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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等着我吧”(1941—1945)

1941年6月,列昂尼德·马赫纳茨在他外祖父母的家里度假,那是在白俄罗斯的克里切耶夫小镇,离苏波边境600公里。那年夏天,莫斯科的气温居高不下,让人窒息。他父母自己无法脱身,便让他离开首都,独身一人来此度假。列昂尼德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是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主管,负责向苏维埃首都供应天然气,由于需要向党领导呈交一份万一发生战争的能源预案,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外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克里切耶夫镇的边缘,已能看到厚密的橡木林和广袤的牧场。这是一栋朴实的小木房,在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非常普遍,附有养猪的小院和栽满苹果树的花园,房主大都是小农、工人和商贩。

6月22日的凌晨,星期日,德国庞大的入侵部队向苏联发起总攻击,位于西部边疆的克里切耶夫镇没有任何防御计划,因为苏维埃领导对战争全无准备。像克里切耶夫镇一样的其他城镇,对将临的入侵没有一丝预感。一直到了那天中午,莫洛托夫方才在电台上以嗫嚅的声音宣布开战。之后3天中,电台是克里切耶夫镇唯一有关战争的消息来源。然后在6月26日,没有来自苏维埃当局的任何警报,克里切耶夫镇遭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一场浩劫降临小镇,居民纷纷逃进树林,牛和猪四下狂奔,大街上尸体横陈。

列昂尼德的母亲玛丽亚,在一片混乱中赶到克里切耶夫镇。她在入侵的第一天离开莫斯科,期望在被德国军队杀死之前救出家人。此时,弗拉基米尔恰好出差,视察列宁格勒地区,要到6月底才能返回莫斯科。所以,玛丽亚只得单枪匹马,设法赶到已在遭受猛烈空袭的斯摩棱斯克,但搭乘不到驶向苏维埃前线的西行列车。玛丽亚只好朝西南方向徒步120公里,4天后抵达克里切耶夫镇,一路上都是反方向撤离的士兵和平民。列昂尼德回忆:“她到达时蓬头垢面,几近全身漆黑,满是灰尘和污垢,因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

克里切耶夫镇的居民匆匆收拾财物,朝东逃难。第一批逃走的包括该镇将近一半人口的2000名犹太人,他们忧心忡忡于听闻的纳粹暴行。接着出走的是共产党人,对入侵的德军存有同样的恐惧。马赫纳茨一家,作为资深苏维埃官员的亲属,必须尽快逃走。玛丽亚希望丈夫会来找自己,因此耽误了家人的出逃。7月16日,即德军占领克里切耶夫镇的前一天,她仍没有弗拉基米尔的消息,只好先给莫斯科写信,再用马车载上细软,带着列昂尼德和父母沿乡间小路缓慢向东移动,以避开专炸主要公路的德国飞机。她不知道,弗拉基米尔正坐在专职司机的轿车中火速赶来。列昂尼德判断:“他离开斯摩棱斯克,疾驰在公路上,与我们失之交臂时相隔不过几公里。”弗拉基米尔到达克里切耶夫镇时正好看到德军进镇,从索兹河对岸的草地,可看到镇上木屋熊熊燃烧,也能听到尖叫和枪声。他以为家人将遭屠杀,试图过河,徒步前去营救,但受到撤下来的苏维埃军队的拦阻。他猜想,家人可能已经遇难,只好回到莫斯科,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她会去克里切耶夫镇以东的布良斯克地区,再转去有亲戚可投靠的斯大林格勒。玛丽亚认为,那里会比莫斯科更为安全,因为有传闻说莫斯科很快将落入德军之手。回到莫斯科反而变成了弗拉基米尔的自我毁灭。不久,他因“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罪名而被捕,判处劳改10年。他曾与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同事交谈,言及自己在前线亲眼目睹的混乱。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这样的谈话导致多人被捕,因为苏维埃当局在拼命压制有关军事灾难的消息。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将马赫纳茨的被捕,编造成市主要能源官员的“托派阴谋”,逮捕了数十人。弗拉基米尔很想让妻子知道自己的下落,但要等到秋天——他在赴西伯利亚的漫长旅程中,从火车窗口扔出一封信,上面写有妻子在斯大林格勒的地址。一位农民路过捡起,将之付邮:

我的亲人们!我还活着,什么都好。客观情况不允许我早点给你们写信。不用为我担心,照顾好你们自己。玛丽亚,我的爱人,你将会很辛苦,但不要放弃希望。我正去西伯利亚,我是无辜的,等我,我会回来的。(616)

德国的攻击如此强悍迅猛,把苏维埃军队打得措手不及。斯大林忽略了德国准备入侵的情报,甚至把确认庞大德军在边境集结的最后通报,也当做英国引诱苏联参战的伎俩(竟把带来此条消息的情报人员,当做“英国间谍”拉出去枪毙了)。苏维埃的防御彻底乱了阵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旧防线已被放弃,另在新占领的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建起的新防线,几乎没有重炮、无线电设备、布雷区,根本挡不住德军先锋的19个装甲师和15个摩托化步兵师。苏维埃增援部队冲向前线,以堵塞豁口,但遭到德军坦克和飞机的沉重打击,制空权早已落入德军之手。到6月28日,即入侵后的第6天,德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一方面穿越白俄罗斯,占领苏维埃境内300公里的明斯克;另一方面在北部,穿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直逼列宁格勒。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亲眼目睹了白俄罗斯阵线的混乱。战争开始时,他作为军报记者,前往第3集团军政治部报到——地处苏波边境的格罗德诺城附近。他搭乘列车在6月26日一早抵达鲍里索夫城,但通向明斯克的铁路线正在遭受狂轰滥炸。西蒙诺夫找到一名司机,用汽车把他送去明斯克,但很快遇上撤退的苏维埃溃军。德国飞机从头顶飞过,以机枪扫射地面上的部队,并朝大路投掷炸弹。士兵们纷纷逃入树林。一名军官站在大路中间叫喊,如果他们不转身,他就要开枪了,但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树林里挤满了士兵和平民,尽量躲避盘旋于树林上空、不断朝下扫射的德国飞机。西蒙诺夫自己也险些丧命,一架被击中的德国飞机坠落,撞死他身边好几个人。它飞得如此之低,就在树林之上,他都能看到德国飞行员的脸。天黑之后,他才跌跌撞撞回到大路,找到一名政工人员,“一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头戴船形帽,身穿冬大衣,不知何故却手持铁锹”。西蒙诺夫介绍自己是记者,打听去往前方总部的方向。该军官说:“什么总部?你没看到这里发生的事?”(617)

西蒙诺夫随军队一起撤回斯摩棱斯克。一路上都是士兵和平民——妇女、儿童、老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全部向东,各种类型的大车,还有背上家当的徒步逃难者。7月初,他经过什克洛夫和奥尔沙——“安静的农村小镇”,住有很多犹太家庭,包括他妻子的亲戚拉斯金家。他在什克洛夫镇停下要水喝,一名惊惶失措的犹太人问他应否逃离。西蒙诺夫劝他们留下,并声称德军抵达什克洛夫镇之前,就会被红军击溃。几天后,德国人占领什克洛夫镇,杀死几乎所有的犹太居民,共约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枪杀后全部埋入镇外的土坑。7月16日,德国攻下奥尔沙城,着手建立犹太人聚居区。到1943年,那里的大多数犹太人都被运去纳粹死亡集中营。也有一些人设法跑走,加入红军,例如在奥尔沙行医的塞缪尔·拉斯金的弟弟雅可夫。(618)

西蒙诺夫回顾1941年的灾难事件,逐渐省悟到其根源就在斯大林政权。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写战争巨著《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1959年)时已经想通,责任都在斯大林——不单是他不了解情况,没在1941年积极备战;更重要的是他的恐怖统治,制造了这么多的恐惧和不信任,以致苏联在自卫中根本无法统一行动。西蒙诺夫当时没看到这一点——他给什克洛夫镇犹太人的建议,便是他相信宣传的确凿证据——但从1942年起,他开始在战争日记(后来成为《生者与死者》的素材)中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他越来越清楚,苏维埃军队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在旁监视的政委的举报。他们被动地等待总是姗姗来迟的上级命令,无法随机应变,以改善战场上的军事形势。(619)

当然在战争年代(或在1956年“解冻”之前的任何时候),这些想法是不可公之于众的。西蒙诺夫写在日记中的,不可能在红军主要报纸《红星报》上登出,他从1941年7月起担任该报的记者。战争一旦爆发,审查愈益加强。战争开始后第3天,就成立了苏联新闻社(Sovinformbiuro),以控制所有报刊和电台的报道。政府试图向公众隐瞒军事灾难,操控新闻,以鼓舞士气。像西蒙诺夫那样的记者,即使要写前线的挫折,其写出的报道也应有积极和乐观的精神。他们所写出的,几乎总是受到审查员的删减或修改。

西蒙诺夫当时面临一个特别为难的处境。7月19日,即在德国占领斯摩棱斯克3天后,他抵达莫斯科,成了从白俄罗斯前线返回的第一名记者。首都居民对军事灾难的程度一无所知,为了避免造成恐慌,斯摩棱斯克沦陷的新闻遭到封锁(直到8月13日,苏维埃军队的反攻失败,方才发布这一消息)。莫斯科人不断向西蒙诺夫询问有关军事形势的问题,但他不能如实回答,否则像马赫纳茨一样,就会有“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风险。所以,他决定缄口不言,将自己的抑郁深藏心底。他在日记中指出:“与他很亲近的人误以为那是他筋疲力尽的征状”。西蒙诺夫的新闻报道,尝试在他所看到的事件中努力寻找正面意义。他回忆:“要写实际上发生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它不会见报,还因为我的内心”不愿接受如此黑暗的结局,亟想在灾难中找到一丝希望。他所专注的事件,发生于撤回斯摩棱斯克的混乱之中。西蒙诺夫看到两名男子,一名上尉和一名下士,在撤退的人潮面前,反而逆流而上,奔赴前线。他们的排只剩下两人,其余的都已葬身于德军的轰炸。在西蒙诺夫眼中,驱使这两名男子的似乎是先天的爱国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中找到未来苏维埃胜利的种子。(620)

苏维埃媒体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消息,谣言满天飞,人们开始恐慌。有人称:政府已经逃离,总参谋部里有叛徒,苏维埃领导已决定放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甚至还有传言称,开始于7月中旬的德军对莫斯科的轰炸,其带队人竟是著名的苏维埃飞行员西吉兹蒙德·列瓦涅夫斯基——1937年,他驾驶一架飞机想飞越北极直达美国,却从此销声匿迹。记者韦尔日比茨基在日记中记录了在莫斯科街头与一位充满活力的老人的对话。老人说:“为什么没人在电台上给我们讲话?他们应该有所表示——不管是好是坏。但我们全蒙在鼓里,必须动脑筋自作猜测。”斯大林未在公众场合现身,更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感。很显然,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他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崩溃:把自己锁在乡间别墅,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回到克里姆林宫是在7月1日,两天之后,才向全国发表他的第一场战争讲话,其间不时停下喝水,像是处于痛苦之中。斯大林把苏维埃人民称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呼吁他们为“生死攸关的斗争”而团结起来,将之形容为一场“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战争”。这是斯大林第一次以兄弟之间、包罗全民的字眼来界定苏维埃人民,不再提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西蒙诺夫回忆该讲话留给自己和前线战士的印象:“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那样与我们讲话了。这些年来,我们因缺乏友谊而深受危害。我记得,那个讲话中,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是这几个字——‘我的朋友们’。”(621)

即使斯大林的讲话激奋人心,战争的突然爆发见证了公开评论的大爆炸,其中也有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诱因可能是不确定感,也可能是恐惧的解脱。10月18日,德军离首都仅几英里,韦尔日比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仅在不久之前,听到如此的对白,肯定会因此走上审讯法庭。”这种不满情绪,多半来自农民和工人。他们所批评的是:对战争准备不足,劳动纪律过于严格,口粮减少,强制征兵,党领导纷纷飞到后方,让普通百姓面对侵略。在战争的头6个月,列宁格勒一半党员飞走。工人的反苏情绪如此强烈,有的甚至期盼德国胜利的前景。战初几个月发生了许多工人的罢工和示威,仿佛标志着向1917年革命氛围的回归。1941年10月,伊万诺沃地区的党领导试图平息示威游行的人群,罢工领袖向工人们高呼:“不要听他们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欺骗我们已经23年了。”在工厂会议上,工人不怕将战争的爆发和前线的失败归罪于共产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测,许多工人和农民欢迎入侵,因为这会推翻苏维埃政权。普遍认为,害怕德国人的只有犹太人和共产党人。(622)

政府向“散播恐慌者”宣战,以对付这公开的反对。数千人因随意谈论前线的战情(“失败主义”)而被捕,许多人被枪决。罗扎·韦托诺夫斯基在开战第3天被捕,被控以叛国罪。她抵达牢房时才发现,她只是因言获罪的众多妇女之一。“这个说,德国军队更为强大;那个说,我们的庄稼收成不好;另一个说,我们像奴隶一样在集体农庄工作。”这些妇女大都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伊琳娜·舍博夫―涅费多维奇,7月30日被捕于列宁格勒。一星期之前,她在疫苗学院的党员同事检举她“制造恐慌和散布谣言”。其实,她所做的只是告诉朋友斯摩棱斯克遭到轰炸,而且她是从苏联新闻社广播那里听来的。她被判处7年,送去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的劳改营,1946年死在那里。伊琳娜的丈夫和女儿一直不知道她的遭遇,只猜测她死于列宁格勒的轰炸之中。到1994年,他们才获悉她死亡的真相。(623)

7月20日,斯摩棱斯克沦陷后,斯大林就任于最高统帅部,委任自己为国防人民委员。他派前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线的反攻,以夺回斯摩棱斯克。有一段时间,德军放缓了朝莫斯科的挺进,部分原因是德军重心已转向南方,意在攫取乌克兰的沃土、矿山、工业。希特勒深信经济是胜利的关键,控制这些资源可帮助第三帝国立于不败之地。8月,希特勒集中力量攻克乌克兰,这让红军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的战线获得进展。9月6日,苏维埃军队短暂收复斯摩棱斯克的郊外,但因缺乏基本的军事装备而不得不后撤。在北面,德军在9月25日抵达拉多加湖,有效围困了列宁格勒。希特勒为了保存北方集团军以便发动莫斯科之战,决定对列宁格勒围而不攻,企图饿死它的居民。从严格的军事意义看,直接决定战争命运的是莫斯科和南部的战事,而不是列宁格勒。但作为沙俄帝国和革命的发源地,又作为俄罗斯的欧洲价值和文化的堡垒,列宁格勒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有助于解释苏维埃最高司令部的拒绝放弃,以及大多数居民的留守。1941年秋,列宁格勒几乎所有的食品和燃料的供应都被切断(到1944年1月解围,死于疾病或饥饿的也许有100万人,即战前人口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德军在南方的挺进也放慢下来,因为苏维埃军队的大部驻扎于此,以保卫乌克兰的工业和食品的丰富资源。德国精心策划的巨大的钳形夹击运动,包围了基辅及其东部腹地,苏维埃军队拼死抵抗数星期,近50万士兵阵亡或被俘。德军终于在9月19日攻克基辅,尽管还有不少巷战。基辅沦陷,列宁格勒被困,希特勒从10月起,开始集中力量前去攻打苏维埃首都。他发誓,莫斯科将被完全摧毁,其遗址将会变成一个人工大湖。(624)

由于德军迅速席卷苏联各地,数以百万的家庭各奔东西,不少亲友羁留在沦陷区。入侵开始时,许多儿童仍在夏令营,在德军到达之前赶不回去与家人团聚。几十年后,父母仍想通过公共机构和广告来找到他们。数千名儿童,或在孤儿院,或在全国流浪,或加入儿童帮派或红军组织(据估计,多达2.5万名儿童在战争时期跟随军队一起行军)。(625)

