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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帝国的运行:经济和工业

最有助于罗马帝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的两个因素可能是:采用相当稳定的、可通用的货币,完备的交通体系。此外,军队、城市和乡镇中主要市场的增多,罗马和平保障了商人的旅途安全,商人不会遭遇海盗或抢劫的威胁,从而促进了一定规模的、活跃的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这在地中海和欧洲的任何国家与地区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些激烈的反对者们认为罗马帝国的经济绝不是统一的、没有完全与罗马同盟融合为一体,即使叙述详细,对于他们来说,也许这种体系还是过于简单。但我们要永记,罗马经济的起源是非和平的,贸易随战争而至,就像过度竞争的贸易经常引发战争一样,罗马共和国最终获得了原来属于迦太基、小亚细亚、叙利亚和中部欧洲的颇有价值的商业连接点,大大有助于罗马经济成功地主宰已知的古代世界。

理论上,罗马的货币体系在元首制早期相当简单,以起源于共和国晚期的货币体系为基础,当时所制造的金币和银币主要为了支付军饷,后来才是为了在罗马世界进行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金属货币体系与罗马帝国东部的货币本位相冲突,东部帝国仍流通希腊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但与戴那里乌斯共同作为货币本位。罗马帝国仍缺少帝国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小面值货币;许多地方发行的小面值铜币以满足需求,直到公元1世纪时更为规范的货币将之取代。唯一的例外是奥列乌斯金币,它是从第一次发行就从未遭到贬值的罗马货币。任何三种金属的货币体系,从一开始实行,因三种金属本身价值的波动使其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就扰乱了精确的可比性。因此,在罗马世界黄金的溢价超过白银,白银的溢价超过铜合金,这使货币兑换商感到高兴,但对货币的稳定性不利。随着元首保留了制造金币和银币的特权,由于元首挥霍无度,他们贬值货币并谋取利益。结果,这造成了货币的逐渐贬值,引起缓慢的物价上涨,公元3世纪末货币贬值达到骇人的程度,当时的货币市场实际上已经崩溃。理论上,最初正常的交换率是:1奥列乌斯=25戴那里乌斯=400阿斯,但后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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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金币奥列乌斯

这是在庞培伊城发现的元首克劳狄和尼禄金币(奥列乌斯)。在元首制的最初两个世纪,罗马人使用三种金属(黄金、白银、铜)的货币体系。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及贵重金属供应量减少,这种体系公元3世纪已无法实行。金币停止发行,银币已经变成银铜合金。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铜币铸造的标准化程度逐渐提高,来自罗马造币厂的铜币开始流通,比阿斯的价值稍低。许多铜币上刻有粗体字母SC,表明元老院对货币的控制权。这样的货币在罗马帝国西部广泛地流通,但地方性的货币在帝国东部仍是最重要的,东部有许多行省造币厂。在这个时期,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铸造金币和银币的造币厂所在地,里昂曾有过一个造币厂,说明在那个城市曾有一支城市军队,这是罗马城外存在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后来,在尼禄时期这个造币厂可能转移到罗马。

公元1世纪末,罗马帝国就出现了物价上涨的苗头,当时,尼禄削减了金币和银币的重量和纯度,但表面上仍保持同样的面值。随着较低面值的塞斯退斯、杜旁狄乌斯、舍米斯和夸德兰斯的规范化,铜合金钱币也进行了改革。尼禄之后及进入公元2世纪时,货币的价值以更快的速度持续下降,直到康茂德统治时期,戴那里乌斯的含银量下降到70%。公元3世纪早期货币贬值得更显著、更快。塞维鲁统治时期,戴那里乌斯的含银量下降到50%,虽然奥列乌斯的标准仍然保持着,但这种变化严重扰乱了钱币之间的交换关系。结果,卡拉卡拉为了恢复与奥列乌斯的比值,发行了一种较大面值的新银币安东尼阿努斯;使之可以当作1、1.5或2个戴那里乌斯。虽然戴那里乌斯暂时与新货币一起流通,但最终在3世纪中期以前消失了。那时,安东尼阿努斯和奥列乌斯在重量和纯度方面都下降了。伽里恩努斯统治时期,其纯度降到最低点,含银量只有5%,甚至在表面涂银以显示其高含银量;统治者制造大量货币来弥补其下降的价值,而假币得到普遍流通。物价上涨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致使经济普遍的萎靡不振,使罗马帝国遭到沉重的打击。

货币改革势在必行。奥勒良(公元270~275年)进行了局部的改革,新建两个意大利造币厂,规定安东尼阿努斯的含银量为5%。同时,亚历山大的四德拉克马银币重量减少20%。戴克里先完成了这些改革,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处理地方造币的君主,恢复了黄金本位制,铸造了一种标准重量的新奥列乌斯。虽然在君士坦丁一世时重量这种货币重量再次下降,并重新命名为索里达,但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也一直是帝国西部的基本货币。公元3世纪末期和公元4世纪初期,纯度较好的银币戴那里乌斯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使用;除了这种货币,罗马帝国发行了多种的以铜为基础的货币,在整个4世纪一直使用着,这与行省造币厂的增多相符。许多铜币贬值,这也刺激了假币大规模的制造。

如果对罗马帝国通货膨胀的周而复始做出断定,那么可以肯定,它严重影响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但还不能完全准确地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尽管元首们想通过操纵货币而控制经济,但实际上他们都无法干涉自由的市场经济。戴克里先在其价格和工资敕令中作了最大的尝试,对任何违反敕令的行为都进行严酷的惩罚,像当代政府所作的大多数尝试一样,这是具有破坏性的,很快就无法实施,因为市场的力量更强大。不过,可以通过塞维鲁、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一世及其他君主所采取的措施来估计形势的严重性,他们关注军队的报酬、人数不断增多的行政人员的薪水、征收赋税来满足支出,这些才是他们心中的头等大事。因此,不出意料地恢复了以物代钱的征税模式。

