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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2

。”

他继续跟它谈着话,并且一直盯着它,同时小心翼翼地穿上短筒靴,以便不把它吓跑。接着,他把松紧带拉到肩膀上,起身往污泥满地的院里走去。在下平台的三道台阶时,为了避免滑倒,他用拐杖试探着。鹦鹉没有动,而且站得很低,他象往常一样把拐杖伸过去,想让它站在银柄上,但鹦鹉躲开了,它跳到了旁边较高的树枝上。在消防队到来之前,家里的精子就一直架在那儿,现在更容易捉住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要爬上两级,就能够抓住它。他爬上了梯子的第一级,唱着歌儿来转移那个不听话的家伙的注意力,而它没有唱,却在重复着他的歌词。医生顺手抓它时,它在枝头上左躲右闪,医生又用双手紧紧抓住梯子,不费力气地爬上了第二级。鹦鹉没有挪动地方,并且开始重复着他的歌曲。他感到刚才低估了树枝的高度,他又往上爬上了第三级和第四级。那时,他左手抓紧梯子,用右手去捉鹦鹉。老女仆帕尔多来了,她想提醒他天已不早,该去参加葬礼了。她进来时,看到有人爬在梯子上,要不是那条绿色的松紧吊裤带,她真不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天哪!”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带着胜利的神情,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把你抓到了。”但是,他立即又把鹦鹉放走了,梯子在他的脚下滑开了。他悬在空中的一刹那,意识到自己死了。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零七分,来不及接受圣餐仪式,来不及忏悔,也来不及同任何人告别,他死了。

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品尝晚饭的场,忽然听到了帕尔多的可怕的尖叫声和佣仆们的吵嚷声,随之而来的是邻居们的哄闹声。她扔下汤勺,拼命往外跑,她上了年纪,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也跑不动。她象疯子似地喊叫着,不知道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时,她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已奄奄一息,还在抵抗着死神最后的打击,等候她的到来。他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眼里含着最后的痛苦的眼泪。他最后看了她一眼,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目光如此明亮,如此悲伤,如此充满感激之情。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她说:“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多么爱你。”

乌尔比诺医生之死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他刚从法国学成归国时,就在全国享有盛名,他采用新奇而激烈的措施制止了全省最后一次霍乱病的蔓延。上一次霍乱病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霍乱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夺去了城里四分之一人的生命,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父亲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由于他名声大振,家产激增,他创办了一个医学研究会,这是多年来在加勒比海诸省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医学研究会,而且由他自己担任终身主席。他建设了第一条导水管和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立了有遮篷的公共市场,这个市场避免了阿尼马斯海湾污秽物的侵入。此外,他还是语言研究院和历史研究院的院长。由于他对教会的贡献,耶路撒冷的拉丁国家总主教授予他圣墓骑士团骑士的头衔。法国政府则授予了他来誉军团骑士团团长的军衔。他是本市所有爱国宗教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他全力支持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城里那些没有官职的领袖人物,他们以当时过于激进的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进步思想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体静力学的气球试验。第一次试飞时,他们通过气球把一封信带给沼泽地的圣·胡安,这一想法要比开创航空邮路的设想早出许多年。成立艺术中心也是这些人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幢房子里开设了美术学院,艺术中心和美术学校的旧址至今依然存在。多年来,艺术中心还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整整一个世纪认为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却办到了:从殖民时期以来已经变成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院,被重新修复了,那堪称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爱国运动的顶峰,本市各界都卷了过去,无一例外。人们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这项公认的宏伟的事业。总之,喜剧院在既无座位又无灯光的情况下举行了落成的典礼,开始演戏。观众不得不自带座位,幕间休息时他们点起自己带来的灯笼。剧院的节目公演时,也象欧洲那般隆重,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伏天,争相炫耀她们的长礼服和皮大衣。不过,剧院也必须准许仆人进入,由他们搬椅子,提灯笼,携带各种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节目一演就没完没了,有的节目一直拖到做晨弥撒时方告结束。首先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是一个法国歌剧团,这个乐队的新型乐器——竖琴——使人大开眼界。但最令人难忘并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土耳其女高音,她不仅歌喉婉转无可挑剔,而且赤着脚演唱,脚趾上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出的戏剧效果。从第一幕开始,人们就几乎看不到舞台,密密麻麻的椰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笼罩着舞台的空间,熏得歌唱家们走了调。城里的新闻记者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毫不介意,他们交口赞扬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无可置疑,演出歌剧是由乌尔比诺医生倡议的,他的倡议是那样的富有感染力,以致使歌剧热一直影响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导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澳赛罗人洞依达》和《齐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剧的出现,造就了瓦格纳、威尔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剧始终没有发展到乌尔比诺所希望的顶点,因为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并没有象预期那样面对面地敲着拐杖争论得面红耳赤。

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委任。他无情地抨击那些利用职业威望捞取政治地位的医生。他一向被认为是个自由党人,而且在选举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与其说他站在自由党一边是由于信念,还不如说是由于传统。当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通过时,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当街下跪的贵族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做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做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员们又把他视做替罗马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深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花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宫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美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高贵出身”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儿子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子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子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进入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的孤独的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子!

那场悲剧震撼了医生的全家人,也影响到了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种机构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的尸体在家庭陵园里入葬。美术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个遗体的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身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逼真地塑出了医生最后一到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一个凑巧打这儿经过的欧洲艺术名家画了一幅伤感现实主义的大油画,再现了乌尔比诺医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鹦鹉的致命的一刹那。画面上唯一与原来事实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色吊带系着的裤子,而是戴着蘑菇帽,穿着霍乱流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的版画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一个名叫“金铃裆”的大画廊里,让民众一饱眼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的墙上展出,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出的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美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又过了多年,美术学校的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了,他们把它看做一种美学的象征,也把它看做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的要求弄得手足无措的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庭。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的痕迹。自家的椅子和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椅子都摆在从客厅到卧室的墙边。除了摆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床单盖着的钢琴外,大型家具都搬走了。空间似乎扩大了,声音发出鬼怪似的回响。书库的中央,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躺着医生的遗体,他的脸上带着最后的惊恐表情。他穿着黑斗篷,披着圣塞骑上的战刀。在遗体的旁边,身穿重孝,浑身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点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体告别。

自从她听到帕尔多在院子里喊叫,看见老头儿在泥地上奄奄一息地挣扎以来,现在能恢复到控制自如的状态委实不易。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丈夫尚有希望,因为他还睁着眼睛,瞳孔是那样明亮,她从来就没见到过。她恳求上帝至少给她一点时间,以便让他知道,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多次疑云,她却始终在爱着他。她实在不愿他在明了这一点之前就离开人世。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抵制的愿望,希望同他重新开始生活,以便互相表达长期压在心头尚未出口的话,把过去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重新做好。但是,在无情的死神面前,她只好投降了。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忿怒,她对谁都言词激烈,怒气冲冲,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倒使她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独自忍受寂寞的勇气。从那一刻起,她便不停地做事,不让脸上露出任何痛苦的痕迹。唯一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的时刻是星期日夜里十一点,当时根据大主教的命令,把还在散发着垫木的气味、打着铜箍、盖着红罩的棺材抬走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命令立即盖棺,在那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家中那么多花散发出的味道使得空气都变得稀薄了,他似乎看到父亲的脖颈上出现了最初的紫色痕迹。他在宁静中仿佛听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人到了这个年纪,活着也烂了一半。”在盖棺之前,费尔米纳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亡夫手上,然后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就象平常她看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地讲话时做的那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丈夫说。

听了这话,躲藏在社会名流中的费洛伦蒂纳·阿里萨,感到象是在体侧被击了一枪。费尔米纳在最初吊唁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其实,在处理那天晚上的紧急事故中,谁都没有他出现得及时,谁都没有他更起作用。是他把满满当当的厨房发排得井井有条,使咖啡得以充分供应。当从邻居借来的椅子不敷应用时,是他从别处弄来了椅子。当室内摆满了花圈时,是他命令把余下的花圈搬到院子里去。他为奥利贝利亚医生请来的客人端去了白兰地,那些客人是在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的高潮时听到噩耗后急急忙忙地赶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芒果树旁围成一圈坐下,继续吃喝作乐。当鹦鹉昂着脑袋张开翅膀半夜出现在饭厅时,他是唯一及时作出反应的人。鹦鹉的出现,使全家人不寒而栗,因为那仿佛是惩罚性的遗赠。阿里萨抓住鹦鹉的脖子,不让它叫出荒唐的话来,并把它放入带罩的鸟笼挂进了马厩。这一切,他做得是如此干净利落,以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介入了别人的家务,相反倒认为他在那个家里遭受厄运的时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从表面来看,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严肃的老人。躯干消瘦而笔挺,棕褐色的皮肤上汗毛稀少,白金架的眼镜后面藏着一对贪婪的眼睛,末端粘得很好的罗曼蒂克的小胡子已有点过时。他的最后几缕鬓发往上梳着,用发蜡紧紧贴在闪闪发亮的头顿中央,似乎这样就最后解决了他的秃顶问题。他的天然的文雅和郁郁寡欢的举止十分讨人喜欢,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顽固的光棍汉身上的两种可疑的品德。他花费了许多钱,用了许多心计,费了好大的力气,为的是不让人们看出在当年的三月份他已满了七十六岁,而且他在孤寂的心灵中深藏着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他爱得更深。