1941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12岁,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孤儿院。父亲于1937年被捕,母亲流放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维什尼―沃洛察克镇。战争爆发时,孤儿院疏散到高尔基城附近的阿尔扎马斯城。尤里在旅途中跳下火车,擅自跑掉。他不满孤儿院生活,加入了专门偷窃铁路旅客的儿童帮派,很快又产生反感,便去自首。警方把他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派他去阿尔扎马斯的军用机场充任学徒。驻扎在那里的工程师,把他当做福星收养,送给他酒和香烟,替他与本单位的姑娘们牵线。1942年的春天,该地20位工程师调到第比利斯,把他也带上了。尤里早就恳求带队的战士们允许自己随行。他知道自己出生于格鲁吉亚首都,只不过家人在他年幼时就离开该市。他还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曾去那里探望自己的教父母,而父母被捕后,姐姐又搬去那里与教父母同住。在赴第比利斯的旅程中,战士们把尤里窝藏起来。他没有旅行证件,如被发现,就会被捕。尤里回忆:

他们待我很好,为了把我带走,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没人抱怨,还让我分吃他们的口粮。他们爱我,怜悯我的无家可归。快到斯大林格勒时,我们的列车被拦下检查。两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卫要求看我的证件,听说没有,就要拘留我。但战士们坚持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愿把我交出去。到最后,这两名警卫同意让我走,代价是100克[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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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纳塔利娅·加巴耶娃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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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阿纳斯塔西娅与玛丽安娜、格奥尔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

到了第比利斯,尤里与战士们分手,在城市中乱转,希望能认出教父母的住宅。后来,他去了城市办事处,获得自己出生证的副本,以此作为开端,经过一系列的文件追踪,最终找到教父母。自那以后,尤里、姐姐与身为工程师的教父母得以团聚一处。尤里长大后也成为一名工程师。(626)

苏联西部地区的人口疏散也把家庭拆散,撤到后方的共有800万儿童。优先考虑的是从面临德国威胁的各城市抢先运走工业设施,共拆除3000座工厂运去东部——伏尔加河、乌拉尔乃至更远——从1941年6月至12月,共动用100多万节火车车厢,工厂的工人和家属也随设施一起东迁。此外,还有各式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例如政府、公共机构、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博物馆、剧团和乐队。(627)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疏散一事喜忧参半。纳塔利娅·加巴耶娃11岁那年,从列宁格勒疏散到鄂木斯克城,住在属于艺术家联盟的儿童之家。身为画家的母亲留在列宁格勒,为了就近照顾丈夫谢尔盖。他曾是流放者,现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夏宫,在农学院工作。1941年,他搬去列宁格勒冬宫的地下室,陪伴已从博物馆退休的年老多病的父亲。另外,他每天还要去遥远的郊区,探视已与父亲离婚的生病的母亲。纳塔利娅回忆自己是一个“被宠坏的少女”,从鄂木斯克给母亲写“吓人的信件”,乞求她来与自己做伴。“我在一封信中甚至威胁,如果母亲不来,就要自己步行回到列宁格勒。”1941年9月,她遂了心愿,母亲赶到鄂木斯克。她是在德军建立封锁线之前逃离列宁格勒的。谢尔盖因她不在身边而饱受苦难。围城的第一周,他就病倒了,他写信给朋友诉说他想看到纳塔利娅的渴望。1941年10月,他本来有机会搭乘最后的航班之一离开列宁格勒,但临时又改变计划。作为父母的唯一支柱,他不忍心自己只身离开。谢尔盖明白,周围的人都已奄奄一息,自己也不会幸存于围城之战。1942年1月1日,他写信告诉他母亲,死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想再看纳塔利娅一眼。5天后,德军炸弹直接命中冬宫,他在空袭中死去。纳塔利娅一生都为父亲的去世而感到愧疚。她觉得,母亲如果留在列宁格勒,有可能帮他存活下来,因此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纳塔利娅回忆:“我从小就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如果父母面临可怕的危险,我的力量只能救出其中之一,我会选择哪一个?我无法回答,尽量从脑海中将之驱逐,但它一再去而复返。”(628)

玛丽安娜·福尔瑟1941年才4岁,出身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尼古拉既是艺术家,又是音乐家;母亲维拉·杰美恩是教师,娘家人都是列宁格勒著名的教育家。他们都是囚犯,1929年相遇于索洛韦茨基监狱,又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儿子格奥尔基生于1933年,女儿玛丽安娜生于1937年。1941年1月,尼古拉因“反苏维埃煽动”的罪名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维拉1942年死于斑疹伤寒。祖母阿纳斯塔西娅·福尔瑟一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他们一家同住,便接过照看玛丽安娜和她哥哥的责任。战争的第一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粮食供应大幅减少,几成饥荒地区,两个孩子相继病倒。到1942年春天,玛丽安娜饿得十分虚弱,以至于无法行走,夭亡似乎是早晚的事,这让阿纳斯塔西娅实在承受不住。她咨询的医生名叫吉娜·格林讷,是著名的结核病专家,建议她将孙女送给有能力抚养的人家,兴许还能救得一命。一开始,阿纳斯塔西娅拒绝了这个建议,盼望尼古拉早早从劳改营获释。等她发现他已被枪决(1942年9月),才勉强接受了那位医生的建议,将孙女送人,自己带着格奥尔基去投靠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城的朋友。她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庭:“请原谅我,求你们不要骂我。我把马琳卡[玛丽安娜]送人了,这是救她生命的唯一出路。”阿纳斯塔西娅没有其他选择:玛丽安娜身体太弱,吃不消赴伊尔库茨克的旅程,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又没有其他亲人可以照料。阿纳斯塔西娅与杰美恩家一直保持联系,但因列宁格勒围城,无法向他们移交玛丽安娜。

收养玛丽安娜的是约瑟夫和奈莉·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来自乌克兰东南部马里乌波尔城的犹太大家族。约瑟夫是苏维埃空军中的资深共产党人,1942年被派驻阿尔汉格尔斯克。1942年9月底,德军进袭马里乌波尔,约瑟夫飞回去想救出自己的家人,但事与愿违,他反而亲眼目睹了可怕的大屠杀。他走近自家的房子,听到从院子里传出的惨叫声,只能从远处眺望,希特勒的军队将他19个亲属排成队列,包括他的3个孩子,再挨个朝他们的头部开枪。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承受如此惨烈的创伤,亟想身边有个可以疼爱的孩子,甚至是——特别是——像玛丽安娜那样的恹恹病人,他们也愿意给予关爱,助她恢复健康。

玛丽安娜的外祖母维拉·杰美恩写信给已在伊尔库茨克的阿纳斯塔西娅,询问收养者的名字和地址。但此时发生了一个大错:阿纳斯塔西娅写下的名字不是戈尔登施泰因(Goldenshtein),而是戈尔施泰因(Goldshtein)。等到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之后,维拉一家便开始寻找玛丽安娜。但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已迁至第比利斯,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踪迹均已消失。1946年,格奥尔基返回列宁格勒,决心留下上大学。他只有13岁,太年轻,记不起收养者戈尔登施泰因的真名实姓,也从没向杰美恩一家提及失踪的妹妹。格奥尔基让祖母留在伊尔库茨克,答应会去接她,但事实上他一次也没回去。他的祖母1957年死于当地的残疾人之家。(629)

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很善良,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女儿一样爱护。他们知道,她的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她的父亲已被枪决。为了保护玛丽安娜(也许也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决定隐瞒一切,不让玛丽安娜知道生身父母的信息,但鼓励她成为像她父亲一样的音乐家(事实上,她长大后成了教师,像母亲一样)。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属于第比利斯的共产党军事机构,玛丽安娜在这优越环境中长大,接受了它的许多价值和习俗。她始终认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自己的父母,称呼他们“妈妈”和“爸爸”。但到11岁左右,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曾属于另一个家庭,潜藏于记忆深处的痛苦童年重又浮现。发生于少先队野营中的一起事件,似乎成了催化剂:其他孩子要去森林探险,却把玛丽安娜摒除在外,称她为“弃儿”。玛丽安娜开始慢慢拼凑自己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生活的碎片,但从不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提及。她越来越感到自己不算“家人”,更把她内心的不满,也许还有她青春期的反叛,归罪于严厉的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也归罪于她认为将自己抛弃的生身父母。玛丽安娜解释:

每天晚上,爸爸都会检查我的学校功课。如果不够完美,我就不能上床睡觉……妈妈病得太重,无法保护我,她患了结核病。我13或14岁时,就要做所有的家务……父母生我的气时,我会思忖:如果我住得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就会逃走,去找我的祖母[玛丽安娜不知道她已死去]。父母可能对我不满,但祖母肯定不会对我如此生气。然后,我又会想起,我其实没有真正的父母。这让我哑口无言,欲哭无泪。(630)

1941年10月1日,斯大林下令将政府机构,从莫斯科撤到伏尔加河边的古比雪夫城。随着轰炸的日益猛烈,莫斯科市内的恐慌四处蔓延。10月16日,有报道称,德军已突破在维亚济马镇的苏维埃防线,离首都只有几天的行军路程。火车站内外一片丑陋场面,大家都想搭上火车,朝东逃难。韦尔日比茨基报道,有人愿意支付2万卢布搭乘从莫斯科到喀山的汽车。恐慌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对内战饥荒的记忆,事实上,粮食供应形势迅速变得让人绝望。所有商店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并发生广泛的抢劫,连大规模的逮捕都无法遏制。韦尔日比茨基在10月1日的日记中总结了民众的情绪:

这种乱七八糟、普遍逃亡、偷盗猖獗、头脑中的混乱,究竟是谁造成的?人们谈论此事的公开方式,如在3天之前,肯定会导致他们被捕。排队,长龙般的排队,大家都紧张兮兮,提心吊胆。歇斯底里已从领导蔓延到群众。人们开始想起并计算所有的侮辱、压迫、不公正、官僚的欺凌和阴谋、党员的蔑视和嚣张、好大喜功的命令、剥夺、欺骗、报刊的自吹自擂。听到这一切,真是可怕,人们都在直抒胸臆。充斥着这一类情绪的城市,能坚守得住吗?(631)

同一天,斯大林发表电台广播,作出坚守莫斯科的承诺,这是决定性的转折点。人们奋起承担首都的防卫,与其说是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效忠,毋宁说是出于对莫斯科城的爱国主义。莫斯科人仍记得,当时,所有的居民都聚在城市中心——郊区几乎空无一人——似乎是由于自卫的集体冲动,或是共同抗敌的下意识需求。25万平民帮助挖掘壕沟,把食物和药品运上前线,再把负伤的士兵接回自己的家。成千上万的公民志愿军与正规军并肩作战。那些正规军也是临时组合的,既有从白俄罗斯前线撤下的残部,也有一到莫斯科马上参战的西伯利亚援军。在朱可夫将军的领导下,苏军纪律逐渐得到恢复。作为战斗新精神的象征,斯大林决定像往常一样,仍于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在红场举行阅兵游行:军队方阵迈步经过列宁陵墓,直接开上前线。据莫斯科指挥官K. R. 西尼洛夫说,那次游行在扭转公众情绪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游行前,他收到的信件大多是失败主义的,很多人想放弃莫斯科,不让居民暴露在危险之中;游行后,人们普遍表达的却是愤慨和反抗。(632)

这几星期孤注一掷的战斗决定了战争的结局。11月中旬,德军深深陷入冬季的淤泥和积雪之中,在马不停蹄挺进5个月后业已精疲力竭,俄罗斯的冬季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遭受了入侵以来第一次巨大的人员伤亡。12月,苏维埃发动反攻,到4月,已把德军推回斯摩棱斯克。保卫莫斯科的胜利,大大提升了苏维埃的士气。人们开始对胜利抱有信心,不过,国家仍面临可怕的处境。到1941年底,它一共损失300万兵员,相当于开战时总兵力的一半以上;苏维埃工业的大部分已遭摧毁;仍有9000万苏联公民生活在德军占领区,将近苏维埃战前人口的一半。但莫斯科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希特勒的军队未能攻占苏维埃首都,也就不再有击败苏联的切实的机会。

西蒙诺夫投入战斗时,胸前口袋装有瓦伦蒂娜·谢罗娃的照片,她的模样紧贴他的心脏。1941年的下半年,瓦伦蒂娜疏散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他给她寄去一封接一封的情诗。诗人爱上的其实是他在诗歌中想象的女人:

我想说,你是我的妻子,

不是因为可以宣称,我拥有你,

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真正关系

长期以来遭人猜疑,众所周知。

我既不夸奖你的美丽

也不炫耀你已斩获的名利。

我心满意足,一名温柔亲密的女子

悄悄走进我的屋子。(633)

西蒙诺夫却没写信给自己的妻子。1941年9月,热尼娅·拉斯金娜与儿子阿列克谢、父母塞缪尔和贝尔塔、两位姐姐法尼娅和索尼娅,都疏散到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城。三姐妹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工作,那是改组转而制造坦克的工厂中最大的,该城因此获得别称“坦克格勒”。索尼娅和热尼娅在采购办事处上班,而法尼娅是规范制订者(负责制订工人的生产目标和报酬率)。拉斯金一家住在两室公寓中的一间,剩下一间住着另外一户人家。法尼娅回忆,房间“虽然局促,但很温暖,相互友好,非常亲切”。西蒙诺夫的父母也疏散到了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城。与西蒙诺夫不同,他们与热尼娅保持联系,喜欢这个儿媳妇。到12月底,西蒙诺夫得到几天新年假期,他没到车里雅宾斯克或莫洛托夫,却去了附近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拜访瓦伦蒂娜。但她拒绝见面——她即将返回莫斯科——于是,他只好飞到克里米亚,那里刚刚发动了一场主攻,试图从德军手中夺回刻赤半岛。(634)

瓦伦蒂娜继续抵制西蒙诺夫的求爱,她的感情另有他属。她似乎与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有短暂的恋情,然后又爱上了战争英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1942年春天,他俩相遇于莫斯科一家医院,她在作慰问演出,他在疗养战伤。罗科索夫斯基是内战时期的老兵,1937年被捕,1940年获释于布提尔基监狱,与妻女定居在基辅。战争爆发后,他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接过斯摩棱斯克附近第4军团的指挥权,参与了1941年秋天保卫莫斯科的关键战役。基辅被德军占领时,他与妻子失去联系。罗科索夫斯基相信——或愿意去相信——他已是单身,可以展开对谢罗娃的追求。他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妻子了,但在他与谢罗娃相遇的两个月之后,妻子和女儿在莫斯科出现。原来,德军占领乌克兰首都之前,母女得以逃出基辅。妻子在莫斯科很快听说了丈夫和电影女演员的浪漫邂逅,不过,西蒙诺夫仍然锲而不舍。这段爱情三角关系,已成为苏维埃精英中的八卦传闻,被美其名曰“苏联”(USSR,即谢罗娃、西蒙诺夫、罗科索夫斯基的联盟)。[1]罗科索夫斯基的妻子决心阻止丈夫的移情别恋,便向斯大林提出抱怨。后者也不赞成他的重要将领因儿女情长而魂不守舍。1942年7月,斯大林下令罗科索夫斯基接管莫斯科南面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必须全神贯注于战争事务。整个夏季,瓦伦蒂娜试图重温浪漫的旧梦。她已爱上英俊的将军,不顾一切飞到前线前去探望。但因有斯大林的干涉,罗科索夫斯基不愿见她。瓦伦蒂娜省悟到自己对将军的热情将得不到回报,于是对不断赠送礼物和诗歌的西蒙诺夫有所软化。她跟他上床,但仍说不爱他。有时,她还以残忍、侮辱的方式来利用他,甚至曾让他传递自己的情书给身在前线的罗科索夫斯基。(635)

其时,西蒙诺夫和瓦伦蒂娜的“浪漫”已变成一连串抒情诗的主题,家喻户晓。甚至在他们的恋情尚未成真时,在苏联人的文学想象中,却已是既成事实。

这些诗歌中最有名的是《等着我吧》,写于1941年夏季,其时的西蒙诺夫距离赢得瓦伦蒂娜的芳心还很遥远: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黄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

你可要等下去啊!千万

不要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

只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2](636)

西蒙诺夫写出这些情诗,只为瓦伦蒂娜和自己,从没想到发表,因为他心里明白,它们缺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所必需的“社会价值”。西蒙诺夫在1942年说:“我认为,这些诗句只是我的私事。”但他待在前线战壕时,曾朗诵给其他士兵听。他们或抄写下来,或记在心中,想从诗句中寻找感情上的共鸣,更鼓励西蒙诺夫向《红星报》投稿。1941年12月,西蒙诺夫回到莫斯科,他的几首诗先是在电台播放,再在《真理报》刊出。其中的《等着我吧》,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回响。这首诗在报刊上转载数百次,更被士兵和平民誊抄下来,四处流传,竟有了数百万个私人版本。随即,它又成了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1942年,西蒙诺夫创作了电影剧本《等着我吧》,由瓦伦蒂娜扮演女主角,各地剧院纷纷推出舞台版本。士兵们将此诗抄写在他们的相簿和笔记本上,或珍藏在自己口袋里,以作护身符。他们还将反复吟唱的叠句,刻在坦克和卡车上,甚至自己的胳膊上。给自己心上人写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就会引用该诗的字句,以表达内心情感。心上人的回信,也会引述同样的承诺。一名女子写给前线的爱人道:“我的宝贝沃洛坚卡,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但我会等着你,你会回来的。”士兵们模仿《等着我吧》,经常加入自身经历的细节,写出自己的情诗。(637)

该诗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它表达了数百万士兵和平民的内心思绪和情感。一边是自己的生存欲望,另一边是与心上人的团聚,这首诗将这两者紧密相连。1942年5月,一队士兵写信给西蒙诺夫:

每当你的诗在报上出现,我们团就有极大的兴奋。由于报纸的份数有限,我们会把它剪下,抄成副本,相互传诵。我们都想读到你的诗,喜欢讨论你的诗,已把《等着我吧》记在心里,它所表达的正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在家乡,都有妻子、未婚妻、女朋友。我们希望,她们会等下去,直到我们凯旋归来。(638)

该诗所体现的普世爱情,人人都在设计自己的独特版本——即战争背景下“你和我”的故事。对爱情的向往,只是其中的一半。该诗也提及对离别的妻子和女友的忠贞,士兵们满怀忧虑。许多士兵的歌曲对此表示担心,有一首最流行的,源于女子在男子出征后所吟唱的小曲,却在部队中获得共鸣。士兵一边唱着它,一边上战场: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却没吐出一个字。

你悄悄却坚定地对我耳语:

“除了我,不爱其他相识!”

