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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普通讲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经、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称。但上表所列文的分类中,以“传”而论,“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列传”已在集部以外,“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同性质的,也非集部所有;集部只有“家传”。以“论”而论,除了文人单篇的论文,也有在集部以外的;譬如:庄子《齐物论》,荀子《礼论》《乐论》,贾谊《过秦论》都是子部所有的。以“序”而论,也只单篇的,集中所已备;那连合的序,若《四库提要》,就非集部所有。至如“编年史”中《左传》《资治通鉴》之类和“名人年谱”,都是记事文,也非集部所能包了。

“传”是记述某人的一生或一事,我们所普通见到的。明人以为没曾做过史官,不应替人作“传”;我以为太拘了。史官所作,是卿相名人的“传”。那普通人的“传”,文人当然可以作的。“行述”“状”和“传”各不相同。“状”在古时只有几句考语,用以呈诸考功之官,凭之以定谥法。自唐李翱以为“状”仅凭考语不能定谥法,乃定“状”亦须叙事,就与“传”相同。“行述”须叙事,形式与“传”虽相同而用处不同。

“碑”原非为个人而作,若秦《峄山碑》是纪始皇的功绩,汉裴岑“纪功碑”是记破西域的事迹,差不多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就以“庙碑”而论,虽为纪事,也不是纯为纪事的。只有墓上之碑,才是为个人而作。“碑”“碣”实质是一样的,只大小长短不同。唐五品以上可用“碑”,六品以下都用“碣”的。“表”和“碑”“碣”都不同,没有大小长短的区别。说到彼等的内质,“传”是纪事的;“状”是考语兼纪事的;“碑”是考语多,后附有韵的铭,间有纪事,也略而不详;宋以后“碑”和“传”只有首尾的不同了。“表”,宋后就没有“铭”;在汉时有“表记”“表颂”的不同,“表颂”是有“铭”的。汉以前没有“墓志”,西晋也很少,东晋以后才多起来。这也因汉人立碑过多,东晋下令禁碑;“墓志”藏在墓内,比较便当一些。北朝和唐并不禁碑,而墓志很流行:一、官品不及的;二、官品虽大,曾经犯罪的;三、节省经费的;都以此为便。“墓志”的文章,大都敷衍交情,没有什么精彩。志很小的事,记述大都用“书事”或“记”等。

单篇论文,在西汉很少,就是《过秦论》也见贾子《新书》中的。东汉渐有短论,延笃《仁孝先后论》可算是首创。晋人好谈名理,“论说”乃出。这种论文,须含陆士衡《文赋》所说“精微流畅”那四字的精神。

“奏”,秦时所无,有之自汉始。汉时奏外尚有“封事”,是奏密事用的。“奏”,有的为国家大事,有的为个人的事,没有定规的。“议”,若西汉《石渠议》《盐铁论》《白虎通》,都是合集许多人而成的;后来,凡议典礼,大都用“议”的。

“书”,在古时已有,差不多用在私人的往还,但古人有“上书”,则和“奏记”差不多,也就是现今的“说帖”和“禀”。至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却又和“移文”一样了。

“序”,也是古所已有,如《序卦》《书序》《诗序》都是的;刘向《别录》和《四库提要》也是这一类。后人大概自著自作,或注释古书附加一“序”的。古人的“题词”和“序”相同,赵歧注《孟子》,一“序”一“题词”,都用在前面。“跋”,大都在书后,体裁和“序”无不同之处。

纪事论议而外,尚有集部所无的,如:

(壹)数典之文:

甲、官制。如《周礼》《唐六典》《明清会典》之类。

乙、仪注。《仪礼》《唐开元礼》等皆是。

丙、刑法。如《汉律》《唐律》《明律》《清律》之类。

丁、乐律。如宋《律吕正义》、清《燕乐考原》等。

戊、书目。如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王俭、阮孝绪《七志》《七录》,宋《崇文书目》,清《四库提要》之类。

(贰)习艺之文:

甲、算术。如《九章算法》《圆法》之类。

乙、工程。如《周礼·考工记》,徐光启的《龙骨车》《玉衡车》之类。

丙、农事。如北魏《齐民要术》、元王桢《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之类。

丁、医书。如《素问》《灵枢》《伤寒论》《千金要方》之类。

戊、地志。如《禹贡》《周礼·职方志》《水经》《水道提纲》《乾隆府厅州县志》《方舆志略》之类。

以上各种,文都佳绝,也非集部所具的,所以我们目光不可专注在集部。

文学的分类既如上述,我们再进一步讨论文学的派别:

