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共和国的终结

当塔西佗在其重要著作《编年史》中描述罗马帝国早期历史的时候,他已经同共和国终结、元首制确立那些大事相隔150年了。因此,他能够比其他作家从更好的角度,以更多的公正观察这个时代,同时,塔西佗简明扼要地描述概括了奥古斯都的崛起,这种描述方式非常恰当,所以在此值得引用几部分:

罗马最初是在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城邦。路奇乌斯·朱尼乌斯·布鲁图斯制定了自由的政体和执政官当政制度。独裁官制度始终是一种应急之策;10人团的期限不能超过两年,军团将领所掌握的执政官的权力也不能长久。秦纳和苏拉的专制统治时期都不长;庞培和克拉苏的大权很快就转入凯撒之手,接着雷必达和安东尼的军权也就归奥古斯都掌握了。奥古斯都则以普林凯普斯的名义把在内争中被搞得残破不堪的国土收归自己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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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横死后,共和国已丧失了武装力量;庞培在西西里已被击败,雷必达已被排除,安东尼已被杀死,到了这时,甚至尤利乌斯的一派,除凯撒(即屋大维)本人外再也没有别的领导者了。屋大维放弃了三头之一的头衔,声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执政官,只要有保护普通人民的保民官的权力便感满足。他首先用慷慨的赏赐笼络军队,用廉价的粮食讨好民众,用和平安乐的生活猎取世人对他的好感。然后再逐步地提高自己的地位,把元老院、高级长官乃至立法的职权都集于一身。反对他的力量已荡然无存:公然反抗的人或在战场上或在罗马公敌宣告名单的法律制裁下被消灭了;剩下来的贵族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他们既然从革命得到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新秩序在各行省也颇受欢迎。元老院和人民在那里的统治却由于权贵之间的倾轧和官吏们的贪得无厌而得不到信任;法律对于这些弊端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暴力、徇私和作为最后手段的金钱早已把法制搅得一塌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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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奥古斯都

这是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略在公元15年为其制作的纪念性雕,可能是已丢失的公元前20年铜像的复制品。这个大理石雕像是在奥古斯都妻子李维娅的维拉(意住宅)里发现的,此地距罗马14公里。

塔西佗注意到罗马的一切都平静下来,官员们保留了古老的名号,而且那时实际上没人看见过一个真正运作中的共和国政府,因为它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东西没有存留下来。所有人在被剥夺了平等之后,都接受了元首制。

尽管塔西佗对共和国的逝去表示遗憾,但在几百句话中,他揭示了共和国覆亡的原因。就算在一本主要关于罗马帝国的专著中,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因为共和国经历了很多制度的施行,这些制度虽然在元首制下被大大改变,后来却成为帝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何况我们必须想到,大规模领土扩张是共和时代发生的。

罗马建城的确切日期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传统说法认为它建于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但这种说法并不可靠。甚至连共和国成立的日期也不确定,传统说法认为它建于最后一位罗马王即暴君塔克文·苏佩布斯被废以后,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晚期。对此,我们没有充足理由表示反对。第一代执政官L·朱尼乌斯·布鲁图斯和塔克文·科拉提努斯取代了塔克文·苏佩布斯。罗马的诞生并非易事,它被埃特鲁里亚人威胁了很多年,也被其统治过。然而,共和国通过与拉丁城市结盟消除了威胁。依据传统观点,这些拉丁城市以前受罗马支配,结盟之后,其地位就与罗马平等了。

罗马的显赫家族形成一个控制着大多数土地的特权阶层,每年都有两名执政官出自这些家族。执政官没有古代国王的权力大,但他们担任国家首席行政长官和司令官。执政官背后有元老院,这是一个主要由来自同样社会阶层的领袖人物组成的决议委员会。元老院约有100人,后来扩大了许多。元老院保证了政府措施的延续。后来,罗马又任命了一些从属官僚,譬如大法官、营造官、财政官和监察官,这些人掌管着执政官的一些次要职责,例如对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对公共建筑和道路的保养,对财政事务的治理,以及对人口的监督等等。国家通过这条渠道征税并明确兵役资格。当来自四面八方的危险严重威胁到国家的时候,两个执政官中的一位可被委以绝对权力,成为任期6个月的独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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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埃涅阿斯

