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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归来(1953—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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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附近的伊林斯科耶乡间别墅。左起:热尼娅、贝尔塔、索尼娅、塞缪尔和法尼娅

索尼娅·拉斯金娜经过长时间的延误,终于在1955年11月,从沃尔库塔劳改营归来。拉斯金一家去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迎接她回家。除了曾去劳改营探望她的热尼娅,其他人在过去5年中都没有与她照过一次面。最终,索尼娅的火车到站。她从乘客人群中浮现,走出自己的车厢,看起来非常疲惫,面黄肌瘦,走向自己的家人。她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放下包裹,跪在月台上,恳求父母原谅她给家人带来的不幸。

像许多从斯大林劳改营归来的人一样,索尼娅为自己被捕所造成的伤痛而满怀内疚。她在沃尔库塔时为了寄钱回家,宁愿自己饿肚子,因此骨瘦如柴。归来后,她只想为家人而活。她已44岁,没有丈夫或孩子,愿为父母的福利和姐妹的子女,奉献自己的一切。她的外甥阿列克谢回忆:“她愿为我们做任何事,如有需要,她可以放下一切,或奔赴商店搜寻药物,或应付各种各样的差事。她对家人的奉献几乎是宗教性的,充满了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尽管她自己根本就不信教。”(842)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继承了沙皇死后释放囚犯的俄罗斯传统。100万囚犯从劳改营获释,相当于古拉格总人口的40%。除了少于5年刑期的囚犯,大赦还适用于经济罪囚犯、带小孩的妇女、青少年及已达退休年龄的老人。政治犯不在其列,其案件要由苏维埃检察院逐个审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年,尤其是像索尼娅那样的案件,其“反苏维埃阴谋”的定罪当初曾牵涉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她的案件中是赫鲁晓夫)。到1955年4月底,苏维埃检察院审查了237412名政治犯的上诉(还不到自1953年3月以来所收到上诉的四分之一),只有4%的相关囚犯获释。(843)

这些决定既无规律,又没有理由。例如,索尼娅卷入的斯大林工厂案件源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据说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前主管所罗门·米霍埃尔斯策划的。但米霍埃尔斯自己已在1953年4月3日获得死后的平反,之后在苏维埃报刊中,他经常被称赞为忠心耿耿的爱国人士。但同年11月,总检察长通知索尼娅,找不到复查她案件的理由。因塔劳改营一名囚犯——当初也因斯大林工厂案件被捕,收到一个类似的答复,他对此愤慨不已。答复信上只有一句话:“没有理由对案件进行复查。”按理他要签字,再把它寄回,以确认当事人已收到答复。他向难友抱怨,“这完全没逻辑”,如果米霍埃尔斯是无辜的,为何自己却是有罪的。一名难友回答:“现在先签字——他们稍后会再给你一个逻辑。”(844)

释放囚犯该走多远,苏维埃领导阶层的内部也有分歧。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贝利亚就提出“只要不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就大赦所有的囚犯,包括170万政治流放者。在斯大林死后掌权的政治局集体领导中,贝利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权力基础在内务部和国安部。他与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共同处理国家事务。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坚决反对贝利亚,一开始就在尼古拉·布尔加宁(新任国防部长)的支持下运筹帷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肯定对贝利亚的计划抱有疑虑。该计划除了要废除古拉格系统,还要在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东德这些新近附属的领地上放松苏维埃政策。1953年春天,贝利亚要求东德领导阶层推动一系列改革。但柏林的共产党强硬派,在付诸实施时拖泥带水,导致了东柏林大街上一周的示威游行,只得借助于苏维埃坦克的镇压。贝利亚回到莫斯科后,因此遭到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甚至马林科夫的指责。6月26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中就擒,策划者是赫鲁晓夫和苏维埃首都的高级军官。他被囚在莫斯科军区总参谋部的地下掩体中,接受秘密审判,最后在1953年12月枪决(甚至有可能在审判之前已被打死)。政变一举没有法律依据,对贝利亚的指控极其模糊(他所做的都获得了集体领导的赞同),对他的判决甚至在审判之前就已在党内公布。但没有一位领导人反对政变,或质疑它的合法性。他们养成了斯大林的服从党的领导的传统习惯,只是一群俯首帖耳的官吏,一旦意识到顶层的权力变更,便迅速调整自己的原则。政变后的赫鲁晓夫变得信心倍增。西蒙诺夫回忆起公布枪决贝利亚的12月24日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对“抓获”贝利亚“称心满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的叙述中,你能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本人在此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发起了策划,相比之下,他比其他领导人显得更加具有眼光、才华、活力,更为果断”,其他领导人别无选择,只好就范。(845)

尽管马林科夫是苏维埃政府的正式首脑,但在领导集体的内部,赫鲁晓夫的权力日益增长。政变与政策无关,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曾支持贝利亚的计划,此时据为己有,从1953年的年底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该名词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一直出现,却从来没有当真。他要苏维埃检察官审查自1921年以来所有的“反革命”案件,特别是列宁格勒案件。他的对手马林科夫,曾在此案中担任斯大林的主要心腹。1954年4月,在列宁格勒案件时期与马林科夫密切合作的数名国安部官员被捕,显然对马林科夫构成威胁。赫鲁晓夫所收集的不利于马林科夫的证据,暂时还秘而不宣——他仍需集体领导的支持——到了1955年初,才开始起而争夺党的领导权,先让马林科夫承担列宁格勒案件的“道义责任”,再让他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降尊纡贵,改任电站部部长。

赫鲁晓夫利用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打击集体领导中的对手(他1955年对付马林科夫的手法,将在1961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转用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赫鲁晓夫自己也深陷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先是1935至1938年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再是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负责逮捕了至少有25万人。如果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赫鲁晓夫就会限制检察官的复查,斯大林工厂案件就属此列。由于赫鲁晓夫当初的牵涉,有关囚犯的上诉就遇上了长期的拖延,唯恐揭出对他不利的证据。1954年6月,索尼娅·拉斯金娜得到消息,她的上诉将在8月获得答复;到了8月,又被告知,还要等到9月。9月后来变成10月、11月。她又在1955年2月获悉,将在3月底完成复查,但案件的最后审定是在1955年9月。(846)

像其他党领导一样,赫鲁晓夫也害怕斯大林受害者的突然释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吓坏了。我们担心,解冻可能会酿成滔天大洪水,将无法控制,反把我们都淹没了。”担任政治局委员30多年的米高扬认为,宣布所有“人民公敌”无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显示“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党领导对加快释放政治犯并无真正的兴趣。检察院的官员也很不情愿承认当初起诉政治犯时的错误,更不用说承认他们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曾捏造证据。1954年,为两方面的利益服务,苏维埃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削减了三分之二,更延长了程序上的耽搁。(847)

拉斯金一家是幸运的家庭之一。他们能返回家庭生活的老节奏,等到索尼娅从劳改营归来,变得更加亲密无间。索尼娅应邀回到斯大林工厂担任旧职,经过几个月的申请(向检察机关提出的)和力争(与苏维埃官员的),终于收到平反证书,撤销对她的所有指控,恢复她的公民权利,发给她少量金钱,作为她在劳改营荒废5年的补偿。索尼娅在莫斯科郊区分到共用公寓中的一个小间,像拉斯金一家住过的其他场所一样,供各式亲属合用。周日晚上,祖博夫广场上著名的拉斯金晚餐照常进行,公寓里总是挤满家人和朋友,包括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已被视同家庭一员。阿列克谢在索尼娅归来时已经16岁,他回忆起拉斯金家中的气氛:

这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场所,完全遵循外祖父[塞缪尔·拉斯金]的理念。他的行事规矩是:走进我家大门的任何人,都会受到家庭成员式的欢迎。有一次,我想测试一下。连续几个周日,我从大街上带回各种各样的女孩,但没人说一个字,包括道德观念上非常严厉的母亲,因为这是塞缪尔的规矩。(848)

亲属从劳改营归来,使许多家庭更加亲近。数年的分离使人们更珍惜天伦之乐,甚至是曾经只为政治而活的布尔什维克。露丝·邦纳在1937年被捕之前,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抚养兴趣索然,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她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写信给十几岁的女儿艾莱娜,敦促她努力学习,但措辞相当冷漠,譬如“帮助你的外祖母,做一名模范共青团员”。她所关心的是请求米高扬(老朋友)搭救1937年被捕于共产国际清洗的丈夫,在信中一再坚持“他一直忠于党”。露丝获释于1946年,但不得返回列宁格勒,只好定居在列宁格勒向南135公里的卢加城。她在艾莱娜的朋友即那些青年诗人的帮助下,得到一份作家协会少先队营地的女舍监工作。艾莱娜曾在战争年代充任军队护士,现已返回列宁格勒,在医学院攻读儿科。她与几位女友(包括依达·斯拉温娜)合住一个房间;冬季少先队营地关闭时,露丝会来探望。起初,她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艾莱娜在回忆录中追忆:“我能感受到,她不能分享我们战后的欢乐,也不赞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她有丈夫的死、监狱、劳改营,我有自己的损失,还有当初看来是决然不同的生活。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如何敞开心怀,而且我也不愿意。妈妈仍把我当做她离家时的14岁小女孩,我为此而感到恼怒。她的询问简直让我发狂:“你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

采访中,艾莱娜在反思那些年份时承认:“我经常希望母亲离我远远的,但又不能把她赶走。不过,我可以退学,逃去别处,自己谋生,只要能躲开她。”艾莱娜的女儿塔尼娅1950年出生后,露丝的关注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艾莱娜回忆:“我们找到了共同的关注点——她外孙女的成长——这使我们更加接近。”从那一刻起,露丝不再对政治有真正的兴趣。她在1954年获得平反,搬回列宁格勒,后又重新入党,但再也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艾莱娜认为,她保留党籍“主要是为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外孙”。[1]艾莱娜回忆:“只有孙辈[塔尼娅和她弟弟阿列克谢]才是重要的,她为他们保存了这么多的热情和内在光辉,真叫人吃惊。”露丝逐渐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母亲的价值,即艾莱娜心爱的外祖母巴塔尼娅,当初负责照顾外孙女,以便露丝自己投身于党的工作。艾莱娜·邦纳反思母亲性格的骤变,回忆起了1987年12月露丝的葬礼:

我从橱柜拿出台布来布置守灵的供桌,首先拿出的是一块彩色刺绣的厚台布……它的下面即是那块粉红色的!现在,经过无数次洗涤,只透出些微的粉色。妈妈那漂亮、精细的缝纫针脚,反以明亮的粉红映入眼帘。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身为党干部的母亲,曾经反对资产阶级,信奉最高纲领主义,在叶戈尔卡或我的面前从不允许自己使用甜言蜜语,竟然摇身一变,帮我缝补台布,缝制衣服,打扮塔尼娅,成为“狂热”的外祖母和曾外祖母,视外孙和曾外孙为“窗口最重要的烛光”和自己受苦受难的理由。我也无法想象:她喜爱和照看窗台上的盆栽花卉,让它们长得茂盛;她带着一定的自豪和挑战前去退回党员证,不是对党的示威,也不是要算老账……她走出了这难能可贵的一步,转而将自己鲜活的疼爱,全部奉献给我们。与抽象的概念和原则相比,这种疼爱更高级更伟大。她在去世前不久说,你必须以美好和善良的方式走完一生。(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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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丁·穆拉夫斯基与女儿尼娜,1954年摄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

家庭在斯大林统治下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仍保存着坚持下去的神奇能力。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人类生存几乎所有的传统支柱——邻里社区、村庄、教堂——均遭到削弱或破坏,唯有家庭,如雨后春笋,仍是社会中的稳定单元。对于许多人而言,家庭成了他们可信赖的唯一关系、唯一能找到归属感的所在。为了能与亲人团聚,他们甘愿承担超常的辛劳。

