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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当时称为《士礼》——在古文今文,只为文字上的差别。《周礼》在汉初不以为经典,东汉始有杜子春和二郑替彼注释。此外,今古文便各自为别了。

今古文的区别,本来只在文字版本上。因为六经遭秦火,秦代遗老就所能记忆的,用当代语言记出,称为今文;后来从山崖屋壁发现古时原本,称为古文;也不过像近代今版、古版的分别罢了。但今文所记忆,和古文所发现的篇幅的多少,已有不同;今文家所主张和古文家所说,根本上又有不同;因此分道扬镳。古文家异于今文家之点,在下文细说:

一、《易》以费氏为古文家,是刘向定的;因为刘向校书时,就各家《易经》文字上看,只有费氏相同,所以推为古文家。以《易》而论,今古文也还只文字上的不同。

二、鲁恭王发孔壁得《尚书》,《尚书》的篇数就发生问题;据《书传》——太史公曰“《书传》《礼记》自孔氏”,可见孔安国家藏《书传》,确自孔壁得来——称《书序》有百篇,而据伏生所传只有二十九篇(可分为三十四篇),壁中所得却有四十六篇(可分为五十八篇),相差已十七篇。并且《书传》所载和今文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孟子是当时善治《诗》《书》的学者,他所引的“葛伯求饷”“象日以杀舜为事”等,在今文确是没有的,可见事实上又不同了。

三、《诗》因叶韵易于记忆,当时并未失传,本无今古文之分。毛氏所传《诗》三百十一篇,比三家所传多“笙诗”六篇;而所谓“笙诗”也只有名没有内容的。《毛诗》所以列于古文,是立说不同。他的立说,关于事实和《左传》相同;关于典章制度和《周礼》相同;关于训诂,又和《尔雅》相同。

四、郑康成注《仪礼》,并存古今文。大概高堂生传十七篇和古文无大出入。孔壁得《礼》五十六篇,比高堂生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和今文中有大不同之点:今文治《礼》,是“推士礼致于天子”,全属臆测的;此三十九篇却载士以上的礼很多。二戴的主张,原不可考;但晋人贺循引《礼》,是我们可据以为张本的。

五、“《左氏》多古文古言”。《汉书·艺文志》说:《左氏传》是张苍所献。贾谊事张苍,习《左氏传》,所以《贾谊新书》引《左氏传》的地方很多。《左氏传》的事实,和《公羊》多不相同。《谷梁》中事实较《公羊》确实一些,也和《左氏》有出入。至经文本无不同,但《公羊》《谷梁》是十一篇,《左氏》有十二篇,因《公》《谷》是附闵于庄的。闵公只有三年,附于庄公,原无大异;但何休解《公羊》,却说出一番理由来,以为“孝子三年无改于父道”,故此附闵于庄了。

六、《周礼》,汉时河间献王向民间抄来,马融说是“出自山崖屋壁”的。这书在战国时已和诸侯王的政策不对,差不多被毁弃掉;所以孟子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荀子》中和《周礼》相合的地方很多,或者他曾见过。孟子实来见过《周礼》,西汉人亦未见过;《礼记·王制篇》也和《周礼》不同。孟子答北宫锜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却说是“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王制》讲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古代王畿千里,几和现在江苏一般大小,这一百二十个官员,恐怕不够吧!《周礼》称有三百六十官,此三百六十官亦为官名而非官缺,一官实不止一人,如就府吏胥徒合计,当时固有五万余员。

又有在汉时称为传记的,就是《论语》和《孝经》二书。《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古论》是出自孔氏壁中的。何晏治《论语》参取三家,不能分为古今文。不过王充《论衡》称《论语》之《古论》有百多篇,文字也难解,删繁节要也有三十篇,而何晏说:“《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等,凡二十二篇;《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凡二十一篇。”篇数上又有出入。《汉书·艺文志》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曾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孝经》,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出自孔壁,汉代治《孝经》的已无可考,我们所见的是唐玄宗的注释。又有《论语谶》《孝经谶》二书,怪语很多,可存而不论。

宋代所称“十三经”,是合《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诗》《左传》《公羊》《谷梁》《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而说的;这只是将诸书汇刻,本无什么深义,后人遂称为“十三经”了。《汉书·艺文志》扩充“六艺”为九种,除《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六艺”外,是并《论语》《孝经》、“小学”在内的。

汉代治经学,崇尚今文家的风气,到了汉末三国之间,渐趋销熄;汉末郑康成治经,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肃出,极端地相信古文。在汉代没曾立学官的,三国也都列入学官;因此今文家衰,古文家代兴。