一支公民兵,像共和国初期和中期的军队一样,不为任何东西而战,如果有报酬,只是等着酬劳。但在罗马帝国晚期,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雇佣军,对于其保卫的国家没有忠诚可言,如果没有报酬,他们就会叛变或当逃兵。实际上,这可能是导致西部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潘诺尼亚发生过兵变。在各行省周围地区,军队的报酬是分发新货币的主要渠道之一,薪水未到立即会对当地的经济产生影响。虽然在罗马帝国货币不可能完全取代物物交换,但在相对较复杂的经济体制中,物物交换最难以通行,然而,因为货币的短缺而没有其他选择,后来却成为主要的交换形式。罗马帝国晚期的大多数社会和经济弊病都归咎于这个原因;以一种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两极分化,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影响经济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罗马帝国交通体系的发展。古代就已存在海路,自从发明了轮子,就有了不铺碎石的小路;沿路居住的人们保卫着道路以防止抢劫的事件出现,他们以此来勒索通行税。然而,为了避免重大障碍,大多数小路采用蜿蜒的路线。在意大利,埃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开辟了道路,从共和国早期开始,就一直在改善和扩建道路,以便于罗马与其属国及更边远的地区进行联络。城门的名字记录着通往城市之路的名字。例如:阿皮亚、弗拉米尼亚、拉提那、撒来里亚。因此,随着罗马进入地中海周围地区,道路随着军队的前进而修建。军队勘察和修建道路,通常得到当地劳动者的帮助,他们很快就对这种工作稔熟起来。

道路对于军队的快速行进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修建成为所有新征服的一个特征。与先辈们不同,他们设计两点之间最短的路线,即使这意味着要克服重重障碍,他们也尽可能修建直线形的道路。通常用当地的材料作碎石,通过在低土墩上筑路以抬高车道,并且非常注意排水系统,道路的中间凸起,在侧面挖沟渠,不仅可以排除路面的水,而且通过排除底土而增加稳定性。

不管路面铺设得多么好、压得多么紧,也是不防水的。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路面在冬天都会有霜冻、断裂的危险,所以每年春天都会对路面进行维修。如果没有进行修护,路很快会出现泥泞的凹坑。直到发明了柏油路材料,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巴比伦人就使用沥青铺设道路,除了在阿非利加部分地区、法国东南部和瑞士使用沥青,罗马帝国却从未使用沥青铺路。如果地基本来就不稳定,通常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在不列颠北部的克雷克·克罗斯,必须剥去泥炭使岩石露出来;在北高卢曼苏里斯卡大路的上法涅高地,铺设厚重的原木或矮灌木的木排路。这并不是一项新技术,在不列颠的萨姆塞特的泥炭沼泽地发现青铜时代晚期的木排小路。有时,用中心隆起线装饰弧形的路面,大概是用来分隔相反方向的交通,道路带有凸起的石头路缘。例如在叙利亚,连接阿帕美亚和塞勒达的道路,连接博斯特拉和大马士革、帕尔米拉的道路,都是这样铺设的,约有6米宽,为两排行驶的车辆和超车保留足够的空间。令人奇怪的是,还没有发现是否存在交通规则。

罗马帝国铺设道路的方式引起了大量的争论。对于较短的路段,可以使用通视的方位,长距离的路段却不易确定方位,由于没有指南针更不能观测精确。最新的观点是设想以家鸽的飞行路线来指示方向;在中午,也可以通过确认太阳的位置确定方向,此时太阳在指南针的正南点上。

良好道路体系的建立也需要关于桥梁、开凿和涉水的辅助性工程技术。罗马的许多桥梁至今仍在使用,如里米尼卢比孔河上的提比略桥,西班牙阿尔坎塔拉的塔霍河上的桥梁是由叙利亚的建筑师设计的。这些桥都是用石头建造的,然而,在石头桥墩上用木材造桥也相当普遍,例如:特里尔横跨莫色耳河的大桥,皮尔斯桥的提兹河上的大桥。然而,大多数小型桥梁完全是用木材建造的,后来就腐烂了,但有时会在浸水的土里找到一些存留的痕迹,如在不列颠的奥德温克勒。在几个地区有从垂直的岩石面上开凿的道路,如北部意大利的奥斯塔河谷所见的通向弗拉米尼大路的道路。同样,在杰达普穿越多瑙河狭谷的道路,充当船只航行的纤路,最初从峻峭的岩石面悬吊横木来筑路。然而,图拉真通过削减岩石面约2~3米重修道路,同时重新铺设横木的延伸部分。罗马帝国修筑道路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主干道上设置里程碑,这是用计距器测量出来的;送给在位元首的献辞中对此有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有时会提到标记的距离及测量的起始城镇。罗马帝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北非的部分地区,很多重设的里程碑仍在原来的位置,但可能代表着修建的不同时期。

在罗马帝国,为了军用目的而修建的道路系统会使道路周围地区的居民受益,即使最后这些地方的居民要负责其区域内的道路维护。随着连结小居住点、边远农场、小乡村和大城镇的小路的增多,公路体系得到扩展;农民是主要的受益者。确实,商人和旅行者在充分利用这个巨大的资源时,只有一个缺点:即费用。我们通常用运输500公斤小麦超过500公里所需的运费来说明问题:价格在路程中会增加一倍。因此,水路运输仍是运输体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而且比较便宜。用船只将500公斤小麦从地中海的一端运到另一端的费用比在陆地运输120公里还少。

罗马帝国的船运象征性地被分成3类:内地运输、近海运输和远洋航行。在内地水路中,尼罗河、莱茵河和多瑙河是罗马帝国的3条最重要的大河。尼罗河沿岸肥沃的、狭长灌溉地带出产的所有产品,都通过尼罗河直接运到亚历山大里亚。欧洲大陆北部边境对莱茵河、多瑙河这两条最大的水路的依赖,完全与便利、廉价的支线运输及当地居民的给养有关。大型的驳船长达40米,定期航行于莱茵河下游,运输大量的货物。为了使多瑙河的航路更加便利,图拉真在铁门开凿了一条运河。其他河流,像台伯河、幼发拉底河、罗讷河、塞纳河、加伦河和泰晤士河,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些河边的码头位于远离主航道的平静回水处,如伦敦和桑坦的码头,当然在罗马的台伯河沿岸也有这样的码头,而多瑙河的一些港口使用浮动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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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奥斯提亚嵌花式路面