……

你去出征,不用担心,

我会真心待你,

你将凯旋归来,我的阿兵哥,我将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等着我吧》的各式变奏也强调忠贞。来自乌拉尔的一队士兵唱道:

我将等你,我亲爱的,

坚定等待我们的再会。

我等待,为乌拉尔的冬季,

也为春天的花开……

另一版本更添加了新的意境,如传统俄罗斯民歌中的夜莺:

我等待,知道你会回来。

来吧,秋天的凄风苦雨,

我将等你,我甜蜜的夜莺,

坚信我们的幸福欢愉。(639)

士兵们对不忠于前线丈夫的妻子非常苛刻。随着战争的持续,对不忠的疑神疑鬼,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压力。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女子不得不活在战争的现实生活中,够不上苏维埃女子的理想标准(耐心等待的女友和忠诚的妻子),即宣传影片、戏剧、《等着我吧》之类诗歌所塑造的形象。(640)

士兵们对不忠之妻的强烈愤慨,西蒙诺夫自己也曾卷涉其中。1943年9月,他隶属于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军团,其指挥官之一不幸阵亡。几天后,收到一封那位指挥官的妻子的信,来自莫斯科东北部的维丘加镇。她在信中告诉丈夫,她要出走,因为已爱上了别人。士兵打开信,感到应该作答,要西蒙诺夫代为执笔,讲出他们的心声。西蒙诺夫尚未下笔,就被派去前线的另一部门。两个月之后,他在哈尔科夫为《红星报》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谋杀,忽然想起自己对士兵的承诺。西蒙诺夫仍有该女子的名字和地址,但决定不直接回信,而是写了一首诗《给维丘加女子的公开信》,让士兵的情绪有广为人知的机会。他向维丘加的党委书记解释,士兵当初曾告诉他如何给这位不忠的妻子回信,他的诗只是列举了他们的原话。(641)

我必须通知你

收件人并没诵吟

你毫无羞耻

邮寄出的信。

  

你丈夫没有收阅此信,

你粗俗的话语没让他伤心,

他没有退缩或失去理智,

他也不后悔前尘。

……

你前夫已经阵亡。

一切都好,与你新人图存。

死者不能将多余的话

写入伤害你的信。

活着吧,没有畏惧或内疚,

他写不了,也就没有回音

他不会从战场赶回你的小镇

看你携手他人,厌故喜新。(642)

诗人玛格丽塔·奥列格说,《等着我吧》以及收在诗集《友与敌》(With You and Without You,1941—1945年)中的其他诗歌,其广受欢迎的关键在于它们以强烈的个人色彩表达了普世感受。西蒙诺夫战时的诗作充满了激情和爱情,这样的诗,苏维埃读者已很少看到。战争爆发之前,公和私一直作为文化和政治上的对立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公为本的苏联诗歌界,容不得任何亲密或私人的主题;言必称“我们”的诗歌(在描绘代表苏维埃公民的斯大林时,言必称“他”),均以伟大的集体革命为主题(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宣布,抒情诗已不适合苏维埃艺术,因为新的历史时期,不再对个人命运产生兴趣)。战时的苏维埃文化,却看到了公和私的逐步融合。诗歌变得更加私密,表现个人的主题,谈及人的情感和关系,并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地位和权威。诗人谢米昂·基尔萨诺夫写道:

战争不适合赞歌

其大部也不适合书本,

但我想,人民需要

这公开日记本中的精神。

——《责任》,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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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瓦伦蒂娜与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前线参观

这种审美转变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等着我吧》。它唤出了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密世界,其创作基于个人感情,却成了千万民众的必需。到处都是战斗的噪音,譬如军官的吆喝和政委的吼叫。但人民需要诗歌,来与自己沉默的情感进行交流;也需要词语,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悲伤、愤怒、仇恨、恐惧和希望。一队士兵在1945年写信给西蒙诺夫说:“你的诗活在我们的情感当中,教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尤其是女子,因此深受我们的喜爱。你独自一人说出了我们内心最深刻的想法和希望。”(643)

除了对个人的影响,该诗的宣传效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像《等着我吧》那样的诗歌,在鼓舞士气的苏维埃运动中是强有力的武器。它们所表达的情感,有助于促进一种原始的爱国主义。它以家庭、同志友谊、爱情为中心,更为民族大团结的苏维埃概念提供了基石。据传,斯大林曾说,《等着我吧》一诗本来只应印两份(“一份给他,一份给她”),但政权很快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该诗的声望。据红军政治部主管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说,由于西蒙诺夫的诗人价值,克里姆林宫甚至考虑将他调离危险之地。党领导因为他诗中暗示殉难的一节(其实只是针对瓦伦蒂娜的浪漫姿态)虚惊一场。谢尔巴科夫特地奉命劝他格外小心。《等着我吧》获得成功之后,西蒙诺夫迅速晋升到苏维埃文化机构的顶端。他赢得了1942年的斯大林文学奖,1943年再次夺魁,因而获得莫斯科一套豪华公寓,坐落在列宁格勒公路上(他之前来莫斯科都住在《红星报》编辑部),并且人生第一次雇起了女佣。他变得富裕,因为他的新闻工作和诗歌都有丰厚报酬,他在前线又无处花钱,他的个人开支大多是公费的。只有寄钱给热尼娅当做儿子的赡养费,或资助父母时,才需要动用自己的版权收入。(644)

西蒙诺夫的名气和财富愈益上升,在瓦伦蒂娜面前,变得更具吸引力。她一直偏爱有权有势的男人,好为自己的污点履历寻求保护伞。由于西蒙诺夫的鼎助,瓦伦蒂娜获得了多部电影和戏剧的主要角色。到1943年春天,苏维埃报刊经常报道这一对魅力四射的情侣,有时还在前线并肩出现。《等着我吧》中分离两地的恋人,在现实生活中却获得了团圆。对政权来说,这正是鼓舞军队士气的良机,不可错过。但在事实上,两人要到1943年10月才缔结连理。所有证据显示,瓦伦蒂娜同意嫁给西蒙诺夫只是结婚前不久的事。其时,西蒙诺夫仍是热尼娅·拉斯金娜在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没有离婚记录),不过他俩分离已有3年。婚礼本身是仓促安排的,只有少数客人,包括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和儿子瓦西里,他们带来斯大林的个人祝福。仪式结束后,西蒙诺夫立即奔赴布良斯克前线。除了两次简短的团聚,这对新婚夫妇在战争结束之前无法看到对方。第一次是在1943年,瓦伦蒂娜上布良斯克前线看望西蒙诺夫;第二次是夫妇俩一起参观列宁格勒附近的前线。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仍然过着相当独立的生活。他们在列宁格勒公路上的大楼里各有自己的公寓和女佣,只不过处于同一层。瓦伦蒂娜开始酗酒,经常在白天喝醉。根据她朋友塔蒂亚娜·奥库涅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瓦伦蒂娜结婚后郁郁寡欢,全凭饮酒度日(西蒙诺夫趁机让她上床)。人们可能会质疑奥库涅夫斯卡娅回忆录的可靠性,因为她对前夫鲍里斯·戈尔巴塔夫,即西蒙诺夫的密友,抱有深仇大恨,甚至对西蒙诺夫本人也耿耿于怀。[3]也有可能,瓦伦蒂娜确实在某一时期——譬如视他为苏维埃文化界中重要人物之时——爱上了西蒙诺夫,她的酗酒自有另外的原委。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婚姻像是暴风骤雨,远非苏维埃当局向公众宣传的幸福家庭。相互之间有不休的争论,但也有热烈的卿卿我我,至少可在西蒙诺夫从前线写给瓦伦蒂娜的情书和诗歌中看到。但直到1950年玛丽亚出生,他们才有孩子。其时,瓦伦蒂娜已屡屡背叛西蒙诺夫,有过不少外遇。(645)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爱《等着我吧》。有人认为,它太感伤,它的私密情感并不适宜大众的关注,(646)西蒙诺夫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就有此感。她的保留态度,一方面出于对瓦伦蒂娜的厌恶和对儿子不愿顾家的反感,另一方面出于她的贵族矜持,反对情感的轻易袒露。她特别在乎诗中的这一句“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我已不在人间”,她认为,这表明作者对她和苏联的其他母亲缺乏尊重。在莫斯科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西蒙诺夫向坐在前排的瓦伦蒂娜朗诵《等着我吧》,大厅里人山人海,亚历山德拉也身列其中。之后,她在1944年12月从莫洛托夫城写信给儿子:

基鲁尼亚!我们今天在电话上稍作交谈,更促使我想把这封信写完……因为它包含了我最近兴起的思念和牵挂。你的生活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很难跟你进行坦率的交谈。我们坐在专职司机开的汽车里,作断断续续的交流,无法诉说心里话,以及我所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但我觉得,仍须努力。

所以,我亲爱的,我要讲出痛苦的真相,我要告诉你,你的私人生活令我担忧。我当时读到就有此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更痛苦地忍受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在我看来,西蒙诺夫做了一件大事,让青年们走近爱情,以清晰明了的话语谈论爱情,这在我们的文学和诗歌中是全新的。现有的主人公的爱情和生活,都趋向于僵硬刻板……他在创作时,从自己的私密感情中汲取了灵感。但随着谣言的兴起,人们开始变得好奇。那天晚上,大厅中的观众并不是富有思想的人前来聆听和反思,而是一群暴民。他们没有任何迟疑,纷纷站起,争先恐后,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那个女人”——他们打量、评判、羡慕,但并不十分喜欢她。你又让她暴露在这群暴民的面前,替她卸了装。我并不认为她喜欢这样的经历……这些戏剧性的表演,不能弥补你的错误,反而有损于你的形象。我很痛苦地看到,如你近年来所做的,你让这些肮脏的闲人环绕左右。你既找不到自身的力量,也找不到对生活的洞察,来看透他们……你和她,她和你,这是我们过去几年中所听到的……在我看来,这些庸俗的表演中,只有利己主义和任性妄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647)

能如此写信的只有母亲,没人能给西蒙诺夫如此严厉、尖锐的训斥。亚历山德拉对“体面”和“正确行止”自有严谨的看法,宛如一名教育家,还会毫不犹豫告诉他人该怎么做。她不赞成儿子与瓦伦蒂娜的婚姻,1944年5月曾写信给丈夫亚历山大,声称“她自私、任性、喜怒无常,我简直无法忍受”。她不喜欢儿子“爬进”苏维埃精英的方式,根据她的祝贺信的口气看来,她也不大在乎他获得的斯大林奖和其他荣誉。她指责他自私,忽略她,对她把他抚养长大所作的牺牲不知感激。亚历山德拉有一种倾向,喜欢加以夸张,像其他母亲一样,也希望从儿子那里得到更多关注,但她的训斥确有道德上的基础。亚历山德拉在一封直白的信中,责备儿子两个月不给自己写信(“然后,突然收到一张两行字的便条,还是你秘书打的字……太不像话了!”[原文]),还指责他只顾自己与瓦伦蒂娜的舒适和幸福,却让她和亚历山大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城的都是穷人,而你享受的舒适是你自己赚来的。你以前只能从历史书籍,或长大时从我讲述的早年生活中找到这种舒适。那个时候,你的福祉曾是我唯一的快乐。我出生于另一世界,在人生的开初25年[1890—1915年],一直生活在奢侈之中,甚至无需自己穿衣脱衣。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但我开始了新生活——我要为你着想。我洗刷、烹饪、奔波买东西,整天工作,都是为了你。坦率地说:我认为我的生活水平应有我抚养长大的儿子的一半,应生活在一个舒适的房间,有地方盥洗。这是我此前的付出应得的权利。(648)

使她不以为然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亚历山德拉一直在记挂热尼娅和她的孙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体弱多病,定期复发结核病,却遭到父亲的忽视,只能生活在甚少露面的著名父亲的阴影之下。亚历山德拉在1944年写信给西蒙诺夫说:“醒醒吧,基鲁尼亚,你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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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阿列克谢与西蒙诺夫

宽容得体曾是你幼时的标志,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只看你在前线的行为,你依然保有。如果看你的私人生活,以及你对本应是最亲近的人的态度,你已弃之如敝屣……阿廖沙[阿列克谢]的幼儿园里有一个男生,他父亲只是一名水手,每天晚上都去接自己的儿子——他只是个普通的男孩。阿廖沙的精神素质正在迅速成长……你只要多关心阿廖沙一点,就可学做一个精神上更为富有的好人……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宣布,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奶奶,最好的妈妈;然后,思忖片刻后再说:“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基鲁尼亚,你的儿子依然相信你,在他可爱的稚嫩心灵中,对爸爸的信任依然存在。他希望有个爸爸,一个真正的爸爸,你还有时间来实现这一愿望。相信自己,我的儿子,就像阿廖沙相信你一样。回归自己,真正体面的自己。相信自己,相信你生命中永远最宝贵的工作,相信一直在爱护、信任你的我们。全神贯注于你的意志——你一直为此感到骄傲。如果想再次成为真实的自己,你现在更需要坚强的意志。(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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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西蒙诺夫

如果说在战争期间西蒙诺夫与母亲的关系有所恶化,他与继父亚历山大的关系反倒变得更加密切。亚历山德拉在1944年写信给西蒙诺夫:“看来,在你的心目中,爸爸和我的位置互换了。你对他的爱,超过了你对我的爱。我理解个中的原因——在战争时期,你需要他——我尊重这一选择。”(650)亚历山大是个军人,所抚养的继子既认真听话,又遵守纪律秩序——那些军人价值是20世纪30年代西蒙诺夫认同斯大林政权的核心。但年轻时的西蒙诺夫,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不好的出身,一直以为自己的地位不稳。而在战争时期,论资排辈的标准,与其说是社会出身,毋宁说是对国家的贡献,他因此而在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西蒙诺夫来说,投身军旅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他在1942年晋升为中校,以优雅潇洒的风度,行使他的权威。作家伊拉克利·安德罗尼科夫记得,他是“一名举止优雅的真正的俄罗斯军官,身穿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靴,腰佩手枪,一脸的冷静和自信。他牙齿洁白,面孔黝黑,戴的军帽微微偏向一侧”。战争年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西蒙诺夫在1942年写道:“我迅速习惯了军装和军人生活,以至于很难想象战后我该做什么。届时,我无须写军事报道,无须上前线,不再有数十个军团中成千上万的朋友。”玛格丽塔·奥列格回忆,他在战争时期疯狂般地忙碌。“他奔赴所有的重要前线,匆匆赶回莫斯科,赶紧写出报道,再赶去最危险的战场。他在莫斯科的时间,永远不超过一天左右,往往只有数小时,足以与朋友一起相聚喝酒。”通过战争岁月,西蒙诺夫变得更加沉着冷静,证实了自己的勇敢,在性方面也信心倍增。他有许多情侣,包括玛琳娜·切奇涅娃——王牌轰炸机飞行员和苏联英雄勋章获得者。据他后来的情侣说,西蒙诺夫对身穿军装的女子情有独钟,喜欢在他缴获来的纳粹旗帜上做爱。(651)

