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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

“哲学”一名词,已为一般人所通用,其实不甚精当;“哲”训作“知”,“哲学”是求知的学问,未免太浅狭了。不过习惯相承,也难一时改换,并且也很难得一比此更精当的。南北朝号“哲学”为“玄学”,但当时“玄”“儒”“史”“文”四者并称,“玄学”别“儒”而独立,也未可用以代“哲学”。至宋人所谓“道学”和“理学”是当时专门名词,也不十分适用。今姑且用“哲学”二字吧。

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经部中虽有极少部分与哲学有关,但大部分是为别种目的而作的。以《易》而论,看起来像是讨论哲学的书,其实是古代社会学;只《系辞》中谈些哲理罢了。《论语》,后人称之为“经”,在当时也只算是子书;此书半是伦理道德学,半是论哲理的。“九流”的成立,也不过适应当时需求;其中若“纵横家”是政客的技术,“阴阳家”是荒谬的迷信,“农家”是种植的技艺,“杂家”是杂乱的主张,都和哲学无关。至和哲学最有关系的,要算“儒”“道”二家;其他要算“法家”“墨家”“名家”了。“道家”出于史官,和《易》相同。老、庄二子的主张,都和哲学有牵涉的。管子也是“道家”,也有小部分是和哲学有关的。儒家除《论语》一书外,还有《孟子》《荀子》都曾谈谈哲理。“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学”,就是现代的伦理学,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都是治这种学问的。惠子和公孙龙子主用奇怪的论调,务使人为我所驳倒,就是希腊所谓“诡辩学派”。《荀子·正名篇》研究“名学”也很精当。墨子本为宗教家,但《经上》《经下》二篇,是极好的名学。法家本为应用的;而韩非子治法家之学,自谓出于老子,他有《解老》《喻老》二篇,太史公也把他和老、庄合传,其中有一部分也有关哲理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不同,就在出发点上;儒、道二家是以哲理为基本而推衍到政治和道德的,法家是旁及哲理罢了。他如宋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宋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汉书·艺文志》把他归在小说家,其实却有哲理的见解。庄子推宋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为一家,《荀子·解蔽篇》驳宋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的话很多,想宋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的主张,在当时很流行,他是主张非兵的。宋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所以算作小说家,因为他和别家不同;别家是用高深的学理,和门人研究;他是逢人便说,陈义很浅的。

周秦诸子,道、儒两家所见独到;这两家本是同源,后来才分离的。《史记》载孔子受业于征藏史,已可见孔子学说的渊源。老子道德的根本主张,是“上德不德”,就是无道德可见,才可谓之为真道德;孔子的道德主张,也和这种差不多。就是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也和老子主张一样的。道、儒两家的政治主张,略有异同;道家范围大,对于一切破除净尽;儒家范围狭小,对于现行制度,尚是虚与委蛇;也可以说是“其殊在量,非在质也”。老子为久远计,并且他没有一些名利观念,所以敢放胆说出;孔子亟亟要想做官,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如何敢放胆说话呢!

儒家之学,在《韩非子·显学篇》说是“儒分为八”,有所谓颜氏之儒。颜回是孔子极得意门生,曾承孔子许多赞美,当然有特别造就。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子的话很少,并且很浅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可见颜氏的学问,儒家没曾传,反传于道家了。《庄子》有极赞孔子处,也有极诽谤孔子处;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庄子所以连孔子也要加抨击,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不如把孔子也驳斥,免得他们借孔子做护符。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至韩退之以庄子为子夏门人,因此说庄子也是儒家;这是“率尔之论,未尝订入实录”。他因为庄子曾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的先生;那么,《让王篇》也曾举曾原、则阳、无鬼、庚桑诸子,也都列名在篇目,都可算作庄子的先生吗?

孟子,《史记》说他是“受业子思之门”;宋人说子思是出于曾子之门,这是臆测之词,古无此说。《中庸》中虽曾引曾子的话,也不能断定子思是出于曾子的。至谓《大学》是曾子所作,也是宋人杜撰,不可信的。子思在《中庸》所主张,确含神道设教的意味,颇近宗教;《孟子》却一些也没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对于子思、孟子均有诽议,说他们是信仰五行的。孟子信五行之说,今已无证据可考,或者外篇已失,内篇原是没有这种论调的。子思在《礼记》中确已讲过五行的话。

