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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不断变化的疆界

我们已在前几章中探讨了关于罗马边界的一些问题,把罗马帝国的扩张放在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边界有重要战略地位,它是一道屏障,罗马帝国在它的保护下成长、繁荣。从地理位置上讲,罗马疆域可分为4个主要控制地区,即东方、阿非利加、欧洲大陆和不列颠。每个地区都存在不同的问题,需要各具特色的解决办法。它们之间的距离虽然遥远,但互相关联,一处边界上发生的事往往会影响到其他地方。

公元4世纪野战军兴起之前,大批罗马军队差不多完全驻在边疆行省。因为没有核心预备役,帝国只能从和平地区调集兵力来支援受到威胁的地区。军队流动是很经常的,罗马士兵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就到其他行省去服役。因此,纵横帝国的道路交通网很发达,维护这些道路成了一项富有战略性的任务。

学者们针对罗马边疆政策进行反复分析,提出各种各样的观点。一种极端的看法是:罗马没有真正的“边疆政策”,它只把无止境的扩张作为目标,扩张过程中的每次停顿不过是用来巩固成果的暂时休整,一旦这种扩张受到限制,帝国就开始停滞甚至面临失败;另外一些研究者宣布,他们已经发现了罗马帝国应用到特殊边疆地区的政策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作政策的元首;另一个极端的看法是,罗马帝国从一开始就限制扩张,但后来这些限制经常被放开,于是每次都会开拓出带着麻烦的新疆域。

我们对介于两种极端说法之间的观点进行了研究。看来罗马不可能有过长期的、任何时期都适用的边疆政策。罗马人最终想出来的是讲求实际的措施,以专门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元首们轮流把自己的意愿施加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上。例如,提比略维持现状,图拉真喜欢征服,而哈德良则确定了边界。前任元首的政策往往被继承人彻底推翻。我们提出罗马“边疆政策”这个可能从未存在的概念有利于学术研究。

除了个别人,大多数罗马元首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有明晰的战略思想:帝国不能无限地扩张,尽管偶尔有人会产生征服世界的欲望,御用诗人会颂扬侵略。边界问题说到底要受人力资源制约,如果没有公元1世纪末奠定的基础,公元2世纪的疆域会让罗马军队力所不及。战事不在多处边境同时发生就好,这允许罗马人从和平地区从容抽调军队。麻烦往往会同时出现在几处边境上,尽管罗马人有大量蛮族雇佣兵和机动灵活的野战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即使经过重新组织的军队也仍然难以应对。

整个帝国边境线几乎成了压力线,重压之下可能随时向后退缩。维持边境的和平状态就像是下赌注。很多被罗马征服的土地都无法得到严格控制,必须依赖统治区人民及边境以外部落的合作,如果这种合作被否定,帝国必然土崩瓦解。

如前所述,奥古斯都最先制定了系统的领土规则,这些领土是共和国时期以一种非常偶然的方式征服的。西班牙和高卢的领土延伸到大海,消除了人为界线引起的各种麻烦,这种人为界线的功能在于把罗马与潜在敌人分隔开。当时的帝国还没有顾及修建边界线的防御工事。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幸运,志在扩张领土的行动发生在日耳曼,罗马人向东远征到易北河,同时从多瑙河向北推进,以求与前者会师。然而,公元6年发生的长达3年的潘诺尼亚叛乱,以及随后在日耳曼西北部发生的瓦鲁斯惨案,迫使扩张行动被取消。这一带形成最终的边境范围,此刻,我们可以瞥见罗马人在这片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的区域营造终极边界活动的前景。

在东方,边防主要依赖于忠诚罗马的附庸国,他们在罗马行省和帕提亚人之间形成一个隔离地带。这种附庸国家分布在以博斯普鲁斯(黑海北岸)为起点,经过本都、卡帕多西亚和科马根,向南到达犹太和纳巴太的广大地区。这里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使得驻在整个小亚细亚以及向南到埃及边界地区的罗马军团缩减到4个。

同样,整个北非沿海的行省仅由3个军团(1个在阿非利加,2个在埃及)以及毛里塔尼亚附属国保护,其余军团加上辅军被部署在日耳曼(8个)、潘诺尼亚(3个)、达尔马提亚(2个)、美西亚(3个)和西班牙(3个)。这个阶段,帝国边防已依赖于机动部队在战场上直接驱逐或击败敌人进攻。

奥古斯都控制边境的战略,到公元1世纪末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期间,一些附庸王国被合并进来。为了保卫高卢西北部,罗马军队入侵不列颠。后来的元首们逐渐认识到城堡、要塞、道路和瞭望塔构成的边境线对扩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自然边界(像不列颠的特伦特河与塞文河,日耳曼的莱茵河,阿非利加与叙利亚的沙漠)也同样起到稳定帝国的作用。

瓦鲁斯灾难发生之前,许多堡垒和要塞修在莱茵河左岸的一些地方,如奈梅亨、桑坦、诺伊斯的堡垒和美因茨的双堡,后来沿着利珀河又修建了许多,威特劳也有,构成一条向日耳曼未开发地带延伸的战线。其中在利珀河的奥伯拉登,是占地54公顷的堡垒以及罗根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在威特劳是占地3.3公顷的堡垒。利珀河的另一个重要地点在哈尔滕,那里有几道篱笆墙和一座军港。瓦鲁斯战败后,罗马司令日耳曼尼库斯撤退,罗马在莱茵河以东丢失了许多领地。因此,帝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修建西岸的堡垒上,数量又有所增加。新建筑出现在雷马根与科布仑茨,莱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与温迪施驻有军团。

在多瑙河上游,奥古斯都与提比略时代的堡垒,如洛伦茨贝尔格堡垒和布雷根茨堡垒,保护着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使它们直到1世纪中期都没有受到外敌骚扰。后来,像日耳曼的许芬根城堡、雷提亚的奥伯斯蒂姆要塞、诺里库姆的林茨要塞、恩斯-洛尔克要塞和茨文滕多夫要塞等,将一些旧城堡取代了,这标志着罗马帝国向莱茵河又前进了一步。大量城堡的修建,不仅解决了边境沿线的运输问题,还给罗马官僚政治提供了赖以运作的巩固防线。此前,当统治区域没有明确界线的时候,民事和军事管理从未轻松过。

