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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记忆(1956—2006)

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没能保密太久。讲话的一份笔录被印成小册子,发给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在所有工作场所读给共产党人听。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数周内,在苏维埃的工厂、办公室、大学、学校聆听该讲话的,有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该讲话也被送到东欧的共产党政府,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企图遮掩,不让东德人民知道。但波兰领导人将它发表,副本抵达《纽约时报》,登在6月4日的头版,再从西方反馈到东德和苏联的其余民众。(923)

该讲话使共产党陷入混乱。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发生了激烈讨论,有些党员责怪领导人未能早说,其他党员批评赫鲁晓夫选了个尴尬的时机。1956年6月,中央委员会因担忧广大党员中的异议,发出一个秘密通告,要求当地党领导以清洗甚至监禁的方法,钳制越线的批判。(924)

在党外,无畏之士视赫鲁晓夫的讲话为讨论和质疑一切的信号,知识分子率先发言。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苏共二十大结束了我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暗自质疑。”她后来加入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移居美国。

青年男女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分享各自的见解、信息、信仰、疑惑。每天晚上,我们聚在狭小的公寓里背诵诗歌,阅读“非官方”文章,交换各自的故事。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国家中发生的真实景况。(925)

对许多从古拉格归来的囚犯来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打消了他们的恐惧——现在,他们开始说出真相。拉丽莎·莱维娜回忆道:“苏共二十大是我们内心解冻的开始。”她的母亲季娜伊达1956年从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

关于她在劳改营的生活[1937到1946年在科雷马劳改营,1949到1953年在波特马劳改营],母亲几乎一言不发……但苏共二十大之后,她终于开口。相互的交谈越多,我们思想的变化就越大——更持怀疑态度。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变——家人从母亲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相互之间变得更加亲密。(926)

斯大林囚犯的子女一直背负“污点履历”的包袱,突然受到鼓舞,可以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赫鲁晓夫的讲话传达给工人党员时,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正在列宁格勒的兵工厂上班。有人预先通气,她设法不让党干部察觉,偷偷溜进去旁听。宣读结束时,安吉丽娜变得情绪激动,失声呜咽。她回忆:

没人知道我失态的原委。我有完美的履历表,甚至当选为市苏维埃代表。没人知道我父亲1937年作为人民公敌被捕,我从没泄露给任何人。我总担心他们会查出我的秘密。我听到这个讲话时,觉得自己挣脱了这一恐惧。这就是我哭的原因,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从那以后,我开始倾诉过去的真相。(927)

利季娅·巴布什金娜的父亲枪决于1938年,在她看来,自己从父亲消失时就怀有的不公正之感,终于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1956年之前,她太害怕,即使在母亲和外祖母的面前,也不敢谈论自己的感受。她们自己也对此讳莫如深,主要因为在兵工厂上班,担心自己的污点履历一旦暴露就会遭到解雇。有时,她们的沉默让利季娅父亲的清白产生怀疑。赫鲁晓夫的讲话之后,利季娅不再有如此的困惑。她鼓起勇气,不但向母亲打听父亲被捕一事,而且向同事诉说自己的感受。她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一家服装厂工作,有一天晚上,她在工厂宿舍里告诉其他女孩,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因为他下令逮捕像她父亲那样的无辜公民。其他女孩害怕起来:“小声点,小声点,你这样讲话,他们会把你抓起来!”但利季娅不受劝阻:“让他们来吧。我会响亮、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只是在重复赫鲁晓夫所说的。让他们听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事实。”(928)

但这样的言论仍属罕见。即使在1956年之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过于怯懦,他们对斯大林政权仍记忆犹新,不敢作出像利季娅那样的公开批评。对赫鲁晓夫解冻的普遍理解——是一个全国性辩论和政治探索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笔健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所塑造的,几乎没有代表性。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开放的交谈可能已成为规范,他们利用解冻来直面大恐怖的历史。但对苏维埃大众来说,对塑造他们生活的力量,一头雾水,一无所知,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

1957年,奥萨镇的理发师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第一次向女儿伊拉伊达讲述自己的被捕,以及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生活。其时,她仍羁留在劳改营附近。她刚刚收到的平反证书,让她有勇气向伊拉伊达倾诉自己的过去。伊拉伊达回忆她们的交谈:

她告诉我,她已收到新护照[平反之后的],她的入狱记录全被“抹掉”了,她是无辜的,因此可以开口。但她吐露的只是,我父亲入狱是因为“嘴快”[他被人听到在抱怨商品的短缺]……她入狱是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她还说,很多人死于劳改营——“他们像苍蝇一样一个个倒下死去”——他们生了病,得不到任何人的照料。“他们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这是她所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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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中)和女儿安吉丽娜、儿子斯拉瓦,1958年

在之后的25年中,直到她1980年去世,亚历山德拉对自己的被捕和劳改营生涯,再也没向伊拉伊达吐露一个字。每当女儿提出疑问,她只会说:“我有了新护照。我是清白的。”(929)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从来不提劳改营,没有告诉子女她自己或丈夫被捕时的细节。她丈夫枪决于1938年。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当有人问起她的过去,季娜伊达就会提高警惕,自我防卫。安吉丽娜回忆:

在我们家中,没人谈论母亲被捕的原因,或为什么没有父亲,这已是一个封闭的话题。苏共二十大后,我想了解更多,但妈妈总是说“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或是“知道得越多,老得越快”。她有许多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打断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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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杰日达的父亲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之墓,奔萨城,1994年

据她的女儿说,季娜伊达对政治毫无兴趣,“决不允许自己牵涉其中”。她从劳改营带回的恐惧,促使她对苏维埃政权讲的一切,采取“无条件接受”的立场。她看到了宣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亲身体验了政权的不公,但像千百万普通苏维埃公民一样,从未“认真反思”所观察到的现实。接受苏维埃的现实是一种应对机制,帮助她活了下来。(930)

娜杰日达·马克西莫夫年幼时对自己的家史一无所知。她的父亲是来自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农民,曾在列宁格勒当木匠。20世纪20年代,他两次被捕,到1932年娜杰日达3岁时,他再一次被捕,与家人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娜杰日达就在那里度过童年,但对家人为何生活在北极圈毫不知情。父亲在1938年又一次短暂入狱(娜杰日达以为他出差了),之后合家搬去奔萨城定居。1946年,娜杰日达入读列宁格勒医学院,后来成为医生。要到母亲去世前不久的1992年,娜杰日达才发现父亲曾多次被捕,以及他曾在监狱、劳改营、“特殊定居地”度过8年。她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连同祖父和叔叔的名字。那是一份前政治犯的名单,在苏维埃政权崩溃之后获得了死后的平反。娜杰日达让母亲看这份名单,她起初的反应是:“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提它干嘛?”但在娜杰日达的坚持下,母亲披露了一切。父母本想保护她,不让她知道,她也就没有义务来坦白自己的污点履历。娜杰日达解释:

我的一生,每次填写表格,在有否亲属受到镇压一栏,我总能填上“无”。我不知道父亲的事,所以问心无愧,毫无焦虑。如果我知道,又强迫自己撒谎,就会顾虑重重。我敢肯定,这就是我一直没遇上麻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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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玛拉和母亲卡帕托莉娜,1948年

她的父母即使在1956年之后仍保持沉默。他们仍然认为,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女儿,万一她又转述给朋友,万一政治环境骤变,那岂不太危险了!因此,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娜杰日达在63岁之前很少关注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未受大恐怖影响的其他苏维埃公民,毫无疑问也会有这种冷漠。反思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生活,娜杰日达回忆道:

我听说过镇压,但没留下任何印象。例如,1946年,我们在奔萨地区的邻村发生了大规模逮捕,但不知何故,没来碰我们。我不理解,甚至也不想去弄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发现很难解释得通——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自己的生活却自成轨迹,丝毫不受影响。不知怎的,我做到了避而远之。(931)

塔玛拉·特鲁比娜50多年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母亲卡帕托莉娜所能提供的是,他作为志愿工前往远东的建设工地,一去不返,销声匿迹了。1935年遇见工程师康斯坦丁时,卡帕托莉娜是个年轻的医生,受共青团的委派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小镇苏城,在古拉格管理机构工作。而康斯坦丁是囚犯劳工,在附属于古拉格的建设工地上班。1938年,康斯坦丁被捕,卡帕托莉娜不清楚丈夫的下落,只知道他被送去远北建设托拉斯的某个劳改营,位于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卡帕托莉娜把年幼的塔玛拉留给在彼尔姆的母亲,自己返回科雷马劳改营,继续医生的工作。她与康斯坦丁的婚姻尚未登记,又继续使用娘家的姓氏,所以好几年得以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最终她工作部门的古拉格指挥官查出她与康斯坦丁的瓜葛,但劳改营的医生人手紧缺,遂决定为卡帕托莉娜保密。30年来,卡帕托莉娜继续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担任医生,在1965年退休之前,最终晋升为克格勃医疗部门的上校。她一直怀抱希望,在科雷马劳改营巡回诊病时可能会找到康斯坦丁,或得到他的信息。她觉得,帮助像他那样的囚犯,如她所解释的,至少还可与失去的丈夫保持间接的联系。然而在1956年,她被告知真相:康斯坦丁已于1938年11月遭枪决。

将近20年,卡帕托莉娜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的同事会发现她丈夫是“人民公敌”,甚至害怕与家人谈及康斯坦丁。因此,他已遭枪决的新信息——她视之为他可能犯了重罪的证据——使她性格更加孤僻,沉默寡言。尽管女儿询问得越来越频繁,她仍只字不提。塔玛拉回忆:

妈妈从不提及父亲,但保留了他所有的来信[20世纪30年代的],还有几份电报,只是从不让我看。她总是把谈话引向其他话题,只会说:“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最多再添上一句:“使他陷入困境的,也许是他的舌头。”

塔玛拉的母亲死于1992年。之后,身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舅舅,让塔玛拉写信给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同事,询问有关康斯坦丁的信息。她收到的答复是,父亲属于一个“托派组织”,枪决于1938年,但没提及他在劳改营的监禁。于是,如同母亲所告诉她的,她仍认为康斯坦丁是一名奔赴远东的志愿工,他失宠于苏维埃当局只是1938年的事。2004年,塔玛拉在彼尔姆为本书接受采访时,才获悉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她看到文件,证明父亲是古拉格一名长期囚犯,她起初仍拒绝相信,坚持认为其中有错。因为在心态上,她不愿把自己视为苏维埃制度的“受害者”。在现实中,她是个教师,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视自己为苏维埃机构的一员。塔玛拉承认,她也许应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母亲的沉默,如果她知道父亲的真相,可能会在争取前途时犹豫不决。(932)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但在苏联,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的原因来忘却过去。例如,没人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回到镇压也有可能。事实上,解冻是短暂和有限的。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现政权让大家明白,对斯大林迫害的讨论不可导向对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期——其时,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陵墓移出;像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那样的斯大林强硬派,被开除党籍;索尔仁尼琴有关古拉格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的出版,使对斯大林政权的评价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数百万已死或遭到迫害的人士,仍然没有官方的承认、公共纪念碑、政府道歉及适当的赔偿。就是对受迫害者的平反,也进行得非常勉强。

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相对宽松戛然而止,审查制度变严。在苏维埃胜利20周年之际,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战争领袖”的荣誉得到恢复,独裁者的半身塑像又出现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他的坟墓旁。1966年2月,地下出版物作家尤里·丹尼尔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上了做秀审判的被告席。为此而组织起来的抗议,催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却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钳制。向异见分子发起新的迫害,是阻止讨论斯大林罪行的强大威慑。数以百万计的人对斯大林政权记忆犹新,本有可能认真评判苏维埃制度,如今只能按兵不动。他们害怕给人留下自己同情异见分子的印象,而后者一再谈及斯大林的罪行,变成了反对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另一种形式。人们再一次压制自己的记忆——拒绝谈论过去——在表面上加入苏维埃忠诚而沉默的大多数。

在斯大林的前囚犯当中,再次被捕的威胁确实存在,这足以保证1956年之后几十年的噤声。大恐怖的结束可能拔掉了克格勃的獠牙,但它仍有诸多严酷的惩罚手段,其无处不在的监控能力,更给敢想敢说敢做的人带来恐惧,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随时可被视作反苏维埃。

