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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6

巴黎来说吧,虽然阴雨连绵,店铺老板贪吝,车夭言谈粗鲁,但她的记忆中,巴黎始终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并非因为巴黎实际上真是最美或者不是最美,而是因为巴黎和她最幸福的那几年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乌尔比诺医生呢,用别人对付他的那些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别人,只不过是操纵得更巧妙、更道貌岸然罢了。他们在一切场合露面:郊游,灯谜,文艺演出,募捐舞会,爱国运动,第一次乘坐气球。他们无处不在,而且几乎永远是发起人和主持者。谁也无法想象,在他们过得最不愉快的那些年里,还有谁比他们更幸福,还有哪对夫妇比他们更琴瑟和鸣。

父亲留下的那座房子,给费尔米纳提供了一个逃避家庭宫殿的窒息气氛的避难所。一旦躲开众人的视线,她便偷偷溜到福音公园去,在那里接待新结识的女友和某些学校或图画班的同学。

在那座房子里,她象个未婚母亲似的消磨宁静的时光。她重新买了香兀骛,捡回野猫,把它们交给普拉西迪哑喂养。普拉西迪虹已经老了,风湿性关节炎使她行动有些不便,但依然有使那座房子复活的雄心。费尔米纳又打开了那间缝纫室,那里曾是阿里萨第一次看见她的地方,也曾是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以便了解她的心的地方,她把缝纫室变成了回忆往事的神庙。

在一个暑气蒸人的下午,暴风雨降临之前,她去关阳台的窗户,看见阿里萨正坐在小公园里的扁桃树下那条他亲常坐的长凳子上,身上穿的是他母亲用父亲那件上衣改成的衣服,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但她看见的不是她偶尔相逢几次的上了年纪的阿里萨,而是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年轻的他了。她不寒而栗,认为那种幻觉是死神的通知,她为之心酸了。她竟开口对自己说,说不定她同他结合是美满的,她单独和他住在那座她以无限的爱为他修葺一新的房子里,正如他以同样的爱为她翻修的房子里一样。单是这个假设,就把她吓坏了,因为这使她发觉她落到了何等不幸的地步。于是,她竭尽全力,迫使丈夫不再闪烁其词地同她争论,同她对抗,同她撕打,同她一起为失去了的天堂号啕大哭,直到鸡叫五遍,曙光透进宫殿的窗帘,太阳变得火一样红。因一宿谈话而面色浮肿,因彻夜不眠而筋疲力尽,因哭干眼泪而心肠变硬了的丈夫,系紧靴带,收缩腰带,束紧还残存的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一切,对她说,她吧,亲爱的,让我们去寻找丢在欧洲的爱情吧,明天就去,一去不复返。这个决定千真万确,他同大富银行——他的全球财产管理人——达成了立即变卖巨万家财的协议,这些财产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买卖、投资和债券中,只有他本人才准确地知道,财产并不象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折成打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汇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不在这冷酷的祖国剩下巴掌大的土地来作为他和妻子的葬身之地为止。

和费尔米纳的想法相反,阿里萨还存在着,还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她跟丈夫、儿子一起乘坐黄骡马拉的马车到港口的时候,阿里萨正站在法国远洋船停靠的那个码头上。他看见他们下了船,同在公众场合无数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一样:衣鲜鞋亮。他们领着儿子,儿子已被教育成让人能想象出他长大成人后将是什么样子的模样了,酷肖父亲当年。乌尔比诺摘下帽子笑容可掬地向阿里萨打了个招呼:“我们去找回失落了的爱情。”费尔米纳向他点了点头,阿里萨摘下帽子,微微躬了躬身。她朝他看了一眼,对他早谢的秃顶没有一点同情的表示。是他,跟她过去见到的他一样:一个她始终没有看透的人的影子。

阿里萨也没处在最走运的时候。工作日益繁重,他对偷偷摸摸地拈花惹草感到厌烦,时光犹如一潭死水。母亲身体恶化到了最后关头,她的记忆力完全消失了:几乎是一片空白。有时候,她甚至转身看着儿子——儿子依然坐在那张沙发上看书——惊慌地问他:“你是谁的儿子?”儿子总是实言相告,但她马上打断地的话。

“那么告诉我,孩子,”她问儿子,“我是谁生的?”

她胖了好几圈儿,动都不能动了,她终日呆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的店铺里,从头遍鸡叫起床开始,直到第二天黎明都在梳妆打扮,因为她只睡很少一会儿。她把花冠戴在头上,抹上口红,把脸和胳膊涂上灰尘,不管遇到谁,她都问对方,她打扮得象谁。邻居们知道她在等待着同一个回答:“你是小蟑螂马丁内斯呀。”这个身分,是引用儿童故事中一个人物的,只有这个身分才能使她满意。她继续颠头晃脑,摇着一大把粉红色的羽毛,然而又重来一遍:戴上纸做的花冠,把廉香抹在眼皮上,给嘴唇涂上胭脂,用一把一把的铅粉擦在脸上,再一次问离她最近的随便哪一个人:“我打扮得象谁?”她成了邻里的笑料。一天夜里,阿里萨派人把老店铺的柜台和货柜拆了,堵死了临街的那道门,照她描述过小蟑螂马丁内斯的卧室的样子,把她的卧室布置起来,从此以后,她再没有问人家她是谁了。

根据叔叔莱昂十二的建议,阿里萨找了个年岁很大的女人来照顾母亲,但那个可怜的老太婆总是半睡半醒的,有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她也忘了她是谁了。于是,阿里萨一出办公室就呆在家里,直到把母亲哄睡为止。他没再到商业俱乐部去玩骨牌,也很长时间没再去找同他常来常往的那几个老相好,因为自从同奥林皮姬·苏莱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会之后,他心里发生了某种极为深刻的变化。

那是爆炸性的一幕。在十月份那几场使我们度过难关的暴风雨中,一天下午,阿里萨刚把叔叔莱昂十二送到家,从车里看到一个身材娇小、动作敏捷的姑娘。她身上穿着一件满是细布宽荷叶边的衣服,仿佛披着婚纱。她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因为风吹断了她的雨伞,把她吹得脚不点地地直向海边飘去。他把她救上了车,拐个弯,把她送回了家。她家是利用一座小庙堂改建的,面海而立,满院的鸽宠从街上就能看到。在路上,她对他说,她嫁给一个杂货商还不到一年。阿里萨在公司的轮船上同他打了许多次照面,他从船上卸下各式各样的陶器来卖,还实装在鸟笼里的鸽子,那些鸟笼的尺寸跟母亲们在内河船上用来放初生婴儿的藤笼一样。从奥林皮妞·苏莱塔整个身躯看来,似乎是生长在养蜂人家里的,臀部丰满,上身扁平,铜丝似的头发,满脸太阳斑,两只骨碌碌乱转的圆眼睛之间的距离比常人更宽,声音尖细——一种只有说俏皮话的时候才用的声音。阿里萨觉得她滑稽有余,诱人不足,送她回家后就把她忘记了。她跟丈夫、公公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住在一起。

过了几天,阿里萨又在港口看见了她的丈夫,这回他不是卸货,而是装货。轮船起锚的时候,阿里萨清晰地听见了魔鬼般的声音。当天下午,他送叔叔莱昂十二回家之后,佯装偶然地经过奥林皮哑·苏莱塔的家,越过栅栏,看见她正在给咕咕乱叫的鸽子喂食。他在车子里对她喊:“鸽子多少钱一只?”她认出了他,高兴地回答:“不卖。”他问:“那怎么才能弄到一只呢?”她一边继续喂食一边说:“碰见养鸽子的女人在大雨天迷路的时候,用车子把她送回家。”当天晚上,阿里萨回家的时候,带着一份奥林皮她·苏莱塔表示感谢的礼品:一只大腿上有个金属圈儿的信鸽。

第二天下午,该喂食的时候,美丽的女郎看见送出去的那只鸽子跟着鸽群回来了,她以为它是逃回来的。但当她抓住它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金属圈儿上缠着一张纸条:一封表示爱慕的信。那是阿里萨第一次留下书面痕迹,而且还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这一次他留了一手,没有署名。第二天是礼拜三,下午他正要进家门的时候,一个野孩子交给他一个笼子,笼里装着原来那只信鸽,并带给他一个口信:养鸽子的太太让他把这个给他的,还让他告诉他,请他把笼子关好,要不鸽子还会飞掉的,这是最后一次送还给他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也许鸽子在路上把信弄丢了,也许养鸽女人故意装傻,也许是把鸽子送回来让他再给放回去。不过,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她照理该在送还鸽子时附封回信。

礼拜六上午,思来想去很久之后,阿里萨又附上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把鸽子放了。这一次没等到第二天。当天下午,那个小孩又给他送来了一个笼子,捎来口信说,再次把飞走的鸽子给他送回来了,前天还给他是出于礼貌,这一次还给他是因为可惜,但如果再让它飞走,就真的不再送回来了。特兰西托逗鸽子玩到深夜,她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把它夹在胳肢窝里,想用儿歌哄它睡觉。突然,她发现鸽子腿上的金属圈缠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要没名没姓的人。阿萨萨欣喜若狂地念完纸条,仿佛这是初恋的高潮。这天晚上,他急不可耐地在床上翻腾,几乎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上班之前,他就把鸽子放了,附上一张规规矩矩地签了名的求爱信,并把花园里一朵最新鲜、最红最香的玫瑰插在金属圈儿里。

