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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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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后期,奥西普、朱莉娅(坐在台阶前面右侧)与儿子伊戈尔(奥西普的身边)、弗拉基米尔(朱莉娅的膝上),以及几个邻居小孩,在莫斯科附近他们的乡间别墅

1937年7月7日晚,丈夫被捕时,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都不知作何感想。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是老布尔什维克,创立初期就是其成员,又是列宁最信赖的同志之一。1932年1月,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祝福皮亚特尼茨基50岁生日的《真理报》文章中,把他描述成一位“典型的革命家,一切奉献给党,全为党的利益而活”。朱莉娅实在想不明白,奥西普何以变成了“人民公敌”。她是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却变得手足无措,不知道究竟应该信谁:已将皮亚特尼茨基定为“叛徒和间谍”的苏维埃媒体,抑或自己近20年的爱人?奥西普是她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被捕后,她都不敢确定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丈夫。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谁是皮亚特尼茨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抑或一个歹徒?……两者可能都是真的。我实在弄不清楚,这才是最痛苦的。”(378)

1920年朱莉娅遇上奥西普时,自己还只有21岁,他39岁。朱莉娅出生于弗拉基米尔城的俄罗斯波兰家庭。她母亲是一名波兰贵族,不顾自己阶层的习俗和宗教,没有得到其父母的同意,竟嫁给了一名俄罗斯东正教神父。母亲在朱莉娅6岁时去世,却把自己浪漫和反叛的气质,遗留给了女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热情而美丽的朱莉娅仅16岁就离开父亲的家,成为俄罗斯军队的一名护士。与她结婚的一名年轻将军,消失在1917年的一次战斗中。内战时期,朱莉娅加入布尔什维克,充任红军间谍,潜入时任东线白军领袖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总部。她最终泄露真实身份,侥幸逃离,来到莫斯科,因精神崩溃而病倒。她在医院中治疗时,遇上了前来探望朋友的奥西普。朱莉娅高度紧张、情绪不稳,又满怀激情,有些诗人气质。由于从小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她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大大影响了自身的政治观点。据奥西普一位朋友的女儿说,朱莉娅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很招人喜欢:“在她面前,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很安静。她一来,我们就把忧愁抛到九霄云外,她总是充满活力。”(379)

相比之下,奥西普严肃认真,沉默寡言。他身体结实,五官清秀柔和,是职业革命家的模范。他很谦逊,几近大公无私,很少谈及自己的私生活(很多党内老同志都不知道他已成家)。1917年之前,奥西普就是地下马克思主义者中最重要的积极分子之一,负责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偷运非法印刷品。他住在国外的时间颇长,尤其是德国,在那里化名为“弗赖塔格”(Freitag,即星期五),翻回俄文便是皮亚特尼察,这也是他名字皮亚特尼茨基的来源(他真正的犹太姓氏是塔尔希斯)。与朱莉娅结婚时,奥西普是莫斯科的党委书记,但很快调到共产国际,负责至关重要的组织部,实际上成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掌门人。皮亚特尼茨基督导共产国际迅速扩张,试图将革命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他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Bolshevik,1926年)其实是一本党的工作手册,介绍组织和道德的原则,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皮亚特尼茨基工作非常勤奋,常常筋疲力尽。他回忆:“我在共产国际工作,从早到晚。”(380)20世纪20年代中期——仅40岁出头,他的头发已全部变白,然后日益稀疏。

奥西普的繁忙工作给家庭生活添加了重负,其在河堤大楼的公寓永远是外国宾客满座。他错过了两个儿子的童年——伊戈尔(生于1921年)和弗拉基米尔(生于1925年),还与朱莉娅频起争执,起因就在于自己时常不能在家。20世纪30年代,朱莉娅因党的资产阶级化和斯大林的独裁而愈益感到失望。伊戈尔回忆父母之间的一场争论——肯定是在1934年——她以愤怒的语调,大声朗诵19世纪初诗人德米特里·韦涅维季诺夫的煽动性诗句:

污物、恶臭、蟑螂、跳蚤

到处都有其留下的手笔和杰作

还有这些唠唠叨叨的俄罗斯人——

而我们必须把这一切称作我们神圣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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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莫斯科,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奥西普吓坏了,担心邻居偷听,赶紧请求妻子:“朱莉娅,小声点!”(381)

到1935年,由于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知道皮亚特尼茨基的大名(英国共产主义者哈利·波利特曾说,皮亚特尼茨基就是共产国际)。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改成了与西方民主国家加强联系,以遏制纳粹德国(即“集体安全”);1934年,苏联甚至加入了两年前曾攻击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国际联盟”,而共产国际必须服从于这一外交政策。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接任总书记一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任务就是与欧洲社会党人建立联盟,鼓励他们与中间派组成联合政府(“人民战线”),以抵制法西斯的威胁。该政策在法国和西班牙取得一定成功,当地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当选。但在共产国际当中,仍有人批评这一策略,其中就有皮亚特尼茨基。许多共产党人,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前成员,认为这样做是对国际革命事业的背叛。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人民阵线”,才能推进国际革命事业,而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不在其内。此外,以李可夫和布哈林为首的较为温和的右翼反对派,其前成员对斯大林的滥用权力也越来越反感。这两个团体找到了共同的目标:都把斯大林当做“反革命”。到1936年,共产国际充斥着不满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窃窃私语。左派们把斯大林对西方列强的和解,与苏维埃精英的资产阶级化挂起钩来。他们仍然对世界革命的理想充满信心,担心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再是对西方无产者的鼓舞,反而变成既存秩序和安全的守护者。在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并没向捍卫共和国的各式左派提供足够的援助,他们因此而大失所望。1936年秋,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大规模援助之下——挺进马德里郊区。即使是斯大林的忠诚支持者,有时也发现很难认同自己目睹的对革命国际主义的背叛。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1935年向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解释:“你必须明白,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宗教。归根结底,要是我们觉得斯大林在放弃世界革命事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反对斯大林本人。”(382)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放心,担心失控。他在1935年8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其领导班子作了大规模整顿。皮亚特尼茨基不再从事共产国际的行政工作,而被调去中央委员会一个新设部门,专管党的监督工作。1936年8月,前反对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分别登上做秀公审的被告席。这无疑是斯大林向批评者发出的明确警告:所有政策的决定权只得留给党的最高层。它的矛头直指共产国际,其反对意见被斯大林视作“外国间谍”的挑拨离间。斯大林在1937年2月写信给季米特洛夫:“你们共产国际的所有人都上了敌人的当。”数千名共产国际的官员和外国共产主义者,在1937至1938年被捕。德国、波兰、南斯拉夫、波罗的海的共产党,几乎清洗殆尽。在共产国际的总部,以及许多共产国际官员寄居的莫斯科勒克斯酒店,风声鹤唳,一片肃杀。一名官员说:“很多人已经半疯,因为时时处在恐惧之中,什么事都做不了。”(383)

皮亚特尼茨基被斯大林斥为托洛茨基分子,后来又被指控卷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法西斯间谍组织,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所组成”。但他儿子相信,他在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的勇敢发言,才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1]很显然,皮亚特尼茨基在中央委员会的新工作中发现了什么,感到无比震惊。对斯大林巨大的个人权力,以及他肆意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消灭政敌,他更是忧心忡忡。据信,皮亚特尼茨基在6月的全体会议上,指责内务人民委员会捏造“人民公敌”的罪证,并呼吁建立特殊委员会,以监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这无疑是自杀性的发言,皮亚特尼茨基自己也有所察觉。他说完后,大厅里一片死寂,紧张气氛,一目了然。数名党领导人,包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承从斯大林的指示,试图说服皮亚特尼茨基撤回发言,从而保住自己的头颅。莫洛托夫还恳求他,要为自己的妻儿着想。但皮亚特尼茨基不愿退缩,宣称自己很清楚将会遇上怎样的噩运,但“共产党人的良心”不允许他收回自己的话。据卡冈诺维奇说,皮亚特尼茨基告诉他,他的抗议活动是有意为之的,是有计划的。“他还说,为了党的团结和道德纯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有必要,甚至愿意踏过自己妻儿的尸体。”斯大林一听到如此汇报,领导班子马上决定休会。第二天早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尼古拉·叶若夫率先发言,指控皮亚特尼茨基是沙皇间谍,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派遣前来渗透共产国际,随即要求就弹劾的动议实施表决。弹劾获得通过,仅3票弃权,其中一票就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她拒绝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对皮亚特尼茨基的指控,直至他被捕(“他是最诚实的人,列宁非常爱护和尊重他”)。(384)朱莉娅在日记里记载,从全会回来,皮亚特尼茨基显得“精疲力竭,颓唐神伤”。她问他是怎么回事,皮亚特尼茨基只谈及:“所有的孩子和无辜者,被迫生活在永久的心理重压之下。”(385)

在随后的两个星期中,皮亚特尼茨基待在家里,把自己锁在办公室。他吃得很少,整天打电话,试图与叶若夫取得联系。朱莉娅无法承受这样的紧张,去了乡间别墅几天——后来甚是后悔。她在1938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清楚他当时所承受的,其实应该留在他的身边。我不够聪明,也不够强大。作为他这样的人的妻子,那就意味着要为他服务,永远坚守岗位。”(386)在这两个星期中,奥西普为被捕而做准备。他将存款和贵重物品转给朱莉娅,销毁了自己的私人笔记和信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曾多次被捕,知道做出何种准备。7月5日,他被开除出党。从乡间别墅回来的朱莉娅注意到,他如此沮丧,以致考虑过自杀,因为他无法想象没有党的生活。第二天,他们一起去拜访老朋友。奥西普告诉他们,他已改变主意,为了党的团结,愿意接受惩罚:“如果一定要为党作出牺牲,不管这牺牲有多艰巨,我都愿愉快地承担。”奥西普先行提醒儿子们,自己即将被捕。他解释说,他因与党的领导发生了争执而受到指控;但他否认罪名,将尽一切可能证明自己的无辜;如果被捕,那他们都不应期望能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伊戈尔还记得:“他警告我不要与斯大林斗,这是他要告诉我的重点。”(387)

7月7日晚上刚过11点,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找奥西普,叶若夫亲自出马。他们闯入公寓,朝朱莉娅扔来一件晨衣,叫她穿上。她开始叫喊,并咒骂他们。叶若夫告诉她:“苏维埃公民与当局代表讲话,不可使用这样的方式。”奥西普为妻子的失态表示歉意,便跟他们离去,随身只带了装有晨衣和牙刷的小手提箱。他们离开时,朱莉娅昏了过去,等她苏醒过来,他们已经不见踪影。她在日记中记下:“我只有一个念头——压倒一切,那就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更感到自己的孤立无助,太可怕了。”第二天,朱莉娅还在上班,内务人民委员会又一次闯入公寓。他们搜寻奥西普的文件,并带走家里的贵重物品。现金、存折、收音机、自行车、大衣、床单、亚麻桌布,甚至像茶杯那样的小东西,统统不见了。通向奥西普办公室的大门被用蜡封住,没人敢于打破,如果真做了,倒会发现大量的书籍,皮亚特尼茨基的家人还能将之出售,来帮助她们应付未来数月的困苦。像所有“人民公敌”家庭一样,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贫困的泥沼。(388)

奥西普的命运,很可能在他6月全会的抗议之前就已被裁定。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中——至少130万人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捕——共产国际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因为它是解答大恐怖起源之谜的关键。

即使以斯大林政权的标准看,大恐怖仍属异乎寻常。它不是惯例的大规模逮捕,比如斯大林统治期间不时席卷全国的那种,而是大批杀戮的既定政策。斯大林不再满足于关押他真实或想象的“政治敌人”,而是下令警方把他们从监狱和劳改营提出,统统枪毙。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和1938这两年,至少有681692人,可能更多,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枪决(姑且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在1921到1940年之间判处死刑的政治犯中,这占了91%)。这两年中,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1196369人增至1881570人(该数字不包括至少14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苏维埃历史上的其他阶段也见证了对“敌人”的大规模逮捕,但从未有这么多的处决。大恐怖中被捕的人中,超过半数后来被枪决。相比之下,1930年被捕的人中,枪决的不到10%——处决的死刑犯是20201人,那也是斯大林时期的第二处决高峰。在1929至1932年的“反富农行动”中,被捕人数很高(586904人),但只有6%(35689人)遭枪决。(389)

大恐怖的起源不易解释,更不易弄清为何如此集中于这两年。为了开始这个理解过程,我们绝不能把大恐怖看成不受控制的意外事件,即随时可爆发的斯大林政权的混乱产物——这是有人提出的解释(390)——而要看成斯大林精心操纵的行为,为了应付他体察的1937年的具体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把大恐怖的起源,追溯到列宁格勒党主管谢尔盖·基洛夫在1934年12月的遇害——据说,此举导致政权对暗藏的敌人实施杀气腾腾的追捕。但该理论捎出一个疑问,为何大规模的逮捕和杀戮,没在1934至1935年开始?为何在1937至1938年大风暴之前,又出现了两年的平静?在基洛夫遇刺之后,列宁格勒的确有大批的逮捕行动。除此之外,苏联其他地区的政治人物,在1935和1936年并没看到明显的恐怖。事实上,经过了1928至1934年的混乱,政权已在苏联检察长亚历山大·维辛斯基的领导下,有意识地返回了更稳定更传统的法律秩序。(391)又有历史学家把大恐怖,与斯大林担忧国内特别是农村的威胁挂起钩来。他们认为,如果苏维埃选举照原计划进行,如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所允诺的,农村的普遍不满将会转化为政治诉求。(392)但内务人民委员会有关国内不满的报告是不可靠的(“反苏情绪和动乱威胁”往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炮制的,以便获得预算和人员的增加);斯大林或其他领导人是否当真,又是不明确的。不管如何,这些报告并没倾向于认为1937年的国内威胁要大于先前年代。从1928到1932年,也有很多不满和反对的报告,但那些年份的国家处决远远比不上1937至1938年的强度。

还有其他历史学家建议,最好把大恐怖理解为“几个相关但分离的现象”,每一个都能自作解释,而不是单一事件的组成部分。(393)事实上,大恐怖真是不同元素组成的复合物: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做秀大公审”、政治精英的清洗、城市中的大规模逮捕、“富农行动”,以及针对少数族裔的“国家行动”。分析大恐怖的各个组成部分可能有好处,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们都在同时开始,同时终结。这显示,它们只是统一运动中的部件,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统一运动。

要了解整体的大恐怖,关键也许在于斯大林对将临战争的恐惧,以及他所感受的国际上对苏联的威胁。(394)希特勒的德国在1936年占领莱茵兰,以及日本人占领满洲里,让斯大林确信苏联正在两条战线上面对轴心国的虎视眈眈。1936年11月,柏林和东京联合起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法西斯的意大利随后加入),这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恐惧。他虽然继续支持“集体安全”,但对苏联与西方联合起来遏制轴心国,并没寄托太大的希望。譬如,西方国家没在西班牙干预,似乎指望以绥靖政策应付纳粹德国;据说在斯大林看来,西方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想把希特勒的部队引向东方,引向苏德战争,而不是在西方针锋相对。到1937年,斯大林确信,苏联已与欧洲的法西斯联盟和东方的日本处于战争的边缘。苏联报刊通常描绘苏维埃国家受到四面八方的威胁,又因法西斯在社会每一角落的渗透——“间谍和暗藏的敌人”——而变得衰弱。

斯大林在1935年告诉作家罗曼·罗兰:“我们来自资本主义各界的敌人正孜孜不倦,其渗透无孔不入。”斯大林的政治观念——如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初击败沙皇政权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会革命。他担心,如果发生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类似的内乱。出于同样的考虑,西班牙内战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斯大林密切关注西班牙的冲突,视之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未来欧洲战争的有效的剧情概要”(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持同一见解)。(395)斯大林将1936年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失败,归罪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团体之间的内讧,因而得出结论: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亟需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镇压,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纵队、法西斯间谍和敌人”,而是所有的潜在反对力量。

现在看来,对“敌人”的偏执性恐惧本来就是斯大林的性格,而这种恐惧又因妻子娜杰日达1932年的自杀、斯大林声称视如兄弟的基洛夫的遇刺,而愈加强化。他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也许,斯大林从来就不太信任别人。自他们二人死后,再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了。”[2]斯大林将基洛夫的遇刺,归罪于季诺维也夫派(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尽管没有证据,他仍下令逮捕列宁格勒前主管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最终被裁定犯了“道德上的共谋罪”,所依据的理由是,他们造就了反对派气氛,从而鼓励了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暗杀。谋杀后的两个半月中,斯大林在列宁格勒亲自督办调查工作,逮捕了近1000名季诺维也夫派,其中大多数被流放到遥远的定居地。20世纪20年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参与联合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盟来反对斯大林,此时双双被捕,季诺维也夫被判处10年监禁,加米涅夫被判处5年。一旦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显得手软,不愿逮捕这么多党的忠诚追随者,斯大林便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雅戈达召来,告诫他要提高警惕,否则就“会把你也拉下马”。雅戈达的地位在1935年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其时,负责党内清洗的叶若夫声称,破获了一个“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组织的,已钻进克里姆林宫的心脏,而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此却茫然不知。斯大林终于对雅戈达失去耐心,让叶若夫取而代之。叶若夫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毫无道德良知,愿意在任何场合捏造“反革命阴谋和间谍圈子”的证据,以满足斯大林的偏执狂。好几年来,叶若夫一直在推销这一理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执行托洛茨基从国外发来的命令,策划了对基洛夫、斯大林以及党领导其他成员的谋杀。以此为基础,斯大林重启了对刺杀基洛夫一案的调查。1936年8月,以叛国罪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14名其他党干部。结果,他们与涉案的另外160人全都被判处死刑。(396)

这是莫斯科首批“做秀公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和铲除由前反对派组织的“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1937年1月的第二批做秀公审,见证了重工业副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皮亚特科夫、卡尔·拉狄克和15名托洛茨基的前支持者,被裁定犯了工业破坏和间谍罪。1937年4月到5月,8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乌博列维奇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和亚基尔将军(基辅军区司令),被逮捕并遭受酷刑,被控以叛国和间谍罪,在镜头前接受公审。据称,他们获得德国和日本的资助,结果均在同一天被枪决。最后也是最大的做秀公审发生于1938年3月,布哈林、雅戈达、李可夫和13名其他高级干部被判处枪决,罪名是参与了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暗杀苏联领导人、破坏经济并充当法西斯势力的间谍。据推测,因为有雅戈达的卷入,所以需要历时这么长久才予以揭发归案。

领导人一旦被捕,他的社会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嫌疑人物。典型的外省城镇掌控在一帮资深官员的手中——地区党主管、警察局局长、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监狱长和地方苏维埃主席——他们在城镇机构中,又各有自己的后台和依附者的网络。只要他们的权力圈子完好无损,这些人便官官相护。只要有人被捕,内务人民委员会查出他们之间的牵连,其圈子里的所有成员,乃至他们的下属,都逃不脱身陷囹圄的厄运。例如,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在乌克兰东部拘捕了尼科波尔城的党委书记:

随即也逮捕了他的助理、朋友和他在尼科波尔城各地所委任的男男女女。尼科波尔军区司令也落入猎人的口袋,然后是地方检察官和他手下所有的法律助理,最后才是尼科波尔城的苏维埃主席……当地的银行、报纸、商业机构都被“清洗”……甚至祸及共用公寓委员会的经理、消防队长、储蓄机构负责人……(397)

领导阶层的恐怖,因此波及每一级党组织、苏维埃机构和社会各界。据估计,从1937到1938年,遭到处决或监禁的党员有116885人。党内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捕,因为属下随时准备揭发上司,以取而代之。同期,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102人遭枪决,5人自杀;此外,还有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在767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及更高军衔的),412人被处决,29人死于监狱,3人自杀,59人羁留在监狱。(398)

斯大林一定知道,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但在战争时期,发动一场革命只需要一小撮“暗藏的敌人”。在斯大林看来,为了铲除这些“暗藏的敌人”,逮捕数百万人也是值得的。斯大林在1937年6月说过,如果被捕者中有5%是真正的敌人,“那也是一个好结果”。证据只是次要的考虑。据其时担任莫斯科党领导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曾说:“如果报告[举报]中有10%的事实,我们就应将整个报告当做是真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抓住一名间谍,斯大林愿意逮捕数千人。他们很清楚,如果完不成逮捕配额,就会因警惕性不高而自找麻烦。叶若夫警告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手下:“太多好过不够,如果[在一次行动中]多杀了一千人,算不上什么大事。”(399)

对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大恐怖是在为未来战争做准备。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至死都在捍卫这一推理。莫洛托夫在1986年解释,“斯大林只是想万无一失(perestrakhoval),大清洗只是一份保单”——领导阶层的必要手段,用以揪出可能会在战争中制造麻烦的“动摇分子、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莫洛托夫承认确有失误,很多人的被捕是不公正的,但“如果领导畏缩不前,允许内讧,我们将在战争中遭受更大损失——也许会被打败”。

我们有义务确保战争爆发后没有第五纵队的存在。要说这些人都是间谍,令人怀疑。但……更重要的是,在决定性的时刻,不需要依赖他们……如果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在战争时期加入反对派,就会有残酷的斗争和巨大的损失……每个人都会遭到摧毁!