克劳狄时代,新设置雷提亚和诺里库姆两个行省,其首府分别在奥格斯堡与维卢努姆,防御手段转向对能够确保安全的天然疆界的利用。多瑙河中下游就像莱茵河下游那样,较早的时候罗马人就以大河为界。奥古斯都时代,潘诺尼亚至少有一个军团驻扎在卡努图姆,另两个军团的具体驻地尚不确定,也许驻在西斯齐亚与锡尔米乌姆的要塞中,后者在多瑙河以南大约25公里处。

更靠东的美西亚省,一个军团要塞从提比略时代就坐落在多瑙河畔的奥斯库斯(吉根)。多瑙河对运输有重要意义,格卢巴克、切萨瓦与下米拉诺维齐的要塞保护着通过杰达普的脆弱线路。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人修了更多堡垒用以巩固这些早期的布防。诺里库姆与雷提亚两座要塞的驻军完全由辅军组成。

克劳狄征服不列颠后,划定了最早的边界线,他充分利用塞文河与特伦特河,4个军团驻扎在不大于12公顷的营寨里,与辅军堡垒控制的地区交错在一起。最有名的要塞位于皮德伯勒附近的朗瑟普。公元49年,塞文河上游的格劳切斯特堡垒的修造,表明罗马在不列颠也采用了莱茵河与多瑙河那样的政策。当尼禄感到没有更多可征服地区时,便划定了不列颠的边界线。

另两个地区,一个是面对帕提亚人的东部,一个是受沙漠阻隔的阿非利加,在公元1世纪前半叶基本没什么变化。罗马人寄希望于附庸国王,他们具有保卫东方边界的能力。尼禄即位的时候,只有4个军团的罗马主力留驻在叙利亚的腹地。这个地区的罗马人直接控制或依靠亲罗马国王间接控制亚美尼亚的时候,一切都还好,亚美尼亚对不时发生的变故起着关键作用。当帕提亚人发动进攻时,亚美尼亚必然首当其冲,可以有效缓解罗马的压力;而当亚美尼亚战败归属帕提亚人时,形势则对罗马相当不利。亚美尼亚确实很重要,它处在通往东方的主要商路上,这里地势险峻,呈漏斗状朝向幼发拉底河的交叉处。谁控制了亚美尼亚,谁就控制了生财之路。

公元1世纪的最后10年,帝国的边疆策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人工屏障第一次用来弥补天堑的不足。莱茵河下游的西维里斯叛乱与莱茵河、多瑙河其他地方的叛乱,给边疆防御造成巨大破坏,苇斯帕芗采取强硬措施以重新确立防御。一座新的军团要塞建筑在奈梅亨,取代了早已废弃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要塞。维特拉一号地区的双堡在内战时被毁,取代它的是驻有一个军团的新堡垒。莱茵河西岸的诺伊斯与波恩是由4个军团组成的下日耳曼地区要塞。上日耳曼驻守的军团也恢复到了4个,部署在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和温迪施。美因茨也是驻有两个军团的要塞。罗马人又回到从威特劳向南到莱茵河东岸地区,他们在霍夫海姆与海德恩海姆重修了堡垒。几条新修筑的大道穿过莱茵河与多瑙河源头地带,以加强两条防线之间的联系,而附近几个行省的总督并没相互合作。这些道路受到辅军堡垒特别是内卡河谷的辅军堡垒的保护。在雷提亚,罗马开始弥补奥伯斯蒂姆和诺里库姆省林茨之间的空隙,科兴、施特劳宾和爱宁的堡垒就是这个时期建起来的。

图密善给苇斯帕芗的布置加盖了永恒印章,尽管存在对两位元首业绩孰多孰少的争议。公元83~85年,图密善结束对查提人的日耳曼战争后,一系列辅军要塞修筑在莱茵河东岸一线。这条防线在赫德斯多夫附近离开莱茵河,通过陶努斯和威特劳北部,而后转向南与美因河连在一起。它向南延伸到内卡河,从多瑙河以北大约25公里处向东拐,然后在玻弗兹的一座新堡垒处与多瑙河汇合。这条防线的修建借鉴了不列颠的防卫体系,其意图是守卫向南流入多瑙河支流的河谷。这条防线被一条带状土地支持,像大道那样起到边界的作用。这条带状土地上,堡垒与堡垒之间耸立着木制的瞭望塔,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大约是500~600米。有了正式的边界,图密善顺利创建了上、下日耳曼行省。这里的军队很快被调去增援多瑙河战事,每个行省的驻军被减至3个军团,分别驻在上日耳曼的温迪施、斯特拉斯堡、美因茨和下日耳曼的波恩、诺伊斯、奈梅亨。

我们在第2章已经提到,公元1世纪最后10年,德塞巴鲁斯统治的达西亚部落兴起,这是后来多瑙河取代莱茵河成为北方防线关键地区的主要原因。由于把更多的驻军移防到多瑙河岸边,罗马人的安全遇到了威胁。公元85年到公元86年,阿劳迪五团被击败后,危险再次出现。公元2世纪初,罗马人分别从两个日耳曼行省的奈梅亨与温迪施调走军团,把维克推克斯六团从诺伊斯移到了维泰拉无人驻守的要塞中。这些变动意味着对多瑙河下游军事指挥的完全重组,将直接面对达西亚的美西亚一分为二,而潘诺尼亚在锡尔米乌姆周围的区域则临时由上美西亚的军队司令管辖。我们对当时这个地区军队移动的情况知之甚少,对下美西亚的军队布置同样了解不多。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上美西亚要塞在锡尔米乌姆、维米那西乌姆、辛吉杜努姆,也可能在拉提亚里亚;下美西亚要塞包括诺维、奥斯库斯和杜罗斯吐鲁姆。

公元1世纪末,潘诺尼亚的要塞(卡努图姆和阿奎库姆)从两个增加到了四个,新增的两个是温多波那和布里盖提奥。要塞之间的空隙由分布不均的辅军堡垒填充,有一条沿多瑙河右岸修筑的大道连接。公元93年到公元100年,辅军步兵队从9个增长到21个。我们认为,位于下美西亚的从多瑙河到黑海的多布罗加工事是在这时修筑的,但一项最新资料表明它修造的时间更晚些,可能在公元4世纪或公元5世纪。这条边境在图拉真第2次打败达西亚人并重划了一条界线之后才得以安宁。