伊娜·盖斯特1977年在莫斯科的茨韦特梅塔夫托马蒂卡实验室担任工程师,她接到克格勃特工的电话,请她去卢比扬卡。伊娜回忆:“不用说,我开始全身发抖,脑筋也完全不好使了。”她立刻回想起自己在1949年4月的被捕,当时她在莫斯科大学作论文答辩,也以类似的方式受到传唤。她还想起妹妹在1949年6月的被捕,以及1937年自己12岁时父母被捕的景况。伊娜随即回答,她恰好在做实验,不能马上就去。克格勃官员告诉她,将在半小时后再来电话。伊娜马上疯狂地打电话给朋友,一是要警告他们,他们可能也会受到传唤,二是万一她回不了家,好让他们知道她去了哪里。克格勃的电话又响了,但伊娜仍拒绝去卢比扬卡。因此,该官员开始在电话上问起她与列夫·科佩列夫的交往。科佩列夫是古拉格前囚犯、异见分子、作家,很快将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科佩列夫认识数百名莫斯科人,伊娜只是其中之一,他还在她的房子里开过朗诵会。不知何故,克格勃发现此事,也许窃听了她的电话,更可能是朗诵会中混有举报人。伊娜吓坏了,接下来的几天中,随时准备被捕。她担心克格勃的搜查,将保存在自己公寓的异见分子的文学作品统统扔掉,也取消了新的朗诵会。伊娜没有被捕,这起事件并无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个电话激起了她痛苦的回忆,所留下的焦虑和恐惧搅扰她多年。伊娜反思:“我的一生,一直挣扎于这种恐惧之中,总是很怕。”恫吓她的到底是什么,很难说。她解释:“这不是具体的东西,更像是一种自卑,一种模糊的缺陷。”(933)

斯大林的前囚犯广泛带有这种焦虑。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就生活在不断的焦虑之中,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依然一直担心自己再次被捕。直到1981年,她收到新护照,上面没有她曾在劳改营的标记,她的恐惧才开始退却。即便如此,据她女儿所说,她“一生都在担忧恐怖的回潮,直到她死去那天”。玛丽亚·维特克维奇1945年被捕,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待了10年,迄今仍然害怕。她解释说:“我无法摆脱恐惧。”

我成年后一直深感恐惧,现在[2004年]会感受到,临死那天也会感受到。即使现在,恐怕还有人在跟踪我。50年前我获得平反,我没做过任何丑事。宪法说,他们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但我还是害怕。我知道他们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把我再次带走。

斯韦特兰娜·布龙施泰因1952年被判刑10年,在维亚特卡劳改营度过3年,1955年获释,迄今仍会做关于劳改营的噩梦。她如有精力填写文件、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排长队,早就会尝试移居美国。她相信她的恐惧会在那里消失。(934)

斯大林的大多数受害者遭受威胁,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曾吃尽苦头的人不愿谈论自己的生活,很少哭泣。伊娜·盖斯特深思道:“迄至今日,我都不会哭泣。斯大林的时代,大家都不哭。从那时起,我的内心一直保留禁止自己哭泣的决心。”(935)

这种坚忍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在有关苏俄的死亡和记忆的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谈身受的苦难——不是无意识的回避(否认),而是有意识的战略或应对机制——人们可能会思忖:“心理创伤的概念真与俄罗斯人的大脑毫不相干,只是外来的异想天开,就像进口机器,一遇上西伯利亚的严冬酷寒就会失灵。”(936)

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937)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在坚忍或认命方面,没人能超过尼古拉·利列耶夫。尼古拉出生于1921年,18岁被红军征召入伍,1941年当了德军俘虏;作为囚犯,他先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农场工作,后来又进过德国各个矿区和工厂。1945年,尼古拉返回苏联,被捕后获刑10年,被送去科米劳改营。尼古拉1955年获释,但不准回到家乡列宁格勒,于是定居于卢加,直到1964年。他在2002年写下回忆录《不幸者活不下去》,以下面这段开场白拉开序幕。他坚称,其中没有丝毫的讽刺和黑色幽默:

我一直非常幸运,特别在我人生的困难时期。我很幸运,父亲没有被捕;学校教师待我不错;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从未中弹;铁窗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年是在爱沙尼亚度过的;没有死于在德国挖矿;被苏维埃当局逮捕时,没因当逃兵而遭到枪决;审讯时没受酷刑;没有死在前往劳改营的押送队列中,尽管我身高1.8米,体重只有48公斤;我在苏维埃劳改营时,古拉格恐怖已在减少。我不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辛酸,我已学会接受既有的生活。(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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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诺夫和瓦伦蒂娜·谢罗娃,1955年

1956年,西蒙诺夫与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离婚,娶了第4任妻子拉丽莎·扎多娃——当时已怀了他的孩子。拉丽莎是艺术史学者,其父亲是苏维埃陆军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她嫁给第一任丈夫、诗人谢苗·格鲁津科时,父亲就曾大发雷霆;谢苗死于1953年。当她宣布将嫁给西蒙诺夫时,父亲扬言要把她和她的3岁女儿逐出家门(“一个诗人还不够吗?”)。拉丽莎是个认真严肃的女人,与瓦伦蒂娜相比,比较冷静。她负责西蒙诺夫的私人生活,成为他的亲密伴侣,但激发不出他的浪漫诗兴。(939)也许,他现在只想追求生活中的秩序和宁静。

与瓦伦蒂娜的分手,像西蒙诺夫与她的其他关系一样,动荡不定,风起云涌。他们的女儿玛莎(玛丽亚)出生于1950年,之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分崩离析。向来是借酒浇愁的瓦伦蒂娜,已变成慢性的酒精中毒者,她的美貌褪色,她的剧场生涯持续低落。她在马里剧院招惹的一系列丑闻,数次受到当局的训斥,最后在1952年被解雇。瓦伦蒂娜的行为让西蒙诺夫颇为尴尬,他当时在反犹太人运动中,正承受斯大林强硬派愈益增强的压力。西蒙诺夫与瓦伦蒂娜不断争吵,她的酗酒和火暴脾气更加厉害,因为她觉得他正在准备离她而去。1954年,他搬出高尔基大街的公寓,瓦伦蒂娜已知道他与拉丽莎的交往。为了挽救婚姻,西蒙诺夫在莫斯科苏维埃剧院,为瓦伦蒂娜觅得一出戏的主要角色,并承诺如果她能“振作起来”,他会回到她的身边。但瓦伦蒂娜已做不到这一点,他也肯定清楚。她是病人,需要帮助。

1956年的春天,西蒙诺夫终于决定与瓦伦蒂娜离婚,因为拉丽莎告诉他,她怀了孕。他如果拒绝与她结婚,就会承受另一桩丑闻,但瓦伦蒂娜不想离婚。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她认为自己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却遭到丈夫的背弃。这也许并不公平。在苏联,对酒精中毒的了解甚少,酗酒往往被称作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医学上的治疗,西蒙诺夫根本帮不上忙。瓦伦蒂娜陷入绝望,喝得更凶,结果只好住院。恰好在此时,离婚获得法律的批准,瓦伦蒂娜因此而精神崩溃。在随后的4年中,她5次被迫住入精神病医院。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玛莎只好与瓦伦蒂娜的母亲住一起。这位小女孩因酗酒的母亲和父亲的缺失而深受困扰。(940)

1960年,瓦伦蒂娜所住医院的精神科主治医生季娜伊达·辛克维奇写信给西蒙诺夫,指责他造成了瓦伦蒂娜的精神崩溃:

瓦伦蒂娜·瓦西列夫娜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你……她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在你的手中——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她作为戏剧和电影演员的事业、她的成功和名利、她的家人和朋友、她的孩子、她的物质财富……然后你出走了。你的离去摧毁了一切!她失去所有的信心、她与剧场和电影界的关系、她的朋友和家人、她的自尊……酒是她唯一拥有的,唯一可依靠的,但没有你,却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西蒙诺夫在1969年回顾这些事件,在写给卡蒂娅(拉丽莎第一次婚姻的16岁女儿,自1956年以后一直与西蒙诺夫一起生活)的信中承认,与瓦伦蒂娜离婚时,他对酗酒的妻子已“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更不用说友谊了”,他唯一的“遗憾”是没在“多年之前”就离她而去,为此只能责备自己。(941)

西蒙诺夫始终拥有这种冷酷和理性的能力,如果自己不赞成某人,或核算下来某人已没有用处,就会将其人逐出他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治忠诚被认为高于个人忠诚,西蒙诺夫曾切断许多关系。出于这个原因,1956年之后,他的苦心钻营反过来困扰他时,他的身边也无亲密的朋友。也许这表明,在公众生活中充当斯大林主义者,又不让该制度的道德伦理影响个人关系,无疑是在缘木求鱼。

西蒙诺夫离婚后,有意识地在生活中铲除一切与瓦伦蒂娜的关联——尽管他在金钱上继续帮她,直到她1975年去世。他买了新公寓和乡间别墅,把女儿玛莎排除在其他家人之外,遇上生日聚会、家庭纪念日、读书会或电影酒会,从不邀请她参加。他在1969年写信给卡蒂娅,解释为何她与玛莎最好各奔前程,因为卡蒂娅要求知道为何她不能与玛莎见面。[1]

今有一名19岁女孩[玛莎],由母亲带大,其习以为常的看法和规则,与我的大相径庭——因此,她虽有我的姓,但在精神上却同外人一般。我并不把她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来,我倾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确保她基本上有个正常生活。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她与母亲一起生活。后者20多年来酗酒成性,治愈了再喝,喝了再治。

我从没想要你去认识这个女孩,或跟她见面,或者与她发生任何关系,因为这会使得她和你都很不愉快。我并不认为你现在有理由去认识她,你俩都不需要。生活中会有作出困难决定的时候,一个人必须承担责任,做他认为是正确的,而不是把负担转嫁给他人。(942)

要到20世纪70年代,西蒙诺夫对玛莎的态度才开始软化,之后,她才现身于各式家庭活动。

对西蒙诺夫来说,与拉丽莎的婚姻和他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的出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西蒙诺夫1957年3月写信给儿子阿列克谢说:“至于你的妹妹,她今天已出世8周了。”

她正在褪去暗色,慢慢变得红润起来——我们对她的期望是:她会很坚强,对生活有健全的认知;她会以一个人应该的方式走路、吃饭、说话——总之,她会有所成就并具备良好的品行。

他的家庭幸福正值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对西蒙诺夫来说,1956年的变更代表一种精神解脱,尽管一开始他对否定斯大林仍有保留意见。阿列克谢回忆,1956年后:

父亲变得更加轻松愉快,不再因工作而不堪重负、压力重重。他的双手一直患有神经性皮肤病,我从小就记得,现在得以恢复正常。政治上的解冻似乎融化了他的心,他对亲近的人更加周到热情,因此开启了新生。(943)

1957年8月,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一个餐厅设宴庆祝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金婚纪念日。庆祝活动是塞缪尔的侄子鲍里斯·拉斯金安排的,他是一个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打印出来的请帖和餐厅里的装饰,都是嘲讽性的苏维埃宣传口号,譬如“50年的幸福——轻而易举的负担!”“你们的家庭联盟是一所共产主义大学校!”西蒙诺夫虽不赞成嘲弄苏维埃政权的笑话,但也参与了庆祝活动,还分担了费用。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改善了与拉斯金一家的关系。他与热尼娅保持朋友关系,向她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并常听取她在文学事务上的意见。西蒙诺夫还把经手的诗歌和散文的稿件,转送给时任解冻期刊《莫斯科》编辑的热尼娅,以推进她的职业生涯。[2]西蒙诺夫对前妻的关注,可能有内疚的因素。他逐渐接受解冻精神,如果将自己在苏维埃文学界的作用与热尼娅的相比——她帮助发表异见作家的作品,是地下出版物的无畏拥护者——肯定会在道德上感到困扰。1964年的一个晚上,家人和朋友聚在莫斯科北部的机场地铁站附近热尼娅的新公寓,为她庆祝50岁寿辰,有些作家朗诵了特地为她而作的诗歌。现场的氛围是温暖幽默的,充满了对热尼娅的爱戴。西蒙诺夫作了一次尴尬的发言,拖沓冗长;面对一屋子钦佩她的道德勇气、宽宏大度、舍身相助的作家,他明显变得颇不自在。7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反成了他的救星,她走进房间,朝西蒙诺夫奔来。他一把抓住她,叫她“赶快祝贺热尼娅阿姨”。亚历山德拉接过麦克风:“亲爱的热尼娅阿姨,50岁生日快乐,快叫阿廖沙[阿列克谢]剃掉胡子!”(944)