那天,尽管六月的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从听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消息起,直到晚上,他还是穿着惯常穿的衣服。深色的呢料坎肩,衬衣的硬领上系着丝带结。戴着毡帽,手热一把兼做拐杖的黑绸伞。黎明时分,他从守灵的地方离开了两个小时。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又大大方方地回来了,胡子修聋得整整齐齐,美容洗发剂的香气四溢。他换上了一件黑呢料大礼服,这种衣服他平时一般不容,只有在参加葬礼和出席圣周弥撒时才正式穿用。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硬翻领上别了艺术家的带状饰物,头上换了一顶蘑菇帽。他还是带着伞,但此时已不仅是出于习惯,而是因为他估计在十二点钟之前肯定有雨。他把下雨的迹象告诉死者的儿子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以便让他考虑是否有可能提前安排葬礼。他们也真的试图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知道阿里萨出身于船主家庭,本人是加勒比海内河航运公司经理,对气象是个内行。但是他们无法及时在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公共团体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乐队,以及各宗教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大家早已同意在十一点举行葬礼,可仓促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协议。这样一来,那次历史性的安葬仪式便被一场倾盆大雨弄得狼狈不堪。咕吱咕吱地踩着泥水到达家庭陵墓的送葬者寥寥无几。陵墓的庇护者是一棵欧洲木棉树,繁茂的枝叶一直探到墓地的墙外。就在同一棵木棉的树荫下,在墙外被指定埋葬自杀者的一座小墓上,前天下午,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埋葬了阿莫乌尔,根据他本人的意愿,他的爱犬和他同穴安眠。

阿里萨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到达墓地的人之一。他连内衣都湿透了。他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爱护着自己的身体,生怕被这次大雨浇出肺炎来。他煮了一杯热柠檬水,又加了一点白兰地,躺在床上用它冲服下两片阿斯匹林,裹在毛毯里出了满身大汗,身体才暖和过来。他再度回到守灵的地方时,已感到精神抖擞了。费尔米纳重新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房间已进行了清扫,可以接待客人了。书房里设了个祭坛,安放着一张已故丈夫的蜡笔肖像,像框上挂着黑纱。八点钟时就宾客盈门,天又象前一天夜晚那么炎热,于是在做完念珠祈祷之后,有人提出要早些告退,以便让亡者的遗孀稍事休息,从星期日下午以来,她一直未得消停。

费尔米纳站在祭坛旁边,跟来客告别,把最后一批契友一直送到临街的门口之后,她象往常那样,要亲自把门关好。她正在关门时,却看到了穿着丧服站在空旷的客厅里的阿里萨。她感到意外惊异,因为多年以来,她就把他从她的生活中抹掉了。这是第一次她从忘却中恢复过来,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在她尚未来得及为他的来访致谢之前,他已经浑身战栗着庄严地把帽子放在胸前,郁积在心中的话陡然引爆,那句话一直是他生命的支柱。

“费尔米纳,”他对她说,“我为这个机会等了半个多世纪,为的是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誓言,我永远爱您,忠贞不渝。

倘若费尔米纳·达萨没有想到阿里萨在此时此地出现是上帝的旨意的话,她真会以为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疯子。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高声诅咒他,她的丈夫在坟墓里尸骨未寒,他就这样来到她的面前,这是对她家门的亵渎。但是,狂怒和尊严不允许她这么做。“滚开!”她对他说,“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你。”她重新把刚要关上的临街大门彻底打开,最后加了一句:

“但愿你在世界上的日子也不长了。”

当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渐去渐远时,便慢慢地关上了门,上了门闩和插销。现在,她要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以前,她从未完全意识到她年满十八岁时发生的那场悲剧的轻重和后果。这场悲剧她必须一直演下去,直到她死去为止。自从那个灾难性的下午以来,她第一次悄悄地哭了。她为丈夫的死亡而哭,为她的孤独和忿怒而哭。当她走进空荡荡的卧室时,她又为自己而哭,她自从出嫁以来,很少一个人独自睡在那张床上。丈夫留下的一切都使她流泪不止:带穗头的拖鞋,枕头下面的睡衣,梳妆台上镜子里她丈夫的身影的空缺,以及她丈夫皮肤上散发的特有的气息。一种恍惚的思想震动了她:“一人被爱的人,死去时应当把一切带走。”她不愿在任何人的帮助下就眠,睡觉之前也不想吃任何东西。由于悲痛已极,她祈求上帝让她在睡梦中被死神召去,她怀着这样的幻想脱下了鞋,和衣而卧,很快就睡着了。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入睡,睡梦中她还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意识到床上空出了一半,她象往常那样测躺在左边,而在右边缺少另一个身体跟她对称。她在梦寐中思虑着,她想她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不禁呜咽起来。她在梦中哭泣了好一阵,雄鸡终于高啼,不受欢迎的晨光将她唤醒。她醒来时,看到身边没有丈夫,只有了然一个人,只是在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在梦中痛哭了很久,然而她并没有死。她还发现,自己在啜着睡觉时,想阿里萨的成分比想她死去的丈夫更多。

第二章(一)

在经过长时间的不愉快的恋爱,费尔米纳无可挽回地拒绝了他的求婚之后,阿里萨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他毋须为了备忘而每天在牢房的墙上划一个道道计算口子,因为每一天都会发生点事儿使他勾起对她的回忆。他们断绝关系时,他二十二岁,当时,他跟他母亲特兰西托·阿里萨住在文塔纳斯街租下的半幢楼房里。母亲从年轻时就在那里经营一个小百货店,除此之外,还把旧衣服拆了当棉花卖给战争中的伤员。阿里萨是她的独子,是她跟著名的船主洛阿伊萨先生偶然结合所生。这位洛阿伊萨先生是建立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三兄弟中的老大。他们靠了这个航运公司推动了马格达莱纳河的航运事业的发展。

当他儿子十岁时,洛阿伊萨先生谢世。他一直在偷偷地负担着他的花费,但从未在法律上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也没有解决他的前程问题。因此,阿里萨一直只有母性,他真正的父亲是谁,公众向来是清清楚楚的。父亲死后,阿里萨不得不辍学到邮局去当学徒,在那里他负责打开邮袋,分捡信件,在门口升起有关国家的国旗,通知人们哪个国家的邮件已经到了。

他的才智引起了报务员的注意。那位报务员是个德国侨民,名叫洛特里奥·特乌古特,此人除在邮局干事外,还在教堂的重要庆典上弹风琴和兼任家庭音乐教师。特乌古特教他学会了莫尔斯电码和掌握电报系统。仅仅上了头几堂小提琴课,阿里萨就可以像个职业演奏者似的一边听课,一边演奏其它曲子了。他在十八岁上认识了费尔米纳,当时他称得上是本社会阶层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人。他能跟着时髦的音乐翩翩起舞,情意缠绵地背诵诗篇,只要有人求他,他随时都乐意带上小提琴为他们意中人去奏小夜曲。从那时起,他一直瘦骨嶙峋,印第安人的头发用香脂粘得银光瓦亮,架在鼻梁上的近视镜加深了他的落落寡合的印象。除了视力上的缺陷外,他还患有慢性便秘,终生都离不开通便的灌肠剂。他仅有的一套考究的替换衣服,是从他已故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由于特兰西托善于保存,以致每个星期日穿起来都象是新的。尽管他长得很纤弱,性格内向,穿着朴素,可是班上的姑娘们为了争夺和他呆在一起的机会,还得在私下抽签。他也常和她们在一起玩,直到他认识了费尔米纳,那些天真无邪的行动才算告终。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下午。那天下午,特乌古特叫他去给一个通讯地址不大明确的名叫洛伦索·达萨的人送电报。他在埃万赫利奥斯小公园里一座半倒塌的古老的房子里找到了那个人。那座房子的里院跟修道院相仿,花坛上长满杂草,中央有一个干涸的泉眼。当阿里萨在走廊里跟着赤脚女仆穿过一道道拱门时,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走廊里摆满了尚未打开的搬迁用的箱子,泥瓦匠的工具,以及一堆堆没有用完的水泥和石灰,当时这座房子正在翻修。在院子的尽头,有一间临时办公室,室内有个大胖子正坐在写字台前睡午觉,他的卷曲的鬓发和胡子搅在一起。此人正是洛伦索·达萨,他在城里尚不十分出名,因为他来到此地还不到两年,而且交游不广。

电报的到来仿佛是他的恶梦的继续。阿里萨怀着一种公务人员的同情心,观察着他的铅色的眼睛,注意到他正在撕开封条的哆哆咦膜的手指,以及他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他从许多人身上都看到过,因为收件人在打开电报前,难免把它同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过电报后,他马上镇定下来,叹息道:“好消息!”他按照惯例送了阿里萨五个雷阿尔,他以宽慰的微笑使他明白,如果给他带来的是坏消息,那五个雷阿尔他是不会破费的。接着,他又紧紧地握手同他告别,其实这对送电报的人来说是不必要的。女仆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不仅是为了给他引路,也是为了监视他。但是,他跟着女仆又沿着同一条走廊走过去了。阿里萨发现里面还有另外的人:在明亮的院子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反复诵读课文。当他在缝纫室的对面穿过时,从窗户里看到一个成年的妇女和一个姑娘,她们坐在两张并排的椅子上,同时读一本摊在那个成年女人膝上的书。这种景象使他觉得奇怪:女孩在教母亲读书。这个估计,只有一点不太准确,因为那个妇女是女孩的姑妈,而不是她的母亲,尽管她曾象母亲似的把她抚养成人。读书声没有中断,但女孩把头抬了起来,想知道是谁在窗口经过。谁也没有料到这偶然的一督,引起一场爱情大灾难,持续了半个世纪尚未结束。

