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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莫斯科的“暴风雨”

就任后不到一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召集全苏共产党领袖到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作为莫斯科的领袖,鲍里斯·叶利钦要确保首都的大街小巷都装饰着这次代表大会的红色标语。

1986年2月25日,大会召开的这一天天气明朗,但温度很低,在零度上下浮动。会议厅里,这位新总书记受到了五千名代表的热情欢迎。在持续二十年的停滞不前后,他们对这位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抱有很高的期望。

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启动了他野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来使苏联经济恢复元气。他将这个改革计划称为经济改革(perestroika)或结构调整。它的目标是通过更多的自主权来更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通过政治公开来解放社会。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皮聪大度假别墅花了几天时间准备这次代表大会的演讲稿,期间他亲密的合作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提供了不少帮助。这个六十好几的双下巴秃顶男人带着大大的塑料镶边眼镜,他的左膝因为在战争中受过伤行动不便。他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大量的智力驱动。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时,见到了雅科夫列夫,他因为曾公开表示反对俄国沙文主义而被委派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相当于被半驱逐。

实际上,经济改革可以追溯到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利夫在安大略州阿默斯特堡的一个农场后院进行的一场漫长而坦率的谈话。1这位大使告诉戈尔巴乔夫加拿大体制是如何通过公开和民主来遏制腐败,因此比苏联体制优越。他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一个自由又忠诚的共产党理论家的深刻印象,于是,他被调回莫斯科,并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位前大使极力主张他的朋友考虑一些危险的想法,如将共产党一分为二,进行选举,并解除对新闻业的审查。

赖莎倾听并参与了那天在皮聪大的讨论,责备他们两人忽视了苏联社会中女性和家庭的困境。

戈尔巴乔夫站在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就与腐败和懒惰作斗争的必要性给代表们作演讲。他承诺,实行经济改革后,生活水平将会有所提升,生活消费品将更容易买到。他提到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维”,即不干涉他国内政,他还说,莫斯科必须放弃与西方的军事对抗政策。他清楚表示,只要法律未禁止的事情都是允许的,推翻了以前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不是明确允许的都是被禁止的。

他还号召停止党内为总书记歌功颂德的传统,并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打断了被他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他的溢美之词,赢得了一阵欢快的掌声,而共产党的二流政客就只能在扩音器旁排队为新领导人的智慧欢呼。

当鲍里斯·叶利钦走上讲台时,每个人都期待着又一首经济改革的赞歌。然而,就像上学的孩子与老师较劲一样,他批评了一个“不能批评的领域”——党员暗地里享受的特权。在莫斯科的这几个月里,他意识到公众对这个奢侈的额外津贴体系有多么怨恨。他低沉地说:“让一位领导人去一座普通的商店,在那里排队,就像其他人一样。这样,也许所有人都厌倦了的排队会在不久后消失。”

代表们震惊了。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许多代表确保自己在党内的高位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用像其他人一样去普通的商店排队。

共产党员的特殊权利是苏联社会长期以来的一项固定组成部分。根据被称为官阶表的严格体制,党根据领导人对“人民的服务”给予他们慷慨的补偿,这个官阶表模仿的是沙皇俄国关于职位和级别的一个正式列表。

政治局委员和高层共产党书记一共约二十五人,他们可随意使用一个特殊飞行中队中的伊尔62(Ilyushin-62)型远程喷气式飞机和图134(Tupolev-134)型双引擎客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每个人都配置四个私人保镖,一辆装有无线电电话的大型吉尔豪华车,一栋配有厨师、女仆和园丁的国有乡间别墅,他们还能免费分时享用黑海度假胜地的豪华国有度假别墅。他们的妻子配有伏尔加小轿车,司机二十四小时待命,每辆车都有克里姆林宫的牌照,军人见到需要迅速立正敬礼。2

这一切的费用都是由克格勃第九局支付,第九局是为领导人及其家人服务的一支身穿统一制服的保镖队伍,多达四万人,还管理着一个单独的党政电话系统。领导人的配偶能够命令保镖去买礼物、接裁缝来试穿或购物。其他级别的党员会收到从不对外开放的“特殊”商店运送过来的精选食物包裹。成千上万的中低层官员能从秘密商店获得不同层次的供应,还能到专用医疗诊所进行治疗。

