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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及致谢

《耳语者》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它的酝酿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莫斯科做研究生时期的研究。我是专攻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渴望能遇上仍能记得那段岁月的人,结果成了热尼娅·戈洛夫尼亚的好朋友。她是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孙女,她的母亲奥克萨娜告诉我很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家族故事,并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她所谓的“和平时期”。之后的几个月中,我拜访了大约十来个她的朋友,大多数是老太太。但她们当时太小,记不起内战时期;现在又太紧张,不愿详尽披露铸造自己人生的那段历史,即斯大林的统治时期。

我涉猎口述历史的第一次尝试,教我学会了珍惜家庭记忆,以制衡苏维埃历史的官方叙述。1991年之后,我再次考虑就“耳语者”这个主题做一些研究并写出一本书的可能性。其时,有关斯大林迫害的个人回忆录,突如潮水一般汹涌出现,更激起了我的热望。但我的直觉是,就整体而言,老年人仍不愿抛头露面。他们还在等待,以确信共产党人不会卷土重来,这可能还需时多年。从某方面来看,我错了。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被广泛认作口述历史在前苏联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对照于普京时期,威权政府的复辟已驱使许多俄罗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旧习惯。从另一方面看,我的直觉又是正确的。在第一个高峰时期,人们亟想记录的只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监禁、平反的细节,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内心创伤、对背叛的耿耿于怀、对失去的亲情的痛苦回忆。

到2002年我完成《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一书时,觉得征服这个未知领域的时机终于来临。在1953年之前长大的一代正在迅速消失,我由此产生一种紧迫感: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来了解斯大林时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为《耳语者》研究项目接受访谈和提供档案的人,其平均年龄是80岁。据我所知,本书完成之前,至少有27人去世(占案例总数的6%)。

一开始,我的查询范围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和公共档案馆,冀望找到家庭生活的私人文件,然后再去采访捐赠者。这涉及对收藏的信件、笔记本、日记、回忆录进行旷日持久的搜索,结果却徒劳无获。那些文件通常以很难解读的潦草笔迹写成,虽提供了部分信息,但很难得出结论(后来,本书几乎都没用上这批档案)。我在这个研究阶段,获得了下列员工的帮助:卡蒂娅·布宁娜和朱莉娅·莎拉波娃与我一起处理了莫斯科的档案;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收集了圣彼得堡档案的资料;尼古拉·库兹明处理了奥廖尔等处的档案。在这早期研究中,我要感谢两位老教授的支持:维克托·丹尼洛夫(1925—2004年)是专门研究苏维埃农民的历史学家,对我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帮我打开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的大门;特奥多尔·沙宁帮我获得了莫斯科社会经济科学院的支持。

在搜索档案的同时,我也开始访问家庭,倾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询问他们是否保存了私人文件。这个项目凭借口碑得到广泛的传播——仍是俄罗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我开发的关系在朋友圈子里推介我的工作,渐渐引起浓烈的兴趣。他们要求得到采访,提供家庭回忆录、书信、笔记本等其他珍贵手稿,希望得到发表(也许想卖得好价钱)。要想一一感谢在这个阶段伸出援手的人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的名字列在采访名单中),但我特别亏欠下列人士:萨沙·科济列夫欣然同意,帮助采访他在圣彼得堡的熟人和朋友;依达·斯拉温娜接受我的采访,提供了私人档案中许多文件、照片、有关家人的文章和信息;叶夫根尼娅·维滕贝格、阿达·列韦多娃、贝拉·列维蒂娜、奥莉加·拉缅斯卡娅、加林娜·佩特洛娃也接受了采访并提供了家庭档案;列昂尼德·马赫纳茨以晓畅的文笔写下自己的回忆,并提供了珍贵文件;瓦赫坦·米赫拉兹接受好几次采访,安排我与他在第比利斯的家人取得联络;热尼娅·戈洛夫尼亚不仅誊写、扫描了家庭档案,而且提供了她为电影《抛弃》(Izmennitsy,1990年)所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和管理员。她向我解说了苏维埃电影界的复杂历史、传言、阴谋和许多人的品行,并把我介绍给众多拥有斯大林时代吸引人的故事和档案的家庭。