关于洛伦索·达萨,阿里萨唯一能够打听到的只是:他是带着独生女儿和独身妹妹,在霍乱发生后不久从沼泽地的圣·胡安迁到这儿来的。那些目击他下船的人,毫不怀疑他将会在这里定居,因为他把装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带来了。女孩还小,但妻子已经去世了c他的妹妹叫埃斯科拉斯蒂卡,四十岁。她上街时,总是按照圣芳济会的习惯着装;留在家里时,也在腰间围条带子。女孩十三岁了,取了个跟死去的母亲一样的名字:费尔米纳。

看来,洛伦索·达萨是个有资产的人,他虽然没有正当的职业,却生活得很好。他花二百金比索,买下了埃万赫利奥斯的旧房,而整修这所房子所花的钱至少是买价的两倍。女儿就读于“圣母献瞻节”学校,两个世纪以来,这个学校就为闺秀们开设如何做贤妻良母的家政课。在殖民时期和共和国初年,这所学校只收贵族门第的小姐。但是,由于独立而破落了的古老家族不得不屈从于新时代的现实,这个学校的大门终于向所有能够支付学费的女学生敞开,不管她们有没有贵族头衔,只要是按天主教仪式结婚的父母的合法女儿就可以就读。这是一所收费昂贵的学校,仅就费尔米纳在那里就读一事,即使不能说明她家庭的社会地位,至少表明了她家庭的富有。这些消息使阿里萨极为兴奋,那位杏眼通圆的美貌姑娘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可惜,那位父亲对女儿管教甚严,这对阿里萨接近费尔米纳是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其他女学生一般都是结伴而行,或由年长的女仆陪着上学,费尔米纳则总是由单身的姑妈陪着,使她的一举一动不能有任何越轨之处。

阿里萨以下列天真的方式开始偷偷跟踪费尔米纳的生活——早晨七点钟,他一个人坐在公园里不太为人注意的靠背长椅上,佯装在扁桃树下读诗,直到那位姑娘无动于衷地在他身前走过。她穿的是蓝条制服,有松紧箍的袜子高齐膝盖,一双男式的高腰皮鞋。一条粗大的辫子齐腰拖在背后,末端打着一个结。她走路时有一种天然的高傲,脑袋高高地昂起,目不斜视,步履轻快,尖鼻子,两臂交叉,把鼓鼓囊囊的书包抱在胸前。真的,她走路的姿势颇似母鹿,轻松自在。在她旁边,姑妈穿着棕褐色的教服,系着圣芳济会的腰带,紧紧跟着姑娘的脚步走着,谁也甭想凑近那姑娘一步。阿里萨一天四次看着她们来回走过,星期天到教堂做大弥撒出来时也能见她一次。他只要看到那个女孩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渐渐地,他把她理想化了,把一些不可能的美德和想象出来的情感都安在她的身上。两个星期后,她成了他心目中的唯一存在。他决定给她写封信,用职业抄写员的清秀的字体写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这封信在他口袋里搁了几天。在琢磨如何把信交给她的同时,他每天睡觉之前都再补写几页。结果,最初的那张纸逐渐扩大成了一本情话词典,那些话都是他在公园里等待姑娘走过时从读过的许多书中背下来的。

为了寻求递信的方法,他想结识几个“圣母献瞻节”学校的女学生。然而,她们的天地同他相距太远了。再说,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他认为让人知道他的企图是不明智的。他听说费尔米纳刚到此地数天之后,曾经有人邀她参加周末舞会,但被她父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现在还不到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阿里萨再也难以忍受为自己的爱情保守秘密,他的信已长达七十张纸,而且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他把信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母亲面前,母亲是他唯一愿意讲讲知心话的人。特兰西托为儿子的纯真的爱情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想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引导他。她首先说服他,不要把那封抒情诗般的长信交给姑娘,那只能使她在幻梦中大吃一惊,她认为这位姑娘在爱情上跟她儿子同样缺乏经验。她对他说,第一步应该是使她意识到他对她有兴趣,以便他向她吐露爱情时不致使她感到意外,并且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

“不过,更重要的是,”她对儿子说,“你要争取的第一个人,不应该是她,而应该是她的姑妈。”

这两条劝告无疑是明智的,但是晚了一些。事实上,那一天当费尔米纳心不在焉地给她姑妈读着课文,抬起头来看看谁从走廊里经过的一刹那,阿里萨的落落寡欢的神态便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吃饭时,父亲谈起那份电报,她便知道阿里萨到她家干什么来了,也知道他所从事的职业。这些消息使她兴趣大增,因为她跟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电报的发明应该同魔法有点关系。因此,当她第一次看见阿里萨坐在小公园的树下读书时,便一眼认出了他,并且没有引起她丝毫的不安。其实,她的姑妈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发现阿里萨在那里了,只是没有让侄女知道而已。以后每逢星期日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她们都见到他。那时,姑妈才明白小伙子如此频繁地同她们相遇并不是偶然的。她说:“他处心积虑地缠着我们,大概不是为了我。”尽管她身穿教服,举止在重,但还是具有生活的本能和复杂的心理,那是她的美德。一想到有一个男子对她的侄女发生兴趣,她就难以遏止心中的激动。费尔米纳对爱情还没有感到好奇,阿里萨只使她产生了一点儿怜悯,她觉得他似乎是个病人。但是她姑妈对她说,必须在一起生活很久,才能了解一个男人真正的性格,而且她深信,那个坐在公园里守着她们的年轻人,害的准是相思病。

费尔米纳是一对没有爱情的夫妇生下的独女。姑妈对她既理解又疼爱。自从她母亲死后,就是这位姑妈在抚养着她。她跟洛伦索达萨的关系,更象是孩子的母亲,而不象是姑妈。因此,阿里萨的出现,使她们增加了一项隐秘的消遣。为了打发漫长的时光,她们发明了许多不让外人知晓的娱乐。每天四次,当她们穿过洛斯·埃万赫利奥斯小公园时,两个人都用一道飞快的目光急切地捕捉那个瘦弱、腼腆、不起眼儿的“哨兵”。不管天气如何炎热,他总是穿着黑衣服,在树下佯装读书。“他在。”姑妈和侄女中谁第一个发现他,谁就忍住笑这么说。这时,他才抬起头来,目送那两位严肃的女子目不旁视地穿过公园。她们距他的生活十分遥远。

“可怜的孩子,”姑妈说,“我和你在一起,他不敢过来。但是,如果他真是爱你,总有一天他会凑过来,递给你一封信。”

姑妈预见到恋爱将会经历种种磨难,便教她熟悉书写体的笔迹,那是互通款曲所不可缺少的手段。阿里萨那些出人意料的既聪明又无真的花招,使费尔米纳产生了新的好奇心,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她还没有想到更远。她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她的这种消道会突然变成焦虑,全身的血液会沸腾起来,产生一种急切地想看到他的渴望。一天晚上,她居然惊醒过来,她看到他在黑暗中站在床边注视着她。那时,她从内心希望姑妈能够言中。她祈求上帝给他勇气,把信交给她,她想知道信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但是她的恳求没有被理睬,而是相反,因为这正好发生在阿里萨跟母亲谈话的时候,母亲劝他不要马上递交那封长达七十页纸的情书。结果,费尔米纳只好一直等到年底,随着十二月份寒假的临近,她的焦虑变成了绝望,她不安地暗问,在她休假的三个月时间里,为了他们能够见面,她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直到圣诞节的夜晚才得到解决。那天晚上,一种预感震撼着她,她觉得他在坐午夜弥撒的人群中凝视着她。她感到不安,心脏象要从嘴里跳出来。她不敢回过头去,因为她坐在父亲和姑妈之间。她只好竭力克制自己,以便不让他们察觉她的惊慌不安。但是,当人们蜂拥挤出教堂时,她感到在混乱的人群中,他显然就挨在她身边。在离开中殿时,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她通过人们的肩膀上方望去,她看到了两只冰冷的眼睛、一张紫色的面孔和被爱情的恐惧弄僵了的双唇。他的大胆使她晕眩,为了不致跌倒,她赶快抓住了姑妈的手臂。姑妈透过花边露指手套感到她手上渗出了冷汗,于是做了一个几乎不为人察觉的暗号,表示了她无条件的支持,激励她振作起来。在柱廊上的彩灯下,在爆竹、大鼓的巨响和渴望和平的人群的呼喊声中,阿里萨象个梦游症患者似的恍恍惚惚,眼里含着泪花,观赏着节日的盛况,一直游荡到天明。他仿佛觉得那天晚上诞生的不是救主,而是他自己。

下一个星期,每逢午觉时刻,他从费尔米钢门前无望地走过时,就更加恍惚了,他看到姑娘总是跟姑妈一起坐在往廊的扁桃树下。那情景跟他第一个下午在缝纫房前看到的一模一样:姑娘正在为姑妈读课文。但是,费尔米纳换了新装,她没有穿学生制服,穿了一件多措麻纱长裙。象古希腊女子穿的宽大无袖衫那样,长裙的招绔从她肩膀上垂下来。她头上那顶桅子花编织的花冠,使她具有女神般的丰采。阿里萨在公园里坐了下来,他断定在那里准会被她们看到,所以他没有再伪装读书,而是把书本打开,眼睛盯住他朝思暮想的姑娘。然而,姑娘并没有对他报以怜悯的目光。