就阿列克谢而言,解冻标志了自己与西蒙诺夫的新关系的开始。1956年,16岁男孩写信给父亲,谈到以往的隔阂(他与瓦伦蒂娜住一起时),并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我信任你,不只是把你当做父亲,也当做优秀、睿智、值得尊敬的老朋友。这种信念是我力量的源泉,而且,假如能帮到你,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会很高兴。请记住,你的儿子虽然很年轻,也不强壮,但会永远支持你……我们很少谈及你的私生活——我想只有一次……在你的房子里,我从来没有自由自在的感觉——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只是,如果你“外出”,有些谈话我就觉得很难应对。如果你不在,我就避免上你家。我与玛莎的关系也很麻烦——我不能把她当做妹妹……现在,这都无关紧要了。我觉得,事情会有所不同。你变得更加平和,更加愉快,这太好了。我相信,我会成为你新妻子的朋友——她给我的感觉已经很好,我们将变得更加亲密。父亲,我在你的屋子里,将不再是一个客人。(945)

1956年夏天,16岁的阿列克谢完成了学业,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加入科学考察团,前往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地区。就阿列克谢而言,远征是为了证明自己已是个男子汉。父亲曾在相仿的年纪离开学校,开始在工厂上班,这成了他的榜样。阿列克谢在第一封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告诉爸爸,我不会让他失望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将自己的远征比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父亲在工厂的“人生大学”。西蒙诺夫的回信送来阿列克谢之前从未见过的温情和随意。西蒙诺夫在阿列克谢一生都会珍惜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这类信件中,父亲通常会给儿子忠告。一般来讲,我并不想这样做——但在你冬季远征之前,我确有一条忠告。毫无疑问,你可能听说过,或从我相关的写作中想象得到,我在战争期间并不怯懦。这里是我想要对你说的:根据我对人类尊严的理解,以及自己作为男人的骄傲,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但请记住,如果你现在满意于拥有一个鲜蹦活跳的父亲,而不只是一块墓碑或某种回忆,那是因为我从不冒愚蠢的风险。在所有真正危险的情况下,我从不逃离,但我非常仔细、克制、小心。你应该很清楚,我为何告诉你这一点……

现在,我的朋友,我必须赶去作家协会,告诉年轻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同时,你可帮我添加脱漏的标点,改正我的语法错误。好吗?

吻你,我可爱的小子,捏你的小爪子。父亲。1956年8月31日。(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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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67年

9月,西蒙诺夫在雅库茨克地区与阿列克谢团聚了三天,享受原始环境和远征队的同志友情,使他忆起自己在战争时期的生活(热尼娅向阿列克谢解释:“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仍可背上背包,踏上征途”)。人生中第一次,他与儿子一起坐在篝火旁,边喝酒边谈自己的生活、对政治的见解、对未来的憧憬。西蒙诺夫在文学界感到孤独,反而在儿子身上,找到了一个知己和忠实支持者。热尼娅遇见归来的西蒙诺夫后,写信给阿列克谢:“他对你的各方面都洋洋得意,满意你的成长,无论是体格上,还是精神上。他还满意伙伴们对你的评价看法。”至于阿列克谢,他从没见过父亲如此开心和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谈苏共二十大、他的新家庭、他的女儿、他的新房子、他的新小说《生者与死者》。在他看来,他完全可以脱胎换骨,过全新的生活。”在雅库茨克地区的三天中,阿列克谢爱上了西蒙诺夫。这些年来想象的父亲终于成为现实,与父亲的新关系更给自己带来了独立和成熟,自己也取得了蒸蒸日上的发展。他从雅库茨克地区给西蒙诺夫写信,解释自己对文学和人生的看法,并以成人的口吻征询父亲的意见。他在1957年2月写道:“我对将临的见面满怀期待,我有这么多东西要告诉你、询问你,光靠写信是不够的。”(947)

但阿列克谢与父亲的亲近关系持续时间很短。他们在雅库茨克地区取得的亲密无间,无法在莫斯科重演,西蒙诺夫根本就没时间,把父子隔开的是政治。解冻的民主精神征服了阿列克谢,但他的父亲即使不算全然反对,也仍持怀疑态度。阿列克谢太年轻,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以致无法对父亲的政治观念提出清晰的反对意见。例如,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血腥镇压匈牙利起义时,他便没有什么真正的思考,他的父亲则支持派遣坦克,去镇压布达佩斯的反苏示威。然而,阿列克谢怀抱潜在的抗议意识,也许与拉斯金家庭的历史有关。阿列克谢在1956年申请第一本护照,在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要填写的民族一栏上,尽管有资格填报父系的俄罗斯人,他却决意要用母系的“犹太人”,这将使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多亏了拉斯金家人协调一致的努力——尤其是塞缪尔和贝尔塔的坚持——才劝服他打消这个念头。在阿列克谢看来,认同自己的犹太出身是持不同政见的自觉行为,故意扬弃苏维埃政权的价值观。他在其他事物上的见解,也流露出同样的态度。他厌恶共青团的虚假和伪善,深受杜金采夫《不是单靠面包》打动,那是一部猛烈攻击苏维埃官场的小说。阿列克谢还写信给作者,直言那是天才作品,又是苏联政治改革所急需的。他的信尾签名用了继祖父的姓(“阿列克谢·伊万尼谢夫”),而不是父亲的姓,以免牵涉父亲。西蒙诺夫批评该小说容易引发反苏维埃情绪,在它于《新世界》发表之前,迫使杜金采夫缓和了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对解冻的改革派精神,西蒙诺夫的谨慎态度远远超过儿子。1957年2月,他写信给阿列克谢:“如果往后退一步,看看我们的国家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1953年以来,我们已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如果有作家认为,有责任挑起不必要的叛乱,那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同情。”(948)

西蒙诺夫自己的去斯大林化,进展得十分缓慢。苏共二十大的真相披露,使他既兴奋又震撼,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予以接受。对于西蒙诺夫而言,斯大林政权的道德考验在于其在战争中的表现。他在创作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1959年)时,就开始面对战争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即该政权对生命的肆意糟蹋。这部小说涉及许多从未见于公众讨论的问题:大恐怖对军事指挥的巨大破坏,战争初期席卷苏联的混乱和困惑,互不信任的气氛,不称职军官白白牺牲了众多生命等。西蒙诺夫凭借自己的日记和战争记忆,通过一系列生动场景重现战争历史,其中的官兵面对各种障碍,想方设法应付突发事件,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展现了人们因战争经验而改变,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坚强团结,暗示这种个人精神就是苏维埃胜利的根本原因。以前,西蒙诺夫一直把斯大林的领导当做战争的关键因素。但在《生者与死者》中,他开始重新评估斯大林的作用,逐渐转向民粹主义的观念——他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作进一步的阐述——赢得战争的是苏维埃人民,尽管有斯大林的欠缺,仍然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西蒙诺夫所揭示的,斯大林在军界的腥风血雨,造成了混乱和不信任,直接导致了1941年的军事灾难;像他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的普通人,却以爱国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西蒙诺夫曾在日记中触及这一类想法,那些从1941到1945年的日记,充满了对战争的观察。1953年之前,他也与朋友讨论过,包括作家拉扎尔·拉扎列夫。但西蒙诺夫1960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文学之夜承认,他“缺乏足够的公民勇气,不敢在斯大林在世时公布这些想法”。(949)

对斯大林,西蒙诺夫一生都有一种感情依附。他自己的历史和身份,与斯大林政权紧密相连,以致无法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遗产。出于这个原因,西蒙诺夫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护赫鲁晓夫的解冻——在他眼中,这似乎是对斯大林的背叛,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同样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他无法否定自己,也就无法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西蒙诺夫仍坚持斯大林专政的多项教条。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中,他就坚持强硬派立场。西蒙诺夫1957年从加尔各答写信给阿列克谢说:“数千人丧生于匈牙利事件,但英国在印巴分治中洒下更多鲜血,而且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西蒙诺夫认为,这是苏维埃在布达佩斯采取行动的动机],而是为了挑起宗教仇恨和叛乱。”(950)

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在自由改革派的眼中,是一名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在顽固斯大林主义者的眼中,又是一名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他只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他承认斯大林的错误,看到适度的政治改革的必要,但他继续捍卫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创建的苏维埃制度,视之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坚实基础。他在给阿列克谢的信中说:“我们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犯了错误,但在承认错误的同时,不应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共产主义原则仍是正确的。”(951)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上台,西蒙诺夫温和的保守主义获得了官方的青睐。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逐步被逆转,克里姆林宫反对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蒙诺夫成为苏维埃文学当权派中的元老。他的著作获得广泛出版,并在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中列作标准的课外读物。他经常出现于苏维埃媒体,并作为苏维埃文学的官方代表而周游世界。即使以苏维埃精英的标准看,他都是在享受特权生活。

1970年5月9日,即苏维埃1945年胜利的25周年,西蒙诺夫接受《社会主义工业报》的记者采访,澄清自己对战争结束以来苏维埃历史的立场: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我现在所知道的大大超过我在战争刚结束时所了解的。当然,我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我的主要感觉是,我们当年的事业是正义的。今天,你周游全国看到各地的建设,看到已完成的和正在做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在战争中,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丧失生命,我们的人民承担了必须作出的牺牲。假如他们在那个艰难奋斗中失败了,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就不会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有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世界斗争。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全靠我们的胜利。(952)

对西蒙诺夫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他们大约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成年,基本价值观全由斯大林政权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陆续退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怀念战争年代,视之为自己青春时代的顶峰。那时讲的是同志友爱、同甘苦共患难;那时的“人品变得更好”,因为大家必须互助互信;那时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标和意义,因为在他们眼中,国家的命运似乎取决于他们对战争的个人贡献。这些老兵把战争岁月当做齐心协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大家都为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他们回顾1945年,视之为苏维埃历史和记忆中几近神圣的时空存在,借用老兵兼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话即是: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毫无疑问,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不愿以任何方式来贬低我们的人民在那可怕、艰苦、难忘的岁月中的伟大成就。我们对所有阵亡的士兵的记忆如此神圣,我们的爱国情怀如此纯洁、如此深沉。(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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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母亲雕像,是马马耶夫库尔干战争纪念馆的一部分,位于伏尔加格勒

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等于在向世人提醒苏维埃制度的成功。在忠诚公民的眼中,包括西蒙诺夫,1945年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和1917年之后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但大众对战争的记忆——被当做人民战争——又代表了对苏维埃专政的潜在挑战。战争恰恰又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它不同于其他时期,苏维埃人民被迫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自发组织起来投入战争,往往没有高效的领导,或党的掌控。正如战后政权所担心的,这种自由和自主的集体记忆如果引发政治改革的思想,就会造成危险的局面。

许多年来,战争的记忆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公众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胜利纪念日甚至不是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只是听由退伍军人团体自行操办庆祝活动和游行。政府严格审查有关战争的出版物,在政治上控制战争小说,[3]并从公共图书馆撤走战时报纸。1956年之后,对战争回忆的管控得到部分放宽,二战老兵的回忆录出现于出版物中。年轻时曾参与战争的作家纷纷发表往事回忆和小说,以自身经验来描绘现实中的士兵——通常被称为“战壕中的真相”——成为政治宣传版本的道德制衡。[4]但这些出版物已处在赫鲁晓夫解冻允许的边缘:党愿意将军事挫折归咎于斯大林,但不允许对官方叙事的挑战;仍坚持认为,共产党的纪律和领导是胜利的保证。1962年,政治局的意识形态主管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告诉格罗斯曼,其战争小说《生存与命运》的出版至少还要等200年(它最终于1988年在俄罗斯首次出版)。那部小说的原稿送交《旗帜》杂志后,即受到了克格勃的截获。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战争记忆实施更加严密的控制,利用苏维埃的胜利纪念日来展示人民的忠诚和政权自身的合法性。1965年,胜利纪念日成为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党的全体领导出席排场讲究的庆祝活动,亮点是红场上的阅兵式。新的武装力量博物馆开幕,浩如烟海的展示品将战争记忆提高到崇拜的水平。两年后,克里姆林宫墙的附近建起无名战士墓,迅速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圣地,苏维埃的新郎新娘都会例行到此致敬。伏尔加格勒(以前的斯大林格勒)完成于1967年的哀悼纪念场地上,站立着一座巨大的俄罗斯母亲雕像,手持宝剑,身高5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断重复的“两千万人死亡”进入苏维埃的政治宣传,成为救世主一般的象征,诠释苏联为解放全世界所付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