好不容易,追求三个月之后,美丽的养鸽女人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这号人。”但她从来没有拒绝收信,也不拒绝赴阿里萨安排的看来是偶然性的约会。他变了: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情人,这个一毛不拔而又想占有一切的人,这个从来不留下蛛丝马迹的人,这个藏头露尾的“猎人”,跳到街上去了,一封又一封署名的信,一件又一件下流的礼品,一趟又一趟大胆地转悠到养鸽女人家去——有两次还是在她的丈夫既没出远门也没上市场的时候去的。从初探风月那时算起,这是他唯一感到被枪矛刺透的一次。

相识六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在一艘靠在码头上重新喷漆的轮船的仓房里相会了。那是一个迷人的下午。奥林皮姬·苏莱塔的爱情活泼愉快,那是叽叽喳喳的养鸽女人的爱情,她喜欢光着身子呆几个小时,慢慢地充满柔情蜜意地想息,跟真正的爱情似的。仓房是拆开的,油漆刚喷了一半,把松节油的香味儿留在一个幸福的下午的记忆里,是使人惬意的。墓地,由于一个奇异的灵感的冲击,阿里萨打开了一个从床铺上伸手够得到的红油漆罐子,蘸湿了食指,在美丽的养鸽女的肚子上写了一行字:“这个姐们儿是我的。”当天晚上,奥林皮哑·苏莱塔没想起肚子上还有那行字,在丈夫面前脱下了衣服,丈夫一句话没说,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变,不动声色,在她穿睡衣的时候,他到浴室里去取出剃刀,把她宰了。

几天之后,阿里萨在潜逃的丈夫被抓回来向报界透露了他犯罪的原因和方式时,才知道了这件事。此后多年,他一直明战心惊地想着那些署了名的信。阿里萨计算着那个杀人犯坐牢的时间——因为经营航运业务,他对阿里萨了若指掌,不过阿里萨最害怕的不是脖子上挨一刀,也不是当众出丑,而是怕费尔米纳知道他的不忠。在等待的那几年里,一天,照料特兰西托的那个老太婆因为一场非季节性的大雨,不得不在市场上呆了比预计更长的时间,回来的时候,发现特兰西托已经死了。她坐在摇椅上,跟往常一样,满身涂得花里胡哨,头上插着花,睁大着眼睛,脸上挂着恶作剧的微笑。当看护她的老太婆发现时,她已死了两个小时了。断气前不久,她把埋在床下瓦罐里的黄金和玉石首饰分给了四邻的小孩,让他们当糖果吃,其中最值钱的东西,后来怎么也找不回来了。阿里萨把她葬在古老的“上帝之手牧场”——当时还被称为霍乱公墓——并在她的墓上种了一株玫瑰花。

头几次到母亲墓前凭吊,阿里萨发现养鸽女奥林皮娘·苏莱塔就埋在附近,没有墓碑,但在墓前的水泥板还没凝固以前,有人用手指头刻下死者的姓名和日期。他毛骨悚然地想道,那准是她的丈夫开的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玫瑰花开了的时候,如果眼前没人,他就摘一朵玫瑰放在她的墓上。后来,他干脆把母亲坟上的玫瑰剪下一条裁在她的坟上。两株玫瑰发疯了似的猛长,阿里萨不得不带了大剪刀和其它整枝工具为它们修剪整枝。但玫瑰使他剪不胜剪,数年之后,两株玫瑰象杂草一般在各个坟墓之间蔓延开来。从此,远近闻名的霍乱公墓就叫做玫瑰公墓了,直到一位对人民的智慧不愿正视的市长在一天夜里砍掉玫瑰丛,在公墓人口的拱门上挂了一块共和国的牌子,牌上大书:万民公墓。

母亲死后,阿里萨重新沉溺于迷乱颠狂的活动:上班;同一拍即合的相好们精确地轮流幽会;到商业俱乐部打骨牌;反复阅读早已看得烂熟的爱情小说;每逢礼拜日则上墓地去。浮浪子弟的行为令人堕落而又令人可怕,但使他忘却了年龄的增长。然而,在十二月里的一个礼拜日,面对战胜了大剪刀的玫瑰丛,他看见站在刚架设起来的电线上的燕子时,突然发觉母亲去世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了,奥林皮娜·苏莱塔被杀害以来过了更长的时间,而距费尔米纳给他回信,表示同意,声称将永远爱他那个遥远的十二月里的下午,则逝去了更长的岁月。那天下午以前,他逍遥自在,仿佛时间流逝只是对他人而言。就在刚过去的头一周里,他在街上碰见了由于他代写情书而成着属的上千对夫妇中的一对,却没把他们的大儿子即他的干儿子认出来。他用一句惯用的俏皮话来轻描淡写地掩饰自己的尴尬:

“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

即使在身体向他发出告急信号之后,他也还是照样胡混,因为他一直结实得象块石头。特兰西托常常说:“我儿子除了霍乱以外没得过病。”她把相思病和霍乱混为一谈,在她丧失记忆力之前很久就是这样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都是错了:她儿子已经在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据医生说其实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只是在治疗失败之后反复出现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炎和六次阴囊炎,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男人,都不会把这当成疾病,他们是把这些当做战利品的。

刚满四十岁,他就因为身体各部分的不可名状的疼痛而去看医生。进行了反复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年岁不饶人哪。”他回家之后,甚至从来没问过自己,这些痛痒是否同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他的过去的唯一参数点,是同费尔米纳的朝露般的爱情,只有同她有关的事才同他的生活有关。看见燕子蹲在电线上的那天下午,他从最早的记忆开始,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回顾了一次次逢场作戏的爱情,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而必须越过的无数暗礁,回顾了使他产生不顾一切地要同费尔米纳结合的万死不辞的决心的种种往事。只有在这一刻,他才发现光阴流逝。一阵冰凉的战栗使他眼前发黑,不由得把手里的种花工具一扔。亏得靠在公墓的围墙上,才没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去。

“真糟糕,”他惊恐地自语道,“三十年了!”

正是这样,当然,对费尔米纳来说,同样也过去三十年了,但这三十年对她来说是一生中最愉快、最令人回味的三十年。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里的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已经扔进记忆的垃圾堆了。她住在位于曼加市的新居里,守着一个假如她要重新挑选,她会舍弃全世界的男人而再次选她的丈夫,生了一个正在医学院继承祖业的儿子,还有一个跟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有时使她以为仿佛是自己的再版的女儿,她成了自己的命运的绝对主人。继那次本意不再回乡、以免再过那没完没了的提心吊胆的日子的倒霉的旅行之后,她又到欧洲去了三次。

也许上帝终于听到了某个人的祷告:在巴黎住了两年之后,正当费尔米纳和乌尔比诺刚刚开始寻找废墟里残存的爱情之时,半夜到达的一封电报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唐娜·布兰卡业已病危。报告死讯的那封电报旋即接路而至。他们立即启程回国。费尔米纳下船时,身上的丧服已经遮不住她的大肚子了。她又怀孕了,一点不错,婆婆的死讯产生了一首幸灾乐祸的民歌,末尾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

美人去巴黎,

巴黎有点啥?

腹中空空去,

回来就生娃。

虽然歌词粗鄙,但直到许多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心精痛快的时候,总是在社会俱乐部里点唱这首歌。

关于闻名遗迹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存亡及其徽记,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它最初以适当的价钱卖给了市财政厅。后来,当一位荷兰考古学家在那里东挖西挖以便考证哥伦布的真正的坟墓——第五座坟——就在侯爵府里的时候,它又以高价转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姐妹们进了萨莱西亚纳修女院,过着死水般的囚禁生活。在曼加别墅竣工之前,费尔米纳一直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她一搬进别墅就当家做主,把旅行结婚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和在重修旧好旅行后订来的补充家具都搬了进去。从第一天起,她就把亲自到来自安的列斯的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鸟儿带回去,摆满了家里各个角落。她,和重新属于她的丈夫,和长大了不少的儿子,和在国外回来后第四个月诞生的取名为奥费利亚的女儿,一起搬了进去。乌尔比诺医生懂得,本来面目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了,因为他希冀的那份爱情,大部分已被妻子给了儿女,但他渐渐习惯于享受剩余爱情而自得其乐。朝思暮想的夫唱妇随,在最没想到的时候实现了。一天晚宴,上一道费尔米纳没搞清楚的美味佳肴,她要了不少,觉得味胜山珍海味,便又要了同第一次相等的一份,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才没好意思要第三份。正当她为此遗憾不已的时候,却听说刚才那两大碟美食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服了输。从那天起,在曼加别墅里就跟在卡萨尔杜埃罗府里一样,三天两头桌子上出现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每种做法都使她脾胃大开。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时代的闲暇中常常津津乐道,他真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给她起个他心爱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费尔米纳想通了,私生活跟社会生活相反,是变化无常和不可预见的。找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分析来分析去,她还是更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观念更真实。她的思想刚刚成熟,刚刚抛弃了形形色色的幻想,便又因始终没有成为她过去憧憬的人而开始惋惜了。年轻时代,她在福音公园里经常想当一个甚至没敢对自己说出的人:高级女佣。在社交场合,。她成了最受宠爱,最受恭维因而也最疑神疑鬼的女人,但她没有在任何方面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也没比在治家方面更少自我原谅。她一直觉得在过一种受丈夫施舍的生活:丈夫是这座他自己建造而且也仅仅为他自己建造的幸福的帝国的绝对君主。她知道丈夫爱她胜于一切,胜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人。但他所以爱她,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让她为他尽神圣的义务。

