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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的学问很少流传。吴的学问流传较广,胡居仁、娄谅和陈献章三人,是他的学生。胡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发明,明人对他也没有反对。娄的著作后来烧毁净尽,已无可考;不过王阳明是他的学生。陈在胡死后才著名,时人称为白沙先生。

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白沙始。宋人欢喜著书,并且有“语录”之类。陈白沙认著书为无谓,生平只有诗和序跋之类。他的性质,也和别人不同;初时在阳春坛静坐三年,后来只是游山赋诗,弟子从学也只有跟他游山。陈生平所最佩服的,只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吾与点也”这些话;对于宋儒都不看重,就是明道也不甚推重;他自以为濂溪(周敦颐)嫡派,终日无一时不乐的。白沙弟子湛若水,广东人,本“体认天理”一语,他以为无论何事,皆自然之规则。王阳明成进士时,和他交游,那时他学问高出王之上。后来,王别有研究,和他意见不甚相合;他自己讲学,流传颇广,知名的却很少。

王守仁(阳明)本是欢喜研究道教的,曾延道士至家,再四拜求。后来从娄谅游,成进士后又和湛往来,见解遂有变更;贬龙场驿丞(王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官)以后,阳明的学问大进。他看得世间别无可怕,只有死是可怕的,所以造石棺以尝死的况味;所主张的“致良知”,就在卧石棺时悟出。在贵州时有些苗民很崇拜他,从他讲求学问,阳明把“知行合一”和他们说。阳明的“知行合一”,和明道有些相同。明道以为曾经试行过,才算得“知”,没曾试行过,不能称为“知”,譬如不知道虎之凶猛的人,见虎不怕,受了虎的损害的,就要谈虎色变了。这类主张,渐变而为阳明的主张。阳明以为知即是行,也可说“知的恳切处即行,行的精粹处即知”。不过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是在贵州时讲的;后来到南京,专讲静坐;归江西后又讲“致良知”了。《传习录》是他在贵州时的作品,和后来有些不合。

阳明自悟得“致良知”以后,和朱文公不能不处于反对地位;并非专和朱反对,才有这些主张的。有人谓“致良知”的主张,宋胡宏在《胡子知言》已有讲起;阳明是否本之于胡,抑自己悟出,这是不能臆断的。阳明讲“良知”,曾攀附到孟子;实在孟子的“良知”,和他的殊不相同。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见他专就感情立论。阳明以为一念之生,是善是恶,自己便能知道,是溢出感情以外,范围较广了。孟子和阳明的不同,可用佛法来证明,《唯识论》里说:一念的发生,便夹着“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项。且把这四个名词下一解释:

一、相分。“相分”就是“物色”,就是我们所念的。

二、见分。“见分”就是“物色此物色”,也就是我们所能念的。

三、自证分。念时有别一念同时起来,便是“自证分”。譬如我讲了后一句话,自己绝不至忘了前一句话。便是“自证分”在那里主之。

四、证自证分。“自证分”的结果,便是“证自证分”。

再用例来说明:譬如,想到几年前的友朋,想到“他姓张或姓李”,后来忽然断定他是姓张,当时并不曾证诸记录或书籍的;这便是“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的连合了。依此来判良知,孟子所说是指“见分”,阳明是指“自证分、证自证分”的。可见阳明和孟子是不相关联的,阳明所以要攀附孟子,是儒家的积习:宋人最喜欢的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苏氏兄弟也尝说这话;实在《中庸》所说是专指感情的,宋人以为一切未发都算是中,相去很远了。还有“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一语,也为宋人所最爱用,陈白沙更用得多。在《诗经》原意,不过是写景(《诗经·大雅·旱麓》第三章: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中庸》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一节也不过引用诗文来表明“明”的意思。“察,明也”;鸢在上见鱼,很明白地想要攫取;鱼在下见鸢也很明白,立刻潜避了。就是照郑康成的注解,训“察”为“至”,也只说道之流行,虽愚夫愚妇都能明白,用鸢鱼来表示上下罢了,其中并没含快活的意思。宋人在“鸢飞鱼跃”下面,一定要加“活泼泼地”四字,和原意也不同了。——这些和阳明攀附孟子是一样的。

阳明“致良知”的主张,以为人心中于是非善恶自能明白,不必靠什么典籍,也不必靠旁的话来证明;但是第二念不应念,有了第二念自己便不明了。人以为阳明的学说,很宜于用兵,如此便不至有什么疑虑和悔恨。