我通过热尼娅见到阿列克谢·西蒙诺夫,他是我最大的“债主”。我知道阿列克谢是电影导演、记者、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活动家(1999年成为莫斯科保卫开放政策基金会的主席),但并不清楚他家的不平凡历史。他母亲一边的拉斯金家的故事,几乎丝毫未见于其著名父亲的传记。为了准备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我事先预读了这些传记。他的公寓就在莫斯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大街的拐角。母亲热尼娅·拉斯金娜去世于1992年,之后,阿列克谢将拉斯金家庭档案珍藏于抽屉中,依据这些材料,他在1999年写出了有关父母的感人肺腑的回忆录《私人收藏》(Chastnaia kollektsiia)。从一开始,他就对我的志趣表示欢迎,并深信我会成为他所说的“家庭历史学家”(the family’s historian)。阿列克谢允许我复制拉斯金档案,又从繁忙之中抽出大量时间,为我解说他家的历史细节,纠正我的误解。阿列克谢是一名了不起的说故事的人,许多采访和谈话在他家的厨桌旁进行,往往持续到深夜。他像变戏法一样,生动地再现了拉斯金家的特殊气氛——阿列克谢和妻子加林娜成功维持了那种温暖和随意——我开始觉得,我不只是一名历史学家,而在事实上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拜访阿列克谢的姨妈法尼娅·塞缪罗夫娜时也有同感,她又叫杜西娅,是拉斯金三姐妹中唯一健在者,与儿子一起住在伊里奇广场附近的新式大楼11层。1990年,她和索尼娅被迫搬离自己在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将近60年的家。索尼娅于1991年去世,法尼娅的记忆也日益退化。她97岁时给了我最后一次采访,当我问起老话题时,她突然又忆起先前遗忘的细节,差点成了永久的秘密。出于这个原因,更由于她的魅力,我学会了珍惜与她相处的每一分钟。

我非常感谢阿列克谢,让我无限制地参阅他父亲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的规模巨大的档案。我在先前封存的西蒙诺夫个人档案(第9和第10部分)中获得大批文件,都是学者们从未看到过的。事实上,其中最敏感的材料,甚至连他家人都不知晓。不幸的是,我的发现激活了家庭成员的痛苦记忆。于是,西蒙诺夫文学遗产委员会的主席卡蒂娅·西蒙诺娃(原来姓氏是格鲁津科),2005年10月决定禁绝研究人员参阅这些档案,直到2025年。

除了西蒙诺夫的档案,我还采访了他的同事、朋友、亲戚,获悉这位作家的不少经历和性格特征。我特别要感谢玛丽亚·西蒙诺娃、拉扎尔·拉扎列夫、尼娜·阿尔希波娃、阿列克谢和索菲亚·卡拉加诺夫、安德烈·叶罗费耶夫、玛琳娜·巴巴克等。另外还要感谢尤纳·莫里茨、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加林娜·克拉夫琴科、阿列克谢·什马利诺夫,他们补充了我对西蒙诺夫世界的理解。

2003年的春天,我同时对十几个家庭开展研究,觉得需要更多人手来系统地扩充我的工作范围。2003年,我从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莱弗尔梅信托公司领到两笔主要资助,真是雪中送炭。没有这些英国机构的慷慨支持,便不可能写完《耳语者》,以及完成与本书相连的广泛研究,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

在这两笔赠款的支持下,我聘请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学会去采访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誊写和扫描其家庭档案。选择这三个纪念学会并不困难,它们先前已有口述历史的杰出成绩,只是工作性质稍有不同。我要做的,是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家庭关系;他们先前所做的,只专注古拉格的历史。这些学会都拥有众多活跃的成员,涵盖各式家庭,包括在斯大林统治下相当成功的。这虽超出了我们的自然选择范围(受迫害者的群体),但还是从中选出了我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优势是,有文化的人家大都保存有书面文件。彼尔姆的优势在于,从1941到1945年一直没受德军占领,因此,斯大林时代的记忆不会与战争创伤混淆起来;此外,该地曾布满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居民中有大量前流放者和古拉格前囚犯。

圣彼得堡的团队由伊琳娜·菲利格率领,她的睿智的洞察力、建议和评判是这个项目的无价之宝。我享受与伊琳娜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将永远欠她的人情。圣彼得堡的团队还有塔蒂亚娜·科西诺娃,她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听众,像伊琳娜一样,不知何故总能从采访中得到高于预期的收获;还有塔蒂亚娜·莫尔加切娃,她以精湛的技能参与了采访和档案的工作。伊琳娜·菲利格和塔蒂亚娜·科西诺娃还曾率队前往诺里尔斯克。此外,伊尔玛还单独访问了莫斯科、萨拉托夫、彼得罗扎沃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从事采访、收集材料。