这是奥斯提亚库波拉则尼广场的一条嵌花式路面,图案是宽阔的回圆底商用帆船。如果没有从埃及、塞浦路斯、西西里定期运来谷物,罗马早已出现饥荒了。船上面的图案是一个墨狄乌斯,罗马人用来计量谷物和其他干货的传统计量器。

普林尼建议图拉真修建从索芙湖到尼科米底亚的附近港口的运河体系,这个港口位于比西尼亚的马尔马拉海,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在罗马台伯河沿岸的码头,将这个城市与奥斯提亚远洋航行港口与连结起来,在各种船只中,有来自埃及和阿非利加的大型谷类运输船,一些船能装载100万公斤的谷类,此外,还装有押运员的玻璃、金属或陶器。克劳狄、尼禄、图拉真大规模扩建了奥斯提亚原来的港口,但著名的运输公司是在奥古斯都时期修建的。尽管奥斯提亚不断地发展,其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但从未完全取代那不勒斯海湾的普泰奥里,这是罗马的第一个港口。近海航行和远洋航行的船只可以自由地在罗马帝国的海岸停泊。在阿非利加、切切尔、雷皮西斯·马格纳和迦太基仍有港口工事,其中迦太基港口是从布匿海军基地发展而来的;亚利山大里亚有两个著名的灯塔。高卢南海岸的弗雷瑞斯有一个港口,它被陆地包围,经由运河进入大海。在黑海的南部海岸,特拉布宗不仅有渡吉加纳隘口而来的无数亚美尼亚商人,而且还是幼发拉底河边境部队和庞提卡海军基地的主要供给港口;哈德良建造了这个港口,以前这里只有一个可用的近岸锚地。

黑海、地中海和西北部欧洲的主要商业路线及大多数适于航行的水路,因航运而拥挤。罗马帝国的许多船主提供运输服务,如来自那波的船主在奥斯提亚拥有一间公司,而他们的近邻——罗讷河阿尔勒的船主在贝鲁特有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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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港口与码头平面图(原书插图21)

主要的商用船只很庞大、宽梁、速度慢,虽然也使用大型的长桨,但最初只靠一个主帆作为推进力。在帝国时期,采用了辅助的桅杆和三角形的帆,但速度可能不会超过4节。有些图画描绘带有划桨手的拖船,将大船拖进港口。虽然我们知道巨型船只能装载1000吨或更多的货物,但可能只是例外,船只的平均规模可能很小,约有50吨的装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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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水轮

这是罗马帝国晚期叙利亚哈马地区的一个水轮。几个世纪以来,修复了无数次,这些轮子保持原来的大小和结构。用来提水和提供旋转动力,在罗马帝国晚期,类似的水轮得到广泛使用。第伯河两岸排满了轮动力的谷物磨粉机,在大危机时期,甚至在停泊在河里的船只上都装上了轮子。

如果货币和运输是大规模经济发展的“钥匙”,那么,生产就是“锁”。第7章就已谈及农产品的运输,它们成为商业的支柱,如果没有它们,帝国就会灭亡。然而在所有经营中都存在一种独特的放任政策,公元4世纪中期安条克出现饥荒,而80公里以外的地方很富足。许多学者对罗马帝国拥有基本的科学知识加以评论,例如:完全不能以生产的目的而利用风力和水力。偏心轮这种机械装置没有使用风力和水力,但在莫色耳河流域用它运转水动锯来切割石头。即使这样使用,也只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但如果没有偏心轮,不可能把轮转机转换成线性的转动装置。因此,尽管水泵很普遍,也不是以水力驱动的。当时人们完全缺少任何动机来改进水泵,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最简单的观察及经验的应用。

有人认为罗马帝国拥有足够廉价的奴隶、被释奴和自由劳动力,这就使得发明没有必要。然而这种观点未必正确,帝国晚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罗马帝国没有中世纪的全能教会这种阻碍进步的因素,也许存在一些像“卢德分子”(英国1811~1816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团体的成员。——译者注)这样的罗马人,显然提比略属于这类人;关于他的故事及“不可打破的玻璃”称得上是一部伊琳喜剧——《装在白色套子里的人》。也许是因为罗马缺乏像阿基米德、伽利略或莱昂纳多这样的人指明发展方向,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少有人能为近代科学时代的出现做出贡献。除了借助水轮和踏车这两个都能以齿轮系统来提供水平或垂直的动力,罗马世界的动力仅仅源于人和动物自身的力量。

除农业生产之外,天然生产业可能是商业活动的第2个主要来源,主要生产矿物质和建筑材料,也生产制陶和玻璃制品的原材料,还生产一些装饰性的石头。

矿藏大约出产帝国所使用的7种金属,矿藏分布不均衡。矿藏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可能是西班牙,生产罗马帝国所使用的大部分黄金和白银,还有铁、铅、锡、铜和水银,水银作为红色琉化物涂在碑铭的字上。黄金主要来自阿斯图里亚斯和柏提卡。阿斯图里亚斯位于塔拉哥嫩希斯的西北角,一些河流的冲积层也有黄金。白银主要来自于卡塔赫纳周围地区,柏提卡的里奥延托也有白银,卢西塔尼亚的莫拉斯矿区有银铅矿石。里奥延托也出产大量的铜,但铜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位于阿斯图里亚斯黄金产地的东部。西班牙也是锡的主要产地,不仅在里奥延托发现锡,加里西亚的资源更丰富。在柏提卡、坎塔布里亚和塔拉哥嫩希斯的卡塔赫纳开采铅。柏提卡南部、卢西塔尼亚和坎塔布里亚有大量的铁矿石,因其质量好而取代了罗马附近的那些资源。马德里附近的阿尔马登是出产朱砂的唯一矿山。实际上,西班牙似乎唯一不出产的金属是锌,否则,伊比利亚半岛就会垄断罗马帝国使用的所有金属。

高卢没有良好的矿石供应,据说其矿石储量有点令人失望,仅开采出少量的金、银、铜、锡和铅。铁矿石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足够维持里昂和维也纳周围地区蓬勃发展的工业。不过,高卢和日耳曼是锌的两个主要产地。不列颠的矿物储量也许令罗马人失望,然而,出产大量的铅及少量的银、铜和锡。威尔士西南部惟一的金矿主要在公元2世纪时进行开采。但如同高卢一样,铁分布得更广泛,很多地区出产大量的铁。