战争塑造了西蒙诺夫的整个世界观,他的价值观基于军事标准。他后来谈及:“军队像一座学校。在军队服役,让人们一生都记住要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责任感,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西蒙诺夫在履行自己职责时,仔细、勤奋,严守规则,几近冷酷无情的地步。他与人交往又会有霸气。在许多方面,他自己的行为模式变成了他的笔下人物,被引进俄罗斯的散文:即聪明的军官,懂得当局命令的内在逻辑,认真付诸实现。战争结束后,他仍倾向于以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评判他人:

不要抹黑他人的名字

但要了解其在黑暗中的行止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

给了我们一把真正的标尺

如你愿意,它将一直有用,

不可让它滑离我们的手指,

笔直铁硬的标尺,

可用来检查他人的百态千姿。(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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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西蒙诺夫

西蒙诺夫将这把严厉的标尺应用于卢戈夫斯科伊,即自己的文学院老师,一位富有魅力、曾经鼓舞整整一代人的苏维埃诗人。1941年的一起事件,使卢戈夫斯科伊丢魂失魄。其时,他在前线服役,遇上猛烈的炮轰,撤下后,穿越曾遭袭击的小镇,在被炸毁的家园中碰巧看到数名妇女和儿童支离破散的肢体。卢戈夫斯科伊因此而精神崩溃,被疏散到塔什干城。许多朋友对卢戈夫斯科伊表示同情,包括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力争解除对卢戈夫斯科伊诗歌的禁令(早在1937年即被定为“政治上有害”),但以失败告终。索尼娅和热尼娅·拉斯金娜,也向卢戈夫斯科伊伸出援手,以真挚的感情和友谊给他写信。

1943年,刚从车里雅宾斯克回到首都的热尼娅写道:“你一定要来莫斯科,这里的人需要你。有需要,大家都会赶来的。我们不是一般外人,而是你的朋友,你总不能拒绝朋友吧。”如果他返回,搬进拉斯金在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的公寓,索尼娅甚至允诺与他结婚(“我将以家庭的舒适来簇拥你”),而该公寓的3个小房间已挤进8个人。但西蒙诺夫没有这样的同情,认为卢戈夫斯科伊撤到塔什干,即是懦弱的标志,不再把他算作自己的密友。(653)

这场战争使西蒙诺夫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开始坚信斯大林,让斯大林成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在现政权的政治和军事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衷心接受现制度的价值观和党的领导。战争爆发时,西蒙诺夫还只是候补党员,1942年转为正式党员。他后来解释说,他入党是为了想在战争事项上享有发言权——认为这是他作为军官的责任——他不认为没有党的领导仍能赢得战争。党本身“就是集体力量,能够在战争条件下,作出必要的决策和牺牲”,他想成为这支力量中的一员。西蒙诺夫认同党,特别是其领导人,甚至让自己留起“斯大林风格”的胡须,头发背梳,嘴叼烟斗。据多尔马托夫斯基说,西蒙诺夫并不抽烟斗,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654)

西蒙诺夫主要通过写作来为党服务。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至少可与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平分秋色。格罗斯曼因后来创作的小说,在西方读者中更为知名,例如《生存与命运》(Life and Fate,1980年代在西方出版),也是更为优秀的小说家,可能在道德上表现得更加勇敢。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勇敢有所不同。西蒙诺夫从没逃避过激烈的战斗,报道了下列1942年的所有主要战役:在刻赤半岛,苏维埃试图从德军手中夺回克里米亚,到了春天反成一场灾难;在布良斯克前线,红军7月丢失沃罗涅日,德军得以推向东南部,攫取乌克兰和顿河的粮食供应,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在斯大林格勒,德军在8月发动第一次攻击,为了夺取这座苏维埃据点,投入了激烈的巷战;在高加索北部,德军12月将苏维埃部队推至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城和奥尔忠尼启则。他唯一没作报道的是遭到两年围困的列宁格勒,但他去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港口——1942年夏天,西方盟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补给,开始通过英国的船舶抵达那里。

西蒙诺夫作为一名军人,亲身经历了哈勒欣河的血腥战斗。他既能从士兵的角度,也能从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的角度理解战争。他的战争报道以直接观察和人道主义著称,但也欣然接受政权分配的宣传任务。他所有的战争报道,其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气和加强纪律,培养对斯大林的爱,促进对敌人的恨。他写道,苏维埃爱国军队是为斯大林的荣耀而战。他从敖德萨发出报道:“我们苏维埃军队,依靠铁的纪律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紧密团结起来,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如伟大的斯大林所教导的,他们在战斗中没有恐惧,没有疲惫……为我们的敖德萨!为祖国!为斯大林!”在西蒙诺夫的报道中,斯大林的领导永远是对苏维埃军队的激励和鼓舞。例如他写到一名在斯大林格勒前线遇见的军官:“我们的伟大领袖在莫斯科办公室,指挥我们伟大事业的全部细节。他这位普通上校,因此获得了斯大林的部分天赋和精神。这种想法成了他所有力量的源泉。”1941年11月7日,他在纪念革命纪念日的诗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斯大林同志,听到我们了吗?

大家都清楚,你必然已听见我们。

在这可怕时刻,既不是儿子,也不是母亲,

我们记得的第一人就是您。

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信念是真诚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从没表示否认。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的这首诗将巨大的意义赋予斯大林,但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没有丝毫的夸张”。(655)

他的战争报道为政权敦促军?队顽强战斗的运动服务。1941年8月,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斯大林颁发无情的第270号命令,指责所有投降或被俘的都是“祖国的叛徒”。好几个高级将领被捕并遭枪决,包括西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他曾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周竭尽全力,试图守住阵地,以稳住前线。被俘将士的妻子也是逮捕的对象(甚至连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妻子也被捕,被送进劳改营,因为雅可夫于7月被德国人俘虏)。西蒙诺夫接受并在1941年的报道中争辩——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是“某些将领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他们充其量是一帮懦夫,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则可能是德国间谍,枪决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还兜售这样的说法:最勇敢的战士,其阵亡的可能性反而最低——这只是神话一般的宣传,以鼓励军队在几乎注定一死的情境中战斗到底。(656)

除了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直接的服务,西蒙诺夫还在战地报道中追求另一目标,体现在他未发表的笔记和观察心得中,后来用于他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他是一名苏维埃爱国者,又是苏联胜利的坚定信徒,想从人民的行动、思想、情感中找出必将胜利的征兆。他在1941年6月苏维埃撤退的混乱中找到了第一个征兆,那就是两名下级军官逆流而上走回明斯克前线,以寻找自己的上级。(657)西蒙诺夫无法忘怀这一幕——在他眼中,它象征着普通老百姓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他想方设法为苏维埃胜利建立民粹主义的构思,写作当中一再返回这一幕。但在当时,他对敦促人民坚持战斗的强制力量仅有模糊的感觉。

西蒙诺夫1942年9月抵达斯大林格勒,恰好是巷战最激烈的时刻。最后的苏维埃捍卫者留守在北部的工厂区、火车站周围和市中心的小山上。在德军的坦克、大炮、飞机的轰炸下,他们的周围一片瓦砾。苏维埃士兵与德军精锐,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残缺的建筑物。他们的非凡毅力,使西蒙诺夫无比惊讶。德军甚至将他们推回河岸,但苏维埃士兵仍不愿放弃城市,不愿撤退到苏维埃主力集结的伏尔加东岸。正是这一种决心——无法以军队纪律或意识形态来作解释的一种精神——扭转了大决战的局面。

斯大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丘伊亚诺夫在9月16日的日记中,记下所听到的一席对话,一方是新近赶到的增援部队,另一方是撤离燃烧中的城市的一名受伤士兵:

“城里的情况如何?”[增援部队问伤兵]

“谁也弄不清。瞧,”他以未受伤的手臂指向伏尔加河——“整座城市都在起火。”

“为什么烧这么久?”援军惊讶地问。

“一切都着火了:房屋、工厂、土地,所有的金属都在融化……”

“那人呢?”

“人?他们都挺在那里!挺在那里,继续战斗!……”

苏维埃军队的钢铁决心确实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不应作为有意宣传的神话而受到忽视。然而,它的来源却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何这么多苏维埃士兵,全然漠视自己的生命,投入莫斯科、基辅、斯大林格勒和其他苏维埃城市的浴血奋战?

恐怖和胁迫提供了一部分解释。战前的恐怖制度重新实施,以驱使士兵战斗到底。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时,德军正在威胁斯大林格勒。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第227号命令(不准撤退一步!),要求部队捍卫每一平方米的苏维埃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惊惶失措者和懦夫”,如想推卸责任,则要面对最严厉的处罚。[4]因此而设立了特殊的阻击单位(zagradotriady),以加强既有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获得的命令是,监督苏维埃前线的后方,如有迟迟不愿冲锋或企图逃跑的士兵,格杀勿论。在战争期间,约有15.8万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另有许多士兵遭枪决却并无正式的宣判或死亡记录);约43.6万名士兵入狱;42.2万名士兵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赎对祖国犯下的罪”,被编入从事最危险任务的特别刑事营,譬如扫雷和向德军防御工事发起攻坚。但第227号命令的作用,以及恐怖制度对军队的整体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强制执行该项命令往往是在绝望之时,如斯大林格勒战役。其时,仅在几星期之内,13500名苏维埃士兵遭到枪决。除此之外,指挥官和政工人员经常忽略此项命令。他们从经验中学到,大规模的严厉处罚无助于军队的团结和效率。事实上,此项命令推行之后,军队的逃兵持续增加。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在激励士兵坚持战斗方面,恐怖手段并不有效,还要开发其他的说服方法。(658)

向苏维埃人民发出爱国主义呼吁还是卓有成效的。绝大多数苏维埃士兵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将毁灭带给农村的斯大林或共产党,而是自己的家园和家人,以及自认的“祖国”。斯大林1941年9月向埃夫里尔·哈里曼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拼杀是“为自己的家园,并不是为我们”。为了吸引他们,苏维埃宣传逐渐抛弃苏维埃符号,改用更能影响士兵的俄罗斯母亲的古老形象。因此,在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时期,斯大林的画像不再是无处不在(到1943至1945年,他又重新成为国家的头面人物和苏维埃胜利的推动者);苏联国歌原是《国际歌》,现由新国歌取代;新颁发的苏维埃勋章,饰以俄罗斯历史上的军事英雄;教会被授予新生,国家取消了许多战前的政治控制,以交换教会领导人对战争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个政教交融的结果是宗教信仰和苏维埃信念的奇妙组合。记者拉尔夫·帕克曾在莫斯科铁路站看到一名即将奔赴前线的西伯利亚士兵,他在听喇叭里的广播,认出了斯大林的声音,他手上给自己划着十字,嘴里高呼“斯大林!”(659)

苏维埃宣传还充分利用了仇恨和报复的民心。到1941年冬天,德军的入侵给那么多苏维埃家庭带来苦难,只需煽动一下对敌人的愤慨,就可驱使人们投入战斗。年轻的士兵和人种学者列夫·普什卡廖夫,对红军指战员的文化和信念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发现,促使士兵浴血奋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对德国人的仇恨,超过其他一切。这种情感的力量如此强大且不可预测——包含了压抑已久的愤怒,所针对的还有战争之前已在承受的痛苦——而宣传机构需要加以巧妙地操控,将它导向外国敌人。诗人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向此项仇恨运动贡献文学才华的有好几位苏维埃作家,西蒙诺夫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伊利亚·爱伦堡和阿列克谢·苏尔科夫等。在呼吁民众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宣传中,最有名的诗歌是西蒙诺夫写于1942年7月的《杀死他!》,它基本上重申了第227号命令战斗到死的精神——其时是战争的紧要关头,德军正威胁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军官向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朗读此诗,以灌输反抗精神和战斗到底的决心:

如你珍惜

敞开胸脯喂你的妈妈,

她的乳汁早已干涸,

只能供你的脸颊躺下;

如你无法忍受噩梦,

法西斯站在她的身边,

抽打她布满皱纹的脸庞,

以手指缠绕她的长辫;

……

如你没有忘记父亲,

曾用手臂当你的摇篮,

他曾是一名好战士

倒毙在喀尔巴阡山的雪原,[5]

倒毙是为了伏尔加和顿河,

也为了你未来的家园;

如你不能忍受噩梦

他在坟墓中反侧辗转,

他十字架上的士兵像

被捣毁在地面

再由德军踏上一只脚

全都在你母亲的眼前。

……

那就杀死一个德国人——保证杀死一个!

尽快杀了他!

每次看到他,

每次都要保证杀了他!

西蒙诺夫的戏剧《俄罗斯人》力争取得同样的效果。它发表于1942年7月底的《真理报》,之后又在苏维埃各地的剧院上演。这出戏非常单薄,却非常及时,其主题——所有俄罗斯人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捕获了当时的反抗情绪(它于1943年赢得斯大林奖)。《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亚历山大·韦斯,其时正好派驻莫斯科,目睹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

第3幕结束时,帷幕缓缓下降,至少有10秒钟的死寂,因为那幕戏最后一句台词是:“看,俄罗斯人是怎样死的。”观众席中已有许多妇女在哭泣。(660)

胁迫、爱国主义、同仇敌忾,一一发挥了作用。但在士兵的战斗意愿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对牺牲的崇拜。苏维埃人民以20世纪30年代的心理投入战争。他们生活在频繁的革命斗争中,总被要求为伟大事业作出牺牲,他们已为战争做好准备。如西蒙诺夫所指出的,战争时期的艰辛和匮乏——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家破人亡,日常生活中止——苏联民众已有准备。他们以五年计划的名义,早已承受了这一切。(661)

随时准备作出个人牺牲是苏联最重要的武器,尤其在战争第一年,绝对是苏联得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时,苏联挣扎着,试图从1941年夏天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英勇行为,以自身的巨大牺牲,来弥补军事指挥的失败和几乎所有权威的瘫痪。“1941年的一代”(出生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的人),其牺牲精神尤为壮烈。他们从小就熟知为国奉献一切的苏联英雄:屡破纪录的飞行员、劳动模范、北极勘探者、内战军人和赴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斗士。这么多年轻的志愿者效法前人的壮举,踊跃投入战争,将1941年拿起武器的号召,与内战的英勇传统和1928至1932年的五年计划联系起来——那是苏维埃历史上的两大浪漫时期,据称,其时的伟大事业在集体的努力和牺牲下得以实现。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1941年21岁时入伍)写道:“内战——属于我们的父辈。五年计划——属于我们的兄长。但1941年的卫国战争——属于我们自己。”许多士兵把自己视作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从中觅得战斗的力量。少尉列昂尼德·库林在1943年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沿着父亲的脚步走,他死于1919年的内战。”

他为我的生活而战。现在,我为你的孩子的生活而战……索尼娅,关于死,我想得很多——到底可不可怕?如果你知道,你是为美好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的幸福而死,死就一点也不可怕。但你死前,必须杀掉十几个德国人。(662)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1941年的一代就无私奉献,英勇战斗,甚至有点鲁莽,付出了极为可怕的生命代价。出生于1923年的男兵中,只有3%活到了1945年。[6]年长的男兵更为谨慎——希望幸存下来。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出生于1920年,在战争中多次受伤,他回忆起老兵对新兵的帮助:

他们打得更巧妙,更清醒,不仅自己不会横冲直撞,也会阻拦我们这些新兵的冲动,他们比我们更懂得生命的价值。我就有这样一个保护者,已44岁,经常告诉我,即使在战争中,也必须爱惜自己的生命。(663)