荀子的学问,究源出何人,古无定论。他尝称仲尼、子弓;子弓是谁,我们无从考出。有人说,子弓就是子张;子张在孔子门人中不算卓异的人才,如何会是他呢?今人考出子弓就是仲弓,这也有理。仲弓的学问,也为孔子所赞许,造就当有可观。郑康成《六艺论》,说仲弓是编辑《论语》的。而《荀子》一书,体裁也是仿效《论语》的,《论语》以《学而》始,以《尧曰》终;荀子也以《劝学》始,以《尧问》终。其中岂非有蛛丝马迹可寻吗?荀子和孟子虽是都称儒家,而两人学问的来源大不同。荀子是精于制度典章之学,所以“隆礼仪而杀《诗》《书》”,他书中的《王制》《礼论》《乐论》等篇,可推独步。孟子通古今,长于《诗》《书》,而于《礼》甚疏;他讲王政,讲来讲去,只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等话,简陋不堪,哪能及荀子的博大!但孟子讲《诗》《书》,的确好极,他的小学也很精,他所说:“庠者,养也;洚水者,洪水也;畜君者,好君也”等,真可冠绝当代!由他们两人根本学问的不同,所以产生“性善”“性恶”两大反对的主张;在荀子主礼仪,礼仪多由人为的,因此说人性本恶,经了人为,乃走上善的路。在孟子是主《诗》《书》;《诗》是陶淑性情的,《书》是养成才气的,感情和才气都自天然,所以认定人性本善的。两家的高下,原难以判定。韩退之以大醇小疵定之,可谓鄙陋之见。实在汉代治儒家之学,没有能及荀、孟两家了。

告子,庄子说他是兼学儒、墨,孟子和他有辩驳,墨子也排斥他的“仁内义外”的主张。墨、孟去近百年,告子如何能并见?或者当时学问是世代相传的。告子的“生之为性,无善无不善”的主张,看起来比荀、孟都高一着。荀、孟是以所学定其主张,告子是超乎所学而出主张的。告子口才不及孟子,因此被孟子立刻驳倒。其实,孟子把“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一语难告子,告子也何妨说“生之为性,犬之生犹牛之生,牛之生犹人之生”呢?考“性”亦可训作“生”,古人所谓“毁不灭性”的“性”字,就是“生”的意义。并且我们也常说“性命”一语呢!

道家的庄子以时代论,比荀子早些,和孟子同时,终没曾见过一面。庄子是宋人,宋和梁接近;庄子和惠子往来,惠子又为梁相,孟子在梁颇久,本有会面的机会;但孟子本性不欢喜和人家往来,彼此学问又不同,就不会见了。

庄子自以为和老子不同,《天下篇》是偏于孔子的。但庄子的根本学说,和老子相去不远。不过老子的主张,使人不容易捉摸,庄子的主张比较地容易明白些。

庄子的根本主张,就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愿望,是人类所共同的,无论哪一种宗教,也都标出这四个字。“自由平等”见于佛经;“自由”,在佛经称为“自在”。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但庄子的自由平等,和近人所称的,又有些不同。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和人的当中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的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的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字;他以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就是列子御风而行,大鹏自北冥徙南冥,皆有待于风,也不能算“自由”。真自由唯有“无待”才可以做到。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庄子临死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语,是他平等的注脚。

庄子要求平等自由,既如上述。如何而能达到平等自由,他的话很多,差不多和佛法相近。《庄子·庚桑楚篇》,朱文公说他全是“禅”(宋人凡关于佛法,皆称为“禅”),实在《庚桑楚篇》和“禅”尚有别,和“佛法”真很近了。庄子说“灵台者有持”,就是佛法的“阿陀那识”,“阿陀那”意即“持”;我们申而言之,可以说,眼目口鼻所以能运动自由,都有“持之者”,即谓“持生之本也”。《庄子》又有《德充符篇》,其中有王骀者,并由仲尼称述他的主张;是否有此人,原不可知,或是庄子所假托的。我们就常季所称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等语,是和佛法又相同的。“知”就是“意识”;“心”就是“阿陀那识”,或称“阿赖耶识”,简单说起来就是“我”;“常心”就是“庵摩罗识”,或称“真如心”,就是“不生不灭之心”。佛家主张打破“阿赖耶识”,以求“庵摩罗识”。因为“阿赖耶识”存在,人总有妄想苦恼;唯能打破生命之现象,那“不生不灭之心”才出现。庄子求常心,也是此理。他也以为常心是非寻常所能知道的。庄子“无我”的主张,也和佛法相同。庄子的“无我”和孔子的“毋我”、颜子的“克己复礼”也相同,即一己与万物同化,今人所谓融“小我”于“大我”之中。这种高深主张,孟、荀见不到此;原来孔子也只推许颜回是悟此道的。所以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

自孔子至战国,其间学说纷起,都有精辟的见解,真是可以使我们景仰的。

战国处士横议,秦始皇所最愤恨,就下焚书坑儒等凶辣手段。汉初虽有人治经学,对于“九流”,依旧怀恨,差不多和现在一般人切齿政客一般。汉武帝时,学校只许读经学,排斥诸子百家了。