如果说有某种东西在折磨她的话,那就是一日三餐。因为不仅三顿饭必须按时开,必须做得无可挑剔,而且必须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还不许问她爱吃什么。如果问她——跟家庭礼节中无数的毫无用处的客套一样,·他会继续看报,连眼皮也不抬地问答说:

“随便。”

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得和颜悦色,因为他觉得没有比他更不专横的丈夫了。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并不“随便”,一定要合他的口味,不得有半点差池:牛肉不能是牛肉味儿,鱼不能是鱼味儿,猪肉不能有斑点,鸡不能有一根毛。就是在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计价钱地为他去搞,好让他闻自己的带香味儿的尿的水汽而陶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的寸步不让的主角。只要有一丝怀疑,他就会把桌L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做得没有感情。”在这方面,他灵感潮涌。有几次,他刚刚尝了尝甘菊药茶,就把茶推了开去,只说一句话:“这玩意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佣们都惊讶不已,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烧开了的窗户水,但当她们想弄明白,尝了尝药茶的时候,心里明白了,是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丈夫,从来不捡任何掉在地上的东西,也从来不关灯,不关门。

早晨,天还没有亮,他的衣服上如果掉了一颗扣子,她便听见他这么说:“一个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

每天,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热汤的时候,他都要可怕地号叫一声——后来谁也不害怕了——紧接着便是一声长叹:“到我离开你们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明白,是因为这种唇焦舌燥的日子让我过腻了。”他断言,偏偏在他服了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时候,她们才在饭菜上格外下功夫。他一口咬定这是妻子在捣鬼,后来,妻子不陪他一块儿服泻药,他便拒绝服药。

他的不通情理使她烦造了,她在过生日那天,向他要了一件奇怪的礼物:由他负责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真的从无一亮便上任了。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做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餐,吩咐收拾屋子,费尽心机,想管得比她更出色,但没到中午,就不得不面无愧色地投降了。他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女佣们也串通一气,作弄他,闹得他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十点了,还没决定该做什么午饭,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卧室也还没收拾,厕所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忘了派车去接孩子,而且把女佣们的职责也张冠李戴了:他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房间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眼看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米纳只好重新执政。她笑得半死,但没有露出她曾想过的得意之色,而是对丈夫在管家方面毫无本事表示同情。他以老生常谈的理由为自己解围:“我管家总比你治病强。”

然而,教训是有益的,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星移斗换,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明智的结论,不可能换个方式共同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换个方式相爱: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

在新生活锦上添花的那段时间,费尔米纳在好几个公众场合看见过阿里萨,越经常见到他,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看见他时已经很自然了,不止一次还因心不在焉而忘了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在商界,他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小心而又势不可挡的升迁,是个开口必谈的话题。她看到,他的仪态更籁洒了,矫揉做作的拘谨变成了对人敬而远之的清高,稍稍发胖使他的身材显得更为适中,模样年轻对他有利,他对自己空空如也的秃头也大大方方地采取了措施。唯一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是不修边幅:外套很不合身,帽子始终是那一项,领带是他母亲店里那些专门卖给诗人的条形领带,雨伞破旧不堪。费尔米纳逐渐习惯了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他,后来,就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公园窗下为她伤感的面色忧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如何,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关于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也多少减轻了她的罪责。

然而,当她自认为已经把他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时,他又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成了她怀旧的幽灵。那是暮年的前兆,每当听到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可弥补的事。十月间,每天下午三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传来的那声孤零零的震耳欲聋而分秒不差的雷声,成了她不可愈合的伤痕,年复一年,雷声唤起的记忆越来越鲜明。新的记忆几天后就在脑中模糊了,但多年前在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乡的旅行却活龙活现,晃如发生在昨日,一幕幕往事宛然在目。她还记得那个名叫马纳乌雷的小镇,坐落在山上,唯一的街道笔直而翠绿。她记得那里的吉祥鸟,记得那座吓人的房子,每天,她都穿着那件浸透了皮特拉模拉莱斯的永远也流不干的泪水的睡衣醒来,皮特拉模拉莱斯就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殉情身亡的。她还记得当时的番石榴的味道,后来就再没有那种味道的番石榴了。她记得,在圣胡安·塞萨尔镇,她在金光灿灿的下午和那群叽叽喳喳吵闹不休的表姐妹们一起去散步,走近电报局的时候,她的心哈哈地跳个不住,分不清哪是雨声,哪是心跳的声音,她咬紧牙关,免得心从嘴里跳出来。她想方设法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她无法忍受回忆少年时代的痛苦,无法忍受在阳台上看见满目凄凉的小公园,无法忍受振子花在炎热的夜晚散发的潮湿的香气,无法忍受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二月的下午照的那张古装夫人照片使她感到的恐怖,无法忍受不管她把脸转向何处都会唤起她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又是和对阿里萨的回忆纠缠在一起的。不过,她始终保持了足够的镇静,记住那些回忆不是爱,也不是后悔,而是曾使她伤心落泪的烦恼。她不知道,她正在受到使阿里萨的难以数计的爱害者失身的同情心的同样的威胁。

她和丈夫相依为命。当时,也正是丈夫最需要她的那个时期,因为他比她年长十岁,独自在衰老的深渊中挣扎,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男人,是他们二人中较弱的一个。后来,他们完全心心相印了,在成亲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就象成了分成两半的一个人似的,经常为对方猜到了自己的心事,或发生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的滑稽的事故而不快。他们共同克服了日常生活中的误解,说来就来的抱怨,互相取笑打诨,并不时过上一刻其乐无穷的夫妻生活。那是他们相亲相爱最为得体的时期,没有匆忙,没有过度,双方都更明白并更感谢他们对夫妻生活中的急流险滩取得的胜利。当然,生活还将给他们带来性命攸关的考验,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经到了彼岸。

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组织了一次全新的公众活动节目。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球首航。这是乌尔比诺医生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的成果。全市二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滨,观赏这个挂着彩旗的网球上天,它将把第一批邮件运往东北一百六十七公里处的沼泽地圣·胡安市去。乌尔比诺医生伉俪同飞行师以及其他六位贵宾一起登上柳条编的悬舱。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市政府的贺信,信中称此次通航为史无前例的首次空邮。《商业日报》记者向乌尔比诺医生采访,问他如不幸遇难,将留下什么遗言。医生不假思索地作了肯定将遭万人唾骂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使所有的人都有所改变,唯独我们置身事外。”

气球冉冉上升。人们情绪激昂,高唱国歌。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阿里萨发现自己的观点正与某君相同,此君认为这种冒险对妇女太不适合,更不用说对费尔米纳这样年岁的太太了。但无论如何。乘坐气球并不那么危险,至少就感觉而言,既不危险,也不沉闷。气球在蓝宝中平静地飞行,凭着柔和的顺风,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雪山的峰顶,然后进入大沼泽的上空,最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象上帝那样从天上俯瞰古老的英雄的卡塔赫纳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抗御了英国的包围和海盗的骚扰,如今却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被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无缺的城墙,看到了杂草丛生的街道,看到了被三色量吞没的古堡、石殿、金祭坛,也看到了祭坛上由于瘟疫、无人照料而被腐蚀的历任总督雕像。

他们飞越特洛哈·德·卡塔卡上空时,看到了涂着红红绿绿颜色的水上人家,饲养雷晰的小棚,湖心花园里连绵不断的凤仙花,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棉科植物。听到大声呼喊以后,数百名赤条条的孩子从窗口,从屋顶,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纷纷跃入水中。他们象鲜鱼般地潜入水中,打捞气球上那位戴羽毛帽的“仙女”投给他们的衣物包、食品袋,以及装在用蜡封口的水瓶里的咳嗽药水。

飞过郁郁葱葱的香蕉种植园时,费尔米纳想起了自己三、四岁时携着母亲的手在林间散步的情景。当时的母亲,在同她一样穿麦斯林纱衣的其他妇女中,也仿佛是个孩子。大家都打着白色的伞,戴着纱帽。飞行师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世界,他说:“这里好象没有生物。”他把望远镜递给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种植园里的牛车、铁轨、地界和干涸的水渠,便是狼藉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地的村镇中肆虐。医生一边议论,一边继续朝镜筒里张望。

“看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中了致命的一枪。”

飞过浪花飞溅的海滩以后,他们安全地降落在一片灼热的沙滩上,开裂的硝石地面烫得象烈火一般,市政府当局的人士正在那里恭候,除了普通的遮阳伞,别无其它足以蔽荫。小学生们随着歌声挥舞小旗。前来迎接的还有戴金纸后冠的美女,他们手中的鲜花已被太阳烤焦。盖拉镇的舞蹈女郎们也来了,这个镇子是加勒比海沿岸最繁华的所在,费尔米纳真想回去看看自己的故乡,以便印下自己最初而遥远的回忆,但在瘟疫的威慑下只得作罢。乌尔比诺医生递交了那封历史性的贺信,可借此信被放错了地方,它的下落从此无从查考。全体随行人员几乎被催眠似的演说所窒息。飞行师想使气球再度起飞,没有成功。大家只好骑上螺子转赴老镇渡口,那儿是沼泽与大海的会合处。费尔米纳断言,她幼年曾随母亲乘牛车路过这个地方,她长大后曾多次向父亲提到这件事,但父亲生前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这种可能。