埃涅阿斯:在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中,埃涅阿斯是罗马人的祖先,他是特洛伊英雄安喀塞斯和女神阿芙洛狄忒的儿子,他逃脱了特洛伊的劫掠并流浪了7年,后在意大利定居。这幅壁画来自庞培伊,现在保存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中。画面描绘埃涅阿斯率众逃离特洛伊,左上方的人物是阿芙洛狄特。

罗马的普通人民渐渐推出各种组织,被安排在35个部落中,其中4个在城里,剩下的在乡村。其他阶层划分方式都是由军事原因引起的,每个阶层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其成员参战时携带武装的数量及质量,这样就产生了未来帝国军队中的森都里亚。这些森都里亚发展出一个新的政治集会,即森都里亚大会,它逐渐演化为重要机构,并承担了旧的库里亚大会的许多职能。库里亚大会在此之前可能是普通民众的主要政治实体,我们对它的情况知之甚少。

整个共和国时代持续不断的斗争发生在平民和贵族之间。一些平民大会经常向贵族发难。李维将这种现象说成“一国两态”,继而承认了平民议事会的形成。随后,在贵族与平民持续不断的摩擦中,把平民议事会决议应用于全体罗马公民的努力就成了斗争的焦点。到公元前5世纪早期,也就是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贵族被迫承认了两名人民保民官。这个委员会拥有限定的权力,在保民官的领导下,仅能通过适用于平民的决议。最初只有两名保民官,负责主持议事会、召集会议并执行决策,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其人数增到了10个。他们最重要的权力是干预官员与人民之间的争吵,发挥着缓冲器的作用,并且负责检察官员专断履行职责或对法律程序的滥用行为。最终,他们的权力扩大到能够用一票否决来终止政府的所有程序。因此,执政官与保民官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公元前451年法律规则的暂停,取而代之的是由抽签选出的贵族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编纂罗马人最早的一部法典。随后的一年中,在另一届有平民参加的十人委员会当政时,《十二铜表法》出炉了。不幸的是,这种最早由新型政府体制实践的中庸之道让位给专制了。到公元前449年,十人委员会被解散,原来的法制得以恢复。但是人民从贵族那里得到一项重要的让步,即贵族被迫在法律上承认了此前仅由习惯规定的保民官权利。

在公元前5世纪余下的时光中,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在继续,前者努力维持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彻底掌控,并取得了某些成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的较次要的官职设置出来,以便履行执政官的一些职责:专门的监察官受命掌管公民的名单,财政官负责财务。然而,平民们已经能够成为财政官候选人,到苏拉时代,这个职位往往成为人们到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并最终担任执政官的第一选择。

在共和国形成的岁月里,尽管罗马存在内部摩擦,它必须同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及以外地区的邻居们进行一系列战争。而埃特鲁里亚力量的部分削弱以及罗马和拉丁城市缔结的同盟使得罗马能够在国门之外抵御来自萨宾人、沃尔西人和厄魁人以及后来的维爱人的压力。罗马与拉丁同盟的合力足够击败这些敌人,从而获取了更多领土。然而,大部分新征服的土地先是落到在上面创建了公民殖民地的拉丁人手里,罗马人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仅仅得到其中一小部分。因此,当罗马人最终得到土地的时候,这些土地往往离城市较近,而拉丁人新近殖民的土地分散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所以联合行动对他们来说就很难了。罗马人很快取得了对同盟者较大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比七零八落的拉丁人更容易、更快捷地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晚期,更大的危险开始威胁所有人。中欧土地资源的匮乏引发凯尔特人用暴力向南、向西大规模迁移。一支据说有3~7万人的庞大部落军队向亚平宁半岛席卷而来。罗马连同它的同盟只能调动不及敌人一半数量的军队迎战。罗马城被占领了7个月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劫掠,尽管有记载说,归功于鹅的报警,一支队伍坚守住了卡皮托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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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公元前4世纪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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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城墙