在20世纪80年代,卡冈诺维奇以同样的理由来为大恐怖辩护:领导阶层已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国家需要“抽干沼泽(boloto)”——即“摧毁不可靠者和动摇者”。这并不是卡冈诺维奇的马后炮。1938年6月,他就告诉顿巴斯党组织,战争威胁使大镇压成为必须,如果“内部敌人和间谍”没在“大清洗”中遭到摧毁,“国家可能早已陷入战争的泥沼”。(400)

“大恐怖”由克里姆林宫统筹,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具体执行,以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形式席卷整个社会,旨在清洗“反社会分子”和战争时可能的“反苏维埃分子”。这些群众运动中最大的一次是臭名昭著的第00447号命令,即“富农行动”。从1937到1938年,它占了一半的逮捕人数(669929人)和过半的处决人数(376202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前“富农”及其家人,他们刚刚服完标准的8年徒刑,从“特殊定居地”和古拉格劳改营归来。那些徒刑是1929至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判处的,罪名是“反革命煽动”。斯大林担心,不满和怨恨的“富农”会在各地泛滥成灾,一旦发生战争,可能构成威胁。他特别关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声称保皇党组织俄罗斯军事总盟(ROVS)正在策划“富农起义”,以配合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入侵。数万被指控的俄罗斯军事总盟成员在“富农行动”中遭到枪决,往往并不算在官方统计之中(例如,阿尔泰内务人民委员会曾针对他们在1937年枪决22108名军事总盟成员,呈送过一份单独报告)。“富农行动”又与地方苏维埃的大批清洗直接相连,这在边境地区特别残酷,如西部各省、顿巴斯、西伯利亚的西部,因为政权最不放心那里的居民。(401)

另有大规模的“全国行动”,驱逐和处决苏维埃的少数民族——被视作战争爆发时的潜在“间谍”:德裔、波兰裔、芬兰裔、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朝鲜人、中国人,甚至从哈尔滨返国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返国是在1935年之后,其时,日本1932年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从苏联手中买下了中东铁路。斯大林对苏维埃西部地区的波兰裔尤为猜疑,这始于俄国内战时期波兰入侵乌克兰,红军随即对华沙发起反攻,却一败涂地——这一军事失败给斯大林带来羞辱,因为他就是前线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斯大林把苏维埃波兰裔(包括他认为是波兰裔的很多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当做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半法西斯”波兰的第五纵队。苏联领导人担心,波兰会与纳粹德国联合起来,向苏联再一次发起进攻。1937年8月推出的第00485号命令,就是针对波兰裔的“国家行动”。结果,截至1938年11月,近14万人或遭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营。(402)

从1937到1938年,许多人消失,特别是在都市的党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时有发生。逮捕似乎是随意的,黑色警车游荡在深夜的街道,任何人好像都有可能被抓。监狱里的囚犯是全国人口的横截面;大多数囚犯不知道自己为何入狱。到1938年秋季,几乎每一户人家,或自己失去亲人,或认识亲人被押的朋友。人们总是在忧惧深夜的敲门声,睡也睡不好,一听到车子停下就会惊醒。他们躺在床上,静听脚步声渐行渐远,或走上楼梯,或移至走廊上的别家,知道不速之客不是来找自己的,才敢重新睡去。创办列宁格勒木偶剧院的柳博芙·沙波利娜,在1937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日常生活的快乐。我早晨醒来时情不自禁地想到:感谢上帝,昨晚没事。他们不会在白天抓人,但今夜如何,却没人知晓。这就像拉封丹寓言中的羔羊——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理由被捕,流放去天晓得的鬼地方。我很幸运,心里一片平静,根本不在乎。但大多数人,却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恐怖之中。(403)

奥西普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如此回忆父亲被捕之前河堤大楼的气氛:

这座阴郁的大楼内,有500多套党的精英干部的公寓,逮捕的事经常发生。我老在院子里和走廊上玩,亲眼目睹过好几次。晚上,天黑了,大楼变得冷清、沉寂。居民们像是在守候灾难,都躲了起来。突然,几辆车子冲进院子,身穿制服或便衣的男子跳出来,走向楼梯口——他们中每个人都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就看到几套公寓的灯亮了。我知道大家住的地方,即可算出谁是逮捕对象。如果公寓里所有的灯都亮了,这意味着正在抄家。那些时日,许多人担心被捕,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404)

大家都在等待自己的噩运。许多人拾掇了一个小包,放在床边,等待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敲门,随时就可上路。这种消极心态是大恐怖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其实有很多逃避的机会——逃离城市,再在黑市上购买假身份,那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不善于追捕流窜的人口。(405)俄罗斯人本有逃离国家迫害的悠久传统——从老信徒到逃亡的农奴——这也是数百万农民逃离集体农庄和“特殊定居地”的战术。但城市居民大多留在原地,没作任何抵抗,只是束手待毙。

被捕于1943年的电影编剧瓦莱里·福雷德(1922—1998),回首往事,认为大多数人因恐惧而陷入瘫痪。他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法力无处不在,像是处于催眠状态,实在想不到抵抗或逃跑。

我在人类历史上想不出类似的情况,只好去动物界寻找例子:震慑于蟒蛇的兔子……我们都好比是兔子,承认蟒蛇吞下我们的权利。不管是谁,一旦处于这样的注视下,便会噤若寒蝉,嘴里塞着对命运的无奈。(406)

维亚切斯拉夫·科洛布科夫讲述了他父亲深夜听到汽车在住宅外面停下时的恐慌——他父亲只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工人。

每天晚上,他都很警觉——等候汽车发动机的声响。如果确有,他就会在床上坐起不动,一副吓坏了的模样。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什么,却能嗅到他的恐惧、手心捏着汗,能感觉得到他浑身颤抖。他听到车声,总是说“他们来找我了”。他确信,自己将因出言不慎而被捕——他曾在家里咒骂布尔什维克。他听到发动机熄火和车门关闭声,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在恐慌中摸索自以为最需要的东西。这些物件始终放在床边,以备“他们”的到来。我记得放在床边的有面包干,他最担心饿肚子。很多个夜晚,父亲几乎彻夜不眠——等候一辆始终没有出现的汽车。(407)

面临逮捕的布尔什维克精英显得特别消极被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党在思想上的灌输。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深层次渴望,很容易抵消任何试图抵制的想法。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是喀山一名资深党干部的妻子,自己也是党的积极分子。丈夫被捕后,她也失去工作,无时不在担心自己被捕。金兹伯格回忆,她婆婆是一个“简单的文盲农妇,出生于农奴制时代,却很有深刻的哲理,谈到生活问题时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这个老农妇劝她逃走:

“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你跑得越远越好,为什么不去我们的老家波克洛夫斯科耶村庄呢?”……

“老祖母呀,我做得到吗?我怎么能放弃一切,孩子们、工作?”[金兹伯格回答]

“但他们已把你开除了。至于孩子嘛,跟我们在一起,是不会吃苦的。”

“但我必须向党证明我的清白。我是一名共产党人,怎么能逃避党呢?”(408)

相信自己的清白,让许多布尔什维克变得束手无策。他们设法说服自己,真正有罪的才会被捕,而自己的清白最终会提供保护的。艾莱娜·邦纳回忆,她曾无意中听到都是忠贞党员的父母因亲密朋友的被捕而在深夜交谈。艾莱娜半夜醒来,非常焦虑,因为这一逮捕使她意识到:“快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劫数难逃,而且会来得很快。”

饭厅里漆黑一团,但父母房内仍有声息。我走近他们的门口,能听到母亲在抽泣。然后,她开始讲话,复又哭起来,我以前从没见过她哭。她不断重复“我的一生”,抽抽噎噎的……爸爸轻声作答,但我听不清。突然,她大声喊出:“我从小就认识斯捷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认识他的时间是认识你的三倍。明白吗?你明白吗?”接下来只有呜咽,还有嘎吱一声,以及拖鞋走在地板上的声响——爸爸已经起床。我从门口跳开,怕他出来。但他开始在房间内踱步——朝窗口五步,再朝床五步,好像一个钟摆。他擦燃一根火柴,妈妈又开始讲话:“告诉我,你信不信?你相信这个噩梦吗?”她停止哭泣。“你相信,阿克斯他……你相信帕维尔他……修卡他……你相信他们都……”她只讲半句,但意思已经很明显。然后,她冷静地轻声说:“我知道,你其实也不信。”爸爸发出一种陌生且哀求的声音:“但是,鲁法―占恩[他对艾莱娜的母亲露丝的昵称],我怎么敢不信呢?”他停顿一会,又说:“毕竟,他们还没来逮捕你我。”(409)

还有其他布尔什维克,包括皮亚特尼茨基,如此献身于共产主义信仰,以至于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如果党有要求,他们也愿意承认对他们的指控。[3]根据共产主义道德,被控危害党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悔改,跪下接受党的判决。这也就是皮亚特尼茨基在被捕前夕所说的:如果党需要有人作出牺牲,他愿意“愉快地承担”。

许多布尔什维克让家人为自己的可能被捕做好准备,尽力保护家人。卡马河上的运输官员彼得·波塔波夫,在1937年8月被捕的前几天,让家人去下诺夫哥罗德探亲。他女儿回忆:“我们已有5年多没有休过假,他感到前景有点不妙,为我们担心,希望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抓人时,我们正好不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的资深官员列夫·伊林,预先从列宁格勒的宽敞公寓搬至一座合作小公寓,以避免自己一旦被捕,家人必须与人分享生活空间的难题。他还让从未外出工作的妻子先去纺织厂上班,保证以后能够养活女儿。他恳求妻子与自己离婚,希望能因此脱嫌,逃脱一起被捕的噩运。但她拒绝了,视之为“可耻的背叛”。夫妻之间时常为此发生激烈的争持,直到列夫被捕。(410)

双双在1937年被捕的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试图让14岁的女儿玛丽亚自力更生。他们训练她自己外出购物,教她遇上父母被捕时一言不发,还强迫她阅读报纸上的做秀公审,让她懂得父母双双被捕的威胁意味着什么。玛丽亚回忆:“我什么都懂。父亲与图哈切夫斯基走得很近,在总参谋部一起工作。我们大楼里都是军人,一个个地被捕,所以我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玛丽亚的父亲7月8日被捕,母亲的被捕是在7月14日。

那一夜,妈妈觉得他们会来抓人。我们坐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就我们俩,没有安德烈[玛丽亚的弟弟]。尽管妈妈知道我第二天早晨还有考试,依然到了午夜时分才对我说:“夜深了,你还是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玛丽亚醒来发现母亲已经不见了——她就在那个深夜被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也搜过玛丽亚的房间。在她的床头,母亲留下了告别的字条和一些零钱。(411)

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在1937年11月5日晚上被捕,他没写内务人民委员会要的为古拉格劳工在白海运河“重新做人”正名的书。被捕当天,伊利亚还被叫到列宁格勒的党部,接受法学院院长的任命——前院长刚刚被捕。斯拉温得到一种解脱,他原先在期待最坏的结果,现在看来似乎获救了。他心情愉快,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斯拉温一家庆祝了依达的16岁生日。依达回忆:

妈妈在餐桌上摆满美食。哥哥为我家墙报“哈利路亚”[斯拉温家的宣传布告栏]编出了特别的“生日版”,还兼任当晚的钢琴师。我穿上讲究的新衣,欢迎学校里的朋友……爸爸处在最佳状态:活像一个小男孩,与我们一起玩耍,跟所有的女孩跳舞,喝了不少,甚至还唱起他最喜爱的歌曲《夜莺》。

客人走后,伊利亚开始谈论他来年暑假的计划。“他希望我们全家好好聚聚,还谈及一起去高加索和黑海度假。”

凌晨1点,内务人民委员会光临。依达记得:

突然,明亮的灯光和陌生人的声响把我惊醒,叫我迅速穿衣服。站在门口的是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只稍稍移开目光,避开匆匆穿衣的我,然后把我带去爸爸的办公室。爸爸坐在房间中央的凳子上,骤然变得苍老。妈妈、哥哥及他怀孕的妻子和我都坐在沙发上。清洁工站在门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十分随意,像是在自己家里……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的一些点滴: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贝伊戈尔),环顾父亲的办公室,不时发出感叹:“你有这么多的书。我是一名学生,没有这么多。”他翻看那些书,每当发现题词,就会停下来以拳击桌,大声喝问:“这个作者是谁?”

然后出现一个几乎哭笑不得的场景。贝伊戈尔叫我拿出我的德文课本,戏剧性地翻到课本尾部,那是一篇卡尔·拉狄克的文章(他显然曾在许多家庭中,向我这样年龄的孩子表演过此幕)。卡尔·拉狄克当时已被捕,但尚未判刑或在报刊上被列为“人民公敌”。贝伊戈尔故作姿态,将那几页撕下,用火柴点燃,装成一名高尚的英雄,说:“谢天谢地,这个证据已被销毁,带走你爸爸时,我就不必把你也带上。”我太害怕了,不敢作声。随即,父亲打破沉默说:“谢谢你。”

除了这个多管闲事的贝伊戈尔,记忆中铭刻最深的是父亲兀立的身影。我从未见过如此颓丧的他——彻底的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对自己承受的屈辱,好像漠不关心。他都不像自己本人了……我朝他看,他脸上全无表情。我的注视,他既没看到,也无感受,只是坐在房间中央——纹丝不动,默不作声。这是他——却又不是他。

搜查持续了整整一夜,他们从办公室走到饭厅,再到哥哥房间。从碗柜和玻璃书柜取出书籍和手稿,撕下的书页狼藉满地;还从箱子里翻出精心保存的家庭相册,照片也散落一地。这些东西,他们大多拿走了,外加一台照相机、一副双筒望远镜(充当“间谍”的证据)和一台打字机——父亲写所有文章时用的老式安德伍德牌打字机……

在这漫长的夜晚,他们在翻阅父亲人生经历的章节,父亲在想什么?这足以摧毁他的信仰吗?贝伊戈尔(一条微不足道的蠕虫!)记录他的党员生涯细节,来充作犯罪证据,他会有怎样的恐惧感?

搜查结束时已是早晨,一切都登记在册,将被没收。父亲被带到走廊,我们跟在后面,父母房间的门已经被封。他们叫爸爸穿好衣服,妈妈已为他准备了一只小箱[内含一副眼镜、盥洗用品、手帕和100卢布的现金]。

然后,父亲打破沉默说:“再见。”妈妈抱着他恸哭,父亲抚摸她的头,口中不断重复:“别担心,会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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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依达·斯拉温(左)和她的父母

那个夜晚打碎了我的心,也打破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和谐与意义的信念。在我们家里,父亲曾是大家崇拜的对象。在我们眼中,他高高在上,仿若神明。现在他倒下了,让人感到整个世界似乎也已结束。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让他看出我的恐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把爸爸带向大门,我紧跟在后。突然,他回头再看我一眼,一定察觉到我内心的百感交集。我哽咽着朝他扑去。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小鬼,我心爱的女儿,历史上总会有错误的,但请记住——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你要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贝伊戈尔呵斥道:“安静!”这时就有人走上前来,把我拉开了。

“告别了,我的亲人,请相信正义……”——他本来还想说什么,但已被他们带走,下了楼梯。(412)

依达也可能被捕,这绝对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的空洞威吓。16岁的她,已经可以像成年人一样遭到逮捕和监禁,甚至枪决。1935年,苏维埃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捕(当年的第二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了危害国家罪的囚犯的亲属)。事实上,这无疑宣告了人质制度的建立。许多布尔什维克,在做秀公审之前的审讯中,都受到逮捕亲人的威胁。例如,加米涅夫就受到威胁要处决他的儿子,于是同意在供词上签字,以换取斯大林不碰他家人的个人保证。季诺维也夫做了相同的交易。伊万·斯米尔诺夫在审讯期间,看到女儿受到警卫的粗暴对待而表示屈服。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顶住了残酷的刑讯,等到16岁女儿被带进房间,当着他的面遭人强奸时,才弃守投降。(413)

不管斯大林在做秀公审之前作了何种承诺,一旦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遭到处决,他就下令逮捕他们的许多亲戚。加米涅夫的儿子1939年遭枪决(一个小儿子被送去孤儿院,改名为格列博夫)。加米涅夫的妻子1935年被判处刑事流放,1938年重审,1941年遭枪决。季诺维也夫之子1937年被枪决;他妹妹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后来也被枪决。他另外三个姐妹、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一个表弟、一个妹夫被送去劳改营,三个兄弟和一个侄子遭枪决。斯米尔诺夫的女儿遭到囚禁,他的妻子1938年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被枪决。在1936到1938年之间,几乎所有托洛茨基的家人,都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格杀。他们是托洛茨基的弟弟亚历山大、妹妹奥莉加、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儿子列夫和谢尔盖,以及女儿季娜伊达(于1933年自杀)的两位丈夫。(414)

斯大林执著于惩罚敌人的亲属,也许是从格鲁吉亚学来的。家族之间的仇杀,向来就是高加索地区政治的一部分。在布尔什维克精英中,家庭氏族与政治忠诚相互交织。婚姻造就联盟,如果与反对派或敌人有血缘关系,也会葬送前途。斯大林认为,家庭应该为其个别成员的行为承担集体的责任。如果某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捕,他的妻子自动有罪,除非她奋起揭发。因为大家假定她与丈夫持有相同的观点,还会予以保护,至少她缺乏警惕性。斯大林认为,镇压亲属是一项必要措施,可从社会中铲除不满人士。莫洛托夫在1986年被问及为何要迫害斯大林“敌人”的家属,他解释说:“他们必须被隔离开来,不然,就会四下传布各式的牢骚和投诉,整个社会将因此变得士气低落。”(415)

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活在对自己被捕的等待之中。奥西普7月7日被捕前不久,她开始写日记,以倾吐自己的焦虑。现在除了恐惧,她还须应付一连串的日常麻烦。她的小儿子弗拉基米尔自6月起一直住在克里米亚的少先队阿尔捷克营,现在需要领回。朱莉娅担心,如果自己被捕前没有安排好亲友收养他,内务人民委员就会把他送进孤儿院。她的大儿子伊戈尔刚满16岁,在父亲被捕前,一直渴望在共青团内有所作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更有被捕的危险。朱莉娅一方面试图应付伊戈尔的复杂情绪——对父亲的愤怒和对自己不幸际遇的悲痛、失望、羞耻——另一方面又要遏制自己类似的困惑。朱莉娅在7月11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伊戈尔整天都在床上看书”。

关于爸爸,以及爸爸以前的“同志”的行为,他不发一言。有时,我会表述怨恨和恶毒的想法,但他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不允许我有此类批评,有时还会说:“妈妈,你这样做,叫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可能会把你杀死。”(416)

