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页 | 苏联的最后一天-康纳·奥克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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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东山再起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曾警告叶利钦不会再让他踏入政坛，这让这位前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感到绝望。他觉得“我的心就像烧尽了的煤渣”。

不过，戈尔巴乔夫给了他一份在莫斯科的稳定工作，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允许他留在中央委员会，而戈尔巴乔夫大可以将他驱逐到乡下，一劳永逸地摆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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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叶利钦却尖酸地猜测，哪怕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个叶利钦，他也得发明一个。不论戈尔巴乔夫多不喜欢他，叶利钦对于总书记来说还是有用的，这样，他就可以扮演一个睿智的无所不能的英雄形象，与之形成对比的一是“唱黑脸的利加乔夫”，二是“横行霸道、轻率鲁莽的激进分子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还要维护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名声。如果他用老一套方法对付自己的政敌，对他在国外逐渐树立起来的开明的改革论者形象有所损害。他不得不表现出，即使是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破坏者，他也是宽宏大量的，但他有把握让这个破坏者无法翻身。

叶利钦在医院待了几个星期之后才出院。回家后，他在忍受剧烈头痛的同时又陷入深度抑郁之中。“我想挠墙，几乎忍不住要大声喊叫。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忍受地狱的折磨。”¹他的睡眠很差，将愤怒的情绪宣泄在家人身上。

1988年1月8日，气候适宜，天空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叶利钦开始到普希金大街上的国家建设部上班，由四个克格勃保镖陪同，乘坐的是吉尔车，因为他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2月17日，星期四，中央委员会正式解除他这个职位，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就只能乘坐一辆中型海鸥牌汽车，也没有保镖护航了。降级是必然的，但却让他无比痛苦。据他的助手列夫·苏哈诺夫所言，这件事让他陷入心理焦虑之中，而他性格的两面——共产党领袖和反叛者——之间的内部冲突也开始让他陷入混乱。

尽管叶利钦可以保留他在特维尔–亚姆第二大街54号的公寓，却要从乌索沃的莫斯科河5号楼搬到一个相对狭窄的乡间住所。克格勃第九局派给他的安全特工也被撤走了。保镖中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自愿留下来担任私人保镖，最后被克格勃开除。不久后，他将获得的是他以前所拥有的十倍。科尔扎科夫被三个同情他的商人聘用为影子员工（领工资但实际不存在的员工），这三个商人运营的都是在经济改革下允许经营的合作企业。他需要做的只是每个月去领自己的“工资”。科尔扎科夫对叶利钦的忠诚标志着一段亲密友情的开始，他们一起打网球，一起喝酒到深夜。他们的关系亲密到两次歃血为盟，发誓永远对对方忠诚，视对方为“过命之交”。

叶利钦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牢固的莫斯科人牌汽车，车的颜色像铝锅。科尔扎科夫尝试教他开车，他声称教叶利钦开车把他的头发都愁白了，尤其是在叶利钦撞上并重伤了一名骑摩托车拖车的人之后。²

这个不安分的西伯利亚人在新职位上没什么事可做，时刻处于密切监视之下，以防他在政治上进行捣乱。每天早晨，一班又一班几乎不经伪装的克格勃特工在他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徘徊，观察进出他办公室的人。他的房间和电话都被监听。列夫·苏哈诺夫给彼尔姆的人打电话，抱怨他们的工作环境。一个克格勃的友好线报告诉他，这通打到彼尔姆的电话已经被注意到了，他可要小心了。

莫斯科的报纸仍受党的摆布，不允许发表任何关于前莫斯科领导人的正面新闻。叶利钦还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但常常被忽视。2月，巴黎《世界报》发表了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关于叶利钦那次秘密发言的描述，绘声绘色，包括关于赖莎干涉戈尔巴乔夫工作的指控。戈尔巴乔夫命令外交部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在一次媒体介绍会上申斥《世界报》发布假新闻。他对于叶利钦本人不否认对赖莎的指控感到愤怒。