阿廖娜·科兹罗娃以镇静的权威带领莫斯科团队,总能提供周到、睿智的意见。伊尔玛·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奥莉加·比金娜、纳塔利娅·马利欣娜和阿廖娜·科兹罗娃,安排采访时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加丽娅·布韦娜组织档案则十分高效。我对她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带领彼尔姆团队的是能干、热情的亚历山大·卡利赫,外加艾莱娜·斯卡列科娃的协助。进行采访的分别是罗伯特·拉特波夫、安德烈·格列比翁希科夫、斯韦特兰娜·格列比翁希科娃、米哈伊尔·切列帕诺夫。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特别是罗伯特和安德烈,他们做了大部分采访,总是卓有成效,并写出很有启发的评论。

关于本项目的研究方法,需要作出几项说明。研究小组电话采访了1000多人,从而建起数据库,我再从中选出若干家庭。我的主要关注是,确保最终的抽样来自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各阶层(否则,就会偏向知识分子,特别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同时坚持每个家庭必须有某种档案,以佐证采访中的讲述。这在彼尔姆变得尤其困难,其居民当中有不少背井离乡的前“富农”和斯大林政权的其他受害者。我们电话采访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没有私人文件(许多人甚至没有父母的照片)。但那些确有家庭档案的,很值得深入探讨。

在第一次采访中,尽管我事先备有一份问卷,并请受访者讲述已从数据库中呈现出来的主题,但他们可以畅谈自己的经历,只受极少的干扰(口述历史的标准做法)。这些访谈通常持续很久,达几个小时,分几天完成。我先分析已整理出来的记录,再决定后续采访的主要方向和进一步提问,以深入探讨特定的主题。通常,每个家庭会有两至三次采访。我与研究小组大约每月开会一次,讨论采访内容,从家庭档案中选出相关材料来作转录和扫描。选择档案比较简单,我们先多多益善——私人文件、日记、回忆录、笔记本、全部的通信——只要它们写于1960年之前,或能对斯大林时代提供启示。另一方面,我们在访谈中遇到许多挑战,其中的大部分,从事前苏联口述历史的研究人员都很熟悉。我们需要设计特殊方法,让受访者反思自己的人生,梳理出直接记忆,避开后来形成的印象和意见,观察以往时摆脱后来的影响,忆起当时的真实想法,克服对陌生人的恐惧。逐步建立起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要在访问十几次之后,他们才会把珍贵的文件交给我们复制(便携式的扫描仪和数码相机,可在当事人的家里迅速完成这项工作)。

我由衷地感谢支持本项目的所有家庭,要分别一一向他们表示感谢也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的名字都列在采访名单中),但必须感谢下列人士:安东尼娜·兹纳缅卡娅、伊娜·希赫耶娃、马克斯娜·尼基福罗娃、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安吉丽娜·布舒耶娃、瓦伦蒂娜·季哈诺娃、尼娜·费奥菲拉克托娃、玛丽亚·维特克维奇、玛丽安娜·巴尔科夫斯卡娅、格奥尔基·福尔瑟、玛丽亚·库兹涅佐娃、叶夫根尼娅·瓦西列娃、尼古拉·科瓦奇、瓦伦丁·穆拉夫斯基、拉达·波洛兹、安热莉卡·西尔曼、卓娅·季莫菲耶娃、尼古拉·利列耶夫、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列夫·内托、朱莉娅·沃尔科娃、拉丽莎和维塔利·加尔马什、玛娅·罗德克、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罗扎·诺沃塞尔茨娃、维罗尼卡·涅夫斯卡娅、斯韦特兰娜·赫列斯托娃、维拉·米诺苏娃、尼古拉·梅沙尔金、埃尔弗拉达·梅沙尔金娜、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伊琳娜·米库耶娃、列泽达·泰西娜、柳博芙·捷丘耶娃、维拉·瓦西里佐娃、纳塔利娅·斯特凡茨娃、伊万·乌戈列茨基赫、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塔玛拉·特鲁比娜和维拉·图尔金娜。他们都向本项目贡献了宝贵时间和珍贵资料。我要感谢艾莱娜·邦纳,她参与纪念项目,在波士顿接受了伊琳娜·菲利格的采访,又授权容我引用安东尼娜·W. 布易斯翻译的她的作品《母亲与女儿》(伦敦:Hutchinson出版社,1992年)。