欧洲中部和巴尔干半岛也有一些有用的矿物资源。达尔马提亚和达西亚有黄金,这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发现的主要金属。尽管在前罗马时代常常提到来自马其顿、色雷斯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些地区的黄金,但没有证据表明在进入元首制时期后仍在这些地区进行开采,也许其储备已经枯竭了,如同当地的银矿枯竭一样,但在公元4世纪试图重新开采劳利昂地区的矿藏。在马其顿、达西亚、达尔马提亚、美西亚和诺里库姆发现了另一种重要的金属——铁。诺里库姆行省的矿山主要在卡林西亚和斯蒂里亚高地,并且其产品有些名声,即著名的诺里库姆之铁,这以一种特殊的工序来铸造的金属,显然是在诺里库姆发明的,几乎和钢差不多。哈德良发行的钱币带有met(ella)、Nor(ica)的刻字,这是表明诺里库姆工业重要性的有力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厄尔巴岛也有丰富的铁矿储量,据估计开采了110万吨。

在小亚细亚和其他的东方行省仅仅开采到少量的银、铜和铁。白银来自特拉布宗的南部地区,铜矿主要分布在小亚的帕加马附近、西奈半岛和塞浦路斯。在比西尼亚的尼科米底亚附近开采铁矿石。然而,总体上东方行省的资源无法与其他行省相比。阿非利加的资源相当贫乏,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埃及的麦罗埃出产黄金、白银、铜和铁,还有一些宝石。撒丁尼亚和西西里出产铁矿石和含银的铅,而西西里半岛的火山土提供了大量的硫,被用来漂白布料。在维苏威山脚的周围地区也发现了硫,很明显被输出到普泰奥里。

为了开采矿物质,罗马人使用多种开采技术,这要依据岩石土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而定。罗马人甚至完全忽视最简单的地质学方法论,我们对此感到困惑不解,而一些技术却出人意料的复杂。如果由于过失导致矿脉倒塌,他们无法知道应该从其所在的位置上方重新开采,还是从所在的位置下方重新开采。然而,他们可以非常精确地开采狭窄的矿脉,虽然以现代水平看,他们对湿矿的排水方法较为原始,但相当有效。在排水的过程中,他们使用水轮或阿基米德的螺旋物,这是一个超过3.5米高、有适当直径的轮子,每分种可以排出近100升水。在西班牙和高卢的矿山中发现了几个螺旋桨水泵和水轮的碎片,而轮子的碎片来自不列颠唯一的金矿。罗马人习惯上把这些机器装在上升的装置上,在里奥延托有18个这样的轮子就是这样安装的,抬高近30米。在罗马世界,开矿的其他器械和工具都相当规范,在整个中世纪依然得到广泛地使用。木头、石头和金属都用来制作成各种锄、铁铲、錾、楔子、凿子和淘篮,用铜或茅草编制的篮子或吊桶运走开采的矿石。

如上文所述,开采矿业依赖于矿石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大多数淤积沉淀物不适合竖井或横坑,应该采取表面作业,常以大面积的露天挖掘区为特征,通过直接挖掘,有时以快速水流使地面疏松,从中获得含有矿石的物质。在粉碎矿石之后,在流动的水中以浮选法使废物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大多数这样的矿藏,最初是在地质时代风蚀主矿脉露出地面的岩层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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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矿山与采矿者定居点(原书插图22)

然而,当需要开采未风蚀的矿脉时,必须要做地下的工作,竖井、横坑、地道都发挥作用。文献中记载了各种形状和规模的矿脉,从正方形到梯形,高度几乎不超过1米。必要之时,会插入支撑物和推进器,维帕斯卡的法律规定:破坏这些东西是犯法的。用陶制的或金属的油灯照明,有时所挖的通风道与主矿井并列。尽管这样,空气可能还是污浊的,然而通常没有引起爆炸的沼气。卢克莱修和普林尼提到深矿井中污浊的空气,如果用爆炸物炸岩石,空气就不会得到改善。除了硫化物矿石的煅烧会释放二氧化硫,有时用醋冷熄火以粉碎岩石,由于它比水的潜在热量更高,因此冷却更快。醋和高温度的硫化物之间的化学反应也会释放硫化氢。二氧化硫、醋、硫化氢的气味的混合,再加上像铅这样的重矿石的蒸发,不可能产生有益健康的空气。因此,大多数矿工都是奴隶或罪犯,被判处挖矿几乎是与死刑相同的惩罚。

如第5章所述,罗马帝国的大多数矿山都是元首的财产,构成元首的地产,要确保为国家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尤其是因制造货币而需要大量的黄金、白银和铜。通常由地方财政长官的助手管理矿山,或租给佃农首领,他们也许是单独经营者或成立公司。在诺里库姆,铁矿经营者把铁矿的许可证颁布给代理人。在经营者的控制下,一些小的承租人按比例行使自己的特许权,与康瓦耳早期锡矿开采期间实施的制度相似。哈德良统治时期的一些碑铭记载了维帕斯卡银矿的管理,这些碑铭来自葡萄牙。规定相当详细,不仅记载矿山的经营,还有相关的居民点。不过,一些地区的矿山分布广泛,主要是铁矿,容易开采,所以开采似乎未受到任何正规的控制。

通常在矿山中进行金属矿石的冶炼。罗马人在提炼这些已知的矿石时没什么困难,黄金通常处于其正常的金属状态,白银和铅需要用炭火,后来如果提炼出硫化物,则在空气中进行初步的煅烧。通常用灰皿提炼合金来分离两种金属。铜和锡也使用同样的工序,但铜需要更高的温度。锌蒸发且不熔化,所以必须在火上置放冷却物,金属凝结在冷却物上。只有铁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因为铁的熔点更高,并且即使熔化也很难冷却、易碎,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不能用的铸铁。滚筒和升降筒是两种已知的熔炉。后者更有效,但最终两者都生产出一种多孔的块状金属,人们通常称之为锻铁块,必须加热、锻打挤出矿渣,剩下的颜色鲜亮的可锻铁,如果有必要,然后进行碳化和淬火,得到与低碳钢几乎相同的一种物质。