丽塔·高根1941年参军时年仅18岁。在红军和游击队服役的妇女共有100万人——相当于所有苏维埃战斗人员的8%(另有更多妇女扮演辅助角色,譬如运输、物资、医疗)——丽塔是其中之一。(664)丽塔1923年出生于列奇察的犹太家庭,那是白俄罗斯一座工业小城。她说,她家是“苏维埃式的现代家庭”。父亲是工厂经理,母亲是会计,丽塔和妹妹从小就受“苏维埃时代精神”的熏陶,没有犹太人的习俗、信仰,也不受祖辈的影响。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塑造了丽塔的世界观。她回忆:“我把少先队和共青团视为一种孩子组成的军队,路见不平,就会奋起开展斗争。如果在学校里看到男生欺负女生或小男孩,我会对他很凶,以致他会向老师抱怨。”激励她的精神,来自阿尔卡季·盖达尔的流行儿童读物《铁木儿和他的队伍》(Timur and His Team,1940年)。它讲述一队少年民兵,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乡间别墅里,帮助守卫奔赴前线的红军军官的家园。铁木儿的故事鼓励了许多青少年的军事抱负,他们在少先队和共青团受到的训练(组织起来的游行、操练、半军事化游戏、纪律严明、服从权威),本来就是参加红军的准备工作,即使是女孩,也不例外。宣传机构推崇苏维埃武装妇女的正面形象,把妇女军事化当做男女平等的标志。

战争爆发时,丽塔正在读学校的最后一年,她与家人疏散到斯大林格勒,后来在一所学校担任会计。但她亟想参与直接有助于战争的工作,便向当地共青团提出恳求,要上军事学校。但共青团予以拒绝(说她18岁,太年轻),只把她送去一个弹药厂,帮助组装飞机零件。1942年夏天,苏维埃报刊介绍了年轻女志愿者的壮举:她们中很少人曾碰过枪,刚走出校门就担任狙击手和高射炮手,参与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战。丽塔决心以她们为榜样,再次向共青团提出申请,又一次遭到拒绝,被告知要坚守工厂岗位。她回忆:“我气坏了。我自愿参战,还明确表示,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却被当做一个小女孩。我跑回家,大哭一场。”丽塔组织了一群年轻的女共青团员,一起离开工厂,申请进入一所军事学校。该校正在培训电报和电台的操作人员,为发起“天王星行动”(Operation Uranus)做准备,即1942年11月针对斯大林格勒周围德军的苏维埃反攻。丽塔分到摩尔斯电码信号员的班级,学完后又与其他女孩一起被派到西南方面军的前线总部——地处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涅日的中间。12月下旬,她参与“小土星行动”(Operation Little Saturn)。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联合部队,突破防线,穿插到驻在顿河的德军的后方。丽塔回忆:“我们在方面军前线总部的直接上级是一个老先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沙皇军队任职,不知如何应付我们女生,同我们交谈时非常客气,绝无生硬的命令。但他是一流的专家,保护我们免受其他军官的骚扰,那些人只想从我们身上满足性需求。”1943年1月,丽塔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前线观测点,没想到德军竟然突袭上来。她想带着无线电设备逃走,第一次品尝到生死搏斗,她近距离打死两名袭击者才得以脱身,但也严重受伤。康复之后,她作为报务员又曾在好几个方面军服务。1944年7月,她在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担任炮手,与利沃夫附近的德军作战,最终在1945年1月,随第57军抵达布达佩斯。

丽塔反思自己抗击德军的决心,可算作“1941年的一代”的代表:

我才18岁,刚离开学校,以苏维埃英雄的理想眼光看待世界。他们是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无私先驱,我在书中读到过他们的功勋。这一切如此浪漫!我一点也不清楚战争究竟是什么,只想积极参与,那是英雄的事业……我并不视之为“爱国主义”——只把它当做自己的义务——我可以也应该尽一切努力,来战胜敌人。当然,我也可以留在兵工厂,度过整个战争时期,但我一直希望能够亲临大事件的风口浪尖:这是我从小学到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态度。我是一名积极分子……没有想到死亡,所以不怕,因为我在为祖国而战,就像我的苏维埃英雄一样。(665)

西蒙诺夫在《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1944年)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一精神,该小说基于他当年日记所记录的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观察。在西蒙诺夫看来,促使士兵战斗的既不是恐惧,也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更为本能的东西,与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社区有关。这种感觉因敌人的迫近而愈益强烈,让人们释放出能量和主动性:

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基本上是一个路障链,连在一起便成了一个大战场;分隔开来,每一个路障又必须依赖自己小团体的众志成城。他们很清楚,必须站稳脚跟,守住阵地。如果德军在某处突破,整条防线都会受到威胁。(666)

如斯大林格勒所显示的,如果知道自己浴血奋战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命运又与之紧密相连,这样的士兵才是最厉害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如果把一个特定社区和人际关系网的防卫(而不是“苏维埃祖国”的抽象概念)认作苏维埃事业,人们更愿意投入战斗,更愿意牺牲自己。苏维埃的宣传援引了保卫“罗迪纳”(rodina)的概念(即家园,既指地方上的,也指全国性的),旨在充分利用这一情绪。

战时的民族团结只是一个苏维埃神话。事实上,战争时期的苏维埃社会是内战以来最为分裂的。苏维埃国家加剧了民族分裂,让某些少数民族充当替罪羊,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人、伏尔加德裔,将他们流放到不受欢迎的地区。战争前,反犹主义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战争时期反而四下传播,尤其蓬勃发展于希特勒军队的占领地区。那里居民中的大部,直接受到纳粹种族主义宣传的影响。而类似的偏见,又由苏维埃士兵和撤离西部地区的人士带入哈萨克斯坦、中亚、西伯利亚。许多人将斯大林政权的滥权迫害归罪于犹太人,又借用纳粹的宣传,称布尔什维克都是犹太人。据《红星报》主编大卫·奥滕贝格所说,士兵们常说犹太人“推卸自己当兵的责任,逃去后方,在舒适的苏维埃办公室上班”。(667)一般来讲,在大众政治意识中,兵役责任的不平等与普遍的不平等逐渐挂起钩来;前线军人和后方“老鼠”之间的鸿沟,更成了民众和精英之间愈益扩大的分歧的焦点。

虽然没有真正的民族团结,但人民确有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社区。到1941年,400万人志愿参加公民国防。他们自愿挖掘战壕,守护建筑物、桥梁、道路,一旦遭到袭击时,还运输食品和药品上前线,撤回伤者,或直接参战。在莫斯科,公民国防有16.8万名志愿者,来自30多个民族,另有50万人帮助修筑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到1941年9月,已有13.5万男女参加公民国防,另有10.7万名工人参与军事活动。(668)他们的爱国主义高涨,却没有获得适当的训练,所以虽然奋勇作战,但在初期战役中死伤惨重。

对军队的凝聚和战斗力来说,同志友谊也是至关重要的。据军事理论家称,如果自己属于可以信赖的战友团体,即“弟兄们”,士兵往往会在战斗中表现得格外勇敢。(669)从1941到1942年,红军伤亡率非常之高,以致其小的战友团体大多历时很短。前线步兵的战斗时间,平均下来不超过数星期,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从1942到1943年,部队开始稳定下来。士兵们发现,相互之间的同志友谊变成了激励他们坚持战斗的决定因素。这些友谊的亲密无间,自然是来自他们共同面临的危险。小团体内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又是他们生存的关键。一位士兵给阵亡的战友的未婚妻写信说:“前线生活让人迅速亲近。”

在前线与他人共度一两天,就会发现他全部的素质和情感。如果是在平民世界,你一年也弄不清。再也没有比前线友谊更深厚的,它牢不可破,甚至死亡本身也无法将之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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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伊万·布拉金和家人

退伍军人以理想主义和怀旧之心,回顾战时友谊的亲密无间。他们声称,当时的人有“更宽大的胸怀”,“遵循灵魂行事”,自己不知怎么也变成了“更好的人”。与充满妥协和应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小团体内的同志友谊仿佛具有更纯真的道德关系和原则。他们经常谈及,从战友团体当中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那是他们战前生活中所缺乏的(之后也渐渐消失了)。(670)

到1943年1月,“天王星行动”和“小土星行动”将德军赶回斯大林格勒以西360公里的顿涅茨河,更把其25万先锋部队团团包围。被困的德军,既要抵御他们的苏维埃敌人,又要应付寒冷和饥饿,但仍作出了激烈的抵抗——他们非常害怕变成俘虏——他们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最终在2月2日投降。苏维埃人欢呼这次胜利是重大的转折点,大大鼓舞了士气。爱伦堡写道:“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对胜利抱有信念。到了现在,已经毫无疑问,胜利有了保障。”苏维埃军队从斯大林格勒,推进到库尔斯克,集中了40%的士兵和四分之三的装甲部队,在7月击败德军的主力。库尔斯克战役决定性地摧毁了德军在苏维埃土地获胜的奢望。红军把士气低落的德军赶向基辅,9月份抵达乌克兰首都郊外,最终在11月6日夺回基辅,恰好赶上第二天莫斯科的革命纪念日庆典。(671)

红军指战员的勇气和韧性是苏维埃军事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另一因素是在灾难性的第一年之后红军权力结构的转型。斯大林终于承认,党的干预(他自己就担任最高统帅)使军事指挥的效率降低,最好让指挥官享有一定的自主权。1942年8月,朱可夫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让斯大林退居幕后,不再掌管军队的日常管理——为党和军队的新关系放出了信号。战略规划和战争运行,逐步从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家手中,转至总参谋部。后者此时扮演领军角色,只需随时向党领导汇报。政委和其他政工的权力,本是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遗产,现在在军事决策过程中受到大幅度的削减,在低层部队中干脆消失,让指挥官掌管一切。军事指挥不再受党的严密控制,发展了全新的自信。自主鼓励了主动,遂造就了一支稳定的军事专家队伍。他们的专业素养,对1943至1945年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加强专业精神,党领导在1943年1月恢复沙皇的肩章制度。那曾是旧政权受人憎恨的符号,摧毁于1917年。同年7月,“长官”的称号也起死回生,以取代一律平等的“同志”称呼。肩章的金穗带从英国进口,英国官员因此而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那是无用的俗艳装饰,但在事实上,金穗带自有它的重要性。(672)各式勋章作为对军事专家的奖励,也发挥了利害攸关的作用。从1941到1945年,共有11万枚勋章授予苏维埃军人——相当于美国授出的8倍。战斗结束之后,苏维埃士兵只需等待几天就可领到奖励,而美国士兵往往要等6个月。为了鼓励战功卓著的士兵申请入党,党组织专为军人降低了要求。

工业经济中的变化也促进了苏维埃的军事复兴。1941至1942年,与敌人相比,红军的装备很差,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到1942至1943年,坦克、飞机、汽车、雷达、电台、火炮、枪支、弹药的生产,都有显著的改善,从而组建了新的坦克师和机械化师,打得更加有效,兵员牺牲更少。苏维埃工业的迅速重组,让计划经济(斯大林制度的基础)获得茁壮成长。没有国家的强制,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必要的调整。成千上万的工厂和工人被疏散到东部;几乎所有的工业生产都面向军事需求;或建新铁路,或作新调度,将东部的新工业基地与军事前线连接起来;工厂实施戒严法,以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力。新颁布的工作纪律,严厉惩罚疏忽、旷工、擅自离岗、迟到(上班迟到20分钟以上就算“劳动战线的逃兵”)。战争年代,法庭判定的这些罪行竟高达750万件。(673)大多数工厂内,每周工作70小时已成常态。由于担心早上迟到,许多工人干脆都在工厂吃睡。实施综合的配给制度,既可降低成本,又可保证人们坚守工作岗位(要在那里领口粮)。最后,通过大规模的逮捕,动员庞大的古拉格劳工队伍,以提供国家急需的燃料和原料。

在苏维埃的战争努力中,最不为人所知的是所谓的“劳动大军”(trudovaia armiia),所征入的人数超过100万,执行自由劳工不愿做的各项任务。官方文件从来不提“劳动大军”,只委婉谈及“劳工服务”和“劳工储备”。这两个词掩盖了背后的强制特征,其实他们就是无偿劳工,其处境等同于古拉格囚犯。他们在狱警看管下列队出工,从事同样的苦力(采伐林木、建筑、车间劳作、农活)。与古拉格囚犯不同,劳动大军中很多人从没经过法庭的逮捕或判刑。其中的大多数只是被驱逐的少数民族,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队的围捕。尤其是苏维埃德裔,战争一爆发,就被从伏尔加河地区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劳动大军也包括大量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朝鲜人。

鲁道夫·戈特曼1922年出生于克里米亚的路德教德裔家庭。戈特曼一家被定为“富农”,1931年流放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附近的荒野。战争爆发时,内务人民委员会把鲁道夫当做“德国人”抓起来(事实上他祖先自1831年以来,一直住在俄罗斯),再送到顿巴斯的煤矿。在那里,他被征入劳动大军,与100名来自“德国人”家庭的年轻男子,前去乌拉尔北部的索利卡姆斯克食品加工厂。1942年秋天,他们改赴附近的伐木劳改营,从事伐木工作,晚上睡在营房木椅上,只有极少量的口粮。由于要在严寒中工作,第一个冬天就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大军成员死去。监管他们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狱警,对“德国”男孩毫不手软,斥责他们为“法西斯败类”。鲁道夫因受伤被送去医院,反而捡得一条小命,否则肯定会死于体力耗尽。在之后的14年中,他一直留在劳动大军,曾在工厂、苏维埃农庄、建筑工地工作,甚至奔赴高加索地区,为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建造乡间别墅。1948年之前,他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也不准离开劳动大军;直到1956年古拉格囚犯获得普遍大赦,他也沾上了光。(674)

征入劳动大军的不只是“非俄罗斯人”,原“富农”也在劫难逃。伊万·布拉金来自乌拉尔的苏克孙地区,1943年秋天被动员加入劳动大军。10年前,他作为“富农”流放到“特殊定居地”,附属于彼尔姆附近的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纸浆造纸厂。伊万因工厂的化学溶剂几乎失明,又因风湿病而几近瘫痪,却被送去科特拉斯城附近的伐木劳改营。他在造纸厂工作,因没领到足量的口粮而有所抱怨,却因此受到惩罚,被征入劳动大军。但他无法适应伐木劳改营的重活(几乎看不清要伐的树木),很快在严寒中病倒。他给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的家人写信说:“我的腿肿得厉害,都穿不上裤子了。”劳改营的食物很糟,不足以维持他的体力,工作又非常辛苦。1943年秋季的一天,伊万实在筋疲力尽,瘫倒在地,被送去医院。他在那里慢慢恢复,1944年1月写信告诉家人,他的双脚终于显示出“生命迹象”。他希望很快出院,作为一个伤残病人,他将能获准回家。但从科特拉斯劳改营到1000公里之遥的苏克孙地区,冬季的旅程太危险了。伊万害怕在春天之前动身,担心万一他“因寒冷空气而头晕目眩,倒在冰上”。但他下了决心,一旦体力恢复,就要跋涉回家。“我只需一双大毡靴就能回家。”伊万1944年2月从劳改营获释,根本不宜开始漫长的旅途。他再没回到家,离开医院仅几百米,脚下一滑,就在结冰的路面上倒下冻死了。(675)

古拉格劳工也在战时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生产了苏维埃弹药的15%、大部分军服和大量粮食。从1941到1943年,劳改营人口有所下降,因为50万名囚犯获释,奔赴前线参战以“赎罪”;但从1943年底起,又有大幅增加,因为苏维埃军队挺进德军放弃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紧随在后,逮捕了几十万涉嫌投敌者和反苏民族主义叛乱者。战争期间,对古拉格劳工的剥削愈益酷烈。在采矿和伐木劳改营,为增加燃料的供应,囚犯们被驱赶到了死亡边缘,其口粮又降到最低限度。1942年,古拉格劳改营的死亡率达到惊人的25%——换言之,这一年每4个古拉格工人当中就有1人死去。(676)