这些人都是《耳语者》的英雄。本书在真正意义上是他们的书,我只提供了发言机会。对我们来说,这些只是故事,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人生。

在写作本书的每一阶段,我都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我有责任如实转述这些人的故事,并要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本书中几乎没有匿名者,除了一两个例外,所有接受采访、提供文件的人士,都同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出于这个原因,后期的部分书稿先行译成俄文,发给有关家庭,让当事人作出必要的修正和建议,这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因为每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传记,往往迥异于他人阅读回忆录、书信、日记、谈话记录所得出的印象——重要的是,本书当事人应该有机会作出纠正。尚无一件案例,我必须被迫改变自己的整体阐释。很多时候,我的见解因当事人的参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尽善尽美。只有一个家庭发生了麻烦,即希赫耶夫家(盖斯特家):有些家庭成员对伊娜的大女儿所说的内容不以为然,我在最后的版本中予以删除。伊娜阅读并纠正了所有剩下的盖斯特资料,但后来又封存了她在纪念学会的档案。我还要感谢:将本书一部分译成俄文的然娜·博格达诺维奇和纳塔利娅·列什琴科;校阅最后定稿的伊琳娜·菲利格、阿廖娜·科兹罗娃、伊琳娜·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在斯拉温资料一事上提供慷慨协助的列奥·维帕林斯基;校正拉斯金和西蒙诺夫的英文资料的阿列克谢·西蒙诺夫,此外,他还让我懂得,有必要再三思索“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光碟视频中的扑朔迷离。

《耳语者》的研究项目,所收集的大部分材料可在网络中找到(www.orlandofiges.com)。你会在那里发现主要家庭档案的笔录,以及采访录音的片断,部分材料已译成英文。如果没有这个网站,许多档案会因当事人的去世而销声匿迹,因为那些身在俄罗斯的年轻一代,对苏维埃的过去兴趣索然,而且没有太多存储空间来保存这些档案。我要感谢艾玛·毕阿、艾别克·巴拉托夫、张鼎(Ding Zhang),他们帮助设计、架构了这个网站。艾玛在杰里·库厄伊的支持下,试图燃起对视频项目的兴趣,其目的是想为《耳语者》人物的采访录像创建一个影像档案,让大家在网站上浏览。

这个项目涉及漫长的差旅,好几个月远离家人,史蒂芬妮、利季娅、爱丽丝为此忍受了诸多的不便。我希望,她们现在可看到这是值得的。通过她们的爱和支持,我更加体会到家庭的真谛。

我要感谢朋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莫斯科的慷慨款待和阿列克谢·尤拉索夫斯基的善解人意。我还要感谢艾莱娜(海伦)·沃尔孔斯卡娅的邀请,让我在她意大利托斯卡纳的美好的家中潜心钻研。2006年,本书第二稿的大部分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作为作家,我获得了鼎力支持。我的代理人德博拉·罗杰斯厚道且充满激情,一直在努力帮我;美国的梅拉妮·杰克逊也乐于助人;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文德和大都会出版社的萨拉·贝尔施泰尔,是任何作家梦寐以求的编辑团队,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大大影响了本书——西蒙以热烈的评论和鼓励在旁打气,萨拉以非凡的热情和细心逐字逐句地编辑书稿,我对他们两位都感激不尽。我要感谢担任校对编辑的大卫·沃森、复查俄文名字音译的梅尔·里德、绘制平面图的艾伦·吉利兰、提供额外编辑支持的唐纳德·温彻斯特。我很感谢俄通社―塔斯社图片组的安德烈·博布罗夫,帮我找到了一些很难觅得的照片。

我要感谢那些指点和提醒我的学者:瓦莱里·戈洛法斯特、卡捷琳娜·格拉西姆娃、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卡特里奥娜·凯利、鲍里斯·科龙涅茨基、乔纳森·哈斯拉姆、丹尼尔·毕阿和丹尼尔·皮克。我还亏欠罗伯·佩克斯,他在应对口述历史的挑战上,与我分享了他的心得体会。詹妮弗·戴维斯在处理我和纪念学会的合同上向我提供了很好的法律咨询,在此深深致谢。拉贾·旃达瓦卡以难以历数的方式给了我忠心的支持和帮助。我真希望他还活着,可与我讨论本书。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和同事黒宫広昭(Hiroaki Kuromiya)。他是研究斯大林时代的最好、最认真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帮助审读了我的手稿,以严苛的要求剔出了书中任何可能的缺陷。如还存有任何错误,那都是我的责任。

伦敦

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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