最初他想,她们在扁桃树下面读书是一种偶然的改变,也许是由于家里一直在没完没了地修理,后来他才明白,费尔米纳所以在三个月的假期中每天下午的同一个时候都呆在那里,目的是为了使他能够看到她。这一结论使他重新鼓起了勇气。姑娘并没有对他流露出注意的神情,也没有作出感兴趣或厌恶的表示。但在她冷漠的脸上却出现了一种与往昔不同的光彩,似乎在鼓励他坚持下去。一月末的一个下午,姑妈突然把手中的活儿放在椅子上离开了,让侄女单独留在铺满扁桃树枯叶的柱廊里。阿里萨不假思索地认为,那是她们商量好了的一种安排,就鼓起勇气,穿过大街,走到费尔米纳跟前。他离她是那么近,以致能听到她的呼吸和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馨香——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就是通过各种芳香来辨认她的。他扬起头跟她讲话,那副果断的样子只是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再现过一次,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有个要求,请您接受我的一封信。”他对她说。

费尔米纳感到,他的话语不是她预料的那种声音。它清晰,有分寸,跟他无精打采的神志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姑娘的眼睛没有离开刺绣,回答说:“在没有得到我父亲允许之前,我不能收下您的信。”这温和亲切的声音使阿里萨激动得浑身战栗,低沉的音色使他终生难忘。他仁立着,又说了一遍:“请收下吧。”他把命令的口气变成委婉的央求:“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费尔米纳没有看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刺绣活,她暗暗地把决心的大门半开半掩,那里容得下整个世界。

“清每天下午都到这里来,”她对他说,“等待着我换椅子。”

到了下星期一,阿里萨才明白她那句话的含意。那一天,他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除了惯常的情景外,他还看到一种变化:当姑妈回到房间去时,费尔米纳站起身来,坐上了另一把椅子。于是,阿里萨在大礼服的扣眼里插上一朵山茶花,穿过街道,停在她的面前,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机缘。”费尔米纳低着头,用目光扫视四周。在旱季的酷热中,街上空旷无人,只有风卷落叶在地上飘舞。

“把信给我吧。”她说。

阿里萨本来想把那封自己读得滚瓜烂熟的七十页长信全部交出去,但最后决定只送出全信的一半,这部分写得既明确而又在分寸,主要意思是:他将忠贞不贰,永远爱她。他从大礼服内侧的口袋里把信掏出来,放在那个不敢正眼看他的痛苦的刺绣姑娘面前。姑娘看到蓝色的信封在他的一只由于害怕而僵直的手中颤抖,便想举起绣花绷子来接信,因为她不能让他发现她的手指也在发抖。这时出了一件节外生枝的事:从扁桃树的枝叶中掉下一摊鸟粪,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绣花绷子上。费尔米纳赶快把绷子藏到椅子后面,以免引起他的注意,她的脸羞得通红,瞥了他一眼。阿里萨把信拿在手中若无其事地说:“这是幸福的预兆。”听了这话,她第一次荣然开颜,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她从他手中把信抢了过去,折叠起来,塞到紧身背心里边。那时,他把插在扣眼上的白山茶花献了上去。她拒绝了,说:“这是定情花。”她随即意识到时间已经到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您现在可以走了,”她说,“没有得到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

母亲在儿子向她倾诉前就发现了他的心事。因为他不言不语,茶饭无心,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在他等待她的第一封回信期间,焦虑使他的身体状况更加复杂化了,他腹泻,吐绿水,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还常常突然昏厥。母亲十分惊慌,这些症状不象是爱情引起的身体失调,倒象是染上了可怕的霍乱。阿里萨的教父,一个懂得顺势疗法的老人——此人从偷偷爱上特兰西托时起,一直是她的知心人——看到病人的这些症状,也感到束手无策,病人的脉搏微弱,呼吸时发出沙哑的声音,脸色象垂危的病人似的苍白,盗汗但并不发烧,也没有哪儿感到疼痛。老人详细向患者本人及其母亲询问了情况,得出的结论是生了一种和霍乱病的症状完全一样的相思病。老人建议用玉米花水来镇定神经,并建议他到外地去换换空气,调剂精神。但是阿里萨宁愿忍受折磨和煎熬也不愿离开这里。

特兰西托是个独身的混血女人,她认为,是贫困葬送了她的幸福。儿子的痛苦仿佛就是她自己的痛苦,而她同样也在这种折磨中得到了喜悦和满足。看到儿子神魂不定,她就给他喝点玉米花水。儿子感到发冷,就给他盖上几条毛毯。与此同时,她也劝他打起精神,在病中及时行乐。

“趁着年轻,要尝尝各种滋味,”她对他说,“这种事情也是终身难逢的。”

当然,邮局的同事并不是这样想的。阿里萨已变得非常懒散,对工作心不在焉,以致在邮件到达时经常挂错国旗。一个星期三,英国的利物浦莱兰航空公司的邮船到了,他挂了一面德国旗。又有一天,法国圣纳泽尔远洋航运总公司的邮船到了,他挂了一面美国旗。爱情的迷惘使他把邮件分发得乱七八糟,引起了公众纷纷抗议。阿里萨之所以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因为特乌古特坚持要留下他,并想带他到教堂唱诗班去拉小提琴。他们在年龄上的差异几乎同祖父和孙子一样,却能志同道合,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港口的小客栈里,他们都相处得很好。港口的小客栈是三教九流的人过夜的地方,上至穿礼服的公子少爷,下至靠施舍为生的酒鬼,无不闻风而来。公子少爷们是从“社会俱乐部”豪华的舞会上逃出来的,到这儿来是为了尝尝油炸花鳅和可可米饭。特乌古特常常在发完最后一班电报之后就赶到那儿,跟安第列斯群岛小船上的狂热的水手们一起喝牙买加甜酒,拉手风琴,一直玩到天明。他身材高大健壮,一部金黄色的胡子,晚上出来时戴一项弗利吉亚帽,倘若再加一串喇叭花的话,简直就跟圣·尼古拉斯一模一样了。他每个星期至少跟一个野妓过夜。有个小客栈,那样的女人很多,专向过路的海员卖淫。他认识阿里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怂恿他效法自己,过过那种秘密的天堂生活。他为他挑选最好的野妓,跟她们讨价还价,商量行乐的方式,并且替他预付金钱。但阿里萨不肯接受他的好意。他是个童男,在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之前,他不愿跟任何女人同枕共眠。

这家客栈在殖民地时期是一座贵族宅邸,眼下已摇摇欲坠。宽敞的大厅和大理石的房间用纸板隔成一间间小卧室,纸板墙上被刺了无数的洞孔。到这里来开房间的人,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偷看别人。据说,有的偷看者被隔壁捅过来的毛线针扎瞎了眼。有人在偷窥时恰巧认出了他的妻子。还有一些有身分的绅士来此行乐,装扮成菜贩和轮船水手长,也遭到了厄运。总之,偷看者和被看者的故事是当地的趣闻。阿里萨想到这一点,就吓得魂不附体。特乌古特始终没法使他相信,看别人和让别人看是欧洲王子们的一大乐事。

特乌古特魁梧的身材颇具魅力,然而他脸上却长了个玫瑰蓓蕾似的肉瘤。这虽说是个生理缺陷,却给他带来了好运气,那些经验丰富的野妓都争着和他交欢。他由于才能和风度,成了客栈里最受尊敬的顾客之一。阿里萨的沉默寡言和难以捉摸的性格,也赢得了主人的赏识。在他心力交瘁的最艰难的时刻,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令人窒息的小屋里,读伤感的诗文和连载小说。那时,在他的幻梦中,便出现了阳台上的燕子窝,出现了接吻声,出现了在沉寂的午睡时刻鸟儿拍击翅膀的声音。当黄昏到来热气消退的时候,总能听到男人们的对话声,他们是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到这儿来找野食的。就这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听到了那些重要顾客以至地方政府要员们向他们的露水情人们述说的许多夫妻间的不忠行为,甚至听到了某些国家机密。他也听说在索塔文托北面四海里的海底,躺着一艘十七世纪沉没的西班牙大帆船,船上载有价值五千多亿金比索的大量宝石。这件事使他感到惊讶,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他进一步思考,过了几个月之后,狂热的爱情激起了他的欲望,他才想去打捞那批淹在海中的财富,为费尔米纳打个金浴缸。

数年之后,当他企图回忆被他自己以诗的灵感理想化了的姑娘究竟是什么模样时,他仍然未能把她辨认出来。即使在他焦急地等待她的回信,偷偷地窥视她的行动的日子里,他看到的也只是在下午两点钟被橙黄色扁桃花卉映照得变了样的形象。扁桃树的繁花四季常开,周围永远春意盎然。那时,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带着小提琴,陪着特乌古特得天独厚地站在唱诗班的楼台上,从而得以欣赏费尔米纳的长裙随着轻风般的赞美诗声,象波浪似地飘荡。但这种欢乐的机会,却被他自己的胡思乱想平白葬送了,他觉得那些神秘的宗教音乐过于索然无味,异想天开地打算代之以爱情的华尔兹,结果特乌古特只好把他赶出唱诗班。就在这个时候,他贪馋地吃了母亲种在院里花坛上的桅子花,从此才明白了费尔米纳身上散发的香味。同样在这个时候,他偶而在母亲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大瓶花露水,那是跑汉堡至美洲航线的海员卖的走私货。他产生了一种不能遏制的愿望,为了了解他所爱的女子的其它香味,他一点一点地品尝这瓶花露水,一直喝到东方欲晓。最初他是在港口的小客栈里。后来昏昏沉沉地跑到海边的防波堤上,那儿是没有房子的恋人们谈情说爱的地方。最后,他终于醉得不省人事。母亲提心吊胆地一直等到清晨六点钟,然后寻遍了所有最隐蔽的地方。过了中午,才在港湾某处经常有溺水者冲上海滩的地方发现了他。当时,他正躺在一片散发着芳香气味的呕吐物中间。