“我也记得那次旅行,清清楚楚,决不会错,”父亲告诉她,“但那至少是你出生之前五年的事。”

三天以后,这支探险队回到了出发点。天色已晚,一阵风暴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但象英雄一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自然,阿里萨也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之中,他从费尔米纳脸上辨出了恐惧的印记。但当天下午他在由她丈夫赞助的自行车表演会上看到她时,她已毫无倦容了。费尔米纳骑的是一辆不同寻常的两轮脚踏车,说得确切一点,更象是一种马戏团的道具,她坐在高大的前轮上,但后轮很小,几乎难以支撑。对她所穿的红花边灯笼裤,太太们议论纷纷,绅士们困惑不解;但对她摘熟的车技,个个赞不绝口。

这一次,同过去一样,对阿里萨来说,费尔米纳都是一个突如其来旋即转瞬即逝的形象。每当他企图去试探自己的命运时,她总是迅速隐没了,只是在她心上留下渴望的痛苦。这些形象,记录着他生命的节奏,使他体会到光阴的残酷。时光在无情的流逝,他不仅在自己身上察觉到一百,也从费尔米纳身上那些细微的变化中感受到了。

一天晚上,阿里萨走进堂·桑乔饭店——这是一家殖民时期的高级餐厅,找了个旮旯坐下,他单独到这里来吃点心的时候总是这样。突然,在餐厅尽头的大镜中看到了费尔米纳。她和丈夫以及其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上,角度正好使他得以通过镜子欣赏她的绰约风姿,她非常洒脱,象焰火爆炸般谈笑风生,噙在眼里的激动的热泪,更使她显得神采奕奕:爱丽思又从镜中现身了。

阿里萨屏息凝神地尽情观察,看她进食,看她拒饮,也看她同堂·桑乔四世打趣。他在自己冷清清的桌上,同度了生活的片刻。在一个多小时之内,他心族摇曳,始终没有被她察觉。他喝了四杯咖啡消磨时光,直到目送她杂在那群人中珊珊离去。他们几乎在他身边擦过去,以致尽管她的同伴身上也散发出香气,他还是辨出了她身上特殊的气息。

从这天晚上起,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死气白赖地缠住那家饭店的主人,他愿意出钱,愿意办事,愿意献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只求饭店的主人把那面镜子卖给他。可这谈何容易!因为堂·桑乔老头相信一种传说:这个镜框是维也纳的细木工匠一手雕刻的,和玛丽姬·安托涅塔收藏的镜框同属一对,是绝无仅有的稀世之珍,而且后者早已无影无踪了。他坚持再三,饭店的主人终于同意转让,阿里萨就把这面大镜子放在他家的客厅里,倒不是看上镜框的做工精致,而是因为他情人的形象曾经占领这面镜子的内部空间达两小时之久。

阿里萨每次见到费尔米纳时,她几乎总是挽着丈夫的手臂,他们十分和谐地在自己特有的环境中活动,颇有一种逞罗人特有的令人惊异的温顺劲儿。只有在向他打招呼的时候,夫妻俩的表现才有所不同。真的,乌尔比诺医生同他握手时,显得既热烈又亲切,有时还拍拍他的肩膀。费尔米纳则相反,一举一动都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严肃得不容他看出她还在顾念旧情的任何痕迹。他们生活在两个背道而驰的世界里。每当他竭尽全力要缩小相互间的距离时,她总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迈步。过了好久他才敢于设想,那种冷漠其实只是抗拒恐惧心理的保护层而已。他是在本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内河轮船的命名礼仪式上,也就是阿里萨第一次作为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第一副董事长,代表叔叔莱昂十二同本市全体显贵一起,出席这一礼仪时突然悟到这一点的。这一巧合,使这次活动具有一种特别在严的气氛。

阿里萨在船厅里忙着接待客人,那里还散发着一股新刷的油漆和沥青的气味。这时,码头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乐队也奏起了凯旋曲。他看见这位梦寐以求的美人挽着丈夫的手臂,透着是后般的成熟的风采,在身穿制服的仪仗队中穿过时,他不得不控制住几乎与生俱来的激动和战栗。人们从窗户里暴风雨般地向乌尔比诺夫妇抛洒彩带和花瓣,他们则招手回报人们的欢呼。费尔米纳容光焕发,使人不敢逼视,她的高跟小鞋,狐尾周围,钟形帽子,一身金黄色的王室装束,在米宾中显得无与伦比。

阿里萨和省府要员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鞭炮声中站在舰桥上迎候他们。汽笛三声长鸣,使码头笼罩在蒸汽之中。乌尔比诺医生以其特有的潇洒自如的神态,同列队接待的人—一致意,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首先是身着华丽制服的船长,接着是大主教,尔后是省长夫妇、市长夫妇,以及刚到任的一位来自安第斯的军事长官。紧接在政府要员之后,就是穿黑色呢服的阿里萨,侧身于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之中,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费尔米纳向军事长官打过招呼以后,对向她伸过手来的阿里萨仿佛迟疑了一下。长官很愿意为他们介绍,就问她是否同这位绅士相识。她不置可否,只是带着沙龙式的微笑将手伸向阿里萨。这种情景过去已出现过两次,今后也一定还会继续出现,阿里萨一向将它领会为费尔米纳个性的特有表现。然而,那天下午,他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残酷的冷漠是不是在掩盖着一场爱情的风暴。

这种设想激起了他对旧清的眷念,使他无法平静。他又回到费尔米纳别墅的周围徘徊,感到和多年前在福音公园里的漫步同样亲切。现在,他的意图不是让她看到自己,而是要使自己能够看到她,知道她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在新的条件下,他要使自己的行动不被人察觉是困难的。

拉·曼加区坐落在一个半荒凉的岛上,一条蓝色的运河把它同古老的城市隔开。岛上灌木丛生,是殖民地时期恋人们周末的藏身之所。西班牙人建的石桥已在几年前被拆除,新建了一座空心水泥桥,以便骡车能够通过。当时,拉·曼加区的居民们不得不忍受一种设计不周的折磨:本市的第一座电站同他们相距咫尺,隆隆的响声仿佛是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们难以成眠。连乌尔比诺医生也无法使人把电站迁到更远的地方去,尽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看来在那里盖电厂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非人力所能挽回。一天晚上,电厂锅炉爆炸,声响令人毛骨悚然。锅炉腾空而起,飞过新建的房屋,越过半座城市,摧毁了古老而又好客的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大回廊。那座已变成废墟的建筑年初已被遗弃,但是锅炉还是造成了四名犯人的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地方监狱逃出来的,当时正躲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栖身。

那一片幽静的郊区,本来有着美妙的谈情说爱的传统,然而一经成为高级住宅区,对无技可依的恋人们就不那么适宜了。大街上,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难行,整年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住宅掩映在树木成荫的花园之中,摩西式的平台取代了往昔的飞檐阳台,仿佛是故意同偷情的恋人过不去似的。还好,当时流行一种专供下午游览乘坐的单马四轮带篷车,终点是一块高地;从那儿眺望十月绚丽的晚霞,比从灯塔上还清楚,还可以看到悄悄游来窥视海滩的鲨鱼。每星期四,白色远洋巨轮从海港运河通过时,几乎伸手可及。阿里萨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一天之后,经常祖上一辆四轮马车。在炎热的月份,人们通常都把车篷折起,他却总是独自一个人藏在座位深处,不愿惹人注意。他随时向车夫发出命令,要他拉到意料不到的地方,为的是不让车夫察觉他有什么歹心。实际上,他在出游时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那幢半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芭蕉和芒果树中的粉红色大理石结构的房子,有点象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棉区的田园别墅的走了样的复制品。

费尔米纳的子女们差不多在下午五点以前回家,阿里萨看着他们坐自备马车回来,然后又看见乌尔比诺医生的例行出诊。尽管在那儿几乎转悠了一年,他却没能见到他所渴望的迹象出现。

六月的一个下午,大雨倾盆而下,他仍然坚持这一独自出行的计划。马在泥泞中滑倒了。阿里萨恐惧地意识到自己正好处在费尔米纳别墅的对面,他慌了,不顾这种惊慌可能被车夫发现,紧张地向他恳求道:

“这儿不能停!别的地方都行,千万别停在这儿!”