图拉真新建的达西亚行省包括被蒂萨河限定的地区。蒂萨河从多瑙河向北流出,顺着穆勒斯河向东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最后沿着奥尔特河再回到多瑙河。行省中分布着一圈堡垒,与其他在河谷里控制腹地的堡垒共同守卫这个地区。一支(也可能两支)军团驻守在阿普鲁姆,有辅军作支持。最近人们辨别出,在波洛加与特豪之间的地方,瞭望塔体系和一些人工屏障也建起来了。

边境利用了正处于发展阶段的线状防卫形式,同时利用了区域控制方法。新行省和上美西亚之间的边界线从维米那西乌姆开始,到多瑙河与奥尔特河汇合处为止,基本属于非军事地带,很多弗拉维时代的堡垒,包括奥斯库斯和拉提亚里亚的军团基地都被废弃了。面对潜在的敌人,仍有军团部署在上美西亚的辛吉杜努姆和维米那西乌姆,它们位于伸向达西亚西部的多瑙河沿线上。与此同时,下美西亚除继续由驻在诺维和杜罗斯吐鲁姆的军团守卫外,还增加了一个军团,驻在多布罗加地区的特罗斯米斯。

不列颠在弗拉维-图拉真时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威尔士首次被征服,由辅军要塞守卫。守卫军驻在山谷中的恰当地点,它们之间有很多新道路连接,并得到卡利恩和彻斯特新建军团要塞以及早已建立在罗克泽特的军团要塞支持。接着,罗马人征服了苏格兰高地,把军团驻在约克和因什图锡尔。从此,罗马人废弃了罗克泽特和伊格泽特要塞,林肯和格劳切斯特要塞也被完全放弃。

罗马采用的边境体系能十分有效地控制威尔士与北不列颠的山地部落,虽然驻军数量有些浪费。罗马号称在因什图锡尔东边4公里处的克莱文·代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工事群,却没有很好地利用天然屏障。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与莱茵河、多瑙河带状防线有所不同,那里曾广泛应用区域控制的方法,不久也改用大陆的防御方式。

公元1世纪80年代中期,不列颠仍旧驻有4个军团,还有90个辅军部队,与莱茵河、多瑙防线上一个省的驻军数量大致相当;后来不列颠缩减为3个军团,很多辅军也被转移到美西亚。这时,罗马人从最北方的据点撤走了,放弃了因什图锡尔和它的邻近要塞,如芬多赫。到了公元2世纪,苏格兰南部的大多数要塞也被放弃,北方的有效边界锁定在索尔韦河与泰恩河一线,并且十分巩固。

苇斯帕芗当政早期,东方边境再次引起人们关注:一是因为犹太战争,二是寻求与帕提亚划分界线的需要(合并了亚美尼亚之后)。由于多山地貌,这里的边防问题变得非常棘手。北方黑海岸边有一个特拉布宗港,可以通过运输把内地军队连接起来,还有助于为驻防军提供补给。这个港口很早就成了滂提卡舰队的基地。海岸山脉的南部,东西方的自然分界线就是幼发拉底河,它穿过亚美尼亚陡峭的中心区域以及卡帕多西亚1600多米深的峡谷,蜿蜒伸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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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军团要塞平面图(原书插图7)

苇斯帕芗早就在科马根的萨莫萨塔和卡帕多西亚的梅里特纳建造了军团要塞,因为这里不仅控制着幼发拉底河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交汇点,还控制着沿边境线的道路。远离幼发拉底河,位于更北部地区的萨塔拉要塞,可能也建于苇斯帕芗时代,它守卫着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大路的交叉口,战略地位最为重要,是整个帝国的核心要塞。

新大路修筑起来以后,交通依然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除了要塞,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地区还有没有其他防御工事,要塞之间有很多辅军堡垒的说法值得怀疑。我们后来虽发现一些堡垒和瞭望塔的遗迹,但整体上缺乏确凿的证据。公元82年的一个建筑铭文提到了一支辅军大队,其驻扎地点尚待考证。人们在德拉斯库萨也发现了公元4世纪要塞的遗址,并不是较早的工事。

向南进入叙利亚,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里几乎没有弗拉维时代边境控制的证据,当时在卡帕多西亚与犹太之间好像是一片空白,也许人们将来会发现遗址。叙利亚仍然拥有强大的军队,足以反击侵略,用不着防御工事。弗拉维王朝早期,罗马在犹太战争后就削减了驻犹太的军队。耶路撒冷被毁后,弗莱腾西斯五团驻扎在这个城市看守废墟,阻止人们将其修复。再往南,一系列的城堡和瞭望塔设置在从地中海(加沙地带正南方)到死海南端的狭长地带,与北方边线形成鲜明对比。传统的当地要塞继续得到利用,像泰尔-示巴的城堡,一系列房屋围绕着一个大约有31平方米的方形中央庭院。

图拉真把纳巴太王国吞并之后,将内盖夫到亚喀巴湾的整个地方占领,东方边境上存在的南北两部分的间隙,也被驻在纳巴太首都博斯特拉的军团填上了,这里成了新的阿拉伯行省的中心。从叙利亚到红海之滨的亚喀巴,一条新道路将边区连接起来,还与通往卡帕多西亚的道路连在一起。将这两个地方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北方的幼发拉底河自然形成了一个基本边界线,防守相对比较容易,促进了线状防线的形成;而南方的叙利亚和阿拉伯到处是沙漠,没有合适的自然屏障来划定边界线,因此,区域控制的方法得以采用。特别在最北端,罗马军队占领了很多纳巴太瞭望塔;在最南端,边境有了一些线状特征。新大道旁的基塔拉和古韦拉至少有两个堡垒,后边就是内盖夫,这里在公元2世纪时,用弗拉维时代的城堡、大道和瞭望塔体系保卫着边境。

东方边境有力地说明了罗马处理同地形因素混在一起的边疆控制问题的措施比较灵活。我们还能在北非这条最长的边境线上看到某种差异,它从大西洋延伸到红海,绵延4000多公里。尽管这条边境线是最长的,但很多年来,那里的驻军在罗马帝国中最少。

