著者博证海外,故大致不错。

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国学,普通要发生三种谬误。南北朝时南北很隔绝。北魏人著《水经注》,对于北方地势,还能正确;记述南方的地志,就错误很多。南宋时对于北方大都模糊,所以福建人郑樵所著《通志》,也错得很多。——这是臆测的谬误;中国土地辽阔,地名相同的很多,有人就因此纠缠不清。——这是纠缠的错误;古书中称某地和某地相近,往往考诸实际,相距却是甚远。例如:诸葛亮五月渡泸一事,是大家普遍知道的,泸水就是现今金沙江,诸葛亮所渡的地,就是现在四川宁远;后人因为唐代曾在四川置泸州,大家就以为诸葛亮五月渡泸,是在此地,其实相去千里,岂非大错吗?——这是意会的错误。至于河阴、河阳当在黄河南北,但水道已改,地名还是仍旧,也容易舛错的。

我在上节曾讲过“通小学”,现在又讲到“明地理”,本来还有“典章制度”也是应该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书上多已载明,无以今证古的必要;我们看哪一朝史知道哪一朝的典章制度就够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如若不明白这变迁的理,要产生两种谬误的观念。

一、道学先生看作道德是永久不变,把古人的道德,比作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违背。

二、近代矫枉过正的青年,以为古代的道德是野蛮道德。

原来道德可分二部分——普通伦理和社会道德——前者是不变的,后者是随着环境变更的。当政治制度变迁的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了这制度、这风俗才行。古今人情的变迁,有许多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一,封建时代的道德,是近于贵族的;郡县时代的道德,是近于平民的——这是比较而说的。《大学》有“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语,《传》第九章里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语,这明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且看唐太宗的历史,他的治国,成绩却不坏——世称“贞观之治”;但他的家庭,却糟极了,杀兄、纳弟媳;这岂不是把《大学》的话根本打破吗?要知古代的家和后世的家大不相同;古代的家,并不只包含父子夫妻兄弟这等人;差不多和小国一样,所以孟子说“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在那种制度之下,《大学》里的话自然不错;那不能治理一县的人,自然不能治理一省了。

第二,古代对于保家的人,不管他是否尸位素餐,都很恭维;史家论事,对于那人因为犯事而灭家,不问他所做的是否正当,都没有一句褒奖。《左传》里已是如此;后来《史》《汉》也是如此。晁错创议灭七国,对于汉确是尽忠;但因此夷三族,就使史家对他生怪了。大概古代爱家和现代爱国的概念一样,那亡家也和亡国一样,所以保家是大家同情的。这种观念,到汉末已稍稍衰落,六朝又复盛了。

第三,贵族制度和现在土司差不多,只比较地文明一些。凡在王家的人,和王本身一样看待;他的兄弟在王去位的时候都有承袭的权利。我们看《尚书》到周公代成王摄政,觉得很可怪。他在摄政时代,也俨然称王。在《康诰》里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这王明是指周公。后来成王年长亲政,他又可以把王号取消。《春秋》记隐公、桓公的事,也是如此。这种摄政可称王,退位可取消的情形,到后世便不行。后世原也有兄代弟位的,如明英宗被掳,景泰帝代行政事等。但代权几年,却不许称王;既称王却不许取消的。宋人解释《尚书》,对于这些没有注意到,所以强为解释,反而愈释愈使人不能解了。

第四,古代大夫的家臣,和天子的诸侯一样,凡是家臣对于主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种制度,西汉已是衰落一些,东汉又复兴盛起来;功曹、别驾都是州郡的属官。这种属官,既要奔丧,还要服丧三年,俨有君臣之分。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他们虽未称王,但他属下的官对于他都是皇帝一般看待的。

第五,丁忧去官一件事在汉末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丧要丁忧,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丧也要丁忧。陶渊明诗有说及奔妹丧的,潘安仁《悼亡诗》也有说及奔丧的,可见丁忧的风在那时很盛。唐时此风渐息,到明代把它定在律令,除了父母丧不必去官。

总之,道德本无所谓是非,在那种环境里产生适应的道德,在那时如此便够了。我们既不可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今论古。

五、辨文学应用

文学的派别很多,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已明白罗列,关于这项,将来再仔细讨论,现在只把不能更改的文体讲一讲。

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历来两派的争执很激烈:自从韩退之崛起,推翻骈体,后来散体的声势很大,宋人就把古代经典都是散体,何必用骈体,做宣扬的旗帜;清代阮芸台(阮元)起而推倒散体,抬出孔老夫子来,说孔子在《易经》里所著的《文言》《系辞》,都是骈体的。实在这种争执,都是无谓的。

依我看来,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以《礼记》而论,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礼》用骈体,《仪礼》却用散体,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的。《仪礼》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要想用骈也无从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经》用骈,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实在,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凡列举纲目的以用骈为醒目,譬如我讲演“国学”,列举各项子目,也便是骈体。秦汉以后,若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的骈文,了然可明白;他们用以序叙繁杂的事,的确是不错。后来诏诰都用四六,判案亦有用四六的——唐宋之间,有《龙筋凤髓判》——这真是太无谓了。

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何必称作和尚呢?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诗歌本来脱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风韵,这种韵,可达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它们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仔细讲起来,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韵的缘故。

白话记述,古时素来有的,《尚书》的诏诰全是当时的白话,汉代的手诏,差不多亦是当时的白话,经史所载更多照实写出的。《尚书·顾命篇》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一语,从前都没能解这两个“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江声)始说明多一肄字,乃直写当时病人垂危舌本强大的口吻。《汉书》记周昌“臣期期不奉诏”“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语,两“期期”字也是直写周昌口吃。但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语录”皆白话体,原始自佛家,宋代名儒如二程、朱、陆亦皆有语录,但二程为河南人,朱子福建人,陆象山(九渊)江西人,如果各传真相,应所纪各异,何以语录皆同一体例呢?我尝说,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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