很少人作出像瓦伦丁·穆拉夫斯基那样重大的牺牲。他1928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无线电工程师家庭,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之后,瓦伦丁、妹妹狄娜和母亲1937年都流放去了乌兹别克斯坦,1940年再回到列宁格勒。战争时期,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的切尔克斯克城,沦入德军之手,被送去奥地利和德国的多家工厂做工。1945年,狄娜在纽伦堡附近的工厂做事,获得美军的解放。她与一名美国军官结婚,移民去了美国。瓦伦丁则返回列宁格勒,与母亲团聚。战争的经历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制度以及父亲被捕的真正原因;德国的经历又使他得出结论,生活在西方会有更多的自由。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对此直言不讳,结果在1947年被捕,接受审讯。国安部要他去说服妹妹回到苏联,却遭到瓦伦丁的拒绝。他因此被控以“反苏维埃宣传”,判刑3年,流放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母亲于1948年被捕,缘于与狄娜通信,判刑10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瓦伦丁于1950年获释后,去黑海沿岸的阿纳帕——靠近克拉斯诺达尔城,与一名姨妈同住。他找到水泥厂的一份工作,但很快被征召入苏维埃海军,分配去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被迫服役4年。他娶了一位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19岁女孩,他们的女儿出生于1953年。

1954年,瓦伦丁从海军退伍,决定搬去母亲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而不是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并带上了妻子和女儿。瓦伦丁放弃了在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他在海军的表现突出,退伍时有很漂亮的评语。但良心告诉他,应该帮助自己的母亲。她已61岁,身体虚弱,更因多年的劳改营生活,在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瓦伦丁回顾自己的决定,将之归因于从小学得的做人原则:

母亲老是告诉我要讲道德,要诚实,要堂堂正正做人,就像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所提倡的,特别是赫尔岑。我们年轻时,她曾朗读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听……我结婚时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母亲羁困于劳改营的事实,只会尽一切可能来帮她……别无选择,帮她是我的道德职责。

瓦伦丁决定跟随流放的母亲,部分原因是受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影响。那些贵族妇女,在1825年12月起义失败后,追随自己的丈夫,义无反顾地奔赴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地。他自己承认,他的决定可能含有持不同政见的意味,故意躲避苏维埃制度和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这一切又源于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对非正义的愤愤不平。(850)

瓦伦丁在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大型集体农庄担任联合收割机的司机。苏维埃政府当时正投资于新技术,作为“处女地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开垦出大片干旱草原,改为种植小麦的农田,开初乐观,最终却贻害无穷。1954年推出该运动时,瓦伦丁所在的集体农庄是先锋之一,不少于19万公顷的牧场成了犁刀下的试验品。瓦伦丁带着妻子和女儿住在条件原始的营房中,位于一个偏僻的草原定居地。每周一次,他要走100公里的长路,去探望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为她带去衣服和食物。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和草原上的艰苦生活,给瓦伦丁与妻子的关系,增添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妻子不愿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1956年离家出走,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瓦伦丁既要照看3岁的女儿,又要照顾自己的母亲。同年,母亲从劳改营获释。瓦伦丁把她带回列宁格勒,一起住在共用公寓的小房间,自己在列宁格勒的地铁工地上充当劳工。1957年,母亲去世,8年的劳改营生活把她给毁了。两年后,妻子归来与瓦伦丁重聚,又生了两个孩子,到1964年再次出走。瓦伦丁全靠自己带大3个孩子。(851)

玛丽安娜·福尔瑟与家人的团聚是最不寻常的。1942年,她才4岁,病得厉害。祖母束手无策,只好把她送给戈尔登施泰因夫妇,自己带了玛丽安娜的哥哥格奥尔基,前去伊尔库茨克谋生。战争之后,格奥尔基回到列宁格勒母亲的娘家,由于失去了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所有联系,甚至不知道其正确姓名,他无法找到玛丽安娜。玛丽安娜在第比利斯跟随戈尔登施泰因夫妇长大,一直把他们当做生身父母,完全记不得自己的家人。但是,她十几岁时,事情开始发生了骤变。

1949年,玛丽安娜第一次怀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不是自己的父母。其时,少先队营地的其他孩子取笑她是弃儿,遂勾起了她对自己幼年的痛苦回忆。她对祖母仍存有模糊的印象,甚至还记得有一个哥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反叛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严明纪律,愈加珍惜这些遥远的记忆,并为自己失散多年的家描绘出一幅近乎神话的图景。玛丽安娜还记得曾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家医院,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哥哥:

我当时16岁——那是1954年。我写信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医学院,在信封上写收信人是:第一年级,第一组,按字母顺序的第一位女学生。我告诉这位女孩:小时候,我曾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帕夫林·维诺格拉多夫大街,还有个哥哥;知道这一切的应该还有一位女医生,能否麻烦找到她?你信不信,这个女孩还真的找到了她!这位女医生告诉女孩,我的祖母和格奥尔基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她还通过熟人发现,我哥哥正在列宁格勒学习物理。这位女孩写信告诉我这一切,我因此极其兴奋,马上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所有学院,要求他们帮助寻找一个名叫格奥尔基的学生,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住过。原来,他是在理工学院学习,回信给我,还附上了照片。(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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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1960年摄于第比利斯

1954年的夏天,格奥尔基来到第比利斯,与玛丽安娜共度3个月。他还记得,他们的重聚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虽然隐约能感觉到妹妹的嫉妒。他回忆:“我与祖母一起生活,她却被送给了陌生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好人,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的女儿,从没将真相告诉她,部分原因是保护她免受父母被捕的影响,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是害怕她知道真相后会离家出走。据格奥尔基说,他们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既不同于他父亲一边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又不同于母亲一边列宁格勒的文化精英。1954年秋季,玛丽安娜在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度过一星期。他们让她看了所有亲戚的照片,包括她幼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照片,但没告诉她父母被捕并死于劳改营,只搪塞说他们死于战争。玛丽安娜回顾这一次探访,认为杰美恩一家和戈尔登施泰因一家肯定有默契,故意对她隐瞒真相。这确有可能。[2]哥哥格奥尔基很清楚父母的命运,也对她隐瞒。玛丽安娜尝试解释哥哥的沉默:“对他来说,真相只会添加麻烦。唯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以获成功。”他当时是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系学生,后来当上了教授。(853)

玛丽安娜就读于第比利斯的轻工业学院,后来在格鲁吉亚首都任教。她一直不知道父母的真实故事,直到1986年她收到邀请,出席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父亲的画展,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向她袒露了一切。玛丽安娜在严格的共产党家庭长大,一直以为父亲是死于战场的士兵,到此时年近50岁,方才获悉父亲原是被枪决的“人民公敌”。这无疑是极大的震撼,使她睁开眼睛,直面苏联的迫害历史。她曾怀抱天真的想法,因为自己家庭没受影响,向来漠不关心。她讲述道:“我觉得对不起这些人(我的生身父母)。”

我很同情他们,也想知道,如此奉公守法的好人,怎会遭受如此不公的迫害……我实在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有犯罪嫌疑,为何没有调查?为何法庭不能正常运作?我开始质疑苏维埃制度。以前长大时[在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抚养下],对此都是全盘认同的……我渐渐明白,即使从3岁起就与亲生父母分开,我还是承继了他们的价值观。(854)

斯大林去世后的岁月,除了囚犯的归来,还见证了数万儿童走出孤儿院和儿童之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虽已长大,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

1953年,16岁的尼古拉·科瓦奇离开孤儿院时,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他记不得自己1岁时就被枪决于劳改营的父母,也没有被送去不同孤儿院的姐姐的印象。他最早的家庭生活经验发生于哈萨克斯坦,他被共青团派去参与“处女地运动”的第一次收获(为了1954年的收获,共青团共招募了30多万志愿者)。拖拉机大队一名老工人干部,把尼古拉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带他回家同住。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把尼古拉当成家中的平等成员。尼古拉回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3个孩子比我小,都爱我。我与他们一起玩游戏,也爱他们。”尼古拉与他们在一起整整住了18个月,直到1957年参军。他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家庭。”

我观察这个家庭的运作和各式关系的相处,这个经验非常有用。后来,我读到的心理学家称,小孩子长大会像自己的家人。我还是孩子时,没有家庭,成年后才知道家庭生活。我很幸运,遇上这些了不起的人。我结了婚[1962年],组织起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经历,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它让我懂得尊重和相爱——他们总是互相帮助,总是为对方考虑——我之前从没见过,在孤儿院肯定是看不到的。(855)

父亲1946年来孤儿院领她出去时,叶丽萨维塔·帕里佩琴科对他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于1935年,其时,她还只是一个婴儿。父亲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和流放地整整度过10年,她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母亲已死于劳改营,又没有其他家人,叶丽萨维塔别无选择,只好跟随父亲去阿拉木图城,他在那里担任地质学家。他们住在地下室,整个住所由好几个家庭合用。她虽还是一个少年,却承担了所有家务。父亲沉默寡言,难以相处,已经受了劳改营岁月太多的伤害。对叶丽萨维塔来说,与他沟通,把他当做父亲,实在太难了,因为自己身边从来没有过男性(孤儿院的所有员工都是女子)。像许多从劳改营回来的家长一样,叶丽萨维塔的父亲对她管得很严,如果不知道她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就不准她晚上外出。父女之间发生频繁的冲突,都想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叶丽萨维塔记得有一次:“我们面对面坐在桌旁一个多小时,因为我拒绝吃面包,我们都很固执。”父亲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她也从来不谈孤儿院的生活。所以,虽在一起生活,却形同陌路。1953年,叶丽萨维塔搬至列宁格勒,申请了内务部的工作。父亲曾作为“人民公敌”遭到逮捕,她竟一无所知。他发现女儿的申请后,立即赶来列宁格勒,将自己的污点履历,告诉她未来可能的雇主。他担心,她可能会因填表作假而受到惩罚。应父亲的要求,内务部同意不把他的污点履历告诉叶丽萨维塔。所以,1959年之前,她一直不知道他曾被捕。(856)

与父母分离的子女,很自然会在自己的心目中构建父母的形象,往往与重逢后的现实情形大相径庭。

父亲亚历山大·萨加茨基于1936年被捕,当时的加林娜·施泰因8岁。[3]加林娜在成长过程中,对身为列宁格勒经济学教授的父亲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之后,母亲也遭供职的图书馆解雇。她切断与丈夫的一切牵连,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氏。战争期间,加林娜与母亲一起疏散到西伯利亚,开始燃起对父亲的渴望。她回忆:

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前线的爸爸”,或是战斗英雄,或英勇牺牲。我开始感到自己的欠缺,没有父亲,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身在何方、从事哪种职业。我不知道他长得如何,因为妈妈已销毁了他所有的照片。

加林娜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地址局,希望找到父亲的弟弟,但被告知,他已死于列宁格勒围城之战。她放弃了找到父亲的希望,直到1947年的机遇把她重新引上寻父之路的正轨。其时,加林娜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生物学,有一天在图书馆排队,突然听到有学生提及萨加茨卡娅的名字。原来,那个学生在谈论本校一位马列主义课讲师,加林娜因此去演讲厅的门外等候:

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走出演讲厅。我很紧张,一再为我的冒昧向她道歉,然后问:“有没有可能,您是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萨加茨基的亲戚?”她沉默半晌,然后说:“你是加林娜吗?”原来,她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857)

加林娜的父亲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被判10年劳改,1948年获释后,又去古拉格定居地流放5年。加林娜写信给他,回邮地址用的是列宁格勒中央邮局的信箱。她解释:“我不想让母亲担忧。”

我每天都去邮局,查看有无父亲的回信。我从秋季[1947年]开始,到了冬天仍旧没有答复。最终,我在1948年4月决定再上一次邮局,如果还是没有,就想作罢。结果非常幸运,全亏了这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们在柜台上递给我4个厚厚的信封,纸质粗糙,都是手工制成的。每个信封里有一封长信,写在淡蓝色的信纸上。

第一封回信充满了感情:

1948年4月4日 诺里尔斯克

第一封信

(我于4月6日同时寄出3封信)

我亲爱的女儿加丽娅!

