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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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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安吉丽娜·布舒耶娃和奈莉·布舒耶娃

1938年7月28日,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奈莉的外祖母去园子里采摘覆盆子,让她照看妹妹安吉丽娜,母亲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给弟弟斯拉瓦喂奶,并准备晚餐。父亲被捕于9个月之前,自那以后,仅有4岁的奈莉已习惯于帮做家务。季娜伊达正在哺乳,前门突然打开,出现两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士兵。他们告诉她,穿好衣服,带上孩子,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彼尔姆市中心的总部。几分钟后,奈莉的外祖母摘得覆盆子回来,已是人去楼空。

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大楼,审讯人将两个女孩安排去儿童之家。他向奈莉解释:“你妈要去远方,参加长期工作,你再也不会见到她。”季娜伊达即刻变得歇斯底里。两名警卫来带走女孩时,她开始尖叫,甚至噬咬拦阻她的其他警卫。奈莉被带走时,回头一瞥,正好看到母亲被抽耳光。两姐妹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奈莉去了一个犹太孤儿院(因为她的肤色较深),安吉丽娜去了邻近的儿童之家。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策规定,“人民公敌”的家庭要被拆散,孩子要领取新的身份。

季娜伊达被允许保留斯拉瓦——他得了肺炎,需要母亲的哺乳。整整3个星期,母亲和儿子被关在一间拥挤的牢房。季娜伊达被控不愿检举丈夫,判刑8年,被送去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网的一部分。1938年9月,她随一大队女囚犯,从彼尔姆赶去阿克莫林斯克。离开那天,她们被迫跪在城市广场数小时,等待马车把她们一批批送去火车站。彼尔姆的居民站在旁边围观,没人试图帮助囚犯。季娜伊达的母亲看到她和斯拉瓦在广场中间,想让警卫给递一件套衫。该警卫说“滚开,老太婆”,用他的枪口把她赶走了。在火车站,大家被塞进载牛的车厢,走了10天,才抵达阿克莫林斯克,一共1500公里的旅程。季娜伊达与普通罪犯关在同一车厢,起初,受到她们的骚扰。她们试图抢走她的婴儿,认为以此可得到提前释放。几天后,她们看到斯拉瓦的病情加重,反而对母亲生出怜悯,嚷着要求警卫为婴儿寻求牛奶。她们抵达劳改营后,季娜伊达被迫将斯拉瓦留在多林卡镇的孤儿院,之后的5年她都没见过自己的儿子。该镇当时是卡拉干达劳改营的行政中心。季娜伊达是一名合格的会计,被安排在营地办事处工作,很受囚犯的羡慕,但她恳求从事最艰苦的农活。季娜伊达向营地指挥官解释:“如果有时间思考,我就会发疯的。我已失去3个孩子,让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忘却自己吧。”

季娜伊达的母亲看到女儿和外孙跪在广场之后,便去寻找安吉丽娜和奈莉,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几星期后就找到了奈莉,但却要等到1940年春天才找回安吉丽娜。其时,安吉丽娜已有4岁,还能记得那一次际遇:

我的表哥基拉,即维佳舅舅的儿子,就住在孤儿院的附近。有一天,我们孤儿院的孩子在河边走,两两一排,排成长队,我排在最后。基拉和他父母也在河边,他一下就认出我,大声喊:“看,我们的安卡(安吉丽娜)在这里!”每个人都停下,大家都很好奇。孤儿院的带队妇女不让我的亲戚靠近,维佳舅舅与其中之一作了交谈。她说,我的名字叫阿列,也可能叫安吉丽娜,但她们不能确定。

外祖母开始向孤儿院书写申诉,然后有一天,她来接我……我还记得那一天,她带来一双红鞋,上面有闪闪发光的鞋环,让我穿上。我伸出脚,看看鞋底——它是如此光滑、干净、鲜红。我掸去沾上的灰尘,真想脱下,去舔这鞋底,因为它有这么漂亮的颜色。但外祖母说:“够了,穿好鞋,让我们去找你的姐姐奈莉。”我仍然记得当时的困惑——什么是姐姐?奈莉是谁?我一点都不懂。我们离开孤儿院时,看到门口有一个女孩在等。老太太说:“这就是奈莉,你的姐姐。”我说:“真的吗?”我当时只弄懂她叫奈莉,但弄不懂“姐姐”是什么意思。那女孩走了过来,黑色短发,穿着一件灰色雨衣,嘴巴在嚼着衣领。我问:“她为何咬衣领呀?”外祖母随即骂她:“你怎么又在咬衣领了!”(542)

安吉丽娜的童年记忆主要是饥饿。孤儿院的日常饮食一直很差(枯干的黑面包和灰色的稀粥),安吉丽娜看到鲜亮的红鞋,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当做番茄,试图去吃。回家后,与奈莉和外祖母住一起,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外祖母既老又有病,不能工作。季娜伊达于1938年被捕,过后不久,外祖母也被逐出自己的家,只好搬入共用公寓一个小房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到1941年,彼尔姆(自1940年起,改名为莫洛托夫城)濒临饥荒。许多中央街道改成蔬菜自留地,分配给选定的居民,但安吉丽娜的外祖母与之无缘。安吉丽娜回忆:“我们学会吃各种东西:春天的椴树叶、青草、苔藓,还有晚上从较富人家垃圾箱收集来的土豆皮。”安吉丽娜意识到,受饥挨饿给她带来了耻辱和落魄。在她心里,更多的是饥饿让她沦为低等人,而不是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那时她还太年轻,无法弄懂这些概念的内涵。安吉丽娜经常受到街对面工人住宅区一帮男孩的欺负,他们知道,安吉丽娜老是来翻检自家的垃圾箱,在大街上遇见她,总是予以嘲笑。安吉丽娜学会按捺自己,从不回嘴。但有一天,这帮人中领头的,即来自工厂干部家庭、个头最高的那位,故意拿出一块黄油面包给街上的乞丐。安吉丽娜回忆:“他故意做给我看,就是想要羞辱我。我实在忍不住,那黄油面包的样子实在太诱人了,我真想自己要,不忍看到它落入乞丐之手,便朝男孩们大喊:‘你们在干什么啊?那面包上有黄油!’引得他们一场大笑。”(543)

像许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安吉丽娜并不清楚自己的损失。她都记不起父母了——他们被捕时她只有两岁——不同于仍能记住父母的奈莉。父母消失时,她也没有痛苦的感受。等到学会了阅读,安吉丽娜才想入非非,自编父母去世的幻想,均来自她读过的书籍,尤其是她最喜爱的拿破仑和莫斯科大火的故事。她回忆起战后的一次谈话,其时她约10岁:

外祖母的朋友来访,谈起我的父母。外祖母在我们房间的墙上挂有她所有孩子的照片。那位女士依次指着每一张照片,问我分别是谁。

“那是谁?”

“尼娜舅妈。”我回答。

“这个?”

“三亚舅舅”

“那个?”

我说:“那是奈莉的母亲。”

“你是什么意思呀,奈莉的母亲?她也是你的母亲。”

但我回答:“不,那不是我的母亲,只是奈莉的母亲。”

“那么,你母亲在哪儿呢?”

“我母亲死于莫斯科大火。”(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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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艾莱娜与她的外孙女们在阿克―布拉克镇居住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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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莱娜·列别杰娃与她的两个外孙女纳塔利娅(左)、艾莱娜,1940年摄于阿克―布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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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维罗尼卡和玛丽亚在基洛夫地区的斯洛博茨卡伊镇

安吉丽娜的生活中真正的母亲形象,便是她的外祖母。她把安吉丽娜和奈莉救出儿童之家,最终让她们与她们的母亲团聚。当时,祖母和外祖母救下孩子的故事司空见惯。从大恐怖的一开始,将受迫害家庭的幸免者维系在一起的责任,往往落到她们的肩上。她们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实属苏维埃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迹之一。

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娃和姐姐艾莱娜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父亲被捕于1936年10月,枪决于1937年5月;母亲柳德米拉被捕于1938年9月,判处8年劳改,被当做“人民公敌”的妻子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其时,纳塔利娅10岁,姐姐12岁,都被送进孤儿院,到最后,都获得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慈祥温和,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达成协议。艾莱娜·列别杰娃187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商业望族,幼时上学4年,17岁那年结婚,生下7个孩子,其中柳德米拉出生于1903年,排行老四。艾莱娜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她的外孙女们,但被告知:如果要领出女孩,必须带她们同去流放地;如果让女孩们待在孤儿院,她自己仍可留在列宁格勒。艾莱娜毫不犹豫,领出两个女孩,变卖财产,买了3张火车票,直奔奥伦堡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偏僻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到达后才获悉,所有流放者的出境火车票本来应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支付)。

阿克―布拉克是连接俄罗斯与中亚主要铁路干线上的小站,尘土飞扬,当地7000名居民中的许多人都在铁路上供职,主要是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另外还有不少失业的政治流放者。58岁的外祖母肯定找不到工作,列宁格勒的亲属定期给艾莱娜寄来少量的现金和小商品,让她在市场上出售,或进行物物交换,对象是她一直在努力培养友谊的当地妇女。艾莱娜无法租到房间,只好与外孙女住在她买下的小窝棚,后来又隔开与另一户流放家庭合用。那是该镇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可追溯到19世纪,其墙砖是骆驼粪做成的,屋顶是黏土的。冬天,她们在土灶中烧烤牛粪取暖。第一年,即1938至1939年,当地发生饥荒,这真是一场生死考验。两个女孩没鞋穿,只能打赤脚去流放者子女的铁皮棚学校上课。铁路职工的孩子另有分隔开来的砖房学校。但姑娘们学习努力,第二年就获准转学到其他学校,甚至还加入了少先队。流放者和铁路职工之间的关系很好,纳塔利娅回忆:“没人把我们叫做流放者。”到了1941年,两名女孩申请加入共青团,才有人指出她们的父亲是“人民公敌”。发言人不是当地居民的孩子,而是来自莫斯科的疏散者,视之为不得入团的理由。(545)

纳塔利娅回首自己在阿克―布拉克度过的岁月——即从1938年到1945年,她倾向于认为,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辛,她和姐姐仍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很幸运,在外祖母的小世界中长大。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几乎没有一样自己的财产,但我们很愉快,因为我们有外祖母的爱,谁也无法偷走。”学校的朋友经常会问纳塔利娅父母在哪里,她都试图回避。她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担心人家会猜疑“他们已经被捕,一定做了什么错事”。对纳塔利娅来说,他们的被捕是耻辱和困惑的来源。她不明白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何消失,但从来没有怀疑父母的清白。纳塔利娅认为,在维持这一信念上面,外祖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她,她会投降于来自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压力,会背弃自己的父母,视他们为“人民公敌”。纳塔利娅回忆:“外祖母已看透一切,知道苏维埃政权的实质,不会轻易相信。革命爆发时,她已近40岁。”

艾莱娜的价值观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但她明白,外孙女需要在苏维埃世界中生存下去,所以没将自己的反苏维埃思想强加于她们。她告诉她们,父母都是好人,被捕只是一个错误,总有一天都要回来。她给她们讲述她们的母亲年轻时的故事:当年,她那么美丽,那么热爱网球,吸引那么多英俊的年轻崇拜者,又如何遇上她们的父亲,如何组成幸福家庭。她还告诉女孩们,她们的母亲就像她们现在一样。两个女孩通过这些故事得以了解自己的母亲,甚至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她的存在。艾莱娜说,“外祖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比母亲更为重要……她承担了母亲的职责,甚至在我们回到列宁格勒[1946年]和重逢真正的母亲[1951年]之后仍是如此。”(546)

对祖辈来说,照顾孙辈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子女被捕和变成“人民公敌”之后,父母经常被剥夺住房、就业、储蓄、退休金和口粮。也不是所有的孙辈都能获得拯救。维罗尼卡·涅夫斯卡娅的母亲于1933年去世,父亲被捕于1936年8月,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6岁的维罗尼卡和弟弟瓦伦丁,都被送进孤儿院。父亲的姨妈玛丽亚决定收养维罗尼卡,她已经收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告,如要收养,必须要去基洛夫地区过流放生活,那地方位于玛丽亚现居地列宁格勒的东面,相距1200公里。玛丽亚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已经70岁出头,把照看家人的孩子视作自己基督徒的责任。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她独自一人生活,没有自己的孩子,却发现外甥的子女羁留在孤儿院之中。玛丽亚一直特别喜爱维罗尼卡,为她买礼物,喜欢朗读经典作品给她听,但她已太老太弱,无力照看麻烦、任性的瓦伦丁(他先天膀胱缺陷,小便失禁,需要特殊照顾)。玛丽亚从孤儿院领出维罗尼卡,留下弟弟,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到1941年,她们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她们瓦伦丁已死于孤儿院的医院——当时只有7岁。维罗尼卡回首往事,认为祖母(她如此称呼父亲的姨妈)实在应付不了瓦伦丁,但又认为祖母心里还是充满悔恨。收到电报几天后,玛丽亚就去世了。维罗尼卡由远房亲戚收留,很快又被转给其他亲属,再被转给他人,没人对一张额外的嘴感兴趣。因此,在随后的5年中,她变成远亲家里不受欢迎的住客,直到1946年赴沃尔库塔与父亲团聚。(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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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伊娜·盖斯特(14岁)与妹妹瓦莱里娅(3岁)、纳塔利娅(8岁)在莫斯科。拍这张照片是为了寄给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