高卢人劫掠罗马后,罗马人修建的城墙,大部分城墙保存下来。拱形结构大概是在公元前80年内战中增建的。

这次失败使罗马在同盟中名声扫地,凯尔特人的后续行动对意大利造成更多威胁。罗马获得了很多对付敌军的经验,凯尔特人撤退之后,他们着手重建家园并推动了多项改革。在所有建筑工程中,最早的是公元前380年开始兴建的第一座砖瓦堡垒,也就是一条3.66米厚、7.32米高的城墙。这道城墙以巨大的堤坝作支撑,把整座罗马城圈在一个周长8.86千米的范围内。凯尔特人的进攻还暴露了罗马军队的弱点,此前这支军队在战事发生时完全由应征服役的公民组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马军队最初建立在部落基础上,每个部落提供定量的人员,每个人又必须根据自己的财产多寡自备武装。于是,骑兵由骑士阶层组成,他们要自备马匹和武器。召集军队是执政官的职责,他可以依据条约上的规定从罗马同盟者中征调部队。执政官监督整个备战过程,而后指挥作战,所以其民事权力和军事权力是相等的,对罗马人来说这两种权力是一回事。这么一支公民军队足够用来保卫家园,还能在外线进行一些有限的军事活动,但不能与凯尔特人大规模的军队相匹敌。认识到这种不足之后,罗马军队向职业兵迈进的第一步改革在维爱攻坚战中已经初露端倪了,那就是在凯尔特人来到意大利之前,当时国家给战士们提供报酬,以便维持他们的役务。凯尔特人的进犯加深了罗马人的认识,他们不但增加了武装人员的数量,还变换了战术模式。

凯尔特人退去之后,一段混乱时代来临,罗马人的宿敌埃特鲁里亚人和厄魁人再次利用了罗马城的弱点。在忠诚不二的拉丁同盟援助下,形势逐渐好转,罗马人得以享受到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这不过是个缓冲期,外部战争被内部纷争取代了,此时的平民再次试图从贵族那里取得更多权力。贵族随后做出了较多让步,而且这些权力被铭刻在《李锡尼—塞克斯图斯法》中,这项法律带来了更大的社会统一,并通过向平民开放所有的行政官职保证了经济进步。公民管理的职能也因为更多官位(如大法官与营造官)的增加而得到扩大。最重要的新制度一部分是根据外交需要确立的,一部分是由于对罗马前盟友进行短期而成功的战争制定的,这预示着罗马最终与未来行省共同发展的关系。罗马成了拉丁诸邦中公认的领袖,她反过来将公民权扩展到这些盟友的人民身上。尽管有许多新条约被强加给盟友,但盟友可以保留自治权。不过,盟友们仍然要听候罗马的军事调遣,而且外交权掌握在罗马手里。其他条约是公元前348年与迦太基,公元前343年与埃特鲁里亚,以及公元前330年凯尔特人入侵后与塞诺尼斯部落签订的。

这个时期,罗马的利益扩展到坎帕尼亚,他们在意大利中部山区与萨莫奈人初次交手。萨莫奈人臣服之前,罗马人与这个部落进行了两次必要的战争,由此把中部意大利的所有部落都变成了罗马同盟。罗马在这些同盟中的影响很重要,这些影响随着罗马公民殖民地在关键地区的建立而得到加强,就像过去拉丁人做过的那样,土地被分配给了定居者。定居者要保证他们的领域免遭攻击,许多完整的城市社区发展起来,它们为罗马政治制度烙上了印痕,这是后来实现大帝国和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有些定居者取得了全部罗马公民权,其他人则被给予拉丁人身份。修筑道路将罗马城与这些殖民地连接起来成为一种必要,而在罗马内部,民事与军事的管理程序变得更加有效,以迎合不断增加的需要。