你的信让我充满喜悦……我一生中最大悲剧之一,就是与我心爱的孩子分隔得这么久。你写道:“我的信,毫无疑问,会是一个惊奇。但我希望,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愉快的惊奇。”我的回答:第一,惊奇——确是如此;第二,愉快——不止于此——它简直是一大欢喜。我甚至在你的遣词造句中,即“无论如何”,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假设我在写你这样的信,也会使用同样的措辞。在你身上看到自己的痕迹,使我不觉莞尔……相信我,加丽娅,你已找到你的父亲。我失去你这么多年,但对你的爱,却从来没有间断。(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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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与加林娜,1956年摄于列宁格勒

加林娜通过信件与父亲开启了一段热切的交流,把他想象成书本上读到的浪漫英雄:“我崇拜勇敢的人、大胆的科学家、无畏的探险者,以及像父亲那样存活于逆境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还从没遇见这样的人士。”在早期信件中,父亲很符合她的理想。他的来信炽热、情感流溢,富有吸引力,充满他的生活细节、他的阅读、他近年来的观念转变。加林娜爱上了这个文字中的人物。她回忆:“对这些年来一直向往的父亲,我在心目中构建出了一个幻象。”

他似乎就是那种人:我可以敞开胸怀,畅所欲言;他总会耐心聆听,给我建议,等等。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尽管我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但现在看来,像他一样,我终究还是情感丰富的人。现在我明白,对我来说,在信件中表达情感,要比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得多。(859)

1956年,亚历山大来列宁格勒看加林娜,但面对面的交往却令人失望:无法重建他们在通信中培植起来的心心相连。亚历山大刚刚从诺里尔斯克的流放地获释,又得到党内的平反,忙于重启自己的政治生涯。加林娜认为,他太投入党的工作,以致无法与她沟通。她回忆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已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甚至觉得,他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我记得,他曾对我说:“你怎会变成这样一个懒妇。”他为何有如此想法?因为我对毛泽东的诗词没有兴趣,因为我没读他推荐的政治文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却须臾不可离开。

1956年,亚历山大搬到了列宁的诞生地,即伏尔加河旁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他在大学里教政治经济学,为各种期刊撰写相关的文章。加林娜回忆:“父亲痛恨斯大林,却是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尽管遭受了这么多痛苦,他仍继续相信,无捷径可走。他蒙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苏维埃历史还是正确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他自己的生存很有必要,却成了与女儿沟通的障碍。加林娜持怀疑态度,而且不愿加入政治辩论。“与一位信徒争论,能有什么结果?他的见解完全是僵化的。政治是他生命的中心,却成了我们避而不谈的话题。”1958年,加林娜去乌里扬诺夫斯克探望父亲,这是她唯一一次探望,除了询问彼此工作的套话,两人几乎无话可谈。出于义务,加林娜继续给父亲写信,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但她承认:

真的没什么可说,再也不愿向他打开我的心扉,像我早年所做的。他写给我的信简直就像政治报告,所涉及的不是他曾出席的党员大会,就是他曾读过的书籍,没有一星半点的个人色彩。我已失去梦想中的父亲。(860)

布拉特·奥库德扎亚在“自传体故事”《我梦中的女孩》(The Girl of My Dreams,1988年)中,叙述了自己如何遇见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先行被捕的是父亲,他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干部。接下来是母亲,被捕于1937年,判处10年,流放去了卡拉干达劳改营。其时,这位未来的诗人和作曲家只有12岁,由在莫斯科的外祖母抚养,后来又去了第比利斯与父亲的家人同住。1941年,他17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主动请缨上前线。他1945年从军队复员回来,随后成为第比利斯大学的学生。他的母亲在古拉格系统内足足待了18年,到1955年才从劳改营归来。

奥库德扎亚在该书中重温了母亲归来之夜。故事叙述者是个学生,即“一名无辜的年轻人”,与室友合住一个单间公寓。他很幸福,因为坠入了爱河。他生活中唯一的悲伤是母亲的缺席,他珍藏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有“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还一直记得她温婉的笑容和柔美的声音。一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请接501次车,妈妈”。他在赴火车站的途中想象,他们的重聚将会非常快乐、简单:

我接到她,在家里吃饭,就我们两人。她说说她的生活,我讲讲我的。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人的动机,我们既不分析,也不想弄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现在,我俩再次团聚……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好好放松一下。

但现实决然不同于想象。载运囚犯的501号专列一再误点,他午夜再去火车站时,才得知该专列已经提前抵达了一个小时。他找到正走向自己公寓的母亲,互相拥抱,一起默默走回家。在他的公寓里,她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不停地抽烟。他抬头注视她的眼睛,没有看到“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只看到:

她的眼神既冷淡,又渺茫。她朝我看,但又没真正看到我。她的面容凝滞,像是石雕,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黑的手放在膝盖上,软弱无力。她一言不发。

她不能与人对话,不明白儿子所表达的。他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回答:“什么?”他再一次询问,她回答:“我吗?”她不问儿子的经历,只喃喃自语;讲出的孤立单词,都是自己劳改营附近的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问他是否也是从劳改营归来的,并怀疑他是举报人。她也害怕出门,儿子拉她去电影院,坐了才几分钟,电影还没开始,她就走了。(861)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身心交瘁。在古拉格待上几年,就足以让一个人未老先衰。有些囚犯老得太快,等到回家时,亲属都认不出。伊万·乌戈列茨基赫33岁那年获释于科雷马,返回切尔登镇。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自己的回家经历:

我1953年11月返回,已13年没看到自己的家人。弟弟仍住在我家的老房子,恰好不在,去取干草。弟媳妇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坐下喝茶,她开口说,我看上去很像她的丈夫,我便告诉她,我就是他的哥哥,但让她在丈夫回来时不要点穿。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弟弟带着干草回来了,先把干草倒入牲口棚,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看到家里来了客人——茶炊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一瓶伏特加……弟媳妇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回答:“不知道,他是谁呢?一个路过的老人家?”然后,他朝我问:“你去哪里,老人家?”他一点都认不出我。我们坐在那里,一起喝茶……[伊万控制不住,呜咽起来,结束了采访。](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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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鲁扎·马蒂内利,1956年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有的落下残疾,有的身患慢性病。弗鲁扎·马蒂内利的丈夫曾是达拉戈古拉格综合企业的主管,直到1937年被捕。她自己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返回莫斯科时,已成残疾人。她在劳改营中遭受了酷刑和殴打,伤痕累累。女儿艾莱娜在1960年母亲去世前,从不知道这些殴打。其时,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的伤疤和瘀青,向女儿提出询问。艾莱娜回忆:“他们说,从未见过受伤如此严重的身体,甚至心脏都已被打得移了位。”

他们问:“你母亲进过劳教营吗?”他们无法想象,身负如此重伤,母亲竟然还能存活下来。那时,我才终于明白,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为何如此粗鲁残忍,总说粗话,有一次发脾气竟殴打我们,乱摔家什。我曾问她,是否在劳改营遭到殴打,但她拒绝回答,只称“有些事是不能谈论的”。之后,我就再也不问了。

艾莱娜发现,与母亲一起生活变得越来越难。母亲从劳改营归来后,狂热信教,并呈现精神错乱的迹象。艾莱娜的儿子出生于1953年,从小就有残障。弗鲁扎会对这位外孙动粗,还会打碎他的玩具,窃取他的糖果,再与其他食物一起藏在自己的被窝里。艾莱娜实在无法应付母亲的怪诞行为,只好在1958年搬去列宁格勒。(863)

格特鲁德·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把身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想象成“善良、美丽的人,只是生活在远方”。这个形象来自她从母亲那里收到的信件和小礼物,例如那块自制的绣有动物的漂亮毛巾。格特鲁德14岁时,母亲自劳改营获释,允许在莫斯科100公里以外的地区定居。她选择弗拉基米尔城的附近,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充当集体农庄的农艺师。她离开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前往弗拉基米尔,途中经过莫斯科,格特鲁德与伯父一家住在那里。格特鲁德到车站接她:

突然,一个女人走下火车,身穿羊皮衣,手提胶合板箱子和背囊。她的头发全被剃光了,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气味,她已在旅途中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她带回家,她叫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炉灶上烧水,帮她脱下衣服,真是臭气熏天。她全身都有虱子,衣服里还有蟑螂,让人触目惊心。我不禁连连倒退,不能接受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只是视为外人。(864)

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43年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不得返回列宁格勒或任何其他的主要城市。已在新西伯利亚担任教师的女儿依达伸出援手,把她安排在学校空置的办公室。依达记得母亲的外观:

她非常消瘦,肤色暗褐,受了哈萨克斯坦烈日的暴晒,更呈现疟疾的所有症状。她一点也不像过去的自己,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母亲。她病得很重,几乎步履维艰,什么都要依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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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埃斯菲莉与女儿依达,1938年。

右图:埃斯菲莉,1961年

1944年,埃斯菲莉搬去莫斯科。他儿子在莫斯科是专搞研究的科学家,获得许可让母亲与自己同住。依达嫁给了新西伯利亚的一名教师,1945年也回到列宁格勒,与其他5家一起住在一个共用公寓。埃斯菲莉为了照看依达经常生病的新生儿,搬去与女儿住在一起,但这却是非法的。1949年,埃斯菲莉再一次被捕,因为违反了国内护照条例(她没有居住在列宁格勒的登记许可),被流放到东南方110公里之外的马拉亚―维舍拉镇。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可怕,她无法照料自己,没有工作,又受到当地居民不断地骚扰,在他们眼中,她这个“政治犯”等同于“法西斯”。她搬到马拉亚―维舍拉镇6个月之后,又一次被捕,这次作为“反社会分子”被送去西伯利亚西部的沙德林斯克镇。她只好租用郊区最便宜的房间,没有工作,生活上全靠依达的每月汇款。1951年,埃斯菲莉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照看她的依达回忆:“她已经丧魂失魄。”

几乎所有的时候,她都默不作声,不敢说话;即使开口,也只是窃窃私语。你要哄出她的每一句话,但一旦说出,她马上又会后悔。她从来不讲劳改营的经历,我尝试让她开口,弟弟也作出类似的努力,但都无济于事。她不敢出家门,如果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奔向某栋大楼入口处,躲在里面不敢现身,直到确信警察已经消失。这一点也不符合她的个性,以前的她一向非常坚强自信。她从劳改营归来后,判若两人,她的信心和健康一去不复返。她归来后的头三年里就中风两次,失去了活力和社交能力。她谁也不想见,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865)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季娜伊达·布舒耶娃的身上留下了不同的伤痕。她获释时,女儿安吉丽娜才10岁,在安吉丽娜看来,母亲因此而变得冷漠严峻。季娜伊达不喜欢谈论过去,什么都退避三舍。安吉丽娜回忆道:“很难与她相处。”

她老是沉默寡言,从不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为此责怪于她,我希望她开口。也许她想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她受过的罪……她总是与我们保持很大的隔阂,从不流露亲情,从不抚摸我们的头发,从不把我们搂在怀里。在她看来,当好一个母亲,就是要确保我们子女吃饱、上学、不生病——其他就没有了。在精神或情感上,她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劳改营之后,她想掏也掏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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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的柳芭,1947年摄于莫斯科

安吉丽娜将母亲的情感枯竭归咎于劳改营。当年,季娜伊达要求从事体力劳动,不让自己有空暇思念失去的孩子。封闭自己成了一种生存机制,也被继续用来应付归来这一难题。这种生存本能,还表现在她的执迷性进食上,她总是随身携带面包,喜欢囤积粮食,半夜也会起来吃点东西,因为她害怕挨饿。(866)

柳芭·巴别茨卡娅1947年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因为没有定居首都的许可,所以是非法的,她只是想来寻找工作和亲友。她的第一任丈夫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早先曾劝她回到自己身边,但此时与一名年轻的制片助理有染(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雇员)。制片助理名叫塔蒂亚娜·洛博娃,仿佛对他施加了邪恶的影响,使他疏远了所有的亲戚,尤其是女儿奥克萨娜。在女儿看来,这种恋情无疑是背叛。柳芭在体力上已筋疲力尽,其电影明星的外貌也已荡然无存,莫斯科的大多数老朋友都避而远之。奥克萨娜回忆:“人们只要认出她是戈洛夫尼亚的前妻、被枪决的巴别茨基的遗孀,就设法穿过马路,避而远之。”最终向柳芭提供援助的,是女演员柳博芙·奥尔洛娃。她是柳芭的老朋友,可能是出于内疚,因为她丈夫电影导演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关系密切,当年曾涉及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举报,导致了巴别茨基的被捕。奥尔洛娃收留柳芭,建议她去找地质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古列维奇,因为他能帮助柳芭找到工作,并获得莫斯科的居留许可。奥尔洛娃还解释“他一直都在爱你”,并马上打电话给古列维奇,将听筒塞入柳芭手中。古列维奇问了柳芭人在哪里,然后说:“等着,我马上就到,我们结婚吧。”多亏了他们的婚姻,柳芭获得在莫斯科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古列维奇则因此被免职。