这套体系确保了忠诚。一切事物都是国有且只要临时通知就能收回,这样一个事实会阻碍干部表达异议。

叶利钦本人也从党的利益源泉中获益。当他成为政治局候选委员时,党分配给了他一栋宏伟的国有别墅,莫斯科河五号楼,位于莫斯科西北乌索沃村的河边。当时,别墅刚由戈尔巴乔夫腾出来,他已经搬去一栋按照他个人具体要求建造的更加奢华的乡村宅邸。叶利钦前往视察自己的新家时,接待他的是保镖的负责人,负责人把他引荐给一群厨师、女仆、警卫和园丁。这位前农村党领袖被镶着大理石嵌板、镶木地板和水晶灯的宫殿似的房间震惊了,巨大的玻璃顶游廊、家庭影院、台球室和“大到足够为一支军队提供食物的厨房”。高兴得笑容满面的负责人问叶利钦感觉怎么样。这位莫斯科党领袖后来说他当时只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些话,但他的妻子和二十五岁的女儿坦妮亚、二十八岁的女儿叶莲娜因为刺激过大导致情绪低沉,无法做出回答。“大体上,我们是对这些无意义的东西感到惊讶。”尽管这样说,他还是马上搬了进来,甚至没等到把墙上戈尔巴乔夫悬挂画像的钉子取下来。

这位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领导人满怀热情地快速投入莫斯科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角色中。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了解他的性格,并且无疑确信他能够扫清过去遗留下来的残渣,与黑手党斗争,并且相信他坚韧不拔,足以执行大规模的人员清洗”。在经济改革的第一年,他和戈尔巴乔夫偶尔交谈。他们相互之间有一条专线。作为克格勃分派去保护莫斯科第一书记的官员之一,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觉得叶利钦“崇拜”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注意到,叶利钦会在专用电话响起时,跑着去拿起听筒。

叶利钦发现,在这套不合格的指挥体系下,振兴作为国家知识、文化、科学、商业和政治生活中心的莫斯科的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他还得出结论,他的前任维克多·格里申是一个败坏了莫斯科党组织的“空皮囊”。

这座城市所处的状态极其恶劣。叶利钦观察到,到处都是“灰尘、没完没了的排队、拥挤不堪的公共交通”。蔬菜仓库尤其不像话,满是腐烂的农产品、老鼠和蟑螂。分类和打包都是由被强拉来服役而满腹怨言的市民小队进行的。

一开始,叶利钦还能使用政治公开作为莫斯科改革的工具。他召集了一千名莫斯科党组织成员开会;会上,戈尔巴乔夫坐在一旁观看,叶利钦严厉批评了党员们的自鸣得意和夸夸其谈,一边做假账,一边浮夸风。在他的授意下,会议记录被公开,公众哗然。人们在书报摊前排队阅读叶利钦的大胆言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批评过“党内受贿、懒惰和狂妄自大的行为”,但叶利钦所做的是采取实际行动。他开除了犯有“谄媚、卑躬屈膝和拍马屁”错误的莫斯科官员。其中包括一个叫普罗梅斯洛夫的官员,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理由是他花了太多时间去公费旅游,甚至有一则关于他的笑话传到叶利钦的耳朵里,说普罗梅斯洛夫在从华盛顿飞往纽约时在莫斯科中转。叶利钦还开除了一个党委书记,他家的豪华房子里,墙面上铺满了兽皮,叶利钦告诉他:“你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不是一个王子。”他开始着手“清除”莫斯科许多冗余的科学研究机构,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数万闲散官员的保护区,因为这件事情,这些苏联假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原谅他。他尝试阻止企业经营者通过廉价雇佣没有莫斯科居住许可的乡下人来压榨工人。

这个健壮的喷火龙似的西伯利亚人还不事先通知就闯进工厂、医院、建筑工地、学校、幼儿园、餐馆和商店,就像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做过的那样。他对记数字很有天赋。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他先在车上研读文件,到了之后,就特意展示他不是无知的乡下人,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他们的商业内幕。他还搭乘莫斯科拥挤的地铁和破破烂烂的公交车,特别是在高峰时段。他也去食品商店前面排队,想亲眼看看人们遭受的待遇。有一次在一个肉店前,他没被人认出来,他知道有一批牛肉刚到位,于是问店员买一块牛肉。结果,店员告诉他没有了,他冲向柜台后面,发现牛肉被从后面的窗口递出去。毫无悬念,他把肉店的经营者解雇了。

叶利钦喜欢给达到他高标准的官员送手表以资鼓励。他从手腕上脱下自己的手表送给能够取悦他的人,几分钟后,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送给另一个人。有一次,他让他的助手把他的日本精工手表脱下来送给一名建筑工人。他的保镖科尔扎科夫已经学会总是在口袋里揣上备用的手表了。3

