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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1932—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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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尼娅·拉斯金娜和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结婚照),1932年摄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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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金家位于阿尔巴特地区的房子平面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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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1940年

右:斯大林工厂地铁站,20世纪40年代

1932年,法尼娅·拉斯金娜和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结婚。米哈伊尔既是党的干部,又在韦斯宁兄弟建筑师公司担任建筑工程的行政主管,那是莫斯科最重要的建筑公司之一。法尼娅离开位于祖博夫广场的娘家,暂时租房数月,再与丈夫一起搬入时尚的阿尔巴特区。那是一个三居室公寓,不大,总面积只有58平方米,但与绝大多数莫斯科人相比,却显得摩登豪华,拥有自己的厨房、浴室、抽水马桶,甚至还装了私人电话。(244)

20世纪30年代初,莫斯科迅速扩展。从1928到1933年,首都人口从200万增至340万,主要是由于大批农民涌入工厂,这使城市的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1933年以后,莫斯科通过国内护照制度以及大规模驱逐“异己分子”,得以控制城市人口。(245)数以百万计的人,梦想就是搬入莫斯科。在苏联,莫斯科是权力、财富、进步的中心。在宣传中,它被描述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美好生活的见证。

斯大林对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浓厚的兴趣,在1935年签署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重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制订该计划的建筑师有韦斯宁兄弟、列昂尼德、维克托、亚历山大等,接受莫斯科苏维埃的统一指导。该计划将莫斯科规划成一个可容纳500万居民的城市,并在郊区广泛建造新型的住宅区,由公路、环道、绿地、污水处理系统、通信网络和工业世界中最先进的地铁连接起来。计划中一切都是大规模的。满布中世纪窄街和教堂的市中心,被大规模拆除,为建造开阔的大街和广场腾出空间。一条广阔、全新的游行路线,将横穿首都的市中心。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已改名为高尔基大街)要拓宽至40米,挡道的旧楼只能推倒(许多建筑遗迹,包括建于18世纪的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只好退出主道,易地重组)。在红场上驱除全部的市场摊位,以便聚集的游行队伍在5月1日和革命纪念日畅通无阻地走过革命的神圣祭坛——列宁陵墓。甚至还有炸毁圣瓦西里大教堂的计划,以便让陵墓前的游行队伍可以排成没有中断的一长列。斯大林的莫斯科被重建成一座帝国大首都——即苏维埃的圣彼得堡,比苏联任何其他城市更为雄伟,更为先进,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象征(布哈林称总体规划“几近奇迹”,将使莫斯科变成“新的麦加,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战士会从世界各地赶来朝圣”)。(246)

韦斯宁兄弟在首都的重建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建筑理论因此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韦斯宁兄弟一直走在建构主义运动的前列,尝试将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理想融入苏联建筑。但在重建斯大林的莫斯科时,他们改用了新古典主义和纪念碑式的风格。这代表着艺术和精神上的妥协,他们是建筑师,必须仰仗客户,而国家是其唯一的客户。两兄弟一直参与苏维埃宫殿的筹建,地点就在1932年即已拆毁的救世主大教堂。该宫殿如果建成,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定为416米高,比1931年在纽约落成的帝国大厦还要高出8米),顶上耸立一座巨大的列宁塑像(3倍于自由女神的尺寸)。(247)但苏维埃宫殿从未建成,[1]多年以来,该工地无形中变成了一座纪念碑,让人记得莫斯科的允诺。

韦斯宁兄弟帮助监督莫斯科地铁的建设——共产主义进步的另一个象征。隧道的挖凿始于1932年,到1934年春天,共雇用7.5万名工人和工程师,其中许多人是农工和古拉格囚犯。挖凿是极其危险的工作,火灾频繁,更因土壤的松软而塌方连连。100多人死于第一条地铁线的建设,它全长12公里,连接索科尔尼基和高尔基公园。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所有的主要建设项目都雇用古拉格劳工(首都附近就有不少劳改营)。25万名囚犯参与了莫斯科至伏尔加河的运河开掘,为的是向首都不断增加的居民人口供水。其中许多人死于体力耗尽,尸体就埋在运河的地基中。斯大林的莫斯科,在许多方面向彼得大帝的首都寻求灵感,像圣彼得堡一样,也是以奴隶尸骨为地基的乌托邦文明。

第一条地铁线在1935年启用,莫斯科共产党的主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誉之为无产阶级的宫殿:“我们工人乘坐地铁时,应该是欢快喜悦的,应该想象自己身处一座因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光芒四射的宫殿。”(248)该地铁站像宫殿一般,饰有吊灯、彩绘玻璃、黄铜和镀铬的饰件,墙壁由大理石(20个不同种类)、斑岩、缟玛瑙、孔雀石装饰而成。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1938年)可与教堂媲美,它的中央大厅以椭圆形的穹顶、马赛克的大理石地板、不锈钢的拱门,造就了明亮崇高的气氛。20世纪30年代后期,韦斯宁兄弟设计了斯大林工厂地铁站,希望获得身处大教堂之内的气氛。落成的地铁站(1943年),以哥特式的大理石高柱、空间和光线的巧妙利用、描绘五年计划“成就”的汉白玉浮雕(包括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中心、斯大林工厂、苏维埃宫殿和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完美地实现了这一初衷。(249)这些无产阶级宫殿的辉煌,与大多数人生活空间的拥挤和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它们又发挥了异常重要的宣教功能(与历史上教会扮演的角色没有两样)。地铁站的华美激励了民众的自豪和崇敬,加强了他们对公共目标和苏维埃价值的信念。

韦斯宁兄弟也参与兴建私人住宅,被要求设计两居室和三居室的公寓,就像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和法尼娅·拉斯金娜婚后居住的。法尼娅回忆:“我们非常高兴,这是我们第一次住上了带有私用厨浴的公寓。米夏[米哈伊尔]有了自己的书房。如有来客,也还有空余的客房。”(250)

这种对私人公寓的重新重视,象征了苏维埃住房政策的根本转变。20世纪20年代,建造新型集体住房的乌托邦梦想主宰一切,布尔什维克优先考虑“公社房屋”——庞大的共用社区,容纳数千工人及其家人的一长排房间,厨房、盥洗、洗衣设施都属共用,让妇女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让居民学会集体生活。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一直站在这苏维埃运动的前列,他们要废除一切私人领域,让人们过集体生活。但莫斯科的住房政策在1931年出现大的扭转:尽管苏维埃首都的住房长期紧缺,超过百万的新居民又使之加剧,新政策仍规定,莫斯科的主要建筑类型将是单个家庭单元的豪华住宅。

这一政策变化显然跟政治和工业新精英的崛起有关,需要提供物质奖励以保证他们对斯大林政权的忠诚。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行政官员、经理人,遍布所有的经济部门。据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主席称,工业部门仅在1930年就需要43.5万名工程师和专家。斯大林的领导机构不信任旧工业精英(属于资产阶级,1928年的苏维埃工程师中只有2%是党员),其中很多专家一直反对工业五年计划极端乐观的目标。在1928至1932年的工业恐怖中,那些专家遭到了大规模地清洗(作为“破坏者”和“颠覆分子”)。其时,五年计划引起的混乱和燃料、原料的不时中断,使工厂不得不关闭。工人们拿不到工资,遂愤起声讨他们的主管。工业管理阶层、经济委员会、规划机构、大专院校、教学机构,清除了身居高位的“资产阶级专家”,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晋升创造了机遇。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工厂技校的全盛时期,为不断增加的工业职业和行政职位,培养了适当的人选,其中许多人前不久刚刚从农村前来。从1928到1932年,工厂技校的学生人数从180万跃升至330万(将近一半是农民);14万工人从车间工作晋升为管理人员(其中很多人一边上班,一边培训);150万工人离开工厂,或担任行政职务,或赴高级院校进修。同时,还有100万工人入党。党领导尝试扩充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以支持和实施党的政策,因而降低了入党要求(在许多工厂,全体员工集体入党)。(251)

斯大林需要可靠的支持。“大转变”酿造了社会的混乱和广泛的不满,从而动摇了他的领导权威。党和苏维埃的档案中充斥着来自愤怒的工人和农民的投诉信和请愿单,哭诉“五年计划”造成的苦难。他们写信给苏维埃政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甚至直接写给斯大林本人,抱怨集体化和过度征粮的不公、在工厂遇到的麻烦、苏维埃官员和经理的腐败、住房和食品的短缺。(252)他们并不是任由命运摆布的顺民,全国各地都有起义和罢工。(253)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反苏维埃的涂鸦,几乎与苏维埃的宣传一样醒目。(254)在农村,反苏维埃的牢骚体现于一些押韵歌谣之中:

五年计划,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十年见效。

我不去集体农庄:

那里没有面包!(255)

就斯大林的路线而言,党内虽然没有正式的反对意见,却有大量潜藏的异议和不满,主要是针对1928至1932年的巨大人力消耗。到1932年,他们逐渐汇聚为两个非正式的集团。一个由托洛茨基的前追随者组成,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左翼反对派(斯米尔诺夫、托尔马乔夫、艾斯蒙德等),他们召开各种会议,谈及如何把斯大林赶下台。另一个由较温和的右翼反对派残余力量组成,带头的是新经济政策支持者,如李可夫和布哈林,其中特别活跃的是莫斯科的一个前任区委书记留汀。他在1931年3月筹办老同志秘密聚会,其结果是一份长达194页的打印文件,题为“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该文件详细批判了斯大林的政策、统治方法和个人品性,在党员队伍中私下传阅,直到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截获。所谓留汀政纲的全部重要成员被捕,并于1932年的秋天被开除出党和判刑,其中大多数人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枪决。其时,更多的老布尔什维克,即1917年的老革命,被控与这个集团相互勾结。(256)

留汀集团的暴露增加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偏执猜疑。1932年11月,又发生了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事件,这一切让斯大林精神错乱,使他怀疑每一名随行人员。1933年1月,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党的队伍实施彻底的清洗。相关的指令并不提及涉嫌加入反对派的成员,只呼吁把“欺骗党、隐匿真实企图,表面上发誓忠于党、实质上削弱党政策的两面派”驱逐出党,从而挑明党的紧急任务是向党领导靠拢,以铲除持不同政见者。(257)

20世纪30年代,党的性质通过吐故纳新发生了渐进的演变。老布尔什维克节节败退,新兴的党员官僚阶层崛起于工业基层,主要是晋升为行政官员的工人。他们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儿子(极少是女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受训于工厂技校和其他技术机构。这一代行政官员成了斯大林政权的支柱,到斯大林统治落幕时,占了党高级领导的很大比例(在1952年的苏维埃政府中,他们在115位部长中占了57位,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罗米柯、阿列克谢·柯西金等)。(258)20世纪30年代早期涌现出的精英,一般来讲,比较循规蹈矩,比较听从当初提拔他们的领导干部。他们平均只接受过7年教育,很少能作独立的政治思考,只会借用报刊上党领导的发言,鹦鹉学舌,重复其宣传口号和政治术语。[2]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认识非常浅薄,全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为准。那是斯大林组织编写的党史,他们却背得滚瓜烂熟,完全认同斯大林政权,双方的价值和利益都是一致的。他们急于实施上级的命令,以此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些新精英的特征在阿尔卡季·曼科夫的日记中得到尖刻的描绘。阿尔卡季是列宁格勒红三角工厂的会计,父亲是律师,自己在工厂上班是为了取得“无产阶级”身份,并能进入图书管理员学院求学。他在1933年日记中描述他的上司——一个25岁的年轻人,像数万青年人一样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他不知来自何方,现身于列宁格勒的街头,通过劳工交流所找到一份工厂工作。数月之后,他便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也就是说,完成上级吩咐的一切任务——开会积极发言,炫耀他所知道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文章。于是,他突然晋升为劳工经济学家,转到行政部门工作……他取得的成就,既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又有很丰厚的薪水(每月300卢布)。他给人一个成功人士的印象,很满意自己的成绩和地位,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身穿一尘不染的英式白衬衫、领带和黑色新夹克,面带自信甚至傲慢的神态。他虽身居高位,却没有具体工作,净管些琐碎小事:留心员工的行止,检查账目,设置工作的规范。他认为自己什么都要管——为了表达工厂的意见——有时坚持,有时大声嚷嚷,有时施加威胁。他收集信息,填写从来没人查看的无谓的表格和卡片。他热衷于调查车间内的技术革新是否合法,老是在翻阅工人的规则手册。(259)

这种行政官员为了物质和政治的奖励,会很容易攻击其在苏维埃等级制度中的对手。1932年,庞大的工业集团特兰斯玛西科技公司的经理,写信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说:

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在于,最卑鄙的人反而得心应手,官运亨通——他们刻板地执行最高权威的宏观设计……这种官员从不讲实话,因为不想让领导受窘。看到对手管辖的地区或病房正在遭受饥荒和瘟疫,他却幸灾乐祸。他绝不会动一根手指头来帮助近邻……我在周围看到的,都是可恶的政治权术、肮脏的伎俩和因口舌而被毁的人。举报不止,看不到尽头。你随口吐一口吐沫,都很难不招惹声讨者或骗子们的攻击。我们都变成什么了?都快透不过气了。越是无才的混蛋,他的诽谤就越是寡廉鲜耻。当然,清洗共产党与我无关。我只是认为,尚存的体面人士将会被赶尽杀绝,这就是它的最终结局。(260)

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1936年)概述了他的“苏维埃热月”理论。他指出,斯大林的权力依赖于庞大的“行政金字塔”,人数约在500万至600万。(261)这新兴的执政阶层并未继承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本能,或对斯巴达的崇拜。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担忧,新经济政策的资产阶级影响将会腐蚀广大的党员。该执政阶层又希望成为苏维埃的新资产阶级,其兴趣集中于舒适的家居生活、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以及“文雅”的爱好和举止。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反动的,紧紧抱住家长制家庭的习俗不放;即便在政治上相信共产主义,在文化品位上仍是守旧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苏维埃制度,他们物质上的福祉和社会中的地位全靠这个制度。

反过来,这个制度又确保了他们的满意。之前,消费行业为了赶建新厂新镇而资金短缺,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中,获得了政府的追加投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食品、衣服、家庭日用品的供应明显改善(当时的数百万孩子都能记得,他们穿上第一双新鞋的时间都是在1930年代中期)。从1935年秋天起,配给制逐步取消。根据苏维埃的宣传,随着商店橱窗的充实,消费者的乐观情绪高涨。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大批量生产,以满足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至奢侈品的生产(香水、巧克力、白兰地、香槟)也有稳步的上升,其主要顾客是新精英,其价格在苏维埃节日有所下调。以前只有富人享用得起的奢侈品,现在的劳工大众,只要努力工作也能买得起。这样的印象,对维持“美好生活”的苏维埃神话非常重要。新的消费杂志向苏维埃顾客提供日益多样化的时装和家具设计,百货公司和豪华商店的开张获得媒体的大肆渲染。叶利谢耶夫食品店改名为第一食品商店,1934年10月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重新营业。《莫斯科晚报》(Evening Moscow)宣布:“新店将出售1200多种食品。”

食品部有38种香肠,包括之前从未在任何地方出售的20个新品种。该部门还将出售3种奶酪——卡门培尔奶酪、布利乳酪、林堡芝士——都是商店特地订制的。糖果部有200种糖果和糕点……面包部有50种面包……

第二天来店里参观的共有7.5万人(有人猜测,大部分只是来看看)。(262)

对照于革命后前10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禁欲主义,这种对苏维埃消费文化的提倡,可算是意识形态上的急遽撤退。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仍在呼吁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幸福。到如今,苏维埃领导却发出决然相反的信息:消费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兼容。斯大林在1934年争辩,社会主义“所意味的不是贫穷和贫困,而是贫穷和贫困的消亡,并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斯大林这个想法,起源于1935年的集体农庄劳工会议。当时,他批评尝试取消家庭财产的集体农庄,要求让集体农庄工人保留家禽和奶牛,分得更多的自留地,以刺激他们对集体农庄的兴趣。斯大林还告诉与会代表,“人就是人,想拥有自己的东西”,这不算“犯罪”——想要私人财产是人的本能,“改变人的心理和教人过集体生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263)