在儿子恢复健康期间,母亲责备他不该只是被动的等待费尔米纳回信。她告诫他:软弱者永远进不了爱情的王国,爱情的王国是无情和吝啬的,女人们只肯委身于那些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因为这样的男子汉能使他们得到她们所渴望的安全感,使她们能正视生活。阿里萨接受了母亲的教诲,也许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特兰西托也掩盖不住自己的骄傲,那更多的不是由于母爱,而是由于色情。当见到儿子穿着黑呢料衣服,戴着硬帽,赛潞略的衣领上打着优美的领结,跨出小百货店时,母亲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去参加葬礼。他涨红了脸回答说:“大概是吧。”她看到,他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他的决心是不可战胜的。她向他提出了最后忠告,为他祝福,笑着说:“你要是能把费尔米纳征服,我就再给你买一瓶花露水,在一起庆贺庆贺。”

自从一个月以前他给他意中人递交了第一封信以来,他多次违背了不再到小公园里去的诺言,只是做得十分谨慎,没有让她发觉。一切同往常一样。费尔米纳和姑妈在树下读书,到下午两点钟,全城人从午睡中醒来时才结束。然后她们在一起刺绣,直到热浪下降,空气渐渐变得凉爽。阿里萨没有等姑妈进入内室,就挺起胸膛,迈开大步,穿过了大街,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不过他开口讲话时没有面对费尔米纳而是冲着她的姑妈。

“请允许我单独和这位小姐呆一会儿。”他对她说,“我有点重要的事要告诉她。”

“放肆!”姑妈说,“她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

“我不能对您说。”他答道,“但是我得提醒您,您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

在姑妈心目中,侄女的未婚夫不可能这样说话,但她还是不安地站了起来,因为她第一次惊异地意识到,阿里萨是在照上帝的启示说话。于是,她进入房间去换针,让两个年轻人单独留在枝廊的扁桃树下。

事实上,费尔米纳对这个沉默寡言的求爱者知之甚少,他象冬天的燕子似的闯入了她的生活,要不是信上落了款,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打听过,知道他没有父亲,只跟一位勤劳严肃的独身母亲过日子。她的母亲尽管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但却无可挽回地带着年轻时误入歧途的烙印。她原以为他是个送电报的信差,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位精通业务、前程远大的助理报务员。她想,他所以屈尊亲自给他父亲送电报,不过是想找个同她谋面的机会。这种猜测,使她深受感动。她也知道他是唱诗班的乐师之一,尽管在望弥撒时他从来不敢抬起眼来证实这一点。有个星期日,她发现了这样一件怪事,整个乐队在为大家演奏,唯独小提琴只为她一个人演奏。他不是她要选择的男人。他的弃儿般的眼睛,牧师般的装束,他的神秘的行动,都引起她难以遏止的好奇心,但她从来没有想到,好奇也是潜在的爱情的变种。

她自己也不用白为什么收下了那封信。这不能责怪他。但是,她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必须对他的信做出回答,这使她坐卧不安。父亲的每一句话,每一道偶然的目光,他的最普通的动作和表情,都构成了可能使她暴露秘密的陷阱。她成天心凉胆战,生怕因疏忽而失密,在饭桌上常常一言不发。她甚至在同姑妈说话时都支支吾吾,尽管姑妈跟她一样热心,把侄女的事当做她自己的事,她毫无必要地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反复阅读那封信,企图从五十八句话的三百一十四个字母中发现什么暗号,藏着什么神奇的方法。她希望从那封信中找出比表面语言更丰富的内容,然而她反复寻觅,除了跟读第一遍时相同的内容外,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她刚拿到这封信时,匆忙地跑进浴室关起门来,紧张得心象跳出来似的撕开了信封,幻想着那是一封感情炽烈的长信,但是她看到的只是一张洒了香水的便条,上面写的誓言使她震惊。

最初她没有考虑一定要回答,但是信里讲得如此清楚,她无法回答。同时,她感到十分忧虑,为什么阿里萨的影子时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为什么对他的兴趣与日俱增?她甚至痛苦地问自己,为什么他不象往常一样按时在小公园里出现,却忘记恰恰是她自己要求他在她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之前不要再去的。现在,她是那样思念他,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如此钟情一个人。他本来不在那儿,她却觉得他在那儿;他本来不可能到的地方,她也希望他在那儿。有时她突然在梦中醒来,感到他正在黑暗中注视着她。所以,那天下午她听到在小公园中铺满黄叶的小径上响起坚定的脚步声时,她的确认为那是她的幻觉又在欺骗她。但是,当他一反萎靡不振的常态,以威严神情要求她作出回答时,她终于克制了自己的惶恐,企图逃避现实,因为她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尽管如此,阿里萨还是惊呆地听到了她的话:

“我收到了您的来信,”她对他说,“不回答是不礼貌的。”

这便是那道难题的结局。费尔米纳完全控制了自己,她请求原谅她迟迟未作回答,并郑重告诉他,在假期结束之前他将得到回信。这个诺言后来真的实现了。在二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五,也就是开学的前三天,姑妈到电报局去询问发到彼埃特拉斯·莫莱尔——这个镇在他们的服务册上没有出现过——的电报需要多少钱。她装得仿佛和阿里萨素未谋面似的,向他打听这件事。在离开电报局时,她故意把一本蜥蜴皮封面的《每日祈祷书》放在柜台上,那本书里夹着一个有着烫金图案的亚麻纸信封。阿里萨欣喜若狂,那天下午,他再也没做别的事,只是边吃玫瑰花边读信。他把那封信字斟句酌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一直读到半夜,读的遍数越多,吃的玫瑰花也越多,以致他母亲不得不象对一头小牛犊那样哄着他,叫他吞服蓖麻油泻药。

那是他们如痴似狂地相爱的一年。他们天天都是白天思念,夜晚梦见,急切地等信和回信,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不管是在那个神魂颠倒的春天,还是在第二年,他们都没有见过面、说过话。甚至,从他们第一次相见,直到半个世纪后他向她重申他的至死不渝的爱情之前,他们没有单独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但是在最初三个月里,他们每天通信,有时一天写两封,那种如胶似漆的情景,就连帮助他们点燃那团炽烈情火的姑妈都感到吃惊。

自从她胸怀复仇的火焰——那位姑妈在爱情上曾遇到过不幸——把第一封信送到电报局之后,她几乎天天允许他们以似乎是偶然相遇的形式在小巷里交换信件。但是,她没有勇气让他们见面交谈,这不仅是因为她认为那是一种轻浮的行为,而且也因为相见的时间过于短促。三个月之后她才明白,她侄女热恋着阿里萨,并非象她最初认为的那样,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因此她自己的生活便受到了那场情焰的威胁。埃斯科拉斯蒂卡除了依靠哥哥的施舍外,没有任何的生活资助。她知道,哥哥暴躁的脾气是绝不会原谅她对他的信任的嘲弄的。但是,在这最后抉择的时刻,她没有勇气使侄女遭受她从年轻时代就遭受的那种无可挽回的不幸,而是任凭她用某种办法做一场天真无邪的梦。这种办法很简单:费尔米纳每天去学校时,把信放在途中的一个隐蔽之处,并且在信里告诉阿里萨,她希望在哪儿拿到他的回信。阿里萨也同样这么做。这样在这一年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就把这个难题转移到了教堂的洗礼盆上、大树的空树千里,以及已经变为废墟的殖民地时期的碉堡的空隙里。有时候,他们的信件被雨水淋湿,沾满泥浆,拿到手时已被撕破。由于各种原因,有几封信已经丢失,但是他们总会找到办法重新建立起联系的。

阿里萨每天晚上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信。在店铺的后室,他在椰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无视从那萦绕的烟云中吸进多少毒物。他越是努力模仿人民图书馆里那些他所喜爱的诗人的作品,他的信就写得越冗长、越疯狂。此时,人民图书馆里已存有八十部诗集。一度热心鼓励他及时行乐的母亲,这时也开始为他的健康不安了。“你会弄伤脑子的。”当雄鸡引吭高歌时,她在卧室里对他喊道。“没有哪个女人值得你这样劳心费神。”她不记得有哪个男人被女人弄得这般神思恍格。但儿子并不理睬她的话,爱情使他忘记了一切。有时为了使费尔米纳去学校途中及时拿到信,当他把信放在预先讲好的隐蔽处,然后走进办公室时,连头发都来不及梳理。费尔米纳却相反,在父亲和修女们严格的令人不快的监视下,她几乎难得从笔记本上撕下纸来藏在浴室里写上半页信,或者在课堂上佯装做笔记写上几句。这不仅是时间不允许和害怕,而且也由于她的性格,她的信从不拐弯抹角和无病呻吟,而是以航海日记那种讨人喜欢的风格讲述她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实际上那是消遣性的信,她通过它们保持清火如炽,但自己却没有陷进去。而阿里萨却是在每一行字的情火中自焚。他急不可待地要把自己的狂热传导给她,他在山茶花的花瓣上细心地用别针尖刻上诗文送给她。·是他,而不是她,大胆地把自己的一缕头发放在了信封里,却永远没有得到他所渴望的回答,亦即没有得到费尔米纳的一根完整的头发。不过,他这样做至少使她前进了一步,从那时起,她开始给他寄去放在字典里的做成标本的叶子、蝴蝶的翅膀和珍禽的羽毛,并在他生日时赠给他一个一千方厘米大小的圣·彼得的教服,那种教服那些天以极其昂贵的价格在当地偷偷出售,在她同样年纪的女学生中只有她一个人买到了。一天晚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费尔米纳被一支小夜曲惊醒了,那是一支小提琴演奏的华尔兹舞曲。她吃惊地发现,每个音符都是对她的植物标本花瓣的感谢,对她害怕考试的感谢,她在更多的时间里是在想念他,而不是去关注《自然科学》教科书,那琴声使她得到了安慰,但她不敢相信阿里萨竟是这样的鲁莽。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父亲说那琴声使他感到奇异。首先,他不懂得这小夜曲意味着什么。其次,尽管他全神贯注地听小夜曲,到头来他还是没有听清是在什么地方演奏的。姑妈沉着冷静地为侄女遮掩,毫不含糊地声称她透过卧室的薄纱窗帘看到小提琴独奏者是在公园的另一边,并且说无论如何只奏一支舞曲那是通知决裂。在这一天的信中,阿里萨证实说,那个奏小夜曲的人就是他,华尔兹舞曲是他自己谱写的,曲名就是他心中的“戴王冠的仙女”费尔米纳。为了使她在卧室听到小夜曲不再害怕,他没有再到公园去拉小提琴,而是常常在月夜精心选择个地方去演奏。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是穷人的墓地。这墓地在一个贫瘠的小山头上,沐浴着阳光,吸吮着雨露,兀鹰在那儿安眠。在这里乐曲可以发出神奇的回响。后来,阿里萨学会了辨别风向,让风来传送他的乐曲,他肯定他演奏的乐曲声会传到应该到达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战乱一直未停。这年八月,一场新的内战又有席卷全国的趋势。政府宣布在加勒比海岸的几个省实行国事管制法和从下午六点钟开始宵禁。骚乱在不断地出现,军队犯下了种种镇压暴行,可是阿里萨仍是懵懵懂懂,对世态一无所知。一天清晨,一支军事巡逻队抓住了他,当时他正在以调情来扰乱亡灵们的贞洁。他奇迹般地逃脱了一次集体枪决。他被指控犯了间谍罪,用乐谱向三天两头出现在临近水域的自由党舰船通风报信。