父母的被捕使许多孩子一夜之间长大。尤其是最年长的孩子,突然要履行大人的职责,帮做家务,照料弟妹。(548)1937年夏天父母被捕时,伊娜·盖斯特才12岁,与妹妹纳塔利娅(7岁)、瓦莱里娅(1岁)、表弟伊戈尔(9岁)和外祖母一起住在莫斯科河堤大楼的自家公寓。伊娜一下子要承担许多新职责,如果不算是一名主要家长,至少也变成了一名家长的助手。伊娜写信给内务人民委员会,要求领回自家公寓中已遭查封的财物。她组织安排送给父母的包裹,通宵在布提尔基监狱的门外排队,发现母亲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之后,她又找到一份晚上的工作,给孩子做课后辅导来积攒些钱,以便每月向阿克莫林斯克寄一次包裹——自(1939)年夏天起获得这一准许。父母被捕后不久,盖斯特家的孩子们被赶出自家公寓。4个孩子与外祖母搬进一间出租房,还要与其他8名亲戚合住——都是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仅20平方米的房间住上了13人(12个孩子,加上外祖母)。作为最年长的孩子,伊娜不得不做洗涤工作,还要帮着做清洁和烹饪。从她的新家到学校,伊娜乘坐电车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晚上回家后还要洗晾衣衫,因为第二天还要再用,她为此而心力交瘁(照片中的她,黑眼圈十分明显)。伊娜回顾这一段时间,认为这有助于她学得必要的生存技能:

这是一种训练自我奋斗的生活。我总是在力争生存下去——不只是为我自己,还为瓦留西卡[瓦莱里娅]和纳塔利卡[纳塔利娅]。父母被捕时,我只有12岁。但一夜之间,我仿佛已经长大。我明白,我的童年已经走到尽头。先是我们的保姆辞职——她无法与外祖母相处,照顾婴儿瓦莱里娅变成了我的工作。我记得保姆临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你必须每天晚上给她洗澡!她的尿布会变得很脏。”我被吓坏了……发现自己进入了全新的环境,必须承担这大家庭的洗涤工作。我如果不想断送自己一生,还需努力学习,还得抚养伊戈尔和纳塔利卡。纳塔利卡会问,为什么人家都有父母,而我们没有。我告诉她,我们有非常热爱我们的外祖母。在很多方面,我成了纳塔利卡和瓦留西卡的母亲;在其他方面,我自己又还是一个孩子。(549)

像艾莱娜·列别杰娃一样,伊娜的外祖母也经常向孩子们提及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知道父母并没有抛弃他们,仍然爱他们,将会回到他们的身边。但也有其他祖母们持不同的看法。

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的父母是乌拉尔奥萨镇(位于彼尔姆的南面)的理发师。他们于1939年的春天被捕,据说策划了反苏维埃政府的政治阴谋,因为美容院的顾客举报:听到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抱怨物资的短缺。4岁的伊拉伊达先由邻居收留,然后再转给各式亲戚,没人是心甘情愿的,直到最后才获得外祖母玛法·布留霍娃的拯救。她是个简单的农妇,又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一共带大16个孩子,其中5个还不是她自己的。她将被捕一事归罪于女婿,指责他说话太多,因此要求伊拉伊达学会闭嘴。所以,伊拉伊达在“强迫沉默的氛围”中长大,不得讨论或询问父母的事。她的自卑感植根于自己在学校里的孤儿身份,又因这强加的沉默而愈益加深。这一切迫使她深深埋藏内心的恐惧以及对父母的渴望,甚至会在梦中听到父母的声音。伊拉伊达的母亲关押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每周给住在奥萨的女儿写信。但玛法收到后,拆都不拆就予以烧毁。玛法把伊拉伊达父母的照片藏起来,让外孙女忘记他们。她对外孙女说:“我们会活下去,就我们两人,不再分离。”(550)

祖母、外祖母们成了家庭和劳改营之间的重要通讯者,她们既是写信人,又是读信人,维系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重要连结。数百万家庭,就凭这种连结,得以幸存于古拉格的分隔。

奥列格·沃罗比约夫的父母分别于1936年和1937年被捕,他和妹妹娜塔莎获得了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既勇敢又聪明,1905年革命之前,已是第比利斯取得行医资格的首批女医生之一。她听说内务人民委员会将把孩子送进孤儿院,急忙把他们带到图拉的乡村,与孩子的教父母一起将他们藏匿好几个月。后来回到莫斯科,她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工薪阶层集中的郊区租房而居,搬了好几次家。她认为,与他们以前居住的首都中心相比,这里更为安全。一般情况下,工人对邻居的政治背景不太感兴趣(他们的敌视更可能来自阶级或种族的理由)。(551)为了保护外孙和外孙女,娜杰日达收养他们,替他们改名换姓。每个星期,她写长信给他们的父亲(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和母亲(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介绍孩子们的日常起居:

1939年1月25日

……奥列格热爱上学。外公让他在早上7点半起床——只需说时间到了,他就自己起来。我们打开电水壶,准备新鲜的三明治、蛋、鱼和香肠。他吃时,再配上热巧克力、咖啡、茶、牛奶,然后去上学。他对食物非常挑剔,吃得不多。半截面包卷和一杯牛奶,他就已经饱了。他带去学校的也只有半截面包卷。(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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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奥列格和娜塔莎。照片是为了寄给身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父亲米哈伊尔而拍摄的

很多细节不是真的(奥列格记得,没有鸡蛋、鱼、香肠,只有面包,偶尔才有黄油),但这些信件给他的父母提供了安慰,即使他们不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仍在继续,等待他们的归来。

奥列格的父亲米哈伊尔是一名高级工程师,被捕之前,曾在莫斯科的国防部工作。1940年,他从索洛韦茨基调至北极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国家急切需要像他那样的专业人才,以创建庞大的综合工业,那里不久将成为镍和铂金的主要产地。米哈伊尔作为一名专家,允许收到包裹,每星期可写一次家书。他凭借与娜杰日达的通信,了解到奥列格的心态,从而对他的学习、阅读、兴趣爱好、朋友,提供了作为父亲的忠告。奥列格回忆:“他的信件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假设在我成长过程中,他就在我的身边,我对他的遵从可能还比不上我对这些信件的遵从。因为我渴望一个父亲,尽量以想象中他会赞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至少我从信件中知道了他的想法。

奥列格是幸运的,能与父亲建立联系。信件是父母之爱的书面证明,孩子眼见为实,还能读出父母的无辜。有时,信中夹有绘画、诗歌、枯萎的花朵,甚至小片的刺绣,以传达出受过审查的词句所不能表达的情感。正是这些零碎的东西建筑起父子之情。(553)

米哈伊尔在信件中,一直敦促奥列格快快长成一位“小大人”。

1940年8月25日

我亲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久没给我写信?我知道你在度假……但我促请你,至少每5天要写一封信……在信中附上你的图画,让娜塔莎也写上几句……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她的保护者。她还小,有时任性,你要跟她讲道理。我已经写过多次,你是一个男人,理应保护娜塔莎、外公和外婆,确保他们的安全,直到我回来。你是我的副手,我们小家庭的家长,我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

尽管只有10岁,奥列格觉得收到这封信后,自己已长成大人了。他认为,自己应对娜塔莎负责。这使他不再以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借用他自己的话即是:“我在一夜之中长大了。”(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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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和他的画(摘自他写给母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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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阿尔谢季耶娃,1941年于哈巴罗夫斯克

布舒耶夫家、盖斯特家、沃罗比约夫家的孩子都是幸运儿——他们获得了亲人的拯救。父母的被捕,让数百万的其他孩子自生自灭。许多人走进孤儿院——适用于未满16岁的孩子——其他的则在大街上游荡,或乞讨,或加入少年帮派。那些帮派在大城市的车站、市场和其他繁华地段,掌控大部分的轻罪和卖淫。1935年通过的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主要是为了打击儿童犯罪。1935至1940年,苏维埃法庭给10.2万名12到16岁的儿童定罪,其中许多最终被送进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劳教营。(555)

有些孩子溜到制度外,自食其力。1936年父母被捕时,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只有10岁。他父母本是来自乌克兰的工人,在内战中参加红色游击队;被捕前在党内获得逐步的晋升,先在莫斯科,后在列宁格勒。米哈伊尔的姐姐莉利亚早已离开列宁格勒的家,前往莫斯科学医。因此,米哈伊尔只得独自一人生活。他曾在各式亲戚家寄居一段时间,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他们都是工人,有自己的大家庭,都在为生存而挣扎。1937年9月,米哈伊尔进了列宁格勒少先队之家设立的绘画学校。之前几个月照顾他的姑姑贝拉将此视为摆脱他的良机,就叫他搬去少先队之家的学生宿舍。米哈伊尔失去父亲的所有音信(枪决于1938年),也得不到姐姐的消息,因为她担心如果写信给亲戚,会泄露自己的污点履历,会遭到医学院开除。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是身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母亲,经常写信给她。他非常孤独,没有朋友和家人,急切需要母亲的爱(他的信往往以此结尾:“我吻你1000000000次”)。1941年的春天,米哈伊尔被绘画学校开除——理由是缺乏天赋——转而入读工厂技校。他被赶出少先队之家的学生宿舍,只好借住在营房的一个小房间。15岁的他在7月份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在此感到非常无聊,没有其他人,每个人都走了,全靠自己。”9月,德国军队包围列宁格勒,米哈伊尔逃到莫斯科。他到达那里时,姐姐已跟随医学院疏散到中亚,其他的莫斯科亲属也不愿收留他,所以只好流落街头。1941年10月,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遇难。(556)

父亲在1937年6月被捕时,玛娅·诺尔金娜才13岁。一年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又抓了母亲,玛娅也被列宁格勒学校开除。她在列宁格勒有姨妈和舅舅,但没人愿意收留她。玛娅说:“他们都怕丢掉饭碗,其中有些是党员——他们显得最为害怕,断然拒绝。”大家都以为玛娅将被送进孤儿院,却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继续住在自家的3间房里,位于市中心的共用公寓。她的亲戚为了抢夺这宝贵的居住空间,让一个舅舅登记为该处居民。但他从没在那里住过,事实上,仍与妻儿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玛娅回忆:“我自食其力,完全独立。”这一位14岁的女孩子,会向学校里的老朋友借书,走一小时去姨妈家吃饭,用亲戚给的零用钱购买食品,有时享用共用公寓邻居的残羹剩饭。每天,她会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前排队,希望送包裹给父亲。该处官员收了一段时间的包裹,然后告诉她,父亲已被“判刑10年,不得通信”(这意味着他已被枪决——不过她好几年都不知道)。给身在波特马劳改营的母亲送包裹更加艰辛,需要排队整整两天两夜。玛娅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941年8月。其时,她年满18岁,加入了保卫列宁格勒的人民志愿军。她没有接受正规学校的教育,实在是别无选择。(557)

卓娅·阿尔谢季耶娃1923年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父亲是一名船长,1937年11月25日驾船前去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却在途中被捕。同一天,母亲被捕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家中。卓娅只有14岁,但看起来比较成熟,所以没去孤儿院。她继续待在从1926年起就一直居住的共用公寓,自力更生,没有其他亲戚。母亲的妹妹住在哈巴罗夫斯克,只有夏天才能来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她在此地有一套乡间别墅;父亲的家人都在列宁格勒。卓娅从小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母亲不上班,全身心照顾这唯一的孩子。现在,卓娅什么都要自理。她自己去学校,在共用公寓的走廊上用普里默斯煤油炉煮食。她在邻居的帮助下卖掉一部分家庭财产(金表,母亲的银戒指,父亲的老望远镜、照相机,书籍,雕塑),来购买食品和附近工厂食堂的饭菜。如此筹得的钱,大部分用于为父亲上诉(被控参与“跨太平洋的反革命组织”)。他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监狱,每周给她写含有复杂指令的信,为她解释法律的晦涩含义和取出银行存款的方式。每周一次,她写回信,报告案件的进展;同样每周一次,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监狱外连夜排队,送包裹给母亲。她的迅速成长,以及对家庭危机的妥善应对,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5月,他写信给在西伯利亚的亚亚附近劳改营的妻子说:

我已从济济卡[卓娅]那里收到两封信。我觉得对不起她,但也为她的成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她生气勃勃,身体健康——不久就有17岁了,完全独立自主。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的勇敢值得大加称赞——她在14岁的年纪,就能完全自力更生,全不害怕。她甚至还能自得其乐。我把她想象成家里的小小女主人,完全掌控着家庭和学校的事务。(558)

但从卓娅的角度看,自力更生并不是愉快的经历。她在若干年后说:“有一天,妈妈被捕。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她不愿在信中让自己面临的麻烦惊扰父母。有人冒充是她父母的朋友,试图来占便宜,帮她卖掉贵重物品,却扣下一半的所得。1939年的春天,在市苏维埃担任秘书的母亲的熟人,把自己的物品搬到卓娅的房间,声称这样做卓娅就无须与他人分享生活空间。事实上,几个星期之后,该女子就报警把卓娅抓起来送到孤儿院,从而鸠占鹊巢。卓娅在孤儿院里绝食抗议,最终通过一名孤儿院工人与哈巴罗夫斯克的姨妈取得联系。她恰好来避暑,刚刚抵达自己的乡间别墅。卓娅不得不在孤儿院住了3个月,等待姨妈设法收回她的房间。16岁生日那天,卓娅终于获准返回。她半工半读,傍晚上课,完成中学的最后一年,然后上了哈巴罗夫斯克铁道学院。1940年冬天,她父亲获刑5年,被送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1942年死在那里;母亲则于1944年获释。(559)