埃及行省在今天可以被称为“皇家专有地”。自奥古斯都以来,那里实际上成了元首的私人领地,任何一位元老都不准进入。埃及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税收和粮食,产品从亚历山大里亚运到罗马,用以满足后者之需。埃及没有面临很多外来威胁,所以尼罗河谷主要驻扎辅军部队,维持内部秩序,管理自己的控制区域。这些辅军部队得到两个军团的呼应,从克劳狄时代到公元2世纪初,他们一同驻扎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尼科波利斯,主要任务是防止内乱发生(指犹太人和亚历山大里亚非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埃及西边的邻省昔兰尼加和特利波里塔尼亚在公元3世纪早期以前都没有驻军,罗马人似乎也没有努力在那里划定边界。沙漠帮了罗马人的忙,罗马的影响在沙漠以南则逐渐减弱。

特利波里塔尼亚以西是共和国时期通过对迦太基的征服得到的阿非利加行省。在奥古斯都时代,这个元老院省例外地保留了一个军团,驻扎在阿美达拉。到弗拉维王朝早期,它在一段时期内转移到了特贝萨,接近当时毛里塔尼亚·凯撒里恩西斯行省的边界。公元2世纪初,也就是哈德良当政的早年,这个军团再次移动到拉姆拜西斯,一直驻守到公元3世纪。图拉真最先在奥勒斯山脉内外修造大道和堡垒,包围着处于中心位置的军团要塞。奥古斯都的边防计划再度被抛弃,这里逐渐转向区域管理方式。

这里的部署和之前在威尔士与北不列颠的部署以及同时在达西亚和阿拉伯南部的部署有相似之处。许多例子表明:一个或更多军团处于中间位置作为后备力量,而对一个地区的实际战略控制权,都在部署于合适地点的辅军手里。这样的体系中,大道是成功的关键,它使得军事力量能够迅速集中起来应对内外威胁。实践证明这种体系十分有效,它使敌人无法对军事设施造成太大破坏。一旦敌人的进攻方向被辨别出来,罗马军队就能很快集中,先是包围敌人,而后阻止敌人撤退,最后将其消灭。因此,这是控制敌我不清的边境地区的漂亮手段。但这种集中主力部队的线形防线很容易受到正面攻击,一旦防御工事被突破,敌人就会蜂拥而入,防线要塞也会被占领。

上述边境控制方式需要耗费许多兵力,在援军到来之前,敌人对要塞体系中某一环节的突袭往往容易得手;但换个角度看,把防御重点放在有外敌威胁的地方,线状防线实际节省了兵力。公元2世纪早期,这种方式被广泛应用到欧洲与东方,特别是地形复杂的地区,应当说绝非偶然。

弗拉维王朝诸位元首和安东尼王朝的图拉真都采取了进攻战略,图拉真还把帝国疆域扩张到最大。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尤为喜欢在新得到的美索不达米亚、达西亚、毛里塔尼亚和南阿拉伯等地推行区域控制,使得帝国可以更容易地向外推进。相比之下,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没有继续进行新的扩张,而是倾注全力巩固边境。

哈德良成为元首时,还在叙利亚服役。上任很短时间内,他外出巡视行省,特别是边疆行省。他最先游历了北方和西部行省,在上日耳曼和雷提亚,他把图密善时代的很多要塞移到更好的位置,还从后方调来一些外邦同盟军驻守新堡垒。哈德良通过在没有天然屏障可依的地方修筑连绵不断的木栅使边界线稳固下来,这种木栅厚大约30厘米,高大约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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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辅军和驻军要塞平面图(原书插图8)

罗马人在不列颠发动了一次颇具野心的行动,即修建边境上更为险要的哈德良长城。图拉真时代在泰恩河口与索尔韦湾之间已经修筑了工事,哈德良将其拿来所用,又作了战略调整。新工事由一道大型砖墙构成,前面有壕沟,墙上有一系列小型城堡,城堡之间有两座瞭望塔。这道墙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在无需派兵防守的地方就没有修砌。哈德良长城从纽卡斯尔延伸到索尔韦河的鲍内斯,在那里与图拉真的库姆布里亚海岸防御工事相连。修筑过程中,防御格局有所改动,原来设在后方斯坦尼盖特大道旁的驻军要塞,向前移到了哈德良长城。这段墙向东延伸到了瓦尔森德,但厚度较小,城墙中段的厚度也缩减了,从爱尔兴开始,则由木头构成,塔楼仍旧是砖石结构。后来,这段城墙改由砖瓦取代,厚度也有增加。

连接各个要塞与城堡的是一条军用大道,两旁有土木工事,还有一条开挖的壕沟。修建这些工事长期以来使历史学家迷惑不解,他们认为其意图很可能是作为军事区的界线标志,同时也为了保护军事设施免遭来自后方的袭击。

我们把哈德良不列颠边境防御工事与在上日耳曼和雷提亚修筑的工事进行一下比较可以看出:这两处边境都是完全由辅军驻守,哈德良已经把完整的部队移到日耳曼边境,军团驻守在后方,在上日耳曼是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在不列颠是约克、彻斯特和卡利恩;而下日耳曼和多瑙河的部分地区,地方军团和其他部队混杂在一起;不列颠的情况与上日耳曼和雷提亚的情况又有不同,所有的辅军部队都部署在边境线上或附近地区;不列颠哈德良长城后方,特别是在西北方和威尔士部分地区,那里已经不存在外侵威胁,仍然保留着区域控制。

木栅和3米厚6米高的石墙是两道防线最大的区别。日耳曼在哈德良初期并不是平安无事,不列颠更是被严重的战争威胁所困扰。很多人认为哈德良长城与日耳曼木栅不是防御工事而是官僚政治的屏障,或是驻军进攻行动的跳板。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修筑哈德良长城及其他军事设施就可以视作代价昂贵且不必要的“愚蠢行为”。

重要的是要记住一点,不管是木栅还是石墙,与其守卫者的素质和数量是密切相关的。不管屏障用什么材料构成,不管它有多大规模,有多复杂,无人驻守便不能发挥作用。日耳曼和不列颠的防线除了建筑材料不同之外,二者没有本质区别。

我们已经提到,到哈德良时代,日耳曼所有辅军部队都集中在边境线上,不管是前沿还是后方,都处于和平地带。而在不列颠,除了被部署在边境线上的主力,还有相当数量的分遣队驻守在哈德良长城内外的4个堡垒里。在最具敌意的地区,长城代表了一条强大防线。

