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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12月25日：早晨
1991年12月25日，临近早上十点，戈尔巴乔夫的车比平时稍晚一点进入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占地七十八英亩的城堡，有绵延1.5英里长的锯齿形砖墙，从1918年起就是共产主义政府的所在地。这位最后的苏联领导人看见在参议院大楼楼顶的桅杆上，绘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他预期红旗会一直飘扬到新年头一天夜里十二点，那时，苏联也将不复存在了。然后，独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会取代它的位置，届时将有盛大的烟火表演。至少，他是这样被告知的。
在克里姆林宫墙内等待总统车驾的是美国广播公司的泰德·科佩尔、他的监制里克·卡普兰和一位摄影师。1他们正在跟踪报道戈尔巴乔夫任期的最后几天。这位著名的美国电视记者精致的银发往下梳，盖住额头，穿着粗呢大衣，大衣上是棒形的纽扣，他没有戴帽子，将头部暴露在莫斯科寒冷的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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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佩尔和卡普兰正在笑着说刚刚跟一位友好的克里姆林宫官员交谈时的误会。这位官员走向他们时，祝他们圣诞快乐。犹太教徒卡普兰绷住笑脸，回答道：“你应该祝我光明节（Hanukkah）愉快。”这位官员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祝昂纳克（Honecker）快乐呢？”这两个美国人突然大笑起来，因为这位官员居然认为卡普兰指的是在两年前柏林墙倒后逃到莫斯科的埃里希·昂纳克。
出现这个误会是情有可原的。那位不怎么光彩的东德领导人今天早上又上新闻了。戈尔巴乔夫出于同情，为这位七十九岁的共产主义强硬派在莫斯科提供庇护，虽然私下里认为他是个“蠢货”，却又觉得自己应该保护一个老同志。昂纳克害怕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叶利钦会把他送回柏林，于是向智利大使馆申请政治庇难。就在科佩尔他们说笑的当口，俄罗斯司法部长正在城市另一端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俄罗斯将不再对昂纳克负责，他的命运现在是德国和智利之间的事情了。（六个月后，昂纳克被引渡回德国，但他当时病重不能接受审判，遂被允许移民到智利，1994年在智利逝世。）
穿过克里姆林宫的博罗维茨基门后，戈尔巴乔夫的吉尔车继续往前驶过大克里姆林宫和由玻璃和水泥建造的宏伟的国会大厦（由赫鲁晓夫建造来举行共产党重要会议的地方），一直到克里姆林宫中央广场。司机发现卡普兰和摄影师后，把车停了下来，按照之前的安排，苏联总统走下车，整理好衣冠同这几个美国人一起步行最后一段路去他的办公室。
在面对西方媒体时，戈尔巴乔夫始终表现得引人注目又谦恭有礼，他同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工作者们打招呼时脸上挂着友好的笑。卡普兰惊讶于他在如此情形下还能这般镇定。“他从始至终很少情绪外露，做事有条不紊，显得沉着冷静而又庄重。”卡普兰喜欢戈尔巴乔夫。“他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一个生活在东半球的欧洲人。我的父亲要做公证时会穿上西装。我会告诉他，公证人就像是药店里某个脸上长着粉刺的青少年，但他会说：‘不，公证人是很重要的职业，他希望受到有尊严的待遇。’我父亲这点与戈尔巴乔夫类似。”
