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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布舒耶夫一家1945年12月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彼尔姆。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奈莉、安吉丽娜、斯拉瓦——搬入苏维埃街上一座共用公寓,与季娜伊达的母亲、弟弟托利亚、弟媳妇以及弟弟的两个幼儿,挤在一个11平方米的小房间。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睡一张单人床,托利亚和妻子带着女婴睡另一张床,外祖母和托利亚的另一个孩子同睡。当时10岁的安吉丽娜回忆:“我们挤在一起,真是一场噩梦。我都不知道如何熬过来的。”布舒耶夫一家从劳改营回来时,所有财产仅够装一个口袋。当时12岁的奈莉回忆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被褥和身上的衣服。母亲常说:‘我都不知道能否看到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床铺的一天。’”她们居住的社区一派败落,自战争爆发以来从没任何修缮,水电全无,房顶坍塌,污水处理系统失效,到处可见害虫。

彼尔姆远离战场,未遭轰炸,但像后方许多城市一样,因大量撤入者给住房、食品、燃料带来极大压力而陷入困境。主要街道变成了种植蔬菜的自留地,市区没有汽车,只有工厂附近有几辆卡车跑动。城市的木道、长凳、围栏及绝大部分的树木都已消失,变成了柴火。(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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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48年,布舒耶夫一家所住的角落房间图示,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77号的一座共用公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其他国家比苏联承受的损失更惨重。[1]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从1941到1945年,2600万苏维埃公民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万士兵受伤(苏维埃当局承认的数字远远低于此数[2]),400万人失踪。战争给苏联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战争结束时,这个年龄段的女子是男子的两倍。在激烈战斗的地区,如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这个比例高达3∶1。农村的不平衡尤其严重,许多农民士兵选择不回去,留在城镇落户,因为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有的村庄,当初离家奔赴前线的士兵竟一个也没回来。自那以后,苏维埃农业从没获得真正的恢复,集体农庄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720)

战争对物质条件的破坏是空前的:7万个村庄、1700座城镇、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均遭摧毁。在德军占领地区,一半住房受损或遭毁。1945年,尚算不上受损最严重的莫斯科市,其90%的建筑物没有暖气,48%的建筑物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从整体来说,战争造成20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大批农民因此迁入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住房危机,苏维埃当局却步履蹒跚。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废墟、地下室、窝棚和地穴中。

西蒙诺夫1947年成为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苏维埃代表,收到数百份要求解决住房的申诉信,很典型的一封信来自1946年转业的一名党员军官。他一家6口,包括3个幼童和年迈的母亲,住在卡卢加城一间没有暖气的地下室,屋顶漏水,墙壁渗水。1941年,他们在斯摩棱斯克的房子被炸,自那以后就一直蜗居于此。他申请新的住所足足花了两年,却面对苏维埃当局的不理不睬;在西蒙诺夫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了将被安置于斯摩棱斯克的允诺。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拖延,最后完成搬家,仍要拖至1951年。(721)

战后的苏维埃经济处于灾难之中。1945和1946年的两次歉收,将苏联带到饥荒的边缘,至少有1亿人营养不良。从1946到1948年,确有饥荒发生。在受灾最严重地区,譬如乌克兰,约有200万人死于饥饿。(722)消费品的生产在战争中基本停顿,工业生产全部面向军需。尽管宣传机构允诺将有美好的生活,但冷战的现实意味着:在未来10年中,苏维埃工业的主要优先仍是钢铁、能源和军备。基本生活用品非常短缺,特别是像彼尔姆一样的省城,大家都衣衫褴褛,脚登破破烂烂的鞋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国家保险机构的办公室找到工作,但口粮不足以果腹,于是她设法让奈莉也去上班,当一名办公室的信差。这意味着她们可拿到第二张配给卡。即便如此,布舒耶夫一家也仅能吃上面包、汤和土豆,但买不起肥皂。国营商店里根本没有肥皂,只能去农村买,全是农民非法制造和销售的。家里3个孩子只有一双鞋,轮流穿了去上学。季娜伊达的工资不够为孩子买衣服,只好去市场买碎布来自己缝制,孩子因此不好意思出门。安吉丽娜回忆,姨妈有一次邀请她们上剧院,那已是多年以后的1950年,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孩子各有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但仍有尴尬的羞涩。

我们去不了剧院,太羞愧了。我脚上是一双花边帆布凉鞋,四季不换,仅花了3个卢布;身上是妈妈1946年为我做的棉布连衣裙,但买不起外套。我要到1957年才有自己的外套,那是黑色呢子的,质量非常低劣,且是二手货。(723)

1945年9月,党中央专门设置一个委员会,调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国防工厂的一系列罢工和示威——当时有许多此类的工人抗议运动。该委员会的结论是:罢工主要原因是住房和消费品的长期短缺,损害了工人的尊严。对于鄂木斯克174号工厂1.2万名工人的罢工,委员会是这样汇报的:

工人及其家人急需衣服、鞋子、亚麻布。1945年,每个工人平均分到0.38件衣服和0.7双鞋。1944年,450名儿童因为鞋子和衣服的短缺而无法上学。今年,处于这种窘态的儿童上升至1300人。许多工人衣衫褴褛,无法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工人的家里没有餐具、厨具、勺、杯、碗、凳子、脸盆、足够的床位以及其他必需品。分配口粮会有长时间的拖延,其中大部分又是替代品。工人几乎都领不到肥皂、盐或煤油。(724)

人们因战时经验而壮胆,不再害怕表达心中的不满。1945至1946年,仅俄罗斯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收到50多万封苏维埃公民的信件,抱怨国家的宏观形势。一名工人甚至在愤怒的信件中大胆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就是斯大林的第4个五年计划中,你们所谓的国家在物质生活上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召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会——因为,它很容易演变成反抗和起义。所有的工人都在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啥?”(725)

在战争的尾期,人们坚信苏联的生活将有好转。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写道:

大家都在期望,一旦赢得胜利,就会看到真正的幸福。当然,我们知道,国家受到了摧毁,变得贫穷,必须努力工作。我们对金山银山不抱幻想,只是相信,胜利将带来正义,人的尊严将战胜一切。

对改革的期望,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自与欧洲的碰撞和西方书籍、电影)……这一切激发了新兴政治团体的振奋和躁动。人们经过了战争洗礼,抛弃旧日的恐惧,交谈得更加自由。在退伍军人俱乐部、学生会议场所、咖啡馆、啤酒厅,人们尽情享受自己在战争中初尝的自由,谈论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使在最高层圈子中,变化也被认作是政治上的不可或缺。一位资深将军在私人电话交谈中告诉另一位:“千真万确,大家都在公开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到处都可听到。”这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在1946年的窃听录音。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当时相信,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将返回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726)

反斯大林的意见很少公开发表,但在非官方交流中大家都心照不宣,使一定的社交、种族和职业的团体,以及囚徒、流放者因此团结起来,有时甚至是整座城市都对政权抱有敌意。列宁格勒战时的围城经验,培植了该市居民反莫斯科的强烈情绪。在他们的眼中,这既是公民独立的标志,又是反克里姆林宫的象征。这种异议巧妙地体现于围城的传说、献给受害者的公共纪念碑以及俚语、笑话、轶事之中。

玛丽安娜·戈登1945年从撤退地车里雅宾斯克回到列宁格勒,其时17岁。她的父亲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留在列宁格勒。他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翻译,又是一名活跃的神智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多次入狱。这次回来,玛丽安娜注意到,父亲在表达对斯大林政权的厌恶时已变得更加开放。她回忆起父亲1945年的一次评论,如果是在战前,即使在家里,他也绝不允许自己如此不慎:

收音机响着,父亲躺在床上看书,我在擦地板。歌唱家[尤里·]列维坦出场,唱起一首当时无处不在的歌曲《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伟大的领袖》。爸爸说:“玛丽安娜,掐死这个汉斯·萨克斯!”[3]他只是要我关掉收音机,但我仍大吃一惊。到那时为止,或多或少,我已接受了斯大林同志是胜利缔造者的解释。尽管有疑惑,但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爸爸的话却加深了我的怀疑。(727)

怀疑和异议在战后的学生社团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公开的反对更为常见。战争期间长大的一代学生,与1941年之前长大的相比,思想更为独立。在战争中,许多年轻人已接触到成人世界,经常听到对政权的批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自己养成了特殊的独立个性,并与苏维埃的宣传和共青团的循规蹈矩保持一定的距离。瓦伦蒂娜·亚历山德罗娃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的官员,被捕于1938年;她自己1947年进了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她描述了自己同学中的价值冲突:

我们追随那个时代的精神,肯定是爱国者,我们伟大的祖国刚刚赢得战争。我们把自己当做青年近卫军,并以此名义成立了一个俱乐部。[4]但我们反对在社会上亲眼目睹的腐败——某女孩学习不好,但得到好成绩,因为她是模范工人或模范工程师的女儿,诸如此类。我们不喜欢的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情形:强制我们参加党史讲座;教师让我们在练习簿封面上写下各自的共青团员证号;对我们的宣传努力缺乏诚意。在我们看来,共青团似乎是野心家的集聚地,我们避而远之,在理工学院内自组小圈子,聚在一起喝酒,讨论各种政治思想。如果有人听到谈话内容,我们可能会被捕。我们之间的危险谈话,让我们团结得更加紧密。在我们圈子里,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团体的标志。有人喝了几杯后会变得非常大胆,讽刺地提出干杯:“为斯大林同志!”大家都笑成一团。(728)

这样的非正式学生团体有很多,大多数只是讨论小组,鼓励大家既阅读官方批准的书籍,又作出独立的思考。另有更加政治化的团体,信奉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新生,来对抗他们看到的“野心家”对共青团的主宰,通常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视。这些团体很小,只有很少的学生成员,所表达的意见却得到许多年轻人的赞同。譬如,在车里雅宾斯克城,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一个学生小组,他们出版自己的年鉴,登载神秘诗歌和政论文章,呼吁在共青团内恢复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1946年9月,地方党委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些态度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学生们都感到共青团高高在上,未能满足他们对外国文学、性问题和哲学的兴趣。(729)

1945年,艾莱娜·舒瓦洛娃与母亲从疏散地返回列宁格勒,开始上大学。20世纪30年代,由于父亲与他身在德国的母亲仍有书信来往,全家流放到沃罗涅日城。艾莱娜的父母于1939年离婚,在流放中长大的耻辱已给艾莱娜留下烙印,借用她自己的话,使她变得更加“内向”,并“在心中抗拒苏维埃制度”。母亲是专绘斯大林肖像的艺术家,家里没外人时,常对斯大林作为一国之父进行嘲讽,更加深了艾莱娜心中的抗拒。她从小由母亲带大,要“相信上帝,始终讲真话”,感到自己越来越疏远于大学环境,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过去。对她来说,开放和直率成了她坚持自己个性的代名词。她与两个最值得信赖而且均有污点履历的朋友,自组一个讨论小组。她回忆:“我们的初衷是相互之间必须完全坦诚,我们在朋友家的共用公寓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吸引新成员,只想发展‘自己类型’的——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但该小组半途而废,因为艾莱娜将之透露给自己的外祖父,他是前沙皇官员,吓了一跳,劝她赶快停止。他还透露了一个家庭秘密,以劝阻她的计划:艾莱娜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处罚,不只是因为与德国居民通信,更是因为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宗教团体。(730)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40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她的父亲两年前被捕、遭枪决,曾是一名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格勒著名的神经学家。1941年,柳德米拉跟随大学疏散至萨拉托夫城,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于1946年毕业。至此,她已形成了反斯大林政权的见解。对她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他是一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招生,拯救了不少“人民公敌”的子女。他充满道德勇气和人道精神,既有魅力,又长得英俊。柳德米拉回忆,沃兹涅先斯基是“我理想中的苏维埃人,我甚至写信向他倾心吐胆。在某种程度上,他代替了原是我理想人选的父亲”。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让柳德米拉对马克思有了更多的了解,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更成了她的福音和反斯大林政权的道德基础。柳德米拉反思:“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听了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攻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经历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父亲那样的人,在那里是不会被捕的。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会在肖像前,一边画十字,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做祈祷:“卡尔·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与大学朋友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周在公共图书馆聚会一次。像19世纪地下革命者一样,学习小组中的友谊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柳德米拉回忆一个典型事件:

有一天在公共图书馆,我们几个人站在楼梯上交谈。有人说:“苏共十九大的召开,为何遇上这么长的延迟?这肯定违反了党的规章制度!”苏共十八大[1939年]之后,已超过5年[苏共十九大的最后召开是在1952年]。在我们眼中,这似乎违背了党的民主原则[从1917到1925年,规定是每年一次;从1956到1986年,每5年一次]。然后,这位女孩说:“斯大林肯定知道得最多最好!”我看看她,心想:“这就够了!”对我来说,她作为一个“人”已不复存在。[5]

学习小组开始阅读课堂教材之外的文学作品,像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也想找出一种“道德准则”。如柳德米拉所说的,有了它,“即便在一个全然否定道德准则的社会,我们仍可活得更加诚实,无需口是心非”。

从马克思那里我们学到了但丁。马克思引用了他的座右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经常讨论这一条,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可完全忽视他人的意见,但应尽量遵循自己的道路,无须牺牲自己的原则,无须追随大流,人云亦云。(731)

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1946年2月9日,他在战后第一次重要讲话中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当时的大背景是愈益紧张的冷战气氛。斯大林呼吁苏维埃人民加强纪律,作出更大牺牲,克服战争的破坏,迎接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带来的全球冲突(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苏维埃必须做好准备)。斯大林要求部下,在有关民主的谈论广为传播之前,就要发起“猛烈的进攻”。审查制度收得更紧,特别是针对战争回忆录,其中的集体经验往往提倡改革。(732)内务人民委员会获得加强,在1946年3月改组为两个独立机构:一个是内务部,以后专管国内安全和古拉格系统;另一个是国安部(克格勃的前身),以后专管反间谍和外国情报的工作。因为政权的敌人其实是“外国间谍”,国安部的任务也延伸到国内监控。战后几年虽然没有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水平,但每年仍有几万人被捕——被控在冷战中站在西方一边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由法庭裁定犯了“反革命罪”。(733)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所谓的“自由”改革派,形成了敌对的权力中心,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威构成了挑战。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军队高级领导人,他们因1945年的胜利而享有巨大声望,其中的朱可夫元帅更成为改革派的寄托。[6]国安部开始监听高级指挥官的电话交谈,专为朱可夫建立了一个档案,因为他的声望气势已达不能容忍的地步。他是德国的苏维埃占领区的军事长官,在柏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揽下了苏维埃胜利的主要功劳。斯大林申斥他的大言不惭,把他召回莫斯科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审讯。会上,有政治局委员谴责他给苏维埃国家带来了波拿巴式的威胁(但除了一名将领,其余的都为他说了好话)。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朱可夫被降职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后来又被送去乌拉尔,担任一个卑微官职(原本可以更糟,因为有谣言称,朱可夫试图发动反斯大林的军事政变)。朱可夫的名字消失于苏维埃的报刊,更被剔出伟大卫国战争的苏维埃历史,而斯大林成了胜利的唯一指挥者。其他普受欢迎的军事英雄,一一难逃类似的命运:前参谋长安东诺夫元帅,外放去了外高加索军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沃龙诺夫、瓦图丁等人,被删出官方的战争记录;从1946到1948年,还有数名高级指挥官,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遭到处决或监禁。(734)

斯大林还把矛头指向列宁格勒的党领导。这座城市亟想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它充满了文学艺术的活力,以19世纪的欧洲价值观为基础,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改革愿望的堡垒。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只是技术官僚,相信苏维埃制度的合理化。其中一些已在战争期间晋升到莫斯科的高位,得力于列宁格勒前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提携。战后,日丹诺夫负责党组织,还掌管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他在1948年死于心脏病时,政治局成员中的列宁格勒人多得不成比例。其中有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他们曾被广泛认作斯大林的潜在接班人。像他的兄弟、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一样,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政治经济学家,年轻有为,充满活力,英俊潇洒。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是苏维埃战时经济计划的主要策划人。1945年之后,他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7]试图让苏维埃工业的重建更趋合理化。当年,为振兴遭受内战破坏的国家,新经济政策曾立下汗马功劳。库兹涅佐夫是负责安全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他的声誉鹊起主要归功于他在列宁格勒围城时的军事业绩。这是他在列宁格勒普受欢迎的主因,却成了不断刺激斯大林的根源。