朱莉娅的燃眉之急是入不敷出。像在大恐怖中失去丈夫的许多妻子一样,她如此操心于每天的生计,如此受伤于地位的落差,以致没时间思忖自身的安危。(417)朱莉娅在搜查中失去存折以及本可出售的贵重物品,现在全靠自己的微薄工资,实在养不活住在公寓里的5位家人(两个儿子,年迈的父亲、继母和他们无业的女儿柳德米拉),再加上一只拳师犬,全家只好每天喝菜汤和麦片粥。她曾是资深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习惯于特权生活,发现极难适应贫困。她一肚子苦水,顾影自怜,甚至去党部抱怨,却被告知应该锻炼自己适应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业余时间,她在市内寻找薪资较高的工作,但都无果而终。钢铁建设托拉斯不需要“专家”(那里的官员告诉朱莉娅:“我们不是法西斯德国。”),甚至布提尔基监狱也不需要“她那一种”员工(即“敌人”的妻子)。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工厂官员看都不看我的资料,也不想问我什么,只瞟一瞟,就说‘没有’。”同事也拒绝帮助,朱莉娅写道:“每个人都躲着我,而那时的我,又多么需要支持啊,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关心或忠告。”同时,家里情况不断恶化,紧张气氛日益升温。朱莉娅同父异母的妹妹和继母,经常抱怨食物的短缺,将之归罪于奥西普,甚至想把朱莉娅赶出公寓。几星期后,柳德米拉找到一份工作,与父母搬去另一套公寓,不愿受皮亚特尼茨基一家的“拖累”。柳德米拉说:“如果不能解救每一个人,就让那些能够自救的另谋出路吧。”朱莉娅不清楚柳德米拉和父母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她对此表示怀疑:

这真是可耻,整整7年,他们受皮亚特尼茨基的供养,一起住在舒适的公寓,柳芭[柳德米拉]上的还是一所好学校。一旦我们遇上了麻烦,他们就想尽快地逃离我和我的孩子们——逃离我们的不幸。(418)

他们搬出去没多久,朱莉娅和儿子们就被逐出,搬到楼下较小的公寓,与一户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家庭合住,那家男主人早在春天时就被捕了。朱莉娅感到绝望,自己的人生正在坍塌崩溃,甚至想到自杀。在绝望之中,她去拜访河堤大楼中唯一不怕与她说话的邻居,倾诉自己的苦楚。老太太告诉她,不必为自己感到难过,好多官员现在住着更小的房间。此外,老太太还说,没有皮亚特尼茨基,朱莉娅可以过得更好,因为“你俩本来就相处得不融洽”。现在,她可以只为自己和儿子考虑,不再为丈夫担惊受怕。朱莉娅事后反思这段话,当夜在日记中写道:“这倒是真的,他没花多少时间与我们在一起,总是在工作。那些来占我们便宜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我们之间相处得并不好。”(419)在随后一年中,朱莉娅对丈夫还产生了其他疑惑。

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1937年11月29日的日记写道:

我们俄罗斯人,就像大雪压顶的树木,不堪生存的重负,亟想与人谈谈心事,实在憋不住了。但一旦开口,遇上第三者偷听——他马上就灰飞烟灭了!大家都明白,一席谈话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与朋友达成共识,刻意保持沉默。我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发现我,等到座位空出,就来与我同坐。想说点什么,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又觉得很不方便。他变得紧张兮兮,每次准备发言,就先看看我们这一排的人,再看看对面一排的人,到头来却只是说:“是的……”我的回答也是如此。就这样,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乘到扎戈尔斯克城:

“是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是的,格奥尔基·爱德华多维奇。”(420)

即使在苏维埃时期的最好年月,交谈也是危险的。到了大恐怖时期,几句话不小心,就可能使人永远消失,举报人比比皆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曾经说过:“如今,一个人只能与妻子讲心里话——晚上,把毯子拉过来蒙上头。”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写道:在朋友当中,他无须担心恶意谣诼或举报、可以畅所欲言的,总共仅有“两三个老头”。(421)

大恐怖让苏维埃人民闭上了嘴,非常有效。列泽达·泰西娜的父亲于1936年被捕,她回忆道:“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22)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特维尔省严守宗教戒律的农民家庭中长大。1930年,德罗兹多夫一家逃离自己村庄的集体化,使用假证件,搬至列宁格勒附近的红村。玛丽亚的父亲在家具厂上班,母亲安娜在医院工作。安娜是一名不识字的农妇,深信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基督者,他们的特工能听到、看到她所做的一切,所以不敢出门,也不敢在自己房间之外讲话。当她父亲——一个教堂看门人——于1937年被捕时,安娜更被吓得陷于瘫痪。她不愿出门,害怕讲话,担心邻居偷听。晚上,她不敢开灯,唯恐引起警方的注意。她甚至不敢上厕所,担心自己用作手纸的报纸上印有斯大林的名字。(423)

熟人之间达成一个默契,大家均不谈政治。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捕,然后就会受警方的胁迫来汇报这样的谈话,当做熟人“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在这种气氛之下,主动与最亲密的朋友之外的人讨论政治,只会引起怀疑,反被视作举报人,或寻衅滋事者。

维拉·图尔金娜记得,她的朋友和邻居均以沉默来回应她父亲的被捕。其时,她的父亲担任彼尔姆省法院主席。

对面房子住着三个女孩,她们的父亲也已被捕……我们大家尽量避免这一话题,我们所说的只是“他不在,已走了,去了某某地方”……我父亲就是因为“嘴快”而受害——这是我们家人的理解——他过于坦率,直言不讳,说得太多,超越他应该说的。我们相信嘴快是他被捕的原因,这让我们自己更为沉默。(424)

沉默的坚忍是失去朋友和亲戚之后的常见反应。艾玛·格施泰因在1937年写到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他只字不提被逐和业已死去的朋友。那个时代,没人提……只有眼泪簌簌!那些年的特征就是如此。”(425)

许多家庭的主调是静默。人们避而不谈被捕的亲属,或销毁那些亲属的来信,或不让孩子看到,希望以此来获得保护。即使在家里,谈论这一类亲戚也是危险的,即所谓的“隔墙有耳”。丈夫谢尔盖·克鲁格洛夫1937年被捕之后,阿纳斯塔西娅和两个孩子搬去一个共用公寓,其邻居供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两家隔开的只有一道薄墙。塔蒂亚娜·克鲁格洛夫回忆:“能听到一切声响。他们能听到我们打喷嚏,甚至能听到我们最低声的耳语。妈妈总叫我们保持沉默。”整整30年,她们不敢讲话,因为她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邻居一直在汇报她们的一言一行(事实上,他是在故意制造恐惧,为了想要安静、听话的邻居)。(426)

父亲被捕后,纳塔利娅·丹尼洛娃跟母亲回娘家住,即奥索尔金家。在新的住处,涉及父亲的谈话都是被禁的。奥索尔金家是个贵族家庭,好几名成员已经入狱,包括纳塔利娅的姨妈马尼娅的丈夫。马尼娅个性坚强,掌管全家的一切。纳塔利娅回忆:“她敌视我的父亲,也许因为他是农民和社会主义者。她似乎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被捕也是活该,而且以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麻烦。她将这一观点强加于我们大家,只有她一人才有权利谈论此事。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427)

家庭逐渐生成了谈话的特殊规则。他们学会运用迂回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外人、邻居、佣工即使听到,也会不得要领。艾玛·格施泰因回忆起堂哥的妻子玛格丽塔·格施泰因,她是老资格的反对派,曾来莫斯科与她的家人同住一段时间。有一天,玛格丽塔在谈论反对斯大林的毫无意义,正讲到句子的一半(“当然,我们可以把斯大林抹掉,但……”):

门开了,我们的女佣波利亚走进餐厅。我打了一个寒战,吓坏了。但玛格丽塔丝毫不改她的慵懒姿态,以完全相同的语调和语音,接下去说:“所以叶莫奇卡,赶快去买丝绸,不要犹豫。你做得那么辛苦,应该给自己做一件新衣裳。”女佣离开后,玛格丽塔解释说,永远不能给人以措手不及的印象。“不用缩头缩脑,也无须一脸不安、环顾左右。”(428)

天性健谈的孩子特别危险。许多父母认为,子女知道得越少,大家就越安全。安东尼娜·莫伊谢耶娃1927年出生于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家庭;1929年,她家被划为“富农”,流放至乌拉尔的“特殊定居地”。他们在1936年返回彼尔姆附近的丘索沃镇,安东尼娜的母亲郑重告诫孩子们:

她总是说:“你们不能发表意见,否则就会被抓起来。”我们排队领面包,站了整整一晚上。她对我们说:“你们不准发表意见,政府没有面包,不关你们的事。”妈妈还告诫我们,发表意见是一种罪过。每当我们出门,她总会说:“管住你的嘴!”(429)

维尔格尔姆在莫斯科的匈牙利家庭中长大,他9岁时,即1938年,父亲在一次“国家行动”中被捕。据他回忆,母亲和祖父母并没提供具体的警告或指示教他如何应对,但他能感受到恐惧的氛围:

我下意识地明白,必须保持缄默,不可讲出心中的想法。譬如,我们乘坐拥挤的电车,心知肚明,必须保持沉默,甚至不能说我在窗外看到的东西……我也觉得,每个人都在这样做。所以,像电车那样的公共场所,总是很安静。如果开口,也只讲一些琐碎小事,例如去了何处购物。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的严肃话题。(430)

奥克萨娜·戈洛夫尼亚记得一次与父亲阿纳托利——电影摄影师——同乘一辆拥挤的莫斯科巴士,她提及“洛德亚叔叔”(电影导演普多夫金):

爸爸在我耳边低语:“你在公共场合,千万不要说出人名。”他看到我迷惑而害怕的神情,转而大声说:“看那些小饺子,可不就像是些小耳朵!”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坐在旁边偷听!爸爸的教训对我的人生大有裨益。(431)

普里谢维恩在1937年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变得如此善于隐藏自己发言中的含义,可能会丧失讲真话的能力。

7月10日:

莫斯科的处世之道:不能说任何东西,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行为的奥秘在于:什么也不说,却要悟出某某信息是什么意思,传递该意思的又是谁。你必须铲除“讲心里话”的任何残痕。(432)

阿尔卡季·曼科夫在日记中提到类似的现象:

谈论公众情绪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鸦雀无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在窃窃私语,或在幕后,或在私下。凡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都是醉鬼。(433)

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普里谢维恩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完全停止了相互的倾诉衷肠。”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

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434)

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符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没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设,外表是正常苏联公民的人,实质上可能是间谍或敌人。以这个假设为基础,揭发举报“暗藏的敌人”于是变得可信,不仅对普通公众来说是这样,在同事、邻居、朋友眼中也是如此。

人们只好在真实的私人世界中寻求避难所,还有些人在大恐怖时期开始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435)作家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透露出自己最大的恐惧。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官员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里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里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众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里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畅诉衷肠的场所。普里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道:“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述自己对社会的看法。”(436)就普里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1926年,剧作家亚历山大·阿夫尔诺戈诺夫开始写日记,其中有不少自我批评,以及如何提高自己共产主义觉悟的想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当?局发生了冲突。他的无产阶级戏剧的心理视角,不再能获得文学当局的青睐,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他的戏剧《谎言》(1933年)受到斯大林的攻击,认为剧中缺乏致力于工人事业的共产主义正面英雄。他所属的文学组——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前主席利奥波德·阿韦尔巴赫为首——被说成是“托洛茨基派文学代理人”,正在蓄谋推翻苏维埃政权。1937年春天,阿夫尔诺戈诺夫被开除出党,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逐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他搬到他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与妻子女儿过着几乎完全隐居的生活,不与任何人说话。老朋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有一天,他在火车上无意中听到两名军官的对话,津津乐道于“日本间谍阿韦尔巴赫”终于被捕,而他的“心腹阿夫尔诺戈诺夫”正在监狱候审。阿夫尔诺戈诺夫日益收缩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日记也变了样。他依旧批评自己,接受他人的指控,试图成为更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但有了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心理直觉,更频繁地使用“我”字,而不是他以前暗指自己的“他”字。日记本成了他私人感想和感受的秘密避难所:

1937年11月2日

我回家后,坐下打开日记本,思索不受政治污染的私密角落,信笔写下。我已被排除在生活主流之外,突然觉得很有必要与人谈论正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我对沟通的向往只能在日记本中实现,因为没人愿意与我交谈。(437)

1937年12月,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叶万古洛娃开始写日记。那一年她父母双双被捕,日记本成为她倾诉衷肠的场所,帮助维持了她所谓的“内心交谈”,对象就是消失于古拉格的双亲。她在扉页上写道:“有一天,我的亲人会读到这本日记。这一炽烈的愿望不会离我而去,所以我必须尽量使之成为现实。”叶万古洛娃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她担心自我将泯没于学院的集体生活,所以日益看重与自我相连的日记。她在1938年3月8日写道:“也许我的表述不够正确。我内心的自我并没消失——人格的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只是深藏不露,我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她认为,自我个性的表达,需要通过与他人的真挚沟通——但现实生活中又没有。同学们把她当做“人民公敌”的女儿,不予信任;她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日记本。她在1939年12月写道:“有时,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我真渴望能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理解我,能让我倾诉所有的痛苦。”(438)

像叶万古洛娃一样,阿尔卡季·曼科夫也渴望与他人的沟通。他决定将自己的日记,展示给他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上课的同学。曼科夫的日记充满了反苏维埃思想,却披露给一个自己不很熟悉的人,这真是出于巨大信任的行为,几近愚蠢。他在日记中承认,此举源于“孤独,在这无穷尽的孤独中,我每天鬼混度日”。(439)

普里谢维恩也屈服于与人沟通的诱惑。1938年12月,他托朋友帮他找一名秘书,协助他编辑日记。他意识到,“让陌生人走进我的实验室,了解我的全部”,该有多危险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在穿越一个大广场,突然丢了帽子,觉得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向警察询问帽子时才突然想起,“曾让一个陌生人介入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失掉帽子的掩饰无疑让自己曝了光”,这些分析都一一记在日记中。几天后,前来面谈的女子抵达普里谢维恩的住所,听闻要整理她不认识的人的日记,也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她建议,开始工作之前,两人应先了解彼此。他们在一起谈了整整8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之后很快坠入爱河,一年之内结为夫妇。(440)

举报人无处不在——工厂、学校、办公室、公共场所和共用公寓。据估计,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数百万人在举报他们的同事、朋友和邻居。但很难得到精确的数字,因为只有零星的数据和传闻的证据。据一位资深警官说,苏维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另一人声称,经常性的举报人占主要城市成年人口的5%(普遍的看法是比这个比率更高)。监视的程度,因城市不同而悬殊较大。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前官员称,在管辖严格的莫斯科,每六七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举报人。相比之下,84万人的哈尔科夫,仅有50名举报人(每16800人有一名举报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古比雪夫市也许更能代表整个苏联:1938年,40万居民当中,警方声称有1000个举报人。(441)这个数字只代表警方经常使用和奖励(包括金钱、就业、住房、特殊配给和免受拘捕)的注册举报人,并不包括数百万在社会每一角落充当警方耳目的“可靠分子”(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看守员、门卫等)。(442)警方也不计算每天收到的汇报和举报——那都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动要求的——使警察国家如此强大的,正是那些自发行为。每个人都知道,“忠诚的苏维埃公民”应该报告所听到的可疑交谈,“缺乏警惕”所招致的处罚迫使很多人参与此举。

举报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自愿的,通常出于物质奖励、政治信仰或是对受害者的憎恨;一类是非自愿的,出于警方的威胁或因帮助被拘亲人的承诺而身陷困境。要谴责第二类举报人很难,很多人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遇上如此的窘迫,任何人都有可能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

1943年,作家西蒙诺夫的文学院前同学“X”前来拜访。他在自己父亲被捕后就受到将被文学院开除的威胁,除非他同意汇报所听到的同学的交谈。从1937年起,“X”就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但他心怀内疚和悔恨,所以来找西蒙诺夫,透露自己曾经汇报他们之间的交谈。西蒙诺夫说,“X”真是“悔恨交加”。他兴许还有点惧怕,因为到1943年,西蒙诺夫已成为著名作家,与克里姆林宫关系良好,可能已经获悉前同学的汇报。“X”告诉西蒙诺夫,如果有人因他的举报而承受苦难,他宁可自杀。他还解释,曾经尽可能让他的汇报避重就轻,但仍觉得这种行为 “使他的生活不堪忍受”。(443)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回想起1939年与一位同学的一次碰面。他一直认为,可与这位女孩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他们会一起去莫斯科的公园散步,讨论其时重要的政治话题。她有一天承认,自己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正在汇报同学的言论。但她感到悲哀,备受良心的责备,所以想预作警告,虽然还没被要求汇报莱昂哈德的言论,但最好以后两人不再见面。(444)

瓦莱里·福雷德回忆了自己如何在1941年被招募为举报人。他是共青团员,在苏联国家电影学院(VGIK)学习。其时,该学院从莫斯科疏散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当地的粮食供给形势非常紧张,福雷德涉入一个伪造配给卡的小骗局。一天,他被叫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审讯员对他的配给卡把戏了如指掌,随即警告他,除非他同意举报同学,证明自己是“苏维埃人”,否则将被逐出共青团和电影学院。他在整夜的审讯中受到暴力和公审的威胁,最终低头,签署了愿意配合的协议。审讯员马上笑逐颜开,握起他的手以示友好,还宣称他的配给卡把戏不会再有麻烦——事实上可以依然如故——并给了他一个求援的特殊电话号码,以应付可能的警方行动。他返回宿舍,泣不成声,整整三天无法入睡或进食。最后,他只汇报了三位学生,只是普通情况,并无具体的犯罪事实。收到这些汇报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身材矮小、满嘴金牙,颇不满意。1943年,苏联国家电影学院迁回莫斯科,福雷德才得以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惩罚。(445)

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成为举报人时只有17岁。她出生于奥西波韦齐镇的波兰贵族家庭,离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不远。父母在1917年革命后成为农民,又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流放去了北方的科米地区。1937年,全家返回奥西波韦齐镇,又在针对波裔的“国家行动”中再次被捕,流放到彼尔姆附近的“特殊定居地”。索菲亚决定逃走,她解释说:“我必须逃离,给自己一个机会。”索菲亚进了一所工厂技校就读——获得无产阶级出身的最快途径——然后进入库季姆卡城的医学院,位于乌拉尔,离彼尔姆不远。没人问她有关“富农”的问题,甚至都没查看她的护照。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护照。6个月后,她被叫去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索菲亚回忆:“我以为他们要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是一名逃犯。”结果她被告知,如果不想因隐瞒社会出身而被医学院开除,必须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她的任务是与同学们谈论政治事件,然后汇报他们所说的一切,索菲亚因此而领到了自己的护照。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保护,她从医学院毕业,在彼尔姆的救护服务中心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她回顾往事,并没为自己的行为自责,即使她很清楚自己的汇报导致了许多学生被捕。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富农”女儿在斯大林时代谋求生存的必需代价。索菲亚嫁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资深军官的儿子。在孩子们成长之时,她闭口不谈自己的举报活动;到20世纪90年代,“有了自由气氛,不再心存恐惧”,她才决定和盘托出。

我决定将这一切告诉我的儿孙们。他们都非常高兴。我的孙子说:“哦,奶奶,你很聪明,能记住这一切。我们将永远铭记——你所受到的迫害,以及我们的父母受到的迫害。”(446)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回忆录中讲到一个年轻举报人的故事。他的布尔什维克父亲在大恐怖中被处决,他的任务是与其他父母被捕的孩子混熟,然后汇报他们吐露出的不满字眼,以及所提及的疑惑和问题。这些报告的结果是他的许多朋友被捕。奥莉加自己在1949年被捕,在布提尔基监狱里遇见那些朋友中的一部分。她询问他们对那个男孩作何感想。很奇怪,他们都表示理解。普遍的看法是,他是个“好孩子,有点天真,相信听到的每一个口号,也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每一个字”。那个男孩的母亲是一个极好又诚实的女子,向奥莉加坚称,她的儿子这样做,所基于的不是恶意,而是最高尚的信念。“她多次谈及他异常善良、聪明、诚实。”也许,那个男孩觉得,为苏维埃事业举报自己的朋友是爱国行为——就像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447)

毫无疑问,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在大恐怖中写下举报信是在尽苏维埃公民的爱国义务。他们接受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主动揭发敌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熟人被捕,他们没有参与举报,就要担忧自己会受牵连。要知道,隐瞒自己与敌人的接触,本身就是犯罪;而“缺乏警惕”又是数千起逮捕案件的理由。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这种争先恐后的举报,也许并不能解释大恐怖时期的大量逮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大多数受害者被捕于“国家行动”和“富农行动”的大批网罗,所依据的是预设的名单,并不依靠举报——但确实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成为警察制度的举报人。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人民公敌”的亲戚和朋友,写下有关同事和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因为他们可能与“敌人”有牵连。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工厂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担任克里姆林宫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448)

恐惧促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抹去与潜在“敌人”的任何接触。在最狂热的举报人当中,很多人自己有“历史污点”(富农、阶级敌人或前反对派的子女)。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更加害怕自己被捕,举报朋友成了自己已是“苏维埃公民”的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有蓄意谋划的政策,专门向弱势群体招募举报人,经常挑选已在担心自己命运的被捕者亲属。亚历山大·卡尔帕特宁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官员,自己在1938年被捕,他讲述了在招募举报人方面所获得的训练:

你要寻找有可疑背景的人,比方说丈夫已被捕的女子,可使用这样的对话:

“你是真正的苏维埃公民吗?”