1937年7月5日身为列宁格勒资深党干部的父母被捕时,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才13岁。马克斯娜的两个弟弟被送去不同的孤儿院——老二阿列克谢(10岁)去了基洛夫附近的儿童之家,老幺弗拉基米尔(5岁)则去了鞑靼共和国的一个儿童之家。像卓娅一样,马克斯娜看上去比较成熟,所以没进孤儿院。相反,她与保姆米利娅搬进了一座共用公寓的小房间。米利娅是一个简单的农妇,以同等程度在帮助和利用她的主人。像20世纪20年代成长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其他孩子一样,马克斯娜很小就学会承担责任。父母待她如一名“小同志”,叫她管教弟弟。现在,这种训练正好派上用场:

米利娅与我在一起,但我掌管一切,包括金钱。我付工资给米利娅,到后来,她开始偷钱。所以,我告诉她不再需要她的服务,不过仍让她睡在我的房间,因为她无处可去。(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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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娜,1941年于列宁格勒

就一名13岁女孩而言,马克斯娜具有惊人的机智。她设法取回父母被捕时遭封存的个人财物,让米利娅拿去寄售店卖出,以维持家用。寄售店是硕果仅存的私人市场,苏维埃公民借此来买卖自己的日常用品。这一自救行动的关键在于党干部兼家庭老朋友鲍里斯·波泽恩(鲍里亚叔叔)的援助,他时任列宁格勒州的检察官,在马克斯娜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认识她。波泽恩会派出一名士兵,打开查封的公寓,让马克斯娜拿出钱和财物:父亲的西装和鞋子,母亲的礼服和皮草外套,毛巾、床单。“鲍里亚叔叔”为帮助孤女,承担了很大危险,自己在1939年被捕并遭枪决。

马克斯娜将这些财物储存在自己房间内,一件接着一件,如果没有卖掉,就会被邻居们逐渐偷走。后来,米利娅又要男友搬来同住。马克斯娜终于鼓起勇气,要两人统统搬走,又在门上加了锁。此后3年中,马克斯娜孑然一身,单独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通过一位姑妈卖掉最后的财物。父母被捕后,那位姑妈曾不敢与她讲话,但现在却跳出来抓住机会帮助马克斯娜出售财物。马克斯娜住的共用公寓位于列宁格勒一个纯无产阶级地区,她所有邻居都是工厂工人。他们知道,她一人独居——对未成年人来说,这是非法的——但没有去报警(显然,他们愿意她住在附近,以方便他们行窃)。马克斯娜在学校里受到一名教师的欺负,被斥为“人民公敌”的女儿,便转学去了另一所学校,那里的班主任较有怜悯之心,帮助她隐瞒不好的出身。1941年,17岁的马克斯娜中学毕业,所有科目都获高分,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的语言系就读。1942年2月,该大学疏散撤走,她仍留在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直到城市被德国军队切断之前,她不停地写信给羁留在孤儿院的大弟阿列克谢。阿列克谢在1946年返回列宁格勒,但已深受孤儿院生活的影响。她的小弟弗拉基米尔则消失得无影无踪。(561)

大恐怖使孤儿人数急速膨胀。从1935年到1941年,生活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儿童之家的人数,从32.9万人增至大约61万人(还不包括孤儿院调给苏维埃农庄和工厂的人员)。(562)大多数儿童之家比拘留中心好不了多少,里面都是流离失所的少年、流浪者、“小流氓”、小罪犯、父母于1937至1938年被捕的“奇怪孤儿”(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如此称呼他们)。这些场所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致数十名官员向当局写信,对拥挤、污浊、饥寒交迫以及儿童不时承受的虐待和忽视,表达了他们个人的愤慨。“人民公敌”的孩子们更承受特别的苛刻待遇。像马克斯娜的弟弟们一样,兄弟姐妹往往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因为政策规定,必须拆散“人民公敌”的家庭。他们被告知,要忘记自己的父母。如果年龄够小,就会获得全新的姓名,以建立新身份。他们经常遭受欺凌和排斥,有时是来自教师和管理员,因为那些人担心:如果显示慈悲,可能会被指控对“敌人”存有恻隐之心。(563)

父母被捕后,伊纳萨·布拉特和姐姐梅拉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3岁的伊纳萨去了列宁格勒的,11岁的梅拉则去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两个女孩都不断得到提醒,她们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们父母的被捕,牵涉于皮亚特科夫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在1937年1月的公审。[1]伊纳萨对孤儿院之前的童年全无印象,但记得的两年孤儿院生活,给她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那里的条件实在太可怕——我都没法走进厕所:地上满是稀屎,深至脚踝……那栋房子正对一道红砖高墙,好像被困在地狱里……儿童之家的主管总是对我说:“要记住你父母是什么人,不要惹出麻烦,只是静静坐着,不要伸出窥探的鼻子”……我变得内向,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我发现很难再回到正常生活。我在孤儿院待得时间太长,学会了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梅拉所在的孤儿院有“数十名”政治犯子女。她回忆:

我们这些父母被捕的孩子,没人敢于谈及自己的家人。他们把我们称作“托洛茨基分子”,总把我们归在一起。我们也形成小团体,之间并无特殊的友谊,只是想团结起来……其他孩子会向我们扔石头,咒骂我们。我们就聚在一起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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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一孤儿院的女孩们,瓦伦蒂娜位于倒数第二排的中间

梅拉会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外祖母。父母被捕时,外祖母曾拒绝照看她和伊纳萨。她前不久与酗酒施暴的丈夫离婚,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在列宁格勒烟厂担任质量检查员。她担心,如果照看“人民公敌”的孩子,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她还认为外孙女在儿童之家可能会过得更好。但梅拉的信使她震惊,她从没想到外孙女会陷于如此恶劣的环境。1939年,她从儿童之家救出两个女孩,带回列宁格勒的地下室,与自己同住。(564)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妻子索菲亚被捕于1937年10月,女儿瓦伦蒂娜其时15岁。1938年2月8日,索菲亚和弗拉基米尔同一天被枪决。弗拉基米尔是瓦伦蒂娜的继父。瓦伦蒂娜的生父是亚历山大·季哈诺夫,印刷工人,来自莫斯科的工人大家庭,后来成为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主编,接着去布拉格的国际书店任职。索菲亚就是在布拉格遇见了身为苏维埃大使的弗拉基米尔。瓦伦蒂娜在1934年之前见过自己的生父,但后来失去联系。瓦伦蒂娜说:“我们返回莫斯科时,他没来探望。我没向母亲询问原因,她也没作解释。显然,我父亲不想闯入我们的生活。”索菲亚和弗拉基米尔被捕时,瓦伦蒂娜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敌”的孩子再从那里被发配去苏联各地的孤儿院。瓦伦蒂娜刚到那里就病倒了,父亲亚历山大知道她的处境,但没有伸出援手。他刚刚再婚,也许是害怕这样做会危及他与新娘的关系,到1938年,新娘自己也被捕了。瓦伦蒂娜被从达尼洛夫修道院转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个儿童之家,一直待到1941年才回到莫斯科。瓦伦蒂娜回顾了这一段辛酸生活:

孤儿院造成的创伤,我从未能克服,这是我第一次与人谈及此事。那是我的成长岁月,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开始明白,他们都已死去,我的黯然神伤无时不在。在孤儿院,他们给我们新年糖果,有时教师还会大做文章,但我所感受的,只是这种黯然神伤。我形单影只,没有亲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母亲可以联系,也没有来信的女孩。在我们团体中,只有我一个人的母亲被枪杀[长长的沉默]。我为此一直痛苦不已。(565)

她与其他孤女凝结的友谊——救她于绝望之中——又成了孤儿院的可取之处。

在孤儿院长大,虽有无数恐怖故事,但也有找到爱和“家庭”的实例。加林娜·科舍连娃被送去孤儿院时才9岁。其父亲是波德博洛热地区(位于列宁格勒的东北)的农民,于1937年的“富农行动”中被捕并遭枪决。之后,家庭四分五裂。加林娜和弟弟先被送到基洛夫城,后来又各奔东西。弟弟去了邻近的祖耶夫卡镇孤儿院,她自己去了北部的奥帕里诺镇孤儿院,位于基洛夫城和科特拉斯城之间。加林娜刚刚抵达就患上肺炎。“我从列宁格勒来,身穿夏日的连衣裙,外加白色披肩,没有其他衣服,脚上只是一双凉鞋。我们离开时是夏天,到基洛夫时已是11月。”整个冬天,加林娜病得很重,全靠孤儿院主任的调养。她名叫叶丽萨维塔·伊万诺娃,是西伯利亚当地的年轻女子,她让加林娜穿自己的冬衣,为她自掏腰包向邻近集体农庄购买牛奶,两人关系犹如母女。叶丽萨维塔自己没有孩子,对9岁的加林娜宠爱有加,晚上为她朗读,遇上缺课还帮她补功课。她想收养加林娜,但因生活空间不够而无法获得资格。然后,加林娜的母亲在1945年突然出现。1937年,她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管,带着新出生的婴儿四下隐匿生活。她曾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担任清除冰雪的工人,直到变成德国军队的俘虏,被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的芬兰集中营。1944年,她获得苏维埃军队的解救,便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加林娜离开叶丽萨维塔和孤儿院时,显得非常伤心。她跟母亲、弟弟搬回波德博洛热地区,1952年又搬至列宁格勒。那些年,她不断写信给孤儿院的叶丽萨维塔。她回忆:“我非常爱她,使我的母亲生羡。我对母亲的爱,都不及对她的一半,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平淡如水。”(566)

尼古拉·科瓦奇1936年出生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父母1933年获刑10年,被送去白海岛屿监狱。母亲当时已怀上了姐姐艾莱娜,所以获准在监狱里作为家庭一起生活。到1937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劳改营中所有的同居。尼古拉的母亲流放去了卡累利阿的劳改营(枪决于1937年11月),父亲流放去了马加丹的劳改营(枪决于1938年)。艾莱娜其时正患结核病,被送到列宁格勒南部的托尔马乔夫孤儿院接受治疗。尼古拉被送到北部的奥尔戈诺度假区,那是1917年之前圣彼得堡精英青睐的芬兰湾度假地;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王子奥尔登堡白色宫殿的一翼为“人民公敌”的孩子建立了孤儿院。

像尼古拉一样,该孤儿院的许多孩子都没有自己的家庭记忆,却与厨房工人建立特殊的关系,由此而得到爱和亲情,甚至家的感觉。尼古拉回忆道:“有一条通向厨房的后楼梯。”

我去那里,厨娘会说:“科利亚来了!”她们会抚摸我的头发,给我一块面包。我就坐在楼梯的底部吃,没人看见。那时,大家都饥肠辘辘的——我害怕被人抢走……那些厨娘原是当地的普通妇女,可怜我们孤儿,尽力予以帮助。

孩子们还拜访当地的老人,帮助耕耘他们的自留地。尼古拉回忆:“这很适合我们。”

如果帮助一位老大爷,他就会很高兴,会对我们很亲切。他可能会变得很亲热,抚摸我们的头发。我们需要温暖和亲情,需要家庭所能提供的——只是不知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家庭,也不感到伤心,因为根本都不知道家庭为何物或家庭的存在,我们只是需要爱。

他们通常在与动物和宠物的相处中找到爱。尼古拉说:“我们有狗、兔、马。”

孤儿院的围墙背后有一个马场。我们很喜欢去那里,会感到自由自在。有时在夏天,马厩工人让我们带马去河边。我们骑着无鞍马,在河中一起游泳,骑回来时尖声欢叫。城镇的草甸上夏季有赛马,我们总在那里。没人比我们更了解马,我们爱上了马。

在孤儿当中,相互扶持的非正式小群体发挥了许多家庭的功能。同年龄的男孩会结帮成伙,来应付把他们骂成“人民公敌”的恃强欺弱者;年龄较大的会保护年幼的,在功课和家务上提供帮助,并在晚上啼哭或尿床时予以安慰。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很团结,以反抗严厉、有时甚至残忍的教师。(567)

尼古拉不知道父母长得如何,也不知道他们已死去,只是在梦中见过母亲:

我经常梦见妈妈,我想应该是妈妈吧。我没见过她的脸,或她的身影。那是一些很幸福的梦,我和妈妈在天上飞,她拥抱我,帮助我飞,但我无法看到她——不知怎的,她要么在我后面,要么与我并排。我们没有飞得很高——只是在孤儿院附近草地和沼泽的上空。那是一个夏天,她会对我说:“不要怕,我们不会飞得太高或太远。”我们面带微笑,在梦中笑个不停。只有在那些梦中,我才感受到幸福——浑身舒畅的幸福。即使今天,我一想到幸福,仍会想起那些梦,还有那种纯粹的幸福感。

像很多其他孤儿一样,尼古拉为父母勾画了想象中的形象。他从没梦见过父亲,只是把他想象成一名飞行员——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时苏维埃的英雄形象。他在梦中渴望有一个家,尽管如尼古拉现在回忆的,他都不知道家庭为何物。直到13岁之前,他还从没见过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庭,甚至没见过在一起的母子。(568)