慢慢地，叶利钦的痛苦平息了。他开始一个人在街道上散步。认出他的人都停下来冲他微笑，跟他握手。这些迹象初步显示，长期对政治无感的大众开始关注政治，而叶利钦因为让人们表达出不满，从而在党的机构外面获得了群众基础。

接下来的一个月，轮到叶戈尔·利加乔夫不自量力了。在戈尔巴乔夫出国期间，这个党内二把手让报纸发表了一篇列宁格勒的学校老师妮娜·安德里雅芙娜写的长信，内容是为斯大林主义价值观辩护，要求停止民主改革。利加乔夫派一个团队前往列宁格勒润色这封信，他想将它推为一个党的新方针的声明。尽管这封信显然是反经济改革的，报纸编辑们也不敢拒绝发表。整个国家都屏息等待事态的发展。

当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对此给出了一个冗长的回复，谴责这封信是在攻击他的改革，并命令《真理报》的编辑发表他的回复。改革政策又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激进分子又倾巢出动了。戈尔巴乔夫没有辞掉利加乔夫，只是这位死脑筋的狂热分子的影响力被削弱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报纸编辑变得更加大胆。挑战共产主义正统性的书籍和戏剧开始出现。寂静多年的教堂也被允许鸣钟了。在莫斯科中心普希金雕塑前的非正式聚会也批准了，这样不满的平民就可以宣泄被压抑的情绪了。在这些临时的聚会上，人们逐渐开始反复有节奏地大喊：“叶利钦！叶利钦！”前莫斯科领袖成了不满情绪的引雷针。

叶利钦不在的期间，如果说生活水平发生了任何变化的话，那也是变坏了。一个流行的段子描述一只狗赞扬经济改革，“我的锁链长了点，我的狗盆远了点，但我现在想冲谁叫就冲谁叫”。政治局发动了一次动机良好的禁酒运动，但结果是灾难性的，伏特加严重短缺，政府收入也急剧下降。糖的供应也满足不了需求，因为糖都被买去非法制造一种叫samogon的烈性酒了。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进这次改革，宣布共产主义不应该建立在伏特加税的基础上。利加乔夫则是到了荒谬的程度，竟然下令清除克里米亚的百年陈酿。另一则段子讲的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在山顶上测试回声。美国人大喊“波旁威士忌”，然后听到几次“波旁威士忌”的回声。俄国人大喊“伏特加”，传回来的回声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叶利钦日益增长的亲民形象和重新勃发的自信激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好奇心。4月，《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叶戈尔·雅科夫列夫鼓起勇气询问叶利钦关于他如何被注射镇静剂拖到莫斯科党员面前的经历。他们的采访是在克里姆林宫国会大厦里进行的。雅科夫列夫建议拍一张叶利钦坐在莫斯科人牌汽车里的照片，车现在就停在大厦外面。

抱着玩笑的心态，叶利钦靠在这辆四四方方的汽车的方向盘上，摆好姿势，科尔扎科夫坐在他旁边，苏哈诺夫坐在后面，然后，叶利钦一时兴起，打开了点火开关，并开始向出口处行驶。他的乘客们知道他车开得有多差，都吓坏了。科尔扎科夫回忆道：“他把踏板弄混了，车子开得像袋鼠在跳。”苏哈诺夫说：“我向上帝发誓我从没这么害怕过。我们开过了马涅日广场，经过展览馆。我们试着让他停下来。他说：‘害怕的人滚下去！’我们成了我们领导人古怪性情的人质。他一路开回了他的市区公寓。我们紧张极了，衬衫都湿透了。”³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犹豫要不要发表这次与克里姆林宫的禁言令相违背的采访。他最终只在《莫斯科新闻报》的德文版上发表了，但这依然在莫斯科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骚动。一个月后，叶利钦在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中要求将利加乔夫革职，但终于否认了他曾在他的“秘密发言”中批评赖莎。