西蒙诺夫自己曾是一名军人,亲眼目睹过太多的战争现实,无意参与对公共记忆的操纵。对战争的意义和苏维埃胜利的原因,他已思考多年,这种思索更成了他对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的道德反思:耗费这么多生命来赢得战争是否合理?鞭策人们坚持到胜利的到底是强力,抑或是更深层的东西,即与政治无关的爱国主义精神或坚忍耐力?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10年,广泛收集士兵的回忆录和证词,到逝世时的1979年,已积累大量回忆录、书信和几千小时的录音采访。[5]其中许多证词用于“七个章节的诗意电影”《大兵出走》(A Soldier Went,1975年),每一篇章反映士兵经验的不同侧面,对士兵的采访和西蒙诺夫的作品朗诵交替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战争的恐怖与士兵的痛苦,在电影中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那些士兵被描绘为普通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气和韧性。该电影的最长章节之一阐述了士兵的受伤,其中有一名步兵,受伤7次,仍继续朝柏林挺进。这部电影是献给普通军人的——数百万受到忽视的无名英雄,以勇气和耐力赢得了苏维埃的胜利——它出自一名作家之手,其战争著作往往采取军官的视角。据该影片的导演玛琳娜·巴巴克(西蒙诺夫当时的情人)说,西蒙诺夫这一尊崇行为带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因为“西蒙诺夫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从没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巴巴克回忆:“西蒙诺夫坚持,他自己不应在电影中出现。他还说,自己不配站在一名士兵的旁边。”(954)

这部电影还是遇上了麻烦,军方对其中坚韧不拔的现实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战争理念,均不以为然(审查员坚持增加一个篇章,以献给作为战争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认为,所有纪念人民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尝试,都是对政府的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蒙诺夫的许多战争著作,或被禁止出版,或以删减后的版本出现。他始于1941年的战争日记,成书为《战中百日》(A Hundred Days of War),计划在1967年出版,尽管向党领导发出了个人请求,仍得不到苏维埃审查员的批准(该书最终出版于1999年)。同样的命运降临于西蒙诺夫的另外一部文集,关于朱可夫及其1941至1945年的战争日记——《战争中的不同时日》(Various Days of War),大幅削减后才于1977年出版。(955)他的纪录片《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房子》(If Your House Is Dear to You),经受了与审查员的长期斗争和大刀阔斧的删减,才于1966年问世。而他的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年),即《生者与死者》的第二部,其电影版遭到苏维埃审查员如此拙劣的阉割,以致西蒙诺夫在最终版本中撤下了自己的小说原名和作者署名。1967年,该影片上映时改名为《惩罚》(Retribution)。

与审查员的斗争,更使西蒙诺夫下定决心要找出战争和斯大林政权的真相。从这时起,他的笔记本充满了与斯大林见面的回忆。他自我审问,跻身于这位独裁者的侍从行列时,自己对斯大林的罪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多少。他对斯大林的谎言和谋杀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西蒙诺夫于1966年写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虽有疑问,但仍热爱斯大林。时至今日,明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既不爱他,也不能再爱他。如果我早已知道我现在才明白的,我当时就不会爱他。”(956)

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愈益懊悔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所作所为。他仿佛在赎罪,尽力推介在斯大林时代受审查或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西蒙诺夫受妻子的鼓励,成为苏维埃前卫艺术的收藏家和拥护者(他为长期被遗忘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举办了回顾展览会)。他在争取出版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作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努力策划了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的俄文翻译。他资助曾遭受迫害的作家——包括博尔切戈夫斯基、维拉·帕诺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并在住房、就业、重新加入作家协会等方面,仗义执言。(957)

1966年,西蒙诺夫开启一个过程,其顶点便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的发表。它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颠覆性的社会讽刺杰作,描述一个魔鬼来到莫斯科,通过无政府式的恶作剧,引出人们身上最恶劣的本性。它在斯大林活着时根本无法出版,1940年作者去世,之后一直藏匿于抽屉中。1956年,西蒙诺夫成为负责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的委员会主席,因为作者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是自己母亲的老相识。西蒙诺夫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交给热尼娅·拉斯金娜。其时,她任职于《莫斯科》杂志,需要激动人心的文章来增加订户数量(直接影响到该杂志的地位和财政补贴)。文学解冻之后,《莫斯科》已变成一份相当沉闷的出版物。但热尼娅能否让此书通过正在收紧的审查,西蒙诺夫深表怀疑,甚至建议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接受某种删减,以求发表。整个周末,《莫斯科》主编叶夫根尼·波波夫金都在乡间别墅阅读这份手稿。他向热尼娅坦承,尽管知道这将使自己成名,但仍心有余悸,建议热尼娅将手稿转交《莫斯科》另一位曾当过审查员的编辑——他与文学审查委员会关系不错,改任编辑后所呈送的手稿,从未遭到审查员的拒绝。凭借这位前审查员的帮助,布尔加科夫的手稿获得通过,只作了相对轻微的删减,从1966年11月起,在《莫斯科》分期发表。该杂志的11月号(15万份)过夜即售罄,大家纷纷订购随后两年的杂志,为了争睹布尔加科夫神奇小说的后续连载。在苏维埃读者的眼中,这在勃列日涅夫初期的压抑气氛中,似乎是一大奇迹。热尼娅和西蒙诺夫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振奋,将审查员所删减的片断,汇集粘成一个剪贴簿,以纪念这个历史性事件。他们一共做了三本:西蒙诺夫、热尼娅和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各留一本。(958)

西蒙诺夫对这些举措的支持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公开宣言。他参与抢救受压制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与苏维埃政权的自由派结成了同盟。他自觉投入这些努力(他已没有苏维埃机构或杂志的任何公职),赢得了艺术家和作家的尊敬,并当选为文学委员会和类似组织的主席,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央文学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以亲西方和反苏维埃的自由派的眼光来看,西蒙诺夫并没变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像勃列日涅夫时代许多共产党改革者一样,他愿意接受苏维埃制度的政治文化发生根本变化。西蒙诺夫并没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政府,但在私下里反对它的许多政策——至少包括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改革派政府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危机是西蒙诺夫的政治观念演变中的重大转折点,使他变得激进。他开始质疑,一党制以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停滞形式存活下去,是否可能?乃至有必要?他的儿子认为,西蒙诺夫如能多活几年,肯定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当然,他作为一名资深党员只能走到这一步。譬如,他唯有彻底打破他的党员模式,方能站出来支持索尔仁尼琴,但他还做不到。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为了克制自己又在强迫自己作何斟酌。但我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直在演变。对我来说,这是他最卓越的品质——他永远具有改变的能力。(959)

西蒙诺夫最后几年政治观念的发展,与审视自己的过去有密切联系,他愈益后悔自己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行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塑造自己行为的政治制度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据当时最接近西蒙诺夫的拉扎尔·拉扎列夫说,他的痛悔有时如此强烈,几近于自我厌弃。拉扎列夫回忆,西蒙诺夫会在公众场合鞭挞作为作家和作为人的自己。西蒙诺夫以自嘲、自我讽刺闻名,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视之为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但有时他们必然意识到,他的自我批评竟来自他更深层的冲动。1965年,中央文学家之家为他举办50岁生日庆祝会。有700多名宾客出席,整个晚上都是对西蒙诺夫的赞誉之声,反而令他显得有点不耐烦。晚会结束时,他因情绪激动而明显有些颤抖,他走近麦克风,作了下列异乎寻常的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活到了50岁——当然,大家主要是记起他的好。但我想对这里的客人,即聚集于此的同志们说:我一生中做的许多事,自己都会感到惭愧;我所做的,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好——我明白这一点——我的处世行事,并不总是遵照最高的道德原则——既不是公民的最高原则,也不是人类的最高原则。在我的人生中,有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感到颇不满意;有的场合,我当时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毅力和勇气。我知道这一切。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说出来,并不是为了悔改,那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为了要记取教训,方可免犯同样的错误。我将尽量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从现在起,不惜一切代价,我将不重复我以前的道德妥协。(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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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诺夫,1979年

这种悔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他为20世纪30年代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白海运河的文字而自责,懊悔参与斯大林政权的战时宣传,亦步亦趋于斯大林的谎言,以“犯罪行为”和“叛国罪”谴责1941年下令撤退的苏维埃将军。对自己1946年到1953年在作家协会的可耻行径,他也追悔莫及——回忆起那些年份,就会感到痛苦。他在有关法捷耶夫的文章中写道:“如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有很多事是不堪回首的;另有更多的事,甚至难以解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西蒙诺夫一直在作自我审视,尝试弄懂自己在作家协会的行为。他审问自己的记忆,为自己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的角色写下个人的观察,几易其稿,至今仍锁在他的档案中。然而,他从未试图捍卫或辩护自己在那些年中的所作所为。拉扎列夫回忆,1970年的一个夜晚,大家在西蒙诺夫的房子里庆祝他的55岁生日。作家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传阅西蒙诺夫1946年的一张照片时,建议在座客人借用一首著名歌曲的歌词(“如今的他,依然一如当初”),来向主人敬酒。拉扎列夫对其中的寓意——西蒙诺夫仍是斯大林主义者——不以为然,提出下一轮祝酒,应该为主人的勇气干杯,因为他“并不害怕改变和告别过去”。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西蒙诺夫是否已经改变?改变一事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二天,拉扎列夫打电话向西蒙诺夫道歉。但是,西蒙诺夫并没感到任何的不妥。拉扎列夫回忆:“恰恰相反,他说,那场争论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帮助他定下决心:一个人有所改变,只要变得更好,当然是好事。”(961)

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活动,大多出于想将功赎罪,弥补自己的过去。斯大林主义者当年对犹太作家的攻击,他仍记忆犹新,于是他带头发起了一场对莉利亚·布里克的勇敢辩护。她是马雅可夫斯基后期诗歌的缪斯,却遭到苏斯洛夫手下评论家的强烈攻击。他们以公开反犹的姿态,要求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人生叙述中抹去布里克的存在,以剔除这位伟大的苏维埃诗人的犹太因素。西蒙诺夫后悔自己1954年对爱伦堡的攻击,组织出版了爱伦堡的战争新闻报道,其中收录了西蒙诺夫写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称颂爱伦堡是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好的。这本书问世于1979年,即西蒙诺夫去世前不久。西蒙诺夫在医院里收到出版社送来的一册书后,打电话给编辑此书的拉扎列夫,称自己非常高兴和欣慰,因为他已与爱伦堡“讲了和”。(962)

但在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改革派中,还有不少人对西蒙诺夫痛改前非的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一位资深斯大林主义者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似乎不大可能。西蒙诺夫为某种自由事业挺身而出时,总有人怀疑其中的虚伪。索尔仁尼琴写道:“西蒙诺夫是一个多面人,既是崇高的文学殉道者,又是受人尊敬的保守派,同时与所有官方机构保持联络。”(963)