由于没受家庭的影响,尼古拉和他的孤儿同伴对什么是对和错,自有非常独特的概念。他所谓的孤儿院的“丛林法则”,塑造了他们的道德意识,要求每一个孩子为集体而牺牲自身利益。尼古拉解释:

如果有人犯了错,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因此受到惩罚,那个人就要去向当局坦白。我们宁可让他一人受罚,也不愿让整个群体一起倒霉。如果无法说服他,就会动用体罚,迫使他老实交代。我们不会去举报——出卖自己人是被禁止的——但我们会确保他一定去坦白。

尽管出卖自己人是受禁的,但孩子和成人之间的关系却适用不同的法则。孤儿们都敬佩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尼古拉回忆道:“他是我们的英雄。”

我们没有家庭概念,不知道父亲是什么。帕夫利克背叛父亲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他抓住了资产阶级一员的富农,在我们眼中成了英雄。就我们而言,这个故事与阶级斗争有关,与家庭悲剧无关。(569)

孤儿院的道德体系——强大的集体精神和微弱的家庭联系——使之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主要招募场所之一。20世纪30年代,有数百万儿童生活在苏维埃机构中——孤儿院、军队、劳改营,他们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孤儿们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因为没有父母的引导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价值体系。20世纪30年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一连串儿童之家长大。他回忆,他和孤儿同伴们一直受到灌输: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而领导国家的一国之父斯大林关心所有的孩子。

如果住在其他国家,我们将死于饥寒交迫——这是我们被告知的……当然,我们相信其中每一个字。我们在孤儿院体验生活,学着去思索和感受——更确切地说,不作自发的思索和感受,接受一切被告知的。我们对世界的想法全来自苏维埃政权。(570)

米哈伊尔也深受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传奇的影响,梦想仿效他的成就——揭发出一个敌人或间谍,在成为少先队员时,他感到非常自豪。像许多孤儿一样,米哈伊尔把加入少先队,看作被苏维埃社会所接纳的一刻。在那之前,他一直耻于自己的父母,仅有零星的记忆:与父亲一起骑在马上,想象中的母亲坐在灯旁擦枪(让他觉得,她一定是一名党干部)。他不知道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是刚来孤儿院时取的新名字)。他记得四五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前保姆来儿童之家探看,告诉他他的父母已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了;然后又说,“像枪毙你父母一样,他们也应该把你枪毙掉”。整个童年时期,米哈伊尔为此而深感羞愧。一旦加入少先队,这个耻辱获得了解除;这是他第一次得到苏维埃制度的承认和重视。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米哈伊尔把斯大林当做父亲,既权威,又慈祥。他相信,所有的善意都来自他:“我们有吃有穿、有学可上、可以赴少先队野营,甚至有新年树——这一切都归功于斯大林同志。”这就是他的看法。(571)

米哈伊尔所在的孤儿院的孩子们,早早投入了工作。他们从4岁起就帮助洗碗、打扫院子,7岁起去集体农庄的田野劳动,11岁起去纺织厂工作。该纺织厂位于邻近的奥列霍沃―祖耶沃镇——在莫斯科的东面,相距50公里。到1941年夏天,米哈伊尔又被分配到奥列霍沃―祖耶沃郊区的一家金属厂。尽管只有12岁,但孤儿院的医生以体检为基础,宣称他已有15岁(米哈伊尔长得高大,与年龄不相称),并发给他一套新证件——上面说他出生于1926年。当时有一条政策,有意提高孤儿的年龄,让他们够条件去参军或从事工业生产。在之后的两年中,米哈伊尔与孤儿院的其他孩子组成一队,在钢铁厂上班。“我们轮班工作——这一周,晚上12小时;下一周,白天12小时;每周工作7天。”工厂里可怕的真实条件,与宣传中的相比有云泥之别。米哈伊尔以前学的,均来自书籍和电影。于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开始怀疑被告知的东西。孩子们身穿工作服,睡在工厂俱乐部的地板上,吃饭都在食堂,没有任何报酬。1943年秋天,米哈伊尔逃离工厂,自愿参军——动机是躲避饥饿,不是爱国主义——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当时年仅14岁。(572)

像米哈伊尔一样,尼古拉·科瓦奇加入少先队时也非常自豪,因此而感到已被孤儿院之外的世界接受,可与其他同龄孩子平起平坐了。科瓦奇接着加入共青团,成为党的积极分子,他“最喜爱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在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在远东服役。复员后,他却难以融入平民生活——他在苏维埃机构待的时间太长——转而去内务人民委员会上班,晚上在其附属的精英军校进修。科瓦奇任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个特殊单位,其主要任务是捕获儿童之家的逃犯。(573)

父母要求14岁的玛丽亚·布德克维奇事先做好准备,以预防父母的被捕。1937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抓走父母,玛丽亚得以生存下来,孑然一身,住在莫斯科的自家公寓,直到1938年夏天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带到达尼洛夫修道院的拘留中心。她虽是自力更生,却有父母的老朋友米利察·叶夫根涅夫娜的帮助。米利察的丈夫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被捕得更早,所以米利察揣测玛丽亚的父母可能是受了自己丈夫的牵连,因而觉得对不起玛丽亚。但很快,她又担心,如果继续帮助“敌人”的女儿,自己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只好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汇报。他们来抓玛丽亚时,米利察对她说:“不要生我的气……最好还是去儿童之家,之后就会慢慢习惯,不会再是人民公敌的孩子。”(574)

玛丽亚与其他25名“人民公敌”子女一起,从达尼洛夫修道院,被转至高尔基城附近的孤儿院。孤儿院主任是个慈父般的人,鼓励玛丽亚努力学习,即使出身不好,仍可争取美好的前途。她申请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事先受到警告,获准之前需要背弃自己的父母。她也参加各项活动,主要是在群众集会和游行中强烈谴责“人民公敌”,歌唱对斯大林和党的赞歌。她回忆,之所以加入共青团,是因为坚信这是父母希望她做的:“我怎能拒绝加入呢?妈妈总是说,我一定要成为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不加入是可耻的。”然而同时——她对导致父母被捕的政治事件茫然无知——她又认为,入团可能是错的。她记得曾感受到对父母的愧疚,好像是在背叛他们。但后来,入团仪式并没要求她背弃父母。尽管如此,她仍在参与共青团宣传时觉得尴尬。如她所忆起的,只是让人看到自己在“高歌赞美斯大林,连自己也不太相信口中吐出的歌词”。尴尬的根源是她的直觉:父母的被捕是错的(她甚至在1939年向斯大林书写抗议信)。她为生存和进步所采纳的政治身份,又与这信念发生冲突。作为共青团员,玛丽亚可以就读于列宁格勒理工学院,那是一所占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大学,学生中仅有极少数“人民公敌”的孩子。(575)

数百万孩子在苏维埃制度和其“敌人”之间的灰色地带长大,内心时常处于争相表忠与抗争冲动的撕扯之中。一方面,家庭出身的污点增强了他们证明自己是社会平等成员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苏维埃的理想,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共产党。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不禁会对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制度生出疏远之感。

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后,热尼娅·叶万古洛娃百感交集。她19岁,刚刚读完中学,留在莫斯科继续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灰飞烟灭。于是,她搬去列宁格勒,与父亲的舅舅同住。舅公是一名退休的冶金学教授,帮助她进入了工人补习学校,她希望以此升入理工学院。随着申请理工学院的日期越来越近,热尼娅变得忧心忡忡,知道在表格中将不得不揭示父母的被捕。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麻风病人”,尽管在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仍在担心没有资格进入理工学院。1938年,她被接受为冶金系的新生,该系的竞争不像其他系那么激烈。整个第一学年,热尼娅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抑郁症,甚至兴起自杀的念头。反观这一悲伤,她自我解释,这是父母失踪之后自己个性的“自我封闭”。在工人补习学校时,父母的被捕一直是她的耻辱之源,她的同学曾无情地欺负她,称她为“祖国叛徒”的女儿。在理工学院,热尼娅努力证明自己是一名模范学生,以克服这一耻辱。

有时,她尽力挣脱父母的阴影,享受与同学的相处,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但在短暂的瞬间幸福之后,总是涌起内疚感,使她想起身系劳改营的父母。父亲被捕后不久,热尼娅做了一个梦,梦中的父亲竟是一名侵略者。这一直给她带来困扰:

我父亲从隔壁房间的薄雾中浮现,举起手枪朝我心脏开枪。我没有身体上的痛苦,只有无法遏止的失落感……然后,我发现自己的胸部已被鲜血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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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海陆空”体操表演人员,依达位于后排的中间

在理工学院时,有一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去溜冰,心情非常愉快,那还是好几个月中的第一次。可当天晚上,她在梦中又看到父亲,第二天早上醒来,满怀“沉重的抑郁”。(576)

“奇怪孤儿”中的许多人,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时,都记得有这样一个时刻——他们所衷心盼望的——遭受压迫的耻辱突然消失,他们重被接受为“苏维埃公民”。这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渴望,几乎是所有“人民公敌”子女的共同心声。只有很少人对苏维埃制度产生厌恶,或干脆反对。

对依达·斯拉温娜来说,重被接受的时刻发生于1938年的夏天,与母亲的被捕相隔不久(父亲被捕于1937年)。其时,体育教师来邀她参加学校的游行。依达是一名运动员,身材健美,自14岁起就以体操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学校游行,但在父亲被捕后,她被逐出了游行团队。她在回忆录(1995年)中追忆了当时的喜悦:重被接受为“海陆空”体操表演的体操兼跳伞选手,参加游行,庆祝苏维埃体育界所取得的成就。

我尚记得采访人在游行运动员照片中认出我时的诧异。[2]他们问,母亲刚被发配去劳改营,我怎能参加游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然承认年轻时的自私。我才16岁,忍受不了痛苦,渴望幸福和爱,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参加游行是在表达一个深切的愿望:我想在破碎的世界中重返完整。我再次感到,自己从属于一个庞大的“我们”。我与大家行进在方阵中,高唱让人骄傲的歌曲《我们没有国界》(We Have No Borders)。在我看来,我与任何他人一样,都是完全平等的祖国代表。我对[歌中的话]深信不疑,“我们将高举苏维埃旗帜,超越世界和世纪”。我跟大家并肩站在一起!我的朋友和教师再一次对我表示信任——这意味着,或者是我就因此认为,他们也一定相信我父母的无辜。(577)

对于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加入共青团象征了从“人民公敌”的孩子到“苏维埃公民”的过渡。父亲1938年2月被捕时,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17岁。加林娜的父母是积极的反对派,没期望她会成为共青团员。她和母亲从老家列宁格勒,流放到雅罗斯拉夫尔城。加林娜强烈地感到遭受迫害的耻辱,试图予以克服,决定申请加入共青团。她给学校共青团委员会写信,要他们“再看看我的材料”(即审查她的申请,尽管有父亲被捕的污点)。她坦言自己在有意识地自我净化,她公开自己的“污点履历”,希望获得集体的宽恕和救赎。在讨论她的请求的共青团会议上,领导们裁定加林娜“作为人民的敌人没有资格入团”。但有一位同学抗议说,如果阿达西斯卡娅被排斥在外,所有的学生都会离席。加林娜回忆:“党员辅导老师勃然大怒,耳红面赤。”

他坐在木凳上,大声叫喊:“这是什么?挑衅!缺乏警惕性!”不过到了最后,我还是获准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当选为班级组织者。我们的组织在学校里赢得了第一名[在社会主义竞赛中]。

就加林娜而言,这就是她被带进集体生活的一刻。她回忆,自己在1941年被捕,“调查官员查阅我的共青团记录时,眼珠子几乎都要跳了出来”。(578)

背弃自己家庭的传统和信仰,通常是进入苏维埃社会所必需的牺牲。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乌拉尔北部切尔登镇的一个东正教神父的家庭,排行第四。柳芭的父亲亚历山大于1922年被捕,押在监狱将近一年才获释。政治警察要他成为举报人,汇报自己教民的活动,却遭到拒绝。后来,受政权支持的宗教改革者夺走了他的教堂,亚历山大二度被捕,但于数月后的1929年秋天获释。柳芭的母亲克拉夫蒂娅随即被切尔登博物馆解雇,她的弟弟维克多作为“阶级敌人”的儿子也被学校开除。1930年,亟想保护家人的亚历山大,带儿子搬去乔尔莫兹镇,让活跃于教会的一个工人收养维克多,以此来改善儿子的前途。作为“工人的儿子”,维克托在学校读完七年级,取得教师资格。家中的其他人也搬离让他们家破人散的切尔登镇,去南方100公里外的新兴工业城镇索利卡姆斯克,与克拉夫蒂娅的母亲一起生活。

柳芭在索利卡姆斯克长大,从小学会了遵守“自己的本分”。

妈妈经常提醒,我是神父的女儿,要倍加小心,不可与他人交往,不可信任他人,不可谈论自己的家事。我的本分是要保持谦虚,她曾说:“别人能做的,你却不能。”

她家很穷。克拉夫蒂娅在成人扫盲组织担任讲师,但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因为没有配给卡。她们勉强生存,多亏了亚历山大的小额金钱援助,他仍在乔尔莫兹镇从事神父的工作。到1937年8月,亚历山大又一次被捕,10月遭枪决。克拉夫蒂娅和孩子们变卖最后的财物,种植蔬菜,苟延残喘。最终,亚历山大的农民教友送来了援助款——他们曾在集体化运动中得到教会的帮助。