柳芭1938年被捕时,女儿奥克萨娜才11岁,现在归来了,相隔9年,小女孩已成为妻子和母亲。奥克萨娜回忆:“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裂痕已经存在——有了这么多的痛苦、爱、嫉妒,又与隔阂混杂在一起;既渴求亲密和相互了解,同时又无法找到沟通语言。”柳芭想要控制奥克萨娜的生活。1948年,女儿与美国外交官发生暧昧关系,她很害怕,威胁女儿要向内务部举报,除非女儿提出分手。奥克萨娜的丈夫阿尔伯特·里希特来自德裔犹太人家庭,曾是海军军官,驻在敖德萨,已因“间谍罪”被捕,判处10年,去了马加丹劳改营。因此,新的举报很可能导致女儿本人被捕。最终,柳芭利用古列维奇的关系,让奥克萨娜充任助理,参加赴西伯利亚的地质考察队,中止了这段婚外情。

柳芭从劳改营返回,性情大变。母亲的温柔和亲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严厉和麻木。她在外孙们的面前,从不袒露温情;如果小孩摔倒或受伤,会要他们自己爬起、停止哭泣,因为人生中会有“使[他们]真正哭泣、更为可怕”的伤害。柳芭把劳改营的习惯带回家,如与食物有关,会显得非常自私,甚至贪婪;她脾气暴躁,有时几近残忍、暴虐;在感情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外孙女回忆:“她床下有一个手提箱,里面装满冬衣和干粮,以备再一次的被捕。她很怕夜间的电话和门铃,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会吓一跳。”这些劳改营的伤痕镌刻在她的性格当中,她1983年临死前在最后的笔记本上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867)

很多人从劳改营归来,带回了神经过敏的习惯和偏执。艾莱娜·切尔卡索娃回家后,仍计算自己走的步伐,这是她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养成的习惯,以此提高劳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去劳改营之前,艾莱娜从没工作过,劳改营繁重的劳动使她经常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特别是战争年代,古拉格囚犯的工作摊派量提高,艾莱娜往往因无法完成任务而只能分到更少的面包。为了节省能量,她教会自己尽量少走路。亚历山德拉·菲利普娃也从劳改营带回类似的偏执:猜疑别人偷吃自己的食物。她与女儿住在共用公寓,经常会把食物藏在房间的隐秘之处,之后自己吃了,却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后来寻觅不得,就会指责女儿或邻居偷吃了。亚历山德拉与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僵,最后竟逼女儿搬走。(86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儿童之家长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军队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后来又在各式劳改营待了15年。他在每一个机构都遇上过抢夺食物的争斗——永远是抢夺最满的杯子或盘子——学会了全不考虑他人,能抢到就是赢。他36岁那年获释于劳改营,由于从没在正常家庭中生活过,对于正常家庭生活什么都不懂。据爱上并嫁给他的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回忆,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留一把大胡子,在莫斯科的文学界中被称为“来自火星的野人”。她把他引介给自己的家人,却为他的餐桌礼仪感到莫大的震惊。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不先向他人敬食,自顾自抢吃餐桌上所有的食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缄口不言,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责备他怎可抢夺最后一个橙子,而没有照她家习俗留给孩子。维克托林娅回忆:“米哈伊尔回答:‘我实在不懂,没人教过我,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并不贪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是吝啬而已”,可能更由于自身经历而变得自私自利。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一个所知甚微的男人。“必须学会再一次爱上他。这一次,他是真正的米夏,出身于孤儿院。这样,我才能真正了解他,帮助他回归正常生活。”(86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往往很难与亲人重建亲密关系。他们在古拉格生活多年,能期望怎样的“正常家庭生活”呢?对这些人,没有辅导或精神分析;对他们身体和行为上的失调,也没人给予帮助;甚至他们一直承受的心理创伤,也得不到承认。同时,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又不甚了解自己家人这些年来忍受的紧张和恐怖。双方——从劳改营归来的和在家等待的——都有遭排拒和疏离的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劳改营的幸存者发现很难开口谈论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便在家人面前,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些人不讲是害怕惩罚(囚犯获释时被告知,不得在公共场所讨论自己的经历。其中许多人因此而担忧,即使在私人场所也不敢袒露);其他人不讲是不想制造负担,或担心亲人不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长特别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不愿让子女游离于苏维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烦,引起当局的注意。

即使在谈论已成为常态的家庭,父母仍在叙旧时持谨慎态度。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从科雷马劳改营归来后发现,自己不在时,儿子已经长大,成了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对斯大林无比崇拜。她在一天晚餐时询问斯大林生病一事是否属实:

当然没人知道,但儿子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我不知道他是否生病了,但如果他真的病了,而我的血液能够救他,我很乐意为他而死。”我明白,这算是给我的教训和警告,我只得闭上自己的嘴。(870)

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的劳改营经历,使她对政权持怀疑态度,但她明白,即使希望儿子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也不能说出口。她回忆:

我在“里面”所发现的,不敢向他倾诉。也许能够让他明白,国家有很多过错,他的偶像斯大林远非完美。但儿子只有17岁,假如我解释一切,假如他被说服了,就无法欢呼斯大林的名字,无法写信给斯大林,无法在课堂上称赞我国的公正平等。假如他做不到这一切,可能早已死去。也许,他会设法过双重生活,但我不想让他这么辛苦。我害怕与他坦诚相见,但不知何故,我渐渐打动了他,他会认真仔细地端详着我。几个月后,他对我说:“妈妈,我爱你。”(871)

比较普遍的交往,恰恰与此相反。从劳改营归来的父母,仍持守着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理想,却发现子女已形成了决然不同的想法和态度。在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宽松的气氛中,政治审查逐步放宽,苏维埃媒体重新评估斯大林时代。年轻人背离政治,开始追求个人幸福。赫鲁晓夫的时代经济繁荣,私人房屋的街区如雨后春笋,消费品更多,又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新时尚、艺术和音乐。不可避免,共产党员们因此担忧,每当政权放松对私人领域的管制,个人主义就会抬头,社会行动主义、集体主义和其他苏维埃价值,会消亡于年轻一代的手中。所以有不断的呼吁,鼓励苏维埃青年加入共青团,成为“积极分子”,参与像“处女地运动”那样的集体活动。(872)

玛丽亚·伊利纳从波特马劳改营归来,在女儿玛琳娜的面前就遇上这种代沟。她于1937年被捕,之前是基辅大型纺织厂的主管,丈夫曾是党委书记,直到在同一年遭到逮捕和枪决。玛丽亚1945年获释,在一家乌克兰孤儿院找到女儿玛琳娜。上一次见面时,女儿才2岁,现已10岁。之后的12年中,母女住在一起,先是在切尔卡瑟,后来在莫斯科,直到1958年玛丽亚孤身一人搬回基辅。玛丽亚死于1964年,此前,母女俩每到假日都会互访,但相互关系已经非常糟糕。玛丽亚掌控女儿的生活方式,希望她以被捕前的自己为榜样,成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她在1956年获得平反,重返党内,积极宣传党的事业。据她女儿说,“父母年轻时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她必须坚持到底。否则她会无法忍受,因为她已作出太大的牺牲”。

玛丽亚全身心投入女儿的政治教育,制订读书计划——包括苏维埃和俄罗斯的经典著作,旨在培养正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态度。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好的,因为安娜非常自私,“对女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爱情,而是同志友谊,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她要我变得坚强果断,勇敢无畏,成为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她要我像苏维埃文学中的英雄一样,成为自己的主人,克服身上的缺点,不断提升自己。在妈妈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成为自己的主人……她总是告诉我,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一定要去做。

玛丽亚以各种方式加以干涉。女儿想学文学,成为教师,母亲却让她入读著名的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玛琳娜加入共青团,成为工程学院的团委主席;获得工程师资格之后,在莫斯科的研究部门上班。玛丽亚想让她入党,设法安排该部门的党委书记向女儿发出入党邀请,自己再亲自出马,对女儿做劝服工作。但玛琳娜有不同想法,像很多朋友一样,她受到自赫鲁晓夫解冻后的自由气氛的鼓舞。她在思想上变得自信、独立,对政治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她认为,入党将会有太多要求——远远超过她愿意投入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丈夫伊戈尔的支持,她是在工程学院读三年级时结婚的。伊戈尔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经常与玛丽亚发生争论。对这种政治辩论,玛琳娜毫无兴趣,她拒绝党和政治,不是因为反思了家人的悲剧,而是因为想忘记过去,以开始“幸福生活”。她的主要兴趣是音乐、电影、跳舞、交友,并得到伊戈尔的鼓励。他担任工程师,收入不错,梦想着把妻子留在家里。玛琳娜关注自己的个人形象,却老是遭到母亲反对。母亲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斯巴达态度,决不容忍这种“小布尔乔亚”的闲情逸致。玛丽亚自己整齐清洁,也有漂亮身材,但从劳改营归来之后从不重视自己的相貌,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收入微薄,买不起衣服或化妆品。但她女儿认为,她对此兴趣索然的另一原因是:劳改营的经历使她陷入抑郁,特别是在1955年之后,其时她终于发现儿子弗拉基米尔已死于古拉格。玛琳娜说:

她经历了这么多,以致自暴自弃,从不对镜顾盼,从不使用香水或化妆品……只有一次,她买了一件合身的大衣。从后面看,她还很年轻,身材高挑,双腿修长,脚踝精致。男人往往会在街上超越我们,为了回头瞟她——他们无法理解,从前面看的她却判若两人,头发灰白稀疏,脸上留有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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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1956年

由于缺钱,玛丽亚卖掉了合身的大衣,只穿棉外套,跟古拉格囚犯穿的式样差不多。(873)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负责全市煤气供应的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前主管,在泰舍特劳改营度过14年后,于1955年6月返回苏维埃首都。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已22岁,一直不满意自己的“污点履历”。他出生于苏维埃精英的特权环境,父亲被捕之后,只好与母亲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母亲没有自己的收入,他们住在共用公寓的一个小间,却遭到警方好几次突击检查,以搜寻“人民公敌亲属”的罪证。列昂尼德急于改善自己的处境,在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父亲回来时,列昂尼德正游走于电影界的波希米亚圈子——在解冻后的自由气氛中得以蓬勃发展。他还与国安部挂上钩,他的未婚妻塔玛拉是纳夫塔利·法兰克尔的养女。1929年,法兰克尔首创了古拉格系统的构想,此时隐居于苏维埃首都,对列昂尼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弗拉基米尔坚持要对妻儿行使权威。他的归来肯定会与列昂尼德发生冲突,这位年轻人突然多出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眼中,弗拉基米尔“很难相处”:

他沉默寡言,喜怒无常,不愿谈论劳改营的经历,在感情上自我封闭。他把自己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和恐惧带回家,还期望我们作出配合。他不愿与当时仅46岁的母亲同睡一张床。我还记得,她有一天含泪对他说:“在你看来,我已不再是一个女人!”