有时,西蒙诺夫的表现又与自由主义的倾向大相径庭。例如,他参与了克里姆林宫对文学年鉴《大都会》(Metropol)的迫害。它的编辑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叶夫根尼·波波夫、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同时又由阿尔季斯公司(Ardis)在美国出版(日期和地点仍用“莫斯科,1979年”)。《大都会》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版物,如叶罗费耶夫所宣称的,只是一个“在停滞情况下与停滞作斗争的尝试”。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年迈领导人,震怒于这种对出版物控制的挑战,向《大都会》编辑施以报复。叶罗费耶夫和波波夫遭到作家协会开除,《大都会》的其他作家自行退出作家协会以示抗议,或设法移民逃离苏联。苏斯洛夫将西蒙诺夫拖入对《大都会》的迫害,还施加压力,要他谴责《大都会》的“反苏维埃”。西蒙诺夫本已牵涉其中,他22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爱上了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是一名年轻的艺术史学家,刚与亚历山德拉订婚,两人经常出没于波希米亚朋友圈子,成员都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女(安德烈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外交官),穿得像嬉皮士,喜听叛逆的摇滚乐。《大都会》的文学丑闻一经爆发,西蒙诺夫就想中止两人的恋情,决定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叶罗费耶夫一家。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乃至其外围人士的牵连,可能构成对西蒙诺夫的危险。也许,如安德烈所认为的,他希望亚历山德拉嫁入更依顺苏维埃政权的家庭。也许,他害怕《大都会》案件引出更多麻烦(它招致了西方的强烈抗议),亚历山德拉会因此吞食与叶罗费耶夫一家交往的恶果。西蒙诺夫与苏维埃政权打交道,内心的恐惧永远存在——尽管在他的暮年,他已是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人物,似乎不应再有恐惧。西蒙诺夫在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编写了针对《大都会》的文学报告。他所谴责的“反苏维埃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有维克多,还包括安德烈。亚历山德拉从安德烈那里获悉此事,不愿相信,反而指责他是在诋毁自己的父亲,遂取消婚约。但到后来她才发现,原来他说的是实话。(964)

西蒙诺夫由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死亡过程,既缓慢又痛苦。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不愿为他的治疗方案承担责任(“医生事件”之后的几十年中,那是苏联的普遍问题),并没有对症下药。西蒙诺夫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曾多次进出医院,但他仍在反思自己的过去:为何没在斯大林恐怖时代向求救于自己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他最后的笔记是一个剧本的草稿(《四个自我》),以对话的形式,展示现在的自己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自我”。他让自己上了被告席:

“那么,熟人出现在你的面前,需要你的帮忙,你怎样作答?”

“这取决于具体情形。他们有时会打电话,有时会给我写信,有时会当面开口。”

“他们会要求什么?”

“这也取决于具体情形。有时,他们要我干预,去帮助别人;他们会说那人有多好。有时,他们写信给我,说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熟人有罪,或说他们不敢相信他犯了被指控的罪——他们太了解他了,以致无法相信。”

“他们真的写过这样的信?”

“有时是这样的,但更多时候,他们写道,他们知道此事与己无关,也无法判断真伪,或许那是正确的,但是……然后,他们尝试写下所熟悉的当事人的全部优点,希望有所帮助。”

“你曾试图帮忙吗?”

“嗯,我有几次没作答复,两次吧。第一次,因为我从不喜欢当事人。不去帮助一个既不喜欢又不熟悉的人,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另外一次,我认识当事人,在前线时就和他在一起,曾经非常喜欢他。但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把他抓起来,我认为他是有罪的,可能涉及某种阴谋,但没人提及这样的事——大家都避而不谈。他写信给我,我没有回答,也没有伸出援手。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所以一再拖宕。然后,他获释了,我感到很惭愧。更何况,我事后发现,我认为比我更软弱更怯懦的另一位同志却作了回答,还在尽量帮助其他许多人——给他们寄包裹和金钱。”(965)

西蒙诺夫最后几次住院时口授了自己的回忆录《通过我这一代人的眼睛》(Through the Eyes of a Person of My Generation),但至死都没完成。(966)西蒙诺夫的回忆录是另一次与早先自我的交谈,他承认,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过去某时的真正想法,所以只能通过与自己记忆的对话,来寻求自己人生的真相。他努力解释自己对斯大林的心结、自己与斯大林政权的合作、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审问自己时毫不退缩——评判自己时冷峻严厉。

西蒙诺夫去世于1979年8月28日,他的骨灰撒在莫吉廖夫城附近的昔日战场,那是1941年6月数千人战死安息的地方。世界各地的报刊报道了“斯大林最喜欢的”伟大苏维埃作家去世的消息。20世纪80年代,西蒙诺夫的作品仍在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里被视为经典读物,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的文学声誉下跌,作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年轻的俄罗斯读者渴望新鲜事物,他的文风似乎有点过时,也太“苏维埃”化了。

1956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数百万人,继续过着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中有的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狱警直接参与其中;其他的作为各地的官僚间接参与。他们大多数人都能逃避内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借助意识形态或其他虚构的遁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是以“不知情”或“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来申辩自己的无罪。(967)很少人有勇气以西蒙诺夫那样的诚实,来直面自己的罪责。

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1956年之后,生活在苏联的约有100万前劳改营狱警。那些愿意讲述自己过去的前狱警中,很少人流露出悔恨或自责。列夫·拉兹贡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在莫斯科医院遇到一个名叫尼亚佐夫的西伯利亚鞑靼人。尼亚佐夫原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比金中转营担任警卫,监督了数千囚犯的枪决。他的故事很简单。他是个看门人的儿子,在小学里就是横行霸道的小恶棍,到十几岁成了小偷和帮派歹徒。他受警方的招聘,先在鄂木斯克当狱警,后转到古拉格担任警卫。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比金中转营,是古拉格系统中许多“特殊营地”之一,那里的囚犯关押几天之后即遭枪决。从1937到1940年,即比金中转营的短暂存在时期,估计有1.5万至1.8万人枪毙于此。而尼亚佐夫参与了其中的多数,开枪之前和之后都领到了伏特加。据拉兹贡说,尼亚佐夫多年之后被告知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他没有任何悔恨,也没有任何内疚。尼亚佐夫告诉拉兹贡,他一直睡得很好。战争期间,尼亚佐夫参加红军,打到德国,在那里参与了银行抢劫。1945年之后,尼亚佐夫负责一个军事仓库的安全,靠盗窃和诈骗变得富裕起来,结果遭到新任党领导的解雇,他因此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在那里见到了拉兹贡。(968)

伊万·柯察金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是贫农的儿子,只受过4年农村教育,16岁那年参军时,即1941年,都不会读书写字。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转而执行古拉格的各项任务。从1946到1954年,柯察金受雇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已经知道,向劳改营输送劳工的大规模逮捕都是不公正的,但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悔悟。他以自己半生不熟的意识形态、来自生活的道德教训、对囚犯的阶级仇恨,来为自己的参与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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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柯察金,1988年摄于卡拉干达

我问你,苏维埃权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强制机构!懂了吗?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两名警察来敲门,然后说:“跟我走!”仅此而已!这就是苏维埃权力!他们可以把你带走,投进监狱——无需任何理由。不管你是不是敌人,你无法说服…他人相信你的清白。就是这么回事。我接到命令,看管这些囚犯。我应相信这个命令,还是相信你呢?也许我觉得对不起你,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你杀猪时,听到尖叫声,你会觉得难过吗?即使我觉得对不起,我又能帮什么忙呢?战争时期,我们从前线撤下来,不得不抛弃受伤的士兵,知道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又能做什么呢?我在劳改营看管那些带着生病的孩子的母亲们,她们哭个不停,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她们因自己的丈夫而受到惩罚,不过,那与我无关,我有工作要做。他们说,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但妻子要为丈夫负责。如果丈夫是人民公敌,那妻子又会养育出怎样的儿子?劳改营中有许多小孩,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也许没这样的母亲,反而更好。那些敌人是真正的寄生虫,他们出国旅行,总在炫耀他们的音乐、乡间别墅、精美服饰。穷人饥肠辘辘,没有油腥,过得比动物还要糟糕。那么,到底谁是人民公敌呢?我为何要为别人哭泣呢?此外,我的工作没有伤害他人,只是在为政府服务。(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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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尤西佩科,1988年摄于卡拉干达

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公众媒体就古拉格管理员的作用展开了辩论。许多前狱警写信给前囚犯,要求他们确认自己在劳改营时的善良和正派,以便留下历史记录,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1905年出生于阿克莫林斯克的贫农家庭,只完成三年的农村教育就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父亲的出征,他被迫辍学打工。父亲一去不复返。20世纪20年代中,尤西佩科充任农场工人,以此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他在1931年的饥荒中失去妻子和两个孩子,从1934年起,在哈萨克斯坦的古拉格劳改营行政中心的卡拉干达从事党务工作。不久,他获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招募,担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尤西佩科在5年任期内,即从1939到1944年,涉嫌强奸了众多女囚,但没有刑事调查,只有满天飞的谣言。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这些谣言似乎给尤西佩科带来了麻烦。从1961到1988年,尤西佩科写信给数百名前囚犯,包括获释后死去的女囚的子女,要求她们帮写声明佐证他的良好行为。22名女子写了证词,证明他的善良和正直,肯定好过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其他狱警(据说,写证词的女子中有几个是他的强奸受害者)。1988年,《列宁变化报》(Leninskaia smena)上有关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一篇文章,暗示他犯有性侵犯的罪行。为此,尤西佩科将那些证词转寄给全国和当地的报纸,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党组织,还附上长篇生平介绍,旨在“澄清历史真相”。尤西佩科声称,他“一直晓得”囚犯是无辜的;“从一开始就表以深切的同情,与囚犯讲话时从没趾高气扬,并尽量纾缓她们的负荷”;让她们收发超过规定的信件和包裹;甘冒危及自己地位乃至生命的“大风险”,去呈交提前释放的申请报告。尤西佩科写道:“我很容易遭到指控,说我同情人民公敌,那我就完蛋了。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也相信,我做的是好事。”他要报纸登载前囚犯的证词和自己的生平叙述,不但想证明自己的问心无愧,而且想表明他也反对“斯大林镇压”(开放政策时期杜撰出来的专用名词),也是受害者。(970)

许多前古拉格官员,为自己的过去编造相似的故事。远北建设托拉斯规划部门的首席会计兼督察官帕维尔·德罗兹多夫,被捕于1938年,判刑15年,被送去马加丹的劳改营。他于1951年获释,留在马加丹充当志愿工,很快接去妻儿。根据帕维尔告诉儿子的故事,他这位前首席会计只是不起眼的专家,在掌管劳改营的远北建设托拉斯中,并无真正的权威。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他的靠山爱德华·别尔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负责人,在1937年被捕之后,帕维尔就降职为普通会计。过后不久,他自己也被捕。帕维尔在赫鲁晓夫时期末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自己在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回忆录,他想以此纪念别尔津,视其为有远见的经济改革者和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与远北建设托拉斯前囚犯的通信,却使自己深感不安。他没有意识到,或在某种程度上故意漠视了他主持规划部门时手下囚犯受苦受难的程度。帕维尔多次发生心肌梗塞,遵照医嘱,他放弃了撰写回忆录。过去的真相实在太困扰他了,以致他无法面对,最终死于1967年。他的儿子继续相信父亲是无可指责的官员,在远北建设托拉斯担任会计,其时的主管别尔津采纳了“相对人道和进步的方式”,父亲也是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971)

虚构与记忆交织在一起维系每个家庭,而这在苏联更发挥了特殊作用,那里数百万人的生活被冲得七零八落。心理分析认为,创伤受害者如将自己的经验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中会大有裨益,可从中获得意义和目的。纳粹反犹战争的受害者找不到救赎的叙述,而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却有两个集体叙述来安置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第一是生存叙述,体现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忆录文学,个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苏维埃叙述,个人痛苦在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苏联的成就中获得救赎。

赫鲁晓夫解冻后几十年内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给普通人如何铭记斯大林时代的家史,带来了强大冲击。它们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伤受害者如何处理自己的记忆有关。如心理分析所显示的,有创伤记忆的人往往会屏蔽过去的一部分。他们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只是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情节(如父母的被捕、被逐出家园的时刻),而不是一个线性的编年表。他们尝试回忆自己的人生时,特别是在记忆力下降的老年时期,往往借鉴自己读到的或听闻的,来填补自己记忆中的空白。(972)亚历山大·多尔根是美国领事馆职员,1948年因“间谍罪”遭逮捕,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出回忆录,开篇就解说了记忆中的欠缺:

我的故事的大部分是我确实记得的,其他的则是一定应该发生过的。有些情节、面孔、话语、感觉,已深深烙入我的记忆,不管隔开多长时间,我都不会忘记。但也有些时候,我因他们不让我睡觉而变得精疲力竭,或饥火烧肠、遭受毒打、持续高烧、生病吃药,以致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我现在只能构想出一定应该发生的,以填补这些时期中的空白。

多尔根声称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但从乘坐囚犯火车离开莫斯科,到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劳改营采石场上班,这中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实在没有留下任何印象”。(973)

为了填补这些空白,人们会借用他人的记忆。斯大林时代业余回忆录作者所描述的许多场景,与有关大恐怖的著名书籍极为相似,譬如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的《进入旋风》(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1967年),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73年)。这两部书都是先在西方出版,在俄罗斯的正式问世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但它们通过地下出版物,早已在俄罗斯广为流传,帮助促进了当年民间回忆录的繁荣。[6]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回忆录中的场景是作者自己的记忆,还是作者猜测已发生的,或想象“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别人也写了类似的情节。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在20世纪80年代采访了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她如此解释记忆的借用:

几十年来,古拉格的生活催生了无穷无尽的流言、传说、神话,最常见的涉及据信早在莫斯科时就被枪决的著名人物——据称,却被人在遥远的劳改营里看到了。同样的主题和细节,反复出现于这样的故事。例如,至少有4名妇女向我描述完全相同的场景:多年以后,她们终于有镜子来查看自己的面容,所看到的第一形象,竟是自己的母亲。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觉察到,他们向我口述的事件,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其他回忆录印刷品所描述的,竟完全吻合。现在[1992年],讲述劳改营故事如此普遍,口述回忆的记录已经变得愈加困难。他们倾诉的大量信息,似乎都以牺牲自身的记忆为代价;他们如此投入,以致他们听闻的一切都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974)

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坚称,他们亲眼目睹了金兹伯格、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所描述的场景,见过这些作品所提及的狱警或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早在劳改营时就知道这些作家。但相关的文件清楚地指出,这绝不可能。(975)

古拉格幸存者以这种方式借用他人的回忆录,有好几个原因。20世纪70和80年代,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书籍,已通过地下出版物四下传阅。斯大林镇压的许多受害者,强烈认同它们的思想立场,认为这是了解劳改营真相的关键,所以搁置自己的独立回忆,让这些书籍代替自己说话。受害者往往对自己的经历缺乏清晰的概念,又没有结构框架或政治背景能让自己的记忆理清头绪。这种差距更增强他们的倾向,要以这些作家连贯、清晰的记录,来取代自己混淆、零碎的回忆。一名历史学家在采访大恐怖幸存者时观察到:

你若问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你知道多少人在1937年被捕吗?”回答很可能会使你大吃一惊:“你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书吗?你不知道所有人都被抓走了?”如果你继续问:“但你家有人被捕吗?”很可能是一个停顿:“噢,不,我家没有,但其他人都被抓了。”然后你问:“你住的共用公寓里有多少人被捕?”这次会有一个很长的停顿,接下来是:“噢,我真的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伊万诺夫,住在走廊尽头的。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976)

这个例子显示,从整体看,口述证词比文学化的回忆录更为可靠,尽管后者通常被认作更为真实的记录。跟所有的记忆一样,采访时的证词也是不可靠的。但它不像一本书,它能加以盘问,可与其他证据进行比照,让真实的记忆浮现,去掉那些听闻或想象的。

已出版的那些古拉格回忆录,不但影响对场景和人物的回忆,而且影响对这段经历的理解。所有关于斯大林恐怖的回忆录,都是幸存者重新构建起来的叙述。(977)他们所讲述的,通常是炼狱和救赎的故事——即穿越古拉格的“地狱”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叙述者通过这些讲述超越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令人振奋的道德精神,有助于解释这些文学性回忆录的积极影响,促使古拉格幸存者都以同样方式来回忆自己的故事。尤其是金兹伯格的回忆录,已成为幸存者的叙述模式。她的文学结构,更受到无数业余作者的模仿,后者的人生往往与她的相差无几。金兹伯格回忆录的统一主题是通过爱来获得新生——这一主题使她的写作极具感染力,成为文学佳作。金兹伯格解释,她之所以能在劳改营中生存下去,全靠自己对人类的信念;她在他人身上唤起的人性闪光,既帮助了自己的生存,又是她对人类的信念的回应。在《进入旋风》一书中,金兹伯格突出自己在科雷马幼儿园的工作,照顾别人的孩子,令她想起自己的儿子,从而给她坚持下去的勇气。在续集《旋风内》(Within the Whirlwind,1981年)一书中,金兹伯格从幼儿园转至医院,爱上了充当医生的劳改营囚犯;尽管有反反复复的分离,两人得以幸存,不知何故还保持着联系,直到斯大林去世;获释之后,他们仍留在流放地,无法回到俄罗斯主要城市,随即结婚,并收养了一个孩子。(978)这种叙述轨迹,在回忆录文学中受到无休止地模仿。这类“家族历史”和“纪录片故事”,在基本结构、形式、道德色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统一性十分明显,光用文学潮流是解释不清的。也许,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有过不寻常的生活,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同类人的命运连接起来,以同一文学模式来回忆自己的人生。

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苏维埃的共同目标不只是一个宣传神话,还帮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

在这方面,伟大的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是非常有效的。它促使退伍军人认为,他们的痛苦和损失自有更崇高的目标和意义,他们颇感自豪的1945年的胜利即是一个代表。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为研究战争中的苏维埃军队赴库尔斯克采访老兵,发现他们谈起自身经历时没流露半点的苦涩或自怜,全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损失,“不去重温战争的最残忍场面,反而采用已消失的苏维埃国家的语言,畅谈荣誉、骄傲、正当报复、祖国、斯大林、信仰的绝对必需”。如梅里戴尔解释的,对这些退伍军人来说,认同苏维埃战争神话是一种应对机制,能让自己承载痛苦的记忆,顽强地存活下来:

回忆当年,即战争时期,让人很容易崩溃,很容易陷入恐怖的深渊,那很可能是致命的。坚忍接受和重视手上的工作,才是通向生存的唯一出路。人们使用的词汇,都是务实、乐观的,别的只会勾起绝望。60年之后,他们很容易通过叙述恐怖遭遇,来吸引关注或博得同情。但对这些人来说,这无异于背叛自己的价值观,那关乎他们的集体荣誉和人生原则。(97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也在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了安慰:作为古拉格劳工,他们也为苏维埃经济作出了贡献。其中很多人看到自己亲手建成的工厂、水坝、城市,油然生起无比的自豪。这种骄傲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遇上了冤屈,但仍相信苏维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第二,也许,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更大的意义。在《旋风内》一书中,金兹伯格讲述了自己重返马加丹的印象,那是她在科雷马劳改营的难友们亲手建起的城市:

人的心灵真奇怪!我整个灵魂都在诅咒那些始作俑者:在这冻土上建起小镇,以无辜之人的鲜血和泪水,融化它的冻土。然而在同时,我又感受到一种荒诞无稽的骄傲……在我离去的7年当中,它长大了,变得漂亮了,我们的马加丹!简直面貌一新呀。我赞美每一盏路灯、每一段柏油路,甚至文化馆即将演出歌剧《美元公主》的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即便是最痛苦的。(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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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里尔斯克,2004年7月

在诺里尔斯克,城市居民(约13万人)中的老年群体,仍强烈感受着这种自豪。居民的大部分是古拉格前囚犯和他们的后代,少数是劳改营前管理员和志愿工。古拉格撤销后,他们的家庭仍留在这块北极定居地,许多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无处可去。1953年之后,工业综合企业的管理从古拉格转至重工业部,诺里尔斯克的居民完全融入了常规的苏维埃统治机构(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等等),这有助于培养苏维埃觉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地方上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基于他们为诺里尔斯克感到的骄傲——以此覆盖古拉格记忆。迄今,该城仍传颂于歌曲和故事中,人们继续歌唱:

这个小城叫做诺里尔斯克,

我们在此挖掘铜和镍。

这里的人有顽强的精神,

俄国人都知道诺里尔斯克。

不少书籍和电影纪念在冰霜中建起诺里尔斯克的男女,但往往掩饰其中大多数是囚犯的事实(在这个尝尽折磨的城中,健忘是生存之道,古拉格的记忆仍潜存于大众意识的表面之下)。这个小城的骄傲与北极勘探的浪漫和开拓的精神紧密相连,体现于这样的流行观念:要想存活于诺里尔斯克的恶劣环境,一定要有特殊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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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罗马什金,2004年

这里的人由特殊材料制成。

意志薄弱的立马逃跑。

这片严酷土地不属于他们,

这里的狂风怒号,

暴风雪肆虐,

夏天终年无缘看到。(981)

还有一个流行信念声称这座城镇的居民拥有特殊的温情和同志友爱,源于他们共同承受的古拉格经验,以及艰苦条件下共同的奋斗图存。但更重要的,这种公民骄傲植根于诺里尔斯克人的劳苦功高,例如小城英雄瓦西里·罗马什金,他在2004年仍与子孙坚守此地。

瓦西里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地区的农民家庭,1937年作为“富农”被捕,从1939年起即囚在诺里尔斯克。他始终留在采矿综合企业——先是个囚犯,后来是“志愿工”——直到1981年退休。瓦西里在诺里尔斯克工作努力,多次获得奖牌,还是囚犯时,就以真正的劳动模范出名。他为苏维埃战事作出贡献,因而感到特别的骄傲,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

这些奖牌都是给[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的——冶金业优胜者,第9个五年计划[1971至1975年]优胜者……那个奖牌是什么,我都忘了……这些是[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老兵”和“苏维埃老兵”奖牌——是表彰勇敢和敬业的。而这个是给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五十周年纪念奖牌,因为当时的综合企业已纳入军事编制……我为自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我尽了公民的爱国义务。(982)

瓦西里在代表老一辈发言,颂扬劳改营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特别是战争时期,他们在严寒中挖出的贵金属,对苏维埃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常宣称爱诺里尔斯克的“美”,在某种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成就感,这个城市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似乎没人注意到,那里的空气里永久充斥着有毒的黄色烟雾,树木都无法存活)。20世纪50年代初,奥莉加·伊亚斯基娜来到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她宣称:“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我们的小列宁格勒。”(983)许多城中心的建筑确实是圣彼得堡(另一个奴隶们建造的城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诺里尔斯克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

类似的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这位独裁者死了半个多世纪,对他的怀念却仍在继续,涉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包括他的受害者。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984)这种怀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大,在回忆斯大林年代的老人看来,主要与怀旧情绪有关——那是自己传奇般的青春岁月:商店货物琳琅满目;社会秩序良好;他们的生活围绕简单的五年计划的目标运转,并因此被赋予意义;一切都黑白分明,因为有斯大林在动脑筋,大家只需照办。就这些人而言,怀念斯大林年代的“好日子”,恰恰反映了他们作为退休人员生活的不稳定。特别是苏维埃政权1991年解体以来,许多商品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他们的购买能力;通货膨胀掏空了他们的积蓄,猖獗的犯罪又让待在家中的老人担惊受怕。

屈服于这种怀旧的,包括曾占据一定地位的人士——众多的苏维埃官僚、基层工作人员、劳改营狱警、警察、专职司机、铁路职员、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主管、寓长和清洁工,他们回顾当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犹如“小斯大林”,沿指挥系统拾阶而上,可与这位伟大领袖挂上钩;同时也有普通的公民,他们虽在斯大林政权中没有特别的地位,但自己的生活已与该政权的命运纠缠不清。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回忆,他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一名老斯大林主义者——曾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青团同事,已在斯大林的工厂晋升为中级工程师。该工程师仍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他虽不想为独裁者辩护(已知道事实),但继续认同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假设,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民公敌”有罪。巴伊塔尔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老朋友所抱住不放的,不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火热的青春年代自己曾拥有的素质的自豪”。他不愿背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信念,因为那些信念已成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也拒绝承认正是这些素质,促使他“在内心中接受了一切,包括枪决他最亲密的战友”。(985)