自从父亲移居至乔尔莫兹镇之后,柳芭只见过他一次。她在1937年6月前曾去拜望,几星期后,他就被捕了。柳芭回忆:“我对宗教的无知让爸爸大为不满,他试图教我古教会斯拉夫语,但我没有兴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节宗教课,也是最后一节。”经年的压迫促使柳芭逃离自己的家庭背景。她在索利卡姆斯克新学校的第一年,就是反宗教宣传活动的靶子。教师一边指向柳芭,一边告诉其他孩子:如果他们接触宗教,就会变得像她一样糟糕。她回忆,自己老受其他孩子的欺负,陷入了“极端恐惧和歇斯底里”的状态:

我不敢去上学。母亲和外祖母最终决定,不再带我去教会。她们告诉我,最好只有一种教育,让我相信学校里有关宗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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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

柳芭加入了少先队,自豪地戴上标志着受到接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积极分子,甚至参加了1938年反教会的示威游行,所举的横幅上写着“打死所有的神父”。柳芭最终成为一名教师——亚历山大的4个孩子中,3人选择了这个职业。将近50年,她教的是反教会的共产党路线。回首往昔,柳芭充满了悔恨,因为自己背弃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3]“我总想,如果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不是神父;如果像其他女孩一样,也有父亲伴我长大,我的人生会变得容易许多。”(579)她弟弟维克多曾在共青团会议上正式背弃父亲,相比之下,柳芭所做的只是在苏维埃社会生存下去的绝对必需之事。

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间,成为苏维埃积极分子是一条普遍的生存策略。这样做,既可消除自己的软肋所引起的政治猜疑,又可让他们克服自身的恐惧。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1928年出生于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城,父母在那里过着流放生活。父亲亚历山大·约西列维奇是列宁格勒印刷工人的儿子,从苏维埃政权的一开始,他就是老布尔什维克和契卡官员。他曾是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1917年10月在斯莫尔尼学院找到父亲的那个少女)的伴侣,直到爱上格鲁吉亚低级官员的女儿尼娜·德利巴什,两人在1925年结婚。两年后,他因与政治警察的前雇主发生龃龉而被捕(他1926年离开警察系统,在莫斯科学习经济),流放至西伯利亚,其时已怀上女儿的尼娜跟随而去。1918年,尼娜和女儿先回到苏维埃首都;亚历山大获释后也回到莫斯科,在外贸部任职。1930年,亚历山大再次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高尔基城附近的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属于韦特拉戈古拉格系统。同时,尼娜也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一系列的“特殊定居地”,到1932年又返回莫斯科。叶丽萨维塔一直与在列宁格勒的父亲的家人一起生活,偶尔去探望身在流放地或已返回莫斯科的母亲,直到1935年。其时,她和尼娜前去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与亚历山大同住。尼娜充任志愿者,一家人住在劳改营,叶丽萨维塔开始上学。到1936年4月,叶丽萨维塔的父母再次双双被捕,亚历山大于1937年5月被枪决;尼娜被判刑10年,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枪决于1937年11月。

父母被捕后,叶丽萨维塔获得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难友的收留,逃过被送去孤儿院的厄运。那位难友在1936年获释,把她带回列宁格勒。叶丽萨维塔住在不同的亲戚家——先是格列高利叔叔(1937年4月被捕),接着是马戈姑妈(7月被捕),再是赖娅姑妈(8月被捕)。于是远房亲戚将她救出列宁格勒,在把她送给在第比利斯的母亲的家人之前,先让她住在莫斯科附近他们的乡间房子里,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她在这些亲戚当中转来转去,不清楚他们对警方的担忧,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叶丽萨维塔的外祖父母是纯朴的老百姓——外祖父出身于农民家庭,外祖母是商人的女儿——但都受过教育,汲取了第比利斯知识界自由基督徒的价值观。叶丽萨维塔没去上学,只接受外祖母的家教——她在1917年以前,曾任第比利斯中学的教师。外祖父母对清洗不抱任何幻想,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父母是无辜的,是好人,却受到了不公的惩罚。尼娜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给父母写过两次信,特地加上给女儿的安慰和鼓励。她最后一封信写于1937年11月2日被枪决之前,交在了执刑人手里。尽管是非法的,他还是将之付邮了。尼娜写道:“爸爸,妈妈,我就要死去,救救我的女儿。”她还告诉叶丽萨维塔,可在夜晚的天空找到自己的母亲,就在大熊星座的旁边。她写道:“当你看到大熊座,就能想起我,因为我就住在那一片星空。”1937年12月,尼娜的弟弟在第比利斯被捕,尼娜的信件和所有照片随之都遭销毁。[4]但最后一封信一直深入叶丽萨维塔的心灵,外祖母给她念了十几次。她回忆道:“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的母亲。即使成年后,我晚上出去,也会寻找大熊星座,思念我的母亲。直到1958年[方才发现母亲已被枪决],我一直视之为她终将回到我身边的象征。”

舅舅的被捕使叶丽萨维塔留在第比利斯变得危机四伏,此时,大规模的逮捕正席卷格鲁吉亚的首都。她将近10岁,从没进过学校,但在第比利斯,没人愿意收留“人民公敌”的女儿。1938年1月,外祖父母送她上火车,去列宁格勒与大姨妈索尼娅同住。索尼娅任职于基洛夫工厂工会,是党的资深积极分子和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叶丽萨维塔所有的叔舅姑姨当中,索尼娅是大恐怖中唯一没被捕的。叶丽萨维塔回顾那些创伤年代,认为没有真正感受和了解到大恐怖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亲戚们往往不作透露。她到10岁时,已经历了颇不寻常的各式事件——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长大,失去父母,避难于十多个不同的家——无论是“正常”的结束,还是“异常”的开始,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她现在回忆,当时感受到的只是迷惑和沮丧,既含糊又笼统,这植根于“没人要,没人爱”的直观感受。索尼娅的丈夫于1938年1月被捕,姨妈家的公寓因而笼罩着冷峻、紧张的气氛,与外祖父母家的友好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更加深了叶丽萨维塔的那一直观感受。不久,索尼娅被开除出党,她特地装好一只放有替换衣服和干面包的小包,以备随时可能发生的被捕。叶丽萨维塔越来越内向,生出“对他人的恐惧”。她回忆道:“我害怕每一个人。”她记起一件事,姨妈让她去当地商店买东西,店员找回零钱时多给了5个戈比,她回到家里,姨妈就叫她去退还多找的零钱,并道歉。叶丽萨维塔被吓坏了,不是因为拿了多找的零钱,而是害怕以个人化的方式与售货员(陌生人)交流。

尽管有丈夫的被捕、几乎所有亲戚遭受的迫害以及自己的被驱逐出党,索尼娅仍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她教导外甥女相信苏维埃报刊上的一切,接受父母有罪的可能。她还声称,她父亲曾属于一个反对派组织,因此被捕,成为“人民公敌”,但尼娜很可能是无辜的。叶丽萨维塔回忆:“索尼娅很少提及我父母,我不敢向她询问父母之事,担心她会说出非议他们的话。我懂得,有关这一主题的谈话是禁止的。”也许索尼娅认为,如果外甥女对自己家庭的命运想得太多,可能会避世绝俗,更加疏离于苏维埃制度。在姨妈的鼓励之下,叶丽萨维塔先加入少先队,再加入共青团。每一次,如索尼娅所规劝的,她都掩饰真相,声称父母被捕于1935年(在清洗“人民公敌”之前)。叶丽萨维塔回顾自己的入团经历:

我陷入深深的恐惧——好像重又回到父母被捕、自己孤身只影的岁月——我害怕外面的世界,害怕一切的事物和人际关系。我不敢与人接触,唯恐他们问起我的家人。世上最为可怕的,就是在共青团会议上老是提出的出身问题。

她渐渐克服自己的恐惧,被接受入团更增强了她的信心。她回忆道:“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不再觉得自己像一匹害群之马。”她学习成绩优秀,这让她在同学之间享有真正的权威。她变成积极分子——先当选为学校的共青团书记,后成为她所居住的列宁格勒地区共青团书记。她回首往事时认为,她的积极性救了自己,让自己获得一定程度的主动:

当我加入共青团,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当我与同代人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领袖,我就不再害怕了。我可与当局进行谈判,为他们的事业力争。当然,我也是在为自己力争。因为,越显得坚强,就越能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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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物理教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坐在最右边)、校长维克托·别兹古多夫(站在最右边)与乔尔莫兹镇特殊定居地的七年级学生

对于在“特殊定居地”和其他流放地长大的“富农”孩子而言,唯有拥抱苏维埃事业,才能克服他们的出身之耻。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富农”父母一起流放的许多孩子已经成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收到这些青少年的无数请愿,要求获释,重返苏维埃社会。有些人写了正式声明,背弃自己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很少申诉获得成功:一些“富农”的女儿被允许离开流放地,与享有全部权利的苏维埃公民结婚。除此之外,政府认为“富农”的孩子只会污染社会,降低士气。然而,从1938年的年底起,出现一个大转折,新政策强调“富农”孩子的“重新做人”和恢复名誉。一旦达到16岁,他们就可离开流放地,恢复公民权利——但一定要背弃自己的家庭。(581)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就是这样一名“富农”的孩子,他1917年出生于库尔干地区,在集体化运动中,与家人一起流放至乌拉尔北部乔尔莫兹镇附近的“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在定居地长大,伴随着“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他回忆道:“我感觉像一个弃儿,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由于父亲的流放,我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玷污,变成了坏人……我并没像敌人一样感到内疚,但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教育是他的唯一出路。父亲老是说:“学习呀,学习,孩子们。教育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给你的一件好事。”德米特里学习努力,成为定居地中第一个读完十年级的男孩,1937年因勤奋而加入共青团。他最终被接受为一名平等人,感到“自豪和高兴”,很快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德米特里将自己的进步归功于党的理想,视党为更高形式的社区,其成员“公平且优等,洋溢着同志之情谊”,从中能赢得他的救赎。依照父亲的建议,德米特里前去拜访“特殊定居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挥官,为自己赴大学深造恳求帮助。指挥官涅沃林为人善良,对这位聪明青年的处境感到惋惜。他已经知道德米特里在学校取得的成就,清楚地看出这位青年值得帮助。涅沃林颁发给德米特里一本护照和100卢布——相当于“特殊定居地”每月工资的两倍多,让他随身带上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推荐信去彼尔姆,帮助他注册成为大学的物理系学生。

德米特里从未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在入学表格中填写自己的出身,因此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他最终决定离开,以为越远越好,希望找到一个不受出身影响的学校。他先是就读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然后搬去更为东部的鄂木斯克,成为农学院学生。但在那里,他的出身仍是一个困扰。到第一学期的第6个星期,系主任告诉德米特里,他必须退学,因为学校已收到驱逐“富农”、神父和其他“社会异己分子”子女的命令。他非常沮丧,决心先去仍有亲戚的库尔干地区。除了返回“特殊定居地”,似乎无路可走。德米特里前去看望他以前的老师——他在赴流放地之前曾是该村校的学生。那位教师还记得他,邀请他回校担任物理教师。德米特里虽没有高等学院的学位,但在实际上,真正必需的资格是熟悉斯大林的党史,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又是德米特里最爱读的书籍。他教了一年书,1939年夏天回去看望仍在乔尔莫兹镇的父母。他从父母的来信中得知,“特殊定居地”的条件有所改善。但出乎意料,比涅沃林严厉的定居地新指挥官却将他逮捕,没收了他的护照,并威胁要把他送进劳教营。再一次,德米特里因自己的优秀成绩而得救。乔尔莫兹镇学校校长记起了他的得意门生,呼吁内务人民委员会手下留情,声称他急需教学人才。于是,德米特里获准留了下来。他在随后两年中任教于定居地学校,直到战争爆发时被征入劳动大军,前去伐木营(1942年4月之前,“富农”的儿子不得参与军队的前线战斗)。

德米特里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饱受磨难,仍是一名苏维埃爱国者,坚信共产党事业的正义性,亟想成为它的成员。他解释说:“我做梦都想入党。”

我只想获得平等人的认可,入党就是为此。我绝不是为了职业发展而申请入党的。就我而言,党是诚实和奉献的象征。他们是共产党人,既诚实又正直。我想,我应该名列其中。

他在1945年提出申请,却遭到拒绝,当时带给他巨大的失望(他60年后重述此事时,仍双手颤抖,情绪激动,哽咽难言)。到1956年后,党改弦易辙,试图吸收曾受斯大林迫害的团体的成员,他才得以加入渴望20多年的平等同伴的行列。(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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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36年,季娜伊达和两兄弟。

右图:1942年,季娜伊达(中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这是一张寄给家人的古拉格囚犯照片,极为罕见。3名女囚犯一起拍照是为了省钱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被判刑8年,在专为收容祖国叛徒妻子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地处哈萨克斯坦。5年之后,她从核心的监狱区域调至外围的定居地,那里的条件稍佳,有时可与家人同住。季娜伊达写信给她在莫洛托夫城的母亲。她虽然亟想与女儿团聚,即安吉丽娜和奈莉,但不希望她们承受劳改营的艰辛,“糟蹋她们的人生”。然而,莫洛托夫城挤满了难民,他们来自饱受战火蹂躏的苏维埃领土,长期的饥荒随之发生。像布舒耶夫一样的“人民公敌”,没有食物配给或自留地,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季娜伊达的母亲决定,最好让女孩们与母亲团聚。她无法想象劳改营的条件还会比莫洛托夫城更差。