尽管在劳改营待过那么多年,弗拉基米尔仍是一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坚持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政策——强迫性的农业集体化和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自己曾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斯大林才不再是一名共产党人。对弗拉基米尔来说,归来的过程是一次时光的倒流。他重新入党,党员资格追溯到1921年。他重新进入原先的工作领域,1956年被任命为莫斯科燃料和能源局的副主管。他甚至配备了有专职司机的汽车和乡间别墅,仍在银松林专区,离原先拥有的那栋不远。被捕后发生的社会变化,对弗拉基米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一代的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工业革命中跃起而成为苏维埃的精英,他是其中一员。他在政治上激进,但社会态度依旧保守(列昂尼德出生后,他就叫玛丽亚辞职,因为他认为“资深党干部应有一位全职太太”)。现在,弗拉基米尔满心盼望自己再次成为一家之主,颇不满意列昂尼德的晚归,部分原因是劳改营使他严重失眠。父子之间不断发生争执,有一天晚上,列昂尼德参加派对,半夜才回,他们先是争吵,后来竟至动武。弗拉基米尔狠狠一拳打在儿子的脸上,列昂尼德冲出公寓,直奔法兰克尔的住所,一直住到1958年他与塔玛拉结婚。列昂尼德回忆,与弗拉基米尔关系破裂之后,法兰克尔成了他生活中的父亲角色。法兰克尔反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国安部保持紧密联系。后来,国安部委任列昂尼德为电影导演,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那是一部有关冷战中苏维埃间谍的宣传故事片。(874)

劳改营幸存者的普遍感觉是自己的经历难以言说、交流。他们与没去过劳改营的人,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诺里尔斯克整整度过20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涯,1962年返回红村的家人身边。她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

我是活着回来了。但那里的生活,如何被押送去诺里尔斯克,我实在无从说起。他们怎能理解“押送”一词的真正含义?不管我描述多少细节,他们都难以理解。没人能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和同情。(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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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艾莱娜·康斯坦丁诺娃与母亲柳德米拉、外祖母艾莱娜·列别杰娃和姐姐纳塔利娅,1950年摄于列宁格勒

像许多前囚犯一样,与家人相比,玛丽亚感觉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的朋友更亲近,获释后仍然与他们经常见面。一名前囚犯写道:“劳改营中形成的友谊是一生的友谊。”许多古拉格幸存者认为,劳改营难友的相互扶持,往往胜过家里的亲友。在社会上,前囚犯经常是偏见和恶意的受害者,遂建立起相互信任和依靠的特殊纽带。他们不与家人谈论劳改营,却与古拉格朋友倾诉衷肠。他们互相通信,节日见面,互相拜访,安排重聚。索尼娅·拉斯金娜有个大型联络网,成员都是她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老朋友。她在莫斯科的公寓总有老朋友借宿,其中有些人就像是拉斯金家庭的成员,出席拉斯金家所有的纪念日。瓦莱里·福雷德回忆起自己在因塔劳改营的老朋友:“难友精神非常了不起。没有任何做作,没有漫长劝说,我们尽量互相帮忙。”福雷德认为,古拉格大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是错的,因为他曾写道,囚犯在劳改营的经历一无是处。他自己与制片人尤里·敦斯基的终身友谊与合作,借助在因塔劳改营的共同经历而获得大大加强。福雷德回忆:“我感谢劳改营,它教会我友谊的含义,并给了我这么多朋友。”(876)

有些囚犯归来时,带回了在“里面”遇到的新丈夫或新妻子。特别对女子来说,这些“古拉格婚姻”的动机往往是为了生存。但另有一些,确实基于囚犯间的理解和信任。

矿物学家奥莉加·洛巴切娃,1946年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后,留下充当志愿工。她嫁给了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来自萨拉托夫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比自己要年轻20岁。1956年,他们一起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城。奥莉加被捕前,由于第一个丈夫米哈伊尔的被捕,她曾在那里流放。奥莉加不知道米哈伊尔的下落,长期杳无音信,只好推定他已死去,正是基于此,她才同意嫁给弗拉基米尔。但事实上,米哈伊尔被判处10年,送进卡拉干达劳改营。在那里,他娶了难友索菲亚·奥克兰德。她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匈牙利犹太人,1948年更为他生下个女儿。奥莉加和米哈伊尔的儿子深思道:“劳改营中的他们也渴望爱情和友谊,最终与别人聚在一起。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只是我的父母都爱上了年轻的对象,互相背叛。”1956年,米哈伊尔带上新妻子和女儿搬到阿拉木图城,设法找到奥莉加,甚至去塞米巴拉金斯克探望。他想说服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但奥莉加不肯原谅她的前夫,因为他在再婚之前,都没有试图找到她。(877)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也嫁给了自己在劳改营遇到的人。米哈伊尔·叶菲姆夫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农民,强壮、英俊,1934年因“流氓罪”被送到科雷马劳改营,帮助建造马加丹小镇。到1937年,叶菲姆夫已服完自己的3年刑期,但没钱返回诺夫哥罗德,所以作为志愿者留在马加丹。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他时,正好在棉花厂充当囚犯工,而叶菲姆夫则在建造该厂的通风管道。自1937年以来,柳德米拉一直在科雷马劳改营。她的丈夫被捕于1936年,之后就音信全无。她遇上叶菲姆夫后不久,因为肾脏感染而病得很重。叶菲姆夫替她买特殊药品和食物,照顾她恢复健康。1944年,她获悉,外祖母从孤儿院救出女儿纳塔利娅和艾莱娜,又在偏远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流放地抚养她们长大。一年后,纳塔利娅、艾莱娜与外祖母返回列宁格勒,叶菲姆夫就开始给她们寄包裹和金钱。柳德米拉1945年秋天从劳改营获释,决定留在马加丹,因为叶菲姆夫无资格搬去列宁格勒。1947年,她与叶菲姆夫结婚。丈夫被捕至此已有10年,一直没有消息。她向苏维埃当局打听,仍无结果,只好推测他已死去。[4]1945年获得离婚许可之后,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你不能让对方永远等待,人需要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

柳德米拉不爱叶菲姆夫。在给母亲的信中,她将他描述成“科雷马最初患难日子中的好同志”,强壮、善良、乐于助人。俩人的持久友谊以古拉格的共同经历为基础,即使获释后,她仍依赖他的情感支持。1948年,柳德米拉与叶菲姆夫搬到新切尔卡斯克城,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不远,她在那里一直住到1992年去世。每年一次,她赴列宁格勒看望女儿和母亲。有时,叶菲姆夫也会同行,但对继女来说仍是疏远人物,她们称呼他时,一直客套地使用通常用于陌生人的“您”。纳塔利娅回忆:“只是在妈妈死前不久,我才开始使用[非正式的]‘你’。”艾莱娜和纳塔利娅一直与亲爱的外祖母住在一起,直到她1968年去世。她们再也没有与母亲重聚一堂,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878)

伊利亚和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彼尔姆以南的乌拉尔小镇奥萨开理发店。他们均被捕于1939年,因为有顾客举报他们抱怨物资短缺。伊利亚被判刑10年,进了高尔基城附近的劳改营;亚历山德拉判处5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们的女儿伊拉伊达由外祖母抚养,直到亚历山德拉1945年归来。4年后,伊利亚也被释放。亚历山德拉耐心等待他的归来,这一天终于来到。房子里坐满了亚历山德拉的亲戚,亚历山德拉为伊利亚的归来准备了特殊的聚餐,但伊利亚没有出现。相反,他的妹妹利达从彼尔姆赶来告诉他们,伊利亚已与年轻的新妻子到达她的家。亚历山德拉带着女儿去看他,伊拉伊达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门开了,就是父亲——我们已有10年没见到他。他给我一个拥抱和亲吻……尼娜[他的新妻子]站在房间当中。妈妈开始哭泣,利达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劝说道:“如果10年没有看到对方,你能指望什么呢?”妈妈仍在哭。父亲把我拉近,仿佛在说,他也无能为力。我想,他那天喝了很多酒,已经醉了。妈妈开始咒骂:“你毁了我的一生!你毁了我们的家庭!”她不停地喊……“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叫我不要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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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和伊利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他们家屋外,1954年

亚历山德拉因此而精神崩溃,在精神病医院住了4个月。伊利亚和尼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小镇定居,住入一个旧澡堂。他们是在劳改营认识的。尼娜是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医生,在医院工作,救了伊利亚的命。他外出伐木,没有食物,筋疲力尽,失踪好几天才被送到医院,已有严重的冻伤。尼娜的悉心调养使他逐渐恢复健康,这位医生最终还爱上了病人。伊利亚从劳改营归来已是残疾人,走路都需要尼娜的帮助。他每年去奥萨一次,探望亚历山德拉和伊拉伊达,有时也会写信,但互相再也不亲近。尼娜死于1978年,伊拉伊达尝试说服父亲回到母亲的身边,但他又娶了别人。亚历山德拉一直没有再婚,对伊利亚的背叛,始终耿耿于怀。她女儿说,她仍然爱着他,床边还放有他的照片,一直到死。(879)

季娜伊达·莱维娜是乌克兰少先队创始人之一,1904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她于1937年被捕,判刑8年,被送进科雷马劳改营。丈夫丹尼尔是工程师,作为人民公敌的亲属被捕,流放去了土库曼斯坦3年(他获释后参军,在前线受伤,再疏散到西伯利亚)。父母被捕时,女儿拉丽莎才4岁,由外祖母照看,住在基辅与别人合用的共用公寓。1945年,丹尼尔从西伯利亚归来,同时带回了新妻子里贾纳和他们的小女儿。他们搬进两个小房间,与丹尼尔的三个姐妹同住。拉丽莎搬去与他们住在一起,与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遭到里贾纳和姑妈的忌恨。拉丽莎说,丹尼尔担心如果自己仍是人民公敌的丈夫,从流放地归来时就有可能再次被捕,所以选择离婚,与季娜伊达划清界限。但季娜伊达的母亲视女婿为好色之徒,认为他只是利用妻子的被捕,趁机娶了年轻漂亮的里贾纳,所以拒绝上门拜访。拉丽莎因此连外祖母都见不到,在父亲家的处境变得愈加困难。

季娜伊达1946年获释之后,依规定只能住在基辅附近的小镇兹韦尼戈罗德卡。有一天,她出现在母亲的公寓,带了个名叫瓦莱里的小男孩,介绍他是自己的儿子。季娜伊达在科雷马劳改营时,听闻了1941年9月纳粹在巴比雅对犹太居民的大屠杀,担心自己家人都已遭殃,遂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孩子(当时已经37岁)。她在1942年生下瓦莱里,但一直拒绝透露孩子父亲的名字(她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每个人都揣测他是一个狱警。1949年,季娜伊达作为“反社会分子”再次被捕(正是反犹太人运动的高潮),被判刑3年,送往波特马劳改营(后来又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瓦莱里由外祖母照管,但几个月之后,老妇人过世。拉丽莎恳求父亲向瓦莱里伸出援手,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个行为有异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有一种东西迫使我去爱他。我感觉到一种责任,来自我的内心。我没有家人,我想保护他,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但是,丹尼尔的姐妹仍把瓦莱里送进了孤儿院,认为狱警的儿子应由国家来照看。瓦莱里消失了,直到1953年他从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乌日哥罗德孤儿院写信给拉丽莎。拉丽莎前去认领,再把他带去身处江布尔城的母亲那里,合家三口在那里住了两年。拉丽莎回忆:

当时,我基本不了解母亲,从没真正与她在一起生活过。那段时间,从1953到1954年,是我第一次与她共同生活……她在我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我不知所措,很不习惯……但我很快找到了家庭亲情的喜悦。

1955年,季娜伊达爱上了在江布尔城流放的另一个犹太人,他的家人都死于巴比雅。他帮助照看瓦莱里,视同己出。他们在1956年喜结连理。流放解除之后,他们回到基辅,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880)

就有些囚犯而言,家庭生活已经不再有可能。他们太害怕了——包括自己的失望,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无法与人沟通。

纳塔利娅·伊斯纳尔1893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律师家庭。20世纪20年代,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歌剧工作室,从事图像艺术和舞台设计工作。1932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嫁给格列高利·阿别孜高兹,他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会的低层官员。1937年,阿别孜高兹遭到逮捕和枪决。纳塔利娅也被捕,获刑8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她于1946年获释,却留在多林卡镇,在内务部的政治部担任装饰艺术家,参与劳改营的宣传艺术和戏剧。纳塔利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亲属,还有第一次婚姻的一个女儿。但她选择留在古拉格定居地,而不是返回家人身边。多年羁绊于劳改营使她心碎,再也无法复原。纳塔利娅写信给莫斯科的小姑:

清水塘(Chistye Prudy)15号,27号公寓

艾莱娜·莫伊谢耶夫娜·阿别孜高兹

亲爱的,值得庆幸的是,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朋友]将亲手把这封信送给你。终于,我能以你能够理解的方式,作出详尽的解释。从我获得自由那天起,至今已有6个星期。然而,这却是我的第一封信,如何解释呢?不得不承认,经过漫长的分隔,我们之间已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很痛苦的。在这短暂的所谓自由时期,我已认识到,再也不能感受到与你的亲近。每当想及要回来见你,我就会因下列的担忧而望而生畏:我将没有用处,我将手足无措,我将帮不了你。我已失去当母亲的信心,这么多年下来,已变成一个决然不同的人——变得更加冷静。我要工作,努力让自己学会随遇而安,没有家人也能生存下去。我要彻底剔除这种家庭情感,使它再也不会渗入我的内心。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需要……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会告诉你一切,有关我的生活、性格、外表,等等。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胜过任何家人,因为她一直与我在一起,经受了劳改营同样的坎坷。遇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真叫人欣喜若狂……我觉得,我的内心已失去你。我不再需要家庭——这种情感已在我的心中死去……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就是如此……(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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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娅的释放证书。上有索尼娅监禁的时间,最高法庭军事委员会“因证据不足”而终止关于她的案子的决定,并允许她回莫斯科居住