1949年,斯大林委派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前去检查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工作。他是共产党书记处的主管,又是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死敌。马林科夫的借口是调查区党委操纵选举的指控,真正目的是要打破列宁格勒的权力基础,首当其冲的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博物馆”。该馆的展品把围城的历史,当做全市人民勇敢的集体行为,基本上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结果,博物馆关闭,负责人被捕,珍贵的个人文件和回忆录全遭销毁,仿佛是在抹去该城的独立、英勇的印记。1949年8月,在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几位特立独行的列宁格勒官员,包括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全都被捕,遭到莫须有罪名的指控(从英国间谍到花天酒地)。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在1950年10月的秘密审判中被判有罪,同一天遭枪决。

与战后政治压制配对的是计划经济的卷土重来。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讲中警告,国际形势的紧张不会减缓;同年推出了新的五年计划,以巨大的建筑项目来恢复国家的基础设施。工业生产的目标定得如此离奇,如果要完成,每一名工人都必须成为劳动模范。苏维埃的宣传连哄带骗,要大家再作出一段时间的牺牲,并一如既往地允诺,辛勤工作将获得廉价消费品的奖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难相信如此的允诺。少数的基本家用品,即使可以买到,也价格奇贵,无疑在降低实际的工资收入。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政府在1947年推出货币改革,10卢布旧币只能交换1卢布新币,从而大大消减了农民的消费力。战争期间,对小额贸易的限制有所放宽。农民出售蔬菜和手工制品,积累了一定储蓄,然而遇上这次货币改革,却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735)

在战后的苏维埃经济中,由于斯大林和其“厨房内阁”的命令,强制劳役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可供国家开发的无偿劳动力得到了快速增长。除了古拉格囚犯和征来的劳动大军,还有200万德国战俘、100万其他轴心国家战俘,主要用于木材采伐、采矿、建筑,其中怀有技能的,偶尔也会受雇于苏维埃工业部门。在有些工厂,德军战俘在生产过程中变得不可或缺,拘留营干脆就建在工厂之内,管理人员更试图阻止战俘的遣返。古拉格人口也在增加,1945年的特赦释放了很多人,但从1945到1950年,劳改营又收进100多万新囚犯,主要依靠对“民族主义者”的大肆搜捕(乌克兰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的领土被红军夺回,却从没真正融入苏维埃的政权体系。古拉格系统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拥有67个综合企业、1万个单独劳改营和1700个殖民营,到1949年共雇用240万名劳工(战前是170万)。就总体而言,从1945到1948年,估计苏维埃工业劳动力的16%—18%是强征的劳工。他们主要在寒冷和边远的地区开采贵金属,当地的自由劳工,即使能找到,也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强制劳役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远远高于统计数字所提出的)。奴役劳动也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型建设项目。那些项目,至少在官方眼中,象征了战后的信心和苏维埃制度的成就: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贝加尔至阿穆尔的铁路、北极铁路、莫斯科地铁的延伸,以及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那些年,7栋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大厦(“斯大林的大教堂”),以铺张的“苏维埃帝国”风格在首都地区耸立起来,莫斯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736)

战后几年也看到古拉格和民用经济的逐步相融。每年约有50万古拉格劳工外包给民用部门,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或民用部门抱怨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另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自由劳工,大多数是专家,在古拉格的工业部门领薪工作。古拉格系统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奖励,即使在应付强制劳工时也是如此。劳改营的居民变得愈益不羁,难以控制。1945年的大赦涉及约100万囚犯,主要是刑事犯,他们的刑期或减少,或废除。劳改营留下的多是“政治犯”——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充斥劳改营的知识分子类型,而是曾上过战场的年轻人,例如外国战俘、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不怕动用暴力。没有奖励,这些囚犯干脆拒绝完成指标,看守囚犯的成本也高涨成了天文数字。到1953年,内务部在劳改营雇用25万狱警,古拉格的维持费用两倍于古拉格劳工所创造的收入。内务部的几位高级官员,对强制劳工的划算与否深表怀疑,甚至在酝酿对策,或废除古拉格某些部门,或将囚犯转换成另一类平民。这些想法获得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支持,最终仍没得到认真地讨论,因为斯大林是古拉格系统的坚定支持者。(737)

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是战后古拉格经济和民用经济相融的良好榜样。从1945到1952年,其囚犯人数增长3倍,从10万升至将近30万。大多数新来者,不是从“过滤营”(通过审讯,筛选出“与敌合作者”)挑出的、来自欧洲和前纳粹占领区的苏维埃战俘,就是从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围捕而来、权作“民族主义者”的士兵和平民。同时,自由劳工的人数也有稳步增长。如果加上获释后自愿留下(或被要求留下)的领薪囚犯,在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1949年的总人数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自由劳工。最后,还有一大批作为志愿者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自愿前来团聚的囚犯家人。(738)

列夫·内托1925年出生于爱沙尼亚共产主义者家庭,他们家早在1917年就搬到莫斯科。父亲是拉脱维亚步枪队成员,在帮助列宁夺取政权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成为外交部官员,给儿子起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托洛茨基的名字。1943年,列夫参加红军,分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殊游击队,被派去德军防线后的爱沙尼亚作战。1944年,列夫被敌人抓获,囚禁在拉脱维亚的德温斯克地区,后来被送去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战俘营。1945年4月,全体战俘被迫西行,列夫和其他囚犯得以从队列中逃脱,获得美军的解救。列夫在美军营地中待了两个月,虽受到不必返苏的劝说,仍在1945年5月回到苏联。其时,他20岁,很想上大学,但一走进苏维埃边境,先被送去过滤营,接着被送进红军。之后3年中,列夫在新近夺回的乌克兰西部充当一名普通战士。1948年4月,他在罗夫诺城被捕,被指控为美国间谍。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予以酷刑逼供,指控他在战争期间向德军出卖游击队,并威胁要逮捕他的父母。列夫因此签署了认罪书,被判处25年劳役,外加5年在诺里尔斯克流放。(739)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1945年4月在柏林遭到红军逮捕,被送去诺里尔斯克。4年前,即17岁那年,玛丽亚与父母还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小镇红村时,沦为德军的俘虏。她被带去爱沙尼亚,在一所野战医院充任护士,然后去了柏林,成为纳粹高官的家仆。德军多次想征募她为间谍,但都受到抵制——她因此承受多次殴打——但她的伤疤不足以打动苏维埃的军事法庭,仍以“叛国罪”判她去

诺里尔斯克10年。(740)

斯大林对苏维埃经济的战后重建自有一套想法,在他眼中,诺里尔斯克的贵金属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刺激诺里尔斯克的劳工,劳改营管理部门采用越来越多的劳动积分和货币奖励。到1952年,对诺里尔斯克的大多数囚犯来说,现金工资已成为规范,每人平均每月赚取225卢布,约等于正常民工的三分之一。在诺里尔斯克,伙食和住房算是“免费”的。许多志愿工赚取特别(“北部的”)工资,远远高于他们在古拉格系统之外所能赚到的。(741)诺里尔斯克开发了奇怪的混合体:这是一个监狱,囚犯却在领工资。但尊严的丧失,以及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光靠薪酬是无法弥补的,造反闹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战后几年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从1945到1950年,大学和高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阶层崛起,在此后数十年内,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灵活,更稳定。他们的专业资质,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而且确保自己不会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纯而遭到剔除。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

创造这个专业阶层是斯大林政权的既定政策。它承认,苏联需要一个广泛可靠的工程师、行政官员、经理的阶层,既要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又要为苏维埃制度的安定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1945年以后,如果不想被政治改革的广泛需求压垮,便需要忠心耿耿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而赢得忠诚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满足人们的资产阶级愿望。这一新兴的苏维埃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奖励,就是安全和高薪工作、私人公寓及舒适家庭的天伦之乐。战后初期,仅有少数消费品可满足他们的愿望,但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却作出了“美好生活”的大量允诺。苏维埃的宣传、电影、小说,描绘出个人生活的幸福形象,只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大家都能达到。在战后的电影和小说中,个人致富变成了勤劳和忠诚的公正报酬;追求私人幸福、家庭生活、物质享受,变成了新兴的正面(“苏维埃”)价值。(742)

拓展高等教育体系是创造这个中产阶级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初,苏维埃大学有170万在读学生,高等技校和学院有200万在读学生。(743)学生群体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知识分子的儿女,更多的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弟,还有不少出身卑微、战争中参军晋升、此时获得优待的年轻人。他们脱颖而出,升为管理和技术的精英,其成就并不归因于阶级出身或政治狂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官员),而归功于苏维埃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他们对制度的认同,与自己的专业身份紧密相连。身为工程师、技术员、经理、计划制订者,自身的专业定义就是要确保苏维埃制度的行之有效,所以欣然接受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合理性。尽管在政治上,或许因为自己家人受到迫害,他们有理由反对斯大林政权。

为了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必须遵循政权的要求。一名工程师在1950年解释:

如想取得进步,必须充满活力、坚持不懈,还要做到闭嘴并戴上面具……如果某人能高声呼喊“斯大林万岁!”……并顺口唱出歌曲《我找不到呼吸更自由的国家》,那他一定会成功。

据接受本书采访的逃亡者说,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744)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曾生活于战后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切斯瓦夫·米沃什认为,人们已习惯于在公共场所故作姿态,开始显得极其自然:

他与自己的角色相识太久,已变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不再能区分什么是模拟的自我,什么是真实的自我。所以,即使是最亲密的亲友,相互交谈时也会把党的口号信手拈来。真实的自我与必须扮演的角色一旦合二为一,岂不带来解脱,可让自己放松警惕。在适当的时刻作出适当的反应,已是真正的自动行为……这种规模的表演,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745)

在公共角色中完全丧失自己的毕竟还是少数,分裂的身份也许更能代表苏维埃的心态。就像一名演员时时关注自己的表演,大多数公民明确地意识到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差别。为了维持这两个身份的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设计出很多对策:如何压抑具有潜在危险的想法和冲动,如何应付会让自己问心有愧的道德困境。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年轻专业阶层,与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相比,面临着全新的难题。从父母身上继承了污点履历的人群中,只有很少人笃信现行制度(与父母辈截然相反),但多数人被迫从中找出一条对策——复杂的战略性游戏,涉及掩饰(自欺)、循规蹈矩和道德妥协。许多人在职业道路上所面临的第一个道德选择,即是在招工和申报大学的履历表中,是否透露自己亲人的被捕。讲真话会有遭拒的风险,不讲真话,万一被当局识破,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1946年进入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在经济学系注册时就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然而,到了第二年,在旅行考察之前的另一张表格中,又披露了真相。伊琳娜认为:“时代变了,大家变得更加自由;出身对于人民公敌家庭,不再带有任何的耻辱。”事后回顾这些事件,她认为自己受了朋友的影响,而那些朋友,都来自从没受过迫害的家庭。理工学院的共青团组织收到第二份表格后,组织了同年级全体学生的“清洗会议”,要她解释当初为何“隐瞒社会出身”。共青团的领导指责伊琳娜的行为“卑鄙可耻”,犹如她的“人民公敌”父亲,也算是一种“反苏维埃态度”。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理工学院开除伊琳娜。伊琳娜的得救,全靠一名身为系副主任的讲师。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工业清洗中被捕,最近才从前线复员回来。伊琳娜回忆:“那时,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仍掌控理工学院的道德基调,不容许清洗文化的回潮。他们牢牢掌控学生和宿舍,确保积极分子没在欺负像我这样的人。”该讲师保住了伊琳娜,甚至让她继续参加旅行考察;伊琳娜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理工学院。但到1949年,由于“列宁格勒案件”,该讲师本人在理工学院的大清洗中遭到开除。(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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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伊娜·盖斯特(中)与两个朋友在莫斯科大学

许多人认为,在表格中声明父母的被捕是“为人诚实”的表现。他们遵循苏维埃的方式长大,相信私人生活应接受公众的监督,生活在真实当中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否认父母的逮捕,相当于以自我中心的理由作出背叛;反过来,接受继承于父母的污点履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保持信心的表现。伊娜·盖斯特1944年注册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总是填写父母被捕的真相,因为她害怕如果只透露一半的真相或撒谎,等于滑到了背弃他们的边缘。

我对此很恐惧……我担心,在父母一事上撒谎无疑是在放弃他们……公开声明自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我觉得,反而是在保护自己,省得别人来逼迫我背弃自己的父亲。即使知道他已死去,在我看来,那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举动。(747)

有些人为了不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他们心中有许多辩解的理由:父母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所以不算是在隐瞒罪行;父母本来就希望他们在社会中获得上进;这种隐瞒是成为诚实苏维埃公民的唯一途径。因此,列昂尼德·马赫纳茨1949年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称父亲弗拉基米尔(被捕于1941年,判处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10年)只是在战争期间“消失了,无迹可寻”。(748)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干脆扔掉自己的姓(济科尔),改用姨妈奥莉加·弗拉索娃的姓。当初,父母被捕后,他是在列宁格勒的姨妈家长大的。1948年,弗拉基米尔在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找到工作。他回忆道:

我在每一份表格中填写同样的信息。姐姐帮我准备一张答案纸,可随时参照,每次都能提供统一连贯的答案。我总是填上虚假但一致的出生地点和日期,总是说从小就失去父母,“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至于母亲,我总把她叫做尼娜·伊波利托夫娜[假名字]。我还虚构了一个故事:她曾在战争中赢得3枚勋章,从未结过婚,但有个来自巴黎的情人,名叫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自己当时太小,只记得他是一个艺术家,画了很多母亲的素描。我一直编造这个故事,直到1980年。其时,我终于让已86岁的母亲“寿终正寝”。(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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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奈莉和安吉丽娜·布舒耶娃姐妹

这种谎言只有在苏联,即世界上最官僚最低效的国家,才能存活这么长久。

那些想忘记自己过去的人,与其受迫害的父母的关系,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化。就像伊娜·盖斯特所担心的,放弃这样的父母始终是一种诱惑。安吉丽娜·布舒耶娃早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就加入了少先队,1946年她与母亲、姐姐一起归来,后来在彼尔姆成为共青团积极分子。她亟想成为“平等的苏维埃公民”,克服家庭出身的耻辱,享有与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1951年,安吉丽娜在彼尔姆的教育学院注册入学,很快当上共青团书记。她热爱斯大林。她的父亲1937年被捕,母亲1938年被捕,还有后续的家破人离,但她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过错。母亲持有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这仍是危险的想法——所以,家里从不谈论过去。安吉丽娜尽量不去思考父亲的遭遇,只有通过拒绝想他才能朝前看,才能在彼尔姆的工厂追求自己的前途。她从不与身为工厂党干部的丈夫,谈及自己的父亲:

我们在家里常说:“知道得越多,就老得越快!”或者“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在1991年从工厂退休、开始领取退休金之前,我从没跟任何人谈起我的父亲。(750)

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1927年出生于神父家庭,父亲于1937年被捕。他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感到有责任帮助母亲。母亲身为邮政员,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他虽然很聪明,读完四年级之后,却因自己的污点履历而被学校开除。列昂尼德当过各种临时工,最后隐瞒父亲的被捕,设法进了工厂技校。如他所回忆的,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政权高度重视的职业中表现突出,以证明自己是“一流的苏维埃公民”。1944年,列昂尼德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军火工厂找到一份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晚上还在技术学院攻读。他在所有的表格中都填报父亲于1942年去世,暗示他死于战争年代。列昂尼德解释:“没人会去审查那样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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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列昂尼德

我一直坚持这个版本——直到1958年。其时,我当上军火工厂“秘密小组”的特殊部门负责人,觉得应该厘正档案……我害怕,在这个“秘密小组”里工作,他们会审查我的履历,一旦发现我一直在撒谎,就会指控我是一名间谍。

列昂尼德要到1963年才得知父亲的遭遇(枪决于1938年)。在那之前,他一直坚称自己对父亲的下落茫然不知。他坦言:“我的唯一兴趣是如何攀登职业阶梯。为此,我不得不保守过去的秘密……父亲被捕的真相会抹黑我的声誉,摧毁我的前途。”列昂尼德1965年入党,最终成为自己工厂的党委书记,手下有1500名党员。他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悲痛欲绝。他的办公桌上一直供有斯大林的相片,直到他1993年退休。列昂尼德不相信斯大林应为自己父亲的被捕负责(至今仍坚持己见)。与此相反,他感谢斯大林让自己从不起眼的乡村神父的儿子,成长为工厂的高级主管。(751)