“瞎扯,什么间谍?”阿里萨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热恋中的穷光蛋。”

他戴着脚镣在地方警备队的牢房里睡了三个夜晚。当他被释放出来时,他又为只关了那么短时间感到失望,一直到了老年,当许多其它战争也混在他的记忆中时,他还在继续想着,他是这座城市里,乃至是全国唯一由于爱情的原因戴上五磅重铁镣的男人。

当阿里萨正式向费尔米纳提出结婚的建议时,他们狂热的通信已近两年了。在头六个月里,他给她寄去了几次白山茶花,她在回信时却把山茶花还给了他,为的是表明她将继续给他写信,只是还没有到定情的时刻。事实上,她一直把传递山茶花视为爱情的激越,她从来没有考虑过那表明她已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但是,当她接到阿里萨正式建议时,她感到死神第一次在撕裂着她的心。她吓得六神无主,便把这事情告诉了姑妈。姑妈勇敢而聪明地担当起顾问的角色,可姑妈在她二十岁需要决定自己的命运时,却没有这样冷静的头脑和勇气。

“告诉他你答应他啦”,姑妈对她说,“尽管你怕得要死,但是如果你拒绝了他,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费尔米纳是那样心乱如麻,她要求对方给她一段时间,让她好好考虑一下。起先她要求一个月,以后要求两个月、三个月。在快满四个月时她还没有作出回答,她又接到了白山茶花。他这次不象往常那样,只是在信封里把山茶花寄来,而是在信中说明这是最后通谋:要么答应,要么告吹。于是,阿里萨收到了一封信,里面只装了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面用铅笔写道:“好吧,如果您答应不让我吃苦头,我就跟您结婚。”然而,也正是在这天下午,阿里萨看到了死神的面孔。

阿里萨没有想到会得到那样的回答,但是他的母亲预料到了。自从六个月前他第一次告诉特兰西托他想结婚时开始,她就着手操办,把整座房子租下来。直到那时,他们一直跟另外两家人合住那座房子。那是一座十七世纪的民用建筑,分两层,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曾做过烟草专卖商店。它的破产的主人,由于缺乏维修资金,只好将它分成几部分租出去。房子的一部分临街,以前是零售店,另一部分在方石铺的庭院尽头,以前是工厂。一个很大的马厩,目前让房客们共同使用洗晾衣服。特兰西托·阿里萨占据着第一部分,尽管是最小的,但都是最有用、保持得最好的房间。在昔日烟草专卖商店的大厅里,如今开设着小百货店,宽大的店门冲街开着。旁边有个旧仓库,除了无意之外,没有别的通风口,特兰西托·阿里萨就睡在那儿。店铺的后房占了大厅的一半,用一道水屏风同前面的铺面隔开。那里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既用来吃饭,也用来写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那儿挂了一个吊床,黎明停止写信时,他就在那上面休息。这部分房子对两口人来说是足够用了,但如果再增加一个人就显得拥挤,更何况来的是“圣母献瞻节”学校的一位高贵小姐。她的父亲曾经把瓦砾上的一座房子整修一新,当时在那所房子里住着占有七个爵位的几个大户人家,他们惶惶不安,时时担心房顶塌下来压在他们身上。为了迎接未来的儿媳,特兰西托终于使房主答应她占用院里的走廊,其代价是把那座房子维修五年。

她有钱做这件事。除了小百货店和拆洗旧衣服做止血药棉卖出的实际收入外,她还把钱借给那些刚刚破产、羞于去沿街乞讨的无米下锅的人,这些人为了感激她为他们保守秘密,答应愿意付高额利息。这样,特兰西托·阿里萨就成倍地增长了她的积蓄。有着女王神态的夫人们,在小百货店的柱廊前从华丽的四辆马车中走下来,她们既没有保姆,也没有令人生厌的仆人,在那儿,她们假装购买荷兰花边和金银条带滚边,在几声抽抽咽咽中把她们已失去的天堂的最后象征物——华丽的服装和贵重首饰——典当掉。特兰西托出于对她们出身的莫大尊敬,帮助她们从窘境中解脱出来。她们中间许多人的感激心情更多的是出于保全了荣誉,而不是得到了恩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特兰西托把那些多次唤出、又多次重新含着眼泪典当了的首饰已经看成象自己的一样了。她把赚得的钱换成纯金,放在一只瓦罐里埋在床底下。当儿子决定结婚时,这笔钱完全可以做她的后盾了。她算了一下帐,发现她不仅能够在五年中间把那座房子掌管好,并且靠她的智慧,再加上点运气,也许在死之前能够从别人手中把它买下来,为她所希望有的十二个孙子安排下住处。与此同时,阿里萨已被任命为电报局临时首席助理。当他去领导准备于次年成立的电报和磁力学校时,特乌古特就打算安排他作办公室主任了。

结婚的筹备实际上已经就绪。然而,特兰西托认为还有最后两件事需要谨慎些。第一,打听清楚洛伦索·达萨的身世。他的口音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什么地方人,关于他的身分和生活来源却没有谁能够确切的了解,而且恋爱期间双方的言行必须十分严肃和检点,以保障婚后感情的牢固。她建议待战争结束时再结婚。阿里萨赞成绝对保密,这一方面由于他母亲指出的理由,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缄默的性格。他也同意推迟婚期,但是他认为到战争结束再结婚那是不现实的,因为自从摆脱西班牙统治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一天也没有安宁过。

“到那时再结婚,我们都变成老头老太太了。”他说。

他的教父,一个顺势疗法医生,在偶然的情况下参加了讨论这件事。他认为战争对结婚没有什么妨碍,照他看来,战争只不过是被地主象公牛一样起着的穷人和被政府赶着的打赤脚的士兵之间的武装冲突罢了。

“仗是在山上打的。”他说,“自我记事以来,在城里杀我们的不是子弹,而是法令。”

不管怎么说,关于结婚的细节问题在下一个星期的通信中全部解决了。费尔米纳接受了姑妈的劝告,同意两年后结婚,而且绝对保持贞洁,她还建议,到她在圣诞节假期中学升业时,阿里萨就向她求婚。他们将根据她父亲可能接受的程度商量出办法,通过适当的手续使订婚合法化。在这期间,他们还是那样热烈地、频繁地继续通信,只是不再象以前那样遮遮掩掩。他们的通信以家人的口气相称,仿佛两个人已经成为夫妻。至此,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乱他们的幻梦了。

阿里萨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变。费尔米纳接受了他的爱情,使他对生活充满憧憬,感到浑身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他工作干得那样出色,以致特乌古特很快就把他当做了自己的继承人。那时,建立电报和磁力学校的计划已经告吹,这个德国人把他全部的空闲时间都用到了他最喜欢的事情上,那就是到港口去拉手风琴,和海员们一起喝啤酒,而这一切都是在客栈里做的。过了许久,阿里萨才明白特乌古特之所以在那个名为客栈实为妓院的地方有影响,是因为他终于变成了这家客栈的老板和港口上那些堕落女人的业主。他用多年和积蓄渐渐买下了客栈,替他出头露面的是一个瘦小的独眼龙。这个独眼龙见人笑脸相迎,一副慈善心肠,谁都想不到他会捞上客栈经理那件好差事。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至少阿里萨认为他不错,因为他对他的旨意心领神会,比如说,没等阿里萨开口,他就在客栈里给他准备了一个包间。这间房子不仅可供他在需要时解决那种事,而且可供他安安静静地读书和写情书。就这样,在正式办理结婚手续的那段漫长时间里,他在客栈里消磨的时间比在办公室和家里加在一起还多。有些时候,特兰西托只是在他回来换衣服时才看到他。