从革命禁欲主义撤退回来的另一迹象,是党开始重视个人的外观和礼仪。早期布尔什维克认为,关心如此小事是反社会主义的。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党宣布年轻共产党员必须具有文雅的举止和良好的仪表。《真理报》在1934年宣称:“我们赞成美丽、别致的服装,漂亮的发型,整洁的指甲。女孩应讨人喜欢,香水和化妆是优秀女共青团员的‘必须’,男共青团员剃须更是强制性的。”香水和化妆品的销售,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在20世纪30年代都有显著增长。大家还开会来讨论服装时尚和个人卫生。(264)

追求乐趣也成为新的重点。斯大林在1935年宣布:“同志们,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也带来了更多欢乐,而当生活充满欢乐,工作就会顺利。”早期布尔什维克斥为轻浮追求的跳舞,获得斯大林政权的正式鼓励,很快风靡一时,到处涌现新开的舞蹈学校。莫斯科的公园出现了嘉年华会,大街上有了庆祝苏维埃节日的庞大的游行队伍。苏维埃电影界拍摄了一些欢乐的音乐剧和浪漫喜剧。人们还没有很多面包,却有大把的马戏团。

斯大林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该制度又以物质奖励为基础。对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勤奋和忠诚能带来即时的奖励;对底部的人来说,只有奖励的许诺,兑现则还须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该政权又与理想中的社会的建立相连。该社会的核心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其成员包括党和工业的精英、技术精英、专业人士、军警人员以及艰苦奋斗赢得声誉的劳动模范(the Stakhanovites)。[3]该社会等级制度的原则就是对国家的服务。在每一个机构内,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旨在扶植国家忠实的仆人,他们的忠心耿耿可获得优渥的回报,例如较高的薪酬、特殊的消费品、苏维埃的头衔和荣誉。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苏维埃政权鼓励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进一步推动了中产阶级的涌现。这也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因为从1917年以来,党一直在追求反家庭的政策。这一转变部分原因是为了因应“大转变”对人口造成的影响:出生率出现灾难性的下降,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劳工供应和军事实力;离婚率增高,遗弃儿童已成普遍现象;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留给政府来应付残局。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也反映出工业和政治精英的新保守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前还属于农民和工人的阶层。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所写的,政策变化只是苏维埃政权坦率的认输,它“强攻旧家庭”的乌托邦尝试——铲除私人生活的习俗,培植集体生活的本能——已经一败涂地。(265)

同样,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党对家庭和私人住宅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措施。私人生活的概念(chastnaia zhizn’)——即不受国家查控的封闭且独立的领域——仍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否定,但个人生活的概念(lichnaia zhizn’)——即接受公众监督的个人或家庭的领域——却得到国家的积极推广。在这种公私分别的配置中,私人和个人的东西只表现在个性上,公共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仍要求了解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的效果是解放出一个四面墙包裹的空间,容许家庭私事的自由表达(消费口味、生活方式、家庭习惯等),但又保留了对私人行为的政治控制,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妇女党报《女工》(Rabotnitsa)在1936年宣称:“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266)

建设私人住宅作为新的重点,是政策改变的标志。所有主要的部委在莫斯科都有自己的公寓街区,分配给自己的领导。曾在20世纪20年代朴素度日的布尔什维克家庭,现在享受了相对奢侈的生活。他们得到各式奖励,例如新住宅、特供的食品商店、带司机的公家车、郊外别墅,以及在特别的政府度假胜地和疗养院度假。对很多此类家庭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他们第一次获得自己的生活空间和自主权。向苏维埃精英授予郊外别墅——自20世纪30年代起才有大规模的实施——在鼓励私人家庭生活方面尤为重要。住在郊外别墅,远离警惕之眼和窃听之耳,亲戚们可以畅谈,要是在公共场所,那是不可思议的。此外,简单乡村生活的日常活动——游泳、爬山、采蘑菇、读书、院子里的闲逛——让家人得以暂脱苏维埃社会的约束。

在家庭内部,斯大林政权提倡回到传统的家庭关系。婚姻变得光荣,婚姻登记处布置得漂亮光鲜,婚姻证书都印在优质纸张上(来自维舍拉),不再是以前的包装纸。戒指作为基督教遗存在1928年遭禁,1936年之后又重现于苏维埃商店。一系列旨在加强苏维埃家庭的办法出笼:收紧有关离婚的法规,大幅提高离婚费,导致离婚率的急速下降;提高孩子的抚养费,取缔同性恋和堕胎。在苏维埃的精英当中,性态度开始回归传统,甚至变得相当拘谨。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应遵循一夫一妻制,并奉献于自己的家庭。根据对他个人崇拜的宣传,斯大林便是如此的榜样。[4]布尔什维克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也受到密切关注。如被认作坏父亲或坏丈夫,因而被开除党籍之事,也时有发生;同时又希望党员妻子,重回在家抚养孩子的传统角色。

推动家庭成为国家的基本单位,迎来了家庭在思想上的恢复名誉。1935年,一名教育家写道:“家庭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细胞,其抚养子女的职责来自其培养良好公民的义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政权愈益通过家庭的比喻和象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其时,千百万人发现自己虽然身处全新的陌生环境,而家庭的价值体系却是他们所熟悉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那几年蓬勃兴起,把他比作“苏维埃人民之父”,就好比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以前曾被比作俄罗斯人民的“沙皇父亲”(tsar-batiushka)。各式社会机构,如红军、党、共青团甚至“无产阶级”,都被重新想象为大家庭,通过同志关系来提供更高形式的归属感。在这个家长制的党国,父母的角色此时上升为权威人物,在家里坚持苏维埃的道德准则。《共青团真理报》在1935年宣称:“年轻人应该尊重长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一个人必须尊重和热爱父母,即使他们老派,并不喜欢共青团。”相对于当年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鼓励苏维埃儿童举报反对政府政策的父母,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到1935年,政府重新诠释对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低调处理帕夫利克的举报,改而强调新的理念,如帕夫利克的努力工作和遵守纪律。(267)

这些年中长大的苏维埃精英的孩子,对此非常怀念,尤其是对“正常的家庭生活”。玛琳娜·伊万诺娃1928年出生于高级党员家庭,父亲在列宁格勒东南50公里外的姆加镇担任党委书记。她家在那里有一栋宽敞的乡间房子(dacha),但多数时间住在曾是贵族的祖父在列宁格勒的公寓。玛琳娜回忆:

那套公寓太豪华了,有10个大房间,我这个孩子可以任意跑来跑去。房间里的天花板很高,窗户很大,可以望见花园……列宾和列维坦的油画[复制品]挂在墙上。三角钢琴和台球桌分别立在两个会客室里……这公寓是我童年回忆中最幸福的所在。我记得熙熙攘攘的聚会,亲戚、朋友,加上他们的孩子,都来我家庆祝新年。孩子们穿上化装舞会的服饰,爸爸装扮成弗罗斯特叔叔,给每个人带来巧克力和礼品,放在新年树的周围。(268)

伊娜·盖斯特的父亲阿隆,1932年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农业部门主管,全家就搬进了专为苏维埃高级官员保留的莫斯科著名公寓(河堤大楼公寓),面对克里姆林宫。他们的公寓很大,装饰有政府提供的最新式苏维埃家具,还有一个藏书数千册的家庭图书馆。全家享受有教养的俄罗斯生活,既有共产主义理想,又有苏维埃精英的特权。他们有莫斯科大剧院高级包厢的通行证,还有频繁的假期,可以前往克里米亚和莫斯科郊区的特别度假村。但伊娜最美好的回忆,还是他们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房子里度过的夏日:

乡间的房子坐落在小山峦的美丽松林中,就在莫斯科河拐弯处的上方。这个地方真是太漂亮了,是莫斯科最美的地段之一……我们的房子就在高高的河堤上,可俯视莫斯科河。那是两层的大房子:舅舅韦尼阿明掩饰不住他的羡慕,称之为“别墅”(villa)。楼上楼下各有三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大阳台。房间里经常挤满了人,总是有父母的亲戚来访——主要是我的表亲。周末,父母的朋友从莫斯科过来……我有邻近乡间房子的自己的朋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河上。爸爸建了从房子走下河边的楼梯,让祖母更容易走到水边。那是一条蜿蜒陡仄的楼梯,至少有100个台阶。我们离开后,人们仍把它称作盖斯特的楼梯。它的下端有一个小小的木码头,可供游泳,但周围的水奇深,只有与父亲一起,我才被允许在那里游泳。朋友和我都喜欢克尔任采夫乡间房子的码头,那里的水浅,很适合游水。(269)

但这种美好的回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福分。对许多家庭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紧张气氛愈演愈烈的时期。传统关系的恢复,经常在丈夫和妻子之间制造摩擦。对苏维埃家庭素有研究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政权背叛了当初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允诺,即把妇女从家务羁绊中解放出来。有关工人家庭中家务分配的统计数字,证明了他的判断。从1923到1934年,职业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丈夫的3倍,到1936年更升至5倍。对于女性而言,20世纪30年代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她们在工厂上班,回到家里再做第二班,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平均每晚5小时——男子因工人住宅的现代化,即自来水和煤电的供应,得以解脱于传统的家务(劈柴、挑水、准备火炉),从而有更多时间追求文化和政治。(270)

托洛茨基也考虑到家庭中的性别政治:

有关苏维埃的伟大史籍,其戏剧性章节之一就是苏维埃家庭的解体和破裂:丈夫作为党员、工会会员、军官、经理而蒸蒸日上,在生活中增添新口味;妻子因肩负家务琐事的重压而原地踏步。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人生轨迹中,妻子最终遭到遗弃的悲剧比比皆是。同样的现象又在新的一代中出现,最可怕的粗鲁和残酷,恐怕就在官僚机构的顶端——那里相当大的比例是暴发户,很少文化修养,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将暴露对妻子乃至其他女性的赤裸裸的犯罪,而作恶者凭借自己的高位却无惧起诉,往往还在鼓吹家庭道德和强制性的“母亲的快乐”。(271)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1903年出生于乌兹达村的贫农家庭,位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以南60公里。母亲在生他时去世,父亲在1906年移居美国,把弗拉基米尔交与姑妈抚养。他14岁时逃离家乡,加入赤卫队,参与了1917年10月在明斯克的夺权战斗。之后的4年中,他作为红军,又与内战中入侵苏俄的波兰军队交战。弗拉基米尔在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开始在莫吉廖夫农业学院学习,在此遇到并爱上了玛丽亚·乔索娃。玛丽亚1904年出生于克里切耶夫小镇的农民商人家庭,位于莫吉廖夫城以东100公里。她是六姐妹中的老幺,又是家中第一个读大学的孩子。玛丽亚1925年从农业学院毕业,在农学和经济学方面尤其卓越。弗拉基米尔与玛丽亚作为事实上的丈夫和妻子(恰似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苏维埃青年,他们拒绝登记结婚,视之为反抗资产阶级习俗的标志),在莫吉廖夫城同居。弗拉基米尔自农业学院毕业后投入研究工作,1928年搬去莫斯科加入泥炭研究所(泥炭被布尔什维克视作重要的能源),在伊万·拉达琴科的辅导下撰写论文。拉达琴科是布尔什维克的老将,又是列宁的朋友,其时担任该研究所的主管。弗拉基米尔无可挑剔的履历、无产阶级出身、对斯大林工业计划的热情,很快引起莫斯科党组织的关注,1932年便要他与拉达琴科合作,为莫斯科发展新的能源供应。弗拉基米尔成为莫斯科煤气托拉斯——新成立的工业园区——的首任主管,向迅速扩展的首都提供天然气。(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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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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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和列昂尼德,20世纪40年代

玛丽亚跟着弗拉基米尔来到莫斯科,在农业委员会担任经济学家,直到1933年儿子列昂尼德出生。弗拉基米尔进入莫斯科煤气托拉斯之后,全家即从原先的共用公寓小房间搬到麻雀山(1935年改名为列宁山)宽敞的独用公寓。他们享有斯大林时代新精英的所有特权:带司机的政府高级轿车,银松林专区的私人乡间别墅(dacha),专为党干部保留的秘密商店——难买的消费品在那里一应俱全。列昂尼德描述他早年的记忆:

虽然记忆零零碎碎,但仍有丰裕的感受,还有神奇童话般的氛围:我骑在父亲结实的肩膀上,看到海洋一般的灯光闪烁,以及大理石的斑斓璀璨(肯定是在莫斯科新落成的地铁站)……  5月1日,我们还去了红场的列宁陵墓。(273)

玛丽亚雇了一名保姆,住在马赫纳茨公寓的储物室里。玛丽亚的意图是想返回农业委员会工作,但弗拉基米尔强烈反对(他告诉玛丽亚“党的高级领导的妻子应该待在家里”),当妻子试图说服时,他大发脾气。像许多男性党干部一样,弗拉基米尔认为,家庭生活应服从于他对党的责任。因为对党来说,他的工作比妻子的更为重要,她的职责就是组织“秩序井然的共产党家庭”,以免除他的后顾之忧。1935年11月,他出差去列宁格勒,在旅途中写信给玛丽亚:

我亲爱的!我要离开几个星期。我会写信告诉你我的近况和要麻烦你的事项。暂时,我只要这几本书[下附书单]……装饰一下我们的大厅是个好主意,它有点偏暗。就讲这些了。确保我们的小家伙安全健康,照顾好自己,出去时穿得暖和些……忘掉你想回去工作的幻想吧,现在你的岗位就在家里。(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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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还是契卡的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1919年;柳芭·戈洛夫尼亚,1925年;鲍里斯·巴别茨基,1932年

重回“资产阶级”的物质价值观,有时变成家庭关系紧张的又一来源。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是苏维埃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他是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摄影师,两人合作密切。普多夫金导演了几部经典电影,例如《母亲》(1926年)、《亚洲风暴》(1930年)、《逃兵》(1933年),五次荣获斯大林奖。戈洛夫尼亚1900年出生于克里米亚的城镇辛菲罗波尔,他两岁时,身为小贵族的父亲就已去世,全靠母亲凭借小额养老金把他和弟弟彼得带大。全家搬到了赫尔松城,两兄弟获得贵族议会的赠款,就读于第一预备学校——相当于普通中学。10月革命后,阿纳托利加入契卡,彼得却加入白军。1920年,阿纳托利率领一小队契卡,向驻扎在附近的白军发起伏击。该白军的首领恰恰是他最要好的同学,其父亲是贵族议会的主席。阿纳托利不忍下手,他让部下畅饮伏特加,自己悄悄越境告诫白军逃走。这段经历——记载于他的日记,从未出现在他的履历中。之后3年,阿纳托利在外漂泊,躲避红军。一开始,他在塔什干定居,有志于成为一名农学家,却遭到农学院的开除,只好逃去莫斯科。1923年9月,他在国家电影技术学院学习摄影,那是苏维埃首都新建的电影学校。他在此遇到并爱上了柳芭·伊万诺娃——一名非常漂亮的年轻演员,来自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城,刚刚抵达莫斯科。她1905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在14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他俩很快结婚,但聚少离多,各忙自己的电影工作。女儿奥克萨娜经常坐火车去赫尔松城与祖母同住,或去车里雅宾斯克城与姨妈做伴。

1933年,阿纳托利和柳芭分配到第一套公寓——共用公寓中的两个小房间,那是一座附属建筑,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住宅区的大院里。其时他们的女儿奥克萨娜7岁,她在回忆录(1981年)中这样描述他们的公寓:

地板漆成了红色[因为没有地毯]……今天追求物质享受的年轻人,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出售遗弃家具的旧货商店,甚至是一个垃圾场。我们公寓中最珍贵的是斯拉夫式的五斗柜,所有厨房用品都放在一个漆成白色的自制橱柜里,还有两张弹簧床垫、爸爸的写字台、三个带玻璃面板的芬兰式书柜——那是我最喜欢的家具,里面有很多书……我睡一张折叠行军床,位于客厅的一角,躲在瓷器立柜的背后。那张行军床是唯一“属于”我的东西,我会在晚上跟它交谈,我曾以为,我的梦都是它讲的故事。(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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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利克·巴别茨基、柳芭和奥克萨娜在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1935年

这就是苏维埃电影界两位重要人物的简易居所。其时,柳芭是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当家花旦,已演过几部默片。阿纳托利漠视个人财产,经常称自己强烈反对奢侈和优裕是基于“原则”。奥克萨娜回忆:“他拥有相当数量的只有白衬衫和领带。”阿纳托利的朴素植根于自己阶层的价值观(很多重要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革命家来自俄罗斯的破产贵族),以及母亲的节俭习惯。他母亲只有微薄的寡妇养老金,全凭自我牺牲才支撑了孩子的求学。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所以吸引阿纳托利,正是这种努力工作和纪律严明的精神。他的孙女说,“他的性格中总有契卡的影子。作为祖父,他很严肃,也很严厉,从来没有宠爱过年幼的我”。(276)