经典之作,原非为文;诸子皆不以文称。《汉书·贾谊传》称贾谊“善属文”,文乃出。西汉一代,贾谊、董仲舒、太史公、枚乘、邹阳、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称为“文人”;但考《汉书》所载赵充国的奏疏,都卓绝千古,却又不以“文人”称,这是什么缘故呢?想是西汉所称为“文人”,并非专指行文而言,必其人学问渊博,为人所推重,才可算文人的。东汉班彪著《王命论》,班固著《两都赋》,以及蔡邕、傅毅之流,是当时著称的文人。但东汉讲政治若崔实《政论》,仲长统《昌言》,说经若郑康成之流,行文高出诸文人上,又不以文名了。在西汉推尊文人,大概注目在淹博有学问一点,东汉推尊的文人,有些不能明白了。东、西汉文人在当时并无派别,后人也没曾有人替他们分成派别的。

三国时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操以“诏令”名,丕以《典论》名,植以《求自试表》等称;人们所以推尊他们,还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诗推及其文的。徐干诗不十分好,《中论》一书也不如仲长统所著而为当时所称;吴中以张昭文名为最高,我们读他所著,也无可取,或者以道德而推及其文的。陆家父子(逊、抗、凯、云、机)都以文名,而以陆机为尤,他是开晋代文学之先的。晋代潘、陆虽并称,但人之尊潘终不如陆,《抱朴子》中有赞陆语,《文中子》也极力推尊他,唐太宗御笔赞也只有陆机、王羲之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景仰了。自陆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快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东晋好谈论而无以文名者,骈文也自此产生了。南北朝时傅季友(宋人)骈体殊佳,但不能如陆机一般舒卷自如,后此任昉、沈约辈每况斯下了。到了徐、庾之流,去前人更远,对仗也日求精工,典故也堆叠起来,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在南北朝,文家亦无派别,只北朝人好模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昉的有推尊沈约的等不同。北朝至周,文化大衰,到了隋代,更是文不成文了。

唐初文也没有可取,但轻清之气尚存,若杨炯辈是以骈兼散的。中唐以后,文体大变,变化推张燕公(张说,玄宗时封燕国公)、苏许公(苏颋,袭封许国公)为最先,他们行文不同于庾,也不同于陆,大有仿司马相如的气象。在他们以前,周时有苏绰,曾拟《大诰》,也可说是他们的滥觞。韩、柳的文,虽是别开生面,却也从燕、许出来,这是桐城派不肯说的。中唐萧颖士、李华的文,已渐趋于奇;德宗以后,独孤及的行文,和韩文公更相近了。后此韩文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韩、柳二人最喜造词,他们是主张词必己出的。刘、吕也爱造词,不过不如韩、柳之甚。韩才气大,我们没见他的雕琢气;柳才小,就不能掩饰。韩之学生皇甫湜、张籍,也很欢喜造词。晚唐李翱别具气度,孙樵佶屈聱牙,和韩也有不同。骈体文,唐代推李义山(李商隐),渐变为后代的“四六体”,我们把他和陆机一比,真有天壤之分。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尊贾谊、太史公,把晋人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宋苏轼称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人们很不佩服。他所说八代,也费端详。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及晋、汉为八代,这当然不合的;有的自隋上推,合北朝三代及晋、汉、秦为八代,那是更不合了。因为司马迁、贾谊是唐人所极尊的,东坡何至如此糊涂?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北朝三代为八代,这恰是情理上所有的。

宋初承五代之乱,已无文可称;当时大都推重李义山,“四六体”渐盛,我们正可以说李义山是承前启后的人,以前是骈体,以后变成“四六”了。北宋初年,柳开得《韩昌黎集》读之,行文自以为学韩,考之实际,和韩全无关系;但宋代文学,他实开其源。以后穆修、尹洙辈也和“四六”离异,习当时的平文(古文一名,当时所无),尹洙比较前人高一着。北宋文人以欧阳修、三苏、曾、王为最著。欧阳本习“四六”,后来才走入此途。同时和他敌对,首推宋祁。祁习韩文,著有《新唐书》,但才气不如韩。他和欧阳交情最深,而论文极不合。他的长兄宋郊,习燕、许之文,和他也不同。

明人称“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欧阳和韩,更格格不相入。韩喜造词,所以对于李观、樊宗师的文很同情;欧阳极反对造词,所以“天地轨,万物茁,圣人发”等句,要受他的“红勒帛”[1]。并且“黈纩塞耳,前旒蔽明”二语,见于《大戴礼》,欧阳未曾读过,就不以为然,它无论矣。“三苏”以东坡为最博,洵、辙不过尔尔。王介甫(王安石)才高,读书多,造就也较多。曾子固(曾巩)读书亦多;但所作《乐记》,只以大话笼罩,比《原道》还要空泛。有人把他比刘原甫,一浮一实,拟于无伦了。宋人更称曾有经术气,更堪一笑!