为职业生涯而忘记过去,使许多家庭关系受损。1946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以高分毕业于第比利斯的高中。他想回从小长大的列宁格勒攻读理工学院的工程系,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在申请表格中承认了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尤里设法在列宁格勒的多家工厂找到兼职工作,这使他能成为理工学院夜校的借读生,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无法拿到毕业证书。1948年,他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出版社担任非正式的技术设计师,其时,该出版社刚从德国引进新技术。尤里在安装新式机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是非正式雇员,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或认可。事实上,新式机械一旦正常运行,他就被解雇,因为他在填写表格时坦露了父亲的被捕。尤里在之后的3年中当了一系列的临时工。1951年,他的母亲从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她因丈夫的死亡和漫长的流放而备受煎熬,无法找到工作,生活得非常辛苦。尤里不但没去探望她,而且不愿予以资助。自己的苦涩经历使他变得自私,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我成为自我中心者,以铁石心肠对待他人,甚至是自己的母亲。我不去想她,把她彻底忘掉。我把她看作一种负担,眼不见,心不烦。这很可耻,却又是真实的。

1953年,尤里向普尔科沃天文台申请高级技术员的工作,这一次,没有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改写成父母双亡——因此而中选。(752)

有些年轻人拼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着想,心甘情愿充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

塔蒂亚娜·叶拉金娜1926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商人家庭,1917年以前这家人曾非常富有。基洛夫遇刺案发生之后,叶拉金一家1935年被流放去了哈萨克斯坦。1945年,塔蒂亚娜申请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数学,虽然成绩很好,但因“异己分子的社会出身”而遭到拒绝。于是,她改上了莫斯科的交通工程机电学院,该校急需优秀学生,对她的家庭出身关注较少。在莫斯科上学是塔蒂亚娜的梦想,她开始上课后不久,机电学院宣布开展一场清洗运动,以铲除“社会出身不受欢迎者”。塔蒂亚娜因此逃到列宁格勒,进入电气工程学院。学校当局很高兴如此优秀的学生前来申请,对她的污点履历故意视而不见。在她学习的最后一年,学生必须参与发电站的“秘密”工作;同时,铲除不可靠者的运动也愈演愈烈。她被选中来举报同学的活动:

他们说,这没有什么可耻。不知何故,我设法说服自己:他们讲得不错。他们告诉我,如果听到学生散布学院的负面消息,或在发牢骚,即使是私下交谈,都要立即汇报,而且不能让受举报的人知道。

塔蒂亚娜使出浑身解数,尽量少作汇报,只转述听到的传言,并不提及具体的名字。但是,要她提供更具体信息的压力愈益增大。如果她拒绝,像前一年的一些人一样,可能会被电力部分配去偏远的北极地区。其时,电力部正在呼吁电气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支援边疆。她在最后一次考试前提交报告,导致3名学生被捕。她分到一份莫斯科的好工作,在水电托拉斯上班。(753)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一直靠举报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她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农民家庭,她家在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中被打成“富农”。家里的房子和农场都被摧毁,父亲被送去流放地,留下母亲和两个幼女,栖身于以废墟材料建成的窝棚。由于是“富农”的女儿,不得上学,瓦伦蒂娜的童年与母亲一起从事各式低薪杂活。她们先搬去伊尔库茨克,然后再到阿巴坎城——位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在阿巴坎时,她和母亲重又见到父亲。经过多年的劳改营苦役,父亲体病心伤,只能在一所学校担任看门人,母亲也在同一学校当清洁工。瓦伦蒂娜13岁时才开始上学,之前都不识字。她回忆:

基本上,我只是一个街头野孩子,衣衫褴褛,蓬头赤脚……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全以饥饿为主……我害怕挨饿,更害怕贫困。这种恐惧支配了我的一生。

在学校里,瓦伦蒂娜强烈地感受到“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她对父母的贫穷、白俄罗斯背景、愚昧无知(父母都是文盲,不会讲俄语),感到越来越强的羞愧。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以自救,先后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解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逃离自己从小忍受的贫穷和饥饿”。瓦伦蒂娜长大后,相信斯大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完全接受党有关“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成为一名律师,以便帮助政府追捕那些坏人。她回忆:“像斯大林一样,对所有被送去古拉格的人,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1948年,18岁的瓦伦蒂娜离家出走。她先去会计学院读书,再去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海军基地担任实习会计,享受保留给军人的较高的工资和口粮。瓦伦蒂娜嫁给一名海军军官,成为海军基地中的可靠员工,在行政大楼工作,能看到所有人员的档案。由于这一条件,内务部招募她来举报其他军官的妻子。她的任务是赢得这些女子的信任,然后再汇报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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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和她的丈夫维克托

在某些情况下,我会主动接近,要求她们制作我想购买的小玩意。许多妇女喜欢在闲暇时做些缝纫和针织的手工活。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会与她们交朋友,去她们的住所喝茶。还有的时候,我去她们的工作场所拜访。我的控制人提供购买这些活计的金钱(我保留了很多,主要是外套和罩衫,都是我的“客户们”自己制作的)。他也给我钱购买蛋糕或其他礼物,以便我打开局面,赢得那些女人的信任。关键是拉上关系,这倒也不难。只是有一个规则:与人谈及重要内容时,一定要单独相处。只有如此,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蒂娜担任举报人好几年,写了几十份举报,涉及的人后来都遭到拘捕。她获得优渥的报酬——足以汇大笔款子给年迈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购买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1959年退休(她那年39岁)。在采访中,她仍坚持说,她是被迫的,有违自己的意愿,认为自己也是压迫的受害者:

拒绝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父母和富农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们曾囚禁我父亲。我害怕他们也会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

另一方面,瓦伦蒂娜坚持认为,她所举报的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即“被裁定有罪的间谍”。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恨,事实上,她为自己在“反间谍”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自豪。(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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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诺夫,1946年

1945年之后,西蒙诺夫的职业生涯攀升到崭新的高度。他从战场返回,凭借自己的战场报道,佩戴了满胸的勋章。在斯大林青睐的知识分子核心圈子中,西蒙诺夫又是颇受信任的党员。1946年5月,世界徘徊在冷战的边缘,克里姆林宫向美国派出一个资深记者代表团,让西蒙诺夫带队。他在克里姆林宫听取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简述,斯大林布置的任务是说服美国人:苏联并不要战争。此行让西蒙诺夫第一次领略政府的特权,动身前收到的巨额经费使他感到震惊。也许,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与他知道的普通老百姓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不安。然而,即便如此,那种感觉也只是短暂的。西蒙诺夫陶醉于西方的享受,在美国被当做一位国际名人。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已是美国的畅销书,大家都知道他的诗歌《等着我吧》,他的剧作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的剧院上演。西蒙诺夫自己与许多名人合影,包括加里·库珀、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卓别林,后来都成了他固定的通信人。(755)

美国之旅只是西蒙诺夫战后初期的若干出访之一。每一次,他都身负苏维埃政府的重任。1947年,他访问伦敦,汇报了吸引重要作家(包括约翰·普里斯特利和萧伯纳)支持苏维埃事业的可能性。(756)他在赴美国的途中逗留巴黎,想说服流亡的俄罗斯作家伊凡·蒲宁返回苏联。其时,蒲宁是唯一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人,因厌恶革命而于1920年逃离俄国,一直在国外生活。他已有70多岁,但斯大林希望爱国之心和怀旧之情还能说服他返回故乡。1945年,许多流亡者受到苏联良好形象的诱惑,有些确实决定回归故土。西蒙诺夫在巴黎一系列时髦餐馆与蒲宁见面,以苏维埃政府的钱支付账单。西蒙诺夫强调自己的贵族血统,热情洋溢地赞美苏联的生活,受到邀请在蒲宁家中用餐时更提议一次“聚餐”。瓦伦蒂娜·谢罗娃专程从莫斯科飞来,带来俄罗斯的美食(鲱鱼、肥猪肉、黑面包和各式伏特加),以增强老人的故土之思。瓦伦蒂娜甚至为他唱了俄罗斯民歌,但蒲宁并没软化自己的反苏维埃态度,拒绝叶落归根,甚至不愿作短暂的访问。(757)

1946年,作家协会按政治局的模式重组,总书记是亚历山大·法捷耶夫,3名副总书记中就有西蒙诺夫。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1946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作家协会的领导人都冷若冰霜,正襟危坐。最糟糕的是吉洪诺夫,可以聆听几个小时而脸上不露任何表情……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也严肃刻板,一定是由于坐惯了主席台。”当选为作协领导的两星期后,西蒙诺夫接任《新世界》(Novyi mir)的主编工作,那是一份苏联最古老最著名的文学刊物。1950年3月,他离开《新世界》,改任苏联主要文学报刊《文学报》(Literaturnaia gazeta)的主编。斯大林特地要他利用社论,对冷战时期的文化政治勾画出另一种独立视角,表面上显得不同于克里姆林宫立场,以满足文学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实质上却不偏离针对西方的强硬政策。这显示,斯大林完全信任西蒙诺夫,才委以如此微妙和尴尬的任务。(758)

西蒙诺夫晋入苏维埃的精英阶层,外表上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放弃战争年代的“军人外表”,开始穿上量身定做的优雅的英国西装,或较为随便的美国高领毛衣、驼毛外套、战后风行的短盖军帽。西蒙诺夫长得高大英俊,颇像欧洲的绅士,对生来就熟稔的贵族礼仪更是游刃有余。他喜欢寻欢作乐,愿意充当慷慨的主人,对待手下,特别是秘书和司机,非常仗义厚道。他为女士开门,帮助她们穿脱外套,以骑士式的吻手礼迎接女宾。(759)

西蒙诺夫的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拥有好几个住所:在莫斯科郊外的著名文学度假地佩列杰尔基诺拥有一栋宽敞的乡间别墅,是1946年向作家革拉特珂夫买的,价钱是25万卢布,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在苏呼米附近的古尔里普希村有一栋房子,可俯瞰黑海,购于1949年;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有一套宽敞的公寓,1948年后与瓦伦蒂娜同住。夫妻俩雇用两个女佣、一个管家、一个当秘书,还有为他们驾驶从美国进口的豪华轿车的私人司机。该公寓里摆满高雅、昂贵的古董,墙上挂有珍贵的画作,包括一幅库兹马·彼得罗夫―沃德金的作品,肯定来自被充公的私人收藏。该公寓又是莫斯科的文学和戏剧界精英聚会的时尚场所。西蒙诺夫自己酷爱烹饪,有时会为聚会制作精致的菜肴,但更多的时候,会叫附近著名的阿拉格维格鲁吉亚餐馆的主厨带人来他的公寓安排宴会。(760)

在《新世界》工作人员的眼中,西蒙诺夫以“封建领主”的气派著称。任职于诗歌部门的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对其时31岁的新任主编的年轻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她又注意到,他强大的信心给自己带来了成熟人士的权威。工作时,西蒙诺夫非常严肃;向下属发出指示时,一脸的深思熟虑,口叼石楠烟斗(西蒙诺夫的办公桌上总备有半打不同的烟斗),像是在模仿斯大林。据丘科夫斯卡娅说,西蒙诺夫与《新世界》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显得傲慢霸道。她在日记中把编辑部比作19世纪的大庄园,一帮“爪牙和走狗”随时听候领主的使唤。她尤其厌恶西蒙诺夫对待两位诗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是她1946年拉来向《新世界》投稿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扎博洛茨基,刚从8年刑期的劳教营返回。西蒙诺夫同意发表他的一首诗,之后又出于政治原因逼迫他加以修改。另一位是帕斯捷尔纳克,苏维埃文坛中的巨人,当时已有56岁,在年龄上满可充任西蒙诺夫的父亲。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首诗已被接受,将在《新世界》上发表,作者只是想预支稿费,但遭到西蒙诺夫的拒绝,视之为含蓄的威胁:如果不预支,作者就会要求退稿。他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威胁我”是不道德的,“我已为他做了这么多。如果我在他的位置,绝对不会这样行事的”。西蒙诺夫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决定不发表这一首已接受的诗。在丘科夫斯卡娅的眼中,西蒙诺夫的行为令人震惊,因为它显示,他赞同国家权力对艺术独立的支配。她自己是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女儿,从小就接受旧知识分子价值观的熏陶。她在日记中写道:“他[西蒙诺夫]想当一名保护人,要求他人感激涕零。”

但人们不需要施舍,只希望得到尊重。发表扎博洛茨基的诗,不是因为他曾在劳改营待过8年,而是因为他写的是好诗。西蒙诺夫有责任支持帕斯捷尔纳克,这不是在施与恩惠,而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他是负责诗歌出版的,在这一领域,帕斯捷尔纳克应是他最须重视的……西蒙诺夫不明白,预支稿费给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在为俄罗斯文化尽责,为人民尽责。他却把它当做个人恩惠,而帕斯捷尔纳克应该感恩戴德。(761)

像战后斯大林政权中所有的当权者一样,西蒙诺夫也能够行使巨大的影响力。他作为《新世界》的主管和作家协会副总书记,对苏联几乎所有作家的职业生涯,都握有生杀大权。他如果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影响力与当局交涉,便可在多方面施以援手——获得住房或工作,甚至保护他们不遭逮捕——该制度的运作就是如此。西蒙诺夫收到无数个人请求,来自同事、朋友、朋友的朋友、泛泛之交、战争期间遇上的士兵。他当然无法一一相助,只能有所选择,从中可以见微知著。

例如,他特别保护和关心自己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她30来岁,小巧玲珑,颇有魅力,1946年到《新世界》上班,曾在作家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身边工作——后者的西班牙内战文章曾给青年时期的西蒙诺夫带来灵感和启发。她的丈夫约瑟夫·戈登出身于贵族家庭,是一名电影编辑,被捕于1937年,判处5年,在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42年,约瑟夫获释上前线参战。西蒙诺夫提拔尼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时,她坦承了丈夫的政治污点。其时,约瑟夫生活在梁赞的流放地,从事工程师的工作。尼娜谢绝这个提拔,但西蒙诺夫不依她,甚至自告奋勇要出面写信给内务部为约瑟夫说情——但她坚决拒绝,因为不愿利用他的好心。她在《新世界》上班,确实给西蒙诺夫带来了不愉快的后果。1948年,约瑟夫获准访问莫斯科几天,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编辑部。《消息报》的一名记者碰巧也在那里,留心了看上去像流放者的约瑟夫。第二天,充任内务部耳目的《新世界》的特别行动科(每个苏维埃机构都有自己的特科),把尼娜叫去问话,想知道尼娜为何隐瞒丈夫是政治流放者,并威胁要汇报她缺乏警惕。西蒙诺夫听到此事后怒不可遏,认为自己的主编权威受到了侵犯。特科只给了尼娜一次训斥,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另外发布了一条规定:“可疑人物”一律不准进入办公室。(762)

如果说西蒙诺夫在个人领域经常待人厚道,甚至勇敢地向当局力争,那么在公共领域就没有这么敢做敢当了。在战后的镇压氛围中,许多作家向他求助,西蒙诺夫的反应小心谨慎。他有的帮,有的不帮,全凭自己的好恶,永远都深思熟虑,不想危及自己的地位或引起他人的怀疑。例如在1946年9月,西蒙诺夫为文学院的老同学、诗人波图帕契克写了一封推荐信,帮助他加入作家协会。他没提波图帕契克的被捕(1937年)和在科雷马劳改营的苦役,只将“7年参军”当做没有作品发表的理由,从而避免自己在为前“人民公敌”讲情的印象。波图帕契克1946年的申请遭到作家协会的拒绝,到1961年再次提出申请,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峰时期。这一次,西蒙诺夫直言不讳地在推荐信中指出,其出版于1960年的第一本诗集,之所以没在20年前问世,唯一原因就是“他遭受了不公正的逮捕”。(763)西蒙诺夫也写信支持发表诗人雅罗斯拉夫·斯梅利亚科夫的作品,后者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又是拉斯金一家的密友,于1934年被捕,在劳改营待了5年,在战争中作战勇敢,复员后重回古拉格,在莫斯科附近的煤矿工作。(764)但其他求助的作家就没有这么幸运。西蒙诺夫拒绝帮助他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曾在1941年的最初战役中失魂落魄,战争年代是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过的。卢戈夫斯科伊回到莫斯科后,写信给西蒙诺夫,请求他帮助寻找新住所。卢戈夫斯科伊与妻子住在一个共用公寓,但他脆弱的心理状态亟需隐私。他写信给自己的学生:

我不再年轻,已是一个病人,忍受不了共用公寓的生活,隔壁房间住了一家6口……我长期神经紧张,整天提心吊胆,如果以后被送进疯人院,也不会令人意外……向人求助是很为难的……但你是仁慈之人,从而鼓励我向你启齿。原谅我吧!我爱你,也为你感到骄傲。(765)

西蒙诺夫没作答复,在他看来,卢戈夫斯科伊并不值得帮助。第一,他已有一套公寓;更重要的,他在战争中不够勇敢——在西蒙诺夫的眼中,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西蒙诺夫坚信勇于承担战斗牺牲的苏维埃理想,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他与斯大林战后镇压活动的种种纠葛。首先,他参与了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那是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肃清“反苏维埃”倾向的官方镇压,领军人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源于1945年的军事?胜利。该胜利导致排外民族主义在苏维埃领导阶层中的高涨,既为苏维埃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又极力推崇苏联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优势(其实是指俄罗斯优势,斯大林将之描述为苏联最重要的团体)。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取代了战前的国际主义,成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荒谬地号称苏维埃科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非凡成就。民族自豪感导致了一系列的欺诈和怪诞,譬如:伪遗传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声称,已开发出一种适应北极霜冻的小麦新品种;飞机、蒸汽机、收音机、白炽灯泡——无一不是苏维埃人士发明或发现的。随着冷战的启动,斯大林呼吁要以铁的纪律,清洗文化事务中所有反爱国的元素——即亲西方的元素。他认为,从18世纪初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崇洋媚外——即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如果苏联要抵抗西方,必须治愈这个“病根”。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日丹诺夫发起了激烈的运动,以肃清西方对苏维埃文化的影响。[8]对于斯大林而言,该项运动的出发点就是列宁格勒。他从不喜欢这座欧洲城市,其独立于莫斯科的倾向在战争中获得了大大加强。镇压开始于1946年8月14日,中央委员会颁布一项法令:《星》和《列宁格勒》两份期刊要接受审查,因为发表了两位著名的列宁格勒作家的作品,分别是米哈伊尔·左琴科和安娜·阿赫玛托娃。克里姆林宫挑出这两位,旨在向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显示:他们必须向苏维埃政权低头。阿赫玛托娃在战争期间享有巨大的道德号召力,其诗歌自1925年以来很少在苏联发表,但她在数百万俄罗斯人的眼中,仍象征着人民的坚毅和尊严,激励了列宁格勒的民众幸存于围城之战。1945年,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抵达莫斯科,担任英国驻苏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曾听闻战争期间的阿赫玛托娃——

从前线收到大量的来信,引用她的诗歌——有已发表的,也有未发表的,绝大多数是以手稿形式在私下传阅。这些来信要求诗人签名,或帮助确认诗歌的真实性,或对各式问题提供意见。

左琴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法令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斯大林听说阿赫玛托娃在听众爆满的莫斯科理工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读完后又引得掌声雷动。斯大林问:“是谁安排了这样一次起立鼓掌?”(766)

左琴科也是独裁者身上的一根刺,他是硕果仅存的苏维埃讽刺作家——马雅可夫斯基、扎米亚金、布尔加科夫都已死去——该文学传统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向他发起攻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童话故事《猴子奇遇记》,1946年发表于《星》杂志,讲述一只猴子逃离动物园,沐猴而冠,接受做人的训练。但在事实上,斯大林激怒于左琴科的故事已有多年,在《列宁和卫兵》(1939年)中的哨兵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左琴科将之描绘成一个粗鲁、猴急的“南方人”,留着小胡子,被列宁当做一个黄口小儿。(767)

西蒙诺夫作为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别无选择,只好投入这场运动。他任《新世界》主编后的第一期,就刊出中央委员会的法令,外加日丹诺夫的讲话全文。该篇讲话视阿赫玛托娃为“贵族沙龙的空虚诗歌的旗手之一,格格不入于苏维埃文学”,并斥责她是“半个修女,半个妓女,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妓女和修女的混合体,既在作孽,又在祈祷”(苏维埃评论家过去用过的短语)。(768)

也许,母亲一家所认同的列宁格勒知识分子,西蒙诺夫现在却参与对他们的迫害,他有点于心不忍。但他拒绝让心中可能存有的同情拖自己的后腿,因为他懂得,自己对国家的责任更为重要。西蒙诺夫在人生最后一年回顾这些事件,承认自己投入是因为相信“需要做出点事”,来抵消知识分子当中“思想涣散的气氛”。如果不加以遏止,在苏联正需为冷战的思想斗争做好准备的时候,却会引发“危险的对自由改革的期待”。这便是他当年的理由,如他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的:

在思想战线上,前所未有的激烈斗争正在全球展开。尽管如此,仍有人在散布“呼吸空间”的理论——即我们应坐在咖啡馆里畅谈改革。顺便提一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需要呼吸空间,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只付出了极少的艰辛;事实上,大多数都没有参与……如果他们想要,我们可以提供呼吸空间,干脆叫他们中止在苏维埃艺术领域的工作。与此同时,剩下的人会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战斗。(769)

对逃避“战斗”的知识分子的蔑视——西蒙诺夫的长期观点——尤其解释了他对左琴科的敌意。对待阿赫玛托娃,他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并不喜爱她的诗歌,甚至没有真正的了解,但对日丹诺夫使用的粗暴语言颇有反感。在他看来:“所有人都不该以这种方式,对在战争中与人民同舟共济的人指指点点,就像阿赫玛托娃所做的。”[9]相比之下,左琴科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过战争年代。苏维埃报刊斥责这位讽刺作家的懦弱,声称他逃离列宁格勒,以躲避前线的战斗。西蒙诺夫相信有关懦弱的指控,因为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是不愿去寻找真相。其时40多岁的左琴科体弱多病,战争开始时遵循当局的命令,方才离开列宁格勒。西蒙诺夫对没有参战的每个人,都予以苛刻的衡量标准,左琴科自然也不例外。他还将这种苛刻投射到其他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竟意识不到,必须积极投入冷战的思想斗争。最了解西蒙诺夫的戏剧评论家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指出,西蒙诺夫急于谴责像左琴科那样的人,完全是出于偏见。他写道,西蒙诺夫倾向于——

不信任那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后方度过战争年代,并没有分担前线战士的流血牺牲。这种宽泛的猜疑——丝毫不去察看每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完全忽视了数百万人在后方的非凡努力,以武装数百万的前线战友争取最后的胜利。(770)

西蒙诺夫加入了对左琴科的攻击,但不愿涉及对阿赫玛托娃的诽谤。《真理报》要他撰写谴责这两人的文章,西蒙诺夫答称只能针对左琴科一人,最后完稿的文章几乎全部聚焦于这位散文作家。几个月之后,西蒙诺夫获悉有关左琴科疏散的真相,又从作家尤里·杰美恩那里得知左琴科很勇敢,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奋勇作战。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便作出了弥补的努力:向日丹诺夫推荐左琴科写于1943年的《党派故事》(Partisan Tales),虽然并不认为是上乘作品,但也亲自帮助编辑,不料遭到日丹诺夫的拒绝。1947年5月,西蒙诺夫在与斯大林开会时,再次提及发表一事,并解释说左琴科已陷入困境,亟需帮助。为一名不受苏维埃领导人青睐的作家,越过日丹诺夫,直接寻求斯大林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措。斯大林告诉西蒙诺夫,可运用自己的主编职权做主,但刊出后,他会去读,随后再就西蒙诺夫的决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如西蒙诺夫所回忆的,“斯大林的幽默中带有一丝威胁”,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党派故事》问世于1947年9月的《新世界》。(771)

尽管作出了弥补的努力,西蒙诺夫后来还是拒绝向左琴科表示同情。1954年,一组英国学生来到列宁格勒,要求与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见面,出席会议的还有几名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党员。愚蠢的学生们并不掩饰自己的反苏维埃态度,询问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如何看待1946年8月中央委员会的法令。阿赫玛托娃回答,该法令完全正确。毫无疑问,她害怕任何其他回答的后果。但左琴科不够小心,答称该法令是不公正的,强烈反驳那些声称他怯懦的指控。作家协会的党领导立即指责左琴科犯了“反爱国的行为”,并派出以西蒙诺夫为首的代表团,赴列宁格勒去“做他的工作”。左琴科在几近歇斯底里的自我辩护中宣称:他的写作生活已经完蛋,他本人已被摧毁,只恳求控诉者让他在平静中死去。但西蒙诺夫拒绝左琴科的请求,以清洗会议上检察官的方式痛打落水狗。西蒙诺夫宣布:“左琴科同志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但他什么也没学会,他应该感到羞耻”,再一次隐射他的战争记录和1945年之后的“反爱国”行为。(772)

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攻击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系列镇压措施,针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反苏维埃分子”。现代西方艺术国家博物馆被关闭;在苏维埃音乐界反对“形式主义”和其他“西方腐朽影响”的运动,导致好几名作曲家(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和普罗科菲耶夫)上了官方黑名单,他们的音乐创作被控为“与苏维埃人民和他们的艺术品味格格不入”。1947年1月,政治局颁布法令,指责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的《欧洲哲学史》(1946年),低估了俄罗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贡献,亚历山德罗夫很快卸职。同年晚些时候,即1947年7月,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充满不祥征兆的公开信,指斥尼娜·克柳耶娃与其丈夫格列高利·罗斯金:“在反动的外国资产阶级西方文化面前顶礼膜拜,奴颜婢膝。而这种文化,根本不配我们苏联人民。”这两位科学家遭到指控: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向美国人透露了癌症研究的资料。他们回国时,被拖上“荣誉法庭”,要在800名观众面前,回答充满敌意的提问。那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专门审查苏维埃各机关中的反爱国行为。(773)

随着冷战愈演愈烈,对外国人的恐惧四下弥漫。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忆,他作为外国记者在1949年返回莫斯科(1944年到过苏联),但以前的熟人没人认他,甚至写信给老相识爱伦堡和西蒙诺夫,也杳无回音。在索尔兹伯里看来,1944年的苏联虽然贫穷,但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却处处洋溢着崭新的自由风气和冀望胜利的激昂氛围。到1949年,苏联又返回恐惧状态。

俄罗斯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遭到了彻底的分割。反过来,这反映了苏维埃政府严重的仇外心理,以及他们调教俄罗斯人的高效。如想拿到奔赴西伯利亚的单程火车票,或更遥远的地方,最有把握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快的——就是与外国人产生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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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2日,法捷耶夫在作家协会讲话。最左边为西蒙诺夫,他身旁是爱伦堡。肖像下的旗帜上写着:“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

与外国人的简短接触,可能会导致以间谍罪名逮捕。苏维埃监狱中,挤满了曾出国旅行的人。1947年2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苏维埃公民和外国人的婚姻属于非法。警方监视酒店、餐馆、外国使馆,专门寻找与外国男人交往的苏维埃女孩。(774)

以色列建国于1948年5月,在冷战中又与美国结盟。之后,始终忠于苏维埃制度的200万苏维埃犹太人,被斯大林政权描绘成潜在的第五纵队。斯大林虽然厌恶犹太人,却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早期支持者,希望它成为苏维埃在中东的卫星国。但是,这个新建国家的领导人后来被证明是敌视苏联的,斯大林越来越怕苏维埃犹太人的亲以色列情绪。果尔达·梅厄出任第一位以色列驻苏大使,在1948年秋季抵达莫斯科,使斯大林的担忧愈益加剧。她无论去哪里,都受到苏维埃犹太人的欢呼。赎罪日(10月13日)那天,她去拜访莫斯科犹太教堂,数千人排列在街道两侧,许多人高喊“以色列人民,存活下去!”——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这只是复国的传统肯定;但对斯大林来说,这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险迹象,会颠覆苏维埃国家的权威。(775)

梅厄得到的热情欢迎,促使斯大林加紧推动已开展数月的反犹运动。早在1948年1月,既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导演,又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的所罗门·米霍埃尔斯,死于内务部安排的一场车祸。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吸引西方犹太人对苏维埃战争的援助,但对许多成员来说,包括杰出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历史学家、科学家,更为广泛的目标是提倡苏联的犹太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战后初期相对来说还算有地利人和。1946年,米霍埃尔斯荣获斯大林奖,意第绪语戏剧经常在电台上播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还投入一个重大项目,以纪念纳粹对苏维埃犹太人的杀害:让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编纂一个文件总汇,取名为《黑皮书》(The Black Book)。斯大林原希望利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来博得中东的新犹太国家的好感,但现已看清,新犹太国家很有可能与美国结盟,便一改故辙。国安部奉命网罗资料,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打成一个“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组织”。《黑皮书》的出版无限期推迟,对米霍埃尔斯的谋杀发生之后,犹太剧院也被关闭。1948年12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百余名成员被捕,屈打成招,承认自己的“反苏维埃活动”,或遭枪决,或被送进了劳改营。(776)

在苏维埃的文学界,对犹太人的攻击采纳了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形式。该词最初是19世纪文学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所创造的,泛指缺乏或拒绝民族风格的作家(“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它在战争年代重现,其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情绪均有高涨。例如,1943年11月,法捷耶夫攻击犹太作家爱伦堡来自“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以庸俗的世界主义理解国际主义,不愿克服自己的崇洋媚外”。(777)1945年之后,该词更频频出现于苏维埃的文艺出版物。

1948年12月10日,法捷耶夫向斯大林转交一封不知名记者(纳塔利娅·别吉切娃)的来信,引出了反“世界主义者”运动。该信当初是写给内务部的,声称在文学机关中有一组“敌人”,列出了7位评论家和作家,作为这个“反爱国小集团”的负责人,其中6人是犹太人。在斯大林的重压之下,法捷耶夫12月22日向作家协会发表对一组戏剧评论家的攻击,点名批判了别吉切娃举报的6位犹太人中的4位(奥特曼、博尔切戈夫斯基、古尔维奇和尤佐夫斯基)。法捷耶夫声称,他们“企图抹黑我们的苏维埃戏剧”。这是相对温和的讲话:法捷耶夫显然不愿扮演斯大林的打手的角色。他曾是体面人,被迫作出道德上的妥协,而沦为一个战战兢兢的酗酒者。斯大林继续施加压力,让《真理报》反过来攻击法捷耶夫对“世界主义者”的心慈手软,并散布谣言——他在作家协会的领导地位将被取代。法捷耶夫无法再作抵制,表示拥护1949年1月29日《真理报》的匿名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集团》),其措辞让人忆起大恐怖。它控告某些戏剧评论家就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指责他们在策划“资产阶级的文学阴谋”,以破坏苏维埃文学中“民族自豪”的健康原则。(778)所有被点名的都是犹太人,执笔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党的打手兼《真理报》记者大卫·扎斯拉夫斯基。在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前,扎斯拉夫斯基曾是孟什维克和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为斯大林写了好几篇打手文章,用以赎罪和攀升为苏维埃精英。[10]

《真理报》的文章出笼之后,苏维埃其余报刊也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们竞相谴责“反爱国团体”,声称它们在破坏苏维埃的诗歌、音乐、艺术和电影。(779)在这些恶毒文章中被点名批判的犹太人面临非常严峻的后果,许多人失去工作,或被驱逐出党和协会,生计都没有着落。有些被捕,少数人明哲保身,或承认自己的“错误”,或与“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划清界限。法捷耶夫点名批判的4位戏剧评论家中,只有约翰·奥特曼一人被捕。《苏维埃艺术》期刊发表了一篇丑陋文章,充满仇恨和稍作掩饰的反犹太主义,向他发起攻击:“我们以苏维埃人民的名义宣布,奥特曼一类的坏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在污染苏维埃文化。为了净化空气,我们必须摆脱他们散发出的腐臭。”奥特曼在作家协会中受到阿纳托利·索夫罗诺夫的谴责,后者是一名反犹太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在法捷耶夫因酗酒而长期缺席的作家协会,变得举足轻重。奥特曼遭到党和作家协会的开除,于1953年3月斯大林死亡之夜被捕。法捷耶夫和奥特曼是多年的好朋友,当初坚持要奥特曼去帮衬犹太剧院的米霍埃尔斯,并解释说:“他需要一个顾问,就像一名政委,你就把它当做党的命令。”奥特曼在审讯时被问到怎么会去帮衬米霍埃尔斯,却只字不提法捷耶夫。他知道,如果提及作家协会领导人,可能会保住自己,但不想把法捷耶夫牵连进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毫无疑问,奥特曼希望法捷耶夫予以报答,从中干预搭救自己。结果,法捷耶夫什么也没做,甚至缺席了开除奥特曼的作家协会的会议,没人能在莫斯科找到他(西蒙诺夫认为,他以狂饮来逃避责任)。奥特曼再也没能从法捷耶夫的背叛中恢复过来,1953年5月出狱,心如死灰,两年后去世。(780)