起初,叶利钦对官僚制度的撼动符合戈尔巴乔夫推动事态发展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不带笑意地告诉他,他是党内“一阵新鲜的强风”。总书记自己也在进行视察,接触大众,只不过他用的仍是老一套,在去之前会事先通知。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第一次去往莫斯科医院时,医院外面路面上的沥青都没干,还有蒸汽冒上来,而且根据他的助手瓦列利·波尔金所言,他们被带去的那个病房的床上躺着的都是健康而营养充足的保镖,顶着细心剪短的头发,热心地推荐医务人员和医院的食物。4

更习惯专制而非对话的政治局委员们为叶利钦在莫斯科各处的平民主义式突袭感到苦恼。1986年年中,戈尔巴乔夫亲自命令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党报《真理报》的编辑,减少报道赚取公众关注的叶利钦。5也是在他的要求下,党中央宣传部叫来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莫斯科党报《莫斯科真理报》的编辑,训斥他过于关注叶利钦。6在那时候,党可以开除编辑。尽管戈尔巴乔夫有时公开表态支持叶利钦,承认他正在清除首都的“污秽与罪犯”,但是,他还是与这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猛攻者”保持距离。叶利钦的指导者叶戈尔·利加乔夫跟戈尔巴乔夫一样,他不喜欢叶利钦摆布共产党官员的方式。在叶利钦关闭了莫斯科的几家特殊商店后,利加乔夫训斥他没能提高普通商店的效率。

同志们对叶利钦的怨恨在1987年1月19日的一次对抗中爆发了,那是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一次政治局星期四例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略述了他打算向党中央委员会作的关于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讲话。像往常一样,讲话的内容是提前私下想好了的。在他讲话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开口。但是,叶利钦坚持发表挑衅性的评论,针对讲话内容提出了约二十条意见。特别是,他质疑了戈尔巴乔夫认为目前的体制能够产生革新的主张。

叶利钦说道:“将保证一条条列出来,无非就是社会主义体系、苏联人民和共产党,它们已经存在了七十年了,所以,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回到过去。”他还催促戈尔巴乔夫公开指出造成国家停滞不前的是过去的苏联领导人,并且要求限定总书记的任期。

他后来声称,他当时已经变得不屑于戈尔巴乔夫的“自欺欺人”、他疑似对职位津贴的钟爱,以及他对官员在经济改革期间继续过着奢华生活的容忍。

戈尔巴乔夫勃然大怒。他先前准备的对苏联统治缺点的批评都已经只能勉强算在党员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暴怒中的他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在接下来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沉默地坐着,避开叶利钦的目光。

共产党总书记费了好大力气才让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同意他讲话中关于改革的各项提议。他认为这种主动性对于小心缓慢地将国家这艘大船转向而不至触礁的任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甚至跟强硬派冒险放松了党的控制。他放松了对宗教的镇压,释放了几十名政治犯。就在一个月前,他解除了被流放到高尔基(现在的下诺夫哥罗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和异见分子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国内流放。编辑们被允许暗示斯大林时期恐怖统治的真相,填满苏联历史的“空白页”。他逐步撤出在阿富汗的战争。他将要宣布对七十年的苏联共产主义最彻底的改革,即引进管理式民主的形式,可以直接选举出一个人民代表大会。他是在直面党内官员对经济改革的普遍抵触的情况下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好差事受到了威胁。

现在倒好,这个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无礼之徒竟大言不惭指责他维护老一套的方法。

回到房间后,戈尔巴乔夫对着叶利钦一段狂轰滥炸,喋喋不休地劝说了半个多小时。他生气地大喊,叶利钦的责难是“激烈又无用的”。叶利钦什么也没做,只会提出破坏性的批评,莫斯科的许多人都在抱怨他的“粗鲁、缺乏客观性,甚至是残酷”。而在叶利钦看来,戈尔巴乔夫“大篇的批评性发言与他所提意见的实质内容没有半点联系,而是针对我个人的”,总书记“几乎像市场搬运工那样”咒骂他。

这个坚韧的建筑工程师和莫斯科共产党官员的灾星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暴怒反应感到消沉。在戈尔巴乔夫结束说教后,叶利钦有点违心地道歉:“我已经得到了教训,我认为还不算太晚。”

他后来回想道:“毫无疑问,在那个瞬间,戈尔巴乔夫简直恨透了我。”


 
  1. 舒尔根(Shulgan)《苏联大使》(The Soviet Ambassador),第 265—267 页。
  2. 多勃雷宁(Dobrynin)《信赖》(In Confidence),第 621—622 页。
  3.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72—73页。
  4. 波尔金《震撼进界的十年》,第68页。
  5. 科尔顿《叶利钦》,第131页。
  6. 马特洛克(Matlock)《苏联解体亲历记》(Autopsy on an Empire),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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