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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12月25日:日暮

最后一天的傍晚来临了,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接管所有权力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必须去克里姆林宫,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后立刻从他手中正式接过核提箱。但是他现在还不能离开白宫。他面前已经摆着新时代的第一个难题。叶利钦跟CNN的员工道别后,在他五层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来自莫斯科苏维埃的摆着冷脸的代表团。他们的带头人是莫斯科五十五岁的副市长尤里·鲁日科夫,一个头发粗短的固执男人,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短黑外套。

鲁日科夫是来请求叶利钦劝阻莫斯科的民主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辞职的。波波夫曾是俄罗斯总统的盟友。这位头发蓬乱的市长有着希腊血统,在政变之前是叶利钦阵营中的熟面孔,在8月份的时候,他帮忙守卫白宫。后来,他希望在叶利钦的政府中谋得一职——他想要的是外交部,但被忽视了。于是,他就加入了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委员会,他和叶利钦几乎不说话了。

波波夫与莫斯科苏维埃的关系也不和,苏维埃里都是些保守分子,阻碍他进行经济过渡的应急计划。他担心在叶利钦下周将休克疗法引进俄罗斯经济后,如果一切都分崩离析的话,他要承担过失。

莫斯科正站在刀口上。叶利钦签署的一道政令在今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有报道,从1月2日起,放松全国的物价。这将结束长达七十年的针对食物和基本物资的补贴,在这七十年间,政治局决定人们应该为一片面包支付多少。这也将不可避免地抬升物价。在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怎么活?”下,《真理报》发出警告,从1月2日开始,“面包、牛奶和肉类的价格将会三倍于现在的价格,盐和火柴的价格翻四倍,燃气和水的价格将会是现在的六倍”。《消息报》的一幅漫画也表达出了这种绝望感。漫画画的是一个婴儿举枪对着他的妈妈,抢劫他的婴儿车,说道:“带我去瑞典,赶快。”

波波夫曾经向詹姆斯·贝克求助。他在美国国务卿最近来访的时候告诉他,莫斯科面临着饥荒和混乱。它撑不过这个冬天,马上需要15 000吨鸡蛋、200 000吨牛奶和10 000吨土豆泥配料。

波波夫温和地责备这位美国来访者:“这些物资中,有一些被你们的军队囤积三年后就扔掉了。但是,三年的保存期对我们来说完全没问题。”1

一些美国的补给现在已经到达莫斯科了。三天前,两架美国军用飞机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着陆,装载着价值200 000美元的军队配给,是海湾战争剩下的,已经存放一年了,还有有限的糖、面粉和大米被配送到莫斯科的孤儿院和养老院。

莫斯科人永远都不会忘记1991年12月令人烦躁不安的氛围和物资短缺。大学生奥尔佳·佩罗娃回忆起自己早上六点就要去排队为新生的妹妹买牛奶。“到处都是空空的柜台,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事物的情况都很糟糕。”安娜·普鲁日娜是地铁建造公司Metrostroi的专家,五十二岁,每天早晨奶制品店开门的时候她都排在队伍的第一个,“人群拥挤得厉害,我费尽力气才避免被踩踏在地”。三十二岁的蒂娜·卡塔耶娃在一个艺术展览中心工作,她买不到“橡皮奶头、儿童食品、纸尿布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她的丈夫当演员,从国外演出回来时,被多疑的德国海关官员盘问为什么会带这么多罐婴儿食品。五十五岁的叶夫根尼娅·卡塔耶娃是一位翻译,住在动物园街上,她在莫斯科郊外开车时,看见一个沿着街道走的中年男人脖子上挂着一捆厕纸,像项链一样。她停下车向他跑去,问他从哪里弄到的厕纸。“当然,我就开车到他说的那个地方,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每次你遇到这样的事,就是了不得的事了。你会感觉很伟大,在电话上跟朋友们和家人讨论。”2