索尼娅·拉斯金娜获释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时,领到两样东西:一张由劳改营两名管理员签署的释放证书,一张返回莫斯科的二等火车票。索尼娅在莫斯科有家人、工作、公寓等着她回来,其他囚犯就没那么幸运。他们无处可去:家庭已经破裂或搬走;住房已经消失或充公;禁止返回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许多前囚犯无法回到大城市,被迫谋求边缘性的生存,寻找能获得居民登记的任何临时住所。苏维埃当局一向不太情愿向前“罪犯”提供这样的居住权。阻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城镇和家园的,既有法律上的障碍,又有制度化的歧视。克服这些障碍和歧视的斗争,也是长期且复杂的。

1953年,78岁的柳德米拉·泰德曼(娘家姓奥博连斯卡娅)从流放地奥伦堡回到列宁格勒。她是西蒙诺夫三个姨妈中最年长的,自1935年起,就住在奥伦堡,也是唯一幸存于流放困顿的(桃莉和索尼娅均死于奥伦堡)。她经过多次上访,终于从市苏维埃获得许可,搬回被捕前自己和子女的共用公寓。当她搬回时,居民委员会却予以拒绝,理由是她家原有三人,现只剩一人,不可自己独居。好几个星期,柳德米拉排队上访派出所、当地住房部、市苏维埃及其他各种办事处,为了争取独居的权利。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最令人厌恶的是,各部门的人都以为我是个骗子。他们声称,我[在市苏维埃的住房许可上]列出补充的名字,是想骗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当局不让她一人独居,也不愿修改住房许可,并声称“他们是不会弄错的”,使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她足足等了好几个月,才获准搬回自己的老家。(882)

西蒙诺夫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遇上了同样的麻烦。她的丈夫约瑟夫再次被捕,作为惩罚,被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1951年,尼娜随他而去。1954年,夫妇俩返回莫斯科,在找到自己住所之前,只好借住在西蒙诺夫那里。尼娜和约瑟夫都是莫斯科人,即使借助于西蒙诺夫的影响力,仍无法登记为居民。西蒙诺夫帮这对“诚实勤劳、近年来却遭受如此不幸的夫妇”出面,写信给市苏维埃和莫斯科民兵组织的主管。最终,他们获得在莫斯科居住一年的许可,然后搬进西蒙诺夫帮忙觅得的房间。约瑟夫在高尔基电影制片厂找到工作,尼娜回来为西蒙诺夫做事。但他们的居住许可,不知何故,很快就被作废。夫妇被告知,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开首都。西蒙诺夫只好再一次写信,这次是给莫斯科内务部的主管:

结论非常简单:一个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已在监狱和流放地荒废多年,终于重拾曾被冤枉夺走的工作。现在,他又要被迫离职,再一次离去。他的妻子,为了与丈夫在一起,曾放弃过自己的工作。而现在,如想留在丈夫的身旁,必须再一次放弃工作,离开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多亏了西蒙诺夫的申诉,夫妻俩获准在莫斯科暂住。他们在后来的4年中,换住过8个不同的房间和公寓,最后终于遂愿,注册成为永久居民。1958年,西蒙诺夫帮助他们挤入待建公寓的轮候名单,那是为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工人兴建的,但一再的延误,迫使约瑟夫和尼娜不得不寻找更多的临时住所。直到1966年,即约瑟夫去世前不久,夫妇俩才终于分得自己的一小套公寓。(883)

寻找工作和住所,都困难重重。苏维埃官员普遍不信任前囚犯,许多雇主继续持怀疑眼光,视他们为潜在的惹是生非者和“人民公敌”。1953年3月的大赦公布之后,离开劳改营的先是普通罪犯,再是政治犯,但苏维埃大众不作区分。他们将1953年后犯罪和“流氓行为”的增多,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1956年匈牙利起义之后,将重新浮现的“内部威胁和敌人”,也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其时的苏维埃报刊,更作了推波助澜的宣传)。许多前囚犯即使获得平反,在申请工作时仍遭到拒绝。平反一事本身往往成了雇主们产生偏见和猜疑的起源。他们都不想冒险聘用几年前还是“政治犯”的人。一名前囚犯回忆,哈尔科夫的工厂主管当面直言,“尽管我已获平反,但在他眼里,仍有见不得人的过去”。在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谴责斯大林之前,公众对待归来的古拉格政治犯的态度,要么是不信任,要么是敌视。人们不敢与来自劳改营的前“敌人”有任何瓜葛。看到这些归来的囚犯,往往会唤起尴尬的回忆,甚至会在许多公民的心中激起内疚和羞耻。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他们的同胞却在劳改营中憔悴凋零。对归来的前囚犯,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以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他们也只字不提失踪的数百万人。列夫·科佩列夫回忆,从劳改营归来后,与避开斯大林清洗的成功人士相处,反而觉得不舒服,他宁可与“某种程度上的倒霉人士”交往。他至少可以肯定:这样做,没有与以配合迫害获致成功的人为伍。(884)

寻找工作和住房如此艰难,以致部分前囚犯不得不重返劳改营。1953年之后,许多劳改营以特殊经济区的形式仍在运作,雇用名义上的自由劳工,主要是获释囚犯。他们领取工资,但行踪接受法律限制,不得随意离开偏远的定居点。有些人选择留在劳改营或定居点,因为他们觉得,还没做好重回社会的准备。有些劳改营,前囚犯一直留住在旧营房,直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还有例子,前囚犯故意触犯小罪,为了回到劳改营,至少能有面包吃。(885)

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53年从科雷马劳改营返回家乡切尔登镇,无法找到工作和住所,警方也就拒绝向他颁发享有居住权的必要护照。他只得动用当初在科雷马当电工时的储蓄,到处游走,寻找工作。首先,他去了莫斯科,想亲眼看看红场,以遂心愿。但他身上缀满补丁的劳改营棉外套,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很快被驱逐出去;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入莫斯科。接着,他去布良斯克地区的小城新济布科夫——位于首都的东南方向,他的前妻与新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那里——结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去顿巴斯寻找煤矿上的工作,但无处可住,没有居民登记,便无法得到他人的雇用。他在日丹诺夫和塔甘罗格遇上同样的麻烦。经过几个月的绝望寻觅,他来到了亚速海附近的国营农庄,那里所有的工人都挖地穴而栖。即使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工作,农庄官员一看他的科雷马释放证书,就予以拒绝。伊万最终决定返回科雷马劳改营,在途中却意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稍作停留,去探望居住于前劳改营营房的弟弟一家,正巧遇上附属砖厂的官员。他最初的申请也遭拒绝,但一块手表的贿赂让那位官员改变了主意。伊万在砖厂一直做到1981年退休。(886)

从1953到1957年,估计共有61.2万名前囚犯获得苏维埃当局的平反,其中多人是在死后追认的。根据苏维埃领导人的说法,平反过程是还原真相的过程——为了重建对1917年公正原则的信心——从表面上看,确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从争取权利的老百姓的角度看,实际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系列持久且屈辱的上访。他们必须排队,填写表格,与往往充满敌意的官员争斗。前囚犯要写十几封信,其上诉才会获得苏维埃当局的恩准,这是司空见惯的。不过,1956年之后,司法审查和平反的进程有所加快。有时,上诉人会被传唤去内务部或司法部的办公室,这类地方很容易引发前囚犯的恐惧。他们相信自己将被送回劳改营,因此穿上冬装,由哭泣的亲属陪同。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恐惧和障碍打消了不少的平反申请(很可能是当局的初衷)。相关的司法审查和官方程序,开展得非常勉强,苏维埃官员有明显的动机来敷衍了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靠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而立功晋了级,现在却要披露其中的不公,岂不要让自己上被告席?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887)

最后,即使获得平反,也得不到相应的道歉,更不用说在劳改营浪费的宝贵年华。在大多数官员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一名克格勃上校在1960年提醒一位前囚犯:“平反并不表示你无辜,只是你的罪还不够严重,但总归是有保留的!”(888)

就许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前党员和笃信1917年革命价值的人,对平反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致任何障碍都无法予以阻止。承认其公民价值,关乎他们人格尊严的根本。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人希望重新入党,只有重新领到党员证,才会感到自己重又成为十足的苏维埃公民。一名“人民公敌”的遗孀,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12年,她还记得收到丈夫的养老金和恢复党籍通知时的自豪。作为党员的遗孀,她可以得到普通受迫害家庭无缘的特殊好处(因此对平反者的地位持有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优势是她重返社会的象征:

我觉得终于再一次成为完整的人,在政治上和作为一个公民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今日英雄”。获得平反的党员,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各式排队,无论是宿舍和假期的分配,还是财政补助和其他种种,都享有优先权。(889)

对其他人来说,平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给他们的生活和信仰重新带来意义。他们尽管遭受了不公正,仍坚守自己的苏维埃理想。这种信仰使他们的生命,乃至他们的牺牲,充满了意义。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在劳改营辛苦劳作,也为苏维埃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而感到骄傲。列宁农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杰格佳廖夫,在20世纪70年代向记者阿纳托利·朱可夫作出如此解释:

我在劳改营亲手挖出那么多贵金属,如果留给自己,早已是百万富翁了。这是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贡献。我在严苛条件下存活下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对列宁主义党和其人道原则的信念坚定不移,永不磨灭。党给了我力量,让我可以忍受这些考验;党振奋我们的精神和觉悟,帮助我们坚持斗争。恢复党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890)

另一类人追求平反,因为他们相信,这将能洗刷他们名字上的耻辱。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但在获得平反之前,并没觉得自己已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平反之后,我才能正视他人的眼睛,满怀荣誉和自豪,没人再会骂我。”(891)

对图尔金一家来说,平反是一大解脱。1936年,来自彼尔姆的老布尔什维克兼记者亚历山大·图尔金,作为“托派分子”被捕。自那以后,家人一直被当做“人民公敌”的亲属。20多年来,亚历山大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直认为,亚历山大确实犯了反对国家的罪行:这也是解释老朋友和邻居敌视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的岳母更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去他的脸(“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之清除出去”)。从此,家人再也不提他的名字。后来,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丈夫是无辜的,提出申诉后,又收到他的平反证书,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大解放。最终,她们可以不带任何耻辱感来谈论已失去的丈夫和父亲。[5]亚历山大的女儿维拉回忆:“一旦人们获悉我父亲平反了,便开始软化对我们的态度。这对我们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曾怀疑他有罪,原来我们都错了。”(892)

不是每个人都视平反为足够的结果。有些人认为,他们一直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并不需要已被证明是不公正的制度的平反。这种观念常在老党员中间听到,他们是列宁的追随者,视斯大林为“反革命”。诺里尔斯克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列夫·内托,1956年从劳改营获释,他干脆拒绝申请平反,视之为“原则问题”。他为起义中的战友辩解:“我们都认为,并不需要国家的宽恕。国家迫害我们,本身就是罪行,这是一个自我尊重和自身尊严的问题。”(893)

对许多党员及其家人来说,光是平反,没有恢复党籍,还不算伸张了正义(恢复党籍意味着他们可得到国家的额外补偿)。但恢复党籍的过程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地方省份,当地的许多党组织,仍在老领导的管辖之下。他们当初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攀爬至高位;如今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岂不自找麻烦!1936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彼尔姆作为“托派分子”而受到不公正逮捕的30位布尔什维克之一。当他1956年获得平反的时候,当地媒体就提出给他们恢复党籍的问题,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家人的努力,恢复党籍一事还是被党组织压制住了。它的重新浮出水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然而市级领导仍然处处设绊。到1991年苏联自身解体时,这30名布尔什维克当中仍无一人得以恢复党籍。(894)

如果没有恢复党籍,前囚犯的平反赔偿便微不足道,很多人干脆谢绝接受。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1957年获得平反,领到两个月工资——是以1938年被捕时的币值计算的——以赔偿她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8年。她还领到了另外的两个月工资,赔偿其1938年遭到枪决、现因“缺乏证据”而获得平反的丈夫。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让两个女儿共用;给儿子买了一套西装;还有一张桌子外带6条板凳,用来布置彼尔姆苏维埃配给的一间屋的住房。(895)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1954年为自己和丈夫申请平反,等了两年才收到一份普通的证书,声称她的案件已得到复查,因缺乏证据已告撤销。她写道:“为了这个错误,我付出的代价是20年零41天的生命。”她自己的补偿是两个月工资;她死去的丈夫的补偿也是两个月工资,此外另加上11卢布50戈比,因为丈夫死时身上还持有115卢布。她是在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大楼的等候室收到这份证书的,前来领取类似证书的还有另外20名妇女。其中有一名乌克兰老人,被告知她儿子的赔偿金额时,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