与此同时,罗马的利益向南意大利拓展。在那里,罗马人与固若金汤的希腊殖民地发生冲突,引发了公元前3世纪初期的皮洛士战争。罗马与他林敦之间的摩擦使后者向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求援,皮洛士带领大约2.5万名职业军人与一群战象抵达南意大利。皮洛士赢得了首场战斗,但双方都伤亡惨重,此后又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斗智时期,两边进行了一系列不具有决定性的战斗。这期间,皮洛士转战西西里打算撤出意大利。然而,他的意图遭到盘踞在西西里的迦太基人抵制,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结盟并提供战舰和金钱来阻止罗马与皮洛士媾合。皮洛士结束西西里冒险,在返途中被迦太基舰队击败,但直到被强大的罗马军队赶回希腊之前,他仍有能力在南意大利进行破坏。

成功抵御了皮洛士职业兵的进攻后,罗马在古代世界确立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它已经能够把南意大利的希腊城市据为己有了。作为惩罚,罗马在引来皮洛士的他林敦派驻了第一支正规的占领军,以防希腊人卷土重来。这些举动不可避免地拉近了罗马与迦太基发生碰撞的时刻,因为罗马的实力已经取代了南意大利那些衰落的希腊势力,同时阿诺河以南的土地首次以同盟名义被合并到罗马的势力范围之中。

迦太基帝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疯狂扩张,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囊括了北非沿海大部分土地以及西班牙和西西里的部分地区。它早期与罗马签署的协议带有强烈的商业味道,罗马商人的活动为此受到严格限制。后来这些协议努力界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没有专门条款指出对方要提供军事援助,迦太基卷入皮洛士战争应被视为例外。两强之间的首次冲突发生在公元前264年,地点是麦散那海峡,随即罗马人入侵了西西里。长达20多年的战事,双方互有得失。罗马在此之前基本是个依傍陆地的国家,而现在能够凭借建造大型舰队来攻击海上强国迦太基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使罗马得到了西西里、撒丁尼亚与科西嘉诸岛,也就是首批海外行省,这表明罗马是海上力量的受益者。此外,罗马对西西里事务的初次处理,显示了策略的灵活性,这后来成为罗马行省政府的成功特质。尽管罗马大法官达到事业顶峰后被派到新行省中担任总督,而且把纳税体制强加在许多人头上,但叙拉古、麦散那等一些城市还是因为较早与罗马结盟而获得免税特权。特别是在叙拉古,罗马人与国王希罗缔造的联盟一直延续到他死。这个联盟预示了一种体制,即后来大量出现的附庸国王被利用来统治友善地区,以便节约罗马的人力。实际上,施加于西西里人民头上的税收是以希罗王用过的税收体制为基础的,即按百分比征收农产品,也从港口那里征集营业税。当地掌权者有责任交纳定额费用。罗马对行省军事、司法和财政管理的整套制度都是从这些小小的开端发展而来。

迦太基虽然战败了,但并未被征服。由于丢掉了在中部地中海的领地,它把目光转向西班牙,这是冒着与法国南部的古希腊殖民地马萨利亚发生冲突的危险进行的。马萨利亚不仅是罗马同盟还与西班牙的一些城镇有密切的商业联系。罗马人很快站到马萨利亚一边。当与罗马有着牢固关系的萨贡图姆被汉尼拔攻克的时候,一场战争势在必行。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于公元前218年并持续了17载,在此期间,汉尼拔的军队从北方攻入意大利,军事行动再次在西西里展开,马其顿的菲力普五世也被迦太基人说服站在他们一边参加了战争。尽管汉尼拔在陆战中胜过罗马军队一筹,但他就像从前的皮洛士一样,并不能突破罗马在中意大利的坚固防线。在反击行动中,罗马先是光复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城市,而后与马其顿缔结和约。接下来西庇阿·阿非利加在南西班牙击败一支迦太基军队并转战非洲,迫使汉尼拔取消了意大利战争。最终,西庇阿在扎玛迎战汉尼拔。迦太基所有的外领地和利益都被没收,只保留了一个自治的附属国。在战争彻底结束之前,罗马牢固控制了西班牙的一部分和山南高卢。