为了让孩子进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先要把她们还给孤儿院。季娜伊达等女儿取得国家收养者的身份,再要求把她们转至劳改营。安吉丽娜和奈莉回到孤儿院3个月,再由外祖母领出,坐火车从莫洛托夫城前往哈萨克斯坦,抵达阿克莫林斯克时,已是1月份的一个傍晚。季娜伊达到火车站迎接,发现她们正坐在上有遮顶的月台躲避暴风雪。她自己身穿棉袄、长裤、毡靴,即囚犯的标准冬衣。其时9岁的奈莉看到母亲,便奔跑过来,双手搂着母亲的脖子。但两岁就与母亲分离的安吉丽娜当时太小,已记不起来。她在恐惧中往后退缩,脱口说:“那不是我的妈妈,那只是身穿冬衣的农民伯伯。”季娜伊达经历了5年的苦役,已失去女性气质的外貌,再也不是安吉丽娜从家庭照片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理想母亲。(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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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里的孩子们。斯拉瓦·布舒耶夫站在后排最右边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古拉格系统中专收女犯的最大的3座劳改营之一(其余两个是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劳改营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为了满足政权对“人民公敌”妻子监狱的急切需求,它匆匆造成,于1938年1月接收第一批女犯。她们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孤儿营的前营房。到1941年,估计有1万名妇女在劳改营。像布舒耶娃一样,她们中的大多数从事农活,或在纺织厂制作红军制服。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与远北和西伯利亚的相比,条件还算不错。但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女犯来说——尤其是那些习惯于舒适生活的苏维埃精英——劳改营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在最初几年。一开始,它被定为高度机密的刑事机构,为了开展反“叛徒妻子”的镇压运动,还实施了极具惩罚性的“特殊管理”。监狱的核心区域,大大不同于营房定居地,围上了铁丝网和 望塔,还有牵狼狗巡逻的狱警。女囚们早上4点就要起来上工,睡觉前最后一次点名是在午夜。许多囚犯回忆,狱警们不善于计数,往往要女犯一再起床,以便重新核查。女犯一定要履行工作配额方能领到口粮。如果连续10天完成不了配额,就会被送去“死亡营房”等死。一名前狱警回忆:“每天早上,死者被运走,埋在营房外的万人坑。”对许多囚犯来说,最难忍受的是不得与亲属通信(特殊管理规定)。1939年5月之后,“特殊管理”取消。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改为“普通劳改营”,条件开始有所改善。营房定居地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妇女在监狱区域服完刑或因勤劳而获得提早释放,都转至定居地。[5]居住条件变得比较容易承受,不再有铁丝网。狱警护送妇女去上工,晚上回来计算人头,除此以外,基本上让她们自管自。在劳改营指挥官谢尔盖·巴里诺夫的鼓励下,定居地的俱乐部有了活泼的文化生活。相对来说,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劳改营的女子当中有不少资深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指挥官的妻子和亲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演员、歌手,甚至有莫斯科大剧院的独奏家。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说,第一批囚犯中有125名医生、400名合格护士、40名女演员和350名钢琴家。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的副手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自己访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的寝食不安,那里关有太多前同事的妻子,“我又帮不上忙”。劳改营主管向施赖德尔保证,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囚犯享有良好的条件,但在他眼中,似乎仍是一个“可怕的场所”,与其他古拉格劳改营不相上下,这不是因为客观条件,而是因为有那么多与子女分离的母亲。(584)

在这一方面,布舒耶夫一家比较幸运。季娜伊达的儿子斯拉瓦,刚到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被送进了孤儿院,等到母亲调至外围的定居地后回来与她团聚,现在又加上奈莉和安吉丽娜。她们睡在营房内一长列双层的木板床上,安吉丽娜记得:

其他女室友重新安排床位,让我们占据一个角落,像一个家庭那样生活。我们两人睡在上层,两人睡在下层,再加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角落货架。这都是我们私用的,可以储藏自己的面包和果酱……我们去食堂领饭菜,回来坐在木板床边一起吃……没人会偷我们的东西……我们营房中有4个家庭,各占一个角落,享受些许的隐私。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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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娜给格特鲁德绣的毛巾(局部)

安吉丽娜和奈莉就读于劳改营学校,甚至加入了劳改营组织的少先队。这是当局鼓励的,为了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培养苏维埃精神。劳改营没有红领巾,所以少先队员只得自制,他们用劳改营中到处都是的像蜂群一样的蚊子的血,来染红一条条棉布。(585)

然而,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多数妇女与家人只有很少的联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旦成为普通劳改营,其囚犯就可依据1939年的古拉格法律与亲友通信:一般囚犯允许每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如是“反革命罪”囚犯,像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大多数妇女一样,允许每3个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但在现实中,收到的信件数量,全取决于狱警的一时兴致、劳改营的内部规矩和劳改营的地理位置(有些劳改营太偏远,根本就收不到任何邮件)。伊娜·盖斯特讲述了如何设法邮寄包裹给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普通邮局不接受寄去劳改营的包裹,为此而设立了特别投寄站,但又不公布它们的地址(劳改营的存在是苏维埃当局不予承认的),人们不得不依靠监狱外排队中传播的信息。1938年,发自莫斯科的所有邮递都被叫停了,伊娜只好去莫斯科西南100公里之外的莫扎伊斯克镇。她挤在人群中,想方设法将包裹交到一节指定的车厢,该次特别列车专门运载囚犯去哈萨克斯坦。(586)

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来说,剥夺通信权利无疑是某种形式的酷刑。有时,她们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被人传诵。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的妻子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38年抵达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惊恐地发现大批少女——许多比她16岁的女儿依达还要年轻——不知何故,竟也在劳改营。埃斯菲莉担心,依达可能也已沦入某地的劳改营,但她没有通信权利,全无女儿的音信。事实上,依达在积极应对困境,她在列宁格勒借宿于许多学校里朋友的家,设法寄出包裹,只是没能到达母亲之手。埃斯菲莉因此绝食,这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抗议的主要方式,其囚犯——大多数是党员,或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在总体上忠于苏维埃政权,兢兢业业做事,毫无怨言。埃斯菲莉不参与政治,不关心丈夫的法律事务,唯一在意的就是家人。她拒绝进食,因此被关进惩罚区。数星期后,她的身体濒临崩溃,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终于同意让她接收家人信件。埃斯菲莉的绝食也许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很难想象劳改营当局会在意个别囚犯的死亡。他们本来已在准备把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由“特殊管理”改为“普通劳改营”,使囚犯有资格收到亲人的信件。当局也有可能考虑到,埃斯菲莉绝食而死可能引起其他囚犯的反应。在通信这个问题上,囚犯情绪已经高涨,兴起了频繁的投诉。劳改营当局让步后没几天,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总部召来依达,告诉她可以给母亲寄送一个包裹。包裹在1940年初的冬日抵达,当时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几乎没人收到过信件,更不用说包裹了。埃斯菲莉的胜利使她成为名人,数百名妇女聚集在她的营房,检视她包裹里的珍贵物品,这鼓励了其他囚犯也向劳改营当局提出抗议。(587)

随着通信管控的放宽,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将满腔热情注入自己的信件,往往还附上小礼物,以表达对儿女的爱。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名囚犯回忆:“我们多么希望孩子拥有我们专为他们制作的小玩意。”(588)

叶夫根尼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校长,被捕于1937年12月(枪决于1938年),其妻子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1938年获刑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当时他们5岁的女儿格特鲁德和弟弟被姨妈收养。狄娜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在劳改营的农业管理方面是个资深人物——古拉格系统中的“模范囚犯”,担任专家工作,与劳改营当局合作,以换取小小的好处,但在劳改营却是生死攸关的。(589)与其他囚犯相比,狄娜允许发送和接收的信件更为频繁。她经常给女儿寄去自己手工制作的小礼物——小衣服、玩具,或是绣有动物的美丽毛巾——格特鲁德非常珍惜,一生不减。她回忆道:“我一直将它留在床上,无论是在学生宿舍,还是我住过的其他场所。在我心中,它等同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身边,我只能构思一个母亲形象,非常善良美丽,只是住得很远。”(590)

与渴望有一个母亲相对的,是渴望拥有一个孩子,即使是在劳改营。1937年,乌克兰印刷工人哈娃·沃洛维奇21岁,被送去远北地区的劳改营。她感到孤立、孤独,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感受孩子的爱带来的喜悦。这是许多女性在劳改营中的渴望,她在充满感慨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

我们对爱、温柔、爱抚的需求如此强烈,甚至达到了精神错乱、以头撞墙、意欲自杀的程度。我们都想要一个孩子——所有人中最亲爱最亲近的,我们甚至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生命。我克制自己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我真是渴望能亲手怀抱的小生命,在孤独、压迫、屈辱的漫长岁月里,又可有所寄托。

哈娃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发生恋情(“我并没选择他们之中最好的”),生下一个有着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取名为埃莉诺拉。劳改营没有为母亲准备特别的设施,在哈娃分娩的营房中,3位母亲合住一个小房间。

臭虫像沙粒一般从天花板和墙壁上纷纷掉落下来,我们整个晚上都用在了从婴儿身上掸走那些臭虫。白天,我们必须出工,找一位当天不用出工的老妇人暂时照看。我们留给婴儿的食物,那些妇女却拿起来,若无其事地放进自己的嘴里。

当上母亲,给了哈娃一个新的生活目标和信念:

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现在有了小孩,我最热切最强烈的希望是要有一个上帝……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会与女儿分离,他可延长我的磨难一百年。我祈祷,我能带着她获释,即使成为一个乞丐或残废。我祈祷,我能将她抚养成人,即使我必须拜倒在人们脚下,以乞求施舍来做到这一点。但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走路,还没听到她咿呀学语、叫出美妙暖心的“妈妈”,我们就在冬天的凛冽寒风中,衣衫褴褛地挤进一个货运车厢,转去“母亲劳改营”。我那胖嘟嘟的金色卷发小天使,很快就变成了苍白的小幽灵,眼睛下生出蓝色阴影,嘴唇上长满疮。

哈娃先是被安排在伐木队工作,后来去了锯木厂。通过贿赂儿童之家的护士,她获准在规定时间之外前去探望,即早上点名之前和自己的午饭时间。她所发现的令人不安:

我看到护士早晨叫小孩起床。她们或推或踢,迫使小孩钻出冰冷的床被……她们以拳头推搡,嘴里时不时发出粗鲁的咒骂,脱下小孩的睡衣,用冰凉的水给他们擦洗。娃娃们甚至不敢哭,他们呼哧呼哧地吸气,像个老头一样,间以低沉的嚎叫。这个可怕的嚎叫,来自各张小床,有时竟持续数天。有的小孩大到足以坐起或爬行,就躺在床上,弓起膝盖顶住自己的胃,发出这些奇怪的声音,活像鸽子的咕咕鸣叫。

一名护士要负责17个小孩,她会找窍门加快工作进度:

护士从厨房带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分到单独的盘子。她抓住最近的一个小孩,把他的双手扭向后面,用毛巾绑住,然后开始一勺一勺,将热粥灌进他的喉咙,不留吞咽的时间,像是在填喂小火鸡。

只有护士自己的孩子,她们才会给予妥善的照顾。哈娃声称,他们是“仅有的能活着看到自由的孩子”。埃莉诺拉生起病来,浑身上下都是瘀青: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如何以瘦小的双手抱住我的脖子,呻吟着:“妈妈,回家!”她还没忘记那个臭虫缠身的贫民窟。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太阳光,与母亲在一起……

小埃莉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诉求是徒劳的。我去看她时,她不再伸手要我,甚至会在沉默中转向别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抱起她时(他们准许我以母乳喂她),她睁大眼睛,盯着远方某处,以弱小的拳头打我的脸,抓咬我的乳房,再手指自己的床。晚上,我背回一捆柴火时,她的小床已经空出。我发现,她赤裸裸地躺在停尸间成人尸体的中间。她在这世界上总共活了1年零4个月,死于1944年3月3日。(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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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捷万、谢尔盖和他们的儿子尼古拉,摄于卡拉干达

包含女囚犯的大多数劳改营办有儿童之家。1944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儿童之家,共有400名4岁以下的小孩,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在劳改营怀孕出生的。在其他劳改营,有些妇女亟想怀孕,以便脱离艰辛的劳动、分得较好的食物,甚至获得赦免。携带婴儿的妇女获得赦免一事,确有发生,(592)却并不适用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部分女囚,因为她们犯的是“反革命罪”。她们中的大部分怀孕产子,与上述的另外两种动机也是不相干的。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说,这400名婴儿中的大多数,都是女囚遭狱警强奸的结果,特别是劳改营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喜欢吹嘘,他“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享受了数千美丽的女人,都是倒台的党领导的妻子”。(593)