获得金属矿石不是帝国开采业的唯一目的。盐也是非常重要的商品,不仅作为调味品,而且还是包括肉在内的各种食物得以保存的唯一防腐剂,所以在秋天才能杀掉剩余的家畜,节约草料,同时,在冬季可以不断地吃到肉。在某种情况下,在制作皮革的过程中也使用盐。帝国的一些大道和小路被称为“盐路”,从中可以看出盐在古代经济中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盐路通向罗马。通过蒸发海水获得盐,这样做是为了在浓缩为氯化纳之前,去掉有害的氯化钾。许多港湾和海岸地区,在天气合适时,通过太阳蒸发获得盐或用平底锅加热来生产盐。一些拥有盐源的内陆地区也使用这种方法,盐场这个名字通常就表示这样的地方。有许多原因使我们相信制盐厂也处于元首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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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圆形剧场

圆形剧场是最为伟大的古罗马建筑之一,曾被用作斗剑比赛举办地和公共活动场所。圆形剧场的正式名称应该叫作"弗拉维圆形剧场",是在尼禄金宫原址的一个人工湖上兴建的。工程始于公元75年,耗时5年完成。

随着时间的流逝,圆形剧场的三分之二已经损毁。但是,缺损的断口却让历史学家们见识到了圆形大剧场的内部结构。包括:圆形剧场地下8米(26英尺)处的排水渠网。这些沟渠把附近山丘和山谷中的溪流引入剧场内,并和罗马城的主下水管线相连。椭圆形外墙的地基用混凝土打造,深度达13米(42英尺)。拱形通道之下另有地基。竞技场内部圆形舞台之下,地基呈带状分布,每一根地基深4米(13英尺)。打造地基所挖掘的泥土用来抬升圆形剧场周围的地势,抬升高度达7米(23英尺)。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圆形剧场的气势,并有助于排水。绞盘和滑轮系统的发现证明了当时曾经使用这些工具将动物、角斗士和风景道具通过活板门传送到竞技场上去。

在其他非金属物质中,建筑用的石头非常重要,石头储量最多的地方设置大型采石厂,常把产品运输相当远的地方,如巨大的、整块的埃及粉红色花岗岩柱,每根重达84吨,用来装饰罗马万神殿的柱廊。同样材料的安东尼·庇乌斯圆柱尽管早已不存在,石块却可能更大。当然,运输这样巨大的建筑石块是相当罕见的,仅仅用于非常特殊的建筑。更为普遍的是将重量较轻的石头用于雕塑,用装饰性石头制作薄的墙壁镶饰,这些石头在全帝国内得以运输,主要用于公共装饰,也有一些用作私人建筑。灰色和白色大理石来自希腊各岛,奥古斯都重建罗马时,广泛使用来自路纳卡拉拉的大理石,来自埃维厄岛的白绿条纹大理石,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开采有红色条纹的黄色石头,著名的深红色矿石来自希腊的泰纳龙海角。在罗马台伯河岸边有一个贮藏进口大理石的仓库。这些石头代表了销售的至高点,而且价格极高。

更为普遍的是,遍布整个帝国的采石厂为当地建筑提供石头。在叙利亚巴尔贝克附近的采石厂,仍有一个整块的石头,重达1500吨,被认为是用来建造一个大神庙的。采石厂为罗马提供石灰华和贡宾岩石,大部分罗马城就是用这些材料建造的,在台伯河的上游仍可看见。令人遗憾的是,石灰华被公元64年的大火分解,此后很少使用。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圆形大剧场,据说使用近25万吨的石灰华。罗马帝国晚期的诗人奥索尼乌斯提及在莫色耳河流域用锯切割当地大理石的声音,肯定是为特里尔提供建筑用石。当然,无论在哪发现适于建筑的石头,都会被使用。一些显著的例子证明劳动者的名字被刻在石头表面,不列颠的哈德良城墙地区就有此记载。

然而,石头不仅用于建筑。一些石头和矿石,如各种颜色的铁和铜矿石、朱砂和红铅,为壁画提供上好的颜料。在西北部行省,用泥板岩和黑玉制作家具和小装饰品,来自不列颠约克的黑玉出口到科隆。像石榴石、玛瑙、红玉髓和碧玉这样的宝石和珍贵石头常常被雕刻成带有宗教或神话的场景,也把它们嵌入图章戒指。雕刻凹雕和浮雕的石匠通常是具有较高技能的、富有的和重要的人物。奥古斯都把狄俄斯库里德斯从东方召来,只为制作一枚元首的印章,他的艺术才能得到民众普遍的认可。

建筑不仅需要石头,还需要其他材料。为了制作石灰而燃烧大量的石灰石和白垩,必须挖掘沙子和砂砾放在灰泥和混凝土中,而砂砾也用于道路建设。在帝国的许多地区,如不列颠、高卢、阿非利加和东方,为了进行地方建设而开展的大多数建筑工事都使用泥土,制成泥砖或捣实黏土。黏土也是原材料,用于生产砖、瓦片、管子和陶器。

由于缺少研究,我们对罗马帝国制砖业的了解是不均衡的。我们对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的状况研究得最为透彻。东方行省大量使用烧砖,但学者们对此从未进行任何系统的研究。此外,小亚细亚拥有大量优质的建筑石头,使烧砖变得不太重要。普林尼提到一种“吕底亚砖”,碑铭常以印章的形式出现在产品上,还提到米利都的砖厂,另一个可能是帕加马的砖厂。尽管存在进口贸易,但除了无所不在的军用产品,证据太少无法证明阿非利加的进口产品。带有海外印章的砖的数量很少,这些砖被解释为货物管理人或船只的压舱物。罗马城可能是陶瓷建筑材料使用最多的城市,尤其在尼禄统治时期的大火之后,发现砖面的混凝土比当地石头更能抵制大火。结果,一些特大型砖厂发展起来,许多砖厂就建在罗马富人的地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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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砖窑、瓦窑和陶窑的复原平面图(原书插图23)