罗马对迦太基的胜利吊起了进一步扩张的胃口。马其顿国王菲力普插手战事是罗马将矛头转向东方的原因之一。菲力普与强大的叙利亚国王安提奥库斯早已结盟。我们大概能从罗马进行的多数早期征服活动中看到这个民族的多疑性格。东方联盟的潜在威胁使罗马想起了不久前与迦太基的战争,由此引发了随后的举动。“他准备打我,所以我要先打他”,这成为随后几年里罗马恪守的信条。在接踵而至的战争中,罗马无疑受益于希腊城市间的内讧,这些城市被罗马有效地收为附属盟邦。马其顿王国被摧毁,叙利亚人被逐出小亚细亚和埃及。平定东方之后仅经过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西班牙便烽烟再起。接下来几个世纪中,罗马四处应对着战事。除西班牙外,希腊、伊利里亚、亚细亚和阿非利加都卷入战火,其中迦太基和科林斯被洗劫、摧毁,马其顿和阿非利加沦为罗马的行省。

战事几乎连绵不断,罗马内部的社会与政治动乱似乎也不曾停息。罗马人击败叙利亚国王安提奥库斯之后,短暂的和平被用来弥补战争造成的损耗。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罗马的国库几乎空空如也,现在已有能力返还当初施加在人民头上的战争税。战争使许多人发财致富,并给他们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奴隶来源。随后的经济发展相当可观,靠廉价劳动力运营的大地产成长起来,供应了快速增多的城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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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布匿战争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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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

这种发展扰乱并消灭了农村自由民,因而必然引起社会动荡。随后,很多非公民和拉丁人被赶出罗马。更为重要的是,公元前171年,两位平民第一次被同时选任到执政官宝座上。尽管发生了这种变化,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出身平民的新权贵仍通过元老院把持着权力,很多情况下对公共事务进行直接控制。但国家政策跟不上内外扩张的步伐,甚至在某些问题上缺少相应政策。在诸多困难中,罗马人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征兵问题。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成了一个拥有众多殖民地的霸主,需要在行省派驻常备军,但军队仍通过以年龄和财产为依据的方式征募。直到马略就任公元前107年的执政官,才规定没有财产的人也可入伍,服长期兵役。与此同时,各种土地改革突破重重阻挠得以实施。正在上升的富裕的骑士阶级不断发出要求参政的呼声,他们很快在罗马等级中仅次于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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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苏拉

这是公元前1世纪的卢西乌斯·科耐利乌斯·苏拉的雕像,现存于巴黎卢浮宫。公元前82年,苏拉成为罗马无限期的独裁官,为使用武力获得权利开创了先例。

罗马和意大利社会的质地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意大利同盟者试图获得罗马公民权,失败后发动叛乱并掀起一场长达几年的内战,并且以罗马的妥协和军事胜利告终。这场战争不仅使马略重显身手,还造就了苏拉这位出色的罗马统帅。罗马与同盟者之间的冲突演化为罗马城的内斗。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对罗马的战争又使之变得更加戏剧化。首先,苏拉被授予东方战事的指挥权,他击退了米特里达梯并迫其签订了对罗马有益的条约。当苏拉率领23个军团返回罗马的时候,他又击败了政敌并在罗马世界建立了独裁统治。通过大清洗,苏拉使得对手难以死灰复燃。为了报答士兵,苏拉将没收来的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

