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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沉默的记忆

许知远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相信苏联帝国将存续上千年。不过,她仍写下了两卷、超过1500页的回忆录。其中有关于她死于古拉格的丈夫——或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也有对自己日常生活挣扎的记录。

既然上千年都无法让人读到,回忆与书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她可以用此来回避与对抗这压抑、残酷、粗糙的现实,确认自身的存在。

谈起苏联时代的生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罗茨基总是最先跳出的名字。他们象征了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

但在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The Whisperers)中,你读到的是另一幅景象。在书的“导言”中,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引用到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故事。她不是选择记住,而是主动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富农”之女,她在亲人的死亡、饥饿、流放中度过童年。18岁时,她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她隐瞒了自己的出身,伪造了文件,成功地进入了一所医学院。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她进入一所研究所,加入布尔什维克(尽管这个政党让她家破人亡),积极地工作与生活,谁也看不出她的过去,不仅同事与朋友不了解她的过去,甚至两任丈夫也都一无所知。

大约5年前的冬日,我几乎同时读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希望对抗希望》与这本《耳语者》。那时,我正着迷于苏联与纳粹德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心理史。我很好奇,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们该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在剑桥的书店里,德国与俄国题材的书籍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似乎代表着这个热衷于经验与常识的国家对这两个常陷入“非理性”的民族的特别兴趣。而对我来说,这些“非理性”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对我自身困惑的回应。

倘若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令我深刻感到爱与勇气,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遭遇似乎更让我接近历史的普遍经验。在《耳语者》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在俄国的著名人权组织Memorial的协助下,奥兰多·费吉斯收集到数百份家庭档案,它们既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也有照片、实物,作者还对经历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它们构造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道德与心理故事,它可能比任何理论都更好地解释了极权主义的运转,与人们面对悲剧时活下去的欲望。

奥兰多·费吉斯将焦点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它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通过这许多的个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如何一步步地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了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家庭不再重要了,苏维埃比父母更重要,为了苏维埃,你还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他自己身边的革命者殒命。

接下来,苏维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庞大官僚体系维持的系统。它也对个人做出了少许让步,允许你维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习惯与消费口味,但苏维埃随时有权力干预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党报《女工》这样写道:“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度虚伪的社会的诞生。它在苏联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顶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惧减弱却仍旧普遍存在,人们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义中,这样的社会私欲高涨、犬儒盛行。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唯有让自己符合党的规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党的路线也是随时变化的,斯大林与列宁不同,赫鲁晓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这剧烈的转变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须既谨慎——严格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路线,又迟钝——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当时的流行说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

但没人能保持绝对的沉默,于是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你或者对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人成为了告密者,他们成了某种秘密警察。他们变成了特殊的“苏维埃人”,一种因极权统治而被彻底扭曲的人群。他们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

奥兰多·费吉斯用很多生动的例证来展示这种转变的挣扎。当然,这些故事不仅有挣扎,更有主动的合作。主动成为一名合作者与加害者,意味着你更安全,减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几率。

幸好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预言不准确,这个政权在她死后不到10年就坍塌了,但很可惜,她没有看到这一天。她的回忆录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最终都获得出版,他们是英雄。但同时,一股记忆浪潮也泛起,斯大林时代的暴行被不断揭露出来,普通人也开始起身控诉——记忆可以被一时压制,却不会彻底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这股集体记忆转化成了巨大的历史力量,集体回忆造就出一个共同体,缓解了个体的恐惧,它也使苏联的合法性彻底消失。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说得没错,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但这记忆也注定是褊狭与肤浅的。它仅仅演变成一桩黑白分明的道德剧,其中更细微与深层的描述、分析尚未展开。

感谢奥兰多·费吉斯的努力,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叙述了这些故事。所有对极权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会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们遭遇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亲历者却普遍失去了感受能力、描述能力,他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体验。

奥兰多·费吉斯很可能是当今俄国历史研究的首席权威(至少在英语世界),将近20年来,他对俄国的近代历史作出了各种探究。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学家不同,他的兴趣不在于外交、政治结构,而在于文化、社会心理、个人情感。也正因此,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抓住了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它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后遗症尤其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努力来修复。普京的再度上台、他的强硬姿态,再度证明“潜入内心的斯大林心理”并未消失,它偶尔还有局部复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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