汉初经学,一无可取,像董仲舒、公孙弘辈,在当时要算通博之儒,其他更何足论!西汉一代,对于哲理有精深研究的,只有扬雄一人。韩退之把荀、扬并称,推尊他已达极点。实在扬雄的学说,和荀、孟相差已多;秦汉以后的儒家,原没有及荀、孟的。不过扬雄在当时自有相当的地位和价值。西汉学者迷信极重,扬雄能够不染积习,已是高人一着。他的《法言》,全仿《论语》,连句调都有些模拟;但终究不及《荀子》。宋人说“荀子才高,扬子才短”,可称定评。

东汉学者迷信渐除,而哲理方面的发现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时渐出,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王符专讲政治,和哲理无关。王充(也有归入杂家的)在《论衡》中几于无迷不破,《龙虚》《雷虚》《福虚》等篇,真是独具只眼。他的思想锐敏已极,但未免过分,《问孔》《刺孟》等篇,有些过当之处。他又因才高不遇,命运一端,总看不破,也是遗恨。王充破迷信高出扬雄之上,扬雄新见解也出王充之上,这两人在两汉是前后辉映的。

汉人通经致用,最为曹操所不欢喜;他用移风易俗的方法,把学者都赶到吟咏一途;因此三国的诗歌,很有声色。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处。

魏晋两朝,变乱很多,大家都感着痛苦,厌世主义因此产生。当时儒家迂腐为人所厌,魏文帝辈又欢喜援引尧舜,竟要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贤”便“非汤武,薄周孔”了。七贤中嵇康、阮籍辈的主张和哲学没有关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张含些哲学。何晏说“圣人无情”,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这是两个重要的见解。郭象承何晏之说以解《庄子》,他说:“子哭之恸,在孔子也不过人哭亦哭,并非有情的。”据他的见解,圣人竟是木头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习“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习“大乘”未达到成佛的地位,依旧有七情的。

自魏晋至六朝,其间佛法入中国,当时治经者极少,远公(晋释慧远)是治经的大师。他非但有功佛法,并且讲《毛诗》、讲《仪礼》极精;后来治经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国,所以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极大原因:学者对于儒家觉得太浅薄,因此弃儒习老、庄,而老、庄之学,又太无礼法规则,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庄,又不猖狂,适合脾胃,大家认为非此无可求了。当时《弘明集》治佛法,多取佛法和老、庄相引证;才高的人,都归入此道,猖狂之风渐熄。

历观中国古代,在太平安宁之时,治哲学的极少,等到乱世,才有人研究。隋唐统一天下,讲哲理的只有和尚,并且门户之见很深,和儒家更不相容。唐代读书人极不愿意研究,才高的都出家做和尚去。我们在这一代中,只能在文人中指出三人:一、韩昌黎,二、柳子厚,三、李翱。韩昌黎见道不明,《原道》一篇,对于释、老只有武断的驳斥。柳子厚较韩稍高,他以为天是无知的。李翱(韩昌黎的侄倩)是最有学识的文人,他著《复性篇》说“斋戒其心,未离乎情;知本无所思,则动静皆离”,和禅宗(禅宗为中国佛教宗派,以专修“禅定”而得名)很近了。李后来事药山(唐代名僧),韩后来事大颠(佛教禅宗南派惠能三传弟子,自号大颠和尚);李和药山是意气相投,韩贬潮州以后,意气颓唐,不得已而习佛法的。韩习佛法,外面还不肯直认;和朋友通信,还说佛法外形骸是他所同意的。儒家为自己的体面计,往往讳言韩事大颠,岂不可笑!实在韩自贬潮州以后,人格就堕落,上表请封禅,就是献媚之举,和扬雄献符命有什么区别呢?大颠对于韩请封禅一事,曾说:“疮痍未起,安请封禅!”韩的内幕又被揭穿,所以韩对于大颠从而不敢违。韩对于死生利禄之念,刻刻不忘:登华山大哭、作《送穷文》,是真正的证据。韩、柳、李而外,王维、白居易也信佛,但主张难以考见,因为他们不说出的。

七国、六朝之乱,是上流社会的争夺;五代之乱,是下流社会崛起,所以五代学术衰微极了。宋初,赵普、李沆辈也称知理之人,赵普并且自夸“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时说不到哲理。后来周敦颐出,才辟出哲理的新境域。在周以前有僧契嵩,著有《镡津文集》,劝人读《中庸》《文中子》《扬子法言》等书,是宋学[1]的渊源。周从僧寿崖,寿崖劝周只要改头换面,所以周所著《太极图说》《周子通书》,只皮相是儒家罢了。周的学说很圆滑,不易捉摸,和《老子》一般,他对二程只说:“寻孔、颜乐处。”他终身寡言,自己不曾标榜,也可以说是道学以外的人。