女犯和看守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总是基于强奸或渴望怀孕。有些女性为了获得狱警的保护而顺从对方的性要求。与一人发生性行为,好过遭多人强奸。在男女混杂的劳改营(但有男区和女区的分隔),女性也与模范囚犯发生性关系,后者的特权地位往往带来较多的食物和衣服,或厨房和办公室的珍贵工作。(594)除了丛林法则,很难解释这些性关系的原因——到底是模范囚犯具有保护、骚扰或威胁女性的力量,抑或是女性的性魅力,女性数量大大低于模范囚犯的——但从女性角度看,她们的动机通常是为了生存。

叶夫根尼·米赫拉兹是第比利斯歌剧院的总监,于1937年被捕。他的妻子克捷万·奥拉赫拉什维利获刑5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6]克捷万不知道丈夫的命运(枪决于1937年),也没有两个孩子蒂娜和瓦赫坦的消息。后者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年后又被送去劳改营)。克捷万年轻貌美,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吸引了众多狱警和古拉格管理人员的注意,包括谢尔盖·德罗兹多夫。她在1942年获释后,便与德罗兹多夫结了婚,他们的儿子尼古拉出生于1944年,合家住在卡拉干达。德罗兹多夫在那里的哈萨克斯坦劳改营管理部门担任官员。(595)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是纳塔利娅和艾莱娜的母亲,毕业于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贵妇学院。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天文台担任地震专家,被捕于1936年。柳德米拉被判刑8年,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狱友米哈伊尔·叶菲姆夫。他是一名农民出身的机械师,刚刚服完所谓“流氓罪”的3年刑期(因参与酒后争吵而被捕),但决定留下,成为劳改营的志愿工。他有自己的家,位于官员和狱警的定居地。他对柳德米拉产生了兴趣。起初,她拒绝了他的追求,因为仍在期待总有一天会返回丈夫身边(不知道他已被枪决),重归他们的家。后来柳德米拉因肾脏感染而病倒,米哈伊尔给她送来金钱、情书和食物。柳德米拉并没获得完全康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放弃了与丈夫重逢的希望,并假定他已死去。她愈益依赖米哈伊尔,也得到热情的回报。柳德米拉获准离婚(与“人民公敌”离婚很容易)之后便与米哈伊尔结了婚,1945年获释后两人一起定居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城。(596)

劳改营的妇女不只是向古拉格官员寻求保护。劳改营外的强大保护人,有时也能决定女犯的命运。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有一名囚犯是电影制片人阿纳托利的前妻柳芭·戈洛夫尼亚。柳芭在1938年4月被捕,判处5年的劳改。4个月之前,她的第二任丈夫鲍里斯·巴别茨基被捕,于1939年遭枪决,他曾是莫斯科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主管。柳芭后来以为,她的被捕缘于她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仓库购买家具(这些家具是从大逮捕受害者的家中没收来的,她感到深深的内疚,离开劳改营后,就将之全部卖掉)。但在事实上,她被捕只是因为她是巴别茨基的妻子。他陷入一个丑闻,导致了苏维埃电影界几十人被捕。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伙伴》(Veselye Rebiata),其流行插曲不知何故传到美国,被制成唱片,广受欢迎,导致1937至1938年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间谍指控。

柳芭被捕时,来自3次不同婚姻的3个孩子被内务人民委员会从她共产国际酒店的公寓带走。柳芭与巴别茨基的儿子阿廖沙才两岁,被送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孤儿院;巴别茨基第一次婚姻的13岁儿子沃利克,以及柳芭与阿纳托利的11岁女儿奥克萨娜,则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送去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拘留中心。该修道院的许多牢房已挤满孩子,其中一间扣押着奥克萨娜和20名其他女孩。沃利克被带到一个12岁以上孩子的特殊区域,由于已达刑事责任的年龄,将被送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特殊劳教营。他还做了指纹采集,拍了脸部照片,以建立他的犯罪记录。

几个星期后,奥克萨娜的父亲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出现在修道院。奥克萨娜回想起在庭院中看到父亲的一瞬。他身穿皮大衣,背朝着她。即使相隔很远,但她一下子就认出他,并开始从自己的窗口大声叫喊“爸爸!爸爸!”阿纳托利走向大门正要离开,因为拘留中心的主管声称奥克萨娜不在那里。一辆黑色玛丽亚——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抓人的臭名昭著的货车——正好从阿纳托利旁边开过,驶出修道院的大门,发动机的噪音盖住了他女儿的呼喊。奥克萨娜变得绝望,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再一次声嘶力竭地呼喊。这一次,阿纳托利转过了身子。她又继续大叫,并将手伸出窗户的铁窗棂,上下挥舞。阿纳托利抬头扫视大楼,但有那么多的窗户和那么多探视的面孔,戈洛夫尼亚很难找到自己女儿的脸庞,但到最后,凭借他摄影师的眼睛,终于锁定她的所在。他赶回主管的办公室,奥克萨娜很快被传唤到场。她告诉父亲,沃利克也被带到修道院。接她出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在法律上她仍是阿纳托利的孩子。但要拯救已被视作成人的沃利克,又不是阿纳托利自己的孩子,则需要内务人民委员会熟人的帮忙。经过数小时的谈判和几次打电话给卢比扬卡,沃利克终于获释。至于阿廖沙,阿纳托利实在无法找到他的下落。但奥克萨娜记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把她和沃利克送到修道院之前,曾在某处卸下阿廖沙。她便与父亲沿着她当时离开共产国际酒店后的路线,顺利找到那家孤儿院。奥克萨娜回忆,阿纳托利“走了进去,半小时后重新出现,阿廖沙就在他的手臂中了”。(597)

3个孩子都在阿纳托利的家中避难,那是莫斯科市中心共用公寓中两个小房间,他与高傲的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同住。一年后,即1939年9月,沃利克的母亲来找他,两人消失于农村。柳芭的姐姐波利娜将阿廖沙带去巴别茨基在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他们再加上波利娜的妹妹维拉和父亲,住两个小房间;第三间最大,住着另外一户人家。波利娜在莫斯科工作,有时到阿纳托利的公寓借宿。她两次丧偶,没有自己的孩子,坚忍地承受艰辛的生活。妹妹被捕之后,她被逐出自己的家,并丢掉莫斯科马里剧院的秘书一职;她又去莫斯科剧院博物馆担任客房服务员,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被解雇,最终改在工厂里操作机器。(598)

整整一年,柳芭毫无音信,因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特殊管理”禁止囚犯写信给亲戚。然后在1939年春天,随着“特殊管理”的取消,一封电报送到波利娜手上。她马上给妹妹回信,两人开始了忙碌的信件往来,几乎所有内容都与家事和抚养小孩有关。据奥克萨娜说,她们也提及其他事项,只是隐藏于暗语之中,以避开审查。波利娜一片赤诚,几乎每个星期都给柳芭写信。她寄去金钱、书籍、衣服,以及从杂志上剪下的文章和孩子的照片,尤其是阿廖沙的。

阿纳托利也写信给柳芭,但并不经常,他的信自有不同的风格。他给她送去金钱、食品包裹、电影放映机手册,让她能学到实用技能。第一年,柳芭在建筑工地上班,搬运木料时摔倒,导致手掌骨折。劳改营指挥官巴里诺夫因此调她去做轻活,在收到阿纳托利的请求后,更允许她管理俱乐部电影院。这并不是柳芭从巴里诺夫那里获得的唯一特权。波利娜因害怕自己被捕,带上阿廖沙逃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结果她竟于1942年1月死在那里。远房亲戚把阿廖沙送入孤儿院,然后发电报通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柳芭。柳芭获准前往几百公里之外的江布尔城——位于阿克莫林斯克的南部,从孤儿院领出阿廖沙,把他带回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营房定居地,与自己同住。这对于一个囚犯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通融,批准请假的巴里诺夫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很有可能,柳芭的美貌在赢得这些通融时发挥了作用,但她的难友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反而强调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影响。阿纳托利在写给柳芭的信件中,明显没有对审查的恐惧(他的许多信件还批评了苏维埃电影当局)。阿纳托利写信表达自己对柳芭的爱,原谅她的离开,恳求她在释放后回到自己身边(“可能不会像你以为的那么久……我相信,如果我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办法的”)。柳芭此时尚不清楚巴别茨基的命运,便挡住了他的攻势。但阿纳托利不甘罢休,向她介绍自己电影的成功,即《米宁和波扎尔斯基》(Minin and Pozharsky,1939年)和《苏沃洛夫》(Suvorov,1941年),自己获得的大奖(1940年的劳动红旗勋章和1941年的斯大林奖),自己享受的富裕生活,以及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出席的宴会。他打出情感牌,对柳芭强调他们的女儿多么需要她:“我在等你,祈祷你能回来,即使只是为了奥克萨娜。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太忙了。我们的女儿已到这样的年龄,特别需要母亲的教导,她在我面前很害羞。”(599)阿纳托利一定知道巴别茨基已不可能再回来。他想让柳芭知道这一点,并试图让她明白最好还是与他在一起。他自己认为,或是想给柳芭这样的印象:只要她愿意回到他身边,他还拥有使她尽快获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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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热尼娅和西蒙诺夫在克里米亚度蜜月

1939年1月,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塞缪尔·拉斯金三个女儿中最小的热尼娅·拉斯金娜结婚。自1936年以来,他们就是文学院的同学,其恋情开始于一年前的春天。其时,西蒙诺夫与另一位同学纳塔利娅·季波特仍在婚姻之中。但那些日子,在莫斯科学生界的波希米亚圈子中,民事婚姻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热尼娅说,西蒙诺夫以一首浪漫诗(即《五页》,最初却是为纳塔利娅写的)开始对她的追求。也许所有的年轻诗人,都会回收利用自己的旧情诗,以发动新的征服。就西蒙诺夫当时与女性的关系而言,这种做法非常典型。他性急,笨拙,很容易坠入爱河,在性经验上颇为青涩。(600)

热尼娅小巧玲珑——几乎是袖珍型的,五官精致,但吸引西蒙诺夫的显然还有她的精神素养。她慷慨,耐心,对朋友掏心掏肺,几乎与每一个人都能处得稔熟(继承于父亲的罕见秉性),并以自己的善良影响他人。热尼娅是文学院的学生会秘书。1937年文学院清洗会议中,西蒙诺夫曾举报多尔马托夫斯基,她却勇敢地站出来为两名外国学生辩解——他们太软弱以致不能保护自己——她觉得,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教职员不公的批评。(601)西蒙诺夫吸引热尼娅的究竟是什么,很难确定。但她一旦爱上他,一生不变。毫无疑问,吸引她的有:他的英俊潇洒、他的诗人天赋、他的聪明才智、他的阳刚之气,以及他鹤立鸡群的领导才能。

婚礼之后8个月,即1939年8月,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出世。经过艰难的分娩,热尼娅和阿列克谢一起留在医院隔离病房好几天。西蒙诺夫给热尼娅写信:“我的小宝贝,我非常爱你。我确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我跟医生谈过,他说一切都很好,小宝宝会慢慢康复。请写信告诉我,你最喜欢我们儿子的哪一方面……今天,我开始写一首新诗。现在起,我每天都要写……我亲爱的,多想听到你的声音,多想看到你无疑是面黄肌瘦的小脸……请问一下,我可否给你送来犹太牛肝酱。(602)

他们的儿子出生后不久,西蒙诺夫接受了作为战地记者的第一项任务。《英勇红军报》(Geroicheskaia Krasnoarmeiskaia)派他去蒙古哈勒欣河,报道日本控制的满洲与苏联的冲突。他从苏维埃军队集结之地蒙古写信给热尼娅,随信还送上新诗《照片》: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即便没有,只要牵记,仍可见面。

到第四天,乌拉尔已抛离得很远,

乌拉尔呀,我不愿让好奇的邻居窥见。(603)

哈勒欣河战役(在日本被称为“诺门罕事件”),是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建立伪满洲国以来,一直在酝酿的边界战争的大决战。斯大林一直在担忧日本对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帝国野心。蒙古在名义上是中国一部分,但从1921年以来,一直处于苏维埃的影响之下。蒙古和日占区之间一旦因边界争议而爆发小规模的冲突,斯大林便派出他的精锐部队:5.7万步兵、集结的炮兵部队、500辆坦克、苏维埃空军的最好飞机,全部听从红军后起之秀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苏维埃军队把关东军从日本坚持的边界哈勒欣河推回到俄国认定的边界诺门罕,即向东挺进了16公里。日本惊讶于密集的红军坦克和炮火,要求于9月16日签订停火协定。苏维埃声称获得了巨大胜利,似乎证实了红军的战无不胜——苏维埃宣传机器的说法。然而,实际情形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西蒙诺夫凭亲身经验体察到,苏方的损失远远大于政府所承认的(红军声称死伤共9000人,但实际人数却高达2.4万人,其中7000人阵亡),(604)凄惨可怕的景象纷至沓来。西蒙诺夫对军事新闻的审查感到沮丧,想通过自己的诗歌来提供较为真实的画面。《坦克》一诗讲述一排苏军士兵,在来之不易的战斗胜利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士兵留下的已遭摧毁的坦克,在诗人眼中,成了他们英勇牺牲的丰碑。西蒙诺夫的政治上司恰好是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阻止了该诗的发表。他曾是作家协会领导,还在1937年训斥过西蒙诺夫的“反苏”言论。他告诫西蒙诺夫,应该提供对战争的乐观瞻望,来积极配合自己肩负的宣传任务。为此,斯塔夫斯基建议他在结尾处,以一辆全新的坦克来替换已遭摧毁的。(605)