三国时古文家的色彩很鲜明,和汉代有不可混的鸿沟:

《诗》——汉用三家,三国时尚毛;

《春秋》——汉用《公羊》,三国时尚《左氏》;

《易》——汉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三国只崇尚郑康成和王弼的学说;

《仪礼》——没有大变更;

《周礼》——汉不列学官,三国列入学官。

学者习尚既变,在三国魏晋之间,所有古文家学说都有人研究;就是从前用今文家的,到此时也改用古文家了。

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治《毛诗》的,有郑康成、王肃,意见有许多相反。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两家虽非大不同,其中却也有抵触之处;原来汉人治《左氏》,多引《公羊》,并由《公羊》以释经,自己违背的地方很多;杜预《春秋释例》将汉人学说一一驳倒,在立论当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张相反的。《尚书》郑康成有注,郑本称为古文的,但孔安国古本已失,郑本也未必是可靠;我们就和马融、郑康成师生间的立说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东晋时梅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的《伪古文尚书》出,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所称正十八篇推衍出来,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变更,今文所无的,就自己臆造,这书当时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

《易》——北尊王弼,南尊郑康成;

《毛诗》——南北无十分异同;

《左传》——北尊服虔,南尊杜预;

《尚书》——北尊郑康成,南用伪古文《尚书》。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出而作注疏,产生“五经”“七经”的名称。“五经”是孔颖达所主张的,贾公彦益以《周礼》《仪礼》就称“七经”,后更附以《公羊》《谷梁》(《公羊》用何休,《谷梁》用范宁),就是唐人通称的“九经”。孔颖达,曲阜人,当时北方人多以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郑,《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学”[1]“北学”[2]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

唐代轻学校而重科举,取士用“明经”“进士”二科(明经科讨论经典,进士科策论应试),学者对于孔氏的学说不许违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汉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贾而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

《仪礼·丧服》是当时所实用的,从汉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说也非贾《疏》所能包;这是特例。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时之旧,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诗赋以经命名的,也不许抵触孔、贾的主张;当时有人作“当仁不让于师赋”,将“师”训作“众”,就落第了。邢昺作《论语》《孝经》疏,拘守孔、贾所已引用的,已是简陋,那些追随他们的后尘的,更是陋极。宋代改“明经科”为“学究科”,这“学究”两字是他们无上的诨号。

在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的环境之下,时势所趋,不能不有大变动,因此宋代学者的主张就和以前趋于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帜的人,首推孙复:他山居读书,治《春秋》以为三传都不可靠;这种主张,在唐人已有赵匡、啖助创议于先,孙不过推衍成之。继孙复而起,是欧阳修,他改窜《诗经》的地方很多,并疑《易》的《系辞》非出自孔氏;立说之中很多荒谬,因为他本是文人,非能说经的。同时有刘敞(字原甫)说经颇多,著有《七经小记》,原本今虽不存,但从别书考见他的主张,虽和注疏背驰,却不是妄想臆测。神宗时王安石治经,著有《三经新义》,当时以为狂妄;原书已难考见,但从集中所引用的看来,也不见得比欧阳修更荒谬;想是宋人对于王安石行为上生怨恶,因此嫌弃他的学说。王的学说,传至弟子吕惠卿辈,真是荒谬绝伦,后来黄氏(宋人黄朝英)有《缃素杂记》,把《诗经》看作男女引诱的谈论,和《诗经》的本旨就相去千里了。

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朱熹)凭他的臆测酿成很多谬误。朱氏治经,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经,但是功不能掩过;现且分别指明:

一、《易经》本为十二篇,郑、王合《彖辞》于经,已非本来面目,朱氏分而出之,是他的功;他取陈抟的《河图》《洛书》并入《易经》——《河图》《洛书》由陈抟传至邵康节(邵雍),再传至朱文公,他就列入《易经》;有清王懋竑为朱文公强辩,谓《河图》《洛书》非朱文公所列,那就太无谓了;因为朱文公对于道士炼丹之术,很有些相信,他曾替《参同契》(汉时道家书)作注释,在书上署名“空同道士邹炘”,“邹”“朱”双声,“炘”“熹”通训,他的本名已隐在里面了——这是他的过。分《易》是还原,为功很小;增《河图》《洛书》是益迷信,过很大;可以说是功不掩过。