西蒙诺夫也被拖入“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开初,他试图保持温和路线,既不公开抗议这一运动,也不配合索夫罗诺夫和其他强硬派。西蒙诺夫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作为《新世界》的主编,他主持发表了好几位犹太作家的作品。他前两位妻子都是犹太人,特别是第二位妻子热尼娅·拉斯金娜,其堂哥鲍里斯·拉斯金在别吉切娃当初交给内务部的举报信中,被点名为“苏维埃文学的敌人”。西蒙诺夫的温和立场,激怒了党和作家协会内的强硬派。西蒙诺夫有许多敌人,嫉妒他“斯大林宠臣”的地位,让他年纪轻轻就攀升到苏维埃机构的顶端。此外,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斯大林的保护使西蒙诺夫桀骜不恭于其他党领导。为了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挑拨离间,这些强硬派指责西蒙诺夫试图保护“世界主义者”。最恶毒的指控来自《苏维埃艺术》的主编维克托·弗多维琴科,他给马林科夫送去一份名单,列出80多名犹太人,声称是作家协会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其实,大部分指控是针对西蒙诺夫的,指责他包庇犹太复国主义者。弗多维琴科还把矛头指向《新世界》的编辑人员,声称里面有许多犹太人(“那些六亲不认的人”),尤其指责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他是一名戏剧评论家,曾因批评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一出戏而蒙受耻辱。西蒙诺夫却非常喜欢他,称他为“一个安静、谦虚的人”,将他从乌克兰调来莫斯科。据编辑部成员纳塔利娅·比安基说,他的文学见解在《新世界》是必不可少的:“西蒙诺夫没有他,几乎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看看,博尔切戈夫斯基有什么要说的’。”弗多维琴科声称,博尔切戈夫斯基没有“一篇作品足以使他有资格留在《新世界》”,而他在《新世界》的影响力,纯粹是出于西蒙诺夫对犹太人的同情。他指出,西蒙诺夫曾与犹太人结婚,还有很多犹太朋友。(781)

像法捷耶夫一样,西蒙诺夫最终还是向强硬派的压力低了头。他害怕失去自己在斯大林精英阶层的位置,认为必须加入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以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他给《真理报》主编写信,反驳强硬派说他偏爱犹太人的指控,同时又远离博尔切戈夫斯基和其他《新世界》的犹太评论家。(782)克里姆林宫敦促西蒙诺夫,以《真理报》匿名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集团》)的精神为基础,再扩充成作家协会上的一次主旨演讲。法捷耶夫已堕落成一具烂醉如泥的残骸,索夫罗诺夫对接手此事颇为热切,但马林科夫认为,恰恰因为其著名的温和立场,西蒙诺夫反而可赋予“反世界主义者”运动更多的权威。法捷耶夫也在敦促西蒙诺夫接手,并警告说,如果谢绝,索夫罗诺夫就会顺手牵羊。索夫罗诺夫是强硬的反犹太主义者,野心勃勃于作家协会的领导权,希望取代克里姆林宫的首选西蒙诺夫,成为法捷耶夫的继任者,一旦得逞肯定还会从作家协会逐出更多的犹太作家和评论家。西蒙诺夫为了不让权力落入索夫罗诺夫之手,同意发表这一次主旨演讲,在1949年2月4日的作家协会全体会议上,他作出了这次发言。西蒙诺夫的第一位妻子,即犹太作家纳塔利娅·索科洛娃(娘家姓季波特),在日记中描述他谴责“反爱国小集团”时的可怕气氛:

讲话持续一个半小时,中间略作休息,然后又继续一个半小时。人们聆听着,面色紧张,一脸警戒,没人说话,除了偶尔的低语:“他点了新名字吗?”……“你听见没有?”……“又一个世界主义者?”……“新的世界主义者?”有些人像我一样,列出所有被点的名单。(783)

西蒙诺夫在后来的那些年中坚持认为,他发表主旨演讲,是为了防止极端的索夫罗诺夫掌控“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他虽然懊悔自己的角色,但仍坚持,他承担领导责任是为了缓和这个反犹太作家的运动。在他朋友的回忆录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马林科夫打电话来说,斯大林希望西蒙诺夫发言。其时,戏剧评论家博尔切戈夫斯基恰好在西蒙诺夫的高尔基街公寓。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西蒙诺夫放下听筒,“伤感地看着我,再朝窗外凝视,不到10分钟便作出决定”。然后,他开口了:

“我将作演讲,修罗[亚历山大]。我自己来作,而不是让给别人,可能会更好。”他既然已经同意发言,便想寻找理由来辩护自己的“积极参与”,意欲在这不诚实的运动中,找到诚实的见解。“一切的凶残和粗鲁必须终止。我们必须学会不同层次的争辩,使用文明的语言。我们过去有,现在仍有形式主义和建构主义辩护士的问题。他们想让我们成为西方文化的奴隶,我们必须谈论这一切。”(784)

西蒙诺夫在演讲中,并不局限于揭发浅陋粗糙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是想让“反世界主义者”运动,融入更为广泛的政治和智力的背景。他后来在一系列苏维埃报刊的文章中,更补充发挥了自己2月4日的演讲,指责“世界主义者以[让-保罗·]萨特取代马克西姆·高尔基,以[亨利·]米勒的色情取代托尔斯泰”。(785)冷战气氛无疑左右了他的思路:必须捍卫苏维埃的“民族文化”,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以及美元的卖身投靠”。除此以外,很少有证据表明,西蒙诺夫的参与给反犹太人运动带来了文明化,他的语言仍是煽动性的。他声称,“反爱国小集团”是一场阴谋,参与者是苏维埃文化的“罪犯”和“敌人”,绝不是单纯的“唯美主义者”,他们有“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反动的计划”,在冷战中为西方服务。他把许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自己,责怪他们不愿融入苏维埃社会,又在战后接受了“犹太民族主义”。他解雇了《新世界》所有的犹太编辑人员,甚至代表作家协会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将不活跃的作家排斥于作家协会之外,长长的名单当中都是犹太人。(786)

列入该名单的有他的朋友博尔切戈夫斯基,已被挑选出来,当做“反爱国小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伊始,西蒙诺夫就与他逐渐疏远,他心里很清楚,最终将被迫谴责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朋友。他接到马林科夫的电话,同意发表有关“反爱国小集团”的主旨演讲,随即就向博尔切戈夫斯基解释:“这样做,我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将能帮助他人,这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西蒙诺夫还警告他不要出席全体会议,在这位戏剧评论家行将离开时,又补充说:“如果你来,我会觉得,必须以更强烈的词句来谴责你。”博尔切戈夫斯基既没有读西蒙诺夫的演讲,也没有读后续的文章。他被西蒙诺夫称作“戏剧界的破坏者”、苏维埃文学的“资产阶级敌人”、“文学败类”[11]。他信任西蒙诺夫——视之为自己的朋友——淡然声称,西蒙诺夫只是在被迫演出“仪式性的思想舞蹈”。

博尔切戈夫斯基遭到党和作家协会的开除,失去《新世界》的工作,也被他担任文学组负责人的红军剧院解雇。博尔切戈夫斯基和家人——母亲、妻子及年幼的女儿——都被踢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有一段时间,他们借住在朋友的场所,或睡在地板上,或寄宿于他们的乡间别墅(甚至住过西蒙诺夫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博尔切戈夫斯基曾是20世纪30年代的幸存者,早学会了荣辱不惊,从容应对。他入不敷出就卖掉财产(主要是书籍),再向朋友借钱,包括西蒙诺夫。西蒙诺夫借钱给他,如博尔切戈夫斯基所理解的,“以减轻自己的良心责备”,并不让他偿还。(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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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1947年

从1949到1953年,即博尔切戈夫斯基的禁令终告解除之时,西蒙诺夫一直心怀内疚,尽量去看望这位朋友,但从不谈及自己当年的演讲。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他们相遇时,西蒙诺夫会“以焦灼的眼光看我,仿佛认为他需作一番解释”。西蒙诺夫1950年7月支持出版《俄罗斯国旗》(The Russian Flag),那是博尔切戈夫斯基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爱国小说。西蒙诺夫在送交给审查官的报告中写道:“这本书颇有造诣,严肃认真,很有必要。我深信,它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将会打动读者的心灵……众所周知,博尔切戈夫斯基曾犯有严重错误,属于反爱国的性质。但他已付出代价,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本书终于在1953年获得了出版许可。(788)

博尔切戈夫斯基在50年后的2003年接受采访,谈到西蒙诺夫对自己的伤害,仍淡然处之,只是说“人们慢慢都会习惯于痛苦”。但据他的妻子说,在最后几年,他越来越受1949年事件的困扰。[12]他在回忆录中得出结论,西蒙诺夫找不到公民的勇气,在作家协会中对抗反犹主义强硬派,以捍卫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他并不觉得西蒙诺夫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恐惧,或没有良心。相反,他认为,西蒙诺夫的驱动力是个人野心,尤其是一种政治上的奴性:他太忠于斯大林,太迷恋于斯大林的权力光环,以致无法坚持更为坚强的立场。(789)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实施战后迫害的是像西蒙诺夫一样的职业官僚和行政官员,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参与其中。西蒙诺夫可能没有被作家协会开除的风险,更不用说被捕了。如果他拒绝将自己的声音加入对犹太人的谴责大合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失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位和《新世界》的主编工作。当然,他当时可能担心得更多。但问题是,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还有选择余地。他们满可以像数百万人一样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躲避政治责任的陷阱,所损失的最多只是特权和物质奖励。那些无法采取公开立场的人,自有更平静的方式避免参与有悖于自己道德原则的政治决定。博尔切戈夫斯基认为,1949年背叛他的人,可以选择不发言,可以不来出席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可以假装生病,并不会受到党的纪律制裁。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他写道:

无法以恐惧来解释1949年的现象,不单是那一年的——或者,如果确是恐惧,那也是早已溶入人类灵魂的那种……[更为确切地]毋宁说是帮闲们凑热闹式的奴性。他们拥有的勇气和道德少得可怜,以致无法违抗最基层官员的半官方指令。(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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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西蒙诺夫(前排右三)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明斯克参加苏维埃作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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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左)和1953年(右)的西蒙诺夫

当然,在类似西蒙诺夫的主事官员中,也有人拒绝参与“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例如,科学院主席谢尔盖·瓦维洛夫就默默顶住了巨大压力,没在科学院揭发“反爱国小集团”,并阻止自己下属解雇犹太科学家(他的哥哥尼古拉是遗传学家,1940年被捕,1943年饿死在狱中)。(791)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人拒绝参与反犹太人运动,譬如主席团党委书记鲍里斯·戈尔巴塔夫。他是西蒙诺夫的好朋友,自身就是犹太人,比西蒙诺夫更有后顾之忧:他的妻子1948年被捕,以“外国间谍”的罪名判刑10年,他本人也难逃政治怀疑的阴影(1937年,戈尔巴塔夫被控在第一本小说《我们的城镇》中,散播“托派”观点。那是一部无产阶级的史诗,描绘五年计划如何在顿巴斯开展。最终,他勉强逃脱被开除党籍的厄运,但他的弟弟仍作为“托派分子”被捕,枪决于1938年)。然而,尽管面对作家协会斯大林强硬派的沉重压力,甚至被指控为“反爱国小集团的犹太同情者”,他仍拒绝参与对自己同胞的迫害。为此,他被迫放弃在党内和作家协会的职位。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1949年与他见面,地点在西蒙诺夫的佩列杰尔基诺地区乡间别墅。戈尔巴塔夫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心碎欲绝,被打入冷宫”,却保住了道德上的尊严和原则。(792)

西蒙诺夫是一个更复杂甚至更悲惨的人物,显然深受良心的责备。“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在某些方面令他不安,甚至厌恶,但他深深陷入斯大林制度不能自拔。他继承于贵族家庭的军人精神和公共服务价值,与苏维埃制度的道德范畴和急迫需求如此紧密相连,以致在判断或规范自己行为时,往往别无选择。西蒙诺夫拥有格外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这界定了他的世界观。西蒙诺夫曾说:“如果没有公共责任感的自律,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生来就是一名积极分子,从不称病缺席,以逃避艰难的道德抉择。在西蒙诺夫看来,避免承担公共责任,等同于怯懦。他也不愿与犹豫不决、软弱无能、拖拖拉拉的人打交道——他把这一切都认作人类的缺点。他钦佩人的理性和富有逻辑,这也是他文学创作中英雄人物的道德素质——即与他相似的人,只是更勇敢,能从客观证据中得出正确结论,采取果断行动。(793)

西蒙诺夫将责任感提升为至高无上的美德,由此决定了自己政治上的顺从。他对党的路线历来谦恭服从,将它混淆为公共美德,对斯大林无比敬畏。他战后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斯大林著作的提要、斯大林发言的语录、斯大林的短语和思想,以便他随时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794)西蒙诺夫迷恋斯大林的权力,觉得他无处不在,认为斯大林几乎在观察自己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是他的靠山、保护者、老师、向导、评论家、忏悔听取者,在他的想象中,有时又成了他的狱卒、拷问者和刽子手。

源于这位苏维埃领袖的最轻微的批评,会把西蒙诺夫驱入苦难的深渊。1948年,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祖国炊烟》(Dym otechestva)受到《文化与生活》(Kul’tura i zhizn’)的野蛮攻击。这是一份宣传鼓动部的主要杂志,背后有斯大林撑腰。西蒙诺夫得出结论,斯大林肯定“极不喜欢这一故事”。他既惊恐,又沮丧,实在弄不清错在哪里,这还是他最心爱的作品之一。他后来告诉朋友:“创作时,我以为自己在向党也是在向斯大林本人履行职责……在我眼中,他是战争结束两年后至高无上的权威。”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名共产党老军人,1947年从国外返回苏联,确信自己已尽了对国家的职责,只想在战后的艰辛中重建私人生活。那篇小说准确刻画了当时的普遍心态,绝对是一部爱国小说,对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了很多比较,均有利于前者,但也有些坦率的对白,特别是当时避而不谈的1946至1947年的饥荒(直到赫鲁晓夫的解冻,苏维埃文学才得以直面这些社会问题)。这是引发党的责难的关键所在,西蒙诺夫为之感到震撼。与此同时,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1947年)也受到攻击,也是斯大林发动的,也刊登于这份主要杂志,从而引起猜疑这位暴君正在筹划对作家协会领导班子的清洗。西蒙诺夫亟想了解斯大林为何不喜欢自己的作品,亟想作出修改来投合他的喜好,所以拜访日丹诺夫征求意见。但这位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大管家,一点忙也帮不上——他反而非常喜欢这篇小说——于是,西蒙诺夫下定决心,“不会再版《祖国炊烟》”。(795)

不久,西蒙诺夫收到日丹诺夫秘书的电话,问他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剧本何时才能脱稿。这两位科学家已被抹黑,斯大林指控他们向西方卑躬屈膝。在1947年5月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斯大林曾向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提议,以此题材创作一部小说。他认为,需要更多的爱国文学作品,来揭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崇拜。西蒙诺夫表示同意,但认为这个题材更适宜于戏剧。当时,西蒙诺夫正在写《祖国炊烟》,所以作了推延,尽管他曾去日丹诺夫的办公室看了有关资料,但他知道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视之为一种拖累。在西蒙诺夫看来,宣传鼓动部的攻击还记忆犹新,现在却接到日丹诺夫秘书的来电,这无疑是一个明确信号:如果及时提供斯大林在等待的剧本,斯大林就会原谅他在中篇小说中的失误。他不顾一切,亟想赎罪,在1948年初的几个月写出《外国阴影》(Alien Shadow)的第一稿。这是一部粗劣的宣传剧本,有关一名苏维埃微生物学家,因迷恋西方而背叛自己的祖国。西蒙诺夫作出可耻的政治献媚,将第一稿送交日丹诺夫审阅,再照他的指示,转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审阅。斯大林打电话给西蒙诺夫,提供如何改写的明确指示。他表示,西蒙诺夫应该强调剧中科学家的利己主义(斯大林:“他认为,他的研究是自己的个人财产”),又应该在结尾处突出政府的善良,让卫生部长落实斯大林的命令,原谅犯错的科学家,让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斯大林说:“这是我对剧本的意见,你需要作出调整,如何去写则是你的事。一旦你作了调整,剧本将获得通过。”西蒙诺夫按照斯大林的建议,重写了剧本的结尾,将第二稿送交斯大林,作再一次的审批。西蒙诺夫回忆:“在胁迫之下,我写得很辛苦,逼迫自己相信这样做的必要。当初如能足够坚强,抵制这种自残,我可以选择不写。30年后的今天,我仍为自己的缺乏勇气而感到惭愧。”(796)