读书成了他的一种嗜好,不读书简直活不下去。母亲自从教会他识字起,就给他买一些北欧作家写的带插图的读物,这些书是作为儿童故事出售的,但事实上,却是些什么年龄的人都可以读的最残酷和邪恶的书籍。阿里萨五岁时,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学校的晚会上都能背诵这些书里的篇章,不过熟读这些书籍并未减少他的恐惧,而是相反,愈发加剧了他的这种心理。因此,从阅读这类书籍转而读诗,对他的神经仿佛是一种缓冲剂。到了青春时期,他已按出版顺序读完了人民图书馆里的全部诗集。那些诗集是特兰西托·阿里萨从“代笔先生门洞”的书商们手里买来的,价钱便宜,从荷马到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诗人,无所不包。他读书没有选择,拿到什么就读什么,好像一切遵从天意办事。多年以来,他读了那么多书,到头来哪是好书,哪是坏书,他压根儿分不清楚。他头脑中唯一清楚的是,在散文和诗歌之间,他喜欢诗歌;在诗歌里面,他喜欢爱情诗。爱情诗只需读上两遍,他即可背得滚瓜烂熟,押韵押得越好,越有规律,越伤感,他就背得越容易。

这也是写给费尔米纳的最初几封信的源泉。在那些信里,他整段整段地抄录西班牙浪漫诗人的作品,连一个字都不改变。后来,直到现实生活迫使他关心更多的尘世之事,而不仅仅是关注心灵的痛苦,他才跳出了浪漫主义诗篇的圈圈。那时,他已经问伤感连载小说和一些世俗的散文跨进了一步。他能跟母亲在一起,一边朗读地方诗人的诗,一边伤心落泪。那些诗是在市场和街道往廊下出售的,两个生太伏一本。同时他也能背诵黄金时代最优秀的西班牙诗歌。一般说来,凡是到手的书他无一不读,先拿到什么就读什么,甚至在他第一次艰难曲折的恋爱之后,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的时候,他还是从头到尾一页不漏地读完了二十卷的《青年文库》、全部翻译成西班牙文的德国经典著作,以及最通俗易懂的西班牙著名小说家伊马涅斯的文集。

阿里萨的青年时代,不仅是关在那家客栈里读书和写炽烈的情书,而且也偷偷地过起了没有爱情的爱情生活。客栈里生活从午后开始,那时,他的女友们,也就是那些妓女起床了。她们一丝不挂,就象妈妈生她们时一模一样。阿里萨从电报局下班来到这里,走进的是一座挤满裸体仙女的宫殿,她们高声评论着城市里的秘密,其实,那些秘密都是由导演者本人的不忠而披露出来的。很多女人在她们的裸体上展示着过去留下的痕迹:肚子上的刀疤、枪疤和残忍的剖腹产的缝合处。有些女人白天让人把她们年幼的孩子——那是她们年轻时绝望或疏忽大意的不幸产物一带来。这些孩子一进到客栈,妈妈们便把他们的衣服剥光以便使他们在这个裸体天堂里不感到和别人有什么两样。每个女人都自己做饭,可没有一个人比阿里萨吃得好,因为所有的女人都邀请他吃饭,而他又选择每个人做的最好的菜来品尝。每天从午后到黄昏,客栈里就象节日一般热闹非凡。黄昏到了,那些裸体女人便唱着歌儿鱼贯走向浴室,她们互相借剪刀、肥皂、牙刷,互相剪头发,互相换衣服穿,互相把脸上徐得花里胡哨,象小丑一般难看。尔后,她们便上街去,捕捉她们晚上的第一批猪物。从那时起,客栈里的生活就变得残忍而不讲人格了。没有金钱,在那儿寸步难行。有了金钱,一切唾手可得。

自从阿里萨认识费尔米纳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家客栈更使他逍遥自在,那是他唯一不感到孤独的地方,甚至到了后来,他感到那是唯一他和她在一起的地方。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那里也住着一个上了年纪的有着一头银白色秀发的漂亮女人。她不像那伙裸体女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然而那些女人都对她毕恭毕敬。她在年轻的时候,一个早熟的未婚夫把她带到了那里,他把她占有了一段时间之后便随意把她抛弃了。不过,尽管她有过这一段经历,她后来的婚姻还是相当美满的。丈夫去世时,她年纪已经大了,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争着要她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她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比住在那个妓女们居住的客栈里更合心意。她年年包租一个房间,不到任何地方去。这使她很快就和阿里萨心心相印了。她对阿里萨很欣赏,说他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的著名学者,因为他居然能在那淫荡的天堂里,用读书丰富自己的心灵。而阿里萨竟也是如此喜欢她,不仅热情地帮助她在市场上买东西,而且常常几个下午都和她一个人谈话。他认为她在爱情上是个有智谋的女人,她在这方面给了他许多指导和启发,尽管他没有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

如果说,在得到费尔米纳的爱情之前,他没有产生用手去抚摸女人的欲望,那么,当她成了她的正式未婚妻以后,他就更加没有这种想法了。阿里萨和姑娘们共同生活在客栈里,和她们同甘共苦,不管是他,还是她们,互相间保持着友好,都没有越轨的行为。一件意外的事情表明了他的意志坚强和严肃。一天,下午六点钟,当姑娘们穿好衣服准备接待晚上的顾客时,一位负责打扫该层楼地板的女仆走进了他的房间。那是一个未老先衰、神情推泞的年轻女子,在那个裸体女人的天堂里,她就象个宗教游行队伍中穿悔罪服的人。他天天看到她,他觉得他从未引起过她的注意,好象客栈里根本不存在他这个人。那女人拿着管帚,提着垃圾桶,带着专门捡那些不堪入目的胜东西的破布,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停地串来串去。她象往常一样,走进了阿里萨读书的房间,也象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地清扫了一遍。为了不打扰他,她轻手轻脚,不弄出一点声响。突然,她走到他的床边,他感到有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伸到了他的小腹下面,在那儿摸索着寻找什么,而且终于寻找到了,接着便解他的扣子,与此同时,他感到她的呼吸充满了整个房间。他装作读书,不去理睬她,然而终于抵挡不住她的进攻,只好躲开她。

她很害怕,因为录用她做清扫工时,给她提出的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能跟顾客胡来。其实无须跟她讲明这件事,因为她跟许多女人一样,卖淫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跟陌生的男人睡在一起。她有两个儿子,是跟两个不同的丈夫生的,那不是因为她喜欢逢场作戏,而是因为她未能得到一个男人的真正的爱情。她所爱的人跟她睡上两三个晚上就把她甩掉了,在进客栈做工之前,她并没有寻求男人安慰的急切欲望,她生性平和,耐心等待着,并不绝望。然而,那客栈的生活摧毁了她的贞节。’她下午六点钟开始来客栈工作,整个晚上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匆匆忙忙清扫,抢走脏东西和更换床单。男人在寻欢作乐之后丢下的那些“垃圾”,多得难以想象。他们留下呕吐物和眼泪,这在她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留下许多钟情的隐语:血污、排泄物、玻璃球。金表、假牙、放着金色卷发的珍品盒、情书、贸易信函、吊唁信,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信件。有些人回来寻找丢失的东西,但大部分都留在那儿无人问津。特乌古特把这些东西锁起来保存好,他心想,那座倒霉的楼房,靠了那成千上万件个人失物,迟早会成为爱情的博物馆。

她工作很繁重,活干得很卖力气,报酬却很低。使她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啜泣、呻吟和床上弹簧的吱吱格格的响声,那些声音是如此热烈而痛苦地刺激着她的血液,以致天亮时她再也忍耐不住,真想一切不管不顾地跟在街上遇到的随便哪个乞丐或者无家可归的醉汉去睡上一觉。只要他们愿意就行了。一个象阿里萨那样年轻、诚实又没有妻子的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对她来说无疑是上天的馈赠,从一开头她就发现,他跟她一样,需要爱情的抚慰。但是,他象一个木头人儿,对她的急迫心情毫无理解。他一直对费尔米纳保持着童贞,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和理由能够使他改变主意。

第二章(二)

这就是阿里萨在准备正式办理订婚手续四个月以前的生活。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天清晨六点钟,洛伦索·达萨来到了电报局打听他。由于时间尚早,他还没有上班,达萨便坐在长凳上等他。他要到八点十分才到,所以来访者就把那只沉甸甸的镶著名贵蛋白石王冠的金戒指来回地从一个手指倒到另一个手指上。当他看到阿里萨走进电报局门口时,立即就认出了这个电报局职员,于是上去扯住他的胳膊说道:

“请跟我来一下,小伙子。这两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必须得面对面谈上五分钟。”

阿里萨吓得脸色铁青,只好跟他走。这次相遇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费尔米纳没有找到机会和恰当的方法事先通知他。事情发生在前一个星期六。那一天,“圣母献瞻节”学校校长、修女弗兰卡·德啦卢斯象蛇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宇宙起源学基本概念课教室,从肩膀上方窥视女学生,发现费尔米纳装做写笔记,实际上正在练习本上写情书。根据学校的规定,她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洛沦索·达萨被紧急招到校长室,他在那儿发现了对女儿管教的漏洞。费尔米纳以她天生的沉着和美德承认了写情书的错误,但是她拒绝说出她的秘密未婚夫是谁,而且被招到教会法庭时,她再次拒绝供认。这样,教会法庭便批准了开除她学籍的决定。直到那时女儿的卧室仍旧是一所不可侵犯的圣殿,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对女儿的卧室进行了搜查,在箱子的夹层底里查出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三年间费尔米纳收到的全部情书。她怀着那样的深情收藏着它们,就象阿里萨飞笔疾书他写它们时一样。信上的签名清清楚楚,然而洛伦索·达萨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都不能相信,他的女儿对那个不露面的未婚夫除了他的报务员分身份和爱好小提琴之外,其他一概不知。