1988年6月的一次特殊的共产党大会上，叶利钦再次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来了。这次大会是第九次召开，也是1941年来的第一次，戈尔巴乔夫召开会议是为了推进更多新的改革政策。与常规的党代会不同，这样的会议只偶尔召开来解决紧急的政策问题。在政治公开的精神下，会议上出现了电视摄像机。被半驱逐的叶利钦没有收到邀请，但是，卡累利阿的代表团偷偷给了他一张票，让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进去。卡累利阿地区位于与芬兰交界地带，那里的人钦佩叶利钦。在到达国会大厦后，他发现，在5000名代表中，他俨然成了一个聚集好奇目光的人物，让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动物园里的大象。他向讲台上递交了在会上发言的书面申请，但他被限制在楼座后面的座位上，坐在这里的人从没被叫上去发言。

到了大会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确信自己一直被忽视之后，叶利钦沿着大厅的台阶走向前排座位，说服克格勃的警卫让他通过，然后高举着他的红色与会代表证，毅然走向讲台。一位塔吉克斯坦代表的讲话被中断了，当叶利钦笨重地走向演讲台时，大厅里一片寂静，在这整个过程中，叶利钦都直视着戈尔巴乔夫的眼睛。到达主席台后，他要求发言。台上的政治局委员们低声商议，商议过后，戈尔巴乔夫让瓦列利·波尔金下去悄悄地叫叶利钦去接待厅——到时候会轮到他发言的。

叶利钦开始沿着过道往回走时，一些有同情心的代表和记者用能引起人注意的声音低声让他别走。他意识到也许不会被重新接纳，就停下了，又走回第一排，在一个空座上坐下。戈尔巴乔夫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把他叫到麦克风旁边。

在代表们的高度期待下，叶利钦开始讲话了。他先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必须分析现在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停滞问题的原因。不应该有禁止谈论的话题。领导人的工资和津贴应该公开。如果出现短缺，那就大家一同感受。最后一条评论获得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大厅里还是有人跟他感受一样的。最后，他要求恢复他的官职。这句话引起了一片嘘声和叫喊声。戈尔巴乔夫出面压了下来。他说：“说吧，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们想要你发言。我想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叶利钦问题了。”叶利钦回答道，他唯一的政治错误是在错误的时间，即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前夕，发表引起争议的言论，但是，党应该像列宁一样允许反对者的存在。他离开了讲台一台下一半掌声，一半嘘声，他走出房间，被一群等在外面的你推我挤的记者和摄像人员包围起来。

房间里面，一些代表再次站起来嘲笑他们这位冲动的同志。叶戈尔·利加乔夫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将让他不得安宁：“鲍里斯，你错了！”几天后，莫斯科人民开始佩戴上面写着“叶戈尔，你错了！”的领扣。

大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到目前为止意义最深远的民主改革。⁴在致闭幕词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纸上写着修改宪法的决议。这样一来，就允许产生一个新的包含2250个成员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中三分之二将直接从全苏联范围内选取，另外三分之一由经过党批准的公共机构来选取。这个代表大会将会替代形同虚设、一年只见面八天、从不听取不同声音的苏联议会。这是迈向民主的一大步。

许多衷心的代表已经在看表，准备去赶火车和飞机了，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举起手中的卡来投票。

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耍手段达成的。他已经在苏联统治的七十年里进行的第一次多候选人选举中得到了执政党共产党的支持。他的计划是将民主和管理巧妙地结合。共产党将自动拥有一百个席位。这就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局同志们能够安全无虞地将他们自己包括在这“一百个红色席位中”，而不用冒着被人民抵制的危险。戈尔巴乔夫不敢寻求某个选区内群众的支持。叶利钦的声望越来越大，他可能与戈尔巴乔夫竞争并最终获胜。

当有关选举的法律拟出来后，戈尔巴乔夫加快步伐将苏联社会与过去分离。政治公开空前繁荣。禁止销售国外报纸的禁令被解除。安德烈·苏哈诺夫被允许出国旅游。报纸编辑们发表关于管理不当和物资短缺的尖刻报道。11月，戈尔巴乔夫宣称，“只有整个生活的民主化才能保证克服停滞”。这是政治公开的春天。前沿杂志《星火》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兴奋地说，“再也没有第二个戈尔巴乔夫了”。这份杂志紧俏到在每周上市后几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官僚们还是那些‘大人物’，他们是没有理想也没有任何信仰的人。”⁵