南宋文调甚俗,开科举文之端。这项文东坡已有雏形,只未十分显露,后来相沿而下,为明初宋濂辈的“台阁体”;中间在元代虽有姚燧、虞集辈尚有可观,但较诸北宋已是一落千丈。

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刘敞、司马光辈谨严厚重,比欧阳高一等,但时人终未加以青目,这也是可惜的。

明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前七子”(李梦阳等)恨“台阁体”;“后七子”(王世贞等)自谓学秦、汉,也很庸俗。他们学问都差于韩、苏,模拟不像,后人因此讥他们为伪体。归有光出,和“后七子”中王世贞相抗敌,王到底不能不拜他的下风。归所学的是欧、曾二家,确能入其门庭,因此居伪体之上;正如孟子所说“五谷不熟,不如夷稗”的了!

桐城派,是以归有光为鼻祖,归本为昆山人,后来因为方、姚(方苞、姚鼐)兴自桐城,乃自为一派,称文章正宗。归讲格律、气度甚精工,传到顾亭林有《救文》一篇,讲公式禁忌甚确,规模已定。清初汪琬学归氏甚精,可算是归氏的嫡传,但桐城派不引而入之,是纯为地域上的关系了。

方苞出,步趋归有光,声势甚大,桐城之名以出。方行文甚谨严,姚姬传承他的后,才气甚高,也可与方并驾。但桐城派所称刘大櫆,殊无足取;他们竟以他是姚的先生,并且是桐城人,就凭意气收容了,因此引起“阳湖”和他对抗。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巨子;惠言本师事王灼,也是桐城派的弟子;他们疾恶桐城派独建旗帜,所以分裂的;可惜这派传流不能如桐城派的远而多。姚姬传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为最。梅精工过于方、姚,体态也好,惜不甚大方,只可当作词曲看。曾国藩本非桐城人,因为声名煊赫,桐城派强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着;归、汪、方、姚都只能学欧、曾(曾巩);曾(曾国藩)才有些和韩相仿佛,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说是桐城的。桐城派后裔吴汝纶的文,并非自桐城习来,乃自曾国藩处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异出众,他的叙事文与姚相同,骈体文又直追陆机了。

我们平心论之,文实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个都不相同,派别从何分起呢?我们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为学习他们的气度格律,明白他们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阁派”和“七子派”的习气罢了。

他们所告诉我们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应用现制。

(二)亲属名称应仍《仪礼·丧服》《尔雅·丧服》[2]之旧。

(三)不俗——忌用科举滥调。

(四)不古。

(五)不枝。

我们在此可以讨论有韵文了。有韵文是什么?就是“诗”。有韵文虽不全是诗,却可以归在这一类。在古代文学中,诗而外,若“箴”,全是有韵的;若“铭”,虽杂些无韵,大部分是有韵的;若“诔”,若“像赞”,若“史述赞”,若“祭文”,也有有韵的,也有无韵的。那无韵的,我们可归之于文;那有韵的可归之于诗了。至于《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医方歌诀之类,也是有韵的,我们也不能不称之为诗。——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诗来问我,我可以这么答道:“诗只可论体裁,不可论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韵,当然是诗。”——总之,我们要先确定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断什么是诗。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论,原不成诗;以形式论,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诗。

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唯有诗可称诗。什么可称诗?《周礼·春官》称六诗,就是风、赋、比、兴、雅、颂。但是后来赋与诗离,所谓比、兴也不见于《诗经》。究竟当日的赋、比、兴是怎样的?已不可考。后世有人以为赋、比、兴就在风、雅、颂之中,《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时,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此谓比、赋、兴各有篇什。自孔子淆杂第次而毛公独旌表兴,其比、赋俄空焉。圣者颠倒而乱形名,大师偏觢而失邻类。”郑康成《六艺论》也说:风、雅、颂中有赋、比、兴。《毛传》在诗的第一节偶有“兴也”二字;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赋也”均添起来了。我以为诗中只有风、雅、颂,没有赋、比、兴。左氏说:“《彤弓》《角弓》,其实《小雅》也;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其实《大雅》也。”考毛公所附“兴也”的本义,也和赋、比、兴中的“兴”不同,只不过像《乐府》中的“引”“艳”一样。