对斯大林的受害者及其后裔来说,这种怀旧也不陌生。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的父亲是位神父,枪决于1938年,他自己当上一家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时,曾隐瞒了父亲的被捕。他于1965年入党,最终当上了该厂的党委书记。列昂尼德一生都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哀悼斯大林的去世,在自己办公桌上摆放斯大林的相片,直到1993年退休。他在采访中拒绝认为斯大林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逮捕负责,包括逮捕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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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1985年

是的,我父亲遭了难,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斯大林仍比我们今天的领导人强。他是诚实的,即使他周围的人不诚实……不要忘记,多亏了他,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今天有人试图打一场类似的大战,没人能保证俄罗斯的胜利,绝对保证不了。斯大林建立我们的工厂和铁路,降低面包的价格,激励大家努力工作。我们都知道,如果学习勤奋,上高等学院,肯定会有好工作,甚至可以自选工厂。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勤奋。(986)

1937年,在维拉·米诺苏娃17岁时,她那在彼尔姆担任铁路工程师的父亲便遭到了逮捕和枪决。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她从那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几乎是永恒的恐惧之中,即使在1947年嫁给了彼尔姆的高级党干部。她在2004年的采访中,仍不敢谈论与大恐怖有关的话题,有好几次坚决要求把录音机关掉。维拉以怀旧的心情回顾斯大林的统治时期,那时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与我们今天相比,那时更有纪律和秩序”。维拉50多年来一直在苏维埃铁路办事处担任簿记员,她抱怨说,人们“如今都不想工作”,她声称斯大林的年代较好,因为“每个人都被迫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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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维拉·米诺苏娃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镇压受害者纪念碑前。在她点燃的蜡烛旁边,是她父亲的名字(拼写是错的)

症结在于纪律。你必须将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使用鞭子。今天,他们应该借用斯大林的方法,不能让人们上班迟到,随意回家。如果他们想要保住工作,就要被迫按照规矩行事。(987)

1939年,当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4岁时,她来自奥萨的理发师父母双双被捕,被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她在2003年的采访中也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人们不会在大街上杀来杀去!那时,晚上出去是很安全的。”伊拉伊达认为,在斯大林的时代,政治领导人比较诚实:“当然,有时会有粮食或衣服的短缺,但从整体看,他们兑现了承诺。”像许多在共用公寓长大的老人一样,伊拉伊达也怀念当年的集体主义。她还记得,那是一种愉快的生活,特别是与她退休后的寂寞生活相比:

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为富足——我们过得更为安宁、愉快。大家都很穷,不在乎物质条件,但有很多乐趣——朋友和家人之间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相互借宿各自的房间,遇上节日,与大家一起上街庆祝。今天,每一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

伊拉伊达说,那时的人对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意义:

我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们相信,如果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并不奢想自己在创造人间天堂。但我们认为,正在建造的社会足以保证每个人的温饱,只有和平,没有战争……这个信念是真心实意的,它帮助我们坚持下来。这意味着,为了将来,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无暇顾及物质条件。我们当年在工作中感到的骄傲,要大于今天的。没有信仰的生活是很难过的,我们今天信什么?都没有理想了。(988)

尽管有怀旧,但斯大林受害者的后裔,在独裁者去世几十年之后,仍在继续承受斯大林政权的毁灭性遗产。这不仅仅是失去的亲戚、受损的人生、破碎的家庭,还有代代相传的心理创伤。(989)[7]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从1937年被枪决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对苏维埃当局的终身恐惧,更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她由在第比利斯的外祖父母和列宁格勒的姨妈相继带大,姨妈本人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叶丽萨维塔十几岁时加入共青团,成为学生积极分子,以此克服自己的恐惧。她努力学习,在学校里获得优秀成绩,1947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习语言,但她的恐惧并没彻底消失。她回忆:“我总是感到自卑,因父母的遭遇,自己一直缺乏信心。我的一生,都有这内心的恐惧,那是一种损耗和脆弱的感觉。我感到自己不能算个完整的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受到有权有势者的欺负和侮辱。”她担心自己在列宁格勒被捕,便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抱负,逃到库班的宁静小镇克拉斯诺达尔,从事教师工作,直到1954年。其时,她与丈夫回到列宁格勒,找到一份图书管理员工作;她丈夫名叫约瑟夫·利伯曼,是物理系学生。

约瑟夫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家庭,其家人私下里对苏维埃政权持有异议。这与叶丽萨维塔的姨妈的正统政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叶丽萨维塔由此而获得启示,更受到苏共二十大的鼓励,开始对父母失踪的事件持怀疑态度。1958年,她终于发现他们都已遭枪决,这是一个巨大打击,她曾盼望母亲可能还活着,并照着母亲发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最后一封信所说的,一直遥望夜空中的大熊星座——那是母子团聚的象征。这一发现更加剧了叶丽萨维塔与苏维埃制度的疏离,她和约瑟夫开始与米哈伊尔·莫洛斯特沃夫发起的反对派学生团体走动。1958年,莫洛斯特沃夫被捕,从列宁格勒被送去流放地。后来,夫妇俩又加入约瑟夫·布罗德斯基的圈子。布罗德斯基是列宁格勒诗人,1964年作为“寄生虫”上了法庭,被判刑5年,送到北部的流放地(由于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在1965年获得减刑)。20世纪60年代后期,夫妻俩又与无法拿到离境签证的苏维埃犹太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的抗议后来成为人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叶丽萨维塔都活在恐惧之中。她为约瑟夫担心,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多年后仍没拿到博士学位(那是领取学术薪金的资格)——这是对他参与反对派活动的惩罚,还算轻微,却是更重的惩罚将至的威胁。叶丽萨维塔变得愈益内向,担心自己的孩子亚历山大[8](生于1955年)和安娜(生于1960年)。叶丽萨维塔只得过着“秘密生活”,吓得要死,害怕自己的持不同政见将会招致逮捕,让子女像自己一样从小就失去母亲。她回忆道:“失去母亲是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感受,我为自己的孩子而担忧。”

据安娜说,叶丽萨维塔作为母亲的保护意识特别强烈,从不告诉女儿自己的家史。安娜回忆:“在我整个童年时期,这都是一个禁忌。”她14岁时才从哥哥那里听说,自己的外祖父母都是在大恐怖时期被枪决的;但询问母亲时,又被告知,外祖父母丧生于战争年代。在开放政策时期之前,叶丽萨维塔一直不让女儿知道真相。安娜小时候完全不知道父母参与了反对派活动:“他们保护我,让我远离他们的活动。”她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意识到,父母的许多朋友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布罗德斯基曾来过他们家的公寓,父母读的手稿都是非法的地下出版物。

母亲始终坚持的是女儿一定要努力学习。安娜回忆:“她一直对我们灌输,我们必须比学校里其他孩子更为勤奋,因为我们的犹太人名字会让我们处处吃亏。”安娜觉得,这真是一种负担,好像自己有责任弥补母亲大学后的放弃深造:“上帝保佑,让我在学校里取得高分。我是被迫变得聪明的——别无选择。”安娜不得与无产阶级背景的孩子来往,因为母亲担心,如果家史泄漏,他们可能会构成危险。安娜回首往事:“现在才意识到,母亲希望我与有文化家庭的孩子交往,他们像我们一样,也受到迫害。”安娜从小学会谦虚谨慎,决不出风头,循规蹈矩,政治上忠诚顺从,参加少先队和共青团。虽然她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对当局的亦步亦趋,“纯粹是表面文章”。

安娜承认自己也有根深蒂固的恐惧,缺乏自信,在社会上自我压抑。她认为,这是母亲幼时教养的遗传:

我从小就能感受到,但很难说这种恐惧究竟是什么。我害怕与官方的任何接触……那是一种怕受羞辱的恐惧……我从小就学会,如果自己的行为可能受到当局的批评,就赶紧退却……从十几岁开始,我只在自己朋友中敞开胸怀,到了社会上就内向……我害怕与陌生人相处,总是不愿引人注目。

安娜的恐惧虽然咄咄逼人,却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因为尚是孩子时,她从不知道家人受到的迫害。第一次获悉污点履历可能引发的后果时,她才恍然大悟,迄今还能清楚忆起那一时刻:她向一位老师谈及自己很想上大学,但老师有所怀疑,他解释说,不是因为她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把最高分打给像你[犹太]那样的学生”。安娜随即变得“歇斯底里”,这就是她所一直担心的羞辱。

为了以后能上大学攻读旅游专业,安娜申请苏维埃护照时不填父亲的犹太民族,改用母亲的格鲁吉亚民族。她加入了共青团,即使看破了它的意识形态,仍坚持参与,唯恐招惹大学当局。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她声称,自己一直知道苏维埃制度的不公,但严格管束自己的思想和兴趣,决不让自己以任何方式引起有关忠诚的怀疑。(990)

这种“遗传的恐惧”——安娜如此叫它——以多种方式影响了斯大林受害者的孩子,从他们在学校里的朋友,到他们的职业选择。例如,弗拉基米尔·科萨科夫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旧知识分子家庭,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清洗中吃了不少苦头。他对列宁格勒的围城仍有童年的记忆,因此也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拒绝了在基洛夫芭蕾舞团担任演员的机会,改去波罗的海工厂上班,那是一个庞大的造船和机械工厂。他回忆,即使在那时,他也担心被攻击为“人民公敌”的儿子,所以要“投身于无产阶级”,以保护自己。(99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初期,阿列克谢·尤拉索夫斯基在哈内耶夫斯基家的莫斯科共用公寓长大。他的外祖父是军医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贵族地位;父亲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贵族后裔,祖父及其兄弟都曾以白军身份参与内战。他的父母和外祖母对周遭的无产阶级邻居非常警惕,阿列克谢也深知祸从口出,决不轻易相信他人。他回忆:“我从小就被教导要警惕这个体制。”

外祖母添加了甚多不合理的色彩,因为她的警告显得荒诞不经,但在小孩的眼中仍颇有说服力。例如,她曾告诉我一个男孩的故事,他一只脚刚刚踏上芬兰大使馆门前的台阶,就马上被捕——永远不见了。这个故事真把我给吓坏了,她这类童话般的故事太多了。

恐惧使阿列克谢变得极其谨慎。他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独来独往,与外界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他小学时装配的短波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他回避共青团和所有政治活动,感觉这一切都很讨厌,他还得出结论,最明智的策略就是避免交友,省得外人怀疑自己的政治忠诚。他40岁之前都奉行着这一策略,此前他受训成为一名考古学者和阿拉伯文化专家。阿列克谢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自己作出这个选择,也是为了“逃避”苏维埃制度的政治。他认为政治是一个“雷区”,其中的规则和危险变化莫测。他从小感觉的恐惧也在渐渐演变——借用他自己的话即是,变成了对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的“悲观和怀疑”。他的谨慎也在择偶方面发生作用,安娜是他的三表妹,她的直系亲属也受到斯大林制度的迫害。阿列克谢回忆道:“这当然有帮助,我们来自相同的背景,使我们更加亲近,给我们的关系带来特别的谅解和团结。”(992)

恐惧的承继直接影响甚多的婚姻。例如,父母被捕的女子,有心嫁给党干部以期获得保护,如此的婚姻非常普遍。维拉·米诺苏娃的父亲1937年被捕并遭枪决,她就嫁给了一名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地方党主管。她虽在外表上讨厌对方,但如她母亲所规劝的,她感到能获得物质生活的保障,抚养孩子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她回忆:“我结婚时哭得厉害,但母亲不停地催促,‘嫁给他!嫁给他!’我并不爱他,甚至感到厌恶,但我有一个女儿,她长大了,我很爱她。”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的父母在1937年被捕并被枪决,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就在列宁格勒自力更生,后来嫁与列宁格勒一位资深军事科学家和党干部。她把自己的家史一五一十告诉丈夫,让他明白个中的麻烦。她坚持不去登记婚姻,如她所说的:“即使在父母平反之后,我仍让他保留随时离开的机会——只要有一天,他觉得实在难以充当前人民公敌的女婿。”(993)