苏联领导人和科佩尔缓步走向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大楼，摄影师跟着记录他们的对话，一个高大的俄罗斯女翻译官紧跟在后面翻译，她的头发紧紧地扎成一个圆发髻。当科佩尔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时，他强调：“今天也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终点。我感到无比的镇定和自由。只是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我既不会离开政治生活也不会离开公众视野。这（一个和平的过渡）也许是第一次在这里发生。就算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也成了一个先驱。也就是说，我们是在遵循一个民主的进程。我辞去总统的职位并不意味着我政治生涯的终结。”2
科佩尔问道，他能不能想起一则关于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寓言或格言可以告诉孩子们？戈尔巴乔夫回答：“这里有我几年前听过的一个。一个年轻的统治者想要在他的王国里以一种更仁爱的方式治理国家。于是，他去咨询智者的意见。十年后，智者给他带来二十卷建议。他说：‘我哪有时间看这些呢？我还要治理国家。’于是，十年后，他们只带给他十卷建议。他说这些还是太多了。又过了五年，他只拿到了一卷建议。其中一个智者说道：‘这所有的建议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人出生，受苦，然后死去。’”戈尔巴乔夫讲述这则寓言想要表达的信息很明确：他这个改革者受尽了磨难，已经做了他所有能做的。
这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男人喜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添加类似这样的格言或段子，尤其是在回答外国人的时候。他上次与乔治·布什总统会面是在八周前，当时，他通过讲述一个路人的故事，试图让布什相信他尝试创造一个新联盟的崇高之处，这个路人问建筑工人在干什么，一个建筑工人回答：“我们在辛勤工作。”但另一个建筑工人反问道：“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是在这儿建一座寺庙吗？”
当卡普兰问苏联总统，像摩西一样被引领到约旦河又不得而过的情形会不会让他痛苦，戈尔巴乔夫回答道：“一个男人走在莫斯科河边，掉进了河里。他不会游泳。他大喊：‘救命！’没有人来救他。他想也许是过路的人不懂俄语。于是，他用德语大呼救命。同样没有效果。他接着用法语和西班牙语喊救命。就在他要沉下去时，有人扔给他一根救生索，对他说：‘如果你把时间多花点在游泳上面，也不会有这种麻烦了。’”
戈尔巴乔夫还喜欢将自己的政治轨迹和他所进行的改革的命运与苏联电影《机组人员》（The Crew）中英雄飞行员的际遇相比较，电影中的飞行员在地震中冒险起飞，他说：“飞行不安全，但是，我们不能待在这儿，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起飞。”3
一行人来到参议院大楼，一座四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苏联权力要塞，由凯瑟琳大帝建造，呈三角形，从红场上就能看到它的屋顶。飘着红旗的穹顶上曾经立着一座正义女神像，在1812年被拿破仑的军队破坏了。现在，大楼顶部是一个围起来的环形平台，上面有一根二十英尺高的旗杆。大楼入口处是多级台阶，在台阶上可以从很好的角度观赏到圣·尼古拉斯塔楼。在斯大林时期，被“传唤到台阶”的意思就是去他的办公室，那是一件令人惊恐的事。戈尔巴乔夫在门前停了下来，引用温斯顿·丘吉尔关于政客与政治家区别的评论，“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选举，而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他这话要传达的意思也很明确。他是一位政治家。他不像某人（暗指叶利钦）一样，只是个政客。
总统搭乘电梯到三层，他的办公室在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昏暗走廊边上。走廊中间铺着长长的红地毯，两边都是办公室。走廊上古老的气息和新鲜的油漆味混杂。4列宁住过的三个带厨房的大房间也在这个走廊上。他使用的书房作为博物馆保存下来，里面有一把柳条背的椅子，房间桌上的文件和记事簿都按照他工作最后一天的情形摆放着。苏联的建立者就是在这里发出命令，除去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伊帕切夫别墅里的沙皇一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有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场所，但他因赫鲁晓夫对其恐怖统治进行谴责而名誉扫地，所以，没有以他的名义设立博物馆。斯大林留下来的是五个一系列的巨大红星，由不锈钢和红宝石制成，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塔群顶上，用来替代革命前放在上面的沙皇俄国的象征，铜制双头鹰。