车夫被他弄得莫名其妙,试图不卸车辕把马扶起来,结果车轴断了。阿里萨急忙从车上下来,羞愧地站在那里,听任大雨浇淋,直到来了别的同样的车,应诺他上车,才回了家。他在车外等候时,乌尔比诺家的一名女佣见到他在齐膝的泥中挨淋,女佣递给他一把伞,请他到平台上去躲一躲。阿里萨做梦也没想到会遇上那么好的运气,不过那个下午,他死也不愿让费尔米纳看见他那样的狼狈相。

乌尔比诺一家住在老城时,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从家里步行到大教堂听八点钟的弥撒。对他们来说,听弥撒与其说是宗教礼节,倒不如说是世俗社交。搬家后的最初几年,礼拜天他们仍乘车到大教堂去听弥撒,有时也在公园的棕桐树下,在友人的聚谈会上呆一阵子。但是,当拉·曼加区建立了教士会神学院的礼拜堂以后,便只在非常隆重的场合才到大教堂去。神学院的教堂建得不坏,而且有自己的海滩和公墓。阿里萨对这些变化毫无所知,在教区咖啡馆平台上白等了几个星期天,直到第三次弥撒结束,人们一批批地出来。后来他发现自己搞错了,就转上新教堂。八月的四个星期天,他都在那儿见到了乌尔比诺大夫带着子女准时出席八点钟的弥撒。唯独没见费尔米纳露面。一个星期天,他去参观教堂附近的公墓,拉慢加的这两位居民们也在那里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墓地。在冬天的木棉树下一见那座讲究的坟墓,阿里萨的心就不禁怦然跳动。墓已经建成,灵堂上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窗,陈列着大理石天使像,全家的集体墓碑上写着金字,自然也有唐娜·费尔米纳·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耶这个名字,接着是丈夫的名字,墓志铭是“同享安描”。

那一年的其它时间,费尔米纳没有参加任何民众的和社交的活动,连圣诞节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在圣诞节活动中,她和丈夫通常总是最有气派的贵宾和主角。最引人注意的是她在歌剧表演季节开幕式上依然缺席。幕间休息时,阿里萨发现有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六月里的一天夜里看到她乘古纳德公司的远洋轮到巴拿马去了,上船时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被人看出那种说不出口的病正在慢慢地吞噬着她的生命。有人问,到底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使这位显赫的夫人也一筹莫展,得到的回答是凄楚的:

“象她这样高贵的夫人,不可能害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阿里萨知道,他们家乡的有钱人不病则已,一病就是大病;也可能突然死去,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前后,结果由于哀悼活动,把节日也冲掉了;要么在令人讨厌的慢性病中折磨得奄奄一息,其病患的内情到头来还是人人皆知。到巴拿马去幽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活动。

他们在基督再临派的医院中一切听从上帝摆布。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大棚,坐落在冲积平原上,环境十分幽静。在那儿,病人们失去了对自己残生的概念,生活在孤独的病室中,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气味是健康的气味还是死亡的气味。康复的人带着五颜六色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广为馈赠,自己则不无烦恼地争取继续活下去。有的人回来时,肚子上落下了手术疤痕,伤口仿佛是用修鞋匠的麻绳缝合的,使人觉得那种手术实在太野蛮。他们在家人面前撩起衬衣,将它与别的死于过分幸福的人们的伤疤互相比较。余下的日子,他们就来回讲述在三氯甲烷的驱使下如何看见天使出现的幻觉。相反,从来没有人了解那些没有生还的人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悲惨的莫过于那些死于肺结核的人了。他们的死亡,更多的是由于凄风苦雨,而不是由于疾病本身的折磨。

到底是死是生,二者必居其一,阿里萨真不知道该为费尔米纳选择何种结局。但是,他首先想了解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可是,尽管他千方百计地打听,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她的下落。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哪怕能告诉他一点迹象,以便让他判断传言的真实程度。内河航船是他主管的天地,那里对他没有任何隐情,任何秘密。可是,谁也没听说过什么戴黑面纱的女人。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许多事,尤其是富人的事,在发生之前就满城风雨了,唯独这件事竟无人知晓。然而,也没有人对费尔米纳的失踪做过什么解释。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心不在焉地到神学院教堂听弥撒,参加一些本来不感兴趣的公众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上述传说似乎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里看上去一切正常,唯独主妇不在。

在东奔西跑的打听中,他又得到了一些以前并不了解,或者说他并不想去打听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洛伦索·达萨在他的诞生地——西班牙坎塔布连的乡间逝世。

多年前他曾在教区咖啡馆热闹异常的象棋赛中见过他,由于说话过多,他的嗓音日渐沙哑,而且随着沉入令人不悦的老年的流沙之中,他日益发胖,皮肤变得皱皱巴巴,活象老松树皮。从上世纪那次不愉快的茵芹酒早餐起,他们再也没说过话。

阿里萨断定,洛伦索·达萨对他仍旧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经给女儿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丈夫,从而也使自己活了下来。阿里萨执著地要得到关于费尔米纳健康状况的确定无误的消息,因此他又回到教区咖啡馆去,想找到她的父亲。咖啡馆里正在举行历史性的比赛: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一人同四十二名棋手对局。就这样,他才听到了洛伦索·达萨故去的消息的。尽管他仍然没有得到有关费尔米纳的消息,由于幸灾乐祸,他还是由衷的高兴。最后,他把费尔米纳得了不治之症的说法当直接受下来,并用一句人所共知的谚语来安慰自己:

女人得病,精神永生。

在他完全泄气的日子里,他只好这么想:如果费尔米纳真的死了,无论如何消息总会传到他耳朵里来的。

他永远不可能得到费尔米纳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活着,就在她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去的。他们结婚二十五年,夫妻关系一直是很稳定的,可在这次不和时,两个人都象未成年孩子似的乱了方寸,纠缠不休。真是想不到,他们年纪已经大了,日子过得很平静,不仅孩子已经出世,而且都在长大成人,很有教养,前程似锦,他们都满以为在夫妻关系上不会再隐藏着什么危机,可以和和睦睦地进入晚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危机却突然发生了。那件事对两个人都是如此的意外,以致他们不愿照加勒比地区传统的方式,用吵吵嚷嚷的哭闹和请人调解,而想采用欧洲国家的聪明办法。可是,由于他们的想法不切实际,争来争去,末了,既不是什么欧洲的办法,也不同于美洲的办法。费尔米纳决定出走,她不明白是什么理由,也不明白是什么目的,只是纯粹想赌气。乌尔比诺医生说服不了她,因为他受着良心的谴责。

第五章(三)

费尔米纳确实是在半夜上船的,她走得十分隐秘,面戴守孝的黑纱,但登上的不是古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而是开往沼泽地圣·胡安市的普通船。圣·胡安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还乡之情越来越浓。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习惯,除了一位十五岁的由她家的女仆照料长大的养女之外,没有带任何人。但是,她把自己的行程预先通知了各船船长及各个港口当局。当她作出那一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整三个月,但内心已决定长期留在那儿。乌尔比诺大夫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感到万分难过,但还是低声F气地答应下来,将它视为上帝对自己沉重罪过的惩罚、可是,当轮船的灯光还没有在他们眼前消失时,他们已在感到懊悔了。

他们虽然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谈儿女们的情况及家中的其他事情,但是几乎两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每一条解决矛盾的道路都被他们的自尊心堵死了。孩子们第二年学校放假时到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去,费尔米纳尽力表现自己对新的生活很能适应,至少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那些日子里,里约阿查的主教正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披金绣边马农的白骡子在那一带热情地巡行。来自远方的朝圣者、手风琴手、食品小贩和卖护身符的人纷纷跟在主教后面。有三天的时间,庄园里云集着残疾人和各种患不治之症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讲道和请求赦罪的,而是来向骡子乞求赐福的,据说这匹骡子能背着主人做出种种奇迹。主教过去是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当年就是乌尔比诺家的熟人。一天中午,他从讲道的地方逃到伊尔德布兰达庄园来吃午饭。午饭中间,他们只谈了些尘世的事。吃过午饭,他把费尔米纳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但是她既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很明确,她没有什么好反悔的。尽管那不是她的目的,但她起码也意识到了,她的这一回答将会传到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乌尔比诺大夫多少有点恬不知耻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妻子的一种坏习惯,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的衣服,以便凭气味决定该不该送去洗,尽管粗看上去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发现她这一行为之前,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动作会招人非议。丈夫还察觉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盥洗室里吸烟,他对这一点倒并不在意,因为她这样出身的女人,常常三三两两地关起门来谈男人,吸烟,喝廉价烧酒,甚至喝得象泥瓦匠那样醉醺醺地倒在地上。但是对她碰到什么衣服就嗅的习惯,他不仅认为不合适,而且认为有害健康。她把丈夫的意见当做玩笑。对丈夫的意见,当她不屑争论时,她都是这么对待的。她说,上帝把勤快的黄鹏鸟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是为了摆设。一天早上,她上街买东西时,佣人们在家中嚷叫起来,闹得四邻不安,因为她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们找遍了旮旮旯旯,哪里也找不到。她回家时,全家都在惶惶不安。她象鹰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在谁也想不到的一个衣柜里找到了他。丈夫惊得目瞪口呆,问她怎么会到那儿去找,她回答说:

“衣柜里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能用嗅觉来判断衣服该不该洗,孩子到哪儿去了,而且还用嗅觉来判断她一切生活领域中特别是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方向。婚后,尤其在婚后初期,乌尔比诺一直在观察她这一点,当时她处在一种业已存在了三百年但使她极端厌恶的环境中,她对一切都是门外汉,然而她在剑锁纵横的珊瑚丛中却能游刃有余,不同任何人发生冲突,这表明她深请世情,有一种超然的本能。这种令人可怕的本领可能出自宿慧,也可能出自一副铁石心肠。不管其来源如何,有时它也会带来祸患。一个倒霉的星期天,在去做弥撒前,费尔米钢又纯粹出于习惯,嗅了嗅丈夫头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她立刻惶惶不安起来,觉得同床共枕的丈夫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先嗅外套和坎肩,一边嗅一边从扣眼上摘下短链怀表,从兜里取出自动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零钱。她把这些东西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嗅了没卷边的衬衣。嗅衬衣时,她取下了领带夹、袖口上的黄色的晶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嗅了裤子,同时取出了带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圈、带珍珠母外壳的折刀。最后,她嗅了内裤、袜子和绣着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那么多年共同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气味,一股说不出的气味。既不是花香,也不是人造香水味,而是人体本身的味道。当时她什么也没有说。此后,她不是每天都能嗅到这种味道的。她所以嗅丈夫的衣服,已不是出于想知道衣服是不是已经脏得该送出去洗了,而是出于一种无法忍耐的五内俱裂的焦虑。