柳芭则不同,开朗热情,情感丰富。她在家里是最年轻最漂亮的,一直受宠,并渴望享受莫斯科的上流生活。她穿的是昂贵的服装,拥有很多珠宝。1934年,柳芭爱上了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英俊且富有魅力的主管鲍里斯·巴别茨基,随即抛弃阿纳托利,搬去莫斯科郊外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与巴别茨基以及他的儿子(沃利克)同住。到秋天,柳芭和鲍里斯回到莫斯科,搬进共产国际酒店(即勒克斯酒店)的宽敞公寓(楼上就是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办公室)。该公寓非常豪华,沿着走廊有4个铺着木地板的大房间,另有一个大厨房——管家和保姆就睡在那里。奥克萨娜回忆:“这是一座宫殿,一家博物馆,一个童话。”她在1935年也搬去那里。室内装饰由共产国际一名法国工人设计建成,家具——珍贵的古董、青铜花瓶、皮椅、波斯地毯——都是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仓库廉价购入的。列宁格勒党的负责人谢尔盖·基洛夫在1934年12月遭到刺杀,依照斯大林的命令,不少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捕,并被逐出自己的住宅,那些家具就是这样被没收来的。奥克萨娜回忆:“妈妈非常自豪于自己的收购,喜欢将买下每一件东西的故事告诉我们。”(277)

阿纳托利的母亲,即强势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始终坚持自己旧贵族的价值观,认为柳芭沾上了“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还嘲笑她的衣服和家具“低级趣味”。在利季娅的眼中,它们只是反映出了“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占有欲”。她认为儿子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一度在激烈争持中称他们俩婚姻的结晶奥克萨娜是“革命中的最大错误”。她相信,柳芭投入巴别茨基的怀抱,是因为他更能满足她的娇贵口味。阿纳托利因柳芭的离去而变得心烦意乱,利季娅解劝他,如果有更大的公寓,或许能诱使她回心转意,但阿纳托利不愿在原则问题上作出妥协。奥克萨娜在回忆录中回顾这些事件,归纳出引起家人争吵的三种相互矛盾的财产观:贵族的旧姿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斯巴达式,以及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享受。奥克萨娜同情母亲,认为她之所以喜欢乡间别墅,与其说是为了占有,毋宁说是在找回童年生活:

妈妈常说,我们去“我们的乡间别墅”——好像它是属于我们的。我记得这些,是因为爸爸常说他反对私人拥有财产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我没有财产的概念,不能理解母亲拥有自己的东西的心愿。今天,我理解得更深,才知道这不光是财产的问题。妈妈不只是在建造一栋乡间别墅——而是想建立一个家庭。她为家人做出了实在的安排,就像她的农民祖先历来所做的。她爱鲍里斯,她爱我,她爱沃利克,这种爱是她的家庭重心。(278)

很少人能享有柳芭·戈洛夫尼亚那样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苏维埃人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物资短缺的时期。新的官僚阶层,即使可以光顾特殊商店,也得不到丰富的商品供应。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有资格领取特殊供应的家庭共约55500家(苏维埃新权贵阶层的可靠估计),其中住在莫斯科的约有45000家。所获得的特殊供应,仅允许他们比绝大多数人生活得大为舒适,但按西方的标准,他们的生活水准仍然很是平常。下面是莫斯科的市中心政府工作人员家庭每月的配给清单,时间是1932年:

4千克肉/ 4千克香肠/ 1.5千克黄油/ 2升油/ 6千克鲜鱼/ 2千克咸鲱鱼/ 3千克白糖/ 3千克面粉/ 3千克谷物/ 8罐食品/ 20枚鸡蛋/ 2千克奶酪/ 1千克黑鱼子酱/ 50克茶叶/ 1200支香烟/ 2块肥皂

这些家庭还可凭政府发给的优惠券,从特殊商店购买衣服和鞋子。如果商店进了高级食品或是生活消费品,他们又享有优先权。但享有如此特权地位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斯大林的行政官员,只能过温饱的生活,可能有几套额外的衣服,以及稍大于普通公民的居住空间。曼科夫在日记中不无讽刺地指出:“任何人能梦想的最多是:两三套不同的服装,其中一套是进口的;进口的自行车(或摩托车);无限制地购买每千克11卢布的葡萄(正好有货时)。”(279)

货物的分配与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中的权力或地位有直接的关联。苏维埃精英之下的人,只有很少的财产——大多数人只有一两套衣服,大家能吃饱就已不错了。即便分配这些少量的商品,也有一个严格的排序制度。各式雇员之间存在数不清的等级,以工作场所的地位、技术水平、经验多寡、地理位置为衡量标准。譬如,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工资,就要高于省级城镇和农村的。尽管有人人平等的形象和理想,但在事实上,这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都是穷人,也存在硬性的等级。

私人贸易部分地补偿了计划经济的不时短缺。人们在跳蚤市场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日用品,如果负担得起,还可在政府容忍的少数几家菜市场,购买集体农庄工人在自留地种植的农产品。人们允许在国营商店出售自己的家具和其他贵重物品,或在外汇商店(Torgsin)以首饰和外币交换高级食品和消费品。外汇商店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的是吸收居民的储蓄,向五年计划提供资本。在计划经济的边缘,黑市蓬勃发展。国营商店缺货的商品却在柜台底下以高价出售,或被调给私商(向经理支付贿金的朋友),拿去黑市出售。随即涌现出一种“互惠的经济”,通过后台和顾客的非正式网络(blat),来应付供应的短缺。如果没有这些私人关系,苏维埃经济在许多方面都不能正常运作。办任何事(租房、家用品、铁路客票、护照、官方文件),都需要私人关系——家人、亲戚、同事、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这种黑市原则也应用于苏维埃的工厂和机构,那里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交换,也以私人关系和人情为基础。苏维埃的宣传视之为一种腐败(铲除这种非正式小网络的口号在大清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工人赞同这一观点。但大多数人感到非常矛盾:他们承认这样做在道义上不对,肯定属于不合法,但像每个人一样,都要凭此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应付一个他们知道是不公平的制度。没有非正式小网络,就不可能在苏联过得舒服。正如谚语所说的:“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不是一百个卢布,而是一百个朋友。”(280)

拥挤的城镇中,住房紧缺到如此地步,以致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来增加自己的生活空间。由于大量农民涌入工厂,城市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莫斯科居民在1930年平均每人仅得5.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到1940年,该数字又降至稍稍超过4平方米。新兴工业城镇的情况更糟,因为那里的住房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281)例如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工人阶级的家庭在1935年平均每人仅有3.2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大部分工人住在工厂营房,家人被拆散;或住在宿舍,木床周围挂上的帷幕便是所能拥有的唯一的隐私。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一名女工,为自己的宿舍生活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

宿舍分割成4部分,但没有单独的房间。厨房很小,转身都难,灶台上摆满了锅碗瓢盆。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的人(钢铁厂没有淋浴设施)、走廊上的小孩,都在排队取水,还有些可怜的“家具”——金属床、床头柜、自制的桌子和架子。

很多营房有意没建厨房或厕所,迫使居民前去使用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大部分工人,显然不赞同私人生活的集体化,反而喜欢住在地棚(zemlianki)里,尽管条件原始,但好歹还有些许的隐私。1935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地棚里。靠近工厂和矿区的荒地上,布满了大批的地棚区。苏维埃尝试消灭私有财产的最后领域,但工人表现出顽强的抵制。(282)

在斯大林的俄罗斯,围绕人际关系的是对居住空间的争夺。根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

后代人永远都弄不明白,我们的“生活空间”到底是指什么。为了它,无数罪行已经发生。人们与它绑得那么紧,放弃它是永远无法想象的。谁会放弃这珍贵的12.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没人会这么蠢。它像家族的城堡、别墅、不动产一样,传给主人的子孙。讨厌看到对方的丈夫和妻子、丈母娘和女婿、成年的儿子和女儿、成功占了厨房旁边储物室的前佣人们——都要与他们的生存空间结成连理、永不分离。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头等大事就是生活空间的问题。我听闻,抛弃妻子但留下生存空间的男人,被称作完美的绅士。(283)

有人假结婚,以此获得一个住所;离婚夫妇仍住同一间房,为的是不放弃各自的生活空间;邻居互相举报,希望能够赢得对方的空间……这样的故事无穷无尽。(284)

特维尔省农家遗孀的19岁女儿娜杰日达·斯卡奇科娃,1932年就读于列宁格勒的铁道学院。她住在学生宿舍,与其他几个女孩共用一个小房间。像许多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一样,娜杰日达未能在列宁格勒登记户籍。由于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她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她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一名年轻的乌克兰士兵。他在一栋共用公寓中拥有一间房(8平方米),自己即将前去顿巴斯归队。娜杰日达付给了他500卢布与他结婚,便可搬进他的房间。为筹得这笔钱,她母亲卖掉家里最后一头奶牛和其他家什;母女俩一起搬了进去。娜杰日达只见过丈夫一次:

在他归队前一天的傍晚,我们去与他见面,付完款,就去结婚登记处,再到房管所注册我俩[娜杰日达和母亲]的居住许可。一切顺利,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朝我们微笑,当然心知肚明——我们钻了空子。他们确认,所有的细节都符合要求。我丈夫第二天一早就走,妈妈和我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8平方米……当然,我从没想与他一起过,他是很单纯的乡村小伙子,大字没识几个,过后给我们寄来一两封信——“你好吗?”之类的问候。他把顿巴斯(Donbass)写成了“达巴斯”(Dobas),天哪!这样简单的单词,他都不会拼。(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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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内耶夫斯基家房子的平面结构图(共用公寓),位于普列切斯坦卡大街,33/19,25号公寓

苏维埃城市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是共用公寓,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如果幸运,会有合用的厨房、厕所、浴室(许多城市居民不得不依靠公共浴室和洗衣店)。(286)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共用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287)随着其他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掺沙子”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前资产阶级的家庭,以便监视。(288)

哈内耶夫斯基一家经历了共用公寓生活的每一阶段。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来自沃罗涅日城的富裕商人家庭。他在1901年来莫斯科学医,成为一名军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表现优异而晋升为中校,并获得贵族头衔。1915年,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列切斯坦卡大街附近租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公寓,与妻子娜杰日达和两个小女儿伊琳娜(1917年生)、艾莱娜(1921年生)及保姆一起生活,一直到1926年莫斯科苏维埃对他实施强行的“掺沙子”政策。最先搬进来的是工人玛法·菲利娜,接着是裁缝瓦西里·卡里亚金一家,最后是老红军尼古拉·沙查诺夫——出身于无产阶级,现已晋升为共产主义学院的教授。当沙查诺夫的第二任妻子与她母亲在1936年搬来时,20世纪20年代仅住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的公寓,已经总共挤进了14个人。他们一起共用走廊、厨房(供两名保姆睡)、厕所和没水的浴室(用作储藏室),唯一可以洗涤的地方是厨房的冷水龙头。哈内耶夫斯基家为避开新邻居,竖起一道门,将自己住的公寓后部隔开。邻居喜欢这道门,因为他们自己的隐私也有所增加。到1931年,地区苏维埃下令要安装浴室——当时正在开展加强个人卫生的苏维埃运动——于是把这道门拆下。但没门的生活证明是麻烦多多,哈内耶夫斯基家和沙查诺夫家老是发生争吵。为此,阿列克谢向地区苏维埃行贿,让他们拆走洗浴装置,使之变回储藏室,再重新装上这道门。不过,沙查诺夫家与哈内耶夫斯基家的关系依然很僵。尼古拉的岳母精神状态不正常,经常在走廊叫骂,指责别人偷她藏在床底下的食物。在这些冲突中,部分原因在于阶级差别。娜杰日达担心沙查诺夫家会偷她的银器,不愿看到他们半裸着出现在走廊,还说他们的气味难闻,要他们勤快清洗。(289)

许多公寓旧主人认为,搬进的新邻居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成员,故意挑刺。1917年以前曾是伯爵夫人的维拉·奥尔洛娃,住在原先只是自家住宅一部分的共用公寓。她和丈夫、女儿搬进一个单间,女儿如此讲述该公寓在20世纪30年代的恶劣气氛:

共居生活是非常可怕的。住户丈量走廊的每一平方厘米,以及每一小块的公共空间。母亲因为在那里留下一些尚有价值的家具而受到抗议。他们声称,那些东西占了太多空间,应该搬进自己的房间,因为走廊不是母亲的。这些“邻居”计算我们待在浴室里的时间。还有些共用公寓,给厕所[电灯]装上了定时器,以保证大家耗用相同时间的电力。(290)

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多数共用公寓相比,哈内耶夫斯基居住的公寓还不算人满为患。叶夫根尼·马姆林长大的共用公寓,共有16户家庭(54人),每户住在自己的房间,共用一个厨房,还有两个厕所和两个冷水龙头,但没有浴室。(291)米诺拉·诺维科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共有36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全由围绕整栋楼三面的一条走廊相连。她家的房间只有12.5平方米,却住上了10个人。“我们怎么睡觉,真是很难讲清”,米诺拉回忆: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那是祖母睡的。6岁的弟弟睡在桌子底下的小帆布床。父母睡在门口的床上,外婆睡在矮沙发上。姑姑和她的表妹用羽毛床垫打地铺。姐姐(当时16岁)、表妹(10岁)和我(11岁)设法挤在她们的中间——我都记不得具体方式了。我们孩子喜欢睡在地板上,可以滑到父母的床底,自找乐趣。我无法想象成年人对此也会生出乐趣。(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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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公寓及其“走廊系统”图示,莫斯科Dokuchaev Lane,1930—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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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苏维埃第三号楼中赖夫施赖德尔家的房间(38平方米)

尼娜·帕拉莫诺娃住在列宁格勒一个类似的“走廊系统”,该共用公寓占据整整一层。那栋楼房曾属于一位德国男爵,1925年被贸易学院征用了。1931年,尼娜在列宁格勒铁路管理部门担任会计,与身为船舶设计师的丈夫一起搬入该公寓。它有17个房间,每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共有60多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淋浴间(只有冷水)。(293)

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一座名叫苏维埃第三号楼的政府工作人员共用公寓,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也有一个“走廊系统”。斯大林的内弟费奥多尔·阿利鲁耶夫,就与其母亲住在那栋楼二层的一个房间。住在楼下9个房间之一的是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她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兼政治作家,通常睡在大都会酒店(Metropol Hotel),剩下她、母亲、祖父母和兄妹共6人,合用38平方米的居住空间。使用同一走廊的这9个房间,其居民总数是37人,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内的一边是淋浴龙头和浴缸,藏在屏风背后;另一边是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另一端,还有两个厕所。走出院子,可见一个共用的木棚,储有用于炉灶烧火的柴薪。该公寓当初就被当做集体生活的实验地,但有苏维埃精英想要的服务。它专设了儿童游乐场,在地下室还建了俱乐部和电影院。每一条走廊,都配有清洁工、管家、保姆各一名,费用由住户集体分担。(294)

共用公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布尔什维克相信,迫使人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空间,可促使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加共产主义化。私人空间和财产会逐渐消失,家庭生活将为共产党人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私人生活将受到社区的相互监督和控制。每一所共用公寓都有责任的分担,由居民们自己组织安排。公共服务的账单,如煤气、电力、电话,按照使用量(打了多少电话,每个房间内装了多少灯泡)或房间、家庭人口的多少,而作平均分配。维修费用也由集体支付,但经常会有争议,其解决通常需要召开居民大会。公共空间(大厅、入口、厕所、浴室、厨房)的清洁工作,由大家轮流承担(通常张贴在大厅里)。每个人都有洗衣的规定日期,早上排队上厕所也要依照既定的顺序。在这个小型国度内,平等和公平是治理的原则。马姆林回忆:“我们的分配尽可能公平,父亲是我们共用公寓的寓长,算起账来一分也不差,大家都知道自己应付多少。”(295)