这个事件以悲喜剧的形式落下帷幕。该剧本发表于《旗帜》(Znamia)杂志,连同其他几个剧本一起,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提名。作家协会的秘书处先行讨论它们的优缺点,再递交斯大林奖委员会。在西蒙诺夫也在场的秘书处会议上,几位同事批评剧本的结尾(斯大林的建议),所持的理由是“原谅科学家,不作任何惩罚,这显得过于软弱,过于慷慨,几乎是政治上的投降”。西蒙诺夫闭口不提他与斯大林的电话交谈。“我默默端坐,倾听同事们指责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该剧本后来获得斯大林文学奖。(797)

西蒙诺夫习惯于自我批评和自我审查。他写了许多信,向苏维埃领导承认错误。他曾写下好几个故事的草稿,然后锁在抽屉里,因为他知道,将无法通过审查员这一关。1973年,德国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问他,是否由于承受着压力,不得不写自己知道在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的作品。西蒙诺夫承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有时是作家,有时是审查员,一生都在互相斗争。他甚至承认,当怯懦占据上风时,会非常厌恶自己。(798)

偶尔,作为作家的西蒙诺夫也会奋起反叛作为审查员的自己,诗人也会为自己的政治良心发出悲呼。例如在1946年10月,即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高潮,西蒙诺夫给《小火苗》(Ogonyok)杂志的主编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写去一封火冒三丈的信。之前,他曾向该杂志投送诗稿,受到苏尔科夫的删改,被删除的人名中有外国人(以爱国的名义),也有在政治上被抹黑的苏维埃人。西蒙诺夫表示,绝不赞同如此的做法,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原则上。献给老朋友大卫·奥滕贝格的一首诗也被删节,西蒙诺夫对此尤为不满。1943年,奥滕贝格不愿遵循克里姆林宫开除手下犹太同仁的命令,而被解除《红星报》的主编一职。奥滕贝格甚至勇敢地写信给党领导,对某些军队和许多后方地区的“肆无忌惮的反犹主义”,表述了心中的不满。西蒙诺夫坚持:“我想保留这首诗,希望它保持完整。这是献给我所敬爱的人的,我希望它维持原样。”(799)

也许,随着自己愈益牵涉对苏维埃犹太人的文学迫害,西蒙诺夫将更多意义注入自己献给奥滕贝格的诗。他一方面参与斯大林政权的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这种冲突都几乎把他摧毁。所担负的政治责任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从他的容貌变化上就有明显的体现:1948年,33岁的西蒙诺夫似乎还是个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子;仅仅5年之后,他已头发斑白,活脱脱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经性的皮肤病,只有酗酒才能让他镇静下来。(800)

在人生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忆起一件事,特别困扰他的良心,迫使他面对现实:斯大林的暴政全靠像他那样的官员的懦弱帮腔。那件事发生于1952年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为的是评选斯大林文学奖的得主。基本上,大家都已同意将此奖授予斯捷潘·左罗宾的小说《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但马林科夫表示反对,称左罗宾在战争中表现欠佳,让自己做了德军俘虏。但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左罗宾展现了非凡的勇敢,甚至在集中营里还率领一群抵抗战士坚持斗争。马林科夫发言之后,会场上一片死寂。斯大林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起方步,从一个个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作家协会领导人身边走过,大声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这既是自问,又在让大家考虑,仍是一片寂静。斯大林继续来回踱步,再一次问:“我们应该原谅他吗?”依然是一片沉默,没人开口。斯大林还是在踱步,第三次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最后,还是他自己作了回答:“让我们原谅他吧。”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无辜的人的命运悬在半空:他要么赢得斯大林奖,要么被送去古拉格。虽然与会的所有作家,至少都认识左罗宾,但没人胆敢为他辩护,尽管有斯大林的一再敦促。如西蒙诺夫所解释的:“在我们眼中,这不是原谅或不原谅一个罪人,而是要不要发言,辩驳这样的指控。”它来自马林科夫那样的高官,显然已被斯大林当做真相。在斯大林看来,他已是罪人,问题只是原谅与否。西蒙诺夫回忆这一事件,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直知道对左罗宾的指控,故意提名该书,让自己有机会安排这一出“小戏”。他很清楚,没人会有勇气为左罗宾辩护,他的目的就是想显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决定他人的命运。(801)

“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打开了苏维埃反犹太主义的闸门。反犹太主义在俄国历史悠久,1917年后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城市的较低阶层中。对犹太商人的憎恨,就是大家不满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斯大林在攀升到权力高层时曾充分利用这样的大众憎恨。社会的低层民众对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抱有普遍的冷漠,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大恐怖主要受害者的党干部都是犹太人。但从总体来看,战前的苏维埃政府把反犹主义当做沙皇时代的遗物,给予了认真的清除。相对来说,苏维埃犹太人并没受到歧视或敌对的骚扰。这一切却因德军的占领而发生变化。纳粹宣传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煽起了反犹太主义的潜在力量,非犹太人口中有相当比例默默支持对犹太人的摧残,还作为帮凶参与围捕犹太人——或就地杀害,或送进集中营。甚至在苏维埃后方的偏远东部,由于西部士兵和平民的涌入,带来了对犹太人的憎恨,反犹太主义也有爆炸性的上涨。(802)

战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成为斯大林政权的统治思想。犹太人重被认作“异己的外人”、潜在的“间谍”和“敌人”、以色列和美国的盟友。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借口之下,“杀掉犹太佬(Yids)”的气氛四下蔓延:

“无根”、“世界主义者”、“反爱国”都是黑色百人团[13]常用的字眼——用以遮掩“犹太佬”一词的面具。如要脱下面具,直说那甜美的原始字眼,却又充满风险。黑色百人团仍是胆小鬼,反犹太主义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处罚。(803)

扩大反犹运动的官方语言同样是遮遮掩掩的。从1948到1953年,数万苏维埃犹太人遭到逮捕、解雇,被大学开除、逐出家园,但从不讲明(从没在文书中提到)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至少根据官方政策,这样的歧视在苏联是非法的。

战前,在俄罗斯主要城市的犹太人中,大部分只隐约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他们的家庭,已抛弃传统的犹太小镇生活,转而拥抱苏联的城市文化。他们放弃了犹太宗教和犹太种族,转而接受以苏维埃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苏维埃公民”,融入苏维埃社会,攀升到1917年以前遭禁的位置,只是在家里仍保留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信念。战后的反犹运动,迫使他们重又把自己当做犹太人。

盖斯特一家是典型的犹太人,离开栅栏区,在苏联找到新家。阿隆·盖斯特被捕于1937年,之前曾是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妻子拉希尔·卡普兰是重工业人民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师。女儿伊娜和纳塔利娅从小就学做苏维埃公民,沉浸于俄罗斯文学的普遍文化和理念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莫斯科家中的犹太人痕迹——仅有他们吃的食物、苏维埃节日期间的家庭礼仪以及外祖母叙述的反犹大屠杀旧事。1944年,伊娜注册为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生,晚上在教授的实验室打工,以此自给并帮助母亲。1945年,伊娜的母亲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莫斯科东北100公里之遥的科尔丘吉诺镇定居。1948年,伊娜的妹妹申请莫斯科大学遭拒。伊娜想找出原因,党委书记叫她到申请表格当中去找。原来,纳塔利娅在民族一项填了犹太人。[14]伊娜说,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自己的犹太出身。一名考分较低的俄罗斯男孩取代纳塔利娅,进了莫斯科大学,后来成为一名教授。

1949年4月,伊娜在大学为自己毕业论文答辩时遭到逮捕,被裁定为“人民公敌的女儿”,判处5年,流放去哈萨克斯坦。她在那里的波罗沃耶地区找到一份教师工作,那是一个荒凉、偏远的草原小镇。两个月之后,纳塔利娅也被捕,因为她在莫斯科师范学院加入共青团的申请表格上,没填上父母的被捕。她是在1948年被接纳成为该校学生的。她保留了一张父亲的照片,而不是公开背弃他,这在审讯员看来,无疑是“社会危险分子”的认罪。纳塔利娅也被判处5年,流放去哈萨克斯坦。结果在波罗沃耶地区,她、伊娜和赶来相聚的母亲团聚在一起。(804)

维拉·布龙施泰因1893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的犹太家庭,1907年尚是小女生时,就在敖德萨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地下革命活动的积极成员,曾参与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在莫斯科的夺权。她与一名俄罗斯工人结婚,1926年生下女儿斯韦特兰娜,1928年离开丈夫(原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因为他威胁要举报她为“托派分子”。维拉在国家档案馆工作,又在红色教授学院攻读历史,继而成为历史教授;从1938年起,她向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士兵,讲授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维拉和女儿未受大恐怖的波及,一直享受着苏维埃精英的舒适生活,直到1948年。其时,维拉因前夫的举报而遭逮捕,被裁定犯了“反革命活动”罪,判处5年,被送去波特马劳改营。斯韦特兰娜此时已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兼共青团积极分子。她面临被开除的威胁,更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她揭发其他学生和教授为“犹太民族主义者”。但她予以拒绝,不愿相信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她很天真,甚至写信给斯大林,抱怨大学里犹太学生受到的歧视。此举导致自己在1952年被捕,判处10年,被送去维亚特卡劳改营。(805)

奥莉加·洛普提娜―爱泼斯坦1913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全家人在1917年之后,离开法定犹太区,搬至波尔塔瓦。20世纪30年代初,她本人搬到列宁格勒,与来自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鲍里斯·爱泼斯坦结婚,成为列宁工厂的会计;儿子马克出生于1937年。战争期间,奥莉加和儿子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1944年,鲍里斯阵亡于白俄罗斯前钱。1945年,再婚的奥莉加和新丈夫,带着马克回到列宁格勒。这座城市的住房长期紧缺,幸亏奥莉加的弟弟在内务部工作,帮助找到共用公寓中一个小间。他们的邻居大多是工人,抱强烈的反犹态度,经常会在争论中表露出来。马克回忆:“那座公寓像是一个种族仇恨的火药桶,随时都会爆炸。”

邻居经常酗酒,每当有什么投诉,就会向我们发泄粗口、诅咒、威胁,叫我们搬去巴勒斯坦。然后,妈妈就会对纯俄罗斯人的继父说:“科利亚,为什么不去管管你那帮部落主义者?”公寓内的气氛恶劣,有时威胁变得煞有介事,母亲就会上访党总部[在公寓对面的斯莫尔尼学院],但她的投诉从来没有效果。

马克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其他孩子都拒绝坐在这位“肮脏的犹太佬”旁边。他住的大楼,大门上画有“犹太佬”的字眼。奥莉加多次向学校当局抱怨,甚至写信给党的领导,都无效。向内务部提出投诉,也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她的弟弟连同许多内务部的犹太雇员,都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逮捕。奥莉加出于焦虑而生病,从1949到1953年,连续几次心脏病发作,几乎成了残废人。第二任丈夫死于1955年,之后,她完全依赖儿子。母子俩继续生活于同一公寓,周围是同样的反犹邻居,直到奥莉加在1987年去世。马克65岁时才结婚,方才搬走。(806)

反犹运动也大大影响了拉斯金家庭。1943年,拉斯金一家从战时疏散地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塞缪尔和贝尔塔住在长女法尼娅在阿尔巴特区的公寓,再加上热尼娅的儿子阿列克谢和妹妹索尼娅(热尼娅仍住在祖博夫广场的自家公寓)。塞缪尔重操贸易旧业,向国营的食品商店系统供应咸鱼。法尼娅继续在拖拉机工业的管理部门工作。索尼娅在莫斯科庞大的专造汽车的斯大林工厂上班,很快晋升为金属和技术供应的主管。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战后的斯大林工厂引进了新技术和高级钢材,大批量生产轻型汽车和卡车,索尼娅对工作非常投入。她的丈夫恩斯特·扎伊德勒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曾在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12月被捕并遭枪决,没有子女。热尼娅担任电台编辑,竭尽全力照料体弱多病的阿列克谢,不愿向西蒙诺夫求助,伸出援手的反而是自己的父母。西蒙诺夫的父母时有帮忙,1947年带阿列克谢去海边度了长假,帮助调养他的结核病。(807)

西蒙诺夫只花很少的时间在阿列克谢身上,每年只有一次或两次见面。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经常需要提醒他别忘了给阿列克谢写生日贺信。1952年,阿列克谢13岁生日那天,西蒙诺夫的电报未能送到儿子手中,他只得补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阿廖沙!

我一直不舒服,也没在莫斯科。我到今天才意识到,由于误会,我为你生日而写的电报竟没有送出……我对你的未来充满信心,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希望你会长大、成为我的一个“小朋友”。过去的一年使你更加靠近这一目标……我每周两次走过莫斯科大学的新大楼;我一直认为,你总有一天会在那里上课。然后,你会踏上你的工作征程——奔赴国家派遣你去的地方。欢乐的召唤在等待着你,以及像你那样的数百万儿童。心怀喜悦,向往这一天;工作愉快,欢迎这一召唤……(808)

对这封信的拘谨刻板,阿列克谢并无不适之感,父子之间的交往历来如此。由于只有很少的通信,他珍惜其中的每一封。父亲的信通常是打字机打的,这意味着它们是父亲口述给秘书的,都是谆谆教导的口气,与其说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信,毋宁说是党干部的公函。下面这一封写于1948年的夏天,其时,阿列克谢仅8岁:

亲爱的阿廖沙:

我收到了你的信和绘画。至于绘画,在我看来,还真不错,特别是那只小公鸡。但目前还不是骄傲的时候,记住,父亲在你这个年龄可以画得更好。所以你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我希望你对争取高分的允诺,不只是纸上谈兵,而会很快变成现实。我将会为此而感到非常高兴。(809)

阿列克谢记得父亲经常告诉他,“血缘”在他看来没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民主原则”之一,同事、下属、家人都一视同仁。阿列克谢承担了父亲这些原则的代价。他不明白,颇受他人欢迎的著名父亲,留给自己的时间却这么少。父亲仅有几次来接他出去;阿列克谢每次都感到尴尬,长时间保持沉默,但父亲从没注意到他的不安。1947年春天,西蒙诺夫从美国带回一套西装(棕色的外套、短裤和一顶帽子),送给儿子。阿列克谢并不喜欢短裤——穿上时,会遭到院子里其他男孩的嘲笑,甚至殴打——所以将它藏进抽屉。几星期后,一辆政府轿车来到祖博夫广场的公寓前,要接阿列克谢去看一年都没见面的父亲。阿列克谢的外祖母贝尔塔特意让他穿上棕色西装,以示他很喜欢父亲的礼物。其他男孩聚在院子里查看轿车,众目睽睽之下,阿列克谢走出了家门,坐进轿车,被带到西蒙诺夫包房招待朋友的大酒店。父亲让7岁的男孩面对人群,“报告”过去一年在学校的成就,听完之后再推出一个惊喜:白衣白帽的厨师走进来,手捧盛有“惊喜蛋饼”(由冰淇淋做成)的大银碟。阿列克谢留下来吃“蛋饼”,父亲则与朋友们交谈应酬。在阿列克谢眼中,父亲似乎是“全能和神奇”的。西蒙诺夫后来转向儿子,问他是否喜欢身上的西装,阿列克谢给了一个很礼貌的回答。过不多久,阿列克谢又被送回家——如他所回忆的,“等待下一次与父亲的见面,也许1个月,也许6个月,取决于他政府工作的繁忙程度”。(810)

至于对阿列克谢的忽视,除了母亲亚历山德拉,唯一敢于批评西蒙诺夫的就是索尼娅。1947年10月,索尼娅写信给西蒙诺夫。阿列克谢又一次发病,急需拉斯金一家无法获得的营养品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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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和贝尔塔,索尼娅,热尼娅和阿列克谢,摄于1948年左右