乌克兰老妇人开始大叫:“我不要你们的钱来换我儿子的血。你们自己留下吧,凶手!”她撕毁证书,将之掷于地上。

发放证书的士兵走近她说:“冷静下来,公民。”

这位老人又叫喊起来:“杀人犯!”并朝他的脸吐唾沫。她在狂怒中竟噎得回不过气来。一位医生带着两名助理,跑进来把她带走。每个人都默默无言,一脸压抑,四下都有努力克制的呜咽声。我发现自己也无法遏制感伤……我回到警察再也不能将我驱走的公寓,没人在家,可以尽情大哭。我哭泣,为我的丈夫,37岁,正是精力和才能的高峰,却死于卢比扬卡的地窖;为我的子女,从小变成孤儿,身为人民公敌的子女,受尽污辱;为我的父母,死于悲伤;为自己20多年所受的酷刑;为活不到平反而长眠于科雷马冻土的朋友。(896)

数以百万计的人奔赴劳改营后,一去不返。亲属很少被告知他们的下落,在1953年之后,更面临一个漫长且痛苦的等待:或等他们的归来,或等他们的噩耗。在很多情况下,要给这个等待画上句号,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崩溃的1991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在1938年遭枪决。直到1992年去世,她仍不知道他是否依旧在世:如已死去,她会为他哀哭;如还活着,只是选择不再回家,她可能认为他一直是有罪的。(897)

阿夫纳西娅·博托娃一直相信丈夫可能还活着,直至自己1981年去世。丈夫1937年在附属于彼尔姆火车站的工程车间工作,上班时遭逮捕,被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那是专为建造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的古拉格综合企业。后来,他又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他女儿尼娜在1989年获悉,他在那里筋疲力尽,死于1940年11月。但阿夫纳西娅对此一概不知,只在1941年1月收到丈夫的一张便条:“到目前为止仍然活着,这里的气温是零下50度。”40年来,这张褪色的小纸条支撑着阿夫纳西娅的一线希望:她的丈夫将会回来。(898)

直到自己1982年亡故,艾莱娜·切尔卡索娃一直坚信丈夫还活着。丈夫弗谢沃洛德是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地质学家,1937年被捕,1938年2月被判处死刑。行刑之前,弗谢沃洛德获准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将永远不再见面,但没透露自己行将枪决的消息,只说自己的判决是“无权通信”,这无疑是行刑人的指示。像劳改营囚犯的数百万亲属一样,艾莱娜不知道,“无权通信”就是古拉格中死决的代称。过了1953年,她推测他的刑期应已结束,开始寻觅。她查询了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又写信给莫斯科的苏维埃检察院,但没有任何信息。艾莱娜拜访内务部总部后不久,一位陌生女人来访,自称她与弗谢沃洛德曾在同一劳改营,几年前还见过他,鼓励艾莱娜相信丈夫依然在世。(899)

这是内务部的伎俩,用来欺骗遭枪决囚犯的亲属。苏维埃官员想方设法掩盖杀人真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遮掩1937至1938年的大量死亡。他们将其时处决的囚犯的死期,改成后续的年份,通常选在战争年代;并伪造发给亲属的死亡证书,声称那些囚犯死于心脏病发作,或其他疾病,但事实上都是在多年前死于枪决。

依达·斯拉温娜1955年申请父亲的平反,获得成功,除了平反证书,她还收到了列宁格勒注册局发出的死亡证书,称她父亲死于1939年4月的心脏病发作。依达感到困惑,因为苏维埃当局曾在1945年告诉她,父亲当时还活着。她上访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被告知应以死亡证书为准。10年后,即1965年,她向莫斯科的克格勃询问,得到同样的答复。依达一直相信这个说法,直到1991年她有机会看到父亲在克格勃档案馆的资料,才发现他被捕3个月之后就已被枪决,即1938年2月28日。在档案中,她还发现克格勃1955年的命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必须误导依达,让她相信父亲死于1939年的心脏病发作。(900)

伊琳娜·杜达列娃从不放弃找到丈夫的希望。她丈夫是南部亚速小镇的党委领导,1937年8月30日被捕,10年过去了,一直音信全无。伊琳娜认为他的刑期将满,便开始写信给内务部;还向罗斯托夫地区被捕的其他囚犯的亲属,打听所有劳改营的名字和地址,也一一写信相询。不久,丈夫在亚速小镇的党内同事来访,声称曾在劳改营看到她的丈夫,活得很好。伊琳娜继续向有关当局写信,仍被告知,她的丈夫还活着,还在劳改营服刑,只是“无权通信”。1953年之后,她写得更加频繁,推测丈夫肯定已被释放,因为从没听说超过15年的苦役。她以为会被告知,丈夫的刑期出于某种原因又延长了。最后在1957年,伊琳娜收到证书,说她的丈夫病死于1944年。这是伊琳娜所知道的一切,直到她1974年去世。1995年,她的女儿加林娜查阅克格勃档案中有关父亲的文件,当中注明,他在被捕的当晚被执行枪决。(901)

“现在,被捕的人要回来了。两个俄罗斯人,各自注视对方的眼睛。其中一人曾把那些人送去劳改营,另一人则刚刚归来。”(902)诗人阿赫玛托娃以这些词句,预示一场即将上演的变剧。囚犯们从劳改营返回,遭遇当初举报自己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1954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回到列宁格勒的一套共用公寓,父母带着她和弟弟曾住在这里,直到1937年被捕。他们的两个房间已被隔壁邻居占据,那是一对抚养3个小孩的夫妇,其中的妻子曾与布德克维奇一家非常友好,临到1937年大逮捕时却突施冷箭。她指控玛丽亚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间谍”(玛丽亚的父亲是波兰裔),甚至宣称玛丽亚的母亲是把客人带回自家公寓的妓女。到1954年,当年的那个女人已垂垂老矣,身体瘦弱,头披长长的白发,一人独居。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搬离公寓,她的丈夫1941年被送去劳改营。玛丽亚需要这个女人签署一份文件,证明她一家曾住这里。她最近收到枪决于1937年的父母的平反证书,因此需要这份文件为逮捕时没收的住处和个人财产申请补偿。那女人听到玛丽亚说起自己的名字,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说:“没想到你竟还能回来。”玛丽亚解释访问的目的,保证不会来争夺生活空间。那女人邀请玛丽亚坐下,开始查看需要签署的文件。玛丽亚环顾四周,仍能认出母亲收藏的瓷器、父亲从明斯克带回的皮沙发,还有靠垫、灯具、桌椅。这一切,她从小就很熟悉。那女人签完文件,叫玛丽亚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低声说:“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那女人告诉玛丽亚,自己丈夫被捕后不久从劳改营写了一封信,她出于恐惧而不敢保留。他在信中说,他的牙齿在审讯中全被打掉,思忖自己活不下去,所以叫她不要等,早早改嫁。她的丈夫再也没能从劳改营回来。她解释,之所以告诉玛丽亚这一切,只是想让玛丽亚明白,她自己也已承受很多苦难,觉得对不起玛丽亚的父母。(903)

1948年,尤里·施塔克尔贝格被控属于列宁格勒大学一个“犹太民族主义学生团体”,并遭到逮捕。据称,该团体是反苏的“间谍小圈子”,其组织者兼资助者是一名德国男爵。尤里被指控企图成立一个秘密印刷所,在大学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这些指控没有根据,仅基于虚幻的编造和4名大学同学签名的举报信。现在看来,他们当初的动机主要是仇外心理,之所以挑上施塔克尔贝格,是因为他的外国姓氏(也有可能知道,尤里的父亲曾因“传播德国宣传”的罪名于1941年12月被捕)。1949年3月,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尤里25年苦役,把他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他的父亲1942年即丧生于此),帮助建造铁路桥梁。1956年,他从高处摔下,身受重伤,作为残疾人而获释。他先是住在卢加城,后来终于回到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尤里应克格勃的邀请,查看了自己的审判记录,遂得知举报人的名字。他为此一一拜访了那4个同学。尤里回忆:“他们心知肚明,我已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其中一名女生告诉我:即使我现在回来了,但无关紧要,什么都没变,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混蛋,现在还是一个混蛋……她还说,我应被拉出去枪毙。另一个男的——过去一直是挑衅者,而且举止愚蠢——带我去他的家,给我看大门口一大捆纸。这是寄售的那种,有时会在大商店出售。他说:“如果你想要,自己拿吧。也许,现在正是你开印刷所的好时候。”我笑而不答,但我的脊椎骨直打哆嗦。我真想告诉他,这捆纸尺寸太小,并不适合印刷机,但我一言未发。(904)

易卜拉欣·伊兹梅尔―扎德被捕时是巴库医学院的资深医学教授和系主任,1938年被控属于一个“反苏维埃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组织”。他从科雷马劳改营获释后,返回巴库城,在同一所医学院做些基层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从事的是尖端性研究,现在,只是在应付日常的临床工作。1955年,阿塞拜疆前党领导米尔·巴吉罗夫因涉及1938年巴库的大恐怖而接受审判,易卜拉欣充当控方的证人,得以查阅自己的档案。易卜拉欣发现,他最喜爱的学生当时却在悄悄地举报自己,后来官运亨通,升为他现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易卜拉欣在科雷马劳改营时,这位学生经常拜访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当做家庭成员之一。易卜拉欣归来后,这位学生冷淡许多,很少再来,特别是会与他一起坐下聚餐的晚上。他和家人之后因无法躲避,又与这位学生见面数次,虽没挑明,但大家对出卖一事都心照不宣。有一天,医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来到伊兹梅尔―扎德的家,希望易卜拉欣签署一份文件,说明他家并没心存不满,会继续与这位学生保持友好关系。易卜拉欣拒绝签署,如果没有旁人的劝阻,真想把这位主任赶出家门。他女儿说,易卜拉欣为此受到了极大打击,更羞愧于被迫在这不够格的负责人手下做事。被要求签署这样的文件,无疑成了最后一根稻草。(905)

1953年,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前负责人科利亚·库兹明,也搬到沃洛格达附近的佩斯托沃小镇。他曾在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指控戈洛温家为“富农”,而戈洛温一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后,也定居于此。指控之前,科利亚是戈洛温家的常客,甚至受雇于尼古拉·戈洛温的皮革作坊。当时,尼古拉可怜这位全村最贫穷人家的少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科利亚前来探望,请求尼古拉夫妇宽恕自己,不单指对他的指控,也包括他在尼古拉弟弟被杀一案中的责任。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笃信宗教,不仅予以原谅,还邀请他搬来佩斯托沃。他们的女儿安东尼娜,此时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城行医,不赞成父母的慷慨,想说服他们改变主意。她的理由是:“他杀害了伊万[尼古拉的弟弟],摧毁了我们一家。怎可原谅这样的人?”但叶夫多基娅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原谅自己的敌人。”科利亚定居于戈洛温家的隔壁,为过去的行为感到羞耻,经常帮戈洛温家跑腿,试图赎罪。周六,他与尼古拉一起上公共浴池;周日,与尼古拉夫妇一起上教堂。叶夫多基娅于1955年去世,3年后轮到尼古拉,科利亚·库兹明也于1970年去世。他们都埋葬在佩斯托沃的同一块教堂墓地。(906)

还有很多前囚犯对当初举报自己的人表示了宽容。但不像戈洛温家那样,他们这种宽恕极少植根于宗教,而是基于一种豁然开朗:几乎任何人,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有多好,但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强压之下,都会变成举报人。所有经历过监狱和劳改营的人,都会有此同感。记者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回忆莫斯科纪念学会(专为受迫害者设立的)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一次会议:

一位大约在1939年被捕的女子,以完全平静的声调对我说:“那边那个男人,曾举报过我。”接着她又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她看到我脸上的困惑,便解释说:“当然,我们当时只有18岁,他父母是受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内务人民委员会]也想招募我。当然,他自己之后也受了迫害。”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不愿关注过去,或想把它忘却,而是已看透这个制度对人民惯用的可耻伎俩。(907)