寓长(otvetstvennyi kvartoupolnomochennyi)的职称始于1929年。其时,共用公寓在法律上被确认为一种社会机构,需要遵守具体的规则,向国家承担责任,譬如执行卫生的法规、征收税款、维持治安、向警方汇报居民的私人行止等。(296)寓长按规定应由居民选出,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自荐,再通过自己的魅力或社会地位,获得居民的同意。尼娜·帕拉莫诺娃记得,他们的寓长“非常严格,管起来活像一个独裁者。我们尊重她,同时也怕她,只有她才能迫使值日的居民规规矩矩做清洁工作”。(297)根据1933年的新法律,寓长变成共用公寓的一家之长。他们与警方的联系得以加强,全权领导公寓的清洁工。那些清洁工是臭名昭著的举报人,平时打扫楼梯和院子、巡逻公寓的领地,晚上负责给大院锁门、留意人们的进出。公寓管理制度通过寓长和清洁工,变成了警方监视和控制的基本单位。

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建起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警方举报人遍及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学校。(298)相互监督的想法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这个国家幅员太广,治理不易,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沙皇政权没有不同)还得依靠民众的自我监管。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一直拥有强大的集体规范和集体机构,从而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方便。20世纪的极权政权试图发动民众参与警方工作,通过集体安全来控制统治下的全体人口,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得以渗透到社会的几乎每一层次,例如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但都比不上苏维埃政权60年来的成功。

在这集体掌控的制度中,共用公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对邻居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包括平日的作息表、个人习惯、访客和朋友、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电话(通常位于走廊上)里说了什么、躲在房间里讲了什么——隔墙非常薄(许多房间中间的隔墙还没跟屋顶连接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共用公寓当中,窃听、刺探、举报非常猖獗,大家都受到鼓励,随时提高警觉。邻居会开门查看走廊上的访客,或窃听他人的电话交谈。如果夫妇之间发生争吵,他们会进来当“证人”;如有太多噪音、酒后胡为、暴力,他们就会干预。一般认为,在共用公寓里,“私事”是不存在的,所以人们常说“一人闯祸,大家遭殃”。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记得,他在阿斯特拉罕的亲戚,其共用公寓的隔壁邻居特别警惕:“她一听到开门声,就把自己的尖鼻子伸到走廊,活像一架照相机,记牢你的外貌。那位亲戚还向我们保证,他的访客在她那里都留有记录。”(299)

在共用公寓的局促环境中,个人财产的争执时有发生——放在共用厨房的食品不见了,自己房间的物件被偷了,晚上有闹哄哄的噪音或音乐。一位居民回忆:“氛围很差,每个人都怀疑别人在偷,但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在背后窃窃私语。”(300)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状态中,相互的争执不需要很多理由,便会转化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此类争执大多起源于小小的猜忌。由于物品短缺,苏维埃的忌妒文化应运而生,共用公寓又成了这种文化的日常中心。在基于均贫原则的社会制度中,如果某人拥有更多,超过大家,一般会认为他是占了大家的便宜。物质上优越的任何标志——新服装、更好的厨具、特殊食品——都有可能引发他人的仇恨。他们会怀疑这些物品是通过非正常关系获得的。邻居结成联盟,为这些他们眼中的不平等,持续纠缠争斗。一名女子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一直住在莫斯科一座共用公寓。[5]她讲述了自己母亲与一个清洁工的妻子之间的宿仇。母亲在面包店工作,那个清洁工的妻子是众所周知的举报人。每当厨房里出现了蛋糕或面包,清洁工的妻子就以盗窃或破坏的罪名指控她母亲,还威胁说要向有关当局举报。(301)米特罗凡·莫伊谢延科是个工人,他帮助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邻居修理家具和窗户,或做些零工赚点外快。1935年的春天,他与邻居发生争吵。对方指责他的维修费太高,为此向警方报案,谎称他在地下室工场里窝藏托洛茨基分子。随即,米特罗凡被捕,判刑3年,被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302)

厨房是许多争吵发生之地。傍晚时分,厨房里人头攒动,很容易头脑发热。厨房虽是共用空间,但在大多数的共用公寓,每家又都有自家的烹饪炉灶、用来吃饭的自家厨桌以及贮存自家食物的地方。贮存处或在橱柜里,或在货架上,或在内窗和外窗的中间——冬天那里的气温与冰箱无异。自家和共用地带的混淆不清,是摩擦不断的源泉,使用别人的炉灶、餐具、佐料足以激发一桩丑闻。米诺拉·诺维科娃回忆:“都不是恶毒的争吵,我们都是穷人,没有值得偷的东西。但空间永远不够,每个人在厨房里都紧张兮兮的,小争小吵是不可避免的。想象一下30名妇女同时做饭的场景!”(303)

缺乏隐私是紧张的最大来源。即使在自家房间内,也没有某个人的私人空间。一个房间发挥多种功能——卧室、餐厅、客厅、孩子做功课的书房,有时甚至充当厨房。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回忆:

在我们房间里,没有私人的物件或家具,没有属于某人的架子、椅子、桌子。我的祖父母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是将他们的床用帷幕围起来,遮挡一点隐私。祖母在自己床底下的木箱中存放一些特殊物品,但她床边的桌子供大家使用。

许多家庭年幼的孩子睡在屏风、书柜、衣柜的后面,以避开大人和晚上的来客,稍得一点宁静(还可避免他们看到成人脱衣上床)。父母必须等到半夜才悄无声息地做爱。(304)

挤在方寸之间,邻居的生活几乎一切尽在目前,无需想象。大家已习惯于在走廊上看到半裸的邻居,还会目睹邻居的最坏行状——醉酒时,或毫无戒备时——没有通常为了自保在公共场合中戴上的面具。他们从门铃的声响获悉邻居来了访客(前门电铃给每个房间配上各自的号码或次序)。发生最私密行为的房间(浴室、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的,很容易从留下的证据作出推断。厨房里的晾衣架、浴室里的个人物品、夜间的如厕——可以向邻居披露一切。在这种“公开的隐私”之下,私人生活不断接受集体的审视。(305)

邻居之间缺乏隐私,体现于各种形式。有些人憎恨各式的闯入——邻居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在浴室里老听到敲门声、来客总是受到监视。其他人则不满于经常的噪音、不讲卫生、老头对女孩的好色窥视。厕所和浴室永远是摩擦和焦虑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艾莱娜·巴伊格罗娃的列宁格勒共用公寓共住了48个人,却只有一个厕所。大家自带肥皂和卫生纸,平时则留在自己的房间。1936年,有一位邻居嫁给了一个黑人。艾莱娜回忆:“他第一次出现时就引起一场非议。人们不愿与他共用一个厕所或浴室,认为他太脏,因为他生得那么黑。”(306)

私人交谈是一件头痛事。在相邻的房间,能清楚听到邻居的交谈,大家因此学会了窃窃私语。人们非常小心,不与邻居谈论政治(有的共用公寓内,男人们都默不作声)。(307)具有资产阶级或贵族背景的家庭,更要小心隐瞒自己的出身。沙皇军官的外孙女阿利娜·多布列卡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所有的邻居都是工人及他们的家人,即她所谓的“不友好人群”。家里禁止阿利娜向任何人提及藏在家里的外祖父的照片。她母亲已经入党,找到了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以此来隐瞒自己的过去。阿利娜回忆:“如果邻居知道外祖父是何许人,肯定会有更多的不愉快……因此,我们保持缄默,像住在坟墓里一样。”(308)在共用公寓中交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在哈内耶夫斯基家,娜杰日达几近失聪,她心存反苏维埃的想法,却直言不讳。她会向女儿解说,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其实更好,越讲声音越大。丈夫阿列克谢害怕隔壁房间的萨佐诺夫家,赶紧提醒她:“嘘,请用耳语。不然我们都要去坐牢了。”(309)

人们为争取点滴的隐私而战斗。他们把自己的毛巾、洗漱用品、厨房锅罐、盘碟餐具、盐和胡椒,藏入自己的房间;尽量在自己的房间洗涤、烹饪、进餐、晾衣。共用空间也渐渐私有化:各家都会把货架的某层、走廊中的某处、厨桌的某角、门廊里的某个挂钩或鞋位占为己有。这些安排邻里之间都清清楚楚,但如果是走进共用公寓的陌生人,就会手足无措。人们梦寐渴求自己的私人空间,无须面对自己的邻居。叶夫根尼·马姆林的女儿回忆,父亲“渴望自己房间有个相连的小厨房,好让他单独做饭、吃饭,无须踏进共用厨房。但这仅是一个梦想”。对有条件担负租金的人来说,夏季去乡间别墅短住,无疑是一种解脱,可以暂时释放共用公寓的压力。(310)

从最好的角度看,共用公寓向居民提供了同志友爱和打成一片的感觉。很多人以怀旧之心,回顾自己在共用公寓度过的日日夜夜,还记得那是邻里分享一切的年代。“战争之前,我们相处和谐”,一位居民回忆:

大家互相帮衬,没有争吵,在金钱上也从不吝啬——拿到工资,很快花光。那时的日子充满乐趣,一点也不像战争之后——那时,人们开始把钱留给自己,并关上自家的门。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怀旧与幸福的童年有关。当时,尽管物资短缺,院子里干净安全,很适宜孩子游戏,共用公寓还具有扩展了的“家庭”的气氛。在共用公寓中,孩子之间的交往远远超过父母的。他们一起玩耍,总是在串门,所以更有这种打成一片的感受。20世纪30年代在列宁格勒共用公寓长大的加林娜·马尔克洛娃回忆:

我们生活得宛如一个大家庭。那些时日,每家都敞开着大门,孩子能在整栋房子里东跑西窜。我们在走廊玩耍,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同时,大人们聚在一起玩纸牌,或多米诺骨牌。他们不是赌钱,只是为了好玩,总有很多笑声。有很多大人,所以大家轮流玩,没轮上的就站在旁边观战。我们像大家庭一样,一起庆祝苏维埃节日,好吃好喝的都是大家奉献的。过生日很快活,有很多游戏和歌曲。(311)

但过分亲近可能使人窒息。20世纪30年代在共用公寓长大的电影导演罗兰·贝科夫记得,当时的生活非常压抑,泯灭了任何个性。贝科夫回忆,共用公寓中盛行“集体法则”,抗议根本没用——只会招致“大家团结起来”,群起而攻之。叶丽萨维塔·切奇克对从小居住的共用公寓抱有同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走廊上所有成人一起带大的。我有些玩伴,其父母是非常严厉的布尔什维克。我怕他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现在回顾,我意识到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不自由的感觉,不敢暴露自己的本性,生怕有人看到,生怕有人有所非议。只有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他人在身旁,才能卸下这份恐惧。(312)

共用公寓会在长期居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在采访中,许多长期居民承认,非常担忧自己的无依无靠和自生自灭。[6]共用公寓几乎造就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集体价值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米诺拉·诺维科娃反思自己的童年,相信共用公寓的生活已使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

一切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密。我们都是平等的,也都是一个样。我已经习惯于此,以后遇上不同的方式,反而感到迷惑不解。我记得参加第一次野外考察[作为地质学家],我买了糖果,与大家共享。小组长对我说:“你应该写下花了多少钱,以便以后报销。”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念头。从童年起,我一直是与大家分享的。

其他一些在共用公寓长大的人认为,共同生活让他们学得苏维埃政权的公共价值——热爱工作、谦逊、服从、配合。但谨慎和自我意识从未远离,一位居民回忆道:“要不断努力控制自己,使自己融入其中。”

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不可能的。(313)

苏维埃公民很快开始奋起抗议物品的短缺和不公平。数以千计的人写信给政府,抱怨腐败和低效,并将之归罪于新官僚的特权。然而,同时又有许多公民在忍辱负重,期望自己能亲眼看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一想法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维持了苏维埃政权。数百万人被说服,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眼前的日常艰辛是必要的牺牲。今天的勤劳将得到明天的回报,到那时,大家都可享受苏维埃的“美好生活”。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年)中提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倾向于认为,在通向真实而有形的天堂的道路上,要经历“一系列战略阶段”。这个未来既是当前的考虑因素,又规定了历史进程,从而将特殊意义赋予日常生活。苏联有关阶段的思想,源于1917年革命的乌托邦预测;对布尔什维克来说,1917年10月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犹如1789年标志了雅各宾派创建的新世界)。苏维埃的宣传立足于当下,投射到未来,描绘出革命运动不断向前,最终抵达共产主义乌托邦(历史的进军)。它欢呼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便是实证:这个乌托邦已隐现于地平线之上。(314)

五年计划在这个乌托邦规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计划的构想是,加快整个经济的步伐,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到来(因此有“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事实上,该计划是在征服时间本身,使之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意志。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按严格且合理的时间分配来安排各项工作。但在苏联,工作安排必须遵照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目标总是迫在眉睫。因此,投入“突击”生产、作出短暂而疯狂的努力,实现目标后再作休整,这种做法便不无道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以这种“突击”生产为基础来完成五年计划。眼前的艰辛将在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获得回报,又成了整个制度的思想基础。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行政官员,后来升至党的高位。他回忆道:“我们苏维埃人自觉地禁绝享受。”

我们对自己说:“今天,没有急需的物品,但那算得了什么?我们明天就会有。”我们坚信党的事业,这就是力量!我这一代的年轻人,为这种信念而感到幸福。(315)

回首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还记得,他们当初活着是为了未来,而不是眼前。在1917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当中——像帕托利切夫一样的年轻人,全身心沉浸于苏维埃政权的价值和理想——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对于这一代而言,共产主义乌托邦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指日可待的现实。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苏维埃学生的想象中,共产主义即是当前现实的转化(高产奶牛和忙碌的工厂),绝不是遥远的科幻想象。(316)他们如此看待苏维埃的未来,缘于从小接受的苏维埃宣传,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根据1934年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定义是“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而艺术家的功能是描绘出一个新世界,不是它目前的形态,而是它在共产主义未来(正在变成的)的样子。

根据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21年生)和妹妹马克斯娜(1923年生)所说,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概念,在她们列宁格勒学校的朋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我们接受教育,期待一个幸福的未来。我记得,妹妹摔破了我们最心爱的瓷娃娃。我们没有钱,但仍去了百货商店,橱窗里有瓷娃娃在陈列。马克斯娜说:“共产主义来临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瓷娃娃了。”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届时,什么都是免费的,大家都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我们很高兴,都在等待这个美好未来的降临。(317)

20世纪30年代,赖莎·奥尔洛娃在莫斯科长大。她回忆起当年“飞速奔向未来”的感受,反而视当时的实际情形为幻象:

我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在这几堵旧墙中的生存[她长大的地方,即莫斯科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公寓],只是在为即将到临的真实生活做准备。新生活将在一栋闪闪发光的白色新房里开始,我会在清晨起来做早操,理想的秩序将统治一切,我所有的英雄业绩也将开始。我同代人中的大多数——不管当时住在哪里,帐篷、地棚、共用公寓或是被视为豪华的私人公寓——都持有这种临时、马虎的生活态度。快点,再快点,朝着宏伟的目标,迈向新的生活。一切都能够且应该改变:街道、房屋、城市、社会秩序、人类灵魂。这似乎并不困难。首先,积极分子在纸上勾勒出蓝图;再推倒旧的(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清除瓦砾;然后在清理出的空地上建起社会主义的美梦。俄罗斯就是如此重建的。我们认为,也可以照样重塑新人。(318)

莫斯科是这个乌托邦的建设工地。在共产党人的想象中,“即将”和“现在”都已分不清了。莫斯科是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作为一个象征,享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个城市充满了动人心弦的美梦和幻想,挖好的地基成了未来的住宅区,教堂的拆除标志了文化宫的耸立。德国共产党人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在1935年与父母一起抵达莫斯科,他描述了他们使用地图时遇上的困惑:他们手上1924年的地图已经过时,但新地图标出的总体规划的新建筑,实际上要到1945年方能竣工。莱昂哈德写道:“我们出去散步,只好带上两张地图,一张是10年前的莫斯科,另一张是10年后的莫斯科。”(319)

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苏联的变化速度令人陶醉。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的错觉,导致许多人——包括大量的西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政权产生幻想。年轻的法律系学生尼娜·卡明斯卡娅,在父亲被苏维埃银行开除、黑暗现实的证据不断涌现时,依旧相信这个新世界。她在回忆录中记下一首欢乐的歌曲——有关将临的幸福生活,她和朋友们至今依然会唱。这首歌曲象征了她们那一代的乐观,以及对父母辈正在经历的悲剧的漠视:

信任在我们国家是多么容易,

呼吸在我们国家是多么自在:

我们光荣、心爱的苏维埃大地……

我们苏维埃生活是如此精彩

未来的孩子

夜晚可能会在床上哭泣

因为没能出生在我们这一代。(320)