大多数砖产品都印有戳记,通常带有窑房工头的名字,在很多行省提及私人工厂、元首的地产和自治市地方长官,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一个特殊的罗马砖厂为多米提乌斯·阿弗尔家族的财产奠定了基础;通过继承与联姻,最终工厂成为马库斯·奥勒里乌斯的财产,这是少数可证明的例子之一,即一个政治显赫家庭的财富是以工业为基础的,一般来说,这是罗马贵族所厌恶的。大量奴隶作为大多数的劳动者。生产可能是季节性的,但即使那时一个小砖厂每年也可能生产1百万块砖。毫无疑问,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罗马军队是砖的最大制造者和使用者。因为大多数军队在其产品上留有印记,有一个列表包括几乎所有已知的军团和许多辅助军团。例如,即使在罗马帝国晚期,在诺里库姆因河河畔的安迪埃森·霍尔茨雷滕有军队的砖厂和瓦厂,为许多军队制造产品,包括一支步兵大队和几支骑兵。诺里库姆第一军团在伊布斯有其自己的瓦窑。

由于黏土分布范围很广,大多数砖厂只需向当地或特定的城镇提供产品。与石头一样,砖产品重、体积庞大,对于这些产品来说,水运是唯一便宜的运输方式。因此,很少有产品远销外地。当然,罗马的砖厂为奥斯提亚提供大量的砖,沿着台伯河运输是可行的。另一个著名的意大利砖厂,为提比略所有,似乎位于里米尼附近的亚得里亚北海岸,其产品不仅沿海运输,而且穿越海洋至达尔马提亚。

罗马帝国的另一种重要的窑业制品是陶器,所有陶器都是用泥土制造的,然而对于一些质量好的制品来说,所用粘土是被提炼的。与砖的情形一样,我们对陶器的研究也是不均衡的。特尼·弗兰克的巨著《古罗马的经济概述》(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出版于50年前,在希腊的目录中根本没提到陶器。然而,陶器是罗马帝国所有工业产品中使用最普遍的产品之一。尽管易碎,碎片在土壤中却是不能腐烂的。在形式和质地方面常常出现变化,由于大量的容器印有制造者或地产的名字,所以很容易分类。帝国的大多数生产都在本地进行,容器通常继承了前罗马的传统形式,因此出现许多变化。大批量的生产使陶工成为罗马帝国最普遍的技工之一,已经证实巴勒斯坦整个村子的居民都是陶工,在杰拉什的大叙利亚城有陶工指南。

大多数陶器只是作为贮藏或携带食物的容器,这些食物包括酒、油、谷类、鱼酱。这些罐子和双耳陶瓶有时非常大,容量超过1000升,普林尼特别提到来自希俄斯岛的巨大陶器。大多数陶器是在地产上制造的,在地产上制造出容器。西班牙以生产双耳陶瓶著称,用它来盛油和酒,运送到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和西部行省。大多数陶瓶都印上工厂或地产的名字,有时用颜料标识出容量和数量。在罗马的蒙特·泰斯塔西奥有一堆38700立方米的双耳瓶碎片,装着从西班牙运到首都的酒和油。据估计,这是4千多万个容器的残留物。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容器和商品产地的大量信息,而且还有从事这种赢利贸易的150个运货人的名字。直到塞维鲁统治时期,开始禁止大量的西班牙地产的产品贸易,因为这严重地威胁了意大利的商品生产。

其他尺寸和形状的陶制容器则被用作桌子上或厨房里的用具。值得一提的是,厨房里用的混合型碗——捣钵,生产和分布的范围都很广泛。如同许多双耳瓶一样,这些容器常常印有陶工或工厂的名字,易于追溯它们的由来。普林尼将便宜的陶制餐具称作萨摩岛的器皿,深受东方人的喜爱,但我们不要将之与萨摩斯岛的陶器或西方的黑陶混淆。普林尼也提到纹理似羊皮纸的陶器和特雷里安(Tralian)的陶器,在小亚细亚,制造出带有不同的地区性特征的大量陶器,卖到远至南部巴尔干和巴勒斯坦。在意大利和西方,最普遍的优质陶器是萨摩斯岛的陶器和黑陶,最初主要在意大利的阿雷佐生产,销售到整个帝国,其鲜红色、平滑的表面和装饰性特征使之很吸引人。最早出名且产量最多的生产者之一是佩M·雷尼乌斯·提格拉努斯,他可能从亚历山大里亚移民来的。陶工从阿雷佐移民到高卢、最终来到日耳曼,在许多地方建起工厂,这里的产品实际上排挤了西方的陶器,远销到意大利和希腊。产品也常常印有生产者或工厂的名字。在拉格劳费森克的一个作坊,可能归卡斯图斯所有,雇佣了38个工人,并有50万件容器的产量记录。其他优质的餐具得到普遍认可,包括白色陶制烟斗、薄如纸的蛋壳陶器、涂色的酒杯和烧杯、表面涂铅绿色和棕色容器。在帝国初期,许多这样的产品是在里昂生产的。

陶器工厂的其他产品是赤土陶器,通常在模子中制作。西里西亚的塔苏斯和帕加马附近的迈里纳拥有著名的作坊。元首制时期,在亚历山大里亚、意大利、西西里、日耳曼、高卢和其他地方出现了许多作坊。产品倾向继承最初的希腊化风格,但设计中也常常带有地方崇拜的特征。然而,不是所有设计都局限于宗教题材,许多世俗的样式开始流行起来。

同陶器一样,玻璃的制造也涉及开采业和制造业。所需的主要原材料是沙子,高纯度的和含有少量铁的沙子最好。铁能增添一种天然的绿色或棕色,加入微量的锰盐可以去除这种颜色,罗马人知道这种方法,但他们很少使用。在元首制之前就已出现玻璃制造,主要的生产中心在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那时制造的容器在技术上相当先进,通过熔化不同颜色的金属条制成精巧的彩绘碗。以同样的方式用纹路和细丝进行装饰,但只能使用一种金属条,雕刻和铭刻的质量更高。此外,玻璃制品以其最便宜的价格在日常使用中与陶器相竞争。结果,玻璃容器被销售到很远的地方,同其他产业一样,制造商尾随商人最终在意大利、高卢、日耳曼和其他行省建起了玻璃工厂。然而,可能在公元前1世纪,产品得到了革新,发明了随意玻璃吹制,这得归功于叙利亚的玻璃工厂。在罗马帝国晚期,科隆成为西部重要的制造中心,产品分布很广。如同大多数行省一样,不列颠生产窗户玻璃。在更为精细的玻璃制品中,有质朴的、夸大的水晶体,图章戒指上的真宝石被玻璃人造宝石代替。