洛伦索·达萨确信,没有他妹妹的合谋,女儿同阿里萨之间如此困难的联系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就打发妹妹上了小帆船,她到沼泽地圣·胡安市去了。那个最后离别的镜头,永远留在费尔米纳痛苦的记忆中。那天下午,她穿着灰、褐、白三色相间的教服,发着高烧,站在门廊下问姑妈告别,注视着她的身影在蒙蒙细雨中消失在小公园里。可怜的姑妈,她唯一所有的便是一个独身女子的铺盖卷和一个月的生活费。那点钱她用手绢裹着,紧紧地授在手中。后来,费尔米纳一摆脱父亲的控制,就派人在加勒比海地区诸省寻找她,向一切可能认识她的人打听她的下落,始终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直到几乎三十年之后,她才收到一封不知经过了多少人之手才辗转到达她手里的信。这封信告诉她,姑妈已在“上帝雨露”麻疯病院里谢世,享年近一百岁。

洛伦索·达萨没有预见到女儿对他不公正的惩罚,尤其是以她的姑妈作牺牲品,反应是如此的疯狂。他怎会想到,实际上女儿一直把姑妈视为只在记忆中有着模糊印象的亲生妈妈。姑妈走后,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插上门闩,既不吃也不喝。当父亲先是用威胁,尔后显然是用恳求,终于让她把门打开时,他看到的再也不是那个十五岁的天真无邪的姑娘,而是一个象受了伤的雌豹似的强悍的女人。

他用各种花言巧语诱惑她。想使她明白,在她那样的年纪,爱情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他对她好言相劝,让她把情书退回,并回到学校跪在修女们面前请求宽者。他还向她保证说,他将是第一个帮助她找到出身高贵的意中人的人,也是使她的爱情永生幸福的人。但是,女儿对他的话根本不加理睬。由于计划失败,洛伦索·达萨终于在星期一吃午饭时勃然大怒了。费尔米纳一边心潮起伏地吞下那恶毒的咒骂和亵渎神明的话,一边把砍肉刀架在脖子上。那显然不是作戏。父亲看到她那坚定的神情和呆滞的目光,只好软了下来,不敢再紧逼不放。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决定冒着危险去跟那个可恶的穷小子以男子汉的气概谈上五分钟。他从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在如此不吉利的时刻闯入他生活的人。纯粹由于习惯,他在出门前拿上了左轮手枪,不过他十分小心地将它藏在衬衫下面。

洛伦索·达萨拉着阿里萨的手臂,沿着教堂广场走到教区咖啡馆的拱廊里,邀他在平台上坐下来,阿里萨仍旧没有从惶惑中清醒过来。咖啡馆里还没来其他顾客,一个微胖的黑女人正在用墩布擦大厅的磁砖地。大厅的彩色玻璃窗边缘已经破损,上面挂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厅堂里的椅子腿朝上地码在大理石桌面上。阿里萨曾经多次看到洛伦索·达萨在那儿赌博,看到他一边跟公共市场上的阿斯图里亚人喝着捅装葡萄酒,一边高声吵架。那是另外一些没完没了的战争,只不过同我们的内战性质不同罢了。有许多次,他想到爱情的宿命论,不禁在心中问自己,他们迟早会相逢,那时的情景会是怎样的?可叹的是这种相逢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双方的相逢已命中注定。他猜想,他一定是个无人能与之相比的吵架能手,这不仅由于费尔米纳早已在信中告诉过他,说她的父亲性情暴躁,而且他自己也注意到,即使在赌桌上哈哈大笑的时候,他的眼睛也闪烁着凶光。他的整个形象给人以粗俗的印象,丑陋的大肚囊,加重的说话语气,咕涮似的络腮胡子,粗糙的大手,无名指上还戴着镇蛋白石的戒指。他唯一动人的特点——阿里萨从第一次看到她就承认这一点——就是他走路的姿势跟女儿一模一样,象头母鹿一般。然而,当他指给阿里萨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时,他觉得此人不似乎时他认为的那么凶。洛伦索·达萨请他喝一杯茵香酒,他的神经更加松驰下来,阿里萨从来没有在早晨八点钟喝过酒,但他还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此刻他感到实在需要喝点什么。

果然,洛伦索·达萨只用了五分钟就陈述完自己的理由。他是那样真诚而坦率地道出了一切,使得阿里萨不知所措,无言以对。洛伦索·达萨说,在他妻子去世时,他就打定了主意,一定要使他的女儿成为一位高贵的夫人。这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做骡马生意的人来说,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好在他的盗马贼的名声不象在沼泽地圣·胡安省流传得那样广。他点燃一支赶骡人抽的雪茄烟,叹息道:“糟糕的就是我的坏名声,这比身体不佳给我带来的灾难更为严重。”然而他又说,他的命运的真正秘密却是,在他的骡子中没有一头象他自己那样勤劳、能于和坚韧不拔,即使在最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也是如此。在这种灾难沉重的时刻,人们醒来时看到的是大火后的灰烬和毁坏的田野。女儿从来不知道父亲对她的命运早有考虑,她的表现却象是在跟父亲积极配合。她的头脑是那样的聪明,办事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她自己刚刚学会识字就教父亲念书。刚满十二岁时,她就十分懂事,没有姑妈的帮助,她照样可以把家管理得很好。他感叹地说:“这是一头金骡子。”女儿小学毕业时,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并且在毕业典礼上获得了荣誉奖。那时她才明白,沼泽地圣·胡安省容纳不下他女儿的种种幻想。于是,他卖掉I土地和全部牲口,带着新的抱负和七万金比索迁到了这座建立在废墟上的、其荣誉已成为过去的城市。在这里,一个漂亮的受过旧式教育的女子,有可能靠着幸运的婚姻而获得新生。阿里萨是一位不速之客,他的闯入对他咬紧牙关实现自己的计划无疑是一个天外飞来的障碍。“因此,我到这儿来是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洛伦索·达萨说,他把雪茄烟头放在首香酒里沾了一下,狠狠地吸了一口却没有冒烟。最后他用忧伤的声调说:

“请您别挡我们的路。”

阿里萨一边听着洛伦索·达萨讲述自己女儿的历史,一边慢慢地呷着菌香酒。他感到茫然,不知道在自己开口时该说些什么。但他意识到,不管他说什么都会危及他自身的命运。

“您和她谈过了吗广他问。

“这用不着您管。”洛伦索·达萨说。

“我问您这事,”阿里萨说,“是因为我觉得事情必须由她来决定。”

“您完全错了,”洛伦索·达萨说,“这是男人的事,应该由男人来解决。”

他的声调变得强硬起来,旁边桌上的一个顾客回过头来瞧了瞧他们。阿里萨用更加柔和然而也是更加不容蔑视的坚定语调说道:

“无论如何,”他说,“在不知道她怎么想之前,我什么也不能回答您。否则,那就是背叛。”

这时,洛伦索·达萨在座位上向后靠了靠,他的眼皮发红。湿润了。他的左眼珠的眼窝里转动了一下,向外面歪斜着。他也压低了嗓门。

“您不要逼着我给您一枪。”他说。

阿里萨感到一股冷飓飓的风通过了他的五脏六腑,但是他的声音没有颤抖,他感到上帝在启示他。

“朝我开枪吧!”他说,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没有比为爱情而死更光荣的事情了。”

洛伦索·达萨不敢正视阿里萨,只是象鹦鹉一样斜着眼瞥了他一下。他象是从牙缝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挤出了四个字:

“婊——子——养——的!”

就在那个星期,他带上女儿去旅行,要让她把过去的事情忘掉。他没有对她做任何解释,气势汹汹地闯进她的房间,乱糟糟的胜胡子上挂着嚼碎的烟草沫,命令她收拾行李。她问他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去死!”那回答完全象是真的,她吓坏了,她本想以前几天的胆量来对付他,终于克制住了自己。她看到他解下了带着实心的铜制卡子的皮带,绕了几圈紧紧授在手中,在桌子上狠狠地抽了一下,其响声象来福枪一般震动了整个房间。费尔米纳很清楚自己力量的大小和如何正确运用自己的力量。她用两张席子和一个吊床打成铺盖卷,用两个大箱子装好自己所有的衣服,她断定这次旅行定是有去无回。在穿衣服之前,她关在浴室里,利用一张卫生纸,给阿里萨匆匆地写7一封告别的短信,然后她又用修技的大剪刀把辫子齐颈整个儿剪下来,绕在一起放在一个绣着金丝边的丝绒盒子里,连同信件一起设法送到阿里萨手里。

这是一次疯狂性的旅行。最初是安第斯的骡夫们结成一个长队,骑在骡背上,沿着覆盖着片片积雪的高寒山区的崎岖小道,整整走了十一天。他们有时顶着骄阳前进,有时被十月的几乎是横扫过来的大雨淋得透湿。悬崖峭壁间的水气憋得他们透不过气,使他们昏昏欲睡,打不起半点儿精神。在上路的第三天,一头骡子被牛蛇吓得发了疯,带着它的主人,拖着全部鞍索跌下悬崖。另外七头跟它挂在一起的骡子也未能幸免。八头骡子和主人的惨叫声,直到几个小时之后还在悬崖下的峡谷里隐隐约约地回荡着。那令人心碎的惨叫声,多少年后都未能从费尔米纳的记忆里抹掉。她所有的行李也随着骡子一起滚下了山谷。从那场灾难发生,到可怖的惨叫声在谷底消失,那段既象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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