我不得不第二次提醒你,应对儿子负责(仅是第二次?),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你让自己变得漠不关心,其程度令我吃惊。相信我,如果不是出于你的孩子的必需,我和热尼娅都不会来找你。要你帮忙,我们都感到颇不自在——完全是你的缘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任凭阿廖沙受苦受难。如果处于不同的情形,我会把你彻底忘掉,甚至会阻止你的儿子去爱一个不愿为他牺牲两小时的父亲。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向你提过。(811)

1950年5月,索尼娅被捕,单独关在莫斯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因斯大林工厂一案而接受审讯。该厂的犹太工人被指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这源于1948年该厂工人组队前往莫斯科的犹太剧院。斯大林工厂有相当数量的犹太工人,大多是工程师和行政人员,向来支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以色列建国。他们的文化活动,更得到了工厂副主管亚历山大·济蒂诺夫的鼓励,他还让美国驻苏大使前去参观。这已足够让国安部炮制出一个“斯大林工厂反苏维埃集团,成员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向美国透露工业机密。推动调查的是赫鲁晓夫,他自1949年12月起,担任莫斯科的市委第一书记,很有可能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已在担忧犹太人的“间谍”和“阴谋者”无处不在。受军事法庭的定罪,济蒂诺夫成为后来被枪决的14名“领导者”之一。这个工厂的100多名犹太工人,外加其他工厂的数百名犹太工人,被送去各个劳改营。(812)

索尼娅被判处25年的苦役,送去远北地区的沃尔库塔劳改营。法尼娅和热尼娅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隐瞒了苦役期限,只说是5年,因为担心真相会使他们绝望。索尼娅去了沃尔库塔的砖厂,以她一贯的充沛精力和主动性投入工作。即使身在古拉格,她仍完全致力于苏维埃的工业事业。索尼娅获得奖励,成为劳改营的图书馆员,那是一个让人称羡的工作,但在家书中,她经常流露自己的无奈:如果不是整理书籍,而是充任资深的工业家,她本可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索尼娅的被捕给塞缪尔的健康状况造成很大影响。据法尼娅说,在她流放期间,塞缪尔似乎承受了巨大的悲伤。索尼娅被捕时,塞缪尔71岁。以前,他一直非常开朗愉快,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女儿被捕后,他变得年迈体衰,再也无法以原先的步调工作。不过,家庭传统仍然继续,其后5年中的每一个星期日,家人和朋友仍像往常一样,为著名的“拉斯金晚餐”而聚在一起,贝尔塔继续准备可口的犹太菜肴,塞缪尔继续举行他的厨房议会。西蒙诺夫从未出现,但他的父母经常露面。法尼娅回忆:“他们与众不同,来自不同的阶层,与我们的父母倒相处融洽,他们喜爱热尼娅和阿列克谢。”晚餐的开幕祝酒词始终相同:“为了她的归来!”如果索尼娅的信恰恰在过去一周收到,就会被大声念出,聚集的客人展开讨论,总是会掉眼泪。每个人都会向索尼娅表示问候,由热尼娅执笔写入回信。

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劳改营的条件开始有所改善。古拉格管理员想方设法促使囚犯作出更大努力,像索尼娅那样的模范员工,每周一信并不出奇。审查员仍然检阅通信,但依据较为宽松的规则,囚犯和亲人的交流可能有久违的坦率。有时,索尼娅甚至获准给家里打电话——家人太激动了,以致语无伦次。在一次这样的电话之后,热尼娅写信给索尼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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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尼娅(左)与索尼娅,1952年摄于沃尔库塔

我亲爱的姑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尤其是妈妈和爸爸,这是何等的高兴,你简直无法理解。这使他们更容易坚持到你归来。爸爸浑身颤抖,第一分钟内简直说不出一句话。他们听到你声音时的幸福感,无法以言语来表述……阿列克谢——长……得这么高,你都快认不出他了——跟你说话时显得紧张,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他谈及有关剃须的蠢话,随后又为之沮丧起来。

1952年,热尼娅去沃尔库塔探望索尼娅。允许亲属探视囚犯是古拉格系统放宽政策的一部分。热尼娅是沃尔库塔首批探访者之一,离家前夕,要求西蒙诺夫前来祖博夫广场的自家公寓。阿列克谢无意中听到父母的对话。热尼娅很害怕可能会遭到劳改营的拘留(囚犯亲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便要西蒙诺夫作出庄严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将儿子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身边,直到她归来。热尼娅是生活中的外交官,具有非凡的能力,与各种人都能友好相处,不作自己的评判。但在这个问题上,她却非常坚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阿列克谢不能与西蒙诺夫一起生活。

热尼娅从不为自己向西蒙诺夫提出要求。1951年,电台行业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清洗,她也被解雇,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向几十家文学杂志和报纸查询工作机会,并送上自己的文章,以图发表,但从没向西蒙诺夫求助。不过,为了索尼娅,她什么都愿做。其时,热尼娅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争取索尼娅的获释,她写信给所有的有关当局——包括判处索尼娅的军事法庭、负责审查该案件的军事检察官甚至《真理报》编辑部,以伸张正义。到最后,热尼娅才转向西蒙诺夫。过去6个月当中,她数次与他见面,希望得到相关的信息和建议。但西蒙诺夫不愿介入,热尼娅写信给索尼娅说:

你无法想象科斯佳[西蒙诺夫]的变化,我们曾熟悉的他已不复存在。过去几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每次见面永远都不会超过几分钟。所以他的新性格,让我大大吃惊——你一定也会有同感……原因不在于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仍算年轻),也不在于他因经验而变得更聪明,更不在于他的高级地位和收入。不,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科斯佳承诺,我们将得到需要的信息。我认为,值得等待,因为这些信息很可能是可靠的,但他迄今未做。毫无疑问,他太忙了……他本可做得更多,但——愿上帝与他同在——让他去过安静舒适的生活吧。我已不再尊重他。

但从西蒙诺夫的角度考虑,即使他想出手干预,可能也无济于事。当然,这也是拉斯金家其他人的看法,所以继续以热情和尊敬相待。在罕见场合中,他们见到他,从不提索尼娅的事。法尼娅解释:“我们知道,他与斯大林走得很近,可以讨一个人情。但我们中没人提起——我们只是不想让自己走到这一步。”(813)

反正,西蒙诺夫已纠缠于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即使想帮拉斯金一家,可能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西蒙诺夫1950年接管《文学报》,就收到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向它的立场靠拢。以前的主编太软弱,斯大林现在要依靠西蒙诺夫将这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改造成党的先锋队,在苏维埃文化中开展“反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西蒙诺夫一走马上任,就以“工作表现差和政治错误”的名义,开除了该报11名工作人员(全是犹太人)。在他的掌控下,该报定期发表文章和社论,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以反对“世界主义者和对西方的奴颜婢膝”,个中的反犹太主义昭然若揭。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初期,西蒙诺夫曾是“温和派”,此时看来,正在变成强硬派一员。他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直到斯大林政权的终结。1953年3月24日,即斯大林逝世的两个多星期之后,西蒙诺夫还代表作家协会的秘书处,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列举需要开除的犹太作家(称之为累赘)。之后,他还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坚持要清洗他的老朋友和战友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其时担任《文学报》的国际部编辑。根据举报信,清洗的理由是“某些履历事实”,以及克里维斯基对犹太民族主义者缺乏警惕。(814)

警惕就是西蒙诺夫试图展示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发起了一系列攻击。西蒙诺夫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只好作出惯常的应对:拼命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反对西蒙诺夫的运动始于1951年,牵涉到犹太作家可否使用笔名的公开争论。斯大林在讨论斯大林文学奖的会议上询问,作家奥列斯特·马尔采夫为何不用自己的犹太名字(罗温斯基);并提出建议,从今以后,在所有正式表格中,使用俄罗斯笔名的人必须在括号内列出自己的犹太名字。[15]这其实是沙皇时代的官方习惯,当时的犹太人和革命者被视作一丘之貉,但1917年之后,这种做法被认作反犹主义,已经废弃。自1949年以来,苏维埃报刊开展了有关笔名的广泛讨论,其中的强硬派敦促重启披露犹太名字的旧制度。1951年2月,《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米哈伊尔·布本诺夫的文章(《笔名仍有必要吗?》)。这是一篇卑劣的文章,带有公开反犹的色彩。布本诺夫嘲弄犹太作家的笔名,指责他们是“逃避社会的变色龙”。西蒙诺夫以《文学报》主编的名义作出回应,声称使用笔名是私人选择,他援引20世纪20年代的相关法律,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康斯坦丁(基里尔)·西蒙诺夫”。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共青团真理报》随即登出声援布本诺夫的文章,执笔者是赫赫有名的《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西蒙诺夫怀疑,真是肖洛霍夫写的吗?他很想打电话单独问他,究竟承受了何等压力,但到最后还是放弃了。相反,他在《文学报》写了第二篇文章,指责肖洛霍夫和布本诺夫只是在作“廉价的煽情”,并声称就此停笔,不再多写一字。(815)

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继续发表各自的见解,新闻界收到雪崩般泻来的读者来信,有些人支持西蒙诺夫——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其余的则选择匿名。但是,大多数来信赞同布本诺夫。在他们看来,在苏联没有使用笔名的必要,“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大家都一律平等”,除非犹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许多来信具有强烈的反犹色彩,指责西蒙诺夫充当“犹太人的辩护人”。(816)

此时还兴起一个反西蒙诺夫的谣言运动,有传言称他是犹太人。作家协会的主要成员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对反犹运动持反对态度,在1952年的年尾来找西蒙诺夫。他告诉西蒙诺夫,过去一年中,他曾参与中央委员会高层官员的几次讨论,因为收到一系列的举报,揭露西蒙诺夫是“秘密犹太人”。有人称,他的真名是西蒙诺维奇,实际上是“奥博连斯卡娅伯爵夫人”庄园上犹太工匠的儿子,嗣后获得伯爵夫人的收养。还有人称,他是来自圣彼得堡受过洗的犹太人的儿子。他们还纷纷指点他的“犹太外表”和化名(以康斯坦丁代替基里尔)。一开始,西蒙诺夫不予理会,认为这些谣言极其荒谬:他母亲是公主,不是伯爵夫人,更没有庄园。到后来,资深党员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举报,也提及“西蒙诺维奇”的传言。他指责西蒙诺夫在《文学报》提拔犹太编辑人员,其目的就是要将之改造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1953年1月,威胁气氛愈益急迫。苏尔科夫再次造访西蒙诺夫,透露作家弗拉基米尔·克罗日科夫告诉自己,已有证据表明,莫斯科有一个文学团体,与东欧、苏联各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都有联系。据克罗日科夫所说,这个团体的负责人就是西蒙诺夫。苏尔科夫告诉西蒙诺夫这一切,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因为克罗日科夫曾要他发誓保密。苏尔科夫警告:“有一些王八蛋正在四下挖你的墙脚,为你挖掘坟墓。”(817)

在这一段时间,反犹活动也抵达高潮,最后一幕是荒谬的“医生事件”,起源于1948年。当时,同时也为国安部工作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医生利季娅·季马舒克,在日丹诺夫死前两天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有关医生疏忽了日丹诺夫的严重病症。该信并没引起注意,被束之高阁。3年后,斯大林却用它来指控克里姆林宫医生属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涉嫌谋杀日丹诺夫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人。给日丹诺夫治病的医生都不是犹太人,为了将日丹诺夫的死亡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连接起来,斯大林只得另想计策。医生阴谋的凭空捏造,全靠雅可夫·埃廷格尔医生的屈打成招。他是杰出的诊断专家,曾向亲友说出自己的反苏维埃思想,于1950年11月被捕。埃廷格尔供认自己是犹太民族主义者,还受到国安部主管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的保护,后者于1951年7月被捕。之后,数百名医生和国安部官员被捕,受尽折磨后纷纷招供。斯大林凭此编造出一个巨大的跨国阴谋,内有医学界、列宁格勒党组织、国安部和红军中的苏维埃犹太人,外有以色列和美国。整个国家似乎要返回1937年的氛围,让犹太人扮演“人民公敌”的角色。1952年12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潜在的美国间谍”,从而使全体犹太人成为他的恐怖运动的对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逮捕,被逐出工作单位和家园,成为“无根的寄生虫”,从主要城市流放到苏联的偏远地区。斯大林下令在远东建造庞大的新劳改营,收留所有的犹太人。在整个苏联地区,人们都在诅咒犹太人。病人拒绝看犹太医生,迫使他们歇业,很多人只好出卖体力挣钱。有人造谣惑众,称医生在自己病房杀害婴儿,孕妇因而躲避医院。人们写信给报刊,呼吁苏维埃当局“清除寄生虫”,“从聚有太多犹太猪的那些大城市,把他们赶出去流放”。(818)

然而,就在这个歇斯底里的高峰期,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819)这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对视,但没人说话,没人向任何人问起任何事。在我看来,甚至没人觉得有开口的必要。[会议]开始之前,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没在那里亲自坐了40分钟,我都不敢相信,300余人挨得这么近,却能不发出一点声响。

最后,主席团[16]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820)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我写了最初两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现在仍可否认,因为我并不喜欢眼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泪,才能正确表达我当时经历的震撼。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哀泣。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难忍的痛苦和悲泣,

无法用词句来叙述

如何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在这大悲痛时刻

我无法找到哀辞,

来充分表达

全体人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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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我们的心脏在出血……

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抱着你的头颅,

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821)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822)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823)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对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泪流满面,尽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女儿安吉丽娜追忆母亲那一天回家时的情景:

母亲、姐姐、外祖母,她们都哭了。外祖母说,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岂不更好。她比斯大林大4岁,热爱他,经常给他写信。她认为,允许自己写信给女儿[身处劳改营]的是斯大林,从而使得全家破镜重圆……外祖母不断地说:“如果我死,他活,岂不更好。”我没有反驳——我也热爱斯大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对她说:“外祖母,你都在说些什么呀?”她自己承受这么多苦难:女儿被捕,外孙女被送进孤儿院,女婿遭枪决,作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却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斯大林。(824)

但对观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辈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同样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枪决于1938年。母亲来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参与社会民主运动。母亲的16名亲属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韦特兰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尔什维克枪毙,要么在劳改营丧生。斯韦特兰娜对此知之甚少,从小就学做苏维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样,热爱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头发上系有黑色缎带,学校里办的哀悼仪式——孩子们以棕榈叶和白色百合花装饰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动了她。她回忆:“我们全都哭了,认为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韦特兰娜爬上屋顶,那是她喜欢独处的地方,结果发现外祖母也在那里:

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哭,以我从没见过的方式划十字。看到我哭肿的眼睛,她说:“别担心,亲爱的,我因幸福而哭。因为他杀了我的家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斯大林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我和你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然后,我们两人坐下来一起哭,既为欢乐,也为悲伤。(825)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讲述了她与她的裁缝的对话,那是少数几个与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时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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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6日,基辅高尔基坦克工厂举行悼念仪式

我问她:“你嚎叫什么呀?他究竟给你带来什么?”她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826)

鲍里斯·德罗兹多夫与父母同住在马加丹;父亲曾是别尔津的亲信,1951年获释于劳改营。鲍里斯回忆:“斯大林去世时,大家都吓坏了,父亲也在害怕。人们担心贝利亚将上台,大家都怕他。与古拉格系统相连的是贝利亚和内务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还以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劳改营的真相。”(827)

维拉·布拉金的母亲崇拜斯大林,即使自己作为“富农”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征入劳动大军累死于1944年。维拉回忆:“斯大林去世时,母亲并没摘下他的肖像,仍挂在墙上,紧挨父亲的照片。”在村民大会上:

每个人都在哭泣……人们将斯大林与战争的胜利、物价的降低以及配给供应的终止连接在一起,认为生活将会慢慢好转。现在则担心,将会变得更糟。

许多农民产生类似的焦虑。“富农”的女儿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回忆:“战争期间,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困难。但在最近几年[斯大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斯大林逝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828)她是在劳动大军中度过战争岁月的,然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集体农庄工作。

担心斯大林的去世将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我们家的普遍反应是,“接下来会是怎样?”我们害怕政府,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我们提心吊胆,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来

报复斯大林的死亡。(829)