如上文所述,陶器和玻璃的制造与开采、制造业是互相关联的,这必然使我们考虑到后者。

在许多制造工厂中,涉及金属的工厂可能是最重要的。帝国时期的铁匠和铜匠几乎和这个世纪初不列颠的铁匠和铜匠一样普遍。大多数不同规模的居住点都拥有固定的从业者,而乡镇和城市常常把整条街区留给他们。他们留存下来无数遗迹,从金属废料的贮藏到他们的作坊和墓碑,常常精致地刻有对他们行业的说明,这在整个帝国都有所发现。也有刀具方面的专家,一些人可能已经使用非常贵重的塞里克铁,实际上是从印度进口的钢。在这种广泛分布着三流工匠的地方,有几个地方因为接近金属资源或制造出优质的产品而成为重要的生产中心。阿奎莱亚是亚德里亚海源头的港口,理论上讲,适于成为使用来自诺里库姆附近的优质铁的发展中心。普泰奥里重要港口附近的卡普阿,以其铜合金容器而闻名。无论这样的中心在制造和销售产品方面多么成功,也只是少数。不过,它们也许与军队的工厂相匹敌,军队有其自己的铁匠,装备的生产和维修肯定会消耗相当大数量的铁和铜。在一些要塞发现大规模的军队作坊,像在苏格兰的因什图锡尔,在这里贮存着整个军团的钉子,重达11吨,在军团撤离时被埋了起来。

正如我们所估计的一样,金匠和银匠并不多。然而,甚至在不列颠北部的诺顿这个小镇也有金匠作坊,由一个奴隶经营,可能是为了迎合附近军队的需要。在罗马,撒卡拉大道似乎是珠宝商的街道,许多碑铭提到2个金匠,1个雕刻师和银器的制造者。在罗马的博斯科雷勒、厄斯奎林山及不列颠米尔登霍尔出土了大量单个或成堆的工艺品碎片,由此我们推测,可能存在制造银盘的工厂。如同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工厂一样,我们对此绝大部分的了解来源于技工行会的记载,技工行会是同一个工厂中的工人的联合(见下文)。士麦那有一个金匠和银匠的协会,帕尔米拉也有这样的协会。当然,在贵金属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叙利亚和埃及拥有最好的作坊。

相比之下,铅管工人几乎和铁匠一样普遍。铅被广泛地应用于水管、浴室的隔板、房顶和棺材。铅与锡熔合制成锡蜡器皿,在帝国晚期被广泛地用作银器的替换物。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工艺复杂,也未出现大型工厂,罗马对水管的需求量却很大,国家供水服务常常不得不雇佣私人的承造者。然而,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为里昂供水的大型的复式导水管是如何制造的。否则,似乎只有军队才能更有效地生产,因为大多数堡垒和要塞都有供水分布网。

除了金属业,罗马帝国需要并且雇佣所有类型的技工和手工业者:木匠、车匠、箍桶匠、锁匠、纺织工、织布工、染色工、漂洗工、制革工、靴匠、钮扣制造工、油漆匠、镶嵌细工师、建筑者等等。如上文所述,我们对这些贸易的了解大多来自文献和碑铭材料,常常涉及协会,因为除了极例外的情况,那些易腐烂的有机物通常不能存留下来。因此,庞培伊和赫库兰尼姆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我们想寻找有关家具的任何材料,染色和漂洗工作坊也存留下来,大多数设备都原封未动。

在许多方面,使用“工业”这个词来描述帝国中所进行的生产,这是一种时代错误,这意味着像今天一样,在特殊设计的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也许除了一些窑业产品、尤其是砖之外,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组织的存在,相反的例子却很多。古代世界的大多数技工和手工业者在房屋中工作,商店、作坊和家庭住所合并在一起。一些人可能是不动产的所有者,他们也许是被释奴或自由佃农,另一些人也许是奴隶监工,希望某一天能获得自由,买下他们工作的店铺。尽管一些店铺展示出售的大量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可能是应特殊顾客的要求而制造的,众所周知,尤其是在珠宝贸易中,顾客自己提供的原材料。

国家严格限制由这些经营者组成的协会的发展。这些协会绝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贸易联合会或专业组织。保护贸易或培养工人不是协会的责任,协会只须促进成员间的友谊和良好的社会关系。协会也充当葬礼俱乐部,成员只需捐出一小部分的资金,在其死后就会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和纪念仪式。因此,在整个帝国发现了大量美化的墓碑。这些墓碑是协会履行其职能的最好证据,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至今仍是可供利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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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漂洗厂、制革厂平面图(原书插图24)

用现代术语来说,罗马帝国除了制造业,也需要“服务行业”,包括烹调食物的店铺、换零钱者、领路人、银行家,教师、律师、祭司、解说者、音乐人、男演员、女演员、妓院、客栈和公共浴室。这些行业的性质使之遍布于整个帝国,甚至小镇和小乡村也有公共浴室。而重要的城市除了公共浴室外,可能还有一些私人经营的浴室;庞培伊拥有克拉苏斯·弗鲁古斯经营的浴室,宣传淡水浴和海水浴。许多城镇的著名妓院复制色情图片,廉价地在边境行省的军营出售。

如果缺乏对价格和工资的评论,对罗马经济的任何论述都是不完善的,不过,有很多理由使其成为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的课题。虽然我们拥有大量证据,但主要来自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只有较少一部分来自其他一些行省,相当多的证据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并且局限于特定的年代。由于与所有国家和地区一样,工资和价格都会呈现出显著的波动,因此,对资料做出的任何推断都是相当冒险的。为了收集统计数据所做的尝试不会都取得成功,定性分析也许更能让人接受。一般而言,了解与帝国经济相关的某些基本事实才是安全的。