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尊重。1989年2月，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美苏关于解除核武装的谈话带来了和平。他为东欧国家的独立创造了条件，这些国家从二战起就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他清楚表示，那些教条式的共产主义政体不能再指望苏联的坦克给予支援了。在一个外交部的介绍会上，格拉斯莫夫将这个原则称为弗兰克·辛纳屈原则——他们可以自行其是了。苏联的这项举措导致1989年间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东欧的共产主义政体被一个接一个地罢黜，从波兰开始，扩展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11月，柏林墙倒塌，一年后，德国再度统一。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叶利钦在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中获得一个通过竞选得来的席位，他将会获得民意基础（popular mandate），于是，他给他最尖锐的批评者设了一个陷阱。他规定，如果政府部长要参加选举，就必须先辞职。这样一来，如果他的眼中钉参加竞选，又竞选失败的话，就失业了。

当选举确定在1989年3月26日之后，叶利钦确实决定参加竞选。他将自己提名为莫斯科第一区的候选人，第一区是覆盖整个城市的选区。政治局通过一项新提议，召开一千名党员的“选择会议”来从三个可能的候选人中选出两人来代表首都。叶利钦认为，被允许参与的党员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顺从的、被洗脑的正式党员，他们被授意支持吉尔工厂的总经理尤里·布拉科夫。在这场持续到下午三点的会议结束后，叶利钦以超过半数的支持率被提名，布拉科夫排第二。看来这些正式党员也不怎么顺从。

叶利钦的活力回来了，他跑到莫斯科各处拥挤的选举集会，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来赢取支持。他倡导停止党的特权，允许人民通过公投来决定事务。共产党命令编辑们忽视叶利钦的竞选活动，这在无意中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一个更有效率的电报机构在为叶利钦工作：流言回路（rumor circuit），该机构几十年来都是莫斯科重要新闻的渠道。当焦虑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一个政治局委员谴责叶利钦的反共活动时，数万义愤填膺的选民涌进街道，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在莫斯科发生的最大的未经批准的集会，于是，认为叶利钦反共的想法很快也搁浅了。

既然已经启动了民主进程和政治公开，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同意让叶利钦和布拉科夫在国家电视台上进行辩论，分别代表共产党的左翼和右翼。辩论播出的当晚，数百万群众在电视机前观看。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声称给播放室打电话向候选人提问的“普通公民”都是安排好的。一个据称给叶利钦提最尖锐的问题的人第二天告诉记者，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用到了。他说：“告诉叶利钦别担心，我无论如何都会投他一票的。”⁶

在选举当天，候选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民心所向，拿到六百万张选票，也就是几乎十分之九的人都选了他。在新选出来的国会代表中，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党员，但也不完全是党的胜利。有相当一群人都是像叶利钦一样不再对党抱有幻想的激进分子，不能指望他们像过去一样听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分组表决中投票。戈尔巴乔夫承认，“从这次选举可以看出丧钟为谁而鸣”。⁷但是，令人感到无礼的是，直到选举后三天，他都没有祝贺叶利钦，他的对手的胜利也几乎没有在《真理报》中提到。

叶利钦得承认他的政治复生要谢谢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枪杀难以对付的党员；赫鲁晓夫则是给他们发养老金让他们退休；勃列日涅夫将他们派往偏远国家担任大使。叶利钦后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开了一个先例。一个被解雇的政治家还有机会重返政坛。不可预测的、陌生的新时代已经快来临了，我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⁸

四年来，戈尔巴乔夫一直负责苏联社会非凡的自由化进程。人们可以游行、示威、投票选举、批评共产党，新闻业也更加自由。然而，他的这些做法释放了一些力量，会危及他所领导的共产党。被选上的代表们自然会向着投票给他们的人民，而非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保守派想要阻止他，但除了回到过去的老方法，他们又没有其他的代替政策，而回到过去意味着压迫和停滞。