到20世纪80年代,懂得这一点自然变得较为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的回忆逐渐软化,受迫害者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对苏维埃制度也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不过,避免责怪个人的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明晰。苏维埃的海外流亡者,显然不愿敌视普通的党员干部,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本身也无能为力,兴许自己也是该制度的受害者。(908)

并不奇怪,斯大林的囚犯的归来,在有愧于心的人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所有的杀人犯、挑衅者、举报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从没想过,他们的受害者竟然还会归来。”

他们都以为,被送去另一个世界或劳改营的人,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他们从没想到,那些幽灵还能借尸还魂,来找掘墓人算账。因此,在平反时期,他们变得恐慌失措。他们想着,时光倒流了,那些所谓的“劳改营渣滓”,突然再次披上肉身,启用自己的名字。他们一下掉入恐惧的魔掌之中。

一个“可怜的女举报人”,不断收到检察官办公室的传唤,要她撤回曾对那些已经亡故和依然活着的人所作过的各项证词。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每一次传唤之后,她就会跑去她曾举报的家庭,申辩自己“从没说过当事人的坏话,上帝是她的证人。现在去检察官办公室,只是为了帮那些死人说好话,以便他们尽快恢复名誉”。曼德尔施塔姆的结论是:

那女人从未有过近似于良心的东西,但这也已超过她所能忍受的,她不久便中风,全身瘫痪。在某一时刻,她肯定怕得要死,以致相信这些平反是严肃、认真的,所有的造谣者和其他爪牙都会面临审判。(909)

曼德尔施塔姆还讲述了一名内务部高级官员的故事。他任职于塔什干城,斯大林死后,便开始领取退休金,但“偶尔还会受到传唤,去见侥幸从劳改营归来的前受害者”。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自己上吊而死。曼德尔施塔姆看过他写给中央委员会的自杀信。这位官员写道,他一直在为党努力工作,从没想到:

自己服务的对象可能不是人民,而是“某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他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所审讯的人签署各式假口供,从而误导办案官员;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迫使自己改用“简化的审讯程序”并完成定罪配额;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那些举报人自愿提供各式指控,迫使秘密警察对这么多的人采取行动。

这位内务部官员的自杀受到遮掩,秘而不宣,他在自杀前点了太多官员和举报人的名。但他的女儿,决意要责怪迫使她父亲自杀的人。曼德尔施塔姆指出:

她的愤怒针对激发这些噩梦的人:“他们应为办事人设想!当时担任官职的人,并没有发起这些迫害,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910)

自杀的还有另一位斯大林心腹,即酗酒成瘾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他曾是作家协会的主管,但在1954年丢掉乌纱帽。他很长一段时间患有抑郁症,斯大林的去世更使他精神错乱。他写信给另一位作协成员:“我的病根不在肝里,而在脑中。”法捷耶夫向西蒙诺夫坦称,作为一名作家,他已“破产”,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有关党与工业破坏的斗争,以20世纪30年代的审讯资料作为借鉴。他已意识到,如他向朋友所解释的,其道德宗旨是错的,因为工业破坏根本就子虚乌有。他领导下的作家协会,参与了对作家的迫害,法捷耶夫为此而追悔莫及。他在给丘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他尤其对老朋友约翰·奥特曼感到歉疚,奥特曼于1955年去世,即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两年后。法捷耶夫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曾举报奥特曼,后者在1949年入狱时,自己又袖手旁观。奥特曼死后,法捷耶夫沉溺于饮酒买醉。他向一个朋友坦承,他批准逮捕了许多明知无辜的作家。(911)

1953年后,法捷耶夫试图赎罪,他请愿当局释放那些被送去劳改营的作家,并为他们平反。他给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写信,呼吁党放松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控制,但遭到忽略,后来又被撤职。到1956年,法捷耶夫已成孤家寡人,在文学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斯大林分子,其帮助受迫害作家的努力却鲜为人知。开枪自杀之前,即1956年5月13日,他曾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这封信在1990年之前一直雪藏于共产党档案之中:

我看不到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因为党领导的傲慢无知,摧毁了我奉献一生的[苏维埃]艺术事业……我们最好的作家,由于当权者对犯罪的默许,已被消灭殆尽,或是在巅峰未至前即已殒折……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所有的意义。灵魂在这邪恶的生存中遭受恶意、谎言、诽谤的蹂躏。我离开这样的人世,只会感到解放和喜悦。(912)

到底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还是做一个好人,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许多受害者都知道他天性善良。但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服务多年,所作出的妥协和调和,逐渐摧毁了他的良心、身份,乃至活下去的意愿。(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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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诺夫和儿子阿列克谢,1954年

尽管法捷耶夫对文学现状态度悲观,苏维埃作家在解冻的初期却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政权不再对作家行使直接的否决权,文学便成为关注的焦点,既强调个人和私人的生活,又拒绝斯大林官僚的横加干涉。苏维埃作家逃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众主题和英雄人物,开始努力塑造家庭和社会中的真实人物。那个年头最大胆的虚构作品是爱伦堡的《解冻》(1954年),它有意作出挑衅,仿佛在试探新气象究竟能走多远。这部小说讲述一名专制的工厂主管,即“小斯大林”,变得越来越腐败且惨无人道,为了扩大生产、努力完成五年计划的配额,而挪用职工的住房资金。妻子对他的铁石心肠实在忍无可忍,春季的解冻预示更美好的新生活,使她鼓起勇气离他而去。解冻刚刚开始的1954年,其时的政治气氛还不容许苏维埃读者讨论小说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再说它本身也不甚明显。所以,读者关注那部小说的另一主题,即艺术家的独立,体现在一名画家身上,仅属于次要情节。该画家以制作国家需要的产品,换取舒适的生活,但与不愿向制度妥协的其他画家相比,他承认自己的平庸。

《解冻》的发表分裂了苏维埃文学界。登载该小说的《新世界》和《旗帜》属自由派,希望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作家终于可以坦诚相见,与其反映现政权的利益,毋宁发挥塑造私人感性的真正作用。1954年,在莫斯科图书馆有关自己作品的讨论会上,爱伦堡坚持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达“情感文化”、促进“个人对同胞的理解”。(914)苏维埃政府的保守派震惊于这些自由派言论,开始组织一系列针对解冻自由作家的反攻。1954年8月,他们解雇了《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是个诗人,也是“富农”的儿子。批判爱伦堡的任务,落到了西蒙诺夫的头上,他取代特瓦尔多夫斯基,接任《新世界》的主编。之所以选择西蒙诺夫,是因为他被视作温和保守派,与索夫罗诺夫那样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相比,更具权威性。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两篇长文中,向《解冻》发起攻击,认为它对苏俄的描写过于黑暗,它的次要情节的结局又过于简单。西蒙诺夫认为,当好一名艺术家和为国家服务,鱼与熊掌,两者可以兼得。(915)

西蒙诺夫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阵营,直到1956年他开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下的许多人一样,西蒙诺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晕头转向。一开始,克里姆林宫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这种不确定气氛中,像西蒙诺夫那样的高官,坚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场来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不断演变,在各种情感和观点之间左右摇摆。”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感受是“为损失一个伟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这促使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惊人悼词(《作家的神圣职责》)中主张:“苏维埃文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子孙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天才。”这篇文章激怒了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西蒙诺夫调离《文学报》。整个1954年,西蒙诺夫仍忠实于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出身,在办公桌上放置一张自己特别喜爱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视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劳工的纪念碑。斯大林在世时,西蒙诺夫从没在自己办公室或住所里悬挂他的肖像,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叛徒”和“野心家”的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着时高歌自己对领袖的爱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谴责。西蒙诺夫回忆:“促使我[摆放画像]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识分子的荣誉的想法。”西蒙诺夫不愿背弃自己的过去,他还在1955年的诗集中收入一首委实可怕的《斯大林颂歌》。它写于1943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诗中称赞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916)

西蒙诺夫在批判爱伦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冻中的其他先锋作家,发起一系列攻击。他在1954年7月《真理报》的重要文章中,谴责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排斥,愈益趋向讽刺文学。西蒙诺夫特地点了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名,批评他放弃了剧院的重要职责,借用西蒙诺夫的界定,即“教育苏维埃人民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苏维埃制度”。(917)

作为《新世界》的主编,西蒙诺夫也反对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这份来稿想以连载的形式在《新世界》发表。这是有关发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师,致力于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败和苏维埃官场的低效,他的独具匠心遭到了扼杀和破坏。在西蒙诺夫1956年发表它之前,坚决要求杜金采夫缓和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担心这部小说可能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即使有了西蒙诺夫要求的改动,这本书仍被改革者欢呼为反对当权派的攻坚生力军。该小说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吸引许多人来到作家协会,学生们为了听到辩论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楼窗外,最后只好请来骑警驱散人群、维持秩序。(918)

《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以俄国革命和内战为背景,是史诗般的人生戏剧。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6]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919)

随着解冻的深入,赫鲁晓夫的改革者在苏维埃领导阶层占了上风。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文坛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与拒绝改变观点的斯大林主义信徒,无法相容。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主编可以要求删除

我诗句中的斯大林,

但无法帮助我赶走

我灵魂中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诺夫开始驱赶内心的斯大林,过程非常缓慢。(920)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1355名投票代表与会,期待高层领导解释斯大林之后的路线,论定已死领袖的地位。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这个决定是由领导集体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程度,曾有激烈的争论。早在2月9日,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就1935到1940年之间的党员迫害,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让高层领导大吃一惊——无论是逮捕和枪决的庞大规模,还是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证据捏造——临到苏共二十大的前夕,才决定在封闭的秘密会议上向大会代表披露真相。讲话文稿是集体起草的,但赫鲁晓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发言人。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复杂,但仍是勇敢之举,因为其他的党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显然都犹豫不决,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政权的罪行。赫鲁晓夫在2月9日的讨论中呼吁采取大胆措施:

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会摧毁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勇敢地讲出真相……我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但这并不连累我们。随着真相的浮现,我们必须予以公布。否则,我们就在赞同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响亮发言,不以为耻,无需害怕,绝不满足于心胸狭窄的诡辩。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或威胁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但最重要的,像党的其余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许还在担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会接过发言权。在解冻的气氛中,党的批评者将会指责高层领导人人有责。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的一名党内老同志,向赫鲁晓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告诉他们;要么,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接受审查。”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地提及这位老同志的证词。赫鲁晓夫给人一个印象:党领导只是在最近,经由2月9日的调查结果,才发现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将责任推到斯大林的头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脱其他领导人的嫌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为1935年以来党的不公提供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斯大林个人应负全部责任,其他领导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也罪不该死)。没有怪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只有“克服个人崇拜”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列宁主义。(921)

赫鲁晓夫以保密的需要来结束他的讲话:

这个议题不得传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我相信,大会代表都明白这一点,都会遵行不悖。

他发言完毕,会场中一片死寂。大会代表之一亚历山大·雅可夫罗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领军人物——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坐在楼座上,记得很清楚,赫鲁晓夫发言之后,把我紧紧攫住的,如果不是绝望,那就是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厅中的寂静简直是高深莫测,没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没有咳嗽,没有窃窃私语,没人注视旁人——或出于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紧张和恐惧……我们都低下头,鱼贯离开会议大厅。

离开大厅走进玄关的大会代表中就有西蒙诺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乱,一边吸烟,一边与中央委员会文化顾问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交谈。切尔诺乌索夫回忆:“我们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相的全部吗?”(922)

[1]塔尼娅和弟弟阿列克谢在1978年移居美国后,她立即要求退党——那正是克里姆林宫反对艾莱娜·邦纳和她第二任丈夫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高潮期。艾莱娜·邦纳1956年入党,1968年苏维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她就停止缴纳党费。露丝·邦纳担心孙辈的福利,悄悄地帮她代缴到1972年(根据对艾莱娜·邦纳的采访,波士顿,2006年11月)。

[2]玛丽安娜的表姐卡蒂娅·布龙施泰因(娘家姓杰美恩)当年18岁,对此未予证实。

[3]加林娜使用母亲的姓氏。

[4]她到1989年才发现,丈夫在1937年即遭枪决。

[5]图尔金家收到平反证书的同时也获悉,亚历山大被捕几星期后就死于劳改营,时年52岁。

[6]《日瓦戈医生》被偷运出苏联,1957年首次出版于意大利,成为国际畅销书。帕斯捷尔纳克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面临作家协会的压力和苏维埃报刊的民族主义谩骂,被迫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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