在拥有奴隶的社会中,劳动是一种资金投资,但一旦购买,就容易经营。被释奴的工资和价格是有联系的,但不像今天那样紧密。政治或其他危机对两者都会产生影响,但不容易做出判断。在任何特定时间,市场上奴隶的多少通常是帝国成功的战争和征服的一种反映。实际上,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大多数有计划的征服完成后,来自外部的奴隶资源在逐渐减少。危机和短缺会使奴隶的价格上涨,但不一定影响工资。然而,战争在刺激贸易方面是有益的,尤其是能够占领新领土的战争。毫无疑问,在物资缺少时人们故意贮藏物品,价格上涨时才到市场上抛售。因此,一些著名的饥荒是人为引起的,例如4世纪中期安条克出现的饥荒。帝国的经济被描述为“自由的市场经济”,除了政府对经济进行间歇性的控制外,价格和工资基本上根据其自然水平而调整。但是,重要的是国家对贸易进行限制,然而很难估计其效果,大部分措施无法控制价格的波动,如戴克里先限价敕令是对价格进行控制的最著名的尝试。

最后,看一看罗马帝国与其邻国间的贸易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元首制早期,罗马帝国就与近东、印度、阿非利加的中部和东部、欧洲中北部的多瑙河莱河流域的居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东部到达了黑海北岸。经由陆路的丝绸之路早已到达了中国,据史料记载,马库斯·奥勒里乌斯遣使到汉朝。罗马帝国不知道丝的真正起源,中国人谨慎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丝是纱或织物,横越大陆经由北印度、今伊朗和阿富汗出口,或经海路通过南印度的中途口岸,由此到达波斯湾或红海港口,这段路程要以季节风为辅助。但丝绸绝不是与近东和中东之间交易的唯一商品;在庞培伊发现了印度的象牙小雕像。输入罗马帝国的香料是东西方进行贸易的商品,品种很多,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品种:肉桂、胡荽、肉豆蔻、小豆蔻、没药和姜,这里只提到一小部分较为普通的品种。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胡椒。罗马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存放地,图密善修建了一个新的胡椒仓库。当阿拉里克包围罗马时,他提出停止围攻的代价之一就是获得了3000镑的胡椒。许多产品用于医学方面及调和食物的味道,所有香料都很昂贵,一些香料附加25%的进口税,使之更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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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帝国的贸易(原书插图25)

印度本土有许多重要的贸易站,来往于罗马帝国和东方之间的商人经常出入其间。塔克西拉古城在现代的旁遮普,横跨通往白沙瓦的大路,由此通过开伯尔山口到达喀布尔,继而到达连接丝绸之路的巴克特拉。在印度南部,像惠勒在本地治里附近的阿里卡美杜发现的沿海地点,印度河口的巴尔巴里肯及科罗曼德尔海岸和巴拉巴尔海岸的其他地方,是中国和东南亚海上航线的补给站。在罗马帝国早期,这些路线似乎最为活跃,尤其在奥古斯都时期,这是一个开始进行贸易和发现道路的时期,到4世纪时,许多地方在重要性和活跃性方面都降低了。反之,罗马出口陶器,在阿里卡美杜发现了阿雷提内的陶器,还出口小装饰品、包括容器和小雕像在内的金属制品。从双耳瓶的碎片看,可能还出口酒或油。罗马的金币、银币、后来还有铜币在这些贸易中心很受重视,以至于罗马人产生恐惧,反对过度开采帝国的资源,因为帝国失去的货币不能再循环使用。在湄公河三角洲发现罗马的钱币,人们认为直到15世纪早期中国仍未制造玻璃,在中国和南朝鲜发现较早时期的容器都来自罗马帝国。

这种来自东方的贸易使罗马帝国内的城市或边境城市受益,这是导致罗马和帕提亚(波斯)之间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特拉布宗、萨莫萨塔、帕尔米拉、大马士革、佩特拉及红海的港口,如麦奥斯·霍尔莫斯、洛伊科斯·利门和贝雷尼塞,都因税收而繁荣富强。尤其是帕尔米拉获利更大,公元3世纪成为东方最强大的城市之一。在某种程度上,阿非利加境内的地中海港口同样也从与内地的贸易中获利,尽管交易量没有东方的贸易多。主要的贸易区在费赞,位于雷皮西斯·马格纳南700公里,人们以游牧为生,对他们来说,加拉曼提斯人作为中间人。以陶器、玻璃、葡萄酒和布作为交换,罗马获得了金粉、驼鸟蛋、羽毛、象牙、宝石和木材,可能还有来自埃提奥皮亚的奴隶和野兽,其中有大象和狮子。红海港也开通到阿非利加东海岸的船,可能远达累斯萨拉姆,来自此地的商品有龟甲、象牙、犀牛角、棕榈油、香料和奴隶,而来自罗马帝国的交换物则有普通的人造小装饰品和武器。关于非洲贸易,也许最惊人的事情是虽然东海岸向南延伸很远,但在西海岸几乎没有关于类似贸易的记载,即使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南200公里的最著名南部城市拉巴特也没有。如上文所述,拉巴特以鱼和鱼酱而出名,但没有记载它与南部以外的地区存在广泛、深远的贸易联系。

与西部非洲相比,进入欧洲中部的贸易不仅因为数量出名,而且因其所经过的距离而著称。最古老和最重要的路线之一就是琥珀之路,从波罗的海沿岸延伸开来。在这里发现许多琥珀,向南沿着维斯瓦河至戈普沃湖,由此到达普罗斯纳河,穿越上西雷西亚的格拉茨隘口,最终到达多瑙河的卡努图姆。除了琥珀,相当多的贸易商品必须经过此路和另一条与之平行的道路通往东方,铜合金的金属器皿、金和银、萨摩斯岛的陶器、小雕像和玻璃都进入免税的日耳曼及更远的地方。无数的罗马钱币证明这一点,在这个地区的界外发现了至少400个钱币堆。除了琥珀,可能毛皮成为部分返回的贸易商品,还有鱼干和牲畜。我们也了解不列颠向北到达外部各岛屿的贸易,可能到达奥克尼郡和赫布里底群岛。我们很难判断到达爱尔兰的贸易。罗马的钱币和其他物品的出土地点,大多数仅限于沿着东海岸的狭小地带。

罗马帝国的贸易联系是广泛多样的,包括当时已知的世界,现在几乎还不可能确定交易量或判断贸易对帝国多么重要。有人怀疑主要进行的是奢侈品贸易,这种贸易为帝国的许多居民提供镀金的华美装饰品,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真正从事贸易的人,可能从未做过这种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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