“六诗”本义何在?我们除比、兴不可考而外,其余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风。《诗·小序》:“风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我以为“风”的本义,还不是如此。风是空气的激荡,气出自口就是风,当时所谓“风”,只是口中所讴唱罢了。

二、颂。“颂”在《说文》就是“容”字,《说文》中“容”只有纳受的意义,这“颂”字才有形容的意义。《诗·小序》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我们于此可想见古人的“颂”是要“式歌式舞”的。

三、赋。古代的“赋”,原不可见,但就战国以后诸赋看来都是排列铺张的。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间供给的谓之“赋”,在收纳民赋时候,必须按件点过。赋体也和按件点过一样,因此得名了。

四、雅。这项的本义,比较地难以明白。《诗·小序》说:“雅者,正也。”“雅”何以训作“正”?历来学者都没有明白说出,不免引起我们的疑惑。据我看来,“雅”在《说文》就是“鸦”,“鸦”和“乌”音本相近,古人读这两字也相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雅”即“乌”。《史记·李斯传·谏逐客书》《汉书·杨恽传·报孙会宗书》均有“击缶而歌乌乌”之句,人们又都说“乌乌”秦音也,秦本周地,乌乌为秦声,也可以说乌乌为周声。又商有“颂”无“雅”,可见“雅”始于周。从这两方面看来,“雅”就是“乌乌”的秦声,后人因为他所歌咏的都是庙堂大事,因此说“雅”者正也。《说文》又训“雅”为“疋”,这两字音也相近。“疋”的本义,也无可解,《说文》训“疋”为“足”,又说:“疋,记也。”大概“疋”就是后人的“疏”,后世的“奏疏”,也就是记。《大雅》所以可说是“疋”,也就因为《大雅》是记事之诗。

我们明白这些本义,再去推求《诗经》,可以明白了许多。

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见古诗有三千余篇。有人对于三千余篇有些怀疑,以为这是虚言。据我看来,这并非是虚言。风、雅、颂已有三百余篇,考他书所见逸诗,可得六百余篇;若赋、比、兴也有此数,就可得千二百篇了。《周礼》称九德六诗之歌,可见六诗以外,还有所谓九德之歌。在古代盛时,“官箴、占繇皆为诗,所以序《庭燎》称‘箴’,《沔水》称‘规’,《鹤鸣》称‘诲’,《祈父》称‘刺’,诗外更无所谓官箴,辛甲诸篇,也在三千之数”。[3]我们以六诗为例,则九德也可得千八百篇:合之已有三千篇之数,更毋庸怀疑。至于这三千篇删而为三百篇,是孔子所删,还是孔子以前已有人删过呢?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孔子开口就说诵诗三百,恐怕在他以前,已有人把诗删过了!大概三千篇诗太复杂,其中也有诵世系以劝诫人君,若《急就章》之流,使学者厌于讽诵;至若比、赋、兴,虽依情志,又复广博多华,不宜声乐;因此十五流中删取其三,到了孔子不过整齐彼的篇第不使凌乱罢了。

《诗经》只有《风》《雅》《颂》,赋不为当时所称,但是到了战国,赋就出来了。屈原、孙卿(荀子)都以赋名:孙卿以《赋》《成相》分二篇,题号已别;屈原《离骚》诸篇,更可称为卓立千古的赋。《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的赋是道情的,孙卿的赋是咏物的,陆贾赋不可见,大概是“纵横”之变。后世言赋者,大都本诸屈原。汉代自从贾生《惜誓》上接《楚辞》,《vik's Ebooks, kindle电子书在线阅读与下载鸟》仿佛《卜居》,司马相如自《远游》流变而为《大人赋》,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为《七发》,其后汉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以及淮南、东方朔、刘向辈大都自屈、宋脱胎来的。至模拟孙卿的,也有之,如《鹦鹉》《焦鹩》诸赋都能时见一端的。