反观日耳曼的木栅、堡垒、瞭望塔以及不设防的道路,它们最大的弱点是难以对付来自后方的攻击,可能最初就没有防御背后来敌的意图。哈德良长城在这种环境下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它的后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壁垒的保护,壁垒是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增加的。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安东尼时代上日耳曼防线出现的所谓“木桩壕沟”,是修筑在“内部”的土堆和壕沟,附加的大道和瞭望塔出现在卡拉卡拉时代。

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位置被选定来修筑工事。如果把壕沟挖在木栅前面,让堡垒面朝境外,就会有效应对外敌进攻。它和壁垒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吗?如果木桩壕沟确实建在公元3世纪早期,它们之间就有存在时间跨度,因为壁垒已长时间不再成为最基本的屏障了。公元2世纪中叶,它上面修建了无数个路口。

在任何一个时段和任何一个地点,边防建筑的特征都存在差别,对它们进行比较可以用来解释帝国没有普遍的防御策略,而是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哈德良边境体系就是按这种理念建设的,这种体系后来在努米底亚行省同样得到运用。

大概在图拉真时期,奥古斯塔三团从塞韦斯特移到拉姆拜西斯,开始突尼斯边防的修建,控制了阿非利加内地到加贝斯的通道。哈德良于公元128年视察了阿非利加,他对拉姆拜西斯部队的巡视活动记载在发现于该要塞附近一件著名的铭文上。他延伸了这个地区的图拉真防线,即一般所说的阿非利加要塞。在盖美莱要塞附近,防线由不同规格的城墙、壕沟、斜堤以及内部的高塔组成,使其整体功能得到加强。受到塔楼保护的通道开辟了穿过盖美莱附近屏障的路口,城门与塔楼和哈德良长城上的结构相似,即豪泽斯泰兹以东的关卡,和雷提亚防线上的达尔金根关卡。继续向东的很长一段都没有屏障,直到阿德迈奥勒斯才有图拉真时代的要塞出现。这段防御工事绵延大约75公里,现在看来它没起什么作用。某种程度上,此段空缺被哈德良在巴蒂亚斯和扎布德奥斯新修的堡垒封锁。盖美莱以北,奥勒斯山脉西坡附近,拉姆拜西斯以西被霍纳山脉环绕的部分又是一段分离地带,由德耶贝尔·迈亚、素布奈和扎莱要塞支撑着。关于这条线状防线的修建日期与特征,史学界一直有争论,正统观点认为它是哈德良修造的,其他观点认为该防线出现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4世纪末。

哈德良在努米底亚拓展的边境线,也许是帝国中最古老、最重要的。它标出永久草场的最南端,涵盖了除霍纳山脉部分之外地区从南方到地中海岸的主要商路。因此,哈德良长城被称为控制游牧部落的行政或法定边界,又被称为行政或政治边界,二者没有太大差别,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那么,关于帝国第一条人工线状边界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不管外表有何不同,它都只是行政线或警戒线吗?任何纯粹的堡垒都有防御功能,但对于一条行政界线来说,如果要起到防御功能,还需要额外的东西。这些不同防御工事的外在形式,取决于敌人进攻的特点,最终取决于敌人的强弱。

纵观哈德良长城,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戒备森严的边境线,它穿越了重点敌对区域,有可能腹背受敌。长城北边和西南边的封锁控制地区加大了防御效果,所以长城不过是纵深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它被描述成一条强大的线而非一个点,是由一系列防守要塞串连起来的巨大幕墙。日耳曼只受到来自正面的威胁(当时还不是特别严重);后方则是和平与文明的地区。

沿多瑙河远到达西亚,有很多相似情况。达西亚主要采取封锁控制的方式,同时也凭借有利地形以及一些新近重修起来的线形屏障,不仅可以使这个省免遭外敌攻击,必要时还能调头压制内乱;在东方边界,帕提亚人的威胁远远超过其他敌人,那里的地形对防守者有利,从东方到罗马有畅通无阻的大路,敌人很容易借此发动突袭。鉴于帕提亚的强大,人们有理由怀疑线形防线能否抵挡得住敌人的锋芒。阿非利加唯一采用线形防线的地区是从加贝斯湾到阿特拉斯山脉相当短的一段,断断续续的防线不是很牢固。来自外敌的威胁比不上内部的麻烦事多,这里更多需要的是对内遏制,而不是对外防御。

从整体来看,这些防线是仔细构思的结果,每段都采用了多种控制方式,同时根据受威胁的程度采取不同的防御措施。从弗拉维王朝到图拉真、哈德良时代,这种防线始终不间断发展。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认为罗马没有明晰“边疆政策”是正确的吗?关键是标准化的整体缺乏,虽然我们把一个地方的因素采用到另一个地方。事实上,和地形一样,建筑材料的可利用性也不能被忽视,因为它决定了边防屏障的样式。也许,据此看来,罗马成功的秘密在于灵活运用方法,这也是罗马帝国做事的风格。

哈德良留下的边疆印记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能够越过这条界线为数不多的入侵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罗马基本在上日耳曼、雷提亚和多瑙河下游一线进退。其他一些地方,边境反被加强或扩大了,这证明了出色的超前战略思想。

罗马后来又做了一些有限的推进,其中一次是在不列颠。罗马人从哈德良长城推进到安东尼长城,苏格兰从福斯河的入海口到克莱德河入海口的低地再次被纳入帝国版图,这归功于安东尼·庇乌斯。关于这次推进的原因说法很多,一般认为不外是政治原因或战略原因,它表明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的早期边境线是不能令后人满意的,主要因为布里甘提亚人与苏格兰西南部敌对部落的活动。一个较早时期的政策被罗马人拾起来,他们藉此可以最有效地通过征服和占领来控制帝国境外的敌人。将不列颠和上日耳曼与雷提亚的情况进行比较时,也可以看作是对推进原因的充分解释。所以,不列颠的新形势依然存在某种未解之谜。

罗马向苏格兰进军,最终在福斯河的布里德尼斯到克莱德河的老基尔帕特里克之间建立了新的线形屏障。与哈德良长城所不同的是,新屏障是堆在碎石块与鹅卵石基础上的草皮,前面有条巨大的壕沟,不规则的大小堡垒间距更近,且缺少碉堡和塔楼。最新观点认为,与哈德良长城一样,安东尼长城在修造过程中也对原计划作了改动。必须指出:某些要塞像位于穆姆瑞尔斯的最大要塞,在线形要塞修筑之前就造好了;要塞之间是更小的碉堡,也与哈德良草皮长城上的碉堡不同。