除了伐木劳改营和矿区,一种新型古拉格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蓬勃发展。内务人民委员会掌控了大型工业区(古拉格城市),其中的工厂和建筑工地长期配备囚犯劳工。地处北极圈的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就是新型古拉格经济的一个典例。那里镍、铂、铜的储量非常巨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地质学家发现。但要到1930年,工业化使珍贵矿石变得必不可少,才完成第一次大勘探。诺里尔斯克拥有世界上已知镍储量(用于生产高级钢材)的四分之一、已知铂储量的三分之一。由于有大量煤炭可用作冶炼和运去喀拉海的能源,该区的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开采和加工矿石。另一方面,该区几乎无法居住,冬季气温能下降到摄氏零下45度,暴风雪持续不停,一年中倒有数月暗无天日。到夏季,地面变成沼泽,蚊子肆虐,奔赴诺里尔斯克的没有一个是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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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该区的发展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古拉格管理部门。该部门专门在偏远地区管理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民用部委不愿经营的(负责冶金的重工业部拒绝接受诺里尔斯克项目),名气越来越大。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和采矿综合企业,刚开始有1200名古拉格囚犯,挖掘冻土时只用手镐和推车。到1939年,尽管更多的人在同一时期死去,囚犯人数仍上升到1万人。但莫斯科的古拉格管理部门,仍对进展的缓慢表示不满。1939年,诺里尔斯克的首任主管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夫被捕,被送进劳改营15年。接替他的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采矿综合企业的前主管阿夫拉姆·扎韦尼亚金,这项任命是政权重视诺里尔斯克项目的标志。对高级钢材的军事需求,使诺里尔斯克的镍产在战争中变得至关重要。诺里尔斯克的工作强度加剧,从1941到1944年,A组囚犯(从事生产或建筑的)每月休息不满3天(许多前囚犯,根本不记得还有休息日),所有的囚犯每天工作11小时,再恶劣的天气也要出工(他们在暴风雪中攀扶绳索,步行上班)。扎韦尼亚金引进奖励制度,超额完成任务的“劳动模范”(1943年,5人当中即有1人)可获得好处——较好的宿舍、衣服、口粮甚至少量金钱。他还增加自由工人和“志愿者”的数量(战争结束时,约有1万人),让他们就任管理和专家的职位。但增长最大的是监狱劳工数量,到1944年已达10万人。(677)诺里尔斯克的囚犯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特别是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在那里,大肆搜捕“民族主义者”和“与敌合作者”,就是为了向古拉格提供劳工。通往诺里尔斯克的漫长旅程先要乘火车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是西伯利亚行政区的首府,位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南部,相距2000公里。囚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上船,沿叶尼塞河,到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的港口杜金卡下船,然后再坐火车抵达劳改营。诺里尔斯克周围的北极荒原极为辽阔,根本就没有必要为劳改营搭建铁丝网。正常心智的囚犯都不会尝试逃走,事实上确实没人这样做过(尽管有不少传说称,有人横渡北冰洋,逃至5000公里之外的阿拉斯加)。(678)

瓦西里娜·德米特鲁克15岁时被送到诺里尔斯克。她出生于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地区的农民大家庭,她与数十名妇女一起,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的同情者。1943年,红军重新夺得她的村庄,附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们带去当地小镇(红军征召了村里所有的年轻男子),予以审讯和殴打,直到女孩供认“叛国罪”(她们中许多人都弄不懂这一指控是什么,因为不懂俄语)。之后,她们上了军事法庭(再一次使用俄语),被判处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服刑10年。她们参与兴建诺里尔斯克机场。尽管天寒地冻,她们唯一的住所只是一顶大帐篷,同住的还有数百名以同样方式来到诺里尔斯克的乌克兰妇女。(679)

安娜·达尔维娜作为“志愿者”被送到诺里尔斯克。当时她年仅16岁,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120公里的乌伊阿尔镇学校念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共有约1000名所谓的“共青团志愿者”,在1943年9月被强迫送到诺里尔斯克。安娜回忆:“一大群人在诺里尔斯克火车站欢迎我们,还有合唱团和乐队。”

走出火车时已经很冷。来时还穿着凉鞋,到了这里看到地上已有积雪。当地人很穷,衣衫褴褛。他们给我们发了毛毯和毡靴,把我们当做志愿者。他们被告知,我们都是阵亡士兵的孤儿。但事实上,我们都是被军队抓来的,别无选择。我们面对一场战争,军队需要我们中的每一人充当劳工,不管身体有多虚弱。(680)

1943年,18岁的谢苗·戈洛夫科来到诺里尔斯克。他出生于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他家是哥萨克,在集体化运动中被定为“富农”,因此失去所有财产。谢苗的父亲和哥哥均是红军,1941年6月都阵亡于斯摩棱斯克附近。作为幸存的最年长的男性,谢苗成为一家之主。他放弃学业,在集体农庄担任拖拉机驾驶员,以此养活母亲和9个弟妹。德军在1942年9月占领北高加索,谢苗随即加入红色游击队,但不幸被俘。德军强迫他加入辅警,否则就要枪毙他的家人。4个月后,红军夺回该地区。谢苗作为“与敌合作者”被捕,流放到诺里尔斯克。他从事采矿和工厂的各式工作,很快成为大队长,甚至当上劳动模范。作为古拉格劳工,他因为对战争的贡献而赢得好几枚奖牌。(681)

奥莉加·洛巴切娃是著名的矿物学家,1944年被送来诺里尔斯克。她丈夫于1938年被捕,稍后,自己也因“反革命煽动罪”获刑8年,最终沦落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她在劳改营里生下一个儿子,被送去孤儿院。1943年秋天,奥莉加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选为专家,分配到诺里尔斯克矿区。整整6个星期,她被囚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西350公里的马林斯克镇,等待来自西伯利亚各劳改营的其他地质学家和采矿专家。之后,奥莉加转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准备北上,却被医疗委员会定为不适宜旅行(她得了肺炎),反被送去东面400公里的泰舍特劳改营。在囚犯的眼中,泰舍特是“死亡集中营”,有很多等死的残疾人和老人。她来到泰舍特不久,再次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选中,即使有肺炎,仍被送去诺里尔斯克。为了加快速度,她和工程师、电工、冶金专家、建筑者,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搭乘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机。奥莉加最后在技术部门担任地质研究员,与大学里的许多朋友重聚。(682)

这些大学的朋友中就有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即1917年10月在斯莫尔尼学院食堂认出失散多年的父亲谢尔盖·古谢夫的年轻姑娘。1936年12月,叶丽萨维塔作为“托派”被捕,判处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监狱服刑。到1939年,她的刑期延长至15年,被送来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前3年,她在煤矿上班,随后转到技术部门,从事进口书籍和手册的翻译工作。叶丽萨维塔基于内心的爱国精神,工作起来活像一名真正的劳动模范。她觉得,通过在劳改营的工作,也在为苏维埃经济作出贡献。从1941到1945年,她前后4次申请参军奔赴前线,均遭拒绝。尽管如此,叶丽萨维塔仍因自己的勤奋工作在专家区获得自己的房间,与丈夫亚历山大·达尼埃茨同住。亚历山大的父亲是受镇压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捕于1938年。夫妇俩以前在列宁格勒时就是朋友。他们在诺里尔斯克的邻居记得,两人很安静,养了一条狗。德拉布金娜因矿区事故已成聋子,很难与人应酬。他们有朋友的小圈子,自组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劳改营图书馆里有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对外人非常小心。1945年,圈子中有人被捕,后来以“反革命煽动罪”遭到枪决。他们因此怀疑,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囚犯已渗透到他们的圈子,便解散学习小组,转入地下,只是在遛狗时,才与朋友在通向墓地的道路上偷偷见面。叶丽萨维塔和丈夫精通几种语言,他们在家里都用

法语交谈,以防隔壁房间的偷听。(683)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阿赫玛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列宁格勒散步,突然感慨地说:“想想吧,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却是战争时期。这么多人死去,人人都在挨饿,我儿子参加强制劳役。”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给阿赫玛托娃那样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他们眼中,战争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这一解脱是溢于言表的,人们以战争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处世行事。他们出于必需,寻回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谈,相互帮助,不再担忧可能的政治危险。从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又涌现出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以怀旧的心态来回忆战争年代,视之为“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即是,“每个人都觉得,社区意识得到了欢快且不受拘束地复苏”。(684)

对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来说,那种从属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为那些年感到骄傲。对前线生活的怀旧,使我们大家都激动起来。并非因为那是我们喜欢回顾的青春年华,而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种感觉,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685)

复苏的责任感随处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尤其是从1941到1943年,斯大林政权的基础因德军的入侵实际上已土崩瓦解,人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来作出相应的决策。当时担任军医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将那几年视作“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

就在我们的眼前——受命运摆布的个人,面对死亡,却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由,做起自己的主人……作为目击者和历史学家,我可以证明:1941和1942年众多的情形和决定,其实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的进程……我们仍是俄罗斯人和苏维埃人,但在那些年头,普世的人道精神也沁入我们的心田。

阿达·列韦多娃在医疗机构度过战争年代。在她看来,这种自发的去斯大林化体现在一种权力移交上——从刻板地控制医院的共产党官员,转到医生和护士的手中。“有太多的实例,当事人即刻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等不及当局的授权。我们顾不得正式的规章制度,不得不采取行动,或作出即时的调整。”(686)

大家感到自己有助于战争援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这种参与感又衍生出公民自由和个人责任。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了70年代初一位科学家的对话。该科学家说,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然后向惊愕的朋友们解释:

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觉得与政府贴得很近,超过了我们人生的其他任何时候。不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他们要求我们做这做那,而是我们自己想做。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我们的战争。所保卫的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援手。

据曾是沙场老将的康德拉季耶夫说,即使最不起眼的小兵,平时不断受到指挥官的虐待和鄙视,一旦在战场上发起进攻,即变成了他自己的将军:

没人可以指挥你,你掌控一切。防御时也是一样,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否则,德军就会突破进来……你觉得,仿佛俄罗斯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中,如果没有你,一切可能变得不同。平时在我们社会中,什么都不取决于个人。但在战争中就不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直接参与了胜利。(687)

“1941年的一代”从小就崇拜斯大林和党。对他们来说,新兴的自由无疑是对制度的一大冲击。文学史家拉扎尔·拉扎列夫回忆:“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迫使我们第一次质疑斯大林。”1941年,他从中学直接上了战场:

战争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质疑。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相信党是正义的化身。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688)

朱莉娅·奈曼写下《1941》一诗,其时的氛围已预示1956年(赫鲁晓夫“解冻”的第一年)的价值观变化:

那些莫斯科的日日夜夜……雪崩似的鏖战……

数不清的挫折、失败、消耗!

然而,那年的战友披露了全部真相:

在那闪光的年代,它像火炬一般闪耀!

遁词一一坠落,恰似纷纷剥落的石膏,

泄露无遗的原委,昭然若揭的实效;

透过灯火管制和迷彩伪装

我们看清了同志的面目——露出了马脚。

我们曾用来测量的暧昧标尺——

表格、问卷、资历、级别、倚老卖老——

都被唾弃,我们现在只衡量真相:

那年的标尺是信念和勇骁。

我们曾经历和目睹这一切,

记忆犹新,神圣照旧,仍然记牢

监视哨、屋顶、防空气球,

当年莫斯科爆炸中的乱嚣,

穿上迷彩服装的建筑物,

空袭的交响乐和解除警报的信号——

到最后,显得货真价实的却是

我们公民的骄傲,纯粹闪亮的骄傲。(689)

随着公民对新的自由的索求,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在战争年代,党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已失去战前的革命精神,因为最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1941至1942年的战斗中丧失殆尽。到1945年,600万党员中一半以上是军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战争中新近加入的。这些党员,大大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他们更加务实,思想不那么僵化(甚至没有受训于马列主义),不愿以阶级觉悟看待世界,更不耐烦于官僚主义。(690)《真理报》总结这一新气象,在1944年6月主张,“评判党员的个人素质”,与其看他的阶级出身或思想的正确性,“倒不如看他对战争努力的实际贡献”。这与党的战前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军队里入党的拉扎列夫说,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战前的口号鼓吹对斯大林和党的崇拜,但到此时,已丧失了说服力和针对性:

有传说称,士兵发动攻击时高呼“为了斯大林!”,但在事实上,我们从没提到斯大林。我们冲锋时,叫喊的是“为了祖国!”,其余的打仗口号都是骂人的脏话。

战争带来了反斯大林的打油诗和歌曲,下面是1942年的一首:

亲爱的约瑟夫·斯大林!

时至今日你已丢弃塔林!

我们为吃的而日坐愁城!

你也将失去列宁格勒城!(691)

许多人在战争时期解脱了对政府的恐惧。他们被迫不顾政治后果,径自采取行动,这也许是他们人生中的唯一一次。战争的“真正恐怖”攫夺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潜在恐怖,反而变得不那么张牙舞爪,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应付。在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的交谈中,一名犹太科学家忆起战争年代的逸事:

我在喀山自己的房间睡觉……半夜里,契卡的人来把我叫醒,我却不怕。想想吧!他半夜敲门,把我吵醒,而我却一点也不怕。如果发生在30年代,我早就吓得半死。如果发生在战后,斯大林逝世之前,那也会把人吓得胆战心惊……但在战争期间,我绝对不怕,那是我们历史上的独特时期。(692)

在很大程度上,新兴的自由感来自1941年之后政权放宽对政治和宗教的控制,得益最多的是“人民公敌”的子女。他们如愿意或胜任在战时急需的领域中工作,污点履历不再是一大障碍,与战前没法比。虽然没有官方政策,但如果有亟需完成的招工和招生,务实的官员通常会对申请人的社会背景视而不见。

叶夫根尼娅·施特恩1927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官员家庭。父亲两年后作为“德国间谍”被捕并遭枪决;母亲获刑5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叶夫根尼娅只得去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与外祖母同住。1943年,她回到莫斯科,与姨妈一起生活,获准成为学校的借读生。她的老师们赏识她的潜质,刻意予以保护。1944年夏季的一天,叶夫根尼娅经过莫斯科大学,看到一张告示,通告高中生前去申报该校的物理系。她从来都不喜欢物理,也不特别擅长,但很清楚,这是她进入苏联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的良机。在姨妈的鼓励下,她决定试试。叶夫根尼娅回忆:

我仅16岁,在申请表格[一定要填写的]中并没提及父母的被捕,只填写父亲已死……我想,他们还是会收我的,因为想学物理的人太少了,而当时,即1944年,又急需物理学家。(693)

战争年代向安东尼娜·戈洛温娜提供了类似的机会,她就是那位掩饰自己出身的“富农”的女儿。安东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宁格勒医学院,曾在1941年提出申请,尽管高中成绩完全符合医学院的要求,仍被拒绝。如她所相信的,原因很可能是她的社会出身。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她的梦想,因为列宁格勒已陷入围困之中。安东尼娜在佩斯托沃镇的村校担任助教,到1943年再申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该校一名学生曾是她的老同学,建议她去试试,因为该校需要医生,已放松了录取标准。尽管有“富农”出身,安东尼娜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很快成为其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教授们全力支持她,为她的社会出身保密。她回顾道:“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凭自己的能力来取得进步。”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后,安东尼娜在1944年1月申请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以继续深造。她没有列宁格勒居民的护照,虽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老师们帮她写了热情的推荐信,但“富农”出身仍使她丧失资格。其时,列宁格勒急需儿科医生,以照看围城造成的数万名孤儿病人。建议录取安东尼娜的官员声称:“这个时候,拒收这样的学生,不啻是在犯罪。”由于没有护照,安东尼娜无法正式注册为儿科研究院的学生,只好名列14名“非法居民”之中(出身都不好),一起住在地下室。作为“非法居民”,安东尼娜不能领取助学金、借出图书、在学生食堂就餐。她晚上非法打工,充当女服务员来养活自己。1945年,这14名学生总算变得合法,领到护照,正式注册。儿科研究院的主管是一名务实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们向列宁格勒党委提出请求,坚称列宁格勒急需这些学生。对安东尼娜来说,正式注册大大加强了她的自信,减轻了她在战前感到的恐惧,让她认真考虑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以及带给她家人的影响。(694)

政权在宗教领域的让步带来了更广泛的影响。从1943到1948年(到那时,最重要的让步已被收回),政府放宽了对教会的控制,宗教生活因此出现了急剧的复苏。数百座教堂重新开放,上教堂的人数大大增加,宗教的婚礼、受洗、葬礼都有显著的复兴。