晚年阳明讲“天泉证道”,王畿(龙溪)和钱德洪(绪山)是从游的。钱以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为致知,存善去恶为格物”。王和他不同,以为一切都是无善无恶的。阳明对于这两种主张,也不加轩轾于其间。

阳明的弟子,徐爱早死,钱德洪的学问,人很少佩服他。继承阳明的学问,要推王艮和王畿。王艮,泰州人,本是烧银的灶丁,名“银”,“艮”是阳明替他改的。他见阳明时,学问已博,初见时阳明和他所讲论,他尚不满意,以为阳明不足为之师,后来阳明再讲一段,他才佩服。他的学问,和程明道、陈白沙颇相近,有《学乐歌》:“学是乐之学;乐是学之乐。”从他游的颇多寻常人,间有上流人,自己真足自命不凡的。王畿是狂放的举人,很诽议阳明的,后来忽又师事阳明了。黄梨洲(黄宗羲)《明儒学案》对于二王都有微词;他佩服的是阳明的江西弟子。

阳明的江西弟子,以邹守益、欧阳德、聂德、罗洪先为最有造就。罗自有师承,非阳明弟子,心里很想从阳明游,不能如愿,后来阳明也死了。阳明弟子强罗附王,他也就承认。罗的学问比他弟子高深得多;自己静坐有得,也曾访了许多僧道。他说:“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云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黄佐对于罗的论调,最不赞同;以为是参野狐禅,否则既谓无物,哪有鱼龙。实在,心虽无物而心常动;以佛经讲,“阿赖耶识”是恒转如瀑流,就是此意。罗所说“云气”和“鱼龙”是表示动的意思。罗洪先自己确是证到这个地步,前人没有及他的了。

王时槐的学问自邹守益传来,见解颇精深。他说:“纯无念时,是为一念,非无念也,时之至微者也。”譬如吾人入睡,一无所梦,这时真可算无念,但和死却有分别的。就佛法讲“意根恒审思量”,意根念念所想的什么?就是“我”,“我”就是“阿赖耶识”。我所以不忘这“我”,便因有了“意根”之故。“我”,寻常人多不疑,譬如自己说了一句话,绝不会疑“这是谁说的?”至于其余对象,我们总要生一种疑虑的。念念想着,和无念竟是差不多;我们从早晨起来感到热,继续热下去,也就感不到了。所以纯无念时,仍有一念。

王艮弟子王栋主张意与心有分,以为“意非心之所发,意为心之主者”。这种主张,和佛法说有些相同。佛法以“阿赖耶识”自己无作用,有了意根,才能起作用,也就是禅宗所谓“识得主人翁”的意思。刘宗周对于王栋的主张很多采取;王栋自己看书不多,这种见解,的确是证出的。

阳明、若水两派以外,有许多士子信仰吕泾野的主张。吕,陕西人,笃守礼教,和朱文公最相近;立言很平正,无过人处。当时所以能和湛、王并驾,这也因王的弟子太不守礼法,猖狂使人生厌;那些自检的子弟,就倾向吕泾野了。原来何心隐习泰州之学,差不多和政客一般,张居正恨而杀之;李卓吾师事何心隐,荒谬益甚,当时人所疾首痛心的。这守礼教和不守礼教,便是宋、明学者的大别。宋儒若陆象山见解之超妙,也仍对于礼教拘守不敢离,既禁止故人子的挟妓,又责备吕东莱的丧中见客。明儒若陈白沙已看轻礼教,只对于名节还重视,他曾说:“名节乃士人之藩篱。”王阳明弟子猖狂已甚,二王为更甚,顾亭林(顾炎武)痛骂“王学”(王阳明所创学派)也是为此。

湛、王学问,晚年已不相同,但湛弟子许孚远,却合湛、王为一。再传至刘宗周(戢山),自己又别开生面,和湛、王都有些不同。刘主张“意非心之所发”,颇似王栋;“常惺惺”,也是他的主张;这主张虽是宋人已讲过,但他的功夫是很深的。

阳明附会朱文公《晚年定论》,很引起一般人的攻讦;同时有罗钦顺(整庵)和他是对抗的。罗的学问,有人说他是朱派,实在明代已无所谓纯粹朱派。罗的见解,又在朱之上,就说是朱派,也是朱派之杰出者。罗本参禅,后来归入理学,纠正宋儒之处很多。朱文公所谓“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罗表示反对,他说:“义理乃在气质之中。”宋人于天理人欲纠缠不清;罗说:“欲当即理。”这种见解,和王不同,较朱又高一着,所以能与阳明相抗衡。清戴东原(戴震)的主张,是师承罗的学说的。

明末,东林派高攀龙、顾宪成等也讲宋人学问,较阳明弟子能守规矩;他们有移风易俗的本意,所以借重礼法。不过党派的臭味太重,致召魏忠贤杀害的惨劫。清初,东林派还有流传,高愈、应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谦辈也只步武前人吧!