这个阶段的整个防御体系像一段缩短的哈德良长城,不仅需要同样多的人力,还增加了许多更小的额外堡垒,看起来有些不平衡。它给人们留下疑问:是否开始修建的时候就打算像哈德良长城那样,建立规则的塔楼系统呢?尽管有人认为墙体厚度的向后“扩张”(这已在三处地方成对发现),但我们还没发现它具有这个功能。就驻军数量来看,驻在安东尼长城的部队比驻在哈德良长城的部队要少一些。位于阿尔多赫、斯特拉盖斯和贝尔塔的安东尼长城,是被罗马重新占领的前哨要塞;它后方的大部分苏格兰低地被封锁控制体系包围在内。这种体系是在阿格里古拉当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把安东尼·庇乌斯建立的不列颠新边境和他在上日耳曼及雷提亚修造的工事进行比较,差别就看出来了。当时的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是和平的,帝国没有必要像苏格兰低地那样重新占领敌对地区。从北边的美因河畔米尔腾伯格-奥斯特到南边的洛尔克,日耳曼边境向前推进了25公里多,形成一条非常直的线。新要塞规模与位置都与后方的堡垒完全一致,和辅军驻守没有什么变化。米尔滕伯格-阿尔特斯塔特、奥斯特布尔肯和俞林根-威斯特三个地方,构成靠近哈德良时代边境线上的前哨要塞。

堡垒的近距离部署没有明显的战略原因,很可能是早期的驻防军不太讲究卫生。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地方被许多人长期居住,夏季会引来大量苍蝇在驻守者中快速传播疾病,从未经过认真清理的厕所中渗透出来的东西也会污染水源。

罗马在雷提亚向前推进不像在上日耳曼那样有规律。他们从洛尔克到多瑙河边的爱宁,在哈德良确定的边境线之前修筑了几座新堡垒,对其他旧堡垒也进行了重建。改变后的防线依照埃伦而定,罗马人在那里为雷提亚最大的部队——弗拉维第二辅军骑兵队修造了一座新要塞。爱宁以东,要塞主要在原址上重建,比如昆茨因;它们之间较长的一些间隙被填补上了,例如库津以东的帕绍-因斯塔特就建有新的基地。从美因河畔的米尔滕伯格-奥斯特到多瑙河附近的爱宁,罗马人以堡垒前面不远处修建大规模木栅的方式将新边境线连接起来,这条木栅有数不清的砖石修筑的瞭望塔。

很多研究围绕上日耳曼和雷提亚边境的推进日期展开。早期边境线上的建于公元148年的伯克因根要塞对此做了回答,反映推进后边境线的较早铭文出自雅格斯特豪森,其时代在公元161年,也就是安东尼·庇乌斯死的那年。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推进活动发生在公元140~150年之间。

除了不列颠、上日耳曼和雷提亚,安东尼·庇乌斯统治时期的边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有证据表明,这个时代罗马人在达西亚的特兰斯路塔努斯边界修筑了从特拉西瓦尼亚山脉的布兰关向南到多瑙河的土墙,它表明从奥尔特河向东曾有过小规模推进。在边境线非常巩固的大背景下,我们很难解释罗马人这次推进因何而为。

可以认为罗马在不列颠的推进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但这不能用来解释他们在日耳曼、雷提亚和达西亚的推进。我们假设这是为了让行政区划整齐,但此种说法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不难看到,帝国从并入的小块儿区域得到了某种经济利益,更有利于增加兵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训练由于长期无事而变得懈怠、军纪松弛的驻防军,其中不乏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不列颠和日耳曼有很多例子表明军队的训练工程主要是建造小型防御要塞,这种军事训练的效果比拓展新边界更好。

上日耳曼新边境线很长一段是用完美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设计的,大量时间被用在这个目标上,使得防御工事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从古至今,每支职业兵,包括罗马的职业兵在内,都被认为有必要在和平年代也保持活跃状态,这不仅是为了随时准备打仗,还可以防止无战事时士兵的懒惰和军纪败坏。公元58年亚美尼亚战争之前,科尔布罗对叙利亚集团军的严厉整饬,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如果罗马推进的时间在公元150年之前,另一个原因或许能够解释对日耳曼和雷提亚边境的重组。我们从一件来自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铭文中知晓,罗马政府在公元154年到公元155年间,从上日耳曼行省往不列颠调派了大批军团。他们来自何处?是从新征服地区招募的吗?他们配备了与之人数相当的辅军部队吗?把他们调离日耳曼似乎并没有在新的边防体系上造成任何缺口,这说明他们的空位由来自未知地区的兵力进行了补充。

公元155年,帝国从日耳曼向不列颠调动军队是为了支援对布里甘提亚人的镇压,他们使罗马人暂时放弃了安东尼长城,被迫从苏格兰撤军。随后,罗马人曾尝试过夺回苏格兰边境,直到公元2世纪60年代中期,始终没能如愿。因此,哈德良长城再次成为帝国最北边的防线,布里甘提亚很多地区被罗马军队重新占领。

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为了节省人力,但必须放在特定背景下看待,在随后几十年里,布里甘提亚人的堡垒被攻克,帝国还往不列颠派遣了相当多的援军。罗马对安东尼长城、苏格兰低地和布里甘提亚的同时占领,会给现有行省驻军带来压力,如果没有支援,这种压力是很难缓解的。此前和此后,帝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和平状态,这种支援可以通过从和平地区抽调分遣队来实现。帝国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除了认为苏格兰低地不再值得去占领以外,他们还发现没有什么能比南方的哈德良长城更能解决军事和政治问题。

公元2世纪最后10年,虽然战争在几个地方突然爆发,边界也没有什么变化。马库斯·奥勒里乌斯承受的最严重战事,是发生在多瑙河中游的马可曼尼战争,这使得帝国将军队都集中到了从雷提亚到达西亚的多瑙河诸行省。雷根斯伯格建立了一座新的军团要塞,雷提亚第一次驻扎军团,其他地方没有很明显的变化。为了保卫意大利北方,另一条次要防线修建在诺里库姆南部边缘,那里已遭到日耳曼部落的侵袭。公元171年,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包括一个军团要塞修筑在洛奇卡,为新成立的意大利二团提供驻所,从而加强了诺里库姆驻防军的力量。在达西亚中部,与上美西亚相连,马其顿五团被部署在珀泰萨的一处新要塞中。当意大利的危险过去后,意大利二团先是被调到阿尔宾,而后又被调到边境上的劳里亚库姆,以保卫恩斯河与多瑙河的交汇处。