费尔米纳无法从丈夫的习惯来推断他衣服上的气味来自何方。问题不可能出在上午下课以后到午饭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因为她想,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刻匆匆忙忙地谈情说爱,更不会接待客人,她们得清扫屋子,整理床铺,上街买东西和做午饭。何况,在那种时候,她们的某个孩子说不定会被砖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如果让孩子看到母亲上午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被褥狼藉的房间里,而且更糟糕的是,还和医生在一起,那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衣服上的气味只能是在出诊时,或者是晚上下棋、看电影的时候染上的。这种情形就很难弄清了,因为费尔米纳同她的许多女友相反,她过分自负,不愿自己去监视丈夫的行踪,也不会求别人替她这么做。看来,出诊是最适合干这种对妻子不忠的事情的时刻,但最易被人发现。乌尔比诺医生对自己全部病人都有详细的出诊记录,连酬金都有一本细帐,从初诊一直到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画十字,写上一句为他们灵魂祝福的话,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绝无疏漏。

过了三个星期,费尔米纳有几天没有从丈夫衣服上嗅到那种气味。可是后来又突然出现了,而且一连几天,那种气味特别浓烈。其中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舞会。他和她一刻也没有分开,可那气味依然从丈夫的衣服上刺鼻地散发出来。一天下午,她违反她的习惯与愿望,进了丈夫的书房,干了一件她从来不会干的事情。她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查看他近几个月出诊的错综复杂的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那间充满杂酚油香露的书房。里边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皮封面书(不知是什么动物的皮),还有学校里各班级的模糊不清的画片、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奇形怪状的等高仪和匕首。那间书房在她眼里一向是丈夫私生活的秘密圣殿,她难得进去,因为它与爱情无关。以前她也去过几次,但都是跟丈夫在一起,那是为了处理几件急事。她感到她无权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去进行自己都认为是不体面的搜查了。但她毕竟走了进去。她在搜查时,她的恐惧几乎并不亚于她的焦急。她迫不及待地想发现真情,但又怕伤害她的尊严,伤害她天生的自尊心。天哪,那简直是鬼使神差的自我折磨。

她什么也没查清楚。丈夫的病人除去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外,也是他个人秘密的一部分。病人没有注明身分,认识他们不是凭着面孔,而是凭着病症,凭着眼睛的颜色或心脏诊断书,凭着肝的大小,舌苔的厚薄,尿液中的凝块和夜间高烧时的幻觉。病人们信任她的丈夫。认为有了他,他们才能活着;而实际上,他们是为他而活着。这些人到头来只不过在他开的医生证明书的末尾得到他亲笔写的这么一句话:请你放心,上帝正在门口等你。在徒劳无益地翻了两小时之后,费尔米纳快快地离开了书房,她感到自己受了不正派行为的诱惑。

在幻觉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躲躲闪闪,在桌上食欲不振,在床上无精打采,动辄发火,时不时地以讥讽的口吻训人。他在家中已不象过去那样平静安详,倒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从来不注意他晚上什么时候回家,现在却连几分几秒都算得清清楚楚。为了套出真情,她不惜跟他耍花招,可事后又出于心理上的矛盾觉得自尊心受到了致命伤害。一天晚上,她在幻觉中惊醒过来,似乎丈夫正在黑暗中用憎恶的目光注视着她。她感到不寒而栗,正象年轻时发现阿里萨来到她的床边时不寒而栗一样,只不过阿里萨的出现与仇恨毫无关系,纯粹出于爱情。再说,这一次,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幻觉:丈夫确实从凌晨两点就醒来了,一直坐在床上看她睡觉。但当她问他为什么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头放在枕头上说:

“该是你在做梦吧。”

经过这天晚上的事和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其它一些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以后,费尔米纳感到神思恍惚,简直要发疯了。她不太清楚事情要到什么时候了结,也不知道梦幻从何处开始。最后,她发现丈夫没有出席星期四的圣体节去领圣餐,而且最近几个星期中每个礼拜日都没领过圣餐,更没有腾出时间来进行精神净修。她问他在这些精神修炼方面的不同寻常的变化原因何在时,得到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从来没有在一个如此重要的节期不去领圣餐。这样,她意识到丈夫不仅已犯下了严重的罪过,而且他还决心继续犯下去,毫无悔改之意,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愿去找忏海牧师。她从没想过自己会为失去爱情而受到煎熬。可是这毕竟是事实。为了不致在痛苦中死去,她决意往正在毒害着她的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么干了。一天下午,她在平台上补袜子,丈夫午睡刚醒,正在读书。在他快读完的时候,她突然放下手中的活儿,将眼镜推到额头上,神态自若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聚精会神地在读《企鹅岛》,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部小说。听到妻子在叫,他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作为回答。她继续说:

“你对着我的脸看。”

他照办了。他正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妻子的脸,但他无需摘下眼睛就感觉到她的火焰般的目光在灼烤着他。

“怎么啦?”他问。

“怎么啦!你自己清楚!”她说。

她没有再说什么,重新放下眼镜,继续织补她的袜子。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期以来的困惑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同当时他预想的形式相反,她感受到的不是剧烈的地震,而是一次平静的打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事情迟早要发生,早发生比晚发生更好,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已经进入了他的家庭,这是事实。

乌尔比诺医生是四月前同她结识的,当时她正在“广慈医院”的门诊部候诊。一见到她,他就意识到一件无可挽救的事在自己的命运中终于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高高的身材,修长的四肢,优雅文静,细嫩的皮肤,温柔的性格,甜得跟蜜糖似的。那天早上,她穿一件红底白点的衣衫,戴一项同样布料的帽子,帽檐很宽,帽影一直渡到眼睛,异常性感。乌尔比诺大夫通常是不看门诊的,只是在有暇路过那里时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一下,让他们记住准确的诊断胜过一切药物。这次,他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使自己能在那位不期而遇的混血女郎进行病情检查时正好在场,并且小心地让他的学生们从他的一举一动中意识到他同她过去素不相识。他几乎没望她一眼,却把她的一切资料牢牢记在脑子里。当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以后,他就按照她在门诊时留下的地址,吩咐车夫驱车而往。她果然住在那儿,当时正值阳春三月,她正好在平台上乘凉。

这是一座典型的安第列斯式的房屋,整座房子直到锌皮屋顶都刷成黄色,窗帘是粗麻布的,廊檐上挂着石竹和裁类植物的花盆。这儿是滨海的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区,房子部架在粗大的木柱上。图尔皮亚尔乌在房檐下的笼子里调瞅不已。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蜂拥而出的学生们迫使车夫拉紧了缰绳,以免使马受惊。真是走运,芭芭拉·林奇小姐认出了医生。她以老相识的姿态同他打招呼,请他去喝咖啡,等乱纷纷的人群过去以后再走。他一反常态,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请,并且听她谈了她的身世。这正是他从那天早上以来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也是在未来几个月中搅得他坐立不宁,影响到他全身心的事。刚结婚时,有一次,一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遇到一场发狂的热恋,使他们夫妻的稳固关系受到威胁。乌尔比诺医生自以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坚实的道德基础,对这种预言只是付之一笑。然而,如今看来,这位朋友倒是言中了。

芭芭拉·林奇是一位神学博士。她是令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纳坦叶卜林奇的独生女。这位新教牧师是个瘦小的黑人,经常骑着一匹骡子到沼泽地的贫穷村落去宣扬上帝,但她所信奉的上帝与乌尔比诺大夫的上帝不同,大夫为了蔑视这位上帝,不愿用大写字体来加以表达。林奇小姐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句法有时不大通顺,这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到十二月,她就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他们两年的婚后生活过得很不痛快,因此她没有再婚的欲望。

她说:“我只爱我饲养的那只图尔皮亚尔鸟,别的什么都不爱。”

可是,乌尔比诺医生是个非常严肃的人,没想到这话是故意对他说的。相反,他糊涂地自问,这么多便利条件凑在一起,会不会是上帝为了以后加倍索取而布下的圈套。然而,他立刻又把这种想法作为神学上的蠢话从脑袋中驱逐出去,因为他当时正处在惶惑之中。

快告别的时候,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诊断。他知道,要博得病人的欢心,便必须谈病人的病。果然,这个话题引起了她的兴趣,他也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亲自来为她作一次更详细的检查。她慌了,可是他让她放心,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从来都是只向财主收费不向平民伸手的。”然后,他在他的袖珍记事本上写道:“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米纳必将读到那张载有详细的诊断记录。处方及病情发展的卡片。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想起,这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迷人歧途的那些女艺术家之一,然而,地址却使她想到住在那里的很可能是个牙买加人,而且显然是个黑女人,于是她很容易地排除了她是丈夫喜欢的女人。

乌尔比诺医生星期六提前十分钟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就跑出来接待他。从在巴黎的时候起,即使要参加一场口试,他也未曾如此紧张过。她躺在麻布床上,第一件柔软的丝织混纺衣服,美极了。她身上表现出的一切都是绝伦的:美人鱼般的大腿,令人神魂颠倒的皮肤,迷人的乳房,洁白整齐的牙齿。她整个身躯都散发出一股健康体魄的气息,这就是费尔米纳在丈夫衣服上发现的那种人体的味儿。

林奇小姐看外科门诊是因为患有一点小病,她非常诙谐地称它为“倒霉的绞痛”。可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那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症候,因而他触摸了她的全部内脏器官,与其说是认真细致,不如说他别有用心。在检查过程中,医生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才智,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位令人赞叹的女人,她的内脏和她的外表一样美丽。那时,他完全陷于欢愉之中,不再是加勒比海岸最优秀的医生,却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搅得六神无主的可怜的人。在他严格的医疗生涯中,只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当时他受到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病人一下子把他的手推开,在床上坐了起来,说:“您可以干您愿意干的事,但这样可不行。”林奇小姐则相反,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确信医生已不再在为病理而思考时,她说: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象是刚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您以为医生都是无动于衷的人吗?”