苏拉各种活动的目标主要是加强寡头政府的权力。为此,他在公元前82年恢复了古老的独裁官制度并亲任其职,苏拉直到引退都始终把持着这个位置,他拥有凌驾于全体官员之上的绝对权力。而后,苏拉又改组了元老院。他从骑士级中任命了300位新人担当元老,以保证后来一段时间内苏拉的心腹在元老院中占居多数。这种改动有助于软化骑士阶层,而人民保民官也被剥夺了当初的所有权力。在当时已有的10个行省中(西西里、撒丁尼亚与科西嘉、远西班牙、近西班牙、马其顿、阿非利加、亚细亚、西里西亚、山南高卢、山北高卢),苏拉制定了一种体系:总督从担任过大法官或执政官的人中抽签选出,这样就保证罗马始终有人负责治理。公元前80年,苏拉成为执政官。公元前79年,他放弃了独裁官身份并告老还乡,第2年便死在家中。苏拉的改革并没有持续下去,元老院的权力便被逐渐削弱了,一方面因为他们得不到军队司令官的支持,另一方面因为新的内战在西班牙爆发。庞培和克拉苏担任执政官时,保民官权力得到恢复,苏拉的法律也被废除。苏拉的法律曾使提案被送到人民大会之前需经元老院批准,实际上把所有的公共事务都置于元老院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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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庞培

这个庞培雕像是1540年罗马的朱里奥·马佐尼雕刻的。庞培为了其政治目标,效仿苏拉,用军队威慑元老院,迫使元老院授予他军事指挥权,为其拥有的权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庞培和克拉苏最终成为竞争对手,双方在战场上有各自的军队,藉此能够掌控元老院。二人在结束执政官任期后一度恢复了平常人的生活,但庞培被召回来负责清剿地中海海盗,而后在小亚细亚指挥第二次米特里达梯战争。他在两次冒险行动中大获成功,成为帝国最强海陆联军常胜统帅。克拉苏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难,于是利用大笔财富试图在罗马城中收买盟友,这当中有一个名叫朱里乌斯·凯撒的年轻人。

使朱里乌斯·凯撒在罗马政坛升起的事件很多,曲折而复杂。很快,凯撒得到克拉苏和庞培的支持,他们强大的非正式联合就是我们一般所知但理解有误的“三巨头”。凯撒在公元前60年当选为执政官,此前他做过西班牙总督。在担任执政官期间,凯撒被任命为山南高卢的预备总督,并携带3个军团的兵力。这种征募军队的权力以及驻在罗马之外为出任总督做准备的权力将凯撒置于一个非常强势的位置。由于山北高卢总督猝死,凯撒受命掌管了两个高卢行省的事务。

凯撒一经走马上任,庞培与克拉苏之间掩盖的敌意再次彰显出来,这种矛盾在凯撒辖区召开的一次碰头会上重新得以化解。庞培和克拉苏从元老院那里再次获得共任执政官的机会,他们同意延长凯撒高卢总督的任期。庞培以军团司令的身份统领西班牙,而克拉苏掌管叙利亚。这是克拉苏最后一次当权,他在与帕提亚人的战斗中被杀。至此,凯撒征服了高卢并深入到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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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凯撒被刺

朱里乌斯·凯撒被刺这幅画由19世纪法国画家让-里奥·杰洛所作。元老们由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率领,将凯撒刺倒在元老院的地上。

克拉苏消失后,剩下的问题是庞培与凯撒二者谁来执掌绝对权力。或许庞培开局更有利,他赢得了贵族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他同凯撒党人争夺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随之而起。最终,元老院在很大压力下做出决议:凯撒要放弃他的行省和军队,否则将被宣布为不法之徒。凯撒立刻做出回应,他渡过山南高卢的南方界线——卢比孔河进犯意大利,由此揭开了一场内战的大幕。凯撒希望用和谈换取和平,对凯撒进攻毫无防范的庞培与很多元老逃离罗马和意大利,凯撒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局面。庞培仍旧掌握着西班牙的军队,并企图在东方另组一支武装力量。凯撒没有舰队,不能紧追庞培,于是留下马克·安东尼以大法官身份掌管罗马,自己则远征西班牙并很快在那里击败了庞培的武装。当凯撒大胜而归时,他才知道自己被授予了独裁官职位。但凯撒的初次胜利并没在阿非利加重演,他指派一名支持者带着军队到那个行省挽救忠诚。