三百篇(《诗经》)以后直至秦代,无诗可见。一到汉初,诗便出来了。汉高祖《大风歌》,项羽《虞兮歌》,可说是独创的诗。此后五言诗的始祖,当然要推《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中据《玉台新咏》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见这诗是西汉的产品。至苏武、李陵赠答之诗,有人疑是东汉时托拟的。这种五言诗多言情,是继四言诗而起的,因为四言诗至三百篇而至矣尽矣,以后继作,都不能比美,汉时虽有四言诗,若韦、孟之流,才气都不及,我们总觉得很淡泊。至碑铭之类——《峄山碑》等——又是和颂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势非变不可,而五言代出。

汉代雅已不可见,《郊祀歌》之流,和颂实相类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后颂为用甚滥,碑铭称“颂”,也是很多的。

汉代文人能为赋未必能以诗名,枚乘以诗长,他的赋却也不甚著称。东汉一代,也没有卓异的诗家;若班固等,我们只能说是平凡的诗家。

继《十九首》而振诗风,当然要推曹孟德(曹操)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模拟《诗经》,独具气魄,其他五言、七言诸诗,虽不能如《十九首》的冲淡,但色味深厚,读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陈思王的诗,也各有所长,同时刘桢、王粲辈毕竟不能和他们并驾。钟嵘《诗品》评《古诗十九首》说是“一字千金”,我们对于曹氏父子的诗,也可以这样说他;真所谓:“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

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诗是发于性情。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后,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后,阮籍以《咏怀诗》闻于世;他本好清谈,但所作的诗,一些也没有这种气味。《诗品》称阮诗出于《离骚》,真是探源之论;不过陈思王的诗,也出自《离骚》,阮的诗还不能如他一般痛快。

晋初,左思《咏史诗》《招隐诗》风格特高,与曹不同,可说是独开一派。在当时他的诗名不著,反而陆机、潘岳(安仁)辈以诗称。我们平心考察:陆诗散漫,潘诗较整饬,毕竟不能及左思;他们也只可以说是作赋的能手罢了。当时所以不看重左思,也因他出身微贱,不能像潘、陆辈身居贵胄的缘故。《诗品》评诗,也不免于徇俗,把左思置在陆、潘之下,可为浩叹!其他若张华的诗,《诗品》中称他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我们读他的诗意,只觉得是薄弱无力量;所谓儿女情多,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或者我们没曾看见他所著的全豹,那就未可臆断了!

东晋清谈过甚,他们的“清谈诗”,和宋时“理学诗”一般可厌。他们所作的诗,有时讲讲庄、老,有时谈谈佛理,像孙绰、许询辈都是如此。孙绰《天台山赋》有“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等句,是前人所不肯用的。《诗品》说他们的诗,已是“风骚体尽”,确是不错。在东晋一代中无诗家可称;但刘琨《扶风歌》等篇,又是诗中佳品,以武人而能此,却也可喜!

陶渊明出,诗风一振;但他的诗终不能及古人,《诗品》评为“隐逸之诗”。他讲“田舍风味”,极自然有风致,也是独树一帜。在他以前,描写风景的诗很少;至他专以描写风景见长,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真古人所不能道。渊明以后,谢灵运和颜延之二家继他而起。谢描摹风景的诗很多,句调精练,《诗品》说他是“初出芙蓉”。颜诗不仅描风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气,所以推为诗家,或以颜学问淹博之故。《诗品》评颜谓为“镂金错彩”。陶诗脱口自然而出,并非揉作而成,虽有率尔之词,我们总觉得可爱。如谢诗就有十分聱牙之处,我们总可以觉得他是矫作的。小谢(谢脁)写风景很自然,和渊明不相上下;而当时学者终以小谢不及大谢(谢灵运),或者描写风景之诗,大家都爱工巧,所以这般评论。梁代诗家推沈约——“永明体”自他出——律诗已有雏形了。古诗所以变为律诗,也因谢、颜诗不可讽诵,他因此故而定句调。沈约的律诗,和唐后律诗又不相同。《隋书·经籍志》载他的《四声谱》有一卷,可见谱中所载调是很多的,并不像唐后律诗这么简单。他的《四声谱》,我们虽不能见,但读他的诗,比谢、颜是调和些,和陶、小谢却没有什么分别呢!

宋鲍照、齐江淹,也以诗名。鲍有汉人气味,以出身微贱,在当时不甚著称。江善于拟古,自己的创作却不十分高明。

南北朝中,我们只能知道南朝的作品,北朝究竟有无诗家,久已无从考得,但《木兰诗》传自北朝,何等高超,恐怕有些被淹没了呢!