她感激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我原先以为不允许的事,并不意味着不能干。”她说。

“您想,一个声誉卓著的男子,居然看上了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

“我一刻也忘不了您。”他说。

他这话是以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委实有点令人怜悯。可是她报以一阵狂笑,笑声几乎震撼了整个卧室,使他从窘态中猛醒过来。

“我在医院里一见到您就看出了这一点,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笨人。”

乌尔比诺医生要达到目的又谈何容易!林奇小姐要求得到真正的爱,并且既要不损害名誉,又要做到不为人知。她认为,她的这些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她给了乌尔比诺大夫以引诱她的机会,然而即使她一个人在家时,她也未能让他登堂入室。她唯一过头的事,就是允许他重复那任意违反伦理道德的触摸和听诊,但条件是不能走得太远。而他呢,由于不能发泄折磨着他的情欲,便几乎每天都去纠缠她。实际上,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太软弱了,没有勇气及时中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不得不继续往前走下去。他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骑上骡子就出门去。骡背上一边驮着圣经和福音宣传品,另一边驮着食物。可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回来。另外,对面学校学生们读课文时,眼睛总是透过窗户往街上张望,他们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全部门窗都打开了。他们看见林奇小姐往房檐上挂笼子,教图尔皮亚尔乌读他们的课文。看见她包着一块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美妙的加勒比嗓子也在学着朗读课文。然后,他们看见她下午坐在门厅里独自用英语读圣诗。

他们必须选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个时间有可能;十二点到两点午餐时——这也是大夫午餐的时刻;傍晚孩子们回家时。这后一个时间一向是最好的时间,可那时,大夫的出诊已结束,离回家吃饭只剩下几分钟了。对他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本身的地位。他不能不驱车前往,然而他的车子人人熟知,并且时刻都应停在门口。他满可以象他社会俱乐部的所有朋友那样买通车夫,把他变成同谋,可这又违反他的习惯。因此,当他拜访林奇小姐的目的已变得十分明显时,穿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敢对他说,是不是过一阵子再到门口来找他,这样车子就不需停那么长时间了。乌尔比诺医生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他说:

“从我认识你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权当你没说吧。”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口,就休想隐瞒病情了。有时,如果距离近,医生自己走路去,或者另租一辆马车、以避免来自不怀好意或轻率的猜测。然而,这种欺骗于事无补,因为给药店开的处方可以使真相大白。到了这等地步,乌尔比诺医生开的处方也只能真假交错,以维护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永远带着自己病症的秘密平静地死去。他本来可以为自己的车停在林奇小姐的家门口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但是那种欺骗不会持续很久,更不会象他希望的那样,永远这样下去。

世界对他简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一旦首次的疯狂举动得以满足,两个人都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不会下决心去冒出丑的风险。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允诺,可是事后,一切又得留待以后再说了。相反,越是想和她在一起,害怕失去她的心理也越发加深了。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困难。他不再想别的事情,只是天天着急地等待下午这个时刻的到来。他取消了其它所有的约会。他把一切置诸脑后,唯独没有忘记她。但是,随着车子越来越接近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时,他就越是恳求上帝让他在最后一刻出个什么问题,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常常以这种矛盾而痛苦的心情走向林奇小姐的家。

有时他从街角看到坐在平台上读书的尊敬的林奇先生的棉花似的头发,或者看到他坐在大厅里,向本区读过福音书的孩子们讲解教义,他便感到高兴。那时,他轻松愉快地往家里走,为自己不再偷情而感到庆幸,但过后他马上又渴望所有的时间都能变成下午的五点钟。

当车子过分显眼地停在门口时,他们每次要在一起长时间地厮混就不可能了。到了三个月之后,他们的做法就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林奇小姐一看见他惊慌失措地进来,二话没说,就赶快进入自己的臣室。每逢他来的时候,她早已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措施,穿件肥大的裙子,一条漂亮的带荷叶边的牙买加衬裙,不着内衣,也不着短裤。她认为,这样可以帮他克服恐惧心理。可是,她为使他成功所做的一切都被他破坏了。他气喘吁吁地跟她走进卧室,汗珠象黄豆粒似地从脸上滚下来。进屋时,他把手杖、药箱、巴拿马草帽等一股脑儿地扔在地上,弄得叮当作响,然后便拖着裤子,连上衣的扣子都来不及解开,鞋都来不及脱就心惊胆战地做起爱来,没有尽兴就惦着离开。当他重新系上衣扣的时候,她还觉得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然而,他恪守给自己规定的框框:做完一切,不超过做一次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在路上,他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向费尔米纳吐露隐情,和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绝裂。

他没有进晚餐,下意识地在做着祈祷。当妻子睡前在屋里把一切整理好时,他在床上佯装读午睡时翻阅的书籍,他一面捧着书打瞌睡,一面慢慢地沉溺在林奇小姐的不可避免的丛莽中,沉溺在她躺卧着的树林的蒸汽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那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想到的就只有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这个时间,想到她在等他。除此之外,他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早在几年前,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大不如过去。他承认那只是些症候。这些症候,他在书上读到过,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有些上了年纪的患者,原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可突然一下子他们开始说自己患起了各种疾病,就跟医书上描述的综合症一模一样,实际上那些症候都只不过是精神幻觉罢了。他的拉萨尔博特列雷儿科临床课的老师曾劝他把儿科作为他最重要的专业。因为小孩子是最老实的,只有确实病了时才说有病,他们向医生陈述病症时不会用通常的词语,只讲具体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相反,到一定年龄之后,有时只有症状而无实病,或者是,病很严重,可症状却不怎么明显。他用缓冲剂来为这些病人治疗,以延长他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暮年,他们对自己的疾病已经习以为常,对慢性病或常犯的小病也就根本不放在心上了。乌尔比诺医生不能理解的是,象他这样的医生,自以为什么都见过,居然征服不了无病怕病这种忧虑不安的心清。更糟的是,他完全从职业的偏见出发,本来可能已经病了,却不相信。还在四十岁时,他就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课堂上说:“我在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有个人理解我。”可是,到了陷入林奇小姐的迷宫时,他已经不能把这句话当做玩笑了。

他的成年病人的所有实的或虚的病症,现在都集中到他身上来了。他清楚地感觉到心脏的形状,无须压摸就可以说出它的大小。他感到自己的肾脏已经出了毛病,发出了睡猫般的哼叫。他感到胆囊在闪闪发光,感到血液在动脉里嗡嗡鸣响。有时,他早上醒来感到自己就象一条透不过气来的鱼儿。有时感到心脏里充满了水;有时感到双脚不听使唤;有时又感到象在学校军事操练时那样,忽而出现一次心跳间歇。这些症状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最后他终于感到恢复了健康,因为上帝是伟大的。可是,他不是象对待他的病人那样,让自己服用缓冲剂,而是让自已经受恐惧和惶惑。真的,他在生活中唯一需求的,是有人理解他,即使到了五十八岁也是一样。

他求助费尔米纳,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他最爱的人,也是最爱他的人。在她面前,他刚刚使自己的良心平静下来。

这件事发生在她打断他下午的阅读,要他对着她的眼睛凝视之后,当时他第一次发现他的事情已经败露。然而,他不明白她是怎样发现的,因为要说费尔米纳仅仅用嗅觉发现了这件事,那是难以想象的。不管怎么说,许久以来,这个地方就不是一座有利于保密的城市了。第一批家用电话刚安上不久,几对看上去关系很稳定的夫妻就由于匿名电话离了婚。许多家庭由于害怕关系破裂而不再使用电话,或者在若干年中拒绝安装电话。乌尔比诺大夫知道他的妻子自尊心很强,对于通过匿名电话控告她丈夫不忠的人是不会理睬的,而且他也很难想象有哪个人竟如此大胆,在向她控告这件事时通报自己的真实姓名。相对说,他害怕的是那种传统办法:一个无名氏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张条来,这可能要遭殃,不仅可以保证发信人、收信人都不露真名,而且还可以由于他高贵的血统而把这件事神秘地与神圣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妒嫉从不光顾他的家,这是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自我夸耀的话。就是在现在,这话也一点不假,他就象瑞典火柴,只在自己的盒子上磨擦点燃。然而,他不知道,一个如此自负、自尊而又倔强的女人,面对丈夫的被证实了的不忠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他在按照她的要求注视她的眼睛之后,除了重新低下头去以掩饰自己的惶恐外,没有别的举动。他一面想着对策,一面仍然装着误入小说里阿尔卡岛上秀丽的河川之中。费尔米纳也没有再说什么。织补完袜跟,她将东西乱糟糟地扔进针线盒,去厨房吩咐做晚饭,然后上卧室去。那时,乌尔比诺医生下定决心,下午五时不再到林奇小姐的家中去。永远爱她的许诺,单独为她找一所僻静的住所使他能泰然地与她偷情的幻想,恩爱的、至死不渝的誓言等等,所有在爱情的烈火中他对她的允诺,都将永远结束了。林奇小姐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的东西就是一个绿宝石头饰。那是车夫交给她的,他既没有给她留话,也没有给她纸条。那头饰放在一个用药笺包着的小盒子里,使车夫以为那是急救药品。他这一生再也没有去看过她,连偶尔一次也没有。