二、朱文公从文章上,怀疑为《古文尚书》,开后人考据的端绪,是他的功,他怀疑《书序》(今文所无、古文所有)也是伪托,他的弟子蔡沈作《集传》,就不信《书序》,是他的过;这可说是功过相当。

三、古人作诗托男女以寓君臣,《离骚》以美人香草比拟,也同此意。朱文公对于《诗序》(唐时《本事诗》相类)解诗指为国事而作,很不满意;他径以为是男女酬答之诗,这是不可掩的过。当时陈傅良反对朱文公,有“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行淫之具”等语。(不见于今《诗传》,想已删去)清人亦有指斥朱文公释《丘中有麻》诗为女人含妒意为不通者。

与朱文公同时有吕东莱(吕祖谦)治《毛诗》很精当,却不为时人所重。元代朱子学说大行,明代更甚;在这二代中,经学一无足观,士子受拘束也达极点,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动。

清初,毛奇龄(号西河)首出反对朱子的主张。毛为文人,于经没彻底的研究,学说颇近王阳明;他驳斥朱子的地方固精当,他自己的主张和朱子一般荒谬;朱子注“四子书”,也有援引原注的,毛也一并指斥无余了。继起为胡渭(朏明),他精研地理,讲《禹贡》甚精当,对于《河图》《洛书》有重大的抨击。在那时双方各无所根据,凭主观立论,都不能立在不败之地,汉学便应运而起。

阎若璩力攻古代书籍,已和汉学接近,不过对于朱子,不十分叛离,有许多地方仍援用朱说的。后江慎修(江永)出,对于音韵有研究,也倾向到汉学,但未揭明汉学的旗帜。

揭汉学旗帜的首推惠栋(定宇)——苏州学派,他的父亲惠士奇著《礼说》《春秋说》已开其端,定宇更推扬之,汉学以定。他所谓汉学,是摈斥汉以下诸说而言。惠偏取北学,著有《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书,以《周易述》得名。后惠而起有戴震(东原),他本是江永的弟子,和惠氏的学说不十分相同,他著有《诗经小传》等书,不甚卓异。

就惠、戴本身学问论,戴不如惠,但惠氏不再传而奄息,戴的弟子在清代放极大异彩,这也有二种原因:

甲、惠氏墨守汉人学说,不能让学者自由探求、留发展余地;戴氏从音韵上辟出新途径,发明“以声音合文字,以文字考训诂”的法则;手段已有高下。

乙、惠氏揭汉学的旗帜,所探求的只是汉学;戴氏并非自命为汉学,叫人从汉学上去求新的发现,态度上也大有不同。

戴氏的四弟子,成就都很多,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他的弟子已是摈除净尽了。今将其四弟子分别说明如下:

一、孔广森讲音韵极精,著有《诗声类》一书;

二、任大椿著有《弁服释例》一书,很确实的;

三、段玉裁以《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闻名;

四、王念孙本非戴的传经学生,戴在王家教授时,只不过教授些时文八股。王后来自有研究,所发明的比上列三家较多,《广雅疏证》一书,很为学者所重。

上列四家,孔、任尚近汉学,段已和汉学不同,王才高学精,用汉学以推翻汉学,诚如孟子所谓“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于是杀羿”了。

王念孙及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引用汉代训诂,善于调换,于诸说中采其可通者,于是佶屈聱牙的古书,一变而为普通人所能懂得了。历来研究经学的,对于名词、动词有人研究;关于助词,都不知讨论;王氏父子著《经传释词》,于古书助词之用法,列举无遗,实于我们研究上有莫大的便利,如《孟子》中“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二句,本不易解,王氏训“乎尔”为“于此”“于彼”,便豁然可悟了。我以我们不看《经传释词》,也算是虚词不通。

上列二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厥后崛起的为“常州派”,是今文学家。

“常州派”自庄存与崛起,他的外甥刘逢禄、宋翔凤承继他的学说。庄氏治《公羊》,却信东晋《古文尚书》,并习《周礼》;刘氏亦讲《公羊》,却有意弄奇;康有为的离奇主张,是从他的主张演绎出来的;但他一方面又信《书序》。这两人不能说纯粹的今文学家。朱氏[3]以《公羊》治《论语》,极为离奇,“孔教”的促成,是由他们这一班人的。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闿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

今文学家既衰,古文学家又起,孙诒让是一代大宗,《周礼正义》一书,颇为学者所重;在他以外,考典章制度原有江永、惠士奇(作《礼说》)、金榜(著《礼笺》)、金鹗(作《求古录》)、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等人,但和他终有上下床之别。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这是事同一例的。

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经典的派别,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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