与日占区的边界冲突,更加强了斯大林对腹背受敌的恐惧,担心同时卷入反轴心国的两场战争。1939年春季,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没受到英国或法国的激烈反对。这两个国家仍在安抚希特勒,在斯大林看来,这无疑是在鼓励纳粹和日本向苏联发起侵略。尽管法国和英国仍在继续与苏维埃政府的谈判,以联手抵抗纳粹对东欧和波罗的海的侵略,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向斯大林显示,西方列强并不真诚行事。整个1939年的春天,英国和法国以波兰不愿让苏维埃军队越界作为借口,拖延与苏维埃的谈判。他们只希望苏联能在外交上阻止纳粹,但还不愿与苏联签署军事协定。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向苏维埃政府暗送秋波,因为如要发动计划中的入侵波兰,苏联的中立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提出,把东欧划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让苏联获得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到8月,斯大林不愿再等英法两国。他相信,欧洲战争迫在眉睫,苏联无法抵抗纳粹德国,特别是在那么多苏军驻在满洲的时刻。他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说服他的是那些1939年的突发事件,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长远规划。苏维埃领导人认为,该协定提供了喘息的时间,让苏联武装自己,也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创建起有效的缓冲地带。斯大林在两大势力——在他眼中都是反苏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法西斯国家——的交战中保持中立,希望看到这些国家在漫长冲突中相互耗尽,反有可能激起当地的革命(宛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俄罗斯1917年的革命)。他告诉共产国际:“如果他们打得精彩,相互削弱,我们并不反对[战争]。”(606)

德国获得了苏维埃的中立,9月1日入侵波兰西部。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不久,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将东欧分为德区和苏区的秘密协议,红军进入波兰东部。苏联进占波兰之后,又开始向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施压,要求它们接受领土变更和苏联军事基地的进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决定妥协,签署了《国防互助条约》,让苏联红军占领他们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伴随入侵的苏维埃军队,实施了相应的逮捕和处决:1.5万波兰战俘和7000名其他囚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至少有100万“反苏维埃分子”被逐出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却不愿俯首臣服,拒绝了苏维埃越境设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苏维埃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由于有先前在满洲、波兰、波罗的海的胜利,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结果,对芬兰的战争却一再败北。苏维埃军队没做冬季战斗的准备,又无法攻破芬兰的坚强防御。4个月内,12.6万苏军阵亡,近30万苏军受伤。后援大军最终突破芬兰防线,迫使芬兰人求和。(607)

对于西蒙诺夫乃至世界各地众多共产主义者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无疑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大冲击。反法西斯斗争是共产主义团队精神和合理性的基石。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我这一代——希特勒1933年上台前后,我们当中刚满18岁的人——始终生活在将与德国开战的等待之中。对我们来说,那场战争开始于1933年,而不是1941年。”就这一代人而言,西班牙内战显得特别重要。一个原因是,他们太年轻,错过了激发他们英雄梦想的俄国内战;另一原因是,他们热切地相信,西班牙内战只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终极大战的揭幕,大战的高潮将是苏维埃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殊死搏斗。西蒙诺夫回忆:“在哈勒欣河,这场大战不再是虚拟的,不再是我们预料中的未来事件,而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西蒙诺夫听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时身在蒙古的哈勒欣河,脑海中充满了苏维埃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血腥战斗。他最初认为,这是一条务实的策略,可以保证德国不会“在我们背后发起致命一击”。他甚至欢迎苏维埃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视之为反对德国军事扩张的必要举措。但在道义上,他却感到困惑。他觉得,该协议背叛了欧洲,背叛了共产主义对抗暴君、保护弱者的承诺。他特别不舒服的是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对纳粹德国的批评突然变得不被接受。西蒙诺夫回忆:“他们仍是相同的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再也不能写出或说出对他们的批评。”(608)

这种内在冲突显现于西蒙诺夫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第一个重要剧本《我城一少年》(A Young Man from Our Town),写于1940年秋天,其时他刚从哈勒欣河返回。该剧讲述一名性情急躁的年轻红军军官,名叫谢尔盖,曾是共青团积极分子,从西班牙内战返回俄罗斯后,又志愿去哈勒欣河参战。《我城一少年》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主义,似乎在唤起观众对纳粹德国的敌意。但西蒙诺夫回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条约,这些情绪变得不便明确表述出来。1941年3月,该剧在列宁共青团剧院首演,只是让演员在朗读有反德含意的台词时赋予更多情感,以表达他们对该条约的反感。(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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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蒂娜·谢罗娃,1940年

该剧还引出另一冲突,比较私密。主人公的原型是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朋友,即诗人米哈伊尔·卢科宁(1918—1976年),曾参与对芬兰的战争。卢科宁只比西蒙诺夫小3岁,却被认为是不同时代的苏维埃诗人,主要原因是他出生于1917年之后。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身上没有旧文化的印记,即大革命之前的知识分子文化。而西蒙诺夫的同辈,却躲不开这样的标签。西蒙诺夫将卢科宁理想化了:这位年轻诗人,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工作,1937年加入文学院,体现了“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西蒙诺夫一直以此为自己的努力方向。1939年,西蒙诺夫把《我城一少年》的草稿交给剧作家阿希诺戈诺夫过目,后者喜欢此剧,但认为它的主人公应有一个姓。西蒙诺夫一时有些茫然,不知取什么姓好。阿希诺戈诺夫便问,假如能有选择,西蒙诺夫希望给自己取什么姓。也许阿希诺戈诺夫看出,西蒙诺夫已在主人公身上倾注了自己本想拥有的全部素质。西蒙诺夫没有片刻的犹豫,即刻回答希望自己的姓是卢科宁。基于此,他便以“卢科宁”命名他剧本中的主人公。但卢科宁本人并不高兴:“如果我写关于足球运动员的剧本,把他叫做西蒙诺夫,你会作何感想?”(610)

《我城一少年》的女主角也有作者的个人偏好,那是特意为瓦伦蒂娜·谢罗娃写的。她是苏维埃银幕和舞台的明星,西蒙诺夫为她神魂颠倒,无可救药。他第一次看到瓦伦蒂娜,是在列宁共青团剧院的演出当中。其时,他从哈勒欣河回来不久,虽然已婚,知道很难赢得她的芳心,但还是向该剧院呈上了《我城一少年》,以图接近瓦伦蒂娜。戏中,女主角是瓦伦蒂娜的再现——不是她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而是西蒙诺夫希望她应该展现的形象(信赖他人、有爱心、有耐心、宽容)。剧中的主人公谢尔盖·卢科宁,也是西蒙诺夫希望自己应该展现的形象(比现实中的自己更阳刚、更勇敢、更苏维埃化)。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原型,即理想中的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频频出现于他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剧本和小说。

瓦伦蒂娜年轻、漂亮,又是著名的寡妇和电影明星,但有一段易受攻击的秘史。她父亲瓦西里·波洛维克是水利工程师,来自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1930年,当时瓦伦蒂娜13岁,瓦西里在工业清洗中于莫斯科被捕,被送进劳改营,之后于1935年获释,到1937年再次被捕,判处8年,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服刑。所有这一切,都得到瓦伦蒂娜母亲的精心掩盖。她是莫斯科卡梅尔尼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瓦伦蒂娜在那里度过童年,扮演过所有重要的小女孩角色。母亲将瓦伦蒂娜的乌克兰的姓“波洛维克”,改成俄罗斯的姓“波洛维科娃”,设法抹去所有乌克兰的痕迹。瓦伦蒂娜从小长大,否认父亲的所有信息(以后几年中,她还声称从小到大从没见过父亲)。直到1959年(他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的15年之后),她才鼓起勇气与他见面,而且是出于他的主动。(611)

瓦伦蒂娜在1935年加入共青团,很快迷住了该组织领导人亚历山大·科萨尔耶夫。他偏爱年轻女演员是尽人皆知的,又在掌控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很容易遂愿。科萨尔耶夫极力推动这位年轻漂亮门生的事业,自己却在共青团领导人的大清洗中落马,被捕于1938年11月(后来被枪决)。斯大林指责他们未能在共青团内部深挖“反革命分子”。科萨尔耶夫被捕前不久,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中趋前与他碰杯,并在他耳边低语:“叛徒!我要杀了你!”守护神的被捕,使瓦伦蒂娜陷入严重困境,当初因科萨尔耶夫而被抛弃的前男友,妒火中烧,趁机举报她为“反革命”。她被要求出席戏剧工作者联盟的清洗会议,自作解释,并回答父亲被捕一事,为了避免被逐,还必须发表背弃声明。(612)

到最后,搭救瓦伦蒂娜的是她的新任丈夫,即著名的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她与他相遇于科萨尔耶夫安排的宴会。在苏维埃的英雄神殿中,飞行员的地位非常突出。象征苏联军事实力和进展的尤其是空军,激发许多年轻男子加入军队的也是飞机的魅力。谢罗夫以英俊、利落、健康的“俄罗斯”外貌和完美的无产阶级出身,变成了极富宣传效应的理想人物。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功绩是传奇性的,遇到瓦伦蒂娜时,已是全国闻名的英雄和名人。他是最受尊敬的飞行员之一,深受克里姆林宫的喜爱。第一次见面后的第10天,他们即举行了婚礼,搬进新近腾出的豪华公寓——原属叶戈罗夫元帅,因牵连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而被捕。他们享受斯大林精英的奢侈生活,深夜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派对和酒会。但灾难降临于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阿纳托利在一次空难中丧生,发生事故的细节不甚清楚,只知道谢罗夫和他的战友波利纳·奥西佩科在恶劣天气中低空飞行。两名飞行员获得国家级荣誉,下葬于克里姆林宫墙旁。4个月后,即1939年9月,瓦伦蒂娜产下阿纳托利的儿子,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她作为军事英雄的遗孀,深受苏维埃领导人的保护,有助于她在电影界的崛起。她第一个重要角色,即卖座电影《性格女孩》(A Girl With Character,1939年)中的女主角,是专为她打造的。斯大林也成了她的倾慕者之一,在自己60大寿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特地向两个著名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和瓦莱里·契卡洛夫)的遗孀敬酒,她们当时都坐在边远桌子的尾部。然后,斯大林邀请瓦伦蒂娜到自己所在的桌子与他碰杯。她的手颤抖得厉害,以致洒了酒。据瓦伦蒂娜说,斯大林捏了捏她的手,平静地说:“别担心,不要紧。镇静点,谢罗娃同志,我们会支持你的。”(613)

到1940年夏天,西蒙诺夫爱上瓦伦蒂娜,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她保持冷淡,仍沉浸在丈夫去世的悲痛之中——她还有自己的宝贝儿子,也不想鼓励西蒙诺夫这个也有同龄幼儿的已婚者。西蒙诺夫、热尼娅和阿列克谢当时住在祖博夫广场上的拉斯金公寓。热尼娅虽然还没充分觉察丈夫对这位漂亮女演员的激情,但也不可能对他经常不归家视而不见。(614)整整一年,他们的婚姻不即不离,西蒙诺夫追求着他的新浪漫,但效果不佳。西蒙诺夫并不是通常吸引瓦伦蒂娜的那种人,他的殷勤献得太辛苦,他过于严肃、枯燥,缺乏她以前的追求者的风度和信心。他们要比西蒙诺夫更为成功,更有权势。在《我城一少年》的第一次彩排中,西蒙诺夫征询谢罗娃对此剧的评论。她当着大家的面说,这只是“一部拙劣的剧本”。即使如此,也阻止不了他的追求。他向她频频赠送礼物,为她量体裁衣创作相关的剧本角色,最重要的是送诗给她,包括回收利用的: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相反,我抒写有关你的歌唱。

我的诗源于内心的悲伤

想念你

把你也一起带上……

他凭借自己的笔,渐渐消磨了她的抵御。但谢罗娃屈服于他的激情,最终答应嫁给他还要等到1943年。其时,他的情诗《等着我吧》,让西蒙诺夫一跃而成苏联最受喜爱的诗人,并在克里姆林宫享有真正的影响力。通过《等着我吧》一诗,西蒙诺夫和谢罗娃变得家喻户晓。该诗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在战争中不畏艰辛,战斗到底。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婚姻所达成的政治目的,以及被西蒙诺夫抛弃的前妻和幼儿。(615)

[1]他们的父亲帕维尔·布拉特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母亲尼娜是工程师兼地质学家。

[2]依达接受BBC电影《斯大林之手》(The Hand of Stalin,1989年)的采访。

[3]共产主义政权倾塌后,柳芭成为教会的积极成员,出版了有关父亲生涯的书籍[L. 捷丘耶娃,《一名东正教神父的生涯》(Zhizn’pravoslavnogo sviashchennika),彼尔姆,2004年]。

[4]叶丽萨维塔没有母亲的照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她收到前克格勃档案馆所存的她母亲的档案。

[5]战争于1941年6月爆发后,在监狱区域服刑的犯人,被迫继续于营房定居地生活和工作。因此,在1938年获刑3年的囚犯,要等到1945年才能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获释。

[6]贝利亚当时担任格鲁吉亚首都的党领导,亲自给叶夫根尼上刑,并执行枪决。克捷万是登捷时·阿布拉达兹的电影《忏悔》(Repentance,1984年)中克捷万·巴拉泰利的角色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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