梁末,诗又大变,如何逊、阴铿的作品,只有一二句佳绝了。在此时,古今诗辟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诗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后的定评。隋杨素诗绝佳,和刘琨可仿佛。此时文人习于南北朝的诗风,爱用典故,并喜雕琢;杨素武人不爱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诗独能过人。当时文人专着眼在一二句好处,对于杨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炀帝为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二佳句,就杀两诗人了。

唐初,律诗未出,唐太宗和魏征的诗,和南北朝相去不远。自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出,作品渐含律诗的气味,不过当时只有五言律,并未有七言律。四杰之文很卑微,他们的诗,却有气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诗,气魄也大,虽有对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诗到此时也已穷极,五律、七古不能不产生了。——唐以前七古虽有,但不完备,至唐始备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颢的诗,都苍苍茫茫,信笔写去,无所拘忌。李诗更含复古的气味,和同时陈子昂同一步骤。

盛唐诗家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张多古诗,和李、陈同有复古的倾向。王、孟诗与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诗、有律诗,以描写风景为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陈、张三家都是复古诗家,三人中自然推李为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为在古人之上,在我们看来,他的气自然盛于前人,说他是高于前人恐怕未必。王、孟两家是在古今之间,到了杜甫,才开今派的诗。

杜甫的诗,元稹说他高于李,因为杜立排律之体,为李所不及的。据我看来,李诗是成线的,杜诗是成面的;杜诗可说是和“赋”有些相像,必要说杜胜于李却仍不敢赞同。并且自杜诗开今,流于典故的堆叠,自然的气度也渐渐遗失,为功为罪,未可定论!至于杜的古诗,和古人也相去不远;只排律一体,是由他首创,“子美别开新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吧!在杜以前诸诗家,除颜延之而外,没有一个以多用书为贵的;自杜以后,才非用典故,不能夸示于人。或者后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饰,可掩了自己的短处!正如天然体态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于脂粉;那些体态不甚美的,非借此不可了。昌黎的诗,习杜之遗风,更爱用典故,并爱用难识的字,每况愈下了,但自然之风尚存,所以得列于诗林。

韦应物、柳宗元两家,和昌黎虽同时,而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有王、孟气味,很自然平淡的。我们竟可以说柳的文和诗截不相同。同时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别家不同;他们随便下笔,说几句民情,有《小雅》的风趣,他们所以见称也以此。

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爱讲对仗,和杜甫爱典故是一样的,结合便成宋代的诗风。“西昆体”染此风甚深,所以宋代诗话,专在这些地方留意。

宋初,欧阳修、梅圣俞对于“西昆体”很反对;但欧阳修爱奇异的诗句,如“水泥行郭索(这句是咏蟹;“郭索”两字见扬子《太玄经》),云木叫钩辀(这句是咏鸠;“钩辀”两字见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却大加赞赏;和他的论文大相抵触的。梅圣俞的诗,开考古之源;和古人咏古的诗,又大不相同了。总之,宋人的诗,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以此病入膏肓。苏轼的诗,更打破唐诗的规模,有时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随便了。王荆公爱讲诗律,但他的诗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说:“上句用《汉书》,下句也要用《汉书》的。”[4]自此大方气象全失;我们读宋祁“何言汉朴学(见《汉书》),反似楚技官(见《史记·吴起传》)”之句,再看王维“正法调狂象(见佛法),玄言问老龙(见《庄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诗话很多,无一不深中此病。唯《沧浪诗话》和众不同,他说“诗有别才,不关学也;诗有别趣,不关理也”。此种卓见,可扫宋人的习气了。

南宋,陆放翁含北宋习气也很深,唯有范石湖(范成大)、刘复村[5]自有气度,与众不同。黄山谷(黄庭坚)出,开江西诗派之源。黄上学老杜,开场两句必对仗,是他们的规律,这一派诗无足取。

元、明、清三代诗甚衰,一无足取。高青邱(明诗人高启,号青邱子)的诗失之靡靡,七子的诗失之空门面,王渔洋、朱彝尊的诗失之典泽过浓,到了翁方纲以考据入诗,洪亮吉爱对仗,更不成诗。其间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查慎行)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项背。洪亮吉最赏识“足以乌孙涂上茧,头几黄祖座中枭”二句,我们读了只作三日呕!

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

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调,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吧。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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