“我是。”

“大家都说自己是好公民,你愿意证明吗?”

“是,我当然愿意。”

“那么,就向我们提供帮助,要求不会太多。如发现任何反苏维埃的行为或言论,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每星期见面一次,你应事先写下你所留意的:说了什么,谁说的,说话时还有谁在场,这就够了。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你是不是优秀的苏维埃公民。如果你在工作中遇上问题,我们会帮你。如果你被解雇或降职,我们也会帮你。”

这就是全部。之后,该女子就会表示同意。(449)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卢比扬卡监狱遇到一名年轻的女数学教师,名叫吉娜,来自高尔基城。吉娜的罪名是没有举报自己的老师,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讲师,每星期一次从莫斯科到高尔基城,与吉娜交谈时曾公开批评斯大林政权。他住在高尔基城的宿舍,所以借用吉娜的公寓来招待朋友,并寄存了一箱书。内务人民委员会搜查时发现,原来都是托洛茨基派的书籍。吉娜认罪,决定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其他“敌人”,以赎罪和“洗刷[她的]良心上的污点”。她告诉审讯员,她的学院另有一名讲座教授,正在做实验时遇上停电,一时又找不到蜡烛,于是:

她[吉娜]劈开一把木尺,像农夫一样,将之点燃,以供照明。教授以此完成了他的实验,临别时说[对斯大林名言的嘲讽]:“生活变得更好,生活也带来更多欢乐。感谢上帝,我们进入了火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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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马利金在谢斯得罗列茨克城的房子

该教授因此被捕。吉娜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举报有何不对——只是有点尴尬,因为她必须在对他的审讯中当面作证。奥莉加问,这样一件小事却“摧毁了那位教授的一生”,有何感想?吉娜回答:“政治上没有小事。我和你一样,起初尚不理解他那句话的罪恶,后来才开始懂得。”(450)

许多举报出于恶意。删除对手的最快方式,就是举报他是“敌人”。社会低层对布尔什维克精英不满,更为大恐怖火上浇油。如果领导办事过于严厉,工人会举报主管,农民会举报集体农庄主席。仆佣经常受聘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他们的雇主。一位美国记者的俄罗斯妻子马尔库莎·菲舍尔,雇用了一名坚信“敌人”之说的保姆。马尔库莎写道:她“真正代表了普罗大众的心态,把官方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真理,没有一丁点的政治疑虑”。(451)有些家庭,无时不在担忧自己的仆人。

1935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许多列宁格勒党干部的家中安置新的仆人,作为基洛夫遇刺后加强监视的措施。列宁格勒高级干部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被迫解雇了老管家玛莎,即会调制草药的虔诚老信徒。其时仅12岁的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新管家格鲁谢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严肃女人,她是警方派来的,以便监视我们”。马克斯娜和她同母异父的弟弟本能地意识到,不可在格鲁谢的面前交谈。马克斯娜回忆:“我们几乎没有与她说过一句话。”格鲁谢睡在厨房,与家庭住房分开;与家人相处多年的保姆米利娅,仍可待在家庭住房。格鲁谢只被视为仆人,不像米利娅或老管家玛莎,她们已被当做家庭的一员。安娜和彼得对斯大林怀有敌意,马克斯娜还记得他们的窃窃私语,怀疑斯大林应为基洛夫的死亡负责。如果玛莎仍在,他们可能会无所顾忌——她的老信徒背景可确保她的沉默——有了格鲁谢,表露这种情绪就会非常危险。1937年7月,马克斯娜的父母被捕(枪决于同年秋季),弟弟被送去孤儿院,马克斯娜和保姆米利娅搬去一个公共公寓,格鲁谢就此销声匿迹。(452)

在这种不信任、仇恨和恶意的气氛当中,小小的争执和嫉妒很容易演变成举报。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军官,找上了来自高尔基城的乡村医生鲍里斯·莫洛特科夫,因为是老朋友,他要鲍里斯帮忙为他的情妇堕胎,但鲍里斯表示拒绝(当时堕胎是非法的)。这名军官便安排一系列举报人,举报他为“反革命”。鲍里斯因此被捕,关押在地区监狱,他的妻子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被指控涉及当地医院一桩工人谋杀案。(453)

性和爱往往在这些致命的争执中发挥作用。大恐怖时期,大量被抛弃的恋人、妻子、丈夫,成了举报人的受害者。尼古拉·萨哈罗夫是一名工程师,父亲是神父,在1937年遭到处决。尼古拉因自己的工业专长而受到重视,自忖这会保护自己不受逮捕。没想到后来有人看中了他的妻子,便举报他是“人民公敌”。另有一位莉帕·卡普兰,因拒绝工厂主管的性要求而惹上麻烦。该主管安排举报人,举报她3年前的言论,其时刚刚发生了基洛夫遇刺案。当时,她得以虎口逃生(举报内容被认为太荒谬),但到了1937年,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10年。(454)

职业私心和物质奖励,几乎是所有举报人的动力。这些动力往往又以复杂的形式,与政治信仰和恐惧混在一起。成千上万的低级官员举报他们的上级,以此在苏维埃的等级制度上攀爬(政府鼓励他们这样做)。伊万·米安契恩为了促进自己的前途,从1937年2月到11月,在阿塞拜疆举报了不少于14名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米安契恩后来辩解说:“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每个人都在写。”也许,米安契恩认为是在显示自己的警惕性;也许,他因破坏上司的前途而获得恶意的快感;也许,他因帮助警方而感到自豪。还有一种勤奋忙碌的举报人,给自己的报告仔细编号,签上“我们中的一员”或“游击队员”,以示他们的忠心耿耿。但个人的晋升、更高的薪俸、更多的配给、更大生存空间的允诺,都在发挥各自的作用。公寓住户被捕后,空出来的房间经常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接管,或由斯大林政权的其他仆从瓜分,如办公室工人和司机。毫无疑问,其中有些人凭借举报以前的住户而获得酬报。(455)

伊万·马利金在列宁格勒北边的谢斯得罗列茨克城担任工程师,他技艺高超,素受尊敬。他厂里的工人们称他为“沙皇工程师”,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他逮捕之后,仍愿意帮助他的家人。马利金是当地名人,编写过教科书和小册子,并为苏维埃报刊写文章。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郊区自建的大木房子里。不出意外,他的财富和名气招致了旁人的嫉妒。举报的工厂同事其实是在妒忌他的成功,声称马利金使用自己的房子与芬兰人保持秘密联系,马利金因此而被捕。原来,这项举报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帮人精心策划的,目的是想迫使马利金以7000卢布的价格向他们出售自己的大木房子(当时刚做的估价几近50万卢布)。那帮人还威胁,如果拒绝出售,还要逮捕他的妻子。到头来,马利金遭到枪决,妻子和孩子都被赶走,大木房子分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及其家属,(456)其后代至今仍住在里面。

在大恐怖时期,事业中的进展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妥协,如果不是赤裸裸的举报,就是与斯大林政权默默勾结。西蒙诺夫的职业生涯正是在这个年代腾飞的,他以非凡的坦率和自责,写出苏维埃沉默的大多数在大恐怖中的携手合作。他在1979年临危时口述的回忆录中自责道: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1937至1938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显得离奇且狠毒,但对当时二十三四岁的你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规范,几乎是习以为常。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西蒙诺夫为了试图解释这种冷漠,回忆了自己对米哈伊尔·科利佐夫1939年被捕的反应。科利佐夫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西班牙内战报道对西蒙诺夫投身的青年文坛产生了很大启发。西蒙诺夫在内心深处从不相信科利佐夫是一名间谍(1949年曾向作家法捷耶夫袒露过这种怀疑),但不知何故,当时却成功地吞咽了自己的疑虑。无论是出于恐惧和怯懦,或是相信国家的愿望,还是躲避异议的本能,他在内心做了调和,以符合斯大林政权的需求。他重新校正了自己的道德罗盘,穿越大恐怖的道德泥沼,得以维护自己的事业和信念。(457)

西蒙诺夫不是举报人,但确实曾承受此种压力,苏维埃当局可能希望他作出这方面的努力。1937年春季,西蒙诺夫收到作家协会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的邀请,与文学院其他三名青年散文作家一起,前去参加高加索地区的工作度假。他们准备撰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生活经历——他是著名的格鲁吉亚人,在内战中与斯大林并肩战斗,曾担任重工业人民委员,前不久刚刚自杀。他们快要动身时,斯塔夫斯基把西蒙诺夫叫到办公室,要西蒙诺夫坦白“他在文学院[一直在散布的]所有反苏维埃言论”。他希望西蒙诺夫认罪并悔改,从而使自己难以拒绝当局的进一步要求,但西蒙诺夫否认有过那样的谈话。斯塔夫斯基随之声称已掌握“相关资料”,告诫西蒙诺夫“最好还是说实话”。西蒙诺夫回忆,斯塔夫斯基“因我的不够真诚和实事求是,显然变得十分恼火”。斯塔夫斯基的指控和西蒙诺夫的否认持续了好几轮,由于西蒙诺夫的拒不合作,双方呈胶着状态。最后,斯塔夫斯基指责他散布“反革命诗歌”,并禁止他参与这次工作度假。西蒙诺夫逐渐弄清了斯塔夫斯基的“材料”来源。原来,文学院的学生中掀起一股读吉卜林诗歌的热潮,西蒙诺夫因此卷入与一名青年教师的对话。该教师随即询问他对尼古拉·古米廖夫(作为“反革命”枪决于1921年)的诗歌有何看法。西蒙诺夫回答,虽然他更喜欢吉卜林的诗,但也喜欢古米廖夫的部分诗作。在该教师的鼓舞下,他还背诵了几段古米廖夫的诗句。西蒙诺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惧。他知道已有被捕的危险,这不仅缘于他对古米廖夫的看法,也因为自己的贵族出身。看来,该教师向斯塔夫斯基汇报,将西蒙诺夫对古米廖夫的喜爱与他的出身联系起来。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时日,西蒙诺夫故意躲避那位教师。同一年晚些时候,该教师自己入了狱(为了拯救自己,他最后的努力就是充当举报人,试图坑害西蒙诺夫)。(458)

到1937年春天,文学院已进入高度焦虑的状态。像其他苏维埃机构一样,文学院在突然发动的大恐怖面前措手不及,其中更有一种恐慌感,认为惊讶恰恰证明了自己“缺乏警惕性”。在一系列整肃会议上,学生和教师歇斯底里地呼吁,要有更多“布尔什维克的警觉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要从文学院铲除所有的“形式主义者”和“阿韦尔巴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好几名学生被捕,有些是因为自己的诗歌里含有自由或宗教的主题,有些是为了帮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个人主义风格,已受苏维埃报刊的批判)讲话。大约有十几名学生,交由共青团做工作(即召开学生会议,给予严厉批评,再让他们自己发言,背弃旧作)。其中之一被文学院开除,移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因为她拒绝背弃自己的父亲——一个过气的诗人。她还勇敢地告诉聚集的指控者,“我父亲是苏联最光明正大的人”,为此她被流放去科雷马10年。(459)

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好朋友中有两位在大恐怖中遭受迫害:诗人瓦伦丁·波图帕契克,被捕于1937年2月,因为有同学向警方汇报了他的言论;同年4月,作家协会主席团谴责了富有魅力的教师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指责他竟然重新发表(1935年)“政治上有害”的20世纪20年代的旧作(关于俄罗斯大自然的浪漫诗)。卢戈夫斯科伊被迫撤回自己的诗,写了10页自卑自责的检讨《我的错误》,承诺清洗“所有的陈旧思想”,“紧跟历史进程”。(460)卢戈夫斯科伊被吓坏了,在之后几年中再也不发表诗作,除了1939年《关于斯大林之歌》的配词。(461)平时的卢戈夫斯科伊轻声细语,态度温和,却作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发言,要让敌人血债血偿。他在10月告诉一群莫斯科作家:“现在正是时候,要把这些坏蛋敌人和托洛茨基分子,从我们国家清洗出去,要用铁扫帚扫除所有的叛国贼,要在我们队伍中肃清这些异己分子。”(462)

西蒙诺夫的反应也是出于恐惧。斯塔夫斯基办公室事件发生之前,他一直被视作模范学生和苏维埃的衷心拥戴者。到如今,这种声誉却变得疑窦重重。西蒙诺夫回顾斯塔夫斯基事件,感到“惊愕和震惊,与其说是突如其来的危险感……毋宁说是一种感悟:他们不再相信或信任我了”。他接着在文学院一系列整肃会议上,奋起攻击“形式主义者”和其他“敌人”,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463)最不寻常的是他在5月16日文学院公开会议上对朋友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的尖刻声讨:

[文学院里]经常听到,有些人只是乐此不疲地谈论自己。具体讲,我记得多尔马托夫斯基同志在4班会议上的一次恶心的讲话。他没说“文学院和我们”,而说“我和我的文学院”。他的立场是:“像我这样的个人,文学院并没给予足够的重视。成立文学院,就是为了教育两三个天才,就是像我多尔马托夫斯基这样的。做到这一点,就能使它的存在变得合理,富有价值。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才——多尔马托夫斯基——文学院应该提供最好的,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的学生。”(464)

也许,西蒙诺夫只是在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包括批评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那一直是共青团的风尚,学生应证明自己是忠诚和警惕的。也许,他没有伤害朋友的意思。但很显然,他在嫉妒多尔马托夫斯基因才华而获得的重视,文学院主任经常如此表示(他把西蒙诺夫放在较低等级,只能胜任“教学、新闻、编辑”的工作)。(465)西蒙诺夫在这一事件中的指责,对多尔马托夫斯基的损害相对较小。后者1938年从文学院毕业,作为一名记者被派去远东——这一职位远不相称于他的文学才华,被他描绘成一生中最艰难的工作。但他或许已很幸运,因为生活本来可能变得更糟。两人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经常在写作中赞美对方,但在西蒙诺夫的朋友当中,总有人怀疑多尔马托夫斯基对他怀恨在心。(466)

大恐怖的年代,对许多朋友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西蒙诺夫来说,却是一鸣惊人的好时机,他成为了受斯大林政权青睐的诗人。1937年,他写了几首诗,奉献给对斯大林的崇拜,包括一首《游行》(Parade),配以管弦乐团及合唱团:

这是一首有关他的歌,

有关他的真心朋友,

他真正的朋友和同志。

全体人民都是他的朋友:

你数也数不清,

就像大海中的浪花水滴。(467)

西蒙诺夫在《冰之战》(Ice Battle,1938)一诗中,将13世纪俄罗斯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军击败条顿骑士团的民族英雄故事,与苏维埃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是同年史诗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主题,导演是谢尔盖·爱森斯坦)呼应对照起来。该诗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让苏联为可能的抗德战争做好准备,也是西蒙诺夫第一次真正的文学成就,为他带来了“名誉和声望”——这是卢戈夫斯科伊1938年9月推荐他加入作家协会时引用的赞词。(468)西蒙诺夫当初拒绝充当举报人,可能对自己前途造成损害,但凭借之后创作的爱国诗篇,似乎赢得了彻底补救。他得到斯塔夫斯基的全力支持,成为作家协会的最年轻成员。

在大恐怖的疯狂气氛中,西蒙诺夫对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背叛,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一位举报人回忆,内务人民委员会找他举报自己的朋友(他父亲被捕后,那些朋友也嫌弃他),他的良心处于挣扎之中。他自问:“谁是我的朋友?我没有朋友。忠诚吧,我不欠任何人,除非他能从我身上榨取——我只欠我自己。”(469)恐惧扯断了友谊、爱和信任的纽带,也撕裂了凝聚一个社会的道德关系。人们在混乱中争求各自的生存,相互竞斗,反目成仇。

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于1937年被捕,遭到许多朋友的出卖。他们被迫在喀山监狱的审讯中当面指控她(内务人民委员会经常安排这样的“对质”),其中就有作家沃洛蒂亚·季阿科诺夫,在她供职的报馆里担任编辑。金兹伯格回忆:

我们还是老朋友,我们的父亲是同学。我帮他找到这份工作,并且很乐意、很热情地辅导他干好这一行。他比我小5岁,经常说喜欢我,愿把我当做姐姐。

在对质中,审讯员(俄语都说不好)朗读了季阿科诺夫的声明,举报金兹伯格是报馆“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季阿科诺夫试图改口,声称他只是说她在编辑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但审讯员坚决要求他签署一份声明,证明这一组织的存在。

“沃洛佳,”我温和地说,“你知道这是个花招,你从没说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签了,就会造成数百位同志的死亡,他们一直待你不错。”

[审讯员的]眼珠子几乎要蹦跳出来了。

“你竟敢对证人施加压力!我要直接送你去最底层的惩罚牢房。你,季阿科诺夫,昨天独自一人时,你都签了这些文件。现在,你竟敢反悔!我马上以提供伪证的罪名将你拘留。”

他做了一个按铃姿势——沃洛佳,像蟒蛇面前的兔子,慢慢写上自己的名字,他的手抖个不停,好像中了风,完全不同于他签署新时代道德准则文件时的大胆利落。然后,他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请原谅我,热尼娅。我们刚生了一个女儿,我必须活下去。”(470)

在大恐怖时代,人们如何因应同事、朋友、邻居的突然失踪?如苏维埃报刊所声称的,他们真以为那些人是“间谍”和“敌人”吗?那些人,他们已认识多年,会相信吗?