许多有污点履历的人,只是在即将结婚时,才向未来的配偶袒露一切。像马克斯娜一样,她们希望在共同生活之前,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过去。如果讲得太早,可能会把对方吓跑。利季娅·巴布什金娜交友将近3年,最后在1965年举行婚礼的前夕,才鼓起勇气,把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告诉未婚夫(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自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军人家庭)。鲍里斯·卡辛也等到婚礼前夕,才把父亲作为“反革命分子”枪决于1938年一事告诉未婚妻。鲍里斯回忆:“这是很大的风险。但我信任她,不想蒙混过关,毁了她的一生。她反应平静,并告诉我,她自己的祖父作为富农也受过迫害,所以她熟悉这类事情。”(994)

引人注目的是,好多婚姻的双方都来自受迫害家庭,似乎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牵在一起。1955年,拉丽莎和维塔利·加尔马什,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读一年级时坠入爱河。拉丽莎是季娜伊达·莱维娜的女儿;后者在科雷马劳改营度过8年(1946年归来时还带了一个小男孩,其父亲应该是个狱警),然后在波特马劳改营度过3年,最后又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拉丽莎来到莫斯科之前,与母亲一起住在流放地。维塔利1949年被捕时还是个学生,刚获得平反,他来到学院的第一天就遇上拉丽莎。她回忆,相互吸引是因为他们都感到,人生第一次可向信赖的人畅谈自己的过去,对方也能心领神会。拉丽莎还记得:

演讲厅里,他坐在我一旁。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一无所知。我们开始交谈……当然,知悉他被捕的莫斯科朋友也与他交谈,他最要好的朋友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也许,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没有那种与我在一起的倾吐衷肠。他的经历突然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倾泻出来……之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十分迅速。我们承受着同样的困扰,我们的家史都不简单,这起了很大作用。(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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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梅沙尔金夫妇与他们的女儿玛琳娜、伊琳娜,2003年摄于彼尔姆

尼古拉·梅沙尔金1956年遇见未婚妻埃尔弗拉达·戈特曼时,并没袒露自己家人1933年作为“富农”被逐出奔萨,当时仍生活在科米地区的流放地。[9]他对埃尔弗拉达的家庭也一无所知——她是克里米亚的苏维埃德裔,战争时期流放到了科米地区——仅凭感觉猜测,对方可能也受了斯大林政权的迫害(科米地区有不少流放的苏维埃德裔),从而对她产生好感,频频送上情书。有好几年,埃尔弗拉达不愿向俄罗斯人打开自己的心扉。埃尔弗拉达回忆:“我想,我会找到一个不错的德裔男孩。”但尼古拉坚持不懈,几近30岁的埃尔弗拉达担心自己沦作老姑娘,终于答应下嫁。慢慢地,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开始倾吐各自的家史,相同的经历和相互的同情把他们紧紧拧在一起。经过将近50年的婚姻,尼古拉认为,这种相互理解是他们关系中的最重要部分:

我把这种理解称作团结一心。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即与这个女人团结一心的感觉,因为她也承受着苦难,遭受过迫害。我认为,她也会有同感。我想我们一起拥有的不是爱,而是团结一心,对我们双方来说,这更重要。爱情会远去,但团结一心就只会紧紧相连。(996)

在1992年读到要向受迫害者作出赔偿的新法令以前,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一直没将自身的污点履历告诉女儿们。之前,他们一直害怕透露家史,一是不想给女儿增加思想负担,二是不想让她们疏远于苏维埃制度。他们总是把涉及过去的话题,转移到比较积极的岁月,譬如双方父亲都作出过贡献的伟大的卫国战争。(997)

在这一方面,梅沙尔金一家算不上特殊。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几年,即自由气氛浓烈的开放政策时期,大多数苏维埃普通家庭仍闭口不谈自己的家史,仍不把遭受迫害的往事传承给下一代。开放政策的影响局限于大城市,在外省城镇,例如梅沙尔金家居住的彼尔姆,斯大林的幽灵还在四下徘徊。诗人鲍里斯·斯勒茨基在1986年临去世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外省,周边,后方,

冻得太硬,解冻也束手无策,

迄今,斯大林仍在那里活着。

不是死了吗!但尸体仍有余热。(998)

苏维埃政权倾塌15年后,外省仍有人不敢谈论过去,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999)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污点履历,几乎在她的一生中都是高度机密。她向女儿坦白自己的“富农”出身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离她幼时流放到西伯利亚已有60多年。安东尼娜还向分别同居了20多年的两任丈夫隐瞒了家史。她在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的最后一年,即1947年,遇上第一任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其时,安东尼娜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已在使用前男友的姓氏。她没有在列宁格勒居住的合法权利,担心万一当局发现她在考上研究院时曾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自己又会成为“反社会分子”并遭到再一次的逮捕和流放——那是战后降临于许多前“富农”的命运(包括自己的父亲),其时,政权正致力于各大城市的全面清洗。安东尼娜忆起当时的险境:

我所有的文件都是假的,很害怕在街上遇上警察检查。我的护照上有很多伪造的公章和签名,有些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妹妹代签的……我居住[在列宁格勒]的许可,6个多月之前便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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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娜·戈洛温娜,2004年

安东尼娜居住的共用公寓,寓长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颇有举报人的名声,已开始对安东尼娜起疑。有一次,邻居拿出一双新鞋,安东尼娜失言说出自己父亲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也是一名鞋匠(这在农村通常是“富农”的手艺)。她因此被吓坏了,唯恐真相暴露。正巧这时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向她求婚,在安东尼娜的眼中,他无疑成了一大救星。与列宁格勒居民、工程师兹纳缅斯基结婚,她就会得到新的姓氏和文件,得以合法地留在列宁格勒。

安东尼娜在后来的40多年中,一直向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相互之间很少谈及各自的过去,说到家人时,总是谎称他们都是贫农。她也向生理学院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隐瞒真相(很久以后,她才发现,自己所有的朋友都来自受迫害家庭)。1961年,她甚至入了党(一直到1991年),不是因为笃信它的意识形态(有好几次,她悄悄违反党的纪律,以帮助朋友),而是认为入党可打消他人对自己的怀疑。她想以此促进自己的医学生涯,并为将要申请大学的14岁女儿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安东尼娜回忆:“我很担心女儿的未来。”

我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过去,只想让她觉得,她有一个正常的母亲,像她所在的[精英]学校其他女孩的家长一样。那里,所有的父母,至少是父亲,都是党员。

甚至在1968年离婚之后,安东尼娜仍继续对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她后来嫁给爱沙尼亚人鲍里斯·约翰逊。1987年,安东尼娜接待格奥尔基年迈的姨妈,后者说漏了嘴,透露他父亲原是沙俄海军的少将,忠于沙皇,曾在内战中参加白军。她这才弄清,格奥尔基像自己一样,也一直在隐瞒出身。他早年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决意成为一名工程师,有意识地取得无产阶级身份。他申请第一份工厂工作时就在表格上编造履历,一生都保存一张答案纸,以确保自己在填写下一份表格时不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破绽。格奥尔基和安东尼娜,凭借某种奇怪的直觉,竟相互找上了翻版的自己。

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受迫害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捕于1937年——但安东尼娜被蒙在鼓里,另一方面,她也不向对方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即苏维埃制度崩溃之时。其时,斯大林政权的迫害受到公开的揭发和辩论,他们因此变得大胆,终于开口谈起自己的过去。与此同时,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敞开胸怀,道破了彼此隐瞒40多年的秘史。然而,他们仍一致同意,继续对担任教师、谋求上进的女儿奥莉加保密。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全不知情反而能向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有两起事件促使安东尼娜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第一件发生于1995年,72岁的安东尼娜重访奥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直到193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上一次访问奥布霍沃村是在1958年,与哥哥和父亲同行,几星期之后,父亲便去世了。他们的老宅已是一片空地,他们以前经常坐在其上与村民聊天的磨石,周围杂草丛生。他们站着注视那块空地,安东尼娜突然听到身后的声音:“富农回来了!富农回来了!他们以前被赶走,现在又回来了,还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安东尼娜转身寻找说话人,却无影无踪,这个记忆一直困扰着安东尼娜。她回想道:“我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仍想把它当做自己的老家。我渴望当地人认同我,与我交谈,把我当做他们当中的一员。”

安东尼娜1995年8月2日回到奥布霍沃村,恰好是父亲1930年被捕的65周年。古老的村庄所剩无几,至今仍有炊烟的只有9栋房舍。像成千上万其他村庄一样,60年的集体化耗尽了奥布霍沃村人的青春和活力。1930年,奥布霍沃村虽贫穷,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总人口达317人,将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合作商店。许多像戈洛温那样的家庭,还有自己的皮革作坊,生产皮鞋和其他日用品。1960年,奥布霍沃村的人口下降到68人,大多数是老年夫妇和养老的独居者。到安东尼娜1995年重访时,全村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60至70多岁。村民早已遗忘了8月2日的古老宗教节日,但俄罗斯农民的好客传统,还不至于彻底消亡。安东尼娜到后不久,村里的妇女以她的名义,在伊万·戈洛温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庄里她家族中的硕果仅存者。最初的紧张气氛一旦烟消云散,村民们开始回忆起安东尼娜的父亲,称他是一个好农民,他的勤奋正是集体农庄所缺乏的。一名老妪回忆道:“戈洛温一家都是诚实、正派、清醒的人,当初把他们抓起来,都是错的。汤妮雅[安东尼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一个真正的农家女,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1000)

安东尼娜与过去达成和解的第二个转折事件,发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地区。1931到1934年,她与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来这个“特殊定居地”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销,但从路上就能看到,营房的废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铁丝网之后。安东尼娜在附近徘徊时,遇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当地妇女,她询问可否走进定居地,随即开始了交谈。那名女子透露:她从小就住在这里,“我是富农的女儿,1930年被送来此地,我真正的家园是在巴尔瑙尔”。安东尼娜回忆当时她的反应:

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察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1001)

[1]玛莎·西蒙诺娃2004年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并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以及信中所表达的情绪。

[2]从1957到1969年,热尼娅在《莫斯科》期刊工作,后因“严重的思想错误”(发表了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诗歌)而遭到解雇。

[3]非常显著的例外是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1946年)。它生动地再现了普通士兵的战争,避开了通常有关党的英明领导的陈词滥调。令人惊讶的是,它竟在1946年赢得斯大林奖。

[4]这一类小说有4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涅克拉索夫的《第二晚》(The Second Night,1960年)、奥库德扎亚的《学生,祝你好运》(Good Luck, Schoolboy,1961年)和瓦西尔·贝卡乌的《死者无疼痛》(The Deed Feel No Pain,1965年)。

[5]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试图在莫斯科郊外的波多利斯克国防部档案馆,建立一个士兵回忆录专辑,但遭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反对。(‘O popytke K. Simonova sozdat’ arkhiv voennykh memuarov’, Otechestvennye arkhivy, 1993, no. 1, pp. 63-73)

[6]可在纪念学会档案馆中找到数以千计这样的回忆录。该学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为了纪念镇压的受害者并录下他们的回忆,遍及苏联各城镇。成立于1989年的莫斯科历史文学协会档案馆(Vozvrashchenie)、开放于1996年的莫斯科安德烈·萨哈罗夫公共中心和博物馆,都有这段时期未发表的回忆录的丰富馆藏。

[7]这种心理创伤会以各种方式传递下来,譬如父母的忧虑和恐惧、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对子女的期望过高,甚至是一起玩的游戏。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特列兹·维拉格——专门治疗反犹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子女,举了一位幼时经历列宁格勒围城的母亲的例子。那位母亲的两岁的女儿不愿吃圣诞老人的饼干,如有人硬塞给她,就会号啕大哭,以示抗议。那位母亲自己小时候曾听闻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有人杀小孩充饥,留下了心理创伤。维拉格认为,那位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将心理创伤传给了下一代——她在女儿洗澡时与女儿一起玩耍,将女婴的脚放进自己嘴中,并念念有词——“现在,我要吃你了”。(T. Virag, Children of Social Trauma: Hungarian Psychoanalytic Case Studies(London, 2000), p. 43)

[8]亚历山大1991年死于登山事故。

[9]20世纪90年代,尼古拉去奔萨档案馆做他自己的研究,才发现父母对他隐瞒了一个家庭秘密:他们曾拥有乡村酒馆和面包店——根据苏维埃标准,足以被定为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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