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也受到这种乐观气氛的席卷,对斯大林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恐怖行径,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1935年4月写信给奥莉加·福雷登贝格说道:

不管如何,我看得越多,就对正在开展的活动信得越深,这便是事实。虽然很多行为给人野蛮的印象,[但]人们从未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富有自尊,怀揣如此良好的动机,为了如此重要和清醒的理由。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她和丈夫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有时也怀抱同样的想法。他们曾一度担心,如果“未能关注眼前发生的大事”,革命会把他们抛弃。奥西普1934年向朋友朗读有关斯大林的鼓动性诗篇(《谋杀犯和农民杀手》),随即被捕。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观察,相信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名义下的所作所为,要比丈夫的坚持面对现实容易得多:“你不可能以将来的砖瓦,建造今日的大厦。但明白这一道理的人,事先一定抱了注定一死的心态,随时准备面对行刑队。”(321)

接受这种对未来的憧憬,需要采取一定的姿态,使自己能够顺利滑向与政权的合作。这意味着接受“党是真理源泉”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信念涉及不间断的思想斗争:一边是观察现实得来的真理,另一边是党的更高层次的革命真理。他们被迫生活在这两种真理中间的夹缝地带——既承认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又相信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只有通过政治信仰的自觉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年轻党员列夫·科佩列夫,曾在1932至1933年参与向“富农”施暴,他回想起当年如何努力让自己的道德判断(他称之为“主观真理”)从属于党的崇高道德目标(“客观真理”)。科佩列夫和同伴被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但仍在遵循党的路线。如果要作撤退,理由又是他们从小学会鄙视的“良心、荣誉、人道主义”,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理想,这会使他们陷入恐惧。科佩列夫回忆道:“我们最害怕的,是丧失自信、放弃我们神圣的信念、陷入疑惑或异端邪说。”(322)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也感受到了双重的现实。他加入共青团时,“已意识到现实中的苏联,完全不同于《真理报》所描绘的”。母亲在1937年被捕,朋友和老师也被带走,他自己一直生活在孤儿院。如他所说,西方读者读到他加入共青团时的喜悦,可能会觉得诧异。

不知怎的,我把这些事件乃至自己的印象和经验,与我的基本政治信念决然分开,仿佛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关于日常的事件和经历,我持批评态度;第二层关于党的伟大路线,即使有犹豫,我当时出于那套大道理,仍认为是正确的。(323)

甚至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高潮时期,仍有许多坚持信仰的人。他们以抽象的准则(“砍伐森林时,木屑肯定会四处飞溅”;或者,“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为大规模逮捕作出辩护。

相信“向共产主义的进军”,需要接受相关的生命成本。党告诉追随者,他们正在国内外与“资本主义元素”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终胜利。希特勒在1933年的崛起,成了这场斗争的关键转折点。据称,它还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理论的正确。斯大林认为,苏联越接近共产主义,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强烈。党改持更为强硬的立场,迫使怀疑者抛开疑虑,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不然就会被谴责为法西斯的走狗)。从1933年起,党内清洗愈演愈烈,仔细审查个人行为,以清除消极的党员和“隐藏的敌人”。有的社会阶层被整体定为“敌人”和“异己分子”,列宁格勒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残余首当其冲,其中数千人在1934年12月党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遇刺后遭到逮捕和流放。任何“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余孽”(前“富农”、小商贩、吉普赛人、妓女、罪犯、流浪汉、乞丐,等等),都因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障碍而遭到清洗。从1932到1936年,数万名此类“社会有害分子”遭到警察的围捕和驱逐出境,(324)其中大多数被送去古拉格。

1933年8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指挥官谢苗·菲林,安排120名苏联主要作家“组队”前去考察白海运河。运河之旅的想法起源于1932年10月的一次会议,会址是高尔基在莫斯科的住宅。几位著名作家与几位政治局委员一起开会讨论文学任务,斯大林也在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学说的最早阐述之一,高尔基呼吁以英雄的文学来匹配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将苏联作家比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斯大林,提议以这一运河之旅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一切均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安排。作家亚历山大·阿夫杰延科不无讽刺地说:“一旦成为契卡的客人,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有求必应,吃喝全包,一切免费。熏香肠、奶酪、鱼子酱、水果、巧克力、葡萄酒、白兰地——供应充沛。要知道,这还是饥荒的年代。”(325)

作家们先住进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豪华酒店,再坐火车去白海运河,考察大坝和升降台,参观文化中心,观赏囚犯的文艺演出。他们坐在船舶上,能看到正在劳作的囚犯,但不得交谈。对许多作家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营房生活的净化版。塔玛拉·伊万诺娃在1989年回忆:“在我看来,这很明显,只让我们观看‘波将金村’[7]。”但是就算作家们半信半疑,也只有很少人敢于表达出来。旅途当中,作家们有机会询问充当向导的菲林。据阿夫杰延科称,唯一询问强制劳役的作家是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他曾是王子,内战时期参加白军,后来移民去英国,在那里加入共产党,1932年重返苏联,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俄罗斯“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巨大作用”,亟想置身其中。米尔斯基的追问使其他作家感到尴尬。他显然对运河建设的保密满腹狐疑,并告诉阿夫杰延科:“这里的每一步、每一座大坝、每一个升降台,都有遮起的秘密。”他似乎是在指埋在那些场所的地下的尸体。米尔斯基即使生疑,仍参与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一个图书出版任务,以庆祝运河的竣工。36名苏联主要作家(包括米哈伊尔·左琴科、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瓦伦丁·卡塔耶夫)和艺术家亚历山大·罗德琴科(他拍了照片),突击创作、汇编成了《白海运河》(The White Sea Canal)一书,而菲林和高尔基则担任了此书的主编。这本书成了“苏维埃作家准备为布尔什维克事业服务的象征”,在1934年1月分发给苏共十七大代表。它虽是建设运河的历史,但其主题和宣传意义在于:体力劳动具有救赎和解放的功能。据称,罪犯和“富农”通过参与这一伟大的集体工程,“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经过劳役,他们脱胎换骨,变成了社会主义者。(326)

参与这种使古拉格合法化的举措,作家们自有不同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人相信斯大林“重新做人”的理想,即通过劳役来改造人们的灵魂。左琴科为《白海运河》写了一个小偷的故事,主人公名叫罗登贝格,在生活中步入歧途,通过运河工地上的劳役而改邪归正。他在给《列宁格勒文学》(Literary Leningrad)写的文章中解释,他相信故事中的真实依据:

以懒惰、欺骗、偷窃、谋杀为生的人群,我一直饶有兴趣。我也一直关注他们的再教育。说老实话,一开始,我很表怀疑。猜想这个著名的“重新做人”,只是囚犯冀望获得自由或奖金的伪装。但我必须说,我错了。我这次[白海运河之旅]看到了真正的“重新做人”,看到了建筑工人身上的真正自豪,看到了许多同志(他们现在的称号)心理上的确凿变化。(327)

高尔基也是一名信徒。他从未到过白海运河,但并不妨碍他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那本书赞不绝口(茫然不知也阻挡不了外国社会主义者的赞扬,例如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他们在1935年称之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壮举……一次人类再生的胜利”)。高尔基的20世纪20年代是在西方度过的,1928年夏天他第一次回到苏联,之后又有数次在夏季回国,直到1931年开始永久定居。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获得交口称赞,莫斯科著名的里亚布申斯基豪宅配给他作住所,另外还有两座宽敞的乡间别墅、仆人(其实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和警察部门的特殊食品。向斯大林提供特殊食品的,也是这同一警察部门。因此,也许这并不奇怪,高尔基看不到五年计划“伟大成就”背后的巨大牺牲。1929年夏天,高尔基在他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向导的引领下,参观了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所看到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许多囚犯通过劳动得到了改造,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刑期满了之后仍想留在岛上。高尔基写道:“对我来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像索洛韦茨基那样的劳改营。”(328)

另有一些作家出于好奇而参加了这个运河之旅,如米尔斯基。还有人担心,如果拒绝参与这一项目,可能会遭到报复,如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文学理论家兼小说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他哥哥也被关在劳改营),虽没有参加集体运河之旅,但是自己单独去了。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撰写的那本书以及他的其他几部作品中,拔高了“重新做人”的理念。他甚至还写了关于白海运河的宣传影片的剧本。什克洛夫斯基的写作,似乎不大可能出于真心。(他去白海运河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位官员问他的感觉如何,他反讽道:“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在他女儿看来,这只是他“为救哥哥而付出的代价”。他哥哥1933年获释,但1937年再次被捕,且永远消失于古拉格。(329)

追求职业发展的动机也在发挥作用,阿夫杰延科就肯定与此有关。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参加运河之旅时仍是一个无名小卒。两年后的1935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在苏联媒体中获得赞誉。阿夫杰延科后来承认:“此行帮助我攀上顶端,我的生活从此腾飞。我曾是一名工人突击手,投身于文学!一下子,我在苏维埃神庙中跻身享有盛誉的作家行列。”阿夫杰延科经常向《重新做人》投稿——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部的白海运河劳改营杂志——称赞劳役是重新做人的好途径。(330)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另一位借助白海运河而一举成名的“无产阶级作家”。1933年,他在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充任技师——是鲍里斯·巴别茨基手下数百名技师之一。午休时间,西蒙诺夫和其他技师去看普多夫金和戈洛夫尼亚一起拍摄的电影《逃兵》(他声称这一经验激活了他对艺术的兴趣)。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里,我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读了很多书,尤其是历史书籍。我还尝试写作,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白海运河的宣传启发了西蒙诺夫,他在笔记本里写下不少关于劳役者重新做人的“歪诗”,不知何故竟引起了国家出版社(Goslitizdat)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这些诗篇中的精粹《白海运河》,被收入1933年苏联青年作家的诗歌集。1934年4月,西蒙诺夫借这一次成功的东风,向国家出版社申请许可,让他访问运河,收集劳役者重新做人的原材料,以创作赞颂劳改营的诗歌集。国家出版社予以批准,并支付他一个月的花费,在白海运河的梅德韦热戈尔斯克劳改营,担任《重新做人》杂志的记者。囚犯们与他同住一个营房,并不把这位年仅19岁的诗人当做一回事(“当我告诉他们,我在写关于白海运河的诗,他们只是笑笑”)。出于这个原因,在西蒙诺夫看来,囚犯们“与我的关系还算自然”。(331)

到1934年的初夏,白海运河的建设已大体完成。西蒙诺夫所观察的劳役者只是在修建道路和相关设施——与1931至1933年挖掘主渠、数万人累死的体力劳动相比,仅属相对轻松的任务。随着工程的结束,劳改营行政部门向劳役者颁发奖金、荣誉、奖牌,并向部分轻罪囚犯宣布提前释放的命令。这些奖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兑现“重新做人”的神话,让囚犯努力工作以改造自己(至少给人以改造成功的印象),争取获释或物质上的好处。西蒙诺夫年少天真,易于轻信。他在回忆录中回忆,从白海运河回来,“就准备畅写通过劳动重新做人的新诗”:

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我相信,亲眼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实际发生——如我所相信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除了劳动,还有什么可以救赎个人罪孽呢?

西蒙诺夫听到有关一名工程师的故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该工程师与临时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冬宫最后一位指挥官)——

根据第58条规定,他就算没被判上10年,至少也判个8年。他在白海运河担任工程师,工作非常努力,因此服刑3年就获释。然后,他自愿担任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某建筑工地的首席工程师。我在旅途当中获得的印象,也佐证了这样的故事。[8]

事实上,确有某些专家获释后愿意继续在古拉格系统中工作,但很少是改造的结果。但西蒙诺夫认为,他在白海运河所看到的,符合他所听说的以及在苏联媒体中读到的。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表示:“在我看来,白海运河工程不只是在建造一条运河,而是一座人道主义学校,使坏人变成好人,使普通罪犯变成五年计划的建设者。”(332)

就西蒙诺夫而言——他原是一名贵族,自觉参与重建自己的身份,希望变成“无产阶级作家”——重新做人的想法颇能激起他特别的共鸣。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富农和资产阶级破坏者”的重新做人,“对整个社会来说大有希望”,他自己也大受激励,因为它显示了“埋葬过去、走上新路的可行”。1934年,在苏共十七大(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前反对派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他眼中,这也是一大鼓舞。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他正在党严密监控的艺术领域努力开创自己的事业。在这次大会上,一直反对斯大林极端政策的党领导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皮亚特科夫等)被允许发言,他们收回了自己的旧有立场,以党内团结的名义,对斯大林歌功颂德。从他们被接受的方式来看,党领导已让他们改过自新。西蒙诺夫看到如此的榜样,心里感到非常舒坦。在他看来,接受悔改的反对派就是一个证明,像他那样的人,即使有不光彩的过去,也会得到党的宽恕。西蒙诺夫明白,自己的重新做人将取决于自己政治人格的重建。他像前反对派一样,必须背弃过去,表明自己是个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者。他有关白海运河的著作,就是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从运河回来之后,西蒙诺夫第二次申请加入共青团。上一次,由于继父在1931年被捕,他被要求自行撤回申请。这一次,他是应邀申请的,在他眼中,接受他入团真是“一大宽慰”。他在回忆录中记录,1934年是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年:

我不能代表同龄的其他人,但对我来说,1934年是我青年时期最充满希望的一年。一般认为,国家已经度过困难时期,虽然仍有问题,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生活都将变得更加容易。我很高兴能参与建设这一个新生活……在我眼中,斯大林的正确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他正在领导我国的工业化,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他与对手争辩,指出他们的错误,这都是正确的态度。(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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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诺夫,1936年

1934年夏天,西蒙诺夫从白海运河回来不久就写了《地平线》一诗,描述刑事犯在劳改营的重新做人。这首诗受到大刀阔斧的编改——编改者来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的文化教育厅,他们认为这首诗非常糟糕(自命不凡、笨拙、喧闹、机械、伤感),但仍有宣传价值,值得发表。(334)西蒙诺夫将之收回重写,到1938年易名为《帕维尔·丘尔尼》(Pavel Chyorhy)予以发表。后来,西蒙诺夫看到这首诗会有“恐怖的感受”,坚持将之排斥在他的“作品全集”之外。(335)但这首诗对他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显示他有能力创作有助于斯大林政权的诗歌。西蒙诺夫受到鼓励,申请就读高尔基文学院。他在国家出版社和政治保卫总局文化教育厅的政治担保人,还愿意为他推荐。(336)

高尔基文学院成立于1933年,坐落在特维尔大街上的前赫尔岑宫殿,旨在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作家(直到1936年,仍被称为“工人夜间文学大学”)。上课是在晚上,这就允许西蒙诺夫在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继续上班挣钱,作为他200卢布助学金的补充。文学院的大多数学生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像西蒙诺夫一样,出生于贵族或资产阶级家庭,先读工厂技校,或在工厂上班,以此取得入学资格。学生中一半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来自27个不同民族,可算是一个世界大杂烩。(337)在众多的犹太学生中,有两名年轻女子先后嫁给了西蒙诺夫:纳塔利娅·季波特是剧院名人之女,1935年与西蒙诺夫结婚;遭殃的新经济政策人塞缪尔·拉斯金的小女儿热尼娅·拉斯金娜1936年入学,1939年与西蒙诺夫结婚。

西蒙诺夫承认,自己并不特别钟爱文学,只是由于他的出身欠佳,才变成了他的职业。他告诉纳塔利娅:“如果不是因为贵族出身,我才不会对文学发生兴趣,我真正喜欢的是政治和历史。”(338)他在文学院中不是最有才华的(1936年,他在优秀学生名单上排名第七,排在榜首的是诗人玛格丽塔·奥列格),但以自觉出名,并且组织有方(他精心安排花在工作、阅读乃至社交上的时间),准时完成任务。同学给他的绰号是“铁屁股”,因为他学习非常努力,持之以恒。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优秀学生名单上排名第二)回忆道:“他就坐在那里,写个不停。”奥列格记得,西蒙诺夫一开始就像个干部,通常穿皮夹克,像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或穿夹克和衬衫,还系上领带。对文学院其他学生的波希米亚文化,西蒙诺夫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共青团活动上,或撰写书评,而不是用来玩台球。理所当然,文学院的行政部门对他非常重视,把他当做党的忠实信徒,给他布置了许多任务(1937年,他在揭发文学院“反苏维埃分子”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蒙诺夫既严肃,又挑剔,与其说像一位年轻诗人,毋宁说像一名文化官僚。他在1945年回忆:

我没有写出自己的作品,却写了不少对其他人作品的评论。我非常苛刻、急躁。这显示,写出最粗暴、最负面的评论的人,往往是尚没写出或无法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人。(339)

西蒙诺夫是文学院的诗人,正在摸索如何写作才能取悦于自己的政治上级。重新做人的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已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常客,重复出现于他有关白海运河的早期诗歌。但五年计划的希望,以及体现于西班牙内战的英勇斗争,渐渐在他的诗歌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同时,西蒙诺夫深受诗歌老师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1901—1957)的影响。在文学院年轻诗人的眼中,卢戈夫斯科伊颇有魅力。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刀枪,还有来自内战和1931年征伐巴斯玛奇穆斯林起义的纪念品。在《将军》那样的诗篇中,西蒙诺夫尝试探索阳刚、英勇的主题。匈牙利共产主义者马特·扎尔卡(又叫鲁卡契将军),在西班牙内战中遇难,赋予了《将军》一诗灵感。西蒙诺夫的基本价值观来自继父的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像扎尔卡那样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世界中,不但是“人类的美妙素质”,而且是“必需的第一美德”。西蒙诺夫1960年向外国记者解释:“任何人,如果想象我们未来的胜利轻而易举,无须流血,从而流露出沾沾自满,都会受到我们20世纪30年代年轻共产主义者的强烈憎恨。”那是沉浸在斗争观念中的一代——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一代。1973年,西蒙诺夫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为整个时代发言:

开设文学院的同一年,纳粹上了台。我们的学习年代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那就是即将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那些年头,在考虑文学和自己的前途时,一定会自然想到,我们迟早会被迫参加这一场隐隐逼近的反法西斯大战——尚未确定的只是手中握的是笔还是枪。

1936年1月1日,西蒙诺夫的第一首诗《新年祝酒》发表于《消息报》(Izvestiia)。这是青年诗人——当时只有20岁——将获党领导青睐的先兆。在诗中,西蒙诺夫想象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最终搏斗:

朋友,我们今天提高警惕!