等到“医生事件”被揭露为政府的向壁虚造,恐惧气氛才开始减弱。揭示真相的决定似乎来自贝利亚,3月5日接管权力的“集体领导”以他为首——他不赞成反犹太主义运动,如果确实发生了“医生事件”引起的国安部清洗,他自己会是潜在的受害者。尽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广大民众对他心怀恐惧,贝利亚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以经济效率低下的理由),结束苏维埃警察的酷刑,扭转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地区、东德的苏维埃化,铲除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认为,这样一个计划将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赢得广泛的支持。4月4日,贝利亚取消对“医生事件”的调查。《真理报》宣布,“不正当调查”的负责人已经被捕,将承担“刑事责任”,但大众的舆论五花八门。根据《真理报》收到的工人来信样本,许多人继续相信:权力机构的幕后仍有“难以捉摸的敌人”;医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犹太人影响”政府高层的标志(“斯大林同志不在了,我们的政府就向犹太人低了头”,等等)。但也有人激怒于对犹太医生的恶意中伤,要求对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释。(830)

对托尔钦斯基家来说,“医生事件”的结论是巨大的解脱。他们视之为强有力的证据,所有的“敌人阴谋”都是国家捏造的,不必再担心新一波的逮捕。埃尔加逃脱恐惧的羁绊,信心大增,开始仗义执言,反击一直欺负自己的人。埃尔加在列宁格勒的民族博物馆担任助理,有一个资深同事,名叫玛丽亚·涅斯捷罗娃。她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可怕的反犹太主义者”,极力支持“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举报了博物馆数十名犹太员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雇。在“医生事件”的集体歇斯底里之中,涅斯捷罗娃对犹太人的指控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譬如,她告诉大家,犹太医生接生的婴儿都呈蓝色,就是因为他们的血液已被犹太人吸走。埃尔加明白,与显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罗娃争执,毫无意义;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宁愿退避三舍。“医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来之后,埃尔加一改常态,起而与她针锋相对:

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挑明她是在胡言乱语,她讲的一切都是鹦鹉学舌,来自排队购物者的八卦……玛丽亚开始威胁我:“你知道我的厉害吗?你给我闭嘴!”然后,我不知从哪里找到回嘴的勇气:“得了吧,别威胁我,我根本就不怕你。”(831)

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悦的人,大多过于谨慎,不会在公共场合流露,任何的高兴必须遮掩起来。克拉斯诺达尔城的工人季娜伊达·贝利科娃回忆,斯大林去世时,镇上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医生、教师甚至党干部,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克拉斯诺达尔城的追悼会更像一个节日,他们摆出悲伤的面孔,但眼中却闪烁着兴奋,互相打招呼时却有微笑的暗示,他们内心的喜悦昭然若揭。”(832)

盖斯特家人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伊娜在担心受到“医生事件”的牵连,担心自己再一次被捕。3月6日,她母亲拉希尔从商店买回一公斤白糖。以前,店内从来没有白糖出售,但由于某种原因,那一天却有供应。定居地的居民没人敢去买,担心被视作庆祝的证据。但拉希尔却认为遇上了好运,应该无妨。女儿们看到她买的糖,反而吓坏了。伊娜回忆:“我们赶紧抱住可怜的妈妈,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她怎能在这种日子买糖呢?人家会作何联想呢?可怜的妈妈!恐惧已让我们失去了理智。”(833)

在古拉格劳改营和殖民营,斯大林的去世受到毫不掩饰的欢迎。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劳改营特别警惕,或有举报人的存在,阻止囚犯们流露他们的真情。一般来讲,斯大林去世的消息都遇上了自然迸发的喜悦。因塔劳改营的尤里·敦斯基和瓦莱里·福雷德,3月6日与他们的朋友诗人斯梅利亚科夫见面,准备组织一次午夜聚会。他们无法获得任何酒类(每个人都想在那一天小酌),只好买来一包糖果,“统统吃光……好像我们是参加茶会的小孩子”。在维亚特卡劳改营,维拉·布龙施泰因和难友们听到消息后,便放下工具,开始载歌载舞,“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家了!”囚犯们普遍认为,一旦斯大林死去,自己将获得释放,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听到这个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流放地。她捂住脸,不让同事看到自己的欣喜。她开始颤抖,浑身充溢着紧张的激动:“要么现在,要么永不。一切都要改变。要么现在,要么永不。”(834)

有几个劳改营,其囚犯的期望极为殷切,到头来却没获得开释,因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暴动。1953年的春季和夏初,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都爆发了大型的罢工和抗议。1953至1954年,许多其他的劳改营也有规模较小的示威。(835)这些“奴隶起义”是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苏维埃领导早已质疑的古拉格系统的废除,更是反抗斯大林暴政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

诺里尔斯克起义是古拉格历史中最大的一次,涉及戈尔拉格监狱的6个营区、近2万名犯人。那里是诺里尔斯克的采矿工业综合企业,工作要求特别苛刻。戈尔拉格监狱的大多数囚犯,是前红军士兵、外国战俘,以及来自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其中很多人曾在1943至1945年抗击苏维埃军队,为此而服25年刑期。他们敌视斯大林政权,随时准备反抗,没有后顾之忧。一大批囚犯在卡拉干达劳改营参与武装起义之后,在1952年秋天被转移到戈尔拉格监狱。这些叛乱分子的涌入,对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政治心态,造成了激进的影响。戈尔拉格监狱的各区纷纷成立了专设的“罢工委员会”。囚犯列夫·内托所在的第4区,甚至出现了秘密的阅读讨论俱乐部,自称为“民主党”(又叫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些囚犯研究列宁有关地下工作的思想,沿武装斗争的路线把自己组织起来。

斯大林的去世更增强了他们获释的希望。但贝利亚宣布于3月27日的特赦只适用于判刑少于5年的囚犯(主要是刑事犯)。戈尔拉格监狱的条件变得更加糟糕,每天工作时间延长,囚犯被迫在风刀霜剑中出工,而口粮又减少至最低限度。狱警开始残酷对待囚犯,让刑事犯向“政治犯”故意挑起械斗,然后趁机再以暴力镇压“政治犯”。从3月到5月,20多名“政治犯”遭到狱警的杀害。发生叛乱的还有其他劳改营,其中的狱警挑衅几乎肯定是为了保住古拉格系统。贝利亚已明确表示,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释放最危险人物之外的全部囚犯。如果无法证明释放“政治犯”将对社会造成危险,成千上万的古拉格狱警和管理员将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没了。

戈尔拉格监狱罢工委员会和地下组织中的各式囚犯,意见分歧。有人赞成起义,也有人认为这是自寻死路,最后的决策是武装起来,实施自我防卫。在车间里筹备武器的内托回忆:“我们以零碎钢料自制刀具。”虽然没有起义计划,但在这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进一步的挑衅,随时都会导致造反。(836)

对列夫·内托来说,这些事件是自己政治上觉醒的高潮,那是一个漫长过程,始于1944年——其时,列夫空降于德军后方,受命在爱沙尼亚组织游击队斗争。他出生于莫斯科的爱沙尼亚家庭,一直把自己当做苏维埃俄罗斯人,只是具有爱沙尼亚的背景。他完全出于爱国心而去执行这一项任务,但在父母的故乡所亲眼目睹的(红军参与抢劫、强奸、纵火),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军队究竟是不是爱沙尼亚的“解放者”。当地居民称苏维埃军队为“斯大林的土匪”,他无言以对,只得同意。

列夫遭到德军捕获,与数千名其他苏维埃俘虏一起被囚禁在战俘营。这也是一个觉醒时机。他始终相信——如苏维埃所宣传的,没有苏维埃战俘,只有逃兵。但他回忆,在这里:

像我一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炮灰……我开始厌恶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不把我们[士兵]当人。

到1945年春天,他待在美国军队管理的战俘营,有机会对照苏维埃制度和美国人的态度:

美国人每次参加作战行动,回营后交出枪支,第二天再去领不同的枪支。但[在苏维埃军队中]我们每人负责自己的枪支,如有遗失,就会被拖进法庭,或监禁,或枪决。美国人更重视个人价值,但在我们这里,个人是分文不值的。

列夫返回苏联后,先去过滤营,再重新入伍。1948年,他被当做外国间谍遭到逮捕,被送来诺里尔斯克。他在此遇上了民主党领袖费奥多尔·斯米尔诺夫,后者促使他将斯大林政权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背离。民主党的形成,全靠非正式的信任和同志间的友情。[17]举报人永远是潜在的危险,所以没有白纸黑字,如想参加,必须有现成员的介绍,并为新人负责。在这种环境下,像列夫那样的囚犯,才能发展和表达自己的政治身份。(837)

起义发生于5月25日,因为狱警朝出工的囚犯队列开枪,抗议的罢工迅速蔓延到戈尔拉格监狱所有区域,包括女囚区,但大本营是在第4和第5区。那里的囚犯——西部乌克兰人、波兰人、波罗的海人——激进好战,业已组织起来。他们的武器有斧头、刀具、丁字镐,但主要是靠绝食,向劳改营当局施压。内托回忆:“我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希望获释,决心以死相搏来争取自由。我们认为,宁可死于战斗,也不愿在这种不人道的处境中苟活下去。”这是斯大林的奴隶证明自己是公民的时候。叛乱分子把自己锁在营房里,升起黑旗,以抗议对难友的任意杀戮。每一区域各有自己的罢工领袖,但很快成立罢工总委员会,向当局提出要求。内托担任各区域之间的通讯员、协调者,那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在各区域之间跑来跑去,随时都有被枪杀的危险。(838)

罢工者的要求都与尊重和尊严有关。即使有世界末日般的口号,罢工者的要求其实相对温和,绝对没有反苏维埃。(839)他们要求狱警叫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囚服上应被删除的编号;要求拆除营房窗口上的铁窗棂;要求狱警终止殴打囚犯,杀人的狱警要受到惩罚;要求一天10小时正常工作,而不是大多数囚犯被迫从事的15小时轮班;要求与亲属自由通信,而不是一年两次。罢工委员会知道,当地的主管无法做主,便拒绝与诺里尔斯克当局谈判,要求直接与莫斯科政府谈判。几天后,即6月5日,贝利亚派出他的高级官员,前来与罢工领导人交涉。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先例。以前,克里姆林宫都以暴力来回应囚犯的要求。贝利亚的使者答应将罢工者的要求转达给政府,但呼吁迅速复工,还称他们的工作对国家很重要,获得了高度重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因为罢工者最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认可。借用内托的话语即是:

我们已作出很大的牺牲,为国家提供镍,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们听到的这些感谢词句——那可是出自贝利亚的代表之口——好比是精神食粮,振作了我们的精神,使我们更愿妥协。只要他们把我们当人对待,当人交谈,我们愿意作出更进一步的牺牲。(840)

罢工者中出现了分歧,有人想继续罢工,有人愿意复工,希望通过合作来争取莫斯科作出让步。事实上,激进者很难真正坚持下去,更不用说获得胜利。他们被隔离在监狱区域,周围有士兵的包围,很难获得诺里尔斯克其他囚犯的支持。所以,诺里尔斯克的首席检察官在广播系统上发表讲话,要他们散开,承诺不予惩罚。大多数囚犯听从了指挥。狱警把他们分成小组,带走首要分子,允许其余的返回营房。但仍有几千人不愿就范。7月7日在第6区,1000名女子围绕一面黑旗组成人圈,里外一共4圈。士兵试图来拖人,她们就发出尖叫、吹起口哨,持续整整5个小时,最后被救火水龙头冲散。在第5区,1400名囚犯拒绝离开,与士兵展开近距离搏斗,士兵开枪打死了20名囚犯。据报道,最顽强的抵抗发生于第3区,几百名罢工者把自己锁在营房,与士兵对峙,一直坚持到7月10日。意想不到,这些叛乱分子的带头人竟是谢苗·戈洛夫科。他是北高加索地区的青年哥萨克,突然燃起内心的勇气,领导了这一场殊死的搏斗。他回忆道:“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这样的勇气。一开始,士兵来敲门,扬言要开枪,我很害怕,一直在祈祷上帝。但是,一旦成了带头人,就不再有恐惧。”在军队接管劳改营之前,估计有500名囚犯被杀,270人受伤。(841)

罢工遭到了镇压,但劳改营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定,囚犯对人类尊严的要求终究是压抑不住的。从1953到1954年,规模较小的罢工和示威仍不时发生,直到政权最后承认古拉格系统难以为继,开始释放囚犯。

[1]从比例看,波兰遭受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绝对数字看,苏联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远大于波兰。

[2]苏维埃当局认为,有工作能力的受伤军人不算是战争伤残者。它鼓励受伤的退伍军人寻找工作——坚强起来,有助于恢复——支付小额的退休金给300万退伍军人。(B. Fieseler, ‘The War Disabled in the Soviet Union 1945–6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London, September 2006)

[3]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主角。

[4]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基于现实的小说,荣获了1946年的斯大林文学奖。它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地下青年组织,活跃于被德军占领的乌克兰地区。

[5]那个人(仍然在世)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大学的党史系主任。

[6]在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的胜利阅兵式中,朱可夫骑一匹阿拉伯白色骏马,带领部队走进红场。但有一个传说称,斯大林曾打算亲自带队,却在排练中被那匹骏马甩下。这个传说可能不是真的,却表达了让朱可夫推翻斯大林的普遍愿望。

[7]沃兹涅先斯基并不提倡混合经济的恢复,只赞成取消国家对价格的控制,使之更好地反映供求。他还主张扩大合作社企业,对纺织业那样的消费行业追加投资。这两项措施,当初曾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8]经常有人认为,日丹诺夫是温和的政治家和开明的改革者,只是在1945至1946年,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恶化而输给了斯大林统治集团的强硬派,例如马林科夫。根据这种说法,强硬的文化政策是日丹诺夫的竞争对手所强加的。但档案显示,日丹诺夫并没有独立的政治思想;统治集团的政策只是在追随斯大林发出的各式信号;斯大林利用日丹诺夫,将遵奉党的反西方立场的僵化意识形态,强加于苏维埃的一切艺术和科学。

[9]西蒙诺夫基于同样的理由,奋力为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辩护。格罗斯曼的剧本《如果我们相信毕达哥拉斯学派》(If We Are to Believe the Pythagoreans),1946年9月遭到《真理报》的猛烈攻击。西蒙诺夫写抗议信为格罗斯曼辩护,所持的理由是评论家不该使用辱骂的语言,来批评战争时期一直在前线作战的作家,即使他犯了“严重的思想错误”。(RGALI, f. 1814, op.9, d.1384, l. 2)

[10]扎斯拉夫斯基很可能执笔写了1936年臭名昭著的《真理报》文章“Muddle Instead of Music”,谴责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他曾在1929年举报自己的哥哥是“托洛茨基分子”,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经由法捷耶夫的倡议,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扎斯拉夫斯基和爱伦堡的名字,被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上删去。过后不久,即1948年12月,其他成员均遭逮捕。(RGALI, f.2846, op.1, dd.75, 101, 187, 310, 311)

[11]“文学败类”(literaturnye podonki)一词最先出现于中央委员会1946年8月14日的法令,用在左琴科的头上。

[12]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死于2006年5月,享年94岁。

[13]Black Hundreds,沙皇时代反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14]纳塔利娅并不是在强调自己的犹太出身。在所有正式文件中,民族或族裔出身是必须交代的问题。

[15]马尔采夫(罗温斯基)实际上是俄罗斯人,与众所周知的《消息报》犹太主编罗温斯基同姓(斯大林可能把他们混淆了)。后者因自己早期小说受到反犹太主义的攻击,而把自己名字从罗温斯基改为马尔采夫。

[16]1952年秋天,斯大林为清洗党的领导阶层预作准备,以25名成员的主席团取代政治局。

[17]列夫在民主党内的最重要朋友之一是安德烈·斯塔罗斯金。安德烈一家四兄弟,都是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的明星。自20世纪30年代起,列夫就认识斯塔罗斯金。其时,列夫自己的弟弟伊戈尔也在踢球,只是效力对象不同,是莫斯科的迪纳摩青年队(伊戈尔·内托后来成为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的犀利中锋,从1952年起,更担任了苏维埃国家队的队长。其时,列夫已进古拉格)。列夫深受斯塔罗斯金的影响,听来的见解都记在笔记本上。其中有一条,被列夫视作他一生的“指导方针”,却是从托尔斯泰那里借来的:踏踏实实做必需的事,做自己觉得应该的事,结果如何,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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