公元192到公元196年发生的内战没有对边境布局产生很大影响,罗马军队全神贯注于内部事务。由于不列颠驻防军被调到高卢,哈德良长城和布里甘提亚的很多土地被攻占了,但很快得到光复,这是塞维鲁和儿子卡拉卡拉的功劳。失地被收复后,塞维鲁没有重新占领苏格兰低地。除了在不列颠的活动,两位元首在其他几条边境线上采取措施,加固和翻新了现有的防御工事,使帝国重新回到对外扩张的状态,这种状态自图拉真以来就没再出现过。

两次帕提亚战争之后,罗马人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这使得哈德良时代的边境线有必要得到重组。帝国在森德瑞苏河上重修查比那桥(这个桥是梅里特纳通往萨莫萨塔大道中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对修桥的细节不太知晓),将两个军团和很多辅军从叙利亚调出,部署在新行省守卫重要交通线。这对帕提亚构成长期威胁,最突出的地点就是辛加拉的军团基地。新的要塞被建在阿拉伯南部,哈拉巴堡和乌维米德堡的要塞也得到重建,用来守卫希尔汗峡谷出口,这是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的道路;另一座新要塞出现在图拉真时代诺瓦大道上的杰夫-爱德-达拉韦什,这条大道向南到亚喀巴湾,对这里的重新控制有助于保护阿拉伯边境线的西侧。

这些变动表明压力来自阿拉伯中部沙漠的游牧部落,他们正将贪婪的目光投向边境后面未开发的土地。同样,非洲内地的沙漠部落也威胁着罗马富饶的农业行省,真亚的要塞第一次出现在沙漠深处的特利波里塔尼亚边境上。有3座要塞设在布盖姆,盖里亚-贾尔比亚和加达梅斯,由从拉姆拜西斯调来的奥古斯塔3团分遣队驻守,分别控制着东南方向、正南方向和西南方向的大路。在行省内部,富饶的农田被堡垒保护起来,负责守卫的地方武装是边防军的前身。

特利波里塔尼亚以西的努米底亚地区,由图拉真和哈德良设置的边境得到了扩大,从西边的卡斯特鲁姆·狄米迪到东边的盖美莱和坎塔拉建立了一系列新要塞,由正规军驻守。毛里塔尼亚·凯撒里恩西斯驻军仍全部由辅军组成,他们被推到沿海山区的南部,似乎开拓了新边界,由一支辅军骑兵队驻守在边境线的最西端。在毛里塔尼亚的丁吉塔那,也就是更靠西的地方,一支由辅军组成的部队在这个小省份进行封锁控制。塞维鲁时代,有证据表明罗马人的推进运动是为了在沃路比里斯以外确立行省的边界。

我们在欧洲大陆能观察到很多类似的活动。达西亚得到全面巩固,一些要塞挪动到更好的位置。尽管崛起的阿拉曼尼人对诺里库姆虎视眈眈,潘诺尼亚和诺里库姆却没发生什么变化,仅限于创建更好的道路体系。我们谨慎地假设木桩壕沟也建立这个时代。木桩壕沟是上日耳曼木栅后面的堡垒和壕沟,它使屏障变得非同寻常。通常人们认为,木栅和土木工事同时得到使用,前者已有五六十年的寿命,显出腐朽的迹象,有必要在雷提亚替换它。它还是有效的屏障吗?这里的情况与雷提亚边境截然不同,雷提亚的木栅换成了一条窄墙,将瞭望塔串连为一体,而这里的修建年代可能更早一些。墙体后面是一条边境道路,再后面是瞭望塔。

塞维鲁和卡拉卡拉对边境设施的修缮,既是出于他们好战的本意,也表明战略上开始向谋求更强的防卫能力转变。那时,几乎所有的堡垒都被大规模的砖墙包围,有的还附加高塔。很多内部建筑也由砖石构成,瓦片与石板屋顶受到进攻时起火的危险大大减小。有些地方,像苏格兰低地、北非、美索不达米亚和达西亚,其前哨堡垒比推进前驻扎的人还多。罗马人更希望把进攻之敌阻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他们深入关键地区之前就将其击溃。这种新战略需要认真部署驻防军,也需要高度的流动性,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区域控制方式的回归,施展缓冲地带纵深防御战略的开始。安东尼·庇乌斯时代,线状防御已经走到顶峰,其弱点也随之凸显出来。

卡拉卡拉死后不久,阿拉曼尼人跨过诺里库姆、雷提亚和上日耳曼线状防御发动侵略,很多城堡被毁,表明这种防御形式十分脆弱。到公元3世纪中叶,帝国内乱和外患达到高潮,便放弃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外的领地。在上日耳曼,撤退始自伽里恩努斯,而学者们对雷提亚防线的放弃时间持有不同看法。从一些损坏的城堡没有重修的迹象看,我们可以认为在元首下达撤退命令之前,两条边境就已经被放弃了。多数学者认为两个地方的撤退日期相近。

阿拉曼尼人入侵过后,也就是公元3世纪衰退的年代,罗马人努力重修沿河边境设施。普洛布斯发起了这项工作,在伊勒尔河沿线,如贝特茂尔这种地方,它将多瑙河防线与康斯坦斯湖连接起来,又从那儿延伸到莱茵河的雷提亚。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前者在莱茵河上游地区新修了许多堡垒,比如凯泽奥格斯特的军团要塞及莱茵河畔的施泰因堡和奥伯温特苏尔的堡垒。

科隆-杜伊茨是从科隆过莱茵河的桥头堡,在豪斯·布盖尔附近,君士坦丁是它的重建者。君士坦丁完全重组军队并重新划分军事单位,还在帝国西北部干道沿途修建了很多哨所(burgi)。这不仅是帝国边境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也是保卫税收和当地行政中心的重要手段,它为基本供应运输提供保护,增加了线形防线的深度。这个体系再次恢复了帝国早期的防御措施,将民用地区也纳入了军事区。