豺狼正在将共和国围困!

我们就此举起酒杯,

在默默祈愿中痛饮

为站在机枪旁边的人,

为只与步枪为友的人,

为懂得“战斗”这一动词的人,

一个悲哀的动词,必须承认。

为能够离开缄默房间

走进未知的大火的人……(340)

西蒙诺夫为职业生涯拼搏之时,他的三位奥博连斯基姨妈正在奥伦堡的流放地凋零。那是一个地处伏尔加草原东部的城市,在莫斯科的东南方,相距1500公里。她们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大规模镇压中,被逐出列宁格勒。西蒙诺夫喜欢三位姨妈,从小就定期给她们写信。他母亲的大姐柳德米拉,嫁给来自俄化家庭的德裔炮兵队长马克西米·泰德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留下柳德米拉和三个孩子,困守于炮兵团驻地梁赞。柳德米拉1922年回到彼得格勒,曾在残疾儿童学校担任教师。她1935年被捕时,三个孩子已经长大,两个跟她去了奥伦堡,长子留在列宁格勒——他在红三角厂担任经理,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得以让自己免受逮捕的噩运。中间的姨妈是达丽娅,又叫“桃莉”,严重残疾,身体左侧畸形,部分瘫痪,使她走路颇不方便。个人的不幸,使她养成了古怪脾气,终身未嫁。她在宗教上很虔诚,几近教条,并不隐瞒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坚持贵族的传统。1927年,桃莉到梁赞拜访亚历山德拉,两人在宗教事项上不断发生争执,西蒙诺夫因此而变成了无神论者(不过,他后来给姨妈写信,仍表达宗教上的情感)。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时,曾多次拜访桃莉,但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尽职。他更喜欢小姨妈索尼娅,经常与她同住。索尼娅长得丰满,西蒙诺夫记得她“圆脸,笑得慈祥”,充分体现了“她的善良和开朗”。与桃莉不同,索尼娅尽量适应苏维埃制度,尽管她的举止、价值观、信仰,仍保有19世纪贵族文化的痕迹。她当初读的是师范学校,却当上图书馆员,在共用公寓里独住一间大房。她对自己的命运既不诉苦,也不抱怨。恰恰相反,西蒙诺夫记得,她是三位姨妈中最具活力、最有意思的。由于没有自己的孩子,她喜欢外甥和外甥女来与自己同住。她对康斯坦丁最为疼爱,因为他是她最年轻的外甥,他的读书热情也是她帮助培养的。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我亲爱的宝贝基柳雄切克,我希望你长大后,成为我们的依靠和安慰,我们都非常爱你。我希望你永远有足够的食物,就像我们从前的岁月。”(341)

西蒙诺夫最后一次看到索尼娅是在1933年秋天。他寄宿于她在列宁格勒的住所,在她房间里写下了他一生最初的几首诗。1935年2月,索尼娅、柳德米拉、桃莉被流放到奥伦堡。西蒙诺夫的母亲在莫斯科获悉“三姐妹和从小在圣彼得堡就认识的许多人,都被送去流放地”,西蒙诺夫回忆她当时的反应:

她坐在那里,手捧信件[她刚收到,来自奥伦堡的],眼泪哗哗流下。她突然说:“如果我当时与柳利娅[柳德米拉]一起从梁赞回到彼得格勒,现在我自然与她们一同受苦了。”我记得,她说话的方式使我震惊。她讲到,自己没与姐妹同住一个城市,所以逃脱了姐妹正在承受的厄运,语气中满含内疚。然后,她问继父:“也许,我们会被从这里送去流放地?”她说的“我们”,不是指我们一家,而是指她自己、她的出身,以及整个奥博连斯基家族。(342)

西蒙诺夫并没解释他为何感到震惊。也许,他惊讶于母亲的内疚,但还有其他原因。西蒙诺夫从小就把自己看作“苏维埃人”,继父的被捕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恰恰相反,反而增强了他为自己塑立无产阶级身份的决心。他努力改造自己,先成为一名工程师,再充当一名“无产阶级作家”,更加强了他对苏维埃制度的认同。但母亲对姨妈被捕的反应——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听到她以苏维埃的语言把自己称作“异己分子”——迫使他面对现实。

西蒙诺夫的母亲和继父,每月向奥伦堡邮寄食品和衣服,他也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作资助。1936年,亚历山德拉前去看望她的三个姐妹。西蒙诺夫回忆,她很害怕,担心去了再也回不来(许多人担心,如果看望流放的亲属,自己也会被捕)。总是很现实的继父认为最好还是别去,如果去了被捕,就更难向她们施以援手了。但亚历山德拉坚持要去,并宣称“如果不去,就不算是真正的自己了”。亚历山德拉从奥伦堡回来,西蒙诺夫记得:“漫长的旅途和当地可怕的情景,使她筋疲力尽、悲凉凄楚、身心交瘁。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因为她认为,不会有更坏的遭遇了。”(343)

然而,更坏的事还是发生了。1937年,索尼娅和桃莉在奥伦堡遭到囚禁,索尼娅被枪决,桃莉后来死在劳改营,存活的只剩柳德米拉一人。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回顾这些事件,还忆起自己对最喜爱的姨妈之死的反应:

我发现,她已被关押,之后就杳无音信。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她已死去——但不讲明死于何处和如何死去。我记得,当时之所以感到这种强烈且痛苦的不公,全与她[索尼娅]有关,或主要与她有关。这一感觉永远伴随我的灵魂——我不怕这样说出——这是国家和苏维埃政权对我本人的严重不公,它将永远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这一感觉让人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如果索尼娅还活着,一旦我能有所作为,第一个想帮的就是她。

西蒙诺夫的遗憾是基于他以后获得的认知——他一直在与摧残自己姨妈的迫害制度携手合作。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初获悉她们被捕时的反应是不同的。他为姨妈感到惋惜,但设法找出理由,使她们的遭遇变得合理,甚至合法:

我已不记得当时[1937年]的想法,不记得如何判断和自我说服的……但我知道,我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我非常热爱其中的一位[索尼娅]……也许我心想:“不磕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与当初的感觉相比,这一托词在今天听来,更具讽刺意味。其时,大革命和打破旧社会,仍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大家交谈时,不用这一熟语的人犹如凤毛麟角。(344)

与白海运河的际遇,让西蒙诺夫更靠近政权;但在其他一些人身上,却产生了决然相反的效果。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伊利亚·斯拉温是一名重要的法学家,任职于莫斯科的苏维埃法学院。1929年,他被调到列宁格勒,以援建那里的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在同年的清洗中,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被关闭,它的“资产阶级”学者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它亟需值得信赖的如斯拉温那样的布尔什维克,以对抗苏维埃法律界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后者在列宁格勒仍颇有影响。(345)斯拉温已成为苏维埃法律领域的领军人物,除了担任司法委员会的顾问,还参与编纂了1926年的《苏维埃刑法》,那是1917年刑法后的第一次重大修改。在列宁格勒,斯拉温家与另外一家分享一套大公寓,他家占了两间房(在莫斯科,他们的共用公寓有15户人家)。后来,他们又搬进一套三室公寓,位于列宁格勒的苏维埃大楼,那里住有很多政府行政官员、科学家、艺术家。伊利亚的女儿依达回忆:

相对来说,我们享有特权。兄嫂有自己的房间,父母也有自己的房间。同时,父亲又在自己房间内工作。我睡在餐厅,如有客人,就先去父母房间睡觉,等父母要上床了,再把我搬回餐厅的沙发床……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奢华——绝对是斯巴达和几近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完全遵循父亲的社会主义理想……我们与穷苦的朋友和亲戚分享额外的配给食品——父亲对此感到羞愧……书籍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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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师生合影(满头白发的斯拉温坐在第二排左边第一位)

斯拉温受共产主义学院的委托,写书攻击苏维埃主要法学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从而为政治上司提供自己的贡献。1931年,苏维埃政权对法律学术界发起清洗运动。斯拉温所写的《对苏维埃刑法战线的破坏》(Sabotage on the Front of Soviet Criminal Law),只是其中一部分,篇幅虽短,却很恶毒。他选出几名重要的学者律师,将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与其在1917年之前的相互比较、逐一对照,以揭露他声称的确凿的“资产阶级”观点。斯拉温在政治上坚信旧法律思维必须被铲除,所以谴责这些法学家正企图颠覆苏维埃法制的基本原则。他挑出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批评它一直在训练“昨日的神父和白军卫士”,却假扮成“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日的共产主义者”。受到斯拉温攻击的几名法学家,随即离开他们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大学教职,被迫奔赴外省,寻找工作。(347)

斯拉温家庭档案中有一张伊利亚·斯拉温的照片,时间在1931年,他的周围都是共产主义学院的同事和学生,照片背面写着:“斯拉温同志!深切怀念你——布尔什维克卫队的坚定共产党人、我们的老师、思想战线上的坚强斗士、横扫学术界寄生虫的铁扫帚。”在依达的记忆中,父亲却是一名柔和温情的男子。这两个形象,确实很难调和在一起。也许,斯拉温太软弱,无法抗拒党的要求,被吸进了这个迫害制度。也许,他觉得曾卷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易受攻击,需要写书来证明自己仍属“布尔什维克卫队”。也许,如依达所认为的,他“陷入迷途”,受了自己的信仰的误导。

斯拉温相信“重新做人”,1917年之前就已在从事改造人的实验,为莫吉廖夫城地方监狱的囚犯设立工场和文化中心。其时,他只是一名法律助理,但与监狱长关系良好。改造人的想法,重现于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法律著述,特别是他关于同志法庭(tovarishcheskie sudy)的文章。他当时坚决主张,工作场所的法庭可迫使囚犯参与社区服务以改造自己。(348)

1933年,共产主义学院领导分配给了斯拉温新任务——写一本书,暂名为“劳役者的重新做人——以白海运河为例”。(349)事实上,他被要求为古拉格劳改营赋予法律和哲学上的正当性。也许,斯拉温先前关于“重新做人”的著作起了作用,为他赢得了这一份可怕的差事。但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撰写的《对苏维埃刑法战线的破坏》显示,他已做好准备,愿意寻找和构建法律上的论证,来支持现政权的压迫制度。

相信“重新做人”是一回事,目睹它的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从1932到1933年,斯拉温去了几趟白海运河和其他劳改营,包括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科雷马劳改营。他所看到的,反而摧毁了他对苏维埃“重新做人”的信念。依达还记得父亲出差回来时的“疲惫和沮丧——好几天哑口无言,好像处于休克状态”。斯拉温访问儿童劳教营时,尤其感到震惊,他看到那里的狱警使用残忍的纪律来“重新锻造儿童,以培养苏维埃精神”。斯拉温实在写不出关于白海运河的书,一推再推,延后数年。好几章的草稿被他撕得粉碎(其中有一章题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变”),因为他渐渐明白,“重新做人”在劳改营中并不存在。

斯拉温知道自己已陷入困境。基洛夫被刺杀之后,共产主义学院一半的工作人员遭到清洗,斯拉温一直担心下一个入狱的就是自己。依达记得,父母锁上房门:“彻夜不眠,坐着窃窃私语。”党的档案证实,斯拉温的名字在1934年12月被列入政治嫌疑犯名单(“未来的逮捕对象”)。榜上有名的人都曾属于其他党派,只是到后来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350)

共产主义学院领导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斯拉温无奈,只得呈上有关白海运河的几章草稿。他在这几章中,对古拉格系统的日常运作提出若干批评,却只字不提“重新做人”的政策,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他曾命名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变”的一章,此时改称“重新做人政策中的畸变”。这是很勇敢的举动,斯拉温因此在1935年5月受到共产主义学院编辑委员会的严厉批评,这是一个道德转折点。他深感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信念难以为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熟人恢复了联系——这是一个绝望的尝试,借用依达的话,他“想让时光倒流,并弥补他的政治错误”。但斯拉温一定知道,为时已晚。他身陷绝境,完成此书才有可能自救,但他在道义上无法做到,只好不断推诿,他心里很清楚,推迟得越久,入狱也就越近。1937年3月,斯拉温在共产主义学院的党员会议上说:“我完蛋了,我在政治上已经破产。”(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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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吉娜和帕维尔·维滕贝格在凯姆劳改营(白海运河)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古拉格人口急剧膨胀。集体化和饥荒的受害者,都被送入劳改营,成为苏维埃工业经济的一部分。从1932到1936年,劳改营、劳教营、“特殊定居地”的人口已达240万人(另有50万监狱人口)。(352)这批奴隶劳工在北极区的伐木、建筑、采矿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那里根本招收不到自由劳工。即使在古拉格系统内,也有职业生涯的上升通道:既有狱警和管理人员,又有一定数量的囚犯——前者凭借自己的尽职,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内部获得晋升;后者只要他们身怀古拉格所需要的技能,并承诺追随或愿意适应党的路线。

在苏维埃北极矿区的勘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帕维尔·维滕贝格,被捕于1930年4月。他是科学院清洗出的数百位科学家之一,监禁于列宁格勒,因为忍受不了审讯和威胁而渐渐屈服,最终承认属于一个曾帮助组织1927年雅库茨克叛乱的保皇组织(维滕贝格曾赴西伯利亚东北部,勘探科雷马金矿)。审讯人当着他的面站起来打电话,下令逮捕帕维尔的妻子吉娜(季娜伊达),从而迫使他只得屈服。在帕维尔监禁时期,吉娜一直在担心自己会被捕,她与女儿被迫搬入奥尔戈诺度假区乡间别墅中的一个房间,其他房间则由一名政治警察举报人占用,负责张罗没收他们的财产。帕维尔的女儿叶夫根尼娅回忆,她每周陪同母亲前往列宁格勒戈罗霍娃街的政治保卫总局办事处,询问有关帕维尔的近况:

她会把我,一个年仅8岁的女孩,留在海军部花园的喷泉处(当时没在喷水),让我在原地等候。如果她一去不回,就意味着她也被捕了。我就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按上面的地址自行去找,塔吉娜·勒沃夫娜住在那里,会收留我的。