此外尚有李颙(二曲)也是名儒。李,陕西人,出身微贱,原是一个差役。他自己承认是吕派,实际是近王派的,所发现很不少。他每天坐三炷香,“初则以心观心,久之心亦无所观”,这是他的功夫。他尝说“一念万念”一句话。这话很像佛法,但是究竟的意思,他没有说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说“一念可以抵万念呢”?抑或是“万念就是一念呢”?在佛法中谓:念念相接则生时间;转念速,时间长,转念慢,时间短;一刹那可以经历劫。李的本意,或许是如此。李取佛法很多,但要保持礼教面目,终不肯说出。“体用”二字,本出于佛法;顾亭林以此问他,他也只可说“宝物出于异国,亦可采取”了。

清代,理学可以不论,治朱之学远不如朱。陆陇其(稼书)、汤斌等隶事两朝,也为士林所不齿,和吴澄事元有什么分别呢?江藩作《宋学渊源记》,凡能躬自力行的都采入,那在清廷做官的,都在摈弃之列。

颜元(习斋)、戴震(东原),是清代大儒。颜力主“不骛虚声”,劝学子事礼、乐、射、御、书、数,和小学很相宜。戴别开学派,打倒宋学;他是主张“功利主义”,以为欲人之利于己,必先有利于人,并且反对宋人的遏情欲。

罗有高(台山)、彭绍升(尺木)研究王学的。罗有江湖游侠之气,很佩服李卓吾(李贽);彭信佛法,但好扶乩;两人都无足取。

哲学的派别,既如上述,我们在此且总括地比较一下:以哲学论,我们可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和欧西的哲学四种。欧西的哲学,都是纸片上的文章,全是思想,并来实验。他们讲唯心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用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的文章,并不是学问。禅宗说“猢狲离树,全无伎俩”,是欧西哲学绝佳比喻;他们离了名相,心便无可用了。宋、明诸儒,口头讲的原有,但能实地体认出来,却也很多;比欧西哲学专讲空论是不同了。

再就宋以来的理学和九流比较看来,却又相去一间了。黄梨洲说:“自阳明出,儒释疆界,邈若山河。”实在儒、释之界,宋已分明;不过儒、释有疆界,便是宋以后未达一间之遗憾。宋以后的理学,有所执着,专讲“生生不灭之机”,只能达到“阿赖耶恒动如瀑流”和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地步;那“真如心”便非理学家所能见。孔子本身并非未尝执着,理学强以为道体如此,真太粗心了!

至于佛法所有奥妙之处,在九流却都有说及,可以并驾齐驱。佛法说“前后际断”;庄子的“无终无始,无几无时;见独而后,能无古今”,可说是同具一义的。佛法讲“无我”,和孔子的“毋我”“克己复礼”,庄子的“无己恶乎得有有”,又相同了。佛家的“唯识唯心说”之“心之外无一物;心有境无;山河大地,皆心所造”,九流中也曾说过;战国儒家公孙尼子说“物皆本乎心”,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便是佛家的立意。佛家大乘断“所知障”,断“理障”;小乘断“烦恼障”,断“事障”。孔子说“我有知乎哉?无知也”;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说“涤除玄览”;便是断“所知”和“理”障的了。佛法说“不生不灭”;庄子说“无古今而后人于不死不生”;“不死不生”就是“不生不灭”。佛法说“无修无证,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孟子说“望道而未之见”(道原是不可见,见道即非道);庄子说:“斯身非吾有也,胡得有乎道?”又相同了。照这么看来,“九流”实远出宋、明诸儒之上,和佛法不相出入的。

我们研究哲学,从宋人入手,却也很好,因为晋人空谈之病,宋人所无,不过不要拘守宋学,才有高深的希望。至于直接研究佛法,容易流入猖狂。古来专讲佛而不讲儒学的,多不足取;如王维降安禄山,张商英和蔡京辈往来,都是可耻的。因为研究佛法的居士,只有五戒,在印度社会情形简单,或可维持;中国社会情形复杂,便不能维持了。历来研究儒家兼讲佛法的,如李习之(李翱)、赵大州口不讳佛,言行都有可观。可见研究佛法,非有儒学为之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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