作为独裁官,凯撒返回罗马后组织了选举活动,当他被选为执政官后,马上放弃了独裁官权力,并使这种举动看似他离开罗马追击庞培的必要之举。经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规模战斗后,双方在色萨利附近的法萨卢决战,庞培战败逃往埃及,被托勒密少年国王的谋士设计杀害。

凯撒获胜的消息传到罗马,他被授予不限期的执政官权。当凯撒回到罗马时,发现庞培的残余势力已在阿非利加集结完毕,便再次扬帆远征并大获全胜。后来,逃出阿非利加的庞培党人又在西班牙挑起叛乱,凯撒将其镇压,结束了内战,并成为终身独裁官。

共和国的政治完全陷于混乱之中。罗马国库空虚,失业人数大幅度攀升,凯撒的老兵也在寻求退役后的安居之地。于是,凯撒在北意大利、高卢诸省和西班牙为老兵创建了很多殖民地,同时在罗马城大兴土木以便增加就业。一些新殖民地被给予完全的公民权,其他的则只得到了拉丁权利。这时,凯撒搁置了对中央政府的彻底重组,因为他打算发动一场对帕提亚的战争,还开始做出一些安排,以保证他不在罗马的时候内部事务也能受他左右。这种耽搁激发了许多潜在敌人的愤怒。公元前44年3月,凯撒在出席元老院会议时被刺杀。关于凯撒死在阴谋家之手的故事已经妇孺皆知,我们在此不必赘述。事实表明,阴谋者把自己看作共和国的再造者,然而他们的行动注定要失败。我们再次强调:只要带兵的优秀将军愿意,他随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元老院与共和国。自庞培时代以来,元老院已经失信于军队,因为它给老兵提供定居点和赏赐的步调总是很慢,军队和元老院之间已不可能再和平共处。

养子屋大维成了凯撒的继承人,但凯撒的外衣披到了马克·安东尼身上。凯撒葬礼上出现了暴动,迫使刺客们逃跑并留下了一个完全瘫痪的元老院,安东尼得以将其轻松控制。屋大维打着凯撒的旗号回到罗马,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并在凯撒老兵中征集出一支军队,安东尼的计划失算了。屋大维首先迫使安东尼退却,而后又与他讲和,于是出现了由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的“后三头”同盟。他们铲除了意大利的所有反对者,最后决战的日期已迫在眉睫。雷必达率先退出角逐并引退乡里。随之,安东尼到叙利亚抗击帕提亚人的入侵遭到惨痛失败,所幸只是损失了装备。安东尼没有得到屋大维的援助,他用相当大的代价挽回名誉,并前往埃及与克里奥帕特拉缔结联盟,此举导致了安东尼的最终覆灭。屋大维派马库斯·阿格里帕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尾随安东尼。公元前31年9月,亚克兴海战打响,安东尼的舰队倒戈,他的陆军也发生反叛。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双双自杀,屋大维成了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亚克兴战役虽然不算艰苦激烈,却成了共和制与元首制的分水岭,也使埃及成为罗马的新行省。屋大维对那里亲自管辖。后来,埃及仍是一个特殊行省,由代表元首的官员监管。

屋大维征服埃及在东方逗留了两年,而后回到罗马开始重组政府。共和国最终失败了,许多年内屋大维几乎使出浑身解数致力于构建一个既可接受也可运作的替代物。解释共和国崩溃的原因不胜枚举。一些人认为城邦的政治和行政机器不足以运转一个有着广大海外领地的庞大帝国,罗马人不能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然而他们已经多次尽力来这么做了,这和以前的城邦是一样的。最引人注目的解释就是一支庞大常备军的建立,他更多地效忠于领兵将军而不是元老院和执政官。任何控制军队的人,比如苏拉、凯撒以及屋大维,实际上都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元老院。这种环境下,元老院的权威被逐渐破坏,在动荡、内战和暴力中终止,直到恰当的时间出现恰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