1931年2月,帕维尔被判处枪决,临到最后一刻又获缓刑,改判劳改10年。他在奥尔戈诺度假区的房子充公(变成政治保卫总局官员的乡间别墅)。他自己先被送去马伊―古帕伐木营,为白海运河提供木料;后来被送去白海运河北部入海处的劳改营——靠近凯姆镇,充当污水处理的工程师。同时,吉娜带上女儿叶夫根尼娅和瓦伦蒂娜,搬进列宁格勒一座共用公寓的单间(长女维罗尼卡已搬去达吉斯坦)。该共用公寓共住16人,其中有原主人——住在正房的一对老夫妇,还有他们充满“阶级仇恨”的前女仆,住在走廊的帷幕背后。到夏天,吉娜把两个女儿送去基辅亲戚家寄宿,自己前去凯姆镇的劳改营充当志愿医生,旨在靠近丈夫。(353)

1931年8月,吉娜刚刚回到列宁格勒,帕维尔就作为地质学家参加政治保卫总局的一支特别考察队,前往瓦伊加奇岛,评估在当地开采贵重矿产的可能。帕维尔很幸运,凭借自己的地质学专长而获得拯救。他虽是囚犯,仍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专长,为古拉格服务。率领瓦伊加奇岛考察队的是整个古拉格系统的主管费奥多尔·艾希曼斯,他1930年6月离开莫斯科,亲赴位于喀拉海的这个偏远北极岛,筹办第一个劳改营。1500名犯人中,近一半是地质学家、地形测绘员、工程师,虽然探测到了岛上丰富的锌和铅矿藏,却找不到艾希曼斯真正冀望的黄金和铂金。住在岛上的涅涅茨人(Nenets)为考察队提供运输服务,其古老传说中的“金女”应是一个纯金的图腾娃娃。劳改营条件很差,尤其是在营房建成之前的几个月,大家住在帐篷里,人工开采锌和铅,纪律非常严苛——稍有违规,便遭枪决——许多人死于严寒,该岛冬季的温度通常跌至摄氏零下40度。(354)

维滕贝格抵达时,寻获黄金的前景已变得渺茫,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叫他也来帮忙。帕维尔很快被委任为总地质师,完成了对瓦伊加奇岛的勘测,到1934年更开启了古拉格的采矿设施,成为北极圈内的第一个采矿区。他在政治保卫总局的内部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关考察队的文章,甚至为海岛的自然历史作了剪贴记录。尽管是一名囚犯,帕维尔享有特权,他领取特殊口粮,住在专家住宅,甚至有自己的办公室。1932年3月,他的家人获准来访,陪他在夏天勘探瓦伊加奇岛。1933年夏天,吉娜将瓦伦蒂娜托付给列宁格勒的朋友,带上叶夫根尼娅来与帕维尔同住。其时,已在1932年10月取代艾希曼斯的劳改营新指挥官阿列克谢·季茨克兰,允许专家的家人前来团聚。吉娜的家书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瓦伊加奇岛。

1933年8月26日

我亲爱的小女儿,维罗尼切卡[维罗尼卡]和柳森卡[瓦伦蒂娜]:

24日夜深时,我们终于抵达爸爸的住地。路上一共花了6天,其中3天都遇上了彻骨的5级大风。古连卡[叶夫根尼娅]非常勇敢,要知道我们的四周大部分乘客都晕了船……爸爸上了我们的船,将行李搬上他的摩托艇。晚上11点,我们就到了家。爸爸看起来很棒,体重有所增加,脸色极好,没有一道皱纹。他的心情甚佳,充满活力,喜爱自己的工作,一如既往……我们的专家住宅很好,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里已是北纬70度,那么确实算是相当不错。我们有两个赏心悦目的房间,每一间有3扇窗,虽然面向东北和西北,仍然光线充足。房内有一个巨大的炉灶,带烤箱的。所以,我必须改进我几乎全忘了的持家能耐。下一次航船,我会寄上爸爸的照片,你们将亲眼看到这里的条件多好、爸爸长得多壮……我们昨天晚上聚会,欢送返回大陆的[囚犯],欢迎新来定居的。会上的发言我们都很喜欢;劳动英雄普受好评。看来,瓦伊加奇岛考察队在全苏联社会主义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里有美好的“重新做人”:所有返回大陆的囚犯,都已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合格工人。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的“重新做人”……晚会的最后节目是“活墙报”[ 一种宣传鼓动] 和精彩的音乐会。这就是我在此地一天半的见闻……(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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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瓦伊加奇岛劳改营,帕维尔·维滕贝格在自己的办公室

在劳改营的樊篱之中,维滕贝格一家的生活渐渐回归正常家庭的作息。吉娜在劳改营的诊所当医生,叶夫根尼娅就读于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子弟学校。叶夫根尼娅回忆:“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妈妈和爸爸的工作。”

每天早晨,不管气温如何,爸爸总是打上一盆冷水,在我们房间内洗身,吃完早饭后,就去地质部门上班。他下班回来之后,我们共进晚餐。然后,他又要埋首案前。妈妈下班回来总是很累,即使是傍晚的阅读,她都感到吃力。我放学后承担所有的家务,因为我的时间最多。我去食堂领晚餐(两份是志愿劳工的,一份是囚犯的),厨师都是中国人,非常称职,教我如何烘焙。一般来讲,与我们在列宁格勒时相比,这里的食物似乎太丰盛了。(356)

这种对古拉格的乐观,到底是真还是假?根据叶夫根尼娅所说,吉娜的乐观乃至对“重新做人”的信念,都是由衷的,不只是写给信件检查员看看的。(357)毫无疑问,家庭得以重新团聚,由此而生的幸福感发挥了效用。同样重要的是专家的相对特权,庇护了他们免受劳改营生活的最坏待遇。另一个可能是,他们沉浸于自己的工作,心甘情愿接受让他们维持现状、不致失眠的任何解说。

1934年,瓦伊加奇岛上发生叛乱,在岛另一端工作的一帮囚犯杀死狱警,发动起义。但他们无处可逃,最终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回营地。吉娜是劳改营的医生,必须检查那些俘虏的伤口,以决定他们是否适合继续工作。她看到可怕的殴打的证据,但对“重新做人”的信念丝毫不曾动摇。同样丝毫未变的是她的积极配合,正如她在雇佣合约中所允诺的,她愿意减少囚犯的病假时间,去贯彻劳改营的劳动纪律。吉娜在叛乱善后工作中表现优异,因此获得“突击手”(udarnitsa)的光荣称号,还登上了劳改营的“红书”光荣榜。她帮助囚犯学习文化和一门手艺,认为这将有助于他们改造人格、成为新人、重返社会。她甚至参加党校学习,还写信告诉女儿,非常喜欢所学到的东西。(358)

据叶夫根尼娅说,帕维尔也愿接受有关古拉格的官方观点。在她看来,他为科学而活,“对政治则兴趣索然。他感谢苏维埃政权让他有机会继续自己的专业,并让家人来瓦伊加奇岛与他团聚”。如果他相信“重新做人”,在女儿看来,那是因为“他天性非常真诚,也许有点天真,具浪漫性格”。在很大程度上,这兴许是真的;只不过这个见解来自深切怀念父亲的女儿。从不同角度看,帕维尔的行为可被视作一种道德上的委曲求全。他的事业显然在劳改营的环境中蒸蒸日上,他所需要的,在那里应有尽有。帕维尔在日记中写道:“在瓦伊加奇岛担任指挥官,该有多痛快。纪律是半军事化的,工人完全听从指挥。”1935年7月,帕维尔因自己的杰出贡献而获得提前释放,整整早了6年。但他希望完成对瓦伊加奇岛的地质研究,所以与行政当局签署了一份合约,以自愿性质继续这项工作。现在看来,这是很关键的转折点。他不再是一个被迫为古拉格工作的囚犯,已经变成了古拉格系统的合作者,以此推进自己的研究。

他完成瓦伊加奇岛的地质研究后,又去德米特罗夫劳改营,成为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的地质学家。同时,吉娜和叶夫根尼娅返回列宁格勒,发现“生活变得较为舒适”。她们搬回曾住过的共用公寓——瓦伦蒂娜和维罗尼卡也来团聚,很快分到额外的一间房。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列宁格勒恐怖中,该共用公寓的原主人已经被捕。但她们无法取回自己的旧家具,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仍在使用她们在奥尔戈诺度假区的乡间别墅,但她们因此受邀前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仓库,自行挑选列宁格勒恐怖时没收来的家具。瓦伦蒂娜和维罗尼卡选了一对古董扶手椅、一张沙发床、一面镜子、一个书柜和一架三角钢琴。(359)

帕维尔1936年回到列宁格勒,在随后的两年当中,继续为古拉格的北冰洋行政部门工作,数次率队远征北地群岛地区。1936年,帕维尔写信给叶夫根尼娅说:“如何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作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家庭舒服地住在一起,似乎是我无法解决的难题。”他通过在古拉格的工作设法争到了特权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感到不安全,担忧自己的家人。

你们曾经陪伴我一起受苦受难,理应得到一份舒适的生活。但我却无能为力,叫我情何以堪!我所能做的,就是自建一所小房子,但妈妈听也不愿听。可以帮我的强人,却将我拒之门外。何时我才能恢复1930年之前的影响力,哪怕是其中的十分之一?

帕维尔努力让自己苏维埃化,上课学习党史,衷心接受个中的“真理”。到1936年的年底,他已经照单全收有关“托派”和苏维埃政权其他“敌人”的教义。帕维尔在日记中写道:“这真是一个耻辱,我从不知道这种事情。要是我早一点知道,阅读历史可以拓宽视野,使自己正确理解党的总路线,也许我的生命便不至于卷入流放和监禁的舛途。我的生活遭到摧残,到底是为了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沦为迷途的羔羊,全怪那个混蛋托洛茨基!”(360)

帕维尔的故事提醒我们,古拉格远远超越监狱营地本身。它是苏维埃工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雇用了大批专家和技术员——工程师、地质学家、建筑师、研究员甚至飞机设计师——向他们提供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发展各自的事业。

帕维尔·德罗兹多夫1906年出生于切尔尼戈夫地区的农民家庭,父亲在1917年之前便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父母都在内战中丧生后,帕维尔来到莫斯科,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之后又接受电工培训(最后在负责首都电气化的发电站上班)。1925年,帕维尔因参加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组织而被捕,判处3年徒刑,流放到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地区。他在那里的伐木营工作,附属于其时仍处设立初期的维舍拉。刑满前一年,即1927年,帕维尔即已获释,自愿选择留在原地,继续他的会计工作。他娶了劳改营邻近农村的女孩亚历山德拉,育有两个孩子,一起住在劳改营的管理员宿舍。1929年,“开明”的古拉格主管爱德华·别尔津抵达维舍拉,帕维尔的命运由此而发生巨变。别尔津大力提倡囚犯“重新做人”,他相信他在德罗兹多夫的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实例。别尔津赏识帕维尔的才干,特别是他的过目不忘(别尔津喜欢说,帕维尔的脑袋里安有一台计算器)。他在劳改营管理系统中迅速提拔帕维尔,与维舍拉高级官员交谈时,经常提及这位前囚犯,视之为“重新做人”的典型。1929年,帕维尔变成伐木营的首席会计;1930年,又晋升为整个维舍拉的首席会计。之后,他作为亲信,跟随别尔津离开维舍拉,前往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帮助筹办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劳改营网络。他在新的古拉格中心马加丹,成为远北建设托拉斯规划部门的首席会计,还须督察属下的各个劳改营。他晋升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中将,分得一套四室的公寓,大得足以容纳自己一家再加上妹妹一家。他还在莫斯科获得一套公寓,亚历山德拉和孩子可去那里过冬。这家人享有特权,能使用专为斯大林精英保留的特殊商店和疗养院,遇上苏维埃节日时,还可以领到远北建设托拉斯制造的礼物。(361)要知道几年前,他还是古拉格一名普通囚犯,现在已是天壤之别。

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1901年出生于伊万诺沃城附近的老信徒家庭,地处莫斯科的东北,相距300公里。1925年,他就读于莫斯科建筑学院,并与年轻艺术家艾莱娜结婚。他的妻子在工人补习学校(专门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为高等学院做准备)上课,女儿朱莉娅出生于1927年。在女儿呱呱坠地之前,米哈伊尔就已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属于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农民政策的学生组织。艾莱娜也被工人补习学校开除,只得去纺织厂上班。1930年,米哈伊尔重返莫斯科的建筑学院,两年后再一次被捕,囚在布提尔基监狱两年。米哈伊尔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学生,被逮捕之前尚未完成他的学位论文,由于教授的干预,他获准在布提尔基监狱继续攻读,甚至回到建筑学院作了论文答辩。要是没有政治警察的帮忙,米哈伊尔这样的特殊待遇,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他有两个叔叔在政治保卫总局供职,他的老朋友菲利浦·巴扎诺夫,即艾莱娜的第一任丈夫,也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担任高职。在米哈伊尔服刑期间,巴扎诺夫尽力帮助艾莱娜(意图说服她重回他的怀抱)。1934年,米哈伊尔流放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尽管有亲戚在当地,其中一人还曾担任摩尔曼斯克的副省长,但米哈伊尔没去探望,因为不想连累他们。

米哈伊尔全靠自己的建筑知识获得拯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个重大建设项目中——工厂和桥梁,他受雇为规划建筑师,附近的劳改营则提供古拉格劳工。他很快成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总建筑师之一。即便是一名流放中的囚犯,米哈伊尔的生活条件,仍然好过身在莫斯科的艾莱娜和朱莉娅。米哈伊尔赚取高薪,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食堂里每天吃肉。而生活在莫斯科的朱莉娅和艾莱娜,全靠粥和面包度日,她们要靠米哈伊尔汇钱才能买肉。朱莉娅体弱多病,迫切需要营养。1930年的年底,艾莱娜干脆把她送到父亲住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希望她受益于米哈伊尔相对舒适的生活。朱莉娅上次见到父亲(她唯一的记忆)是在两年前的布提尔基监狱,那次探监造成如此大的困扰,以致6岁的她竟然想到了自杀。米哈伊尔向老妇人艾莱娜·彼得罗夫娜租借了房间的一角,并承包他们的一日三餐。朱莉娅以眷眷之心回忆那这些菜肴——肉片通心粉、裹肉馅的薄煎饼、鸡腿和冰淇淋。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就会问我:“我们让艾莱娜·彼得罗夫娜做什么菜呀?你想吃什么呀?”我非常喜欢她的美味食物,总是会说[她煮给我们吃的第一道菜]:“通心粉和肉片!通心粉和肉片!”有一天,爸爸实在吃腻了,央求我:“柳森卡,想想别的,我不想再吃了。”但我对其他的菜连想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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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画下的“爸爸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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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波洛兹家庭,拉达站在姨妈奥莉加和外祖母费奥克蒂斯塔之间,男孩是奥莉加的儿子沃洛蒂亚

在朱莉娅看来,从1934到1937年,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度过的岁月,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她在学校里得心应手,茁壮成长。她喜爱芭蕾舞,父亲带她去剧院观摩,并买回留声机,让她在自家小空间随音乐翩翩起舞。艾莱娜将这小空间取名为“爸爸的角落”,仅有7平方米,是米哈伊尔以胶合板自建的,有墙有门,与艾莱娜·彼得罗夫娜的住处分隔开来,给人以单独房间的错觉,米哈伊尔为此感到非常自豪。“爸爸的角落”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桌一椅,还有墙上的书架。不管如何,它仍算是一个家。朱莉娅与父亲在此生活,非常愉快。

1937年1月,艾莱娜也赶来阿尔汉格尔斯克。米哈伊尔的刑期即将结束,她想阖家一起返回莫斯科,但当局不让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待,只好带着朱莉娅先回莫斯科。几星期后,即同年3月,米哈伊尔重又被捕,被以“反革命煽动”的罪名判处劳改5年(1938年遭枪决)。艾莱娜对此次逮捕一无所知,只是一直收不到丈夫的音信。到第二年的夏天,她返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艾莱娜·彼得罗夫娜,方才获悉真相。(362)

维滕贝格家、德罗兹多夫家和斯特罗伊科夫家的遭遇均属特例。古拉格人口的绝大多数,不是充作奴隶劳工,就是羁留在劳改营和偏远定居地枯萎凋零,很少有机会获得正常生活,或缓刑减刑,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32到1936年,超过15万人死于苏维埃的劳改营。(363)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通常还被视作1937至1938年大风暴之前的平静(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甚至称之为“素食年代”),这个死亡统计折射出了迥然不同的色彩。对饱受大恐怖摧残的人来说,有关“平静”的想法可能是真的。但如有家人早早陷入古拉格系统,对这样的数百万人来说,30年代中期已是最痛苦的年代。