就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党领导告知他们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无关乎他们是否相信图哈切夫斯基或布哈林是间谍,而在于他们是否接受自己信奉的党的判决。可信的朋友和战友突然变成“敌人”,随之出现的问题,可以各种方式予以应付。基辅的红军军官阿纳托利·戈尔巴塔夫回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军官被指控为间谍时,他与军队中的多名同仁不得不作出调整。

在击溃外国干涉军队和国内反动派时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物,怎么会……突然变成人民公敌呢?……最后,在反复考虑一系列的可能解释之后,我接受了其时最为普遍的答案……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显然,他们出国时,坠入了外国情报机构的罗网”。

亚基尔将军的被捕,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我很熟悉亚基尔,很尊重他。我衷心希望这只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他将获得自由”——但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只有最亲密的朋友在小圈子里冒着风险暗自嘀咕。(471)

显然,亚基尔愿意接受党的判决,他面对行刑队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472)

斯大林的监狱充满了相信党是正义源泉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对指控供认不讳,为的是保住这样的信仰。为了取得布尔什维克囚犯的供词,酷刑也是经常使用的。据一名前囚犯(不是共产党人)所说,他们投降的关键因素不是刑罚,而是因为:

大多数坚定的共产党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对苏联的信念。要背弃这个信念,已非他们力所能及。在某种情况下,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使已经不靠谱,如要予以放弃,仍需要巨大的道德力量。(473)

娜杰日达·格兰金娜1938年在喀山监狱遇到的许多党员,仍然信奉党的路线。她告之以1932年的饥荒,他们却说,“这只是谎言,我只是在夸大其词,以诋毁我们的苏维埃生活方式”。她还告诉他们,她被无端赶出家园,国内护照制度在摧残家庭,他们会说:“没错,但这是对付像你这样的人的最佳方式。”

他们认为我是罪有应得,因为我反对过激的行为。然而,当同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却被认为这只是一个错误,会被纠正的——因为他们对上级颁布的任何指示,从不心存疑问,总是欢呼雀跃,贯彻到底……他们被开除党籍时,没有站出来互表支持,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举双手表示拥护。这真成了普遍的精神病状。(474)

对广大人民来说,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党的真理,另一种是基于经验的真理。但在大恐怖的年代,苏维埃报刊中充斥了做秀公审以及“间谍”和“敌人”的邪恶言行,真能看透宣传的人寥寥无几。要给新闻报道打折扣,要质疑大恐怖的基本假设,这都需要非凡的意志力,通常会牵涉不同的价值体系。就一些人而言,使之采纳批判性观点的是宗教或国籍;就另一些人而言,是不同的党的信条或思想;就其他一些人而言,是他们的年龄(他们在俄罗斯看得太多了,根本不相信清白可以保护任何人免受逮捕)。但30岁以下的人,从小长大只知道苏维埃世界,又没从家里承继到其他价值观,要想逃离宣传并怀疑它的政治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年轻人特别容易轻信——他们在苏维埃学校里一直接受如此的宣传。里亚伯·比德尔回忆:

在学校里他们说:“看,他们如此不愿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看,他们如何炸毁工厂、造成火车出轨、杀害民众——都是人民公敌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大脑受到不断地灌输,以致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到处看到“敌人”,并被告知,如在街上看到可疑人物,就要予以监视并报警——他很可能是一名间谍。当局、党组织、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我们还能有其他想法吗?

比德尔1937年离开学校,在工厂找到工作,经常听到工人对“人民公敌”的诅咒。

工厂遇上故障,他们就会说:“同志们,这里有破坏和背叛!”他们会寻找有历史污点的人,称他为敌人,将他投入监狱,上刑,直至他招供。在公审大会中,他们会说:“看,这就是潜伏在我们中间的混蛋!”(475)

很多工人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要求予以逮捕,并将之与“主管们”(党干部、经理和专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已将自己的经济困苦,归罪于那些“主管”。事实上,这种对精英的不信任有助于解释清洗为何在部分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们将大恐怖视作“主人之间的争吵”,与己无关。这一看法,在大恐怖年代广泛流传的笑话中,获得完美的诠释:半夜里,内务人民委员会猛敲一户公寓的大门,屋里的男主人问:“是谁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快开门!”男主人一下子心宽了,回答说:“不,你们弄错了——共产党人住在楼上!”(476)

近亲的被捕不足以动摇大多数人对“敌人”的信念,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予以加强。依达·斯拉温娜的父亲于1937年被捕,但她仍坚守自己的共青团信念,直到1953年:

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像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报纸提供这些口号,让我们的头脑装满了做秀公审。我们读到布哈林和其他党干部可怕的供词,被吓坏了。如果这样的人也是间谍,那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477)

罗扎·诺沃塞尔茨娃的父母于1937年被捕,她从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却愿意怀疑布哈林这样的高级干部,如她当时所说,总要“有人为我家的悲惨遭遇承担责任”。在苏维埃外交官家庭长大的弗拉基米尔·伊耶宁,相信对“人民公敌”的所有指控——认为叶若夫是个“伟人”——尽管自己的父亲、姐姐和6位叔叔姨妈都于大恐怖年代被捕。要到1944年母亲入狱,他才开始产生怀疑,他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母亲是完全无辜的;并发出警告,她的被捕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已被“人民公敌”接管。(478)

甚至斯大林的受害者,也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或承认自己的被捕是罪有应得(犯了“反革命破坏罪”),或推定自己被误定为“人民公敌”。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是“富农”的儿子,家人作为“人民公敌”遭到流放,但他自己相信斯大林政权的宣传,在1953年之前一直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回忆:“与其放弃对斯大林的希望,倒不如继续相信他,认为他只是受了人民公敌的欺骗。这样做,使我们[受迫害者]更容易在惩罚中存活下去。”

我们从没想到,我们的痛苦得归罪于斯大林,只是感到奇怪,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受了欺骗……父亲说:“斯大林被蒙在鼓里,这意味着我们迟早会[从流放中]获释”……也许,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但在心理上,相信斯大林的公正,使人更容易忍受苦日子,并消除我们心里的恐惧!(479)

在劳改营度过多年的地质学家帕维尔·维滕贝格,支持对“人民公敌”的大恐怖。1937年2月,他远征北地群岛地区时给妻子写信:

你问我,是否听到电台上有关皮亚特科夫的公审。我全听到了——现在才明白,自己的身败名裂就因为那些流氓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试图摧毁我们的[苏维埃]联盟,其见不得人的手段,导致了这么多无辜的党外人士被送去流放。(480)

有些人对这么多“人民公敌”的存在存疑。就他们而言,引起怀疑的不是做秀公审(很少人质疑检方的诚实),而是同事、朋友、邻居的突然失踪,似乎很难相信他们有罪。

不去想它,便是应付这种疑惑的共同对策——避开所有政治,彻底退到私人生活。许多人对政治事件视而不见,设法度过大恐怖年代。甚至还有政治精英,紧闭双眼来应对自己圈子中的失踪事件。米哈伊尔·伊萨耶夫是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又是苏维埃最高法庭的成员,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住在莫斯科,养尊处优。据妻子玛丽亚的回忆,在整个大恐怖时期,虽然大规模逮捕波及许多朋友,但家里从来不谈论国事。伊萨耶夫似乎对世上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即使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也是如此。他1937年12月写信给女儿,抱怨年老未婚的女管家突然失踪,好几天没来上班,家里乱糟糟的,其“突然消失和毫无预警”显然让伊萨耶夫非常恼火。他弄不懂管家为何消失,还在犹豫是否要将她解雇,丝毫都没想到管家可能已经被捕——确实如此——根本没人替她给她的东家捎信。(481)

这些精英家庭的许多孩子受到庇护,对政治事件茫然不知。尼娜·卡明斯卡娅是律师和宪政民主党人的女儿,对政治不闻不问——家里从来不谈政治。甚至在父亲被苏维埃银行解雇之后,尼娜仍然在法学院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她是1937年入学的。多年之后,她与朋友讨论此事。他们都同意,在大恐怖年代仍有愉快的经历,无忧无虑,甚至意识不到当时发生的大事:“我们根本察觉不到攫噬我们父母一代的恐怖和绝望。”尼娜的朋友讲述过1937年的一件事,她参加朋友聚会,很晚才回家,又找不到钥匙:

别无他法,她只好按门铃叫醒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应,于是她按了第二次。不久,听到脚步声,门打开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父亲。他不像刚刚起床,反倒像刚刚回家,或正要出门,身穿深色的西装、干净的衬衫,配以整齐的领带。看到自己的女儿,他在沉默中注视着她,然后一言未发,打了她一记耳光。

尼娜认识这位朋友的父亲,他受过良好教育,没有粗暴的倾向。他对深夜敲门的反应,显然基于他对“他们”前来逮捕的恐惧。起初,她的朋友感到震惊:

她自觉委屈,一下子泪水涟涟,怪罪于父亲。过了一会儿,便将之忘得一干二净。多年之后,她才忆起父亲苍白的脸色、沉默和那记耳光——毫无疑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她带着极大的痛苦告诉我这个故事,为她自己及整整一代人的不谙世事深感歉疚。(482)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应付疑惑,或予以压制,或加以合理化,来维护他们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他们当时并非刻意为之,只是数年之后方才意识到这一点。玛娅·罗德克的父亲1937年被举报为“人民公敌”,因为他无意中说出的一个短语,恰好是托洛茨基在写给苏维埃当局的信件中用过的。父亲被捕后,玛娅曾尝试将大恐怖引起的疑惑,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调和起来——这是她现在的理解。

这么多疑惑使我坐立不安,我的反应是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是当时发生的,不过我要等到今日,才使用“循规蹈矩”一词——这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例如,朋友阿拉和我都不喜欢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要省悟它可能有错,即使在我们的内心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知道,自己需要不断改进,以剔除内心的任何疑虑。(483)

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对一个亲戚(舅婆的弟弟)被捕的反应。他是一名资深军官,涉及1937年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公审。西蒙诺夫回忆,自己还是小男孩时就崇拜图哈切夫斯基(经常在伯父的莫斯科公寓中遇见),所以对被告的有罪存有疑惑。西蒙诺夫的母亲非常愤慨,坚信那位亲戚的清白。西蒙诺夫因此对相关的证据认真地加以甄别,最终仍决定接受苏维埃报刊的解释。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西蒙诺夫猜想,如果没有确凿的叛国证据,没人胆敢处决如此高级的将领:

要怀疑那个可怕阴谋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任何质疑都是不可想象的——别无选择。我在讲那些时代的精神:除非他们有罪,不然就无法理解。

西蒙诺夫以同样的逻辑接受了亲戚有罪的认定。该亲戚之前曾被捕一次(1931年),因证据不足而获释;在西蒙诺夫眼中,他的再次被捕必然意味着已经找到了他有罪的新证据(他的继父曾于1931年被捕,却没有遇上麻烦,可作佐证)。(484)换言之,西蒙诺夫的解读倾向于加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放弃信念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另一种方式将朋友和亲戚的突然失踪,与苏维埃正义的信念调和起来。那就是告诉自己,好人被捕只是一个“错误”。根据这个道理,要找出真正的“人民公敌”,出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太多的“敌人”,隐蔽得又太好。基于这种思维,真正的敌人总归是他人——监狱门口排队送包裹的女人的儿子和丈夫——永远不会是自己的朋友和亲戚。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顾丈夫1936年的被捕,如此总结自己的反应:

不,这不可能。它不可能发生在我和他的身上!当然有传闻[仅是传闻——当时还是1936年初],要出事了,已有逮捕事件发生。但这一切肯定只与别人有关,当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485)

奥莉加的丈夫在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拘捕时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像数百万其他人一样,他在告别妻子时说,很快就会弄清楚(“肯定是一个错误”),很快就会回来。他只带了在外过夜的小包裹。斯拉温和皮亚特尼茨基也是如此。

许多人相信弄错了,便写信给斯大林,吁求释放自己的亲人。安娜·谢苗诺娃从小就是共产主义者,在父亲1937年6月被捕之后,就曾写信给斯大林。她现在回忆道:“我想,几天后,斯大林就会收到我的信,读完后会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何要逮捕一个诚实的人?立即释放他,并向他道歉。’”3个月之后,安娜的母亲也被带走,她又一次告诉自己,“肯定又弄错了”。(486)

这一想法,因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叶若夫的倒台而获得加强。1938年秋天,身为大恐怖干将的叶若夫因私生活的各式丑闻(并不完全是虚假的)而落马,其中有同性恋暧昧、双性恋狂欢、大肆酗酒、妻子已成英国间谍的虚构故事。但叶若夫落马的真正原因,还在于斯大林愈益察觉到,大规模逮捕不再是可行策略。如果继续下去,不用很久,全体苏维埃人都要入狱了。斯大林明确表示,内务人民委员会不能单单依据举报,不予查证就径自抓人。他还指出,要警惕专靠举报来促进自己地位的野心家。叶若夫的解职是在1938年12月,新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马上宣布,全面审查叶若夫治下的逮捕案件。到1940年,150万宗案子审查完毕,取消了对45万人的判罪,封存了12.8万宗案卷,3万人获释出狱,32.7万人走出古拉格劳改营。这恢复了许多人对苏维埃司法的信心,让疑惑者把“叶若夫恐怖”看作一时的畸变,而不是制度的滥用。据声称,大规模逮捕都是叶若夫的所作所为,斯大林纠正了他的错误,并揭露了叶若夫的“人民公敌”真面目:一直在逮捕官员,散布不满,以破坏苏维埃政府。1940年2月,最高军事法庭公审叶若夫,他的罪名是策划恐怖分子阴谋,为波兰、德国、英国、日本从事间谍活动,被枪决于他自己专为枪决“敌人”建造的特殊建筑内,离卢比扬卡不远。(487)

贝利亚的任命让人松了一口气。马克·拉斯金记得:“我们欣喜若狂,在我们眼中,贝利亚似乎是纯正的理想人物。”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希望“所有的无辜者将获得释放,监狱里只留下真正的间谍和敌人”。(488)西蒙诺夫回忆,贝利亚的审查恢复了他对苏维埃正义的信念,消除了他因亲属被捕而可能生出的疑惑。事实上,西蒙诺夫因此而加强了自己的信念:没有获释的,或之后被捕的,一定是有罪的。他如此回顾自己对1939年两个文人被捕的反应——分别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和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

尽管这两人在文学界和戏剧界已占据重要地位,尽管他们的突然失踪引起了巨大的震荡——那时已是如此——然而,这两起逮捕来得那么突然,涉及如此不寻常的圈子,又在纠正叶若夫错误的贝利亚当政之下——这一切让我觉得,他们也许确实有罪。在叶若夫当政时期被捕的人中,很多也许是无辜的。但这两人没有受到叶若夫的迫害,现在又是拨乱反正之时,却被突然逮捕。因此,逮捕他们似乎应有很充分的理由。(489)

对梅耶荷德和巴贝尔的指控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其中之一是作家协会前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曾试图招募西蒙诺夫做举报人。他出生于奔萨省城的工人家庭,如果没有学会在道德原则上的妥协,也不可能晋升至苏维埃文学界的顶层。他身为斯大林的“苏维埃文学界刽子手”,批准逮捕了许多作家,并亲笔写下导致曼德尔施塔姆1938年春天被捕的检举信。(490)但在这段时间内,斯塔夫斯基深受怀疑和恐惧的折磨。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绝望,他的日记像普里谢维恩的一样,也用微小潦草的笔迹,别人很难辨认。他为听到的一则故事深感不安,说一个党干部将自己带司机的汽车,改装成一个卖淫场所。该司机说:“我实在弄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一个普通男孩,我们中的一员,然后跨过一条分界线,就变成了一头猪,满面污秽。一个普通工人,一辈子都不会这么肮脏。”(491)也许是由于丧失信心,斯塔夫斯基开始狂饮,发胖,生病,因酩酊大醉而好几天不去上班。他躲避批斗作家的会议,或只作最温和的发言。为此,他终于在1937年11月受到作家协会党委的痛斥:

斯塔夫斯基同志,身为作家协会的领导,大声嚷嚷要在文学界提高警惕,要开展揭露敌人的运动。但在现实中,他却在帮助隐瞒托洛茨基分子,不发起真正的进攻,不缴除人民公敌和党内异己分子的武器。对自己与敌人保持联系的错误,他仍然默不作声。(492)

斯塔夫斯基承受着来自政治主子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在1938年春天被免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

像斯塔夫斯基一样,很多人对大规模逮捕存有疑问,但公开反对者极少。无论如何,如皮亚特尼茨基在全体会议上的抗议所显示的,有效反对的可能性极低。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虽然在向党领导写信表达他们对大规模逮捕的愤慨,但几乎都是匿名的。一个无名团体在1938年6月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数十万无辜人士在监狱中凋萎,没人知道为什么……一切都以谎言为基础(我们没有签名,请原谅,因为抱怨是遭禁的)。”(493)地方上确有一些党员的抗议,特别是老布尔什维克,其政治道德在斯大林崛起之前就已经定形。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讲述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故事,名叫阿尔图宁,是她1939年在科雷马劳改营遇上的。他来自沃罗涅日省,入党前是一名皮革工人,已到中年,但仍英俊,留一把红胡子。他曾经强壮,但因矿区工作而变得孱弱。与奥莉加见面时,他被调到马加丹的妇女工程队,帮助制造工具。他告诉奥莉加:

这一切开始于1937年,先说这位同志是敌人,再说那位同志是敌人,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我们举手表示同意,然后把他们打死,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啊。

起初,我假装生病,逃避参加会议或举手拥护。到后来,我觉到需要采取行动,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摧毁党,杀害善良诚实的人。我不相信他们都是叛徒,我认识这些人。

一天晚上,我坐下写了一封信,誊了几份,一份给当地党组织,一份给斯大林,一份给[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我写道,我们这是在杀害革命……我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全都倾注入这封信中。我让妻子看,她说:“你这是在自杀,你寄出的第二天,他们就会将你投入监狱。”但我回答:“让他们把我关进监狱吧。我宁可身陷囹圄,也不愿举手杀害自己的同志。”

嗯,她说得对。我寄信3天后就入狱。他们将我痛打一顿——我被流放来科雷马劳改营,为期10年。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阿尔图宁回答确实有一次,当时他的劳动小组因严霜冰封而未能清除森林的树根,自己因此被关了禁闭:

我突然顾影自怜。其他人没做什么,也判了刑,但我是自投罗网啊。我写的信到底有何作用?什么都不会改变。也许索尔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会感到有一丁点惭愧,但老胡子[斯大林]——才不在乎呢!无法打动他。而现在,我原本可以留在家里,与老婆孩子围坐在暖和房间的茶炊旁。一念及此,我就以头撞墙,制止这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那一整夜,我在牢房内边跑边咒骂自己怎么能有这样的后悔。(494)

真正有影响的反对是在迫害制度之内。当地法庭的法官,往往能实施有效的减刑,甚至以证据不足的理由不愿受理案件。但在1937年夏季之后,大规模逮捕的几乎所有受害者,改而面对三驾马车的简易程序,即三人特别法庭(通常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检察院和党组织),以便绕开正规法庭。(495)即使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中,也有勇敢人士讲出自己对大规模逮捕的反对,特别是对“富农行动”,因为它让内务人民委员会许多地方官员联想起1928至1933年的血腥混乱。斯大林和叶若夫在1937年7月召开“富农行动”会议,鄂木斯克省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爱德华·萨利在会上说他所在的区域:

只有少量的人民公敌和托派,不值得发起一场镇压行动。总的来说,我认为,事先决定多少人被捕和枪决完全是错误的。

会议结束后不久,萨利被捕,审判之后遭枪决。(496)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是反对大规模逮捕的另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描述自己是一名“纯粹的契卡人”。契卡成立于1917年,其创始人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的列宁主义理想一直是对施赖德尔的激励。施赖德尔写回忆录是为了辩解自己在契卡的工作,称自己为大恐怖的受害者。根据他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观察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同事的腐败,转而对斯大林政权感到失望。曾是体面、诚实的同志,如今为了自己加官晋爵,不惜使用任何酷刑来折磨“人民公敌”。施赖德尔也因逮捕的规模而感到不安,实在不信有这么多的“人民公敌”。但他不敢透露心里的疑惑,怕被举报,而且很快发现许多同事都有这一恐惧,但没人敢于打破这合谋的沉默。一名广受信任的同事消失了,其战友最多会说他可能是个“老实人”,而没人敢说他可能是无辜的。因为这样做,会承担遭人举报的风险,会被控对清洗运动存有怀疑。施赖德尔回忆:“没人弄得清楚,为何有这么多的逮捕。但没人敢于开口,因为这会引起怀疑是在帮助人民公敌,或是在相互勾结。”(497)