在进办公室之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电视组工作人员留下，自己悄声走进走廊边上的一个小房间，他年轻的女发型师在那里等着替他做日常打理。5这是他每天早上的老规矩，尤其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以确保他看起来有总统的风范。发型师修剪了一下他的后颈和鬓角，再帮他梳理吹干头发。今天，他外貌的重要性更甚于平常，因为几个小时后，他将进行一个电视讲话，届时全世界会有数千万观众观看。
根据他与叶利钦在周一制定的过渡条约，他可以在辞职后继续使用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四天，直到星期天。这样，他就可以遵守之前安排的约会，接受最后一批采访，再整理他的办公桌。直到昨天，戈尔巴乔夫才召集他办公室隔壁的核桃厅的工作人员，第一次通知这些聚集起来的四五十个男男女女——顾问、助手和部长们——他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辞职，而他们所有人最迟都要在12月29日离开克里姆林宫。
然而，有证据显示，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府已经逐渐失去耐心，过渡时期也许不会那么平静。总统发言人安德烈·格拉乔夫感觉应当给予“亡者”的葬礼仪式被省去了，新的占用者已经迫不及待要搬进来，并且已经“在给亡者的亲人施压，让他们腾出房屋”。
叶利钦的警卫已经开始接手克里姆林宫的检查关卡，并胁迫性地杵在走廊上阴暗的凹室里。几天前，军官瓦勒里·佩斯托夫还是戈尔巴乔夫的保镖头目，而在12月16日，他得知自己要接受叶利钦的指挥。直到一个秘书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才发现这件事。新的保镖和迎宾员已经替代了常见的老面孔。即将上任的掌权者们命令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人员不得锁上他们办公室的门或抽屉，还要敞着走廊上巨大的紫红色文件陈列柜。他们已经开始拦下官员们检查他们的随身物品，查看带进带出的物品。
苏联总统畅通无阻地通过了各道关卡，但他的一些助手和初级官员经常被拖住找麻烦。当一个工作热情过头的警卫要求检查鲁斯兰·奥舍夫的公文包时，这位阿富汗事务委员会主席，苏联的英雄，以及后来的印古什共和国总统扇了他一巴掌。目瞪口呆的警卫让他过去了。维塔利·古先科夫，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被阻拦了一会儿，直到他大声威胁要向总统直接抗议才被放行。
戈尔巴乔夫最资深的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得以畅通无阻地拿着他的公文包经过这些新警卫；他认为是因为他们敬重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他就这样成功从克里姆林宫带走了一些敏感文件。但是，他对目前的事态了然于胸。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想要通过一点一滴的羞辱来折磨他的前任。叶利钦的这些行事风格形似匪类，“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坚持文明的权力转移”！6
克里姆林宫的接待人员按往常的时间上班，但基本上他们要做的事就是分类整理戈尔巴乔夫要带走的个人书籍，并扔掉一些旧文件。戈尔巴乔夫的衣帽间也没有服务人员了。电话也不再响个不停催人接了。叶利钦已经接管了整个政府通信系统，切断了大多数线路。戈尔巴乔夫书桌上的五部白色电话只有一部还在用，但它也几乎没怎么响过。