阅读这些囚犯寄给家人的信件(写信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审查人员),会惊讶地发现,古拉格大大改变了很多囚犯的价值观和选择顺序——尤其是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甚多的“政治犯”。之前,他们可能在职业中或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中,寻求自己的满足和幸福;现在,劳改营或流放中的多年求生迫使他们重新考量,转而愈加重视家庭的价值。

塔蒂亚娜·波洛兹(娘家姓米亚赫科娃),1898年出生于坦波夫省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地区的律师家庭。她母亲费奥克蒂斯塔是神父的女儿,又是社会民主党成员;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产生分裂时,该党与前者站在一起。母亲鼓励塔蒂亚娜投入政治。1919年,塔蒂亚娜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内战的南部战线即邓尼金白军的腹地开展宣传工作,并在那里遇上未来的丈夫米哈伊尔·波洛兹。他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领导成员,又在独立的乌克兰政府军事委员会供职。该党是乌克兰境内唯一获得大量农民支持的政党,内战结束后并入布尔什维克。乌克兰接受苏维埃的统治,波洛兹变成乌克兰驻莫斯科的政治代表。塔蒂亚娜在高级党校学习,听取托洛茨基的演讲。1923年,米哈伊尔在苏维埃乌克兰政府中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他和塔蒂亚娜定居于哈尔科夫城(1934年前的苏维埃乌克兰首府),1924年,他们的女儿拉达在那里出生。

3年后,塔蒂亚娜先被流放至阿斯特拉罕,1929年再流放至哈萨克斯坦的切尔卡地区。她被控是积极的反对派,与斯米尔诺夫集团有染。在1927年其领导群被开除出党之前,那个集团一直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中一个重要派别。1929年秋天,米哈伊尔前去看望身在哈萨克斯坦的塔蒂亚娜,恳求她为了其时寄养于外祖母处的女儿,放弃她的反对派活动。据一名也流放于切尔卡地区的反对派同伴说,米哈伊尔曾在她耳边低语,“像是某种秘密信息,令她陷入彻底的沮丧,现出一败涂地的模样”。也许米哈伊尔告诉她,斯米尔诺夫一伙正在与斯大林当局谈判投降条件,以便恢复名誉,重回党内。1929年11月3日,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出现于《真理报》,他宣称自己已抛弃托洛茨基立场,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党的总路线”,并呼吁追随者“克服犹豫不决,返回党内”。斯米尔诺夫集团的400名成员随即签署一项声明,转而支持党的总路线,其中就有塔蒂亚娜。她因此获释,从流放地返回自己的家。(364)

1930年,全家从哈尔科夫搬到莫斯科。波洛兹成为苏联预算委员会副主席,塔蒂亚娜在汽车工业界担任经济学家。他们带上塔蒂亚娜的母亲费奥克蒂斯塔和一个管家,一起住进专供政府人员使用的著名的河堤大楼,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对面。由于浪漫的革命家一直为理想而活,他们一家并不很看重自己的特权生活。尽管丈夫坚信反对斯大林是徒劳的,母亲又全心拥护斯大林,塔蒂亚娜仍坚守自己的托洛茨基立场。1933年,塔蒂亚娜连同斯米尔诺夫集团的其他成员再次被捕,获刑3年,被送去乌拉尔地区的上乌拉尔斯克特殊隔离营。数月后的1934年,米哈伊尔也被捕,罪名是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乌克兰政府,判处10年,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拉达和外祖母被赶出河堤大楼,搬到莫斯科郊外一个配有家具的公寓。不久,拉达的姨妈奥莉加和她儿子沃洛蒂亚也搬来同住,她的丈夫也在3年前被捕。拉达回忆,费奥克蒂斯塔“尝试教育我尊重和热爱自己的父母”。

但同时,她又希望我热爱和尊敬苏维埃政权。这不是一件易事,但不知何故,她竟然做到了。外祖母坚信,斯大林自己不清楚逮捕的规模……她认为,既然有这么多反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要查出到底谁有罪,确实很难。在我们的房子里,经常能听到“不打破鸡蛋就无法煎蛋”的感叹。(365)

从1933到1936年的6月,塔蒂亚娜共写了136封信给费奥克蒂斯塔和拉达,平均每周一封,这是古拉格尚存私人信件中最大收集之一。(366)早期信件反映了塔蒂亚娜在政治上的执著,要求给她寄去马克思著作,还会具体评论最新的政治事件。例如在1934年6月,塔蒂亚娜的信件对“切柳斯金号”的船员赞不绝口,因为他们刚刚完成跨越北冰洋的首航——从列宁格勒到白令海峡。不幸的是,这一航程以灾难告终。1934年2月,该船被坚冰撞破,沉没于楚科奇海。好在船员们安营扎寨于冰山之上,最后获得苏维埃飞机的拯救,返回了莫斯科。那里的宣传机构,将之誉为英雄生存的壮举。塔蒂亚娜在6月24日写道,“切柳斯金号”船员向全世界展示了“布尔什维克是何等人物”;4天后她的信又回到了同一主题:

作为苏维埃公民的骄傲,可能从没像今天这样全面而强烈。这一骄傲来自苏维埃人民的“优良品质”、苏维埃的先进飞机、苏维埃的杰出科学家和船员以及其他一切,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在冰山上显示出了其思想和组织的至高无上。对儿童教育来说,那该有多大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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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蒂亚娜写给拉达的信(1935年6月12日)

拉达的政治教育是这些信件中不断呈现的关注点。拉达回忆,“妈妈老是在写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她希望我成为一名工程师和作家……她的信件对我影响很大。我虽是外祖母带大的,但我觉得,我也是妈妈通过这些信件抚养长大的。(367)

塔蒂亚娜希望拉达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她费尽笔墨,点评拉达在家里的行为(谎称是在报纸上读到的,以免透露真正的消息来源,即外祖母费奥克蒂斯塔)。

1935年6月12日

我的小猴子,我们的家务活做得怎样了?他们在报纸上写,你做家务并不心甘情愿,经常丢三落四的,但也写上了其他讯息。我在《消息报》上读到这样一份电讯:“莫斯科(塔斯社)——11岁的突击工人兼模范学生拉达,今天被要求清洗碗盘、收拾厨房。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碗盘非常干净,一切都收拾得整齐。拉达检查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示满意。她还告诉我们的记者,从现在起,她将以同样的高标准,履行所有的家务职责。”记者当然对你表示赞许,我也有同感。小猴子,按照吩咐去做你的烹饪、清洗、打扫,最重要的是听从吩咐。

塔蒂亚娜羁留在狱中愈久,她的信件就愈加牵挂家人。米哈伊尔不得与莫斯科通信,却能写信给塔蒂亚娜。由此,夫妇之间的信件成了父女相互了解的唯一途径。拉达在反思母亲的信件时认为,它们让塔蒂亚娜保持家庭联系,而她的生存又有赖于这一联系。拉达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信“充满乐观,总是提醒我们岁月如梭,也一直在期盼家人重聚的快乐时光”。塔蒂亚娜的许多监狱来信都夹有小礼物——碎布缝的娃娃、玩具动物甚至小衣服——都是她在劳改营中为拉达做的。(368)

1936年,塔蒂亚娜于上乌拉尔斯克特殊隔离营获释,又流放至乌拉尔斯克城,之后再转至阿拉木图。1936年3月,费奥克蒂斯塔赴乌拉尔斯克城,与女儿共度了两个星期。对塔蒂亚娜来说,这两周的时光实在太珍贵了。她后来描述两人坐在一起的亲密:“我的头靠在你肩膀上,一起回顾逝去的光阴。”(369)费奥克蒂斯塔返回莫斯科后不久,塔蒂亚娜写道:“妈妈!我回到家里,但这已不能算是家了。你不在,就没有‘家’[用英文写的]——再也没有温暖。”4月,塔蒂亚娜搬去阿拉木图,开始寄望于拉达能前来跟她一起生活,因此投入所有的精力为实现女儿的迁移奔走。她这段时间的信中充满了希望和兴奋。拉达写道:“她的倔强和执著聚焦于找到一份工作,以及与女儿同住的小房间。”但到最后,此行还是落空。1936年6月,拉达正要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与母亲团聚,塔蒂亚娜却再次被捕,被送去另一个劳改营。拉达回忆:

我们买了赴阿拉木图的火车票,找好路上可照看我的旅伴,打好包裹,发送电报,告知我的抵达信息。回电却说:“收件人已不住在这里。”只好退掉车票。我留在莫斯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一面。

塔蒂亚娜被送去科雷马——那是斯大林古拉格系统中最糟糕的营地之一,并于1937年11月遭枪决。同月,米哈伊尔也被枪决于卡累利阿。他与妻子(托洛茨基分子)的通信,都被记录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中,足以让他被判处死刑。(370)

拉达对父母的去世茫然不知。她尽量不去想,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但有一次,她在梦中看到母亲:

一开始,我在大洋中一条船的甲板上,手中是两本包有褐色胶纸的教科书。我打开其中一本,看到母亲的笔迹。第一句很奇怪:“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我已在海底……”我继续往下读,记不得读了多少行。突然,恐惧袭入我的心,海水从巨大的管道喷薄而出。我的恐惧骤涨,将我紧紧攫住,直到我惊醒过来。(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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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尼古拉和艾莱娜·康德拉季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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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沙米不寻常的冒险记》里的画面

拉达坚信这个梦所传递的“信息”——母亲已经淹死——开始对她朝思暮想。后来,她从科雷马劳改营的幸存者那里听到有关囚犯船沉没的故事,更加确信母亲的厄运。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己的梦;尽管后来收到当局的死亡证明,说母亲是被枪决的,但她仍然认定母亲是淹死的。

监禁之后转向家庭的狂热社会主义者,不单单是塔蒂亚娜·波洛兹。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的农民家庭,该省地处莫斯科的东北方向,相距400公里。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并在1917年的土地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康德拉季耶夫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供咨询。他全力支持新经济政策,提倡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应该优先于重工业,同时还推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并因此闻名于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逆转,康德拉季耶夫被解除一切职务。1930年7月,他被捕,罪名是他属于一个非法的 “农工党”(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一定要枪毙康德拉季耶夫和其他几个歹徒。”(372)但到最后,康德拉季耶夫被判处8年徒刑,始于1932年2月,囚禁在苏兹达尔镇的一个特殊隔离营——14世纪时曾是斯帕索―叶菲梅耶夫修道院。

康德拉季耶夫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频繁进出监狱医院,症状有剧烈头痛、头晕、间歇性耳聋、腿部的慢性风湿、腹泻、呕吐、失眠和抑郁。1936年,他几近失明。然而,康德拉季耶夫仍致力于研究工作,并筹划撰写5本新著。他给妻子叶夫根尼娅写的信超过100封,(373)几乎每一封都附有小字条,专给出生于1925年的女儿艾莱娜(“阿廖娜”)。康德拉季耶夫内心的离别痛苦,在这些信件中表露无遗,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他是一名如此慈爱的父亲,此情此景因而变得愈加凄美。他渴望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积极影响,做不到这一点又成了他内心最痛苦的煎熬。他在1932年3月写给叶夫根尼娅的信中说:“真可怕,她将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长大。这带给我的折磨远超过任何其他的。”(374)尼古拉将所有的父爱,注入写给艾莱娜的信中。她没写回信时,尼古拉就会责备她不够孝顺。尼古拉会不断向她提醒,自己被捕前父女共同生活中的小小轶事。他在信上绘画,给她讲修道院周遭野生动物的故事——小鸟飞来探望,还有他看到的小狐狸。在许多信件中,尼古拉还附上从修道院四周采来的花草。他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女儿的智力发展,给她寄去谜语和字谜,为她开列推荐的书单,要她写读后感。他还鼓励她记日记,纠正她来信中的错误,不厌其烦地提醒她:“书写要工整,凡事都要尽力而为。”(375)他许多来信的尾部都有小孩写的“爸爸”二字。这就是艾莱娜所拥有的有关父亲的一切。她长大后,成为一名植物学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也许,父亲的信件最终还是激起了她对植物学的兴趣。

1935年,为了纪念她的命名日,(376)尼古拉给艾莱娜寄去一则他自编自画的童话《沙米不寻常的冒险记》(The Unusual Adventures of Shammi),讲述一只小猫寻找理想家园,其间的“人们、动物、植物,都生活在幸福与和谐之中”。沙米与朋友公猫瓦夏一起出发,后者很懦弱,也很勉强。在旅途中,它俩遇上各种动物,都试图劝阻它们,并允诺,如果它俩放弃寻找,就会后福无量。但沙米依然一往无前,反倒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山羊、驴、马、母鸡——它们都在“努力工作并渴望更好的生活”。但很快,它们一伙迷了路,开始互相争论,有的被鳄鱼吞食,有的被森林中的猎人捕杀。

1938年8月31日,康德拉季耶夫写信给女儿:

我甜蜜的宝贝阿廖努什卡(艾莱娜):

兴许,假期已经结束,你已重返学校。你的夏季过得如何?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更加强壮、体重增加、皮肤晒成了褐色?我非常想看看你,亲吻你许多许多次。我自己还是不舒服,仍在生病。我甜蜜的阿廖努什卡,我希望你在这个冬天不会生病,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要阅读好的书籍,做一个聪明乖巧的小女孩,听母亲的话,永远不要让她失望。如果你没把我——你的爸爸——彻底忘了,我也会很高兴。好吧,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愿吻你个不停。

你的爸爸(377)

这是最后一封信。不久,9月17日,尼古拉就遭行刑队枪决。

[1]它的地基渗水,即使以莫斯科墓地的墓碑来堵塞,仍然无效。儿童们爬过围栏,在地基的积水潭中游泳,或钓鲤鱼。该宫殿的建造因1941年战争的爆发而停工,之后再也没有复工。但它的效果图继续印在火柴盒上,附近的地铁站名(今天的科洛波德站)仍叫苏维埃宫殿,只是工地本身后来变成了游泳池。

[2]帕维尔·加利斯基(生于1911年)还记得自己在1932年清洗期间,曾受列宁格勒红色军火厂党主管的质询。加利斯基是神父的儿子,担任工厂墙报的主编,新近入党,家庭背景使他易受攻击。工厂清洗委员会的负责人,既是地区党委主席,又是工厂董事,当场要求加利斯基介绍“列宁的著作《反杜林论》”的摘要(事实上,该著作不是列宁的,而是恩格斯的,它详细阐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加利斯基对此书根本一无所知,但他回忆:“我想,反的意思就是反对。所以我就回答,列宁写这本书就是要批驳这个杜林。他们说:‘正确!干得不错,聪明的小伙子!’”(MSP, f. 3, op. 53, d. 2, l. 6)

[3]1935年8月,顿巴斯的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挖出的煤炭创了纪录,赢得了全国媒体广泛的表扬。他的成就引发了一项群众运动,专门奖励熟练且尽职的工人,因为效率是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目标。斯达汉诺夫运动很快发展成一种“突击劳动”,超出生产配额的人可获得奖金、消费品、较好的住房,甚至可晋升为行政干部(尤其是警察)。就斯大林政权而言,该运动是提高生产标准、降低基本工资的措施。它使工人更依赖计件的报酬,又对经理和官员施加了强大压力。燃料或原材料发生短缺时,或模范工人无法完成指标时,经理和官员就要承担全部的罪责(常被指控为破坏者和颠覆分子)。

[4]1935年10月,斯大林探望他在第比利斯的母亲,受到广泛的宣传,由此启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以显示他是家庭观念浓厚的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花园与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场景也被拍了照,这在以前是绝不允许的(大多数苏维埃人甚至不知道斯大林育有子女)。

[5]出于这个原因,她希望匿名。

[6]精神科医生发现,共用公寓的长期居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

[7]俄国将领波将金(1739—1791)为使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的领地留下好印象,在女皇必经之路旁建起一批繁荣村庄。其后,“波将金村”作为弄虚作假的代称闻名于世。——编注

[8]西蒙诺夫可能是指彼得·帕尔琴斯基(1875—1929)。他是采矿工程师,受克伦斯基的任命,在1917年10月负责卫戍冬宫。帕尔琴斯基遭到布尔什维克的监禁,20世纪20年代获释后,得以恢复他在俄罗斯技术研究所的工作。1928年,他再次被捕,第二年遭枪决。劳改营中流传着很多著名囚犯的传奇,如帕尔琴斯基的。看来,西蒙诺夫又上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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