二程都是周的弟子,对于“寻孔、颜乐处”一话,恐怕只有程明道(程颢)能做到。明道对人和颜悦色,无事如泥木人,他所著《定性篇》《识仁篇》,和李翱相近;他说“不要方检穷索”,又说“与其是外而非内,不如内外两忘”,见解是很精辟的。伊川(程颐)陈义虽高,但他自尊自大,很多自以为是之处,恐怕不见得能得孔、颜乐处。邵康节(邵雍)以“生姜树头生”一语讥伊川,就是说他自信过甚。

邵康节本为阴阳家,不能说是儒家,他的学问自陈抟传来,有几分近墨子。张横渠(张载)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佛家有“见病”一义,就是说一切所见都是眼病;张对此极力推翻,他是主张一切都是实有的。考回纥自唐代入中国,奉摩尼教,教义和回教相近;景教在唐也已入中国,如清虚一大为天,也和回教相同;张子或许是从回教求得的。

北宋诸学者,周子浑然元气,邵子迷于五行,张子偏于执拗,二程以明道为精深,伊川殊欠涵养,这是我的判断。

南宋永嘉派承二程之学,专讲政治;金华派吕东莱辈,专讲掌故,和哲理无关。朱文公师事延平(李侗),承“默坐证心,体认天理”八字的师训。我们在此先把“天理”下一定义。“天”就是“自然”,“天理”就是“自然之理”,朱文公终身对于“天理”,总没曾体认出来;生平的主张,晚年又悔悟了。陆象山和朱相反对,朱是揭“道学问”一义,陆是揭“尊德性”一义。比较起来,陆高于朱,陆“先立乎其大者”,谓“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是主张一切皆出自心的。朱主张“无极太极”,陆则以为只有“太极”,并无“无极”的。两人通信辩论很多,虽未至诋毁的地步,但悻悻之气,已现于词句间。可见两人的修养都没有功夫。陆象山评二程,谓“明道尚疏通,伊川锢蔽生”;实在朱、陆的锢蔽,比伊川更深呢。朱时守时变,陆是一生不变的。王荆公(王安石)为宋人所最嫉恶,唯陆以与王同为江西人,所以极力称颂,也可见他的意气了。明王阳明之学,本高出陆象山之上,因为不敢自我作古,要攻讦朱文公,不得不攀附于陆象山了。

陆象山的学生杨慈湖(简),见解也比陆高,他所著的《绝四记》《己易》二书,原无甚精彩,《己易》中仍是陆氏的主张;但杨氏驳《孟子》“求放心”和《大学》“正心”的主张说:“心本不邪,安用正?心不放,安用求?”确是朱、陆所见不到的。黄佐(广东人)指杨氏的学说,是剽窃六祖惠能的主张,六祖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一偈,确是和杨氏的主张一样的。

宋代的哲学,总括说起来:北宋不露锋芒,南宋锋芒太露了。这或者和南北地方的性格有关。

南宋,朱、陆两派,可称是旗鼓相当。陆后传至杨慈湖,学说是更高一步;在江西,陆的学说很流行,浙西也有信仰他的。朱的学说,在福建很流行,后来金华学派归附于他,浙东士子对朱很有信仰。

元朝,陆派的名儒,要推吴澄(草庐),但其见解不甚高。朱派仅有金华派传他的学说,金履祥(仁山)、王柏(会之)、许谦(白云),是这一派的巨擘。金履祥偶亦说经,立论却也平庸;许谦也不过如此;王柏和朱很接近,荒谬之处也很多,他竟自删《诗》了。

金华派传至明初,宋濂承其学,也只能说他是博览,于“经”于“理”,都没有什么表见。宋之弟子方孝孺(正学)对于理学很少说,灭族[2]以后,金华派也就式微。明初,陆派很不流行,已散漫不能成派;这也因明太祖尊朱太过之故。

明自永乐后,学者自有研究,和朱、陆都不相同,学说也各有建树。且列表以明之:

永乐时,薛、吴二人,颇有研究,立明代哲学之基。薛瑄(敬轩),陕西人,立论很平正,和朱文公颇相近;明人因为于谦被杀时,他居宰辅地位,不能匡救,很有微词,并且因此轻视他。吴与弼(康斋),家居躬耕,读书虽少,能主苦学力行,很为人所推重;后来他由石亨推荐出仕,对石亨称门下士,士流又引以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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