多瑙河中下游,原本跨河的行省达西亚也放弃了河外的土地,将多瑙河作为边界,只是这个省的名字被保留下来。一方面这是出于宣传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多瑙河南岸一块得自美西亚的狭长土地上收容避难者。达西亚的防御工事得到加强,并且伸展到邻省,人们很难在潘诺尼亚找到戴克里先时代的特殊建筑。

离多瑙河稍远一些的萨尔马提亚地区,桥头堡的发展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特征,表明这里有较大的海事活动。一些桥头堡建立在莱茵河沿岸,另一些较晚的例如出现在不列颠安格勒塞岛的凯尔·盖比。这种堡垒由三面城墙围护,第四面向河而开。存在于萨尔马提亚的诺格拉德威洛赛和霍兰尼的这些要塞暗示了罗马与部落的正式联系。有人认为,所谓的恶魔代克(围绕在萨尔马提亚低地周围)圈定了那个部落地区,尽管它不是作为一条防线存在。

公元3世纪的内战给东方造成了深远影响。罗马人发动一系列无效的战事来对抗帕提亚萨萨尼德王朝的继任者。罗马人丢失了亚美尼亚,也丢失了塞维鲁开创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哥特人在黑海与地中海的出现更增加了混乱。安条克沦陷,特拉布宗被劫掠,萨莫萨塔被抛弃,很多小亚细亚的领土遭到入侵,这条边界已不复存在。罗马撤退后留下的真空被崛起的帕尔米拉乘虚而入。戴克里先成为皇帝之前,很多失地被收复。虽然罗马仍处于动荡状态,戴克里先带着大批援军在北边黑海之畔的特拉布宗(边界的终点)、南边红海的亚喀巴、阿拉伯中间地段的乌德鲁和莱准布置了新的军团,很多辅军部队也被调去帮助充实黑海与红海之间的这条战线。

罗马人从前只是注重恢复军团驻防军的形式,现在他们更关注东西方主要商路跨越边界的地点,这个体系已经由河流沿线地区成组的瞭望塔增强了(专家在鉴定这些建筑的年代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新的防御工事不再紧贴线形防线,而是放弃线形防御,恢复了纵深防御或区域控制的方式。

再早些时候,阿非利加也发生了相似的战略回归,新堡垒的设立说明行省驻防军的规模扩大了。影响努米底亚和特利波里塔尼亚军队部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3世纪时奥古斯塔三团的转移,这个军团曾卷进之前的内战。而后,特利波里塔尼亚的3个前哨军团驻防军被辅军代替,要塞被完全放弃(这个军团是否回到阿非利加,学者还不能达成共识)。特利波里塔尼亚持有的碉堡以及其他设施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美尔杜姆峡谷的塞勒汀碉堡及附近的吉法堡。

与塞勒丁碉堡规模相似却更大些的堡垒,是阿非利加和东方晚期防线的鲜明特征。这些堡垒大多数呈正方型,带有一个广场,偶尔有矩型的,角上有塔楼,设置在城墙的间隔地段。最小的堡垒有一个门通往中间的庭院,周围是密集的内部建筑;最大的堡垒,比如布拉达堡垒,是君士坦丁在努米底亚边境上建筑的,大门两侧是塔楼,包括一个带有浴室的中央办公建筑,其余房间靠墙而建。在特利波里塔尼亚,地方武装部队被派来守卫重要地点,他们主要由来自设防农村的民兵组成。

行省边界也被分成一系列分散的防御区,每个都在自己统帅的管辖之下,从塞维鲁到戴克里先统治的这段时间里,发展了特利波里塔尼亚边界,其发展方式在当时帝国的其他地方并不为人所知,它变成了一系列设防区域,完全由地方部队守卫。很有意思的是,《职官表》没有提及本省野战军的常规部队(据说野战军早已为边疆常驻军队的设立奠定了样板),边防军与其家人住在一起,他们远离土地,因为土地受到攻击时就要进行保卫。特利波里塔尼亚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已不再需要从常规部队或野战军中获得支持。

近邻努米底亚的差异相当大,要塞还是线形屏障,重心放在驻扎其后的部队上,新建筑建在盖美莱的周边地区,像维瓦大道和阿奎-赫丘里斯这样的地点。虽然努比底亚在一段时间内与特利波里塔尼亚联系紧密,但其边境线仍旧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很快就过时了的战略。

不列颠也是如此,依然仰仗着哈德良长城及其要塞。公元3世纪末,卡劳希安帝国的陷落导致了边防建设的停滞,直到公元4世纪初才得以恢复。后来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长期设施没有像从前那样建设,与之匹配的是4个前哨堡垒和处于布里甘提亚的堡垒,公元367年外敌入侵后,前哨堡垒也被放弃了。

罗马人仍旧控制着威尔士中部和西北部,一种新型边防与高卢防线联系起来,沿南方和东部海岸自然形成,用以对抗来自海上的威胁。它包括一个海岸堡垒体系,第一批建立在公元3世纪初,位于东海岸的3个主要入海口,那里的驻军与布列塔尼舰队遥相呼应。堡垒的数量后来大大增加,与之相关联的堡垒建于高卢北部海岸。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公元3世纪动乱后恢复边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对罗马军队的改革。这种改革使军队能以较好的形式来应对威胁,这些威胁与老式帝国军队遇到的威胁完全不同。变化大多记录在《职官表》中,这是一部文献资料,为持续多年的研究提供素材。它表明军队被泛泛地分为步兵和骑兵,还有非常新的内部划分,这与军团和辅军的分法完全不同。步兵和骑兵被进一步分为边防军和野战军。他们存在微小的等级差别,比如在普通部队和皇帝的宫廷军队之间。行省总督的兵权被剥夺,意味着一种新的指挥体系必须超越行省与主教区界线的束缚。

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形成的帝国边界,在其最后崩溃之前没有大的变化。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动乱中,帝国多次努力使边界起作用,特别是瓦连提尼安的努力。那时,大部分重要城市也设了防,不论是天然的或人为的线形防线,都被自己的边防军尽可能地保持着完整。战事使得帝国变成一座巨大的要塞,依赖层层的纵深防御,直到罗马中心拉文那和君士坦丁堡。这时,野战军在这个体系内执行任务,支援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或者击败渗透进来的敌人,边境战略完全回到了帝国早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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