1989年5月25日，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国会大厦召开。在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下，为期十天的辩论在电视上实况转播。他被倾泻而出的愤怒和尖刻的抨击震惊了。第一天，观众听到了对克格勃的攻击、对赖莎的批评和将列宁遗体红场陵寝移出的要求。西伯利亚作家瓦连金·拉斯普京建议俄罗斯在将来应该离开苏联，这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苏联人民哪怕只听到这样的批评都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现在，苏联十一个时区的人们无法将自己从收音机或电视前挪开。安德烈·萨哈罗夫之前因持不同政见而被驱逐，现在已摆脱流放状态三年的他被选为科学学会的一名代表，得以向全国观众广播呼吁他主张，用一个联邦体制来代替苏联，从而结束斯大林模式下人民所受的压迫。当萨哈罗夫正在呼吁废除苏联宪法的第六条时（这个条款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切断了麦克风，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激愤。尽管萨哈罗夫在职期间没出什么意外，许多人却从未原谅过戈尔巴乔夫切断麦克风的审查行为，他仍然想消除已经被消声多年的公道之声。

不管怎样，在针对一个国民被禁言大半个世纪的国家的未来展开辩论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放宽了限制，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苏联政治生活的所有反对分子和异类头一回都聚集到了一个地方，畅所欲言：强硬派共产党员、前政见不同者、军事官员、工人、科学家、学者和知识分子，更别提一小部分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法学家。

巨大的通风休息室里悬挂着蕨类植物，无比宽敞的自助餐厅里容纳了一百四十张摆满美味佳肴的桌子，还有两百八十名身穿统一白色西装和蝴蝶结领结的侍者、代表和记者们混杂在一起。茫然的政治局委员们发现他们一出现在人群中就被包围了。神秘的苏联领导班子突然出现在够得着的范围内，他们的神秘感也因为能够亲眼所见而降低了。

然而，代表大会还是从属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数以百计的老派共产主义者装成民主主义者好让自己当选。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从代表大会的整体构成来看，将它看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模式。而叶利钦更愿意将它看做“戈尔巴乔夫式的，忠实反映了我们领导人的前后不一、畏首畏尾和热衷于半吊子措施和决策”。⁹

当轮到代表大会成员们选举一个最高苏维埃（一个规模精小的机构，定期开会来讨论立法）时，叶利钦随之被忽视了。人群自发涌向莫斯科街头进行抗议。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阿列克谢·卡扎尼克主动放弃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来为叶利钦让路。最后，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否定一个拥有最大的单一选举授权的政治家会让代表大会显得可笑，于是，他最终同意通融一次，用叶利钦所称的“王车易位”的方法，让他获得在上议院的席位。

经过这段时间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的“狂飙运动”后，对于苏联公民来说，一切都不一样了。叶利钦观察到，“大会开始的那一天，他们是一种人。大会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变成了另外一群人。不管我们对最终结果的评价有多消极……最重要的事情已经达成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昏睡状态中醒来了”。¹⁰

与在克里姆林宫休息室时聚集在他周围的激进改革者接触之后，叶利钦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安德烈·萨哈罗夫对他的印象尤为深刻。萨哈罗夫不喜欢叶利钦，但从他身上看到了作为逐渐露头的民主主义者的潜质，他所拥有的无产阶级的支持率是知识分子无法企及的。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叶利钦开始从共产主义“猛攻者”演变为反共产主义民主人士。

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政治局委员对整个情况有多不满。“没有其他办法，几乎每个人都很清楚，共产党专政的日子已经结束了！”¹¹

古拉格集中营的编年史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佛蒙特看到了自己祖国的一线生机。他注意到，“俄罗斯处于千疮百孔、中毒已深的状态；它的人民处于前所未有的羞辱之中，已经到了身体崩溃甚至是生物毁灭的边缘”。然而，现在，“在共产主义的铁幕之下生活了七十个要命的年头之后，虽然已经半死不活，但我们正在爬出来”。¹²

在去黑海福罗斯避暑时，戈尔巴乔夫对着赖莎自言自语他的将来，不知道他是否应该退下来。他的意思是，既然人们现在已经享有这么大的自由了，就让别人去教他们怎么用吧。他说这话不是认真的，但赖莎是当真的，也许她是意识到了前路是什么。她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该过自己的生活了，退下来，写写回忆录。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了。”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