好几个月,施赖德尔默默看着老朋友和老同事的被捕和枪决,但无法表示反对,他慢慢蜕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良心抵制者,拒不出席在卢比扬卡院子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同事的枪决。到1938年春季,施赖德尔被调至阿拉木图,成为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斯大林的连襟)的副手。施赖德尔和雷登斯成为好朋友,两家住在紧邻隔壁,相互串门频繁。施赖德尔注意到,雷登斯对手下的酷刑手段愈益厌恶,他认为雷登斯是一个性情中人。另一方面,雷登斯也感受到,施赖德尔对大恐怖中的操作方式与自己一样抱有怀疑。一天深夜,他俩乘车出城,停车后开始步行。到达司机听不到的地方时,雷登斯对施赖德尔说:“如果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还活着,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因现在的工作方式而被他枪毙。”施赖德尔装作听不明白,如果轻易对此类思想表示赞同,足以保证自己即刻被捕,而他不能肯定他的上司说的话不是一种试探。雷登斯仍在继续,施赖德尔终于弄清他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随之,施赖德尔也敞开自己不安的灵魂。一旦这种信任获得建立,这两个男人得以倾诉心声。雷登斯感到遗憾的是,所有体面的共产党人都被消灭了,而叶若夫之流却逍遥法外,毫发未损。但仍有更危险的话题,他也不敢涉及。施赖德尔回思这些低声交谈,认为雷登斯对大恐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所谈及的。“他的地位和当时情境,迫使他和我们一样,即使在知心朋友面前也不点明真相;有些事情,也只好避而不谈。”(498)

与雷登斯的谈话给施赖德尔壮了胆,他因此而感到懊悔和愤怒。他写信给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老同事以及他妻子的一个表弟(仍是在莫斯科的一个学生)被捕之事抗议,愿意担保两人的清白。几天后,即1938年6月,雷登斯收到叶若夫的电报,命令他逮捕施赖德尔。他在雷登斯的办公室中获悉此一消息,便恳求雷登斯向斯大林求情:“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你很了解我,你毕竟是他的连襟,这里肯定有错。”雷登斯回答:“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我会为你缓颊,但我担心恐怕无戏可唱。今天是你,明天无疑就会轮到我。”施赖德尔被关入莫斯科的布提尔基监狱,到1940年7月,被判处10年劳改,外加3年流放。雷登斯被捕于1938年11月,1940年1月遭枪决。(499)

1937年5月,艾莱娜·邦纳的父亲被捕的那个晚上,母亲叫她去与姨妈安雅和舅舅列瓦暂住,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14岁的艾莱娜穿越列宁格勒的大街,去敲亲戚家的门。艾莱娜回忆:“门马上开了,他们好像在等我。”随之她向姨妈和舅舅作了解释。舅舅变得惊恐万分,又气又恼,开始询问有关她父亲的工作:

我不明白他要知道什么,我只想走进他们的公寓。安雅说了什么,列瓦几乎朝她大叫:“安雅,该死的,你总是这样……”他伸出右臂,挡住门道,不让我进去,然后以大声且快速的耳语说:“我们不能让你进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他如此重复好几次,唾沫四溅。安雅又说了什么,我能看到她的嘴在嚅动,但听不到声音,只有列瓦的耳语,却声如呐喊,盖住了一切。我退出来,直到我的背脊顶上了走廊的栏杆。门砰的关上了,我站在那里,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后,我用手抹了一把脸,开始下楼,还没走下楼梯又听到开门声。我转过身来,列瓦就站在门口,我疑惑他是要叫我回去。但他什么也没说,又开始慢慢关门。我朝他喊“坏蛋”,看见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500)

家人被捕后,受到朋友、邻居甚至近亲的遗弃,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人们害怕与“人民公敌”的家属接触,宁可穿过马路避开他们,在走廊上遇见也不打招呼,禁止自己的孩子与他们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人们收起已经消失的亲属和朋友的照片,有时甚至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挖去或涂抹掉他们的面孔。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501)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忆丈夫的被捕:

人们以特殊的语调跟我讲话,变得怕我。见我走过来,有些人特意穿到马路对面。但也有人对我特别注意,这是他们的勇敢,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502)

父母1937年6月被捕后,伊娜·盖斯特和妹妹被逐出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别墅。遵从伊娜父母的指示,保姆把她们带去诗人亚历山大·别兹梅斯基的家。他是伊娜父亲的老朋友,伊娜父母原指望他会收留这两个女孩。但诗人开车把她们送到最近的火车站,让她们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第一列火车。伊娜回忆说:“他太害怕了,不愿牵涉其中。以前,他经常住在我祖母的房子里。现在,他和妻子刚有一个婴儿,恐惧压倒了他的义气。”(503)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于1937年7月被捕,女儿玛丽亚和她的弟弟马上被赶出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两个房间,转而分配给他们的邻居——一对带3个小孩的夫妇。这两户邻家曾友好相处,直到1937年邻居的妻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布德克维奇夫妇是反革命分子和间谍(斯坦尼斯拉夫有波兰血统)。她甚至声称,身为历史研究学者的瓦尔瓦拉其实是一名妓女,会把客人带回公寓。弟弟被送去孤儿院,刚刚14岁的玛丽亚只得自生自灭。最初几天,玛丽亚住在学校朋友的家里,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居所。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妻子是她家老朋友,建议玛丽亚去询问前邻居有无父母的消息。玛丽亚回到原先所住的共用公寓,却受到敌视:

我的上帝,他们竟然怕我,甚至不让我走进公寓。你能想象吗?占用我们房间的女人,看到我显得非常恼怒。到底是她丈夫已被逮捕,还是在担心他们会来逮捕她丈夫,我已记不得了。也许,她的家庭也遇上了麻烦。不管如何,他们不愿帮忙。那个女人只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明白了吗?请不要再来这里!”(504)

邻居一夜之间竟成陌路人。将近30年,图尔金一家与尼基京一家隔邻而居。他们共用一栋三层木楼的底层,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和斯维尔德洛夫街相交的角落——图尔金家7口人(亚历山大、维拉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维拉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占用右侧的3个房间,四口之家的尼基京享有左侧的3个房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彼尔姆的地下活动时期,曾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战友。像全家人一样,亚历山大也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工作,还是当地报纸的记者,又在地区法庭担任法官。1936年,他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入狱。他的妻子也是该厂工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将他的罪行认作“已获证明的事实”。维拉的母亲非常强势,掌管图尔金家的一切,也认为亚历山大有罪。她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掉他的脸,并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他清除出去。”维拉在事故中受伤(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无权享受病假),遂被莫托韦利哈钢铁厂解雇,她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街头报亭卖报。维拉的弟弟妹妹也遭到工厂辞退。其时,妹妹瓦利娅已经怀孕,其丈夫立即抛弃了她,并以政治理由获得离婚批准。家里入不敷出,挣扎于贫穷困苦的深渊,从来都填不饱肚子。据维拉的女儿说,最难承受的还是朋友和邻居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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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彼尔姆的图尔金家和尼基京家的公寓格局图

大家都怕我们,害怕与我们交谈,甚至不愿靠近,好像我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他们……我们的邻居避开我们,禁止他们的孩子与我们一起玩……在1936年[亚历山大被捕时],还没有人谈及“人民公敌”——只是保持缄默。到1937年,每个人都把我们叫做“人民公敌”。

尼基京一家也嫌弃自己的邻居。阿纳托利·尼基京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担任资深会计,也许是害怕被解雇,便与图尔金家庭断绝一切交往。两家曾在共用厨房一起进餐,两家孩子曾在院子里一起玩耍。现在,他们则各管各家,声气不通。尼基京甚至写信给苏维埃,背弃老邻居,因此而获得奖励,分得原属图尔金家的一个房间。为了腾出这个房间,瓦利娅和婴儿只好搬进弟弟和母亲共用的隔壁房间。阿纳托利的妹妹搬入瓦利娅的房间,重开了一道门,与自己家这边的公寓相通。(505)

奥西普于1937年7月被捕,皮亚特尼茨基一家承受了同样的排斥。他们被逐出自己的公寓,几乎都没有糊口的钱。朱莉娅转而求助于党内的老朋友,首先找上了奥西普近30年的朋友阿隆·索尔茨。朱莉娅去敲他家的门,被他的管家告知:“他很害怕,如果看到你在这里,他就会把我撵走。他要我告诉你,他不认识你。”朱莉娅然后去找1917年以来的熟人采采利娅·博布罗夫斯卡娅,她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起初,她也拒绝,后来同意让朱莉娅进去“谈几分钟”,因为她马上就要去上班。她不愿听朱莉娅的故事,只含泪告诉她:“直接去找有关当局,找叶若夫。不要再去找你的同志,没人会帮你,也没人能帮你。”几天后,朱莉娅在地铁站遇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维克托·诺根的遗孀:“她看看我,一言不发……然后拉佩夫——与皮亚特尼茨基很熟稔的铁路员工——走进车厢,看到我,马上转过身子,脸朝反方向,一路上都是如此。”朱莉娅的儿子伊戈尔和弗拉基米尔,同样遭受了朋友们的遗弃。弗拉基米尔最要好的朋友叶夫根尼·洛吉诺夫也不再去他家——他父亲是斯大林的秘书。事实上,没人再上门。弗拉基米尔在学校里变成受众人欺凌的对象。他回忆:“他们嘲笑我,把我叫做人民公敌,还偷我的东西,诸如书籍和衣服,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能保护自己。”朱莉娅处在隔离之中,遭到所有朋友的背弃,她开始反思人类关系的脆弱,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些日子,人际关系多么可怕啊!我相信,如果有人表示友好,或显示一下友好或“同志”的姿态,都不是出于人情或好心,而是出于物质利益或其他私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但没人愿意伸出一个相助的手指。我们正在慢慢死去,但无人问津。(506)

如艾莱娜·邦纳所发现的,即使是亲戚,也会嫌弃“人民公敌”的家庭。阿列克谢·叶夫谢耶夫和妻子纳塔利娅是活跃的共产党人。阿列克谢是一名医生,在性病方面担任红军的高级顾问,纳塔利娅是远东木材托拉斯的经济学家。他们和女儿安吉丽娜一起住在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1937年,阿列克谢和纳塔利娅被开除出党(阿列克谢与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有牵连,后者的远东军是清洗的主要对象,其在中国的化名为加伦将军)。当时15岁的安吉丽娜记得父亲被开除出党后回家的情景:

他魂飞魄散,回到家,战战兢兢地说:“他们会来抓我。”我只是一个15岁的蠢姑娘,顺口回答:“如果你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因为父亲以前总对我说:“如果他们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我的这句话一生都回荡在我的耳畔:“它是必需的。”但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列克谢于6月1日被捕,被裁定参与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法西斯阴谋”(1938年3月在哈巴罗夫斯克遭枪决)。他被捕后,纳塔利娅和安吉丽娜被逐出自己的公寓。纳塔利娅害怕自己被捕,赶紧带着安吉丽娜逃至莫斯科,希望把女儿留给娘家的亲属。15岁的安吉丽娜面临一个危险:一旦母亲被捕,她就有可能被送去孤儿院。但纳塔利娅的亲戚中没人愿意帮忙,他们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纳塔利娅的妹妹是共青团积极分子,被问及能否收留安吉丽娜时说:“让苏维埃政权把她养大吧,我们不需要她。”纳塔利娅的妈妈更为敌视,当面告诉她的外孙女:“我恨你的父亲,他是人民公敌。我也恨你。”好几天,纳塔利娅和女儿只能睡在公园长凳上。到最后,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大学学医时的老朋友安德烈·格里加洛夫和妻子收留了她俩。格里加洛夫一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安吉丽娜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离克里姆林宫仅一箭之遥。安吉丽娜没有在苏维埃首都的居住护照,但共用公寓的邻居(其中有莫洛托夫的嫂子)都视而不见:因为最好还是与医生为邻。纳塔利娅把女儿留在莫斯科,自己返回哈巴罗夫斯克,几星期后被捕。(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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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古尔契拉·塔吉罗娃和孩子们(中间是列泽达)。这张照片是在萨拉普尔镇照相馆拍的,寄给了监狱中的沙姆苏瓦利

沙姆苏瓦利和古尔契拉·塔吉罗夫夫妇在巴尔达的鞑靼地区担任教师——该地位于彼尔姆的西南部,相隔140公里。沙姆苏瓦利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曾在建立阿克巴什村的集体农庄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作为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被捕于1936年(枪决于1938年),同时遭殃的还有34位巴尔达地区的鞑靼教师和宗教领袖。古尔契拉只得独自抚养6个孩子,老大11岁,老幺才出世几个星期。她是村里少数有文化的人之一(懂得鞑靼文和俄文),所以颇受村民的尊重,获得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前来执行逮捕的警察,为逮捕像塔吉罗夫那样的好人而满怀悔恨,主动帮助古尔契拉一家。他送来牛奶,或让孩子们去他家吃饭。他每星期为古尔契拉和囚禁在巴尔达的沙姆苏瓦利传递一次邮件,自己也给沙姆苏瓦利写信:“请原谅我,我别无选择。他们强迫我执行逮捕,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我现在要赎回我的罪,帮助你的家人。”古尔契拉继续在阿克巴什村小学担任教师,只是她教的课经常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的监视,审查她说的话中有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色彩。

1937年,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6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20公里,来到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的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受过教育,笃信宗教,房内摆满书籍,但拒绝收容他们。她在儿子被捕一事上责怪古尔契拉,她已听到儿媳妇与那位警察的谣言,也许在怀疑古尔契拉参与了沙姆苏瓦利被捕之事。古尔契拉的女儿列泽达认为,父亲的亲属担心古尔契拉是“人民公敌”,对丈夫的被捕负有责任,还有可能危及亲属。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之后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当天晚上,沙姆苏瓦利的弟弟全家搬进二楼的房间(他是一个商人,正在搬家,刚好卖掉自己在阿克巴什的房子)。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只好向一名集体农庄工人租得一个村边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曾来看望过一次,抱怨孩子太吵并从此再没出现。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叶克舍尔村一共住了15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塔吉罗夫一家。古尔契拉回忆:“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肯定没人在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古尔契拉的孩子们与他们的堂兄弟,在同一村庄一起长大,但很少相处。列泽达回忆:“我们和他们一起上学,但从没在一起玩,也从没去过他们的家。他们对我们总是很冷淡,我们也以牙还牙。”(508)

恐惧诱发出人身上最糟糕的东西。但也有同事、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甘冒极大的风险,以非凡的善良帮助“人民公敌”的家人。他们收留孩子,提供食物和金钱,安顿被赶出家门的人。还有布尔什维克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怜悯受害者的家人,尽力协助他们:或警告将临的危险,或帮助查寻被捕的亲人的下落。(509)

1937年3月,建筑师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在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再次被捕。他的妻子艾莱娜和10岁的女儿朱莉娅,获得了家庭老朋友康斯坦丁·阿尔采乌洛夫的收留。康斯坦丁自己也属流放者,带着妻子塔蒂亚娜和10岁的儿子奥列格,住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莫扎伊斯克镇,与莫斯科相隔100公里。他从小学的是艺术,被捕之前曾在苏维埃空军担任飞行员,此时在莫扎伊斯克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全靠在莫扎伊斯克任教的塔蒂亚娜支撑两个家庭。朱莉娅回忆:“为了不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卖掉一切财物。收留我们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母亲外出寻找工作,朱莉娅就由阿尔采乌洛夫照看。1937年11月,康斯坦丁受邻居的举报,说他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再次被捕,监禁一段时间后被枪决。他的妻子塔蒂亚娜继续庇护朱莉娅,但小心翼翼,不让恶毒的邻居知道。最终在1938年,塔蒂亚娜把朱莉娅悄悄带去莫斯科,康斯坦丁在那里的朋友同意暂时代为照料,直到她母亲找到工作。艾莱娜那年夏天去接她,把她带到莫斯科以北的小镇普什季诺。康斯坦丁的关系帮她在莫斯科艺术家委员会找到了工作,负责制作苏维埃领导人的画像。艾莱娜最终成为苏维埃领导人的重要肖像画家之一。对这位“人民公敌”的妻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510)

奥列格·柳波琴科的父亲是一名乌克兰记者,被捕于1934年,枪决于1937年。住在基辅的奥列格和母亲维拉遭到流放,最后来到莫斯科西南部的小镇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他们虽然没有莫斯科的居住护照,却经常去阿尔巴特地区的共用公寓。维拉的家庭曾是梁赞知名的地主,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住在那个共用公寓,况且,维拉的妹妹一直都没离开。从1936到1941年,奥列格和母亲非法住在那里。共用公寓的其他居民都很配合,尽管这也可算作窝藏非法流民,具有被逐或被捕的风险。寓长是一名老契卡,名叫克拉夫蒂娅·科伊丘娜,她对此尤表支持。内战结束时,最开始邀请维拉家人住入该公寓的就是她。其时,她从梁赞来到莫斯科,在街上遇到维拉家人。她在梁赞时就认识奥列格的父亲,知道他被枪决是一桩冤案。她曾是契卡,熟悉他们的做法,她常说:“我们有法律,但没有合法性。”居民委员会主席是一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但也有恻隐之心。她很清楚,共用公寓里住有非法居民。奥列格回忆,他或母亲偶尔走进庭院,或是该主席偶然看见他们从侧门进来,她都会“以严肃的表情,将目光移开,似乎在尽量回避我们”。(511)阿尔巴特的住宅区是首都的显赫地区,深受大恐怖的冲击,却有不少非法居民。

伊利亚·斯拉温于1937年11月被捕,妻子埃斯菲莉和女儿依达被逐出他们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大楼的三室公寓,搬进一个共用公寓的小房间,仅8平方米,没有水电,位于列宁格勒的偏远郊区。5个月后,埃斯菲莉也被关入克列斯蒂监狱,判处8年,前往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ALZhIR),位于哈萨克斯坦。16岁的依达曾是教授的女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突然要自生自灭。她回忆道:“我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全然措手不及,不知道面包价格或如何洗衣。”依达在列宁格勒没有亲属,无法养活自己,甚至支付不起房租。最后救了她的是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他们轮流收容她,每次仅持续几天(如果时间偏长,邻居就会起疑,就会举报他们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额外的住宿和食物确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对依达来说,这种援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不仅给了我食物和住宿,更提供了我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精神支持。”

依达学习努力,力争通过考试进入十年级。那是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就可申请高等学院。她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清洁工作来支付小房间的租金。每天,上学的通勤时间是3小时,做清洁工作的通勤时间是1小时。每周两个晚上,她还在监狱前排队,试图找出父母关在何处、是否还活着。

帮助依达的还有她学校的校长克拉夫蒂娅·阿列克谢耶娃。她是颇受尊敬的老党员,一直在学校里抵制党的清洗,尽一切可能悄悄保护那些父母已被定为“人民公敌”的孩子。譬如,她组织了寄宿制度,所挽救的不止是依达,还有许多其他孤儿。有一次,阿列克谢耶娃勇敢地驳回共青团要开除一名15岁女孩团籍的决定,因为她“没有揭发”自己作为“人民公敌”被捕的母亲。依达回忆,克拉夫蒂娅选择了一个相对简洁的战术。斯大林有一条著名的“指示”:“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4]她在遵循该指示时,故意显得“天真”而“迂腐”。

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孩子,其父母遭到了逮捕。多亏了克拉夫蒂娅,没人被开除。没有发生在其他学校的那些可怕的会议——孩子在会上不得不背弃自己的父母……母亲被捕后,我去上学。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我在学校的伙食费用将由家长委员会支付,直到学年的结束。她还建议我写信,以健康理由申请免于考试[从而使依达自动升入十年级]。我回答:“但是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的身体很好。”她耸耸肩,微笑着向我眨眨眼。

依达获得考试的豁免,但生活仍然非常艰辛,多次濒临退学:

我考虑退学去找工作。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你父母将会回来——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未能完成学业,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他们将不会原谅你。”这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决心。(512)

依达最终成为一名教师。

依达·斯拉温娜不是唯一获得校长支持的孩子,她的同学艾莱娜·邦纳也获益匪浅。她的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艾莱娜晚上从事清洁工作,仍不足以支付学费(1938年在中学推出的新规定)。她决定离开学校,找一份全职工,再上不用付费的夜校。艾莱娜将申请表格交给阿列克谢耶娃,请求她的批准。

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拿过表格,读完后站起身,关上她办公室的门,然后轻声说:“你觉得我会收你的学费吗?去吧!”