伊万·布拉金的家庭与教会有密切联系,他亲戚中有几个神父,妻子拉丽莎也是神父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他们作为“富农”遭到剥夺,流放去了克拉斯诺卡姆斯克,这些家庭关系都被加以严密地遮掩。伊万和拉丽莎不上教堂,不戴十字架,将圣像藏在箱底,门廊上通常置放圣像的地方则挂上了斯大林肖像。为了避嫌,他们鼓励子女加入少先队和参加反宗教活动。到1944年之后,全家又皈依宗教,所有孩子都在附近村庄的教堂里受洗。该教堂是在1944年重新启用的,村民先行募集了受洗池的捐款。拉丽莎从箱底拿出她最珍贵的圣像,挂在房间一角,一半有窗帘的遮掩。她进出房间时,都要在圣像面前画十字。女儿维拉回忆:

渐渐地,我们开始庆祝宗教节日,妈妈告诉我们个中的道理。她会准备一份特别的菜肴,这在战争期间并不容易。她总是说:“我们餐桌上有食物,因此是忏悔节。如果没有,那就是大斋期。”我们庆祝圣诞节、主显节、圣母领报节、复活节及三位一体节。(695)

战争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兴许是新的言论自由。人们公开讲述自己亲人的不幸,袒露内心的感受和意见。要是在以前,这种做法绝对不可想象。人们还投入政治辩论。战争的不确定性,包括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否,消除了他们对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权的恐惧。

维拉·皮罗茨科娃回忆1942年回到家乡普斯科夫:“每个人都在公开讨论政治,没有任何恐惧。”她记录了一对姐妹之间的争论:姐姐22岁,前线军官的妻子;妹妹17岁,“激烈的反共人士”。当姐姐否认劳改营的存在时,妹妹一脸蔑视:“你竟不知道?全国老百姓都晓得,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你只是不想知道,躲在你军官老公的背后,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都很好。”另一个场合中,妹妹批评姐姐对失业的视而不见,尽管几个亲属在战前一直找不到工作。“你怎会不知道呢?除非你结婚之后,完全忘了娘家,不在乎我们穷人了。”维拉评论,那位姐夫战前与大家一起住时,没人敢如此讲话,都担心他的举报。(696)

购买食品的排队长龙是政治讨论和抱怨的温床。愤怒和挫折让大家团结起来,鼓励他们勇敢说出(所以排队长龙中总是有潜伏的举报人和警察)。一组举报人混入莫斯科商店外的各式排队,他们在1942年4月的汇报中说:“商店用品卖光后,能听到公开的反苏议论。”买煤油的队列中,有一名老汉这么说:“到处都是党员寄生虫,都是混蛋!他们拥有一切,而我们工人什么都没有,只有用于绞刑的脖子。”其中一个女人添油加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个烂摊子。”莫斯科另一排队中的举报人,汇报了下列对话:

德罗宁[士兵]: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1929年前的一样,岂不更好。集体农庄的政策一旦生效,什么都完了。我自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什么?有什么需要捍卫的?

西佐夫[士兵]: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其实只是奴隶。像李可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那样的人,想为我们做点好事,却被他们撤了。为我们着想的人,还会有吗?

卡列林[木匠]:他们告诉我们,德国人衣衫褴褛,虱子满身。德国人确实到了我们的村庄,就在莫扎伊斯克附近,我们却看到他们天天吃肉、喝咖啡……

西佐夫:我们都在挨饿,但共产党人说一切都是欣欣向荣。(697)

舌头有了明显的放松。罗扎·诺沃塞尔茨娃回忆起1942年与一名莫斯科鞋匠的相遇。父母被捕的5年后,她刚返回首都,在被捕一事上从没质疑过苏维埃政权。她相信父母是无辜的,但也准备接受“人民公敌”确实存在,以及清洗“异己分子”的必需,这是她1938年的想法。对这位鞋匠的造访使她的想法完全改观,他在修鞋时大骂苏维埃政府,把所有的悲惨都归罪于它,并透露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了不公的逮捕。他面对罗扎这样的陌生人,却以这种方式交流,显然不考虑其中的危险。他的坦率——她以前从未遇到的——使她人生第一次“停下来,认真思索这些事”。(698)

军人之间也是批评和辩论的重要舞台。前线士兵组成的互信的战友团体,是畅所欲言的安全环境。一位老军人回忆:“我们大骂领导,为何没有飞机?为何炮弹不够?混乱的起因在哪儿?”另一位老军人记得,士兵不怕讲出心里话:“他们很少顾忌……天天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士兵什么都不怕。”1945年春天,拉扎尔·拉扎列夫从前线回来,待在古比雪夫医院:

像其他士兵一样,1945年的我,嘴很快,想什么就讲什么。我谈起军队中我认为是丑闻的事,医院里的医生就警告我“要看住我的舌头”。我很惊讶,像其他士兵一样,已为苏维埃国家拼死拼活了,应该有发言的权利……我经常听到来自农村的士兵抱怨他们的集体农庄,声称赢得战争后,有必要将之废除。言论自由已达如此地步,发表意见已成家常便饭。(699)

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很多人对此变化发表过见解。作家普里谢维恩在1941年日记中指出:“战争开始之后,人们互相变得亲近,为祖国的担忧团结了每个人。”他还认为,战争中兴起的民族精神已经抹掉了阶级的分化。他在1942年写道:“我现在才懂得,‘人民’不是可见的东西,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人民’不单是农民和工人,甚至不单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而是我们大家的内在。”其他人通过工作场所中新的团队精神,来感受这个战时的民族大团结。阿达·列韦多娃在列宁格勒医疗机构的同事之间发现了新的“亲密”,打破了旧的职业等级制度:

医疗机构变成了我们的大家庭,教授和普通工人的界限完全消失。大家感到是在承担共同的事业和责任,为了我们的机构、病人和同事。这让我们变得亲密无间。幸存于列宁格勒围城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民主精神(就是如此),即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战争结束后,它仍与我们同在。

一个步兵排的指挥官声称,战争使他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和关系:

在前线,能很快发现他人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战争就像一个测验,所测试的不只是膂力,还有人性。卑鄙、懦弱、自私,顷刻之间就会显露。如果不能依靠理智,那么凭直觉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弄清他人的真实面目——要是在和平时期,那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弄清。

难怪在很多人的眼中,战争变成了一种精神净化。前几年,“谎言的不人道”扼杀了所有的政治讨论,现在则受到猛烈的冲洗。拉扎列夫评论道:“战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轻重缓急,使我们普通士兵看到了不同的真理,甚至想象新型的政治现实。”(700)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维埃大军开进欧洲,士兵见证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反思变得愈益普遍。1944年初,苏维埃已集结600万军队,超过东线德军数量的两倍。1944年6月,盟军发动对法国北部的侵入。与此同时,红军击溃白俄罗斯前线的德军主力,7月3日夺回明斯克,穿越立陶宛,8月底抵达普鲁士边境;乌克兰前线的苏维埃军队,席卷波兰东部,直扑华沙;在南部战线,德军很快崩溃,红军横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44年9月抵达南斯拉夫。苏维埃的进攻冷酷迅猛,到1945年1月底,乌克兰方面军已深入到西里西亚;朱可夫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已达奥得河,柏林在望。

很少苏维埃士兵去过欧洲。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参军时只有狭窄的世界观、苏维埃农村的习俗和从宣传中得来的世界形象,他们对将要发现的毫无心理准备。西蒙诺夫观察到:“欧洲和我们苏联在生活水准上的对照,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一大冲击。它改变了数百万军人的看法。”士兵们看到,普通百姓住着更好的房子;尽管有战争和红军抢劫,商店里依然货物充沛;他们在赶去德国的途中看到的私人农庄,即使处于荒芜之中,仍远远胜过苏维埃集体农庄。任何宣传都无法让他们漠视亲眼目睹的证据。

与西方的碰撞,帮助塑造了士兵们对自己祖国的期望。农民士兵们相信,随着战争结束,集体农庄将被一扫而光。军队里流传许多此类的传言,大部分涉及朱可夫对部队的承诺。士兵们给家人写信,无数次地重复此事。这些期望传遍整个农村,导致了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一系列罢工。其他士兵还谈到重新开放教堂、更多的民主,甚至废除党支部。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记得与军车司机的一席讨论,他是一名“西伯利亚小伙子”,时间在1944年1月。该司机说:“我们生活得不好,你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生活中的变化和改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只是没有挂在嘴上。”多夫任科在日记中记下:“听到这些话,我感到非常惊讶。人民强烈希望有不同的生活,随处可以听到,唯一听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圈子。”(701)

军官站在这项军队推动的改革运动的前列,公开批评苏维埃制度,期望改变。1945年,一名中尉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要求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次会议上,考虑一系列改革”。他去过纳粹在波兰的迈丹尼克集中营,看到德国独裁的后果,于是要求苏联也结束任意的逮捕和监禁。他说,苏联有它自己的迈丹尼克集中营。他还要求撤销集体农庄,因为手下士兵告诉他,那是一场灾难。此外,还有士兵要他向主席传达其他的不满。(702)

很自然,党领导对心怀改革主张的军人回国不无忧虑。对喜欢回顾历史的人来说,它与1812至1815年的反拿破仑战争有明显的比照。其时,归国的军官人员把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带回沙俄,随即激发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出席会议的积极分子强烈呼吁,要坚决抵制西方的流毒:

1812年战争之后,我们的士兵看到法国的生活,拿来与沙俄的落后生活作比。当时,法国的影响是进步的……十二月党人看到了反沙皇独裁的必要,但今天不同。也许东普鲁士的庄园优于集体农庄,这种印象可能导致落后人士得出结论:庄园经济胜过社会主义经济。但这是一个倒退,因此,必须对此展

开无情的斗争。(703)

西方思想对党员的影响引起了特别的担忧。1945年,苏联党员的一半以上都是在籍军人。党领导假设,他们的复员,势必将危险的政治改革思想传染给平民组织。

事实上,这些思想早已在民众中传播,尤其是在关心政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与英美的结盟,让苏维埃社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深受西方的影响。在多年的隔绝之后,苏维埃城市此时已充斥着好莱坞电影、西方书籍、租借法案下的美国进口货。数百万人见识了真正的西方生活——兴许不如好莱坞所标榜的,但远远超越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宣传中的惨淡。餐馆和商铺在莫斯科的街道重现,或许在暗示可能恢复像新经济政策那样的局面。这一切均在推高人们的期望: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容易,将对西方更加开放。1944年夏季,作家兼宣传专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在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发表讲话:

战争结束后,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愉快……与西方将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每个人都可阅读自己喜爱的,将有学生交流,苏维埃公民到国外旅行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政治改革,不再担心审查(也许是党领导批准的,故意提供这样的诱惑,以维持人们的斗志,直到战争结束)。西蒙诺夫回忆:“大部分知识分子赞成自由化,在意识形态上普遍感到乐观。”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自由化意味着与政府开展有关改革的“对话”。很少人愿意向共产主义专政提出公开挑战,大多数人只希望在政治决策中能有更多的参与,在内部做工作,使制度更加开放。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表达了这样的心态:

在我们的心目中,公民责任包括为政治任务服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的效用……我们感到,如果承担了公民使命,就有权利获得政府的诚信……政府的所作所为,需要有一个解释,让我们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当然不希望政府随心所欲,而自己只是盲目的执行人。

甚至经济改革也是可以接受的讨论主题。莫斯科的斯大林工厂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者,其主管伊万·利哈乔夫提倡在工业经济中引进国内市场,让地方掌握较多的财政自由,通过高工资来刺激工人的生产率——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性质。一些经济学家也公开批评计划制度,提出在战后重返市场,以刺激生产。(704)

人们在这开放气氛中变得理直气壮,甚至在私人生活方面,也质疑起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和价值观。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在战前是个少年斯大林主义者,她记得让她反思政治信仰的一起具体事件。在1941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她作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与一群大学生一起被送去城外挖掘战壕,晚上就睡在战壕中。其中一人对客观条件不满,向领导提出抱怨,结果遭到了惩罚、欺负、共青团会议上的举报,最终被捕入狱。对埃尔加来说,这种迫害是一大觉醒。她父亲被捕于1937年,她曾相信政权关于“人民公敌”的宣传,以为他一定做了错事。如今,她亲眼看到有人无缘无故被捕。她加入一组学生,抗议对朋友的逮捕,却无济于事。从那以后,她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共青团和共产党:它们不是民主机构,只是滥用权力的精英小集团。她甚至想退出共青团,不再参加它的会议。新看法也影响了她对共用公寓的态度。整个列宁格勒围城时期,她都在那里住:

这是一个愉快的公寓,相互之间很少争吵。但有一个女人,住在后面的房间,老是与酒鬼丈夫吵,还会遇上家庭暴力。后来,她加入共产党,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她接管了我们的房间,有了面包和家具,要啥有啥。但事实上,我曾当面告诉她,并不赞同党的做法。我记得很清楚。我很可能因此被捕。(705)

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自从父母被捕以来,一直在共用公寓独自生活。内务人民委员会传召她去总部,逼迫她参与对一名退休沙皇军官的举报,使她猛然觉醒。那位退休军官为了取暖,喜欢待在图书馆帮着做些琐事。由于马克斯娜的拒绝,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审讯员转而把矛头指向她,说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她自己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是在同病相怜”。这种侮辱激起了马克斯娜心中无比的愤慨,既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也出于捍卫无助军官和父母的必要,她作出了勇敢却可能是愚蠢的反抗:

我气得撕心裂肺,对他说,没人证明我父母就是人民的敌人,而他讲这种话,本身就是犯罪。在我看来,一切都豁然开朗了。但想想吧,我竟说出口!只是年轻气盛才让我这么勇敢!他一跃而起,向我走来,似乎想揍我。毫无疑问,他已习惯于打人。我站起来,抓住自己的板凳准备自卫。如果没有那条板凳,他一定会动手的,他慢慢冷静下来,在桌旁坐下,询问我的证件。

几天后,马克斯娜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她离开列宁格勒,但她不肯就范。马克斯娜回忆:“列宁格勒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全部,离开是不可思议的。我想,为何要走?我只有这一小小角落[共用公寓内],让他们来抓我好了,我才不会离开。”第二天,马克斯娜得到了资深图书管理员柳博芙·鲁比娜的帮助。她是一名勇敢的党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保护了许多列宁格勒居民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恐吓。鲁比娜认识马克斯娜的继父——原区委书记——认为他是个好人。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失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1948至1953年的反犹恐怖中失去更多亲人)。马克斯娜回忆,她直言不讳,“批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时毫不顾忌。在她眼中,那些人都是‘爬行动物’”。鲁比娜在自己办公室里为马克斯娜设立了简易床铺,让图书馆人员别向警方透露她的下落。把人藏起来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很可能使鲁比娜入狱。但她在同事中德高望重,马克斯娜躲了将近一年,却没有人透露半点风声。马克斯娜回忆:“她照顾我,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对马克斯娜来说,她们在办公室里的交谈仿佛是政治教育课,让她与父母的价值观重新连接起来,而父母从未如此畅所欲言过:

鲁比娜是个非凡的人,既勇敢又坚强,满心共产主义理想,热衷于为大家伸张正义。她对我开诚布公,无话不谈——不仅仅是关于斯大林。她有一次告诉我,集体化是可怕的错误,毁了国家。她谈到,白海运河和其他建设项目全靠囚犯建成……她还谈及[1937至1938年的]逮捕,说我父母都是无辜的。我不理解的东西,她会逐一解释。有时她会谈整整一宿。她知道,我不会背叛她,不会向人透露一个字。她对我说的都是心里话。(706)

西蒙诺夫赶到柏林,为了战争的最后一役。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坦克,更多的坦克,装甲车,喀秋莎火箭炮,数千辆货车,各种口径的大炮。”

在我看来,不是某师或某军团,而是整个俄罗斯武装部队,从四面八方攻进了柏林……在硕大却没有品位的威廉一世纪念碑面前,一组官兵正在拍照。一次5人、10人、百人;有的挎枪,有的没有;有人筋疲力尽,有人在哈哈大笑。(707)