切尔尼亚耶夫发现他在走廊边上的办公室里的专用电话已经被分配给别人了。他仍然可以用这部电话拨号，“但是，如果是打进来的，就不是找他的了”。但有一个电话确实是找他的。叶利钦的副总理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打来电话，声音尖锐、清晰确切地通知他，他的工作必须逐渐收尾了。布尔布利斯似乎已经把切尔尼亚耶夫的办公室指定给自己了，迫不及待地想要搬进来。
上午十点三十分刚过，在发型师打理后，戈尔巴乔夫仿佛焕然一新，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味。他经过秘书和保镖所在的狭长接待区，进入总统办公室，走过铺着地毯的镶木地板，来到桌子后面的专用高背皮椅上落座。这样一个偌大的昏暗的房间，长四十英尺，宽二十英尺，装着护墙板，天花板很高。白色的锦缎帘子挂在窗户上，一个高六英尺的书架占去了连接墙的一半。一边是一个工作台和配有舒适椅子的矮咖啡桌，那是他与来访者闲谈时坐的地方。戈尔巴乔夫的深色樱桃木桌子的桌面和基座都很牢固，桌子放在靠窗的角落里。桌后竖着一面高达天花板的苏联红旗。桌前是两把挨着的皮制扶手椅，高傲的到访者都不想坐这两把椅子，因为坐在它们上面就意味着要仰视桌后的总统。角落里是一个装着高级机密文件和一些私人物品的保险箱，其中有1982—1988年间任克勃格头目的维克多·切布里科夫送给他的礼物，一把有镶金图案的马卡洛夫手枪。
离接待室不远就是核桃厅，不久前戈尔巴乔夫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精英还在此做出重大决策，这样的场合通常没有书记员在场，决策做出后，将在毗连的政治局会议室等待批准。政治局会议室曾是斯大林的办公室。它通常被称为“鞋厅”，因为里面的桌子形状像鞋底。自从八月政变共产党被非法化以及政治局被解散后，这里就没有使用过了。桌上有一个控制台，可以打开一个特殊的墙板，展现出一系列地图，这些地图现在也没用了。许多城市和街道名，甚至是十五个苏联时期的共和国的名称都在过去的一年里恢复到革命前的形式，并且，从今天开始，共和国之间几乎不可见的虚线将会变成实实在在的国际边界线，设有海关和移民检查站。
两个保护核提箱的上校像往常一样跟随总统进入办公室的接待厅。他们将这个带锋利金属角的黑色物体放在一张桌子上，让它处于视线内。如果出现核警报，会出现一个闪光灯。自从1983年核提箱被发明到现在，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核提箱是在冷战最后阶段为苏联领导人提供的一个远程通讯系统，以尽可能缩短侦察指向苏联的导弹所需的时间。自1985年，这个设备就没有离开过戈尔巴乔夫左右。出现紧急情况时，高层领导人能够相互对话，也能与位于莫斯科郊外契诃夫小镇上的指挥中心的战略部队进行对话，这个小镇通过一个秘密的克格勃地铁通到克里姆林宫，被称作莫斯科地铁二号线。如果其中一个领导人因为核袭击失去行动能力，另外两人能够授权反击。
两位上校偶尔会向戈尔巴乔夫演示操作程序，在紧急事态下，总统怎样通过提箱内连接苏联指挥控制网Kazbek的屏幕来检测可疑导弹的轨迹，怎样通过卫星电话同国防部长和战略指挥中心对话。这个系统是针对美国的潘兴中程导弹设计的，这种导弹有七分钟的弹道。通过按下提箱内的一排按钮，总统可以授权不同类型的反击，从受限制的暴力报复到核武器大决战。
与大家所想的相反，不是三个核提箱都有解开核导弹的安全机制所必需的密码。只有总统才有权接触这些密码。如果提箱所有者都在某次袭击中身亡，总参谋部的官员们拥有主动发起反击的密码。
安德烈·格拉乔夫注意到，除了这两个上校，平时熙熙攘攘的接待室说不出的空荡。除了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美国人，没有任何其他的来访者。记事簿上也是一片空白。
戈尔巴乔夫的英语翻译帕维尔·帕拉兹琴科在到达克里姆林宫后，沿着走廊走向自己堆满字典的小单间办公室，他发现克里姆林宫的走道上“非常寂静，比平时还要寂静”。这位翻译的秃头和小胡须经常在国际场合上出现在戈尔巴乔夫的后面，他意识到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发生的一切有着不可避免的意味，自从戈尔巴乔夫几个月前将他的全体参谋人员从老广场上的共产党总部搬到克里姆林宫后，他就再也没感到自在过。
帕拉兹琴科还感觉到，这栋大楼里有一种敌意。他觉得，就好像是“环境本身正在驱逐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