为了获得免费资格,艾莱娜必须向党干部,即共青团组织者,提出申请。他的职责是“留心学生和教师的政治道德态度,把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吓得要死——俨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代表”。邦纳吓得不敢提出申请,她的学费结果是某个人匿名付的——她相信是克拉夫蒂娅自己。艾莱娜回忆,她班上共有24名学生,父母遭到逮捕的倒有11名。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但都不说,不希望引起注意,像正常孩子一样处世行事……我几乎可以肯定,另外10名学生都与我一起读完了十年级——都是我们校长救下的。(513)

对于像依达·斯拉温娜那样的孩子来说,在所有的职业当中,教师这一角色最为频繁地担当了他们的保护人,甚至是大救星。许多教师,特别是在斯拉温娜就读的精英学校,都曾接受旧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熏陶。依达回忆:“我们的老师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仁爱之心和自由的思想。”

我们的体育老师曾是沙皇军官,在内战中投入红色骑兵军的战斗。他能流利使用3种欧洲语言……我们有剧团和诗歌俱乐部,都是我们教师鼓励筹办的。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活动让我们接触到“苏维埃教室”所没有提供的19世纪文学。我们的历史教师马努斯·诺德尔曼,既是精彩的说书人,又是历史的普及者。他不喜循规蹈矩,无论是想法,还是穿着,都有点古怪,趋向于波希米亚风格。他在上课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当时历史课所必需的斯大林个人崇拜。他在1939年被捕。(514)

父母在1937年被捕时,斯韦特兰娜·切尔卡索娃只有8岁,与叔叔同住,在列宁格勒上学。她的老师维拉·叶利谢耶娃教导其他同学要善待斯韦特兰娜,因为她是“不幸人”(19世纪慈善机构的用词)。斯韦特兰娜回忆:

我们班上没有人民公敌——这是我的老师讲的。她还有心帮助那些父母消失的孩子,真是不少。例如,有个生活在大街上的男孩,总是脏兮兮的,没鞋没衣服,得不到任何照料。于是,她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件外套,把他带回家,帮他清洗。(515)

维拉·叶利谢耶娃被捕于1938年。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也曾受到学校教师的善待,从1933年起,他的家人流放至乔尔莫兹镇。他的物理教师拿出自己的钱让他买午餐,因为他家里负担不起。德米特里想要表示感谢,但她把钱塞入他手里时将手指放在嘴上,以示不要出声。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一直在帮助“人民公敌”的儿子,以免自找麻烦。德米特里回忆:

一句话都没有,我从没机会向她道谢。她会在餐厅的外面等我,塞给我3个卢布。我走过时,她也许会低声说上一言二语——鼓励我的话——仅此而已。我从没跟她讲过话,她也没跟我真正交谈过,但我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感激,她能心领神会。(516)

伊娜·盖斯特的学校(第19学校)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靠近苏维埃领导人居住的河堤大楼,学校里有很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学生。如果他们在附近的莫斯科实验学校(MOPSh,很受布尔什维克精英的青睐)上学,就会在父母被捕之后,或遭到直截了当地开除,或被迫发表背弃的声明。但在盖斯特的学校,气氛决然不同,教师对自己的学生采取自由和保护的态度。父母1937年6月双双被捕后,伊娜回校开始新的学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告诉教师。伊娜解释,“我们从小长大,都在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担心也要像这位少年英雄一样,揭发自己的父母。但是,当她最后鼓起勇气坦陈一切时,老师只是说:“好吧,那又怎么样?现在让我们去上课。”伊娜的父亲是备受瞩目的布哈林公审中的被告之一,但她的老师也不在乎。学费制推行之后,她的老师掏出自己的薪水帮她代付(同校的奥西普的幼子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另一位教师的资助)。由于有这一批勇敢的教师,第19学校成了“人民公敌”子女的安全港。其他孩子也受到鼓励,保护自己的同学。伊娜忆起一件事,涉及她班上最恶劣的男孩(他是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伴有严重的行为缺陷)。那个男孩编制一份名单,列出班级中的25名“托派分子”(即“人民公敌”的孩子),贴在教室墙壁上,结果反而受到班上所有其他孩子的攻击。伊娜还记得一起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有关的事件。其时,苏维埃学校奉命从教科书上清除这名“人民公敌”的相片。盖斯特的学校则有不同的对策:

有些男孩已在丑化课本里图哈切夫斯基的相片,或添上八字须,或加上一对牛角。我们的老师拉希尔·格里加洛夫娜说:“我已告诉女生,现在再告诉你们男生。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贴到书上,整整齐齐的,盖住图哈切夫斯基的脸,但一定要小心。今天,他可能是坏人,是人民公敌。但到了明天,他和其他人可能又会回来,被我们重新当做好人。到那时,你只要掀起这张纸,一点也不会损坏他的脸。”(517)

1937年10月14日,索菲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在黑海度假胜地苏呼米镇被捕。当时,她还不知道丈夫弗拉基米尔已于3天前在莫斯科被捕。弗拉基米尔是索菲亚的第二任丈夫,而索菲亚也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夫妇俩1927年在布拉格相遇。其时,弗拉基米尔是苏维埃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后来改任驻波兰大使和驻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总领事)。他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在1917年10月领导向冬宫发起的强攻。1937年,弗拉基米尔被召回莫斯科,改任司法人民委员。其时,夫妇俩依然非常相爱,现在索菲亚的被捕似乎改写了一切。她被带回莫斯科,在牢房中给弗拉基米尔写信,乞求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但索菲亚有所不知,读到此信的弗拉基米尔,已身陷莫斯科的另一间牢房。

[莫斯科],16/X. 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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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与妻子索菲亚(右)及继女瓦伦蒂娜(瓦莉奇卡)

亲爱的,不知你能否收到此信。不知何故,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我们总是说,如果有人在我们国家被捕,一定是有充分理由和确凿罪证的——总归是有理由的,你还记得吗?毫无疑问,我的案件中也会有理由,但我被蒙在鼓里。我知道的一切,你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琴瑟和谐。无论发生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们见面的那天。我生活在你的光环之下,并为之而感到骄傲。在过去3天中,我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为死亡做好准备。我想不出任何东西(除了将人与“天使”区分的普遍缺陷)可被视作犯罪,无论是与他人的关系,还是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我的想法和你的完全一致——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有人比你更敬业吗?你深知我的心,知道我的行为、思想、文字的真谛。我入狱这一现实,无疑表明我已经有了错——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忍受你不再信任我的念头……它蚕食我已整整3天,在我脑子里灼烧不已。我知道,你不能容忍一切不诚实。即使是你,也有可能弄错。似乎,列宁也有失误。所以,当我说没做错事时,请相信我。我的爱人,相信我……还有一件事,现在是瓦莉奇卡[索菲亚第一次婚姻的女儿]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这无疑会造成障碍。她会把母亲当做一个坏蛋,每念及此,我的心就充满悲伤。我处境中最恐惧的,是人们不再相信我,我无法如此生存下去……我向我爱的每一个人请求宽恕,因为我带来了这些不幸……原谅我,我的爱人。我真想知道你仍愿意相信和原谅我!你的索菲亚。(518)

大恐怖破坏了凝聚家庭的信任。妻子怀疑丈夫,丈夫怀疑妻子。在各种家庭关系中,率先断裂的通常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纽带。20世纪30年代的孩子,从小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榜样,接受谆谆教诲,笃信斯大林、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报刊上读到的每一个字,即使这些文章将自己的父母称作“人民公敌”。孩子一直在承受来自学校、少先队、共青团的压力,一定要背弃被捕的亲人,否则就会在教育和事业中自食其果。

列夫·采尔莫拉夫斯基18岁那年,即1938年,他父亲——曾是突击工人和军事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捕。他自己是共青团员和见习飞行员,一直梦想加入红军。父亲被捕后,列夫没有经受审判就作为“社会异己分子”,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城。他在当地的工厂上班,母亲和两个姐姐住在500公里之外的卡扎林斯克地区。1938年9月,列夫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背弃自己的父亲,同时呼吁废除儿子因父亲的罪行而受惩罚的原则:

关于我父亲的几句话。母亲告诉我,他作为反抗者,被流放去了北方劳改营。我本人从不相信,因为我亲耳听到他曾告诉他的姐妹他与白军在北方的浴血奋战。他还告诉我们自己以前的战功。基洛夫遭到暗杀时,他哭了……这也许是很聪明的伪装。好几次,他倒是告诉过我,曾去过华沙……我想,父亲应有机会为自己作出解释,但我不愿承受他所铸成的耻辱。我想在红军服务,成为一名享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苏维埃学校接受苏维埃精神的教育,配得上这一称号。因此,我的思想显然完全不同于他的。但我必须携带异己分子的证件,这太令人心碎了。(519)

父亲和叔叔——都是哈尔科夫的工人——在1937年被捕时,安娜·克里夫科才18岁。她遭到哈尔科夫大学开除,又作为异己分子被共青团踢出。她到处寻找工作,以供养母亲、外祖母和尚是婴儿的妹妹。她在养猪场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遭到解雇,因为他们发现了她父亲的被捕。之后,她就一直找不到其他就业机会。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弗拉斯·丘巴尔,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恳求丘巴尔帮助她的家人。安娜扬言,如果不能在苏联过上正常生活,就要杀死妹妹和自己。安娜的背弃信颇为极端,因为她极想证明她是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值得救赎。也有可能,她确实憎恨自己的父亲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灾难:

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兄弟被控何罪,或判刑多久。我只是感到羞愧,也不想弄清。我绝对相信,无产阶级法庭是公正的。如果他们被判了刑,那就意味着他们是罪有应得。对父亲,我没有作为女儿的感情。对祖国、教育我的共青团,以及共产党,我有苏维埃公民更高层次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决定,那是1.7亿无产者的声音,我为它的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承认,曾被征入邓尼金的军队,在1919年担任白军卫兵3个月,为此在1929年被判刑两年半[在劳改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如果察觉到他反苏维埃的任何举措——尽管他是我的父亲——我也会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揭发,没有片刻的犹豫。丘巴尔同志!请相信我。称他为父亲,我都感到非常羞愧。人民公敌不配做我的父亲,只有教我无情憎恨全体恶棍和敌人的人民,才能承当这种称号。我满怀希望,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将取代我的父亲,把我当做他们真正的女儿,在人生道路上为我指引方向。(520)

有些家长在被捕后,鼓励孩子背弃自己,以免危及他们在社会或事业上的前途。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1937年在喀山监狱遇见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子——她在革命之前的圣彼得堡长大,童年基本上都是在大街上度过的,因为母亲行乞为生。1917年之后,丽莎在工厂上班,入党,嫁给工厂管理委员会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他们的生活舒适,培养两个女儿成为模范少先队员,大的叫卓娅,小的叫列娅列娅。丽莎告诉奥莉加:“有时,我们在工厂安排儿童之晨的活动。”

我们的小妞妞卓娅身穿丝绸连衣裙,颈系少先队红领巾,站起来引吭高歌。我丈夫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卓娅更棒的女孩了。她长大后将成为一名人民艺术家。”我随即会想起自己童年时挨家挨户的乞讨日子……我热爱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愿为它献出我的生命。

丽莎的丈夫作为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被捕。(丽莎说:“如果我早知道他背叛了列宁,我会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他。”)不久,她自己也被捕。有一天,丽莎收到卓娅的来信。其时,丽莎正好在给卓娅写信,那天恰好是囚犯获准写信的周六。

亲爱的妈妈,我现在15岁了,计划加入共青团,我想知道你是否有罪。我一直在想,你怎么可以背叛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我们过得很好,你和爸爸都是工人。我记得,我们生活得不错,你为我们做丝绸连衣裙,买糖果。你真的拿了“他们”[人民公敌]的钱?假如你当初只让我们穿棉布裙,岂不更好。但也许,你根本就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加入共青团,并将因为你的遭遇而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如果你确实有罪,我不会再写信给你,因为我爱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恨它的敌人。如果你是其中一员,我也会恨你。妈妈,告诉我真相。我宁可你是无辜的,我就不想加入共青团了。你不开心的女儿,卓娅。

为了给卓娅写信,丽莎已用掉配给的4页信纸中的3页。她思忖片刻,然后以大写字母在最后一页上写下:

卓娅,你是正确的。我有罪。加入共青团。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祝你和列娅列娅快乐。母亲。

丽莎让奥莉加看那些信件,然后头撞桌子,哽咽着说:“让她恨我好了,没有共青团,那她怎么活呀——异己分子?她会恨苏维埃政权的。还是让她恨我吧。”奥莉加回忆,自那以后,丽莎“再也不谈自己的女儿,也不再收到来信”。(521)

就许多孩子而言,亲人的被捕引起种种疑问。他们作为“苏维埃儿童”所笃信的原则,突然与他们对自己亲人的了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父亲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捕时,维拉·图尔金娜都不知道相信什么好。父亲在彼尔姆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母亲和外祖母都相信了他有罪,苏维埃报刊也在登载他的犯罪活动。无论走到哪里,维拉都会听到人们在嘀咕她这个“人民公敌”的女儿。维拉回忆:“父亲成了奇耻大辱的根源。”

人们对我说,如果他被捕,一定是做了坏事。大家都说:“无风不起浪。”母亲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办事处询问父亲的案情,他们回答:“等着瞧吧,他会坦白一切的。”我也设想他有罪,不然,我还能信什么呢?(522)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是苏维埃的模范学生,热爱斯大林,崇拜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坚信有关“间谍”与“敌人”的一切宣传。虽然父亲于1937年10月被捕,她仍信念不改。父亲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日益不满斯大林的政策,但从不与女儿谈及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列宁格勒托尔钦斯基的家中,像许多其他家庭一样,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谈政治。因此,埃尔加对大规模逮捕的理解,全部来自她在学校里学到的——没有其他途径来了解父亲被捕的原因,也无法来质疑它的发生。1938年,埃尔加的两个叔叔也被拘捕。其中一位1939年从劳改营返回,向埃尔加透露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手中所承受的酷刑。但这仍不能动摇她的信念:如果有人被捕,一定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1939年,到了16岁,她在共青团的申请表格中老实填写父亲是“人民公敌”,但谎称他已与母亲离婚,这是某种程度的背弃。埃尔加现在承认,她当时非常困惑,不敢存有任何怀疑,对父亲的背弃只是出于无知。“我们都成了僵尸——这是我的想法。我的上帝,我们只是小女孩,一直接受共青团的教育,笃信我们被告知的一切。”(523)

哑巴吃黄连,加上新闻或信息的缺乏,都加剧了家人的焦灼不安。亲人没有被捕之人的消息,没有证明清白的证据,也就寻觅不到救命稻草来抗衡公众的有罪推定。

尼娜·科斯特利娜是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有一个模范的苏维埃童年,1936年底加入共青团。其时,大恐怖的第一波震撼已开始触及她的政治意识。等到伯伯被捕,尼娜便想弄明白个中的缘由。她在1937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发生了可怕且难以理解的事件。他们说,米沙伯伯牵涉于某种反革命组织。这是怎么回事呀?米沙伯伯——自革命第一天起,他就是党员——突然变成了人民公敌!

她家的房东被捕后,尼娜思忖,如果逮捕发生在家里,自己会作何种反应:

发生了怪事。我思索再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父亲也是托洛茨基分子,成为国家的敌人,我不会为他感到遗憾!我虽这样写,但(我承认)仍心存疑惑。

1937年12月,尼娜的父亲也被开除党籍并解除官职,他估计自己的逮捕即将到来,便写信提醒尼娜:“你必须确信,你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坏蛋……从未以肮脏或卑鄙的行止来玷污自己的名誉”,此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最终被捕于1938年9月,尼娜虽陷入迷茫和绝望,但仍坚守父亲是清白的这个信念。她在日记中写道:

9月7日

笼罩我生命的是如此不祥的黑暗。父亲的被捕又是如此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我一直理直气壮,意气风发,但现在……现在艾哈梅特夫[一个同学]可以对我说:“我们成了不幸命运中的同志!”想想吧,我是如何鄙弃他以及他那托洛茨基分子的父亲。这个噩梦日夜折磨着我:父亲也是敌人吗?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是个可怕的错误!

尼娜的父亲在狱中度过两年,等待三人特别法庭的“审判”,最终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判处5年劳改。1940年11月,他写了第一封家书。尼娜读了美好的来信而深受感动,尽管有劳改营的艰辛,她仍能感受到父亲的精神、力量和热情。但母亲很恼火,只是问:“他是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是无辜的,为何不去上诉?”下一封来信有效地回答了母亲的疑问,尼娜的父亲写道:“关于我的案情,也毋庸多讲,根本都不能成立,只是一个肥皂泡,却吹得像一头大象。现在不是、过去不是、从来就不是的东西,叫我如何去反驳。”(524)

在一个家里,父亲和丈夫的角色的突然消失,给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妻子背弃被捕的丈夫,不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的配偶可能是“人民公敌”(这种想法可能存在),而是因为这样做,使生存下去比较容易,得以保护家人(许多丈夫为此而建议妻子背弃自己)。“人民公敌”的妻子承受国家的压力,要公开背弃自己的丈夫,不愿照办的,会面对严重后果。有些妇女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送进劳改营,或带上孩子,或与孩子分离。其他的被赶出家园,遭到解雇,丧失口粮和公民权利。经济压力也在发挥作用:工资停发、储蓄冻结、房租提高。离婚费用通常是500卢布,为了鼓励妇女背弃丈夫,与囚犯离婚的费用降至只需3个卢布(相当于食堂的一顿饭钱)。(525)

顶住这些压力,站在丈夫一边,光凭一点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非凡的韧性。瓦西里·杜达列夫被捕于1937年,其时,他与伊琳娜的婚姻已持续约15年。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相遇于斯摩棱斯克,一起接受教师的训练。瓦西里是内战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后成为奥廖尔城的资深党干部。1933年,他被调去罗斯托夫附近的亚速镇——靠近顿河入海处,担任当地的党主管。伊琳娜在针织厂工作,不热衷政治,但出于对瓦西里的爱而入党,变成了“党的妻子”。瓦西里被捕后,伊琳娜到处找他——不单是在监狱里找,还会去30公里之外的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铁路站。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有满载囚犯的火车驶向劳改营:

我会走在火车旁的轨道上,希望找到丈夫,让他带点生活用品上路。我看到很多列火车,结满冰霜的货车都已钉牢,甚至顶部的窗口也全以金属条封死,只留下小小的缝隙。从货车厢的内部,我能听到低沉的嗡嗡声。我一边沿着火车走,一边喊叫:“有杜达列夫吗?”嗡嗡声消失了,有时会有答复:“没有”……后来有一天,有个声音回答:“杜达列夫吗?有的。”这是一名火车警卫……我拿出准备好的干净衣服,装入一个小包,交给警卫。他让我写一张纸条,说是“公事公办”。我很高兴,瓦西里现在知道了,我在找他、想他。我一直很害怕,如果没有消息,他会以为我已将他背弃……我在纸条上列出交给警卫的东西,并签署:“我很好,吻你。”几分钟后,警卫把包和纸条还我,纸条的背面已写上瓦西里的笔迹:“都已收到,谢谢。”

伊琳娜从不怀疑丈夫的清白。内务人民委员会多次传唤她,向她提供犯罪活动的“证据”,要她检举揭发,否则就要予以拘捕,但她每次都表示拒绝。伊琳娜还记得一次工厂的党员会议,她被要求揭露丈夫的反国家罪行。在类似的情况下,大多数妻子只会声称自己从不知悉丈夫的罪行,但伊琳娜却勇敢地否认丈夫犯了罪:

我独自坐在会议桌的一端,其他人坐在另一端,挤在党干部的周围,没人跟我说话。一位书记通报说,杜达列夫作为人民公敌已经被捕,现在要决定我的命运。党员逐一发言,除了口号,他们没什么好说的。在我的问题上,也没说什么,只指责我欺骗党。他们要我坦白丈夫的罪行,并解释为何要隐瞒,但没人朝我看。我试图保持冷静,字斟句酌,只作简洁的回答。我说,与丈夫住在一起,已超过15年,只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入党就是由于他的影响;我从不相信他参与了任何坏事。这引起很多人的轻声低语,有人喊道:“但他已经被捕!”仿佛这就是有罪的证据。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试图说服我站出来揭发杜达列夫的罪行,以履行一名党员的职责,但没人敢于说出对他的指控……只是一再要我揭发杜达列夫为人民公敌。但每一次,我都予以拒绝。

伊琳娜被开除党籍,失去工厂管理委员会的职位,转到会计部门,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几天后,镇苏维埃向她的公寓征收大笔税款,所给的解释是,她和丈夫几年来使用了“额外的生存空间”,这是欠下的差额。1938年7月,伊琳娜因“未能检举丈夫的敌对活动”而被捕。同年12月她被释放,得以返回斯摩棱斯克。(526)杜达列夫于1937年被枪决。[5]

丈夫被捕后,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她愿意想到他的好,但奥西普留下的烂摊子让她耿耿于怀——儿子们也有同感——他给家人带来了不幸。16岁的伊戈尔觉得父亲对不起他,父亲的被捕使他承受了共青团朋友的排斥。12岁的弗拉基米尔指责父亲摧毁了他加入红军的梦想。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沃尔卡[弗拉基米尔]对父亲深恶痛绝,也为伊戈尔感到惋惜。”弗拉基米尔以前的朋友,现在反而要欺负他。他在学校经常遇上麻烦,更震惊于少先队的一次冲突:少先队队长询问他父亲的情形,因弗拉基米尔拒答而当众宣布:“你父亲是人民公敌,怎么确定你与他的关系,就是你的责任。”

朱莉娅和弗拉基米尔之间不断发生争吵。有一次,母亲拒绝写信给叶若夫,以索回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时带走的玩具枪和军事书籍,弗拉基米尔因此而大发脾气。他气愤地说:“这真是一个耻辱,至今还没枪毙爸爸,他已是一个人民公敌。”另一次,他从学校回家,得了一个很差的分数,朱莉娅发了脾气,当场咒骂他。她在日记上写,她告诉他:“他的不良行为显示,他就是人民公敌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边大哭,一边回答:“我生而为敌人的儿子,那是我的错吗?我不要你做我的母亲了,我要去孤儿院。”朱莉娅威胁他,只让他吃块面包就去睡觉。弗拉基米尔回答,他会“割断她的喉管”。结果,朱莉娅打了他两记耳光。(527)

朱莉娅已是黔驴技穷。她被逐出自己的公寓,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愈加怀疑自己的丈夫。朱莉娅问自己:“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皮亚特尼茨基到底是谁?”

1937年7月20日

……昨天傍晚,我想起了皮亚特尼茨基,心中充满了苦涩:他怎么会让我们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他与那些人一起工作,知道他们的方法,却没有预见到他们会逼迫我们忍受一生的折磨和饥饿……对皮亚特尼茨基怀恨在心,也是入情入理的。他让孩子受到摧残,失去本来就不多的全部钱财。但是,偷走我们所有东西的人,到底又是谁呢?现在的当局等同于随心所欲的恐怖——人人害怕。我都快要疯了,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528)

整整6个月,朱莉娅在日记中进行自我审讯,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什么人。1938年2月7日被告知丈夫已受指控犯有间谍和反革命的罪行,朱莉娅便在日记中写道:

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17年来所认为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和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但很显然,皮亚特尼茨基从来就不是一名职业革命家,而是一个职业歹徒和间谍。这解释了他为何如此封闭,如此严厉。很显然,他不是我们想象的人……我们大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529)

伊戈尔1938年2月9日被捕。两名士兵来抓人时,他还在学校的教室里,后来监禁在布提尔基监狱。朱莉娅因担心自己的儿子而陷入彻底的绝望。据弗拉基米尔说,她精神崩溃了——整天躺在床上,经常想到自杀。(530)唯一支撑她的是必须为儿子们而活的想法,她在日记中一再重复提及,已成了她的口头禅。她在3月9日写道:“最好还是去死,但我的沃尔卡和伊戈尔,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我是他们的一切,这意味着我必须活下去。”然而,朱莉娅有时感到如此沮丧,她能想象的唯一救赎就是断绝一切关系,甚至是与儿子的联系:

1938年2月17日

昨晚,我想,已找到了解决方法,但不是自杀。由于我薄弱的意志和深刻的绝望,这原本是最简单最具吸引力的方法……现在改成这一种新的思路:孩子不是必要的,把沃尔卡交给国家,自己只为工作而活——持续不断地工作,停下来只是为了阅读,活得更贴近自然……冷漠以对任何人。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投身于工作,再也没有会被带走的亲人。我为何要留住沃尔卡,于他何益?我已被埋在大山之下,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无法帮助沃尔卡。他想要活下去,想要朋友、阳光、温馨的家、有意义的生存,而我——只是反革命的妻子。(531)

朱莉娅一直在揣摩奥西普和伊戈尔被捕的原因。她不同于弗拉基米尔,无法把奥西普当做“人民公敌”,也恨不起来。她在日记中指出:“沃尔卡在折磨我,因为我无法憎恨皮亚特尼茨基。起初我还以为我终究会恨他的。但到头来,我还是有太多疑惑。”她尝试与弗拉基米尔讲道理,认为父亲“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弄错了,父亲上了敌人的当”。(532)但朱莉娅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经常在日记中指出“可疑”人士,更对苏维埃法庭的公正深信不疑。她在布哈林公审时期坚信,枪毙“恶人”是很正确的。她在政治上很天真,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弄懂吞噬自己的现实。让布哈林充当摧毁她家的替罪羊,她欣然接受。布哈林和他的共同被告于1938年3月被处决,朱莉娅的评论是:“与党所承受的苦难相比,这些恶人所流的血实在是小小的代价。”

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个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怔怔地盯着他们……公民把他们当做动物一样围观,叫他们难以忍受。我们对他们的仇恨将永不休止。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建设更美好的生活,如何联合起来,如何热爱我们的领袖,是那些不是叛徒的领袖。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养肥自己,像动物一样,根本不配“人”的称号。

朱莉娅想象未来的“美好生活,只有诚实人才可生活和工作下去”,由此看到些许的曙光:

也许,伊戈尔会回家。皮亚特尼茨基嘛,也有可能——如果他是诚实的,当然是说,他没有牵涉这么多敌人犯下的罪行,没有疏于职责,没有上这些爬行动物的当。如果他的意图是诚实的,当然会回家。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的一位?假如我知道真相,我的生活将变得多么容易。至于伊戈尔,我想起了他父亲的话——“真金不怕火炼,经不起考验的,我们也不需要”。(533)

朱莉娅决定寄希望于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奥西普是无辜的,他也能幸存于大恐怖。

皮亚特尼茨基被囚禁在布提尔基监狱,也是他儿子身陷其中的监狱。1938年4月初,列夫·拉兹贡在一个拥挤的牢房与他相遇(建造时定为可供关押25人,其时关押67人)。拉兹贡看到一名“消瘦、佝偻的老头[皮亚特尼茨基当时56岁],满脸创伤”。

他[皮亚特尼茨基]看到我在注视他的脸,便解释说,这些伤疤是审讯人的金属皮带扣所留下的。1937年的头几个月,我曾看到皮亚特尼茨基……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他,与我以前见过的相比,判若两人,完全无法辨认。只有眼睛,仍保持同样的明亮和活力,只是变得更加悲哀,暴露了他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煎熬。

皮亚特尼茨基询问了拉兹贡的案情,以及如何受到牵连的。接下来,拉兹贡反问了他的情况:

他先是沉默,然后称,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幻想。他的案件即将结束,他已做好准备。他还告诉我,他们在审讯中如何无尽无休,如何严刑折磨,如何以死相逼,如何屈打成招。但还没说完,他们又来找他了。(534)

4月10日,皮亚特尼茨基被转移到列福尔托沃监狱,从4月12日到7月底的公审,每天晚上都接受系统地拷问。主要审讯人否认使用刑罚,声称皮亚特尼茨基表现得“冷静而克制,但有一次,因某种原因而变得烦躁,要求喝水,拿起水壶后,却用它猛击自己的头部”。(535)7月17日,奥西普与137名其他囚犯一起,接受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的公审。他被指控为法西斯间谍团伙的首犯之一,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组成,潜伏在共产国际。叶若夫送交斯大林一份定罪人的名单,被克里姆林宫总统档案馆保存下来,名单顶端写有一行简短的手令:“枪毙所有的138人。约·斯[大林]。V. 莫洛托夫。”(536)

朱莉娅对此一无所知。她在布提尔基监狱外排队给儿子送包裹,甚至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也关押在此。越是听不到奥西普的消息,她就越难坚持他是无辜的。每个人都叫她忘记奥西普,只为自己和两个儿子着想。4月12日,即奥西普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开始重新受刑的那一夜,朱莉娅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受到一只猫的折磨。她认为这个梦很重要,怀疑儿子伊戈尔是否在布提尔基监狱遭受刑罚(在监狱外排队时曾听到其他妇女讲起类似的传闻)。有关伊戈尔受苦的想法改变了朱莉娅对奥西普的情感,她在日记中记录:

我的生活已变成无止境地陷落的漩涡。我以耳语与自己对话,对皮亚特尼察[皮亚特尼茨基]和伊戈尔的命运感到彻底的绝望,尤其是我那可怜的孩子。他的第17个春天是在悲惨、黑暗、肮脏的牢房中,与陌生人一起度过的。他是无辜的,这最重要。皮亚特尼茨基已经有过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辨认出周围的敌人,或自甘堕落了,这并不让人震惊,因为是他自己要投入政治的。但伊戈尔……(537)

已经帮不了奥西普的想法使朱莉娅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尚有很长生命旅程的伊戈尔。她接受了丈夫有罪的可能,但不愿接受16岁的儿子也参与了犯罪。朱莉娅决定背弃丈夫,希望以此挽救儿子。

她拜访莫斯科的检察官办公室,被告知皮亚特尼茨基已犯了反对国家的重罪,便回答:“如果真是这样,他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检察官建议朱莉娅开始新的生活。她回答,她很愿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他鼓励她提出正式申请,并允诺会提供支持。朱莉娅把检察官看作自己的同情者:

我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也许流露了太多情感,这是我一直未能控制的——我感到,这个人还是可亲近的。他的任务很艰巨,但又是必需的。作为一个同志,我想表达对他的尊重。对那些从党内铲除蠢猪的同志,我更想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我再次强调:尽管自己要忍受痛苦,尽管无辜者可能被牺牲(希望我的伊戈尔不是其中之一),我一定要坚持原则,一定要维护纪律、保持耐心,一定要——绝对必须——找到做出积极贡献的途径。否则,人民中间便没有我的位置。

朱莉娅一旦决定抛弃丈夫,便开始想到他的坏,她在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哦,我实在无法理解!如果真是这样,我就鄙视他,我恨他卑劣、懦弱的灵魂,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哦,他扮演得多好!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何让自己陶醉于这些间谍、挑衅者、官僚的“温暖友情”之中。他肯定没有真正的朋友,基本上是个悲观者,从没向我敞开心扉……也许,他从不爱党,从未把党的利益放在心上?但我们呢,我和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啊?(538)

3个星期之后,伊戈尔被拽上三人特别法庭,被控以组织反革命学生组织——如此荒谬,以致特别法庭都不予受理,但还是以反苏维埃煽动的含糊不清的罪名,判处伊戈尔5年劳改。[6]朱莉娅在5月27日被告知儿子的判决结果,顿时变得歇斯底里,要求检察院逮捕自己:“如果他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当晚,朱莉娅反思一连串事件,探索对大恐怖的理解:

皮亚特尼茨基也许真是坏人,我们将因此变成他的陪葬品。但是,我既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明白伊戈尔究竟犯了什么罪,真是死不瞑目啊。伊戈尔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会被抓走?也许,他只是一名潜在的罪犯,因为他是人民公敌的儿子……也许,这只是对部分居民的强制征调,他们是国家不予信任的,却又能充作劳动力?我不懂,但听起来合乎逻辑。如果确是这样,伊戈尔和其同类再也不会回来。他们将为国家发挥有价值的作用,但不会回归正常生活。不管如何,遭到遗弃是非常可怕的——只得等待,不知所以。(539)

朱莉娅本人被捕于1938年10月27日,时年39岁。警方实施逮捕时,没收了她的日记,把它当做她和丈夫同谋反对政府的定罪证据。她被送去偏远的坎达拉克夏劳改营,位于摩尔曼斯克的远北地区。弗拉基米尔随她同行,事实上,他病得厉害,刚刚动过手术,是从病床上给带走的。在坎达拉克夏劳改营,朱莉娅出工,帮助建造附近的尼瓦-GES水电站;弗拉基米尔留在营房,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狱警照看,每天喂食两次。过后不久,弗拉基米尔设法逃脱,溜回莫斯科。他借宿于学校朋友的住所,包括叶夫根尼·洛吉诺夫——其父亲在斯大林私人秘书处任职。早先,洛吉诺夫一家鄙弃皮亚特尼茨基一家,但现在有所改变,兴许是良心发现。弗拉基米尔在洛吉诺夫家待了3个月,有一天晚上,他偷听到洛吉诺夫家人的交谈,才知道叶夫根尼的父亲因收留自己而惹上了麻烦。弗拉基米尔不愿让他们为难,主动去莫斯科苏维埃投案,碰上的官员恰好是皮亚特尼茨基1917年10月的老战友,他先叫了三明治招待弗拉基米尔,之后才去报警。弗拉基米尔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敌”的孩子都是从那里被发配去苏联各地的孤儿院。(540)

1939年3月,朱莉娅受到3名尼瓦-GES的同事的举报。他们声称她曾说:丈夫的被捕是错误的,丈夫是无辜的,只是认为斯大林不宜担任无产阶级领袖。朱莉娅被裁定犯了反苏维埃煽动罪,判刑5年,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营。伊戈尔正巧也在同一劳改营,隶属于另一个工业部门。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朱莉娅得以与他见面。伊戈尔回忆:“我们一起度过了十分美好却又异常悲伤的一天。”最后,她只得悻悻而回[妇女营地]。朱莉娅体力不支,精神失常,根本承受不了劳改营的艰辛。她依然美丽,引起营地指挥官的垂涎(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何以被允许探访伊戈尔),但她予以拒绝。指挥官恼羞成怒,把她送去大坝建设工地,充当体力劳动者,以示惩罚。她必须站在齐腰深的冷水中,每天挖泥16小时。她因此病倒,死于1940年冬天一个无法确定的时辰。

伊戈尔从劳改营获释后,在1958年接待了家庭老熟人吉娜。她也是卡拉干达劳改营的囚犯,在那里见过他的母亲。吉娜告诉伊戈尔,朱莉娅已死于劳改营医院,葬身于一个万人坑。1986年,已是80岁的吉娜再次来访,告诉伊戈尔,她上一次的消息并不全部属实,因为去世前的朱莉娅要她承诺,不得透露她临死的可怕细节(吉娜现在承认,当时自己也不敢袒露真相)。但最近,吉娜梦见了朱莉娅——在梦中问询伊戈尔的消息——视之为一个启示:她应将朱莉娅的最后遭遇告诉伊戈尔,她并没死于医院。1940年12月,吉娜去卡拉干达劳改营看望朱莉娅,但没人愿意透露她在哪里。最终,有个妇人手指草原上的羊圈,叫她去那里找。吉娜走进羊圈,羊群当中,躺在冰冻地面上的就是朱莉娅:

她快死了,浑身烧得发烫,颤抖不已。羊群站在她身边,像是在作警卫,但仍挡不住寒风和飞雪。我在她身边蹲下,她试图抬起身子,但没有力气。我拉起她的手,试图以我的呼吸给她些许的温暖。

她问:“你是谁?”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只说是你叫我来的,你让我帮忙找到她……

她一下振作起来:“伊戈尔——我的儿子。”她挪动冻僵的嘴唇,低声说道:“我的小男孩,帮他一把。我求求你,帮他活下去。”我让她冷静下来,满口答应我会照顾你,仿佛你的生死全掌握在我的手中。朱莉娅低声说:“请答应我……不要告诉他,他母亲是怎么死的,答应我……”

她已经神志不清,我蹲在她身旁,也一口答应。

然后,身后传来狱警的喝问:“你从哪里来的?怎么跑到这里?”那个狱警一把抓住我,将我双手反绑在身后,押出羊圈:“你是谁?”

我解释,我是工具车间的小组长,只是路过,意外发现这名女子。但我仍被扣留,他们告诉我,不许透露我所看到的:“闭上你的嘴,不准说一个字!”

朱莉娅死于羊圈。她病倒后被扔在那里,不许任何人探望,后来就葬在她去世的地方。(541)

[1]没有皮亚特尼茨基讲话记录,6月全体会议的速记没能保存下来。但有证据显示,皮亚特尼茨基所说的,已被从记录中抹去(中央委员会档案馆的惯例),以免鼓励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后一次会议在6月29日闭幕,斯大林最后宣布:“就皮亚特尼茨基而言,调查仍在进行,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该页底部有斯大林秘书的笔迹:“这一段落是斯大林同志划掉的,因为它不应存入速记机。”(RGASPI, f. 17, op. 2, d. 622, l. 220)在封存的档案(如克里姆林宫的总统档案馆)中,可能还有该事件的其他记录。在相关证据披露之前,皮亚特尼茨基反对老布尔什维克大批被捕的立场的唯一记录,来自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他声称,根据他父亲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个人文件、其他档案馆的零碎证据以及卡冈诺维奇所称的回忆录,他已重新确立了6月全体会议的具体事件。该回忆录的内容是卡冈诺维奇的秘书处主管塞缪尔·古贝尔曼转述给他的。[《反对斯大林的阴谋》(Zagovor),59—70页;对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的采访,圣彼得堡,2005年9月。支持皮亚特尼茨基说法的还有B. Starkov的《老党卫军的自卫》(Ar’ergardnye boi staroi partiinoi gvardii),载于Oni ne molchali,莫斯科,1991年,215—225页]

[2]斯大林很可能涉及谋杀基洛夫。这位列宁格勒党领导很受欢迎,要比斯大林温和得多。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基洛夫有可能成为自己强劲的竞争对手。至于斯大林是否在谋杀中扮演角色,还没发现确凿的证据。但斯大林肯定利用了这一谋杀,坚持对内部威胁的强迫妄想,迫害自己的“敌人”。

[3]阿瑟·库斯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年)里的老革命鲁巴肖夫可视为这类人的缩影。由于仍想为国家服务,他在审讯中愿意承认受控的叛国罪——而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4]1935年12月,在党员和联合收割机手的会议上,一位年轻的联合收割机手表示,尽管自己是“富农”的儿子,但也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斯大林回答:“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记者抓住了这一条虚伪口号,慢慢又演变成了斯大林的“指示”。

[5]伊琳娜从未得知他的死讯,她继续寻找,向苏维埃当局写了上百封信,直到自己1974年去世。1956年之后,伊琳娜受邀重新入党,但她拒绝了。

[6]1941年,伊戈尔再一次遭指控与其他“人民公敌”的孩子策划了“反革命阴谋”,他的刑期因此延长5年。他在1948年回到列宁格勒,很快又被捕,罪名为“反革命煽动”,判处5年,被送进诺里尔斯克劳教营,实际上服刑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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