5天后,西蒙诺夫在卡尔霍斯特镇报道德国投降条约的签署,然后返回莫斯科,参加胜利庆典和游行活动。

莫斯科的市中心挤满了士兵和平民,赶来参加5月9日的庆祝活动。塞缪尔·拉斯金的侄子马克,看到美国大使馆外的鼎沸人群而变得目瞪口呆。他们聚集在马涅斯广场上,高举自制的标语牌,表示对盟国的支持,看到美国外交官和士兵(其中多人还拿着威士忌酒瓶)从窗户和阳台向外挥手致意,更发出欢愉的狂呼。在他看来,这是自1917年以来最近似于“争取民主的街头游行”的一件事。之后,马克返回位于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的拉斯金公寓,参加家人的庆祝活动。拉斯金一家——塞缪尔、贝尔塔、法尼娅、索尼娅、热尼娅和她儿子阿列克谢——1943年都从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马克回忆:“我们为胜利干杯,为斯大林干杯(这是官方规定的),大家心中充满了喜悦。”那天晚上,莫斯科市中心有更多的人向一国之父斯大林的巨幅肖像致敬。该肖像升起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由投影机照亮,周围数英里之内都可看到。(708)

6个星期后的6月24日,红场上举行正式的胜利游行。朱可夫元帅骑在一匹白色阿拉伯骏马上,在瓢泼大雨中率领部队和坦克迈进广场,军乐队奏起格林卡的爱国赞歌《荣耀归你》(Slavsya!)。两百名士兵携带纳粹旗帜,游行至列宁墓前,转身面对斯大林,将旗帜掷到地上。在高级指挥官的盛大宴会上,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祝酒词,献给“几千万简单、普通、谦虚的人……他们是伟大国家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vintiki),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元帅、各方面军和军团的指挥官,都分文不值”。(709)

苏维埃人民以普遍的喜悦迎接胜利。仅在这一时刻——或许在斯大林的整个统治时期仅有这个时刻——才有真正的民族团结。甚至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也以爱国热情迎接战争的结束。他们认为自己也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更在期待自己的大赦。一名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囚犯,在5月9日晚上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我的一生从没吻过那么多人,纯粹是出于快乐和幸福。”

我甚至吻了男人。我们分离7年半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我全然忘却了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定居地[监狱区域的外围]的人们奏起了手风琴,还有年轻人在跳舞。好像我们并不是羁绊于此,而是与你同在。(710)

士兵逐渐回国,许多男女为适应平民生活而承受巨大周折。从战场回来已是残疾人的有200万,他们领取微薄的津贴,很难找到工作,受到苏维埃当局犯罪般的忽视,很多人最终沦为大街上的乞丐。更多的人自战场返回,患有心理创伤,如战斗造成的心理压力、对战争心有余悸以及精神分裂等。但这些疾病,很少获得苏维埃医学界的承认,退伍军人自己又过于坚忍,不愿报告自己的状况。究竟有多少患者,一直无法弄清。(711)

就其他人而言,回归“正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失望。不再有家园和亲人,难以与朋友和亲戚沟通战争经验,不再有同志友谊,前线战友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复存在——这些导致了战后岁月的普遍抑郁。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纪90年代写道:“我的大多数老战友,要么酗酒致死,要么在战争结束时自杀——最近还有人自杀。”

我们觉得毫无用处,成了废人……斯大林只把我们比作一台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我们感到受了侮辱,这绝不是我们在前线时的感受。我们曾认为,我们手中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相信自己是公民,以身作则。

康德拉季耶夫反思那些年,写道:

我们打败法西斯,解放欧洲,归来时却没胜利者的感觉。或者说,这种感觉仅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即我们对改革仍抱有希望时。这些希望落空后,我们陷入了失望和冷漠的深渊。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战时疲惫所引起的。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拯救了祖国俄罗斯,同时也拯救了斯大林政权?也许,还不甚明白。即使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是会以同样方式誓死作战的。在自家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版本中间,我们宁可选择前者。因为,忍受自家人的暴力,要比忍受外国人的,更为容易。(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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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娜·马兹娜及她女儿玛琳娜和玛琳娜·伊利纳(左),1944年摄于奇姆肯特

家庭的重组比士兵在家书中想象的更为艰巨。情侣不愿等待;女人与士兵一厢情愿的想象并不相符;分离和重聚的压力导向婚姻的解体。1944年夏天,西蒙诺夫写了剧本《无可避免》(So It Will Be),讲述一名军官从前线返回莫斯科,妻子和孩子早已消失于德军占领区,他断定她们已经遇难,所以与教授的女儿结婚,重建新的生活。剧本的中心思想是战后的当事人必须随遇而安,与《等着我吧》的主题,竟相差十万八千里。

战争结束正好遇上古拉格囚犯的第一批大释放。1937至1938年判刑8年的数百万“政治犯”,期满释放恰好是1945至1946年(1945年之前期满的囚犯,其获释必须等到战争的结束)。各个家庭开始重新拼凑,妇女们带头奔赴全国各地,寻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前囚犯的居住地有严格的限制,大多数不得逗留在主要城镇。所以,为了全家团聚,不得不搬去苏联偏远的角落。有时,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居所仍是古拉格区域。

尼娜·布拉特1945年获释于马加丹劳改营,历程1.6万公里,才从雅罗斯拉夫尔孤儿院(女儿在外祖母死后的归宿)接回女儿伊纳萨,与自己一同住在马加丹劳改营。她在何处定居的问题上别无选择,释放时的限制是“100城之外”。这意味着作为前囚犯,她不得在所列的100个城镇定居。(713)

玛丽亚·伊利纳的征途更为艰险。她曾是基辅大型纺织工厂的主管,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捕于1937年(丈夫是一名高级党干部),判处8年,流放到摩尔多瓦的波特马劳改营,到1945年获释,就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她被捕时,2岁的女儿玛琳娜和两个儿子弗拉基米尔、费利克斯,都被送去遣散中心。他们的外祖母爱莫能助,她已在照看1936年被捕的姨妈的几个孩子。弗拉基米尔抵达遣散中心后不久就满了16岁,结果作为“人民公敌”获刑5年,被送去马加丹劳改营。费利克斯去了基辅的孤儿院;玛琳娜去了附近的布恰孤儿院,1939年又转去乌克兰首都以南200公里的切尔卡瑟孤儿院。玛丽亚从波特马劳改营写信给苏联各地官员,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找不到弗拉基米尔——他死于马加丹劳改营,而且没有记录,时间约在1942年之前。玛丽亚花了整整18年时间才找到费利克斯,他在战争爆发后,随孤儿院一起撤到哈萨克斯坦西部的捷列克蒂地区。她在1943年获悉,费利克斯12岁时逃离孤儿院,好几个月在外流浪,结果到了2500公里之外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地区,在偏僻的切勒姆霍沃小镇的一个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玛琳娜的运气不错。切尔卡瑟孤儿院的医生安东尼娜·马兹娜有个妹妹,凑巧也在玛丽亚的劳改营。通过她,玛丽亚从孤儿院员工那里,定期了解自己女儿的健康状况。玛琳娜抵达布恰孤儿院后不久就患上猩红热病,几近死去。她转到切尔卡瑟孤儿院后,获得安东尼娜的精心调养。安东尼娜甚至把玛琳娜带回家,与自己女儿(也叫玛琳娜)同住,直到恢复健康,再回到孤儿院。安东尼娜给她送来食品、酥糖、甜食,告诉她这都是母亲送来的,但往往不是真的——来自波特马劳改营的只有不定期的小额汇款(尚有一些食品包裹来自外祖母,直到战争爆发)——但医生懂得,小女孩如想活下去,需要有点希望,需要相信自己有一位慈母。玛琳娜回忆:“我对母亲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不懂什么是母亲,但孤儿院里的大龄孩子,经常会谈论自己的母亲,赞美她们的慈爱——她们会谈及战前的快乐,从不挨饿,总有面包、黄油、甜食——在我脑海中,这些甜食、巧克力、酥糖,成了我想象中理想慈母的符号……这不是别人给的甜食——而是“妈妈的甜食”。(714)

1941年,切尔卡瑟孤儿院疏散到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奇姆肯特,由于有孤儿院员工的来信,玛丽亚仍与女儿保持联系。玛琳娜还太小,不会自己写信(她要等到10岁才开始上学),所以由保育员代写,并加入标准的措辞,以维护孤儿院的正面形象:

1944年1月1日,奇姆肯特

向玛丽亚·马尔科夫娜致敬!

我代你女儿玛琳诺奇卡给你写信:“妈妈,我仍记得你。你会马上回家吗?我非常想你。我的生活很好,他们让我们吃得不错。我会唱歌跳舞,不久就要上学了。妈妈,寄一张照片给我吧。再见,我吻你,你的女儿玛琳诺奇卡。”

我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说这就够了。她身体健康,过得愉快,受到我们小集体中所有孩子的爱护……我们也定期写信给她在基辅的外祖母。私人摊位的照相费是22个卢布……如果想要,请寄钱来……

保育员亚历山德拉·扎哈罗夫娜·格拉西姆丘克(715)

孤儿院在1945年迁回,但没去原先的切尔卡瑟,而搬至利沃夫附近一个大庄园遗址,在乌克兰与波兰的交界处。安东尼娜消失了,玛琳娜仍在等待母亲的出现。她回忆:“我从没见过她的照片,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我觉得,就像别人等待上帝一样,我在等待母亲,我的救世主。”其他的母亲陆续来到孤儿院,领走了自己的孩子。“我对他们极为嫉妒,一直在梦想,下次会轮到我。”玛琳娜并没意识到,这些孩子与自己不同——她们的父母不是“人民公敌”,与子女的分隔只是由于战争——但她听到保育员在孤儿院的“窃窃私语”,记得“人民公敌”一词,知道它是指“不能谈论的坏事”。整个1945年,玛琳娜不断写信给母亲。她已在孤儿院读二年级,可以自己动笔写信。通常情况下,老师告诉孩子写什么,包括一些标准措辞,让父母知道她们在孤儿院很快活。但玛琳娜的信表达了决然不同的情绪,她在8月17日写信给母亲:

妈妈,你好吗?妈妈,请给我写信,只要一封就够了,让我知道,你已收到我的信。我已给你写了7封,也许你一封也没收到。妈妈,我很好,没生病。这里已是冬天,很冷。即便如此,我们还要上课。妈妈,来看我,或尽快派人来接我,我在这里已经住腻了……其他女孩不会打我,但也有互相打架的。妈妈,我想你会在春天来接我。

玛琳娜不知道与母亲在一起将意味着什么,只是在孤儿院感到很不愉快。她推测,像其他孩子一样,她也是因战争而与母亲分离的,现在战争结束了,母亲就会来接她,然后,她就能享受其他孩子讲述的战前与大人共度的幸福生活。(716)

1945年底,玛琳娜的母亲从劳改营获释,但不准返回基辅,寻找孩子时,只得借宿在各地的朋友家。她侄女的丈夫是党内积极分子和历史学家,介绍她与诗人巴甫洛·狄青纳联系。狄青纳属于乌克兰首都的斯大林精英团体(私下仍对现政权不满),帮助她发现了玛琳娜的下落。玛琳娜还记得母亲的到来,所乘坐的汽车由专职司机驾驶,那通常都是政府官员使用的。一群孩子聚集在入口处,看看谁来接这位幸运的女孩。

“有人来找你了。”每个人都来告诉我……我走了出来,看到一名陌生女子,竟然手足无措。如果奔上去拥抱她,我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我知道,保育员并不喜欢孩子热情拥抱来接他们的人,这样做,有损于孤儿院的名声。我们必须让来客觉得,这里一切都好,我们都舍不得离开……其实我也很害羞。妈妈后来说,见面时没有喜悦,我好像有点诚惶诚恐。我确实害怕一切……我记得当时曾想,可能不会把我带走,因为没人告诉我她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她是母亲,从没见过,甚至从没看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她已经不年轻,头上戴着旧头巾,仿佛是借来的,使她显得庄重。她打扮得不像贵妇人,没有皮草、帽子、漂亮的装饰。她看上去贫穷潦倒,落落寡欢,活像一个老太太,不像一个母亲,至少不是我所想象的。我脑海中的母亲该是怎样呢?衣冠楚楚,年轻漂亮,容貌出众,活力四射……但这个女人,却头发斑白。(717)

玛琳娜的母亲把女儿带到利沃夫城,住入酒店,早餐吃软面包和可可饮料。玛琳娜第一次体验如此的奢侈,终生不忘。几天后,她们回到切尔卡瑟,住在集体宿舍的一个小房间。玛琳娜继续上学,但要克服她们之间的隔阂却非常困难。玛琳娜回忆:“最初几个星期,我与母亲都无话可谈。”

我是一个野孩子,来自孤儿院,不喜说话。她并不强迫我,反而有点怕我……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了野性的端倪,在思忖应对的好方法……母亲后来说,我不但害羞,而且胆怯,犹如惊弓之鸟。她叫我时,我都不会走近,自己也从不主动去麻烦她。很长一段时间,我只会叫“您”[“你”的敬称],不会叫“妈妈”。内心堵着一道墙,阻止我开口。我必须要强迫自己叫“妈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们一起住了12年,一直没能培养亲密的关系,她们受伤太深,无法向对方打开心扉。玛琳娜的母亲死于1964年,从没告诉女儿自己在劳改营的经历。玛琳娜回忆:“她太害怕了,以致不敢告诉我。我也太害怕了,以致不敢提问。”她所发现的母亲在劳改营的经历,都来自玛丽亚在古拉格的朋友。1955年以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另外还有哥哥。其时,费利克斯再次出现,玛丽亚也知道了弗拉基米尔已死去。玛丽亚沉浸在深深的沮丧之中,变得完全龟缩,对过去一字不提。玛琳娜记得:“我们虽住在一起,却几乎鸦雀无声。”

这太可怕了。直到今天,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何这么害怕畅所欲言?我觉得,她不想拖累我,希望我幸福,不让我痛心疾首于我家在苏联的遭遇。她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不公正的,但不愿让我也有同感。(718)

[1]这里的三角关系被称为“Union of Serova, Simonov and Rokossovsky”,也可缩写为USSR。——编注

[2]此处的《等着我吧》,采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资深翻译家苏杭的译文。——译注

[3]根据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她在1937年嫁给身为知名作家、《真理报》记者的戈尔巴塔夫,希望获得保护(她父亲作为一名沙皇军官曾在1925年入狱,到1937年,又与她的祖母一起被捕,被送进劳改营。当时她正在拍电影,却因此被解雇,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表演工作)。在之后的10年中,这对夫妇享受着苏维埃精英的奢华生活,经常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塔蒂亚娜的美貌,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垂涎。1947年,她被贝利亚强奸多次,此丑闻在苏维埃领导人圈子中众所周知。奥库涅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声称,戈尔巴塔夫并没保护她,因为他刚刚晋升为中央委员,不想制造麻烦。塔蒂亚娜变得狂野,心直嘴快,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肆意酗酒,举止轻率。戈尔巴塔夫担心妻子被捕,恳求她申请入党以自救,却遭到她的拒绝。据奥库涅夫斯卡娅说,戈尔巴塔夫为了明哲保身,遂向当局提供她的活动证据。塔蒂亚娜被捕,以间谍罪获刑10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她经常出国,与外国男子的风流韵事时有所闻,包括南斯拉夫总理约瑟普·铁托)。奥库涅夫斯卡娅的被捕,成为西蒙诺夫夫妇频繁发生争执的起因。奥库涅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西蒙诺夫的深刻敌意,称他和戈尔巴塔夫都是讨厌的党内野心家。她还回忆了与西蒙诺夫的首次见面,那是1937年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她声称,他曾试图强行与她上床,把他描述成(戈尔巴塔夫的朋友中)“最叫人讨厌的人,粗鲁、迟钝、缺乏优雅、肮脏、邋遢”。但这个形象,与西蒙诺夫在他人眼中的儒雅可敬,大相径庭。[T. 奥库涅夫斯卡娅《塔蒂亚娜的一天》(Tat’ianin den’),莫斯科,1998年,第65—66页]

[4]1988年之前,苏维埃公众一直不知道这项命令,它的公开属于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它当初传达至苏维埃军队各单位是在1942年。

[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罗斯军队曾在喀尔巴阡山投入战斗。

[6]在戈洛温家,尼古拉的4个儿子有3个死于1941年的战斗:伊万(当时34岁)、尼古拉(28岁)和阿纳托利(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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