只有上帝清楚,他勇敢地作出这一决定是多么的痛苦。他一个人在盥洗室里不知洒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才摆脱了内心的磨难而勉强活着。五点钟时,他没有去找她,而是在他的忏悔牧师前做了深深的忏悔。第二个星期日,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领了圣餐,但是他的灵魂终于复趋平静。

在同林奇小姐作出了断的当天晚上,他一面脱衣就寝,一面对费尔米纳重述了他一连串痛苦的失眠,一阵阵内心针扎似的疼痛,使他欲哭无泪,以及其它一些难以使人理解的眷念的感情的流露……。

当时,每逢他跟她讲起这些情况时,总是把它归咎为年老体衰。他必须把这些话找一个人发泄出来,要不然他会憋死——这也是为了避免道出外遇的真情。不管怎么说,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这是夫妻之间的习惯。

费尔米纳一边接过他脱下的衣服,一边专注地听他讲述,既不看他,也不说话。她嗅闻着每一件衣服,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快。她把衣服随意一团,然后扔进装衣服的柳条筐里。她没有发现异样的味道,但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明天又有了。在寝室对面的小圣坛面前跪下来祈祷之前,他以一声悲怆而诚实的叹息结束了对病症的叙述,说:“我觉得我要死了。”

费尔米钢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回答说:

“也许这样最好,果真如此,我们两人也就安宁了。”

几年前,在一次得重病时,他也曾讲过类似死的问题,她给了他一个同样粗暴的回答。乌尔比诺医生把它归因于女人的残酷无情,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地球才依然围着太阳转,因为当时他不知道她总是筑起一道愤怒的屏障,免得让他看出她的恐惧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最怕的就是失去他。

那天晚上却正好相反,她真希望他死去,这确实发自内心的冲动。乌尔比诺想到这一点,真是惊恐万分。后来,他听得她在黑暗中嘤嘤而泣,并且咬着枕头不让他听见。这使他陷入茫然之中,因为他知道,她不会由于疾病或内心痛苦哭泣。她只有在十分激怒时才会这样做。如果这种激怒又是由于他的过错引起,那更会哭得没完没了。她越哭越气,她不能原谅她自己这种伤心落泪的软弱。他不敢去安慰她,他知道那等于去安慰一头被长矛刺中的母老虎,他也没有勇气告诉她,引起她伤心哭泣的根源已经消失了,而且也从他的脑海里永远抹掉了。

疲劳把他征服了几分钟。他醒来时,她已点着了蜡烛,烛光十分暗淡,她没有入睡,但已不再哭泣。在他入睡的时候,她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多年来在她心灵深处积下的沉渣,被妒嫉重新搅动起来了,而且浮出了表面。她一下子变老了。看着她利那间出现的皱纹和干瘪的双唇,灰白的头发,他不禁怦然心动。他鼓起勇气对她说,已经两点多了,她应该入睡了。她背过身去,但声音里已听不出一丝怒气。

“我有权知道她是谁。”

他向她讲出了一切,心里着实轻松了不少,他认为事情已为她所知,她只是想核对一下细节而已。当然,事情并不是象他想象的那样,在他讲述时,她又重新哭泣起来,而且不是象起初那样轻松哭泣,而是哭得泪流满面。那带苦咸味的眼泪在她宽大的睡衣里燃烧着、烤灼着她的生命。她希望他断然否定一切,但他没有这样做,她因受侮辱而勃然大怒,以最恶毒的语言大喊大叫地咒骂这个社会有那么多婊子养的无所顾忌地践踏别人的名誉,即使面对他不忠的铁的证据,他也面不改色,严然象一个男子汉。当他告诉她那天下午他曾去找了他的忏悔牧师时,她更是怒上加怒。从中学时代起,她就认为教堂里的人缺乏任何上帝启示的美德。这是他们和睦的家庭中的一项根本的分歧。在过去的共同生活中他们都回避了这一点,可是眼下她丈夫居然允许忏悔牧师介入到他们的隐私中来,这实在走得太远了,因为那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事,还把她也址了进去。

“这等于把事情通报给城门楼下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她说。

对她来说,这可算到了头了。她敢肯定,不等她丈夫忏悔完,她的名声就会到处传开。她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侮辱比起羞愧、愤怒和丈夫无情无义的偷情,更加令她难以忍受。最糟糕不过的是,他竟然去跟一个黑女人去偷情。他纠正说,是个黑白混血的女人。但是,那时他用词再精确也无用,她已经作出结论了。

“反正是一路货!”她说,“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黑女人的气味。”

这事发生在某个星期一。星期五晚上七时,费尔米纳登上了开往大沼泽地圣·胡安市的一艘普普通通的小轮船。她随身带了一只箱子,由养女作伴,蒙着面纱,以避免和相识的人们见面,特别是避免他们问起她的丈夫。两人事先商定,乌尔比诺不去港口送行。他们不厌其烦地整整谈了三天,最后决定她去费洛雷斯·德马利亚镇——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坐落在那里——使她在那儿有充分的时间深思熟虑,然后做出最后的选择。儿女们知道母亲前往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但不了解内因,许久以来,他们自己也一直渴望有机会到那里去,但未能成行。乌尔比诺医生绞尽脑汁安排好一切,以便在那个邪恶的社会没有人做出居心不良的猜测。他把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如果说阿里萨对费尔米纳的出走没有发现任何迹象的话,那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迹象,而并不是由于他缺乏通风报信的渠道。文夭丝毫也不怀疑,妻子一旦怒气平息,就会回到家中来。可是,她走时断言说,她的怒气永远不会消除。

然而,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一过火的决定,与其说是气恼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思乡造成的。蜜月旅行之后,她曾数次回欧洲去,虽然每次都要在海上漂流十天,但却有充分的时间去体验幸福。她见过世面,也学会了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维,可自从那次乘气球旅行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大沼泽地圣·胡安市。回伊尔德布兰达表姐所居住的省份,对她来说即使晚了一些,也还是带有点弥补的性质。她并非由于夫妻关系上的灾难才作出这个决定,而是考虑已久。所以,单单想到回忆一下少年时代的爱恋,也能使她从不幸中得到安慰。

她和养女在大沼泽地圣·胡安市下船之后,凭着她刚强的性格,她不顾别人的种种警告,还是重游了那座城市。她想从圣·胡安市到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话去,目的是想亲眼目睹一下人们传说的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临终时睡的床。据说那张床跟孩子的睡床一般大。在乘火车登程之前,由于她有证件,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邀请她剩坐了官方带篷马车。

下午两点,疲惫不堪的费尔米纳又重新看到了她亲爱的故乡。故乡的街道,看上去更象那长满青苔的坑坑洼洼的河滩。她看到了葡萄牙人豪华的住宅,门上雕刻着带有花纹的国徽,百叶窗是铜制的,阴暗的大厅里传出阵阵响亮而单调的钢琴声,充满着忧郁和悲伤。费尔米纳的母亲新婚时曾在有钱人家教女孩子们弹过钢琴,声音仿佛与此相似。她看到了空空荡荡的广场,那儿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烤人的碎石子。有着深色车篷的马车整齐地排列着,马儿站在那儿打盹。这时,开往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诺的火车也投入了她的眼帘。在大教堂的拐角处,她看到了最大、最漂亮的房子,它有着青石连拱廊,修道院式的大门,以及许多年后,当她已经失去对事物的记忆力时,阿尔瓦洛将在那儿出世的寝室的窗户。她想起了她到处寻找不着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想到姑妈,便想起了阿里萨,想起了他那一身文人的打扮,想起了他在小公园的扁桃树下拿着的诗集。她偶尔回忆起中学时代不愉快的岁月时,也总是想到他。她哪调许久,怎么也认不出她故居的房子了,她认为,在那儿过去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便是一个猪圈。从街角过来就是妓女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妓女此刻正在门廊下午睡,等待着邮车经过时给她们带点什么。这里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从下船逛市区开始,费尔米纳就用面纱遮住半个脸,这并非因为担心有人认出她,因为这儿谁都不认识她,而是由于从火车站到公墓,一路上到处可见在阳光暴晒下的肿胀的陈尸。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对她说:

“这是霍乱。”

她清楚,她早已注意到了太阳烤灼下的一具具尸体嘴里冒出的白沫。但是她发现,没有一具尸体象乘汽球飞行时看到的那样,脑后有致命枪击。

“是的,”长官说,“上帝也在改进自己的方法。”

从大沼泽地圣潮安市到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诺的古老榨糖厂,只有五十公里,可是那列黄色火车却爬行了一整天。原因是,火车司机跟老乘客们是朋友,这些人时不时地央求他停车,以便去舒展一下躯体,在香蕉公司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走走,男人们则脱光衣服,在清澈见底的冰凉的河水中洗个澡。河水是从山上倾泻下来的。肚子饿了,他们就到牧场上去挤牛奶喝。到达目的地时,费尔米纳已经被沿途惨景吓得魂不附体,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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