事情坏到就连叶利钦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这样的政治精英都要去抢购食物的程度。他的妻子马夏和他们十岁的儿子在尼基特街的一个商店前排队买面包,他讲述道,当他的儿子买到最后一块面包时,“一个女人想从他的手里抢走这块面包”。他记忆中的是一个接近恐慌的城市。“令人讨厌的买食物的队伍甚至都不像往常一样推搡吵嚷。一尘不染的空商店。女人到处奔走寻找一些食物,任何在出售的食物。在空寂无人的蒂申斯基市场,东西都是美元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认为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的绝望……日日夜夜,最大的焦虑就是面包。”3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跟一个来访的美国人透露,他的妻子纳努莉囤积任何她能在几乎抢空了的超市里找到的食物。叶利钦最亲近的助手列夫·苏哈诺夫的妻子也要排两天队才能买到糖。整个城市陷入彻底的萧条。不礼貌的行为普遍到让维克多·洛沙克在《莫斯科新闻报》上这样写道:“柜台就像是一个屏障,两边是对垒的敌人。”

因为国家的钱用完了,贸易官员无法再支付运输费用往俄罗斯的港口运送食物。往常给俄罗斯首都运送供给的载货飞机也停飞了,因为燃料不足。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乌努科沃机场就像难民营一样,地板睡着滞留的乘客。苏联全境的九十个机场都因为缺少燃料被关闭了。高速路旁的加油站也没油了,甚至美国大使馆都要费心替大使的公车找燃料。随着苏联的支离破碎,莫斯科无法再从临近的共和国征集供给了,在那些国家饥饿也同样是现实。

这个国家因为不得不接受国际施舍而感受羞辱。《俄罗斯报》报道,位于莫斯科东北的沃洛戈茨基省的居民正收到由瑞典最富裕的商人的妻子们搜集起来的援助物资。盖达尔回忆道:“美国人帮一点点,法国人帮一点点,加拿大人帮一点点。但是,所有的援助比起实际需求来都只是杯水车薪。”几乎没人买得起莫斯科农货市场的食物,它们大多数是受黑手党控制的。一只鸡可能就要花掉一个月的薪水。让这场彻底的经济风暴雪上加霜的是,油价——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世界市场上骤降,而且维持苏联经济的石油资金的流动也变成了涓涓细流。外币银行停止了所有支出,除从加拿大进口谷物、从英国进口动物饲料和进口其他外国食物和药物的运输费用。

然而,为外币持有者准备的几个商店,没有短缺一说。这些商店里塞满了能在西方超市里找到的任何东西,但几乎都是由濒临灭亡的苏联的真正精英——侨民——赞助。有一些外交官、商人和记者住在专门的公寓楼,他们的孩子在这个圣诞节的早晨醒来后在袜子里找到了糖果和玩具。他们从隐藏在红场上古姆国营百货商店内一个封闭区域的商店里,如“芬兰牧人店”,买来火鸡、梅子布丁和其他美食准备圣诞晚餐。九百万莫斯科人被有效地阻拦在这些硬通货商店之外,因为卢布不可以自由兑换。这些商店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的货物——葡萄、香蕉、各种面粉、意大利面、法国酒——隐藏在刷了油漆的玻璃窗后,以免引起人们对这片消费者止步区域的注意,也避免激怒拿着空空的网线袋匆匆而过的莫斯科人。

市长在一个星期前要求叶利钦给他特殊权利来支配莫斯科苏维埃,这样他就能采取管理行动,防止瘫痪状态。否则他就辞职。俄罗斯总统不愿意割让他通过政令进行统治的任何权力,所以拒绝了。波波夫却没有辞职,而是让鲁日科夫去打破僵局。作为副市长和城市管理者,鲁日科夫是莫斯科真正的行政长官。这位矮壮的前工程师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为第一批私有企业,也就是合作社,在莫斯科的开办提供了方便,8月的时候,他也帮助集结普通民众来抵抗政变。他试图说服叶利钦,市长办公室必须有自己采取行动的自由才能预防混乱出现。莫斯科需要对燃料供给、电力和燃气网进行控制,也需要对食物库存进行独立管理。

在持续了一个小时的时而激烈的协商后,叶利钦签署了一系列十道政令,赋予波波夫更多权力。鲁日科夫带着他的人回到市政厅。波波夫决定继续担任市长。市长注意到总统给出了一个保证,莫斯科将得到“全面援助”来实施过渡。更重要的是,波波夫巩固了市长的统治。《真理报》以“辞职闹剧落幕”的标题宣布这个消息,指责波波夫充当想破坏民选代表大会的民主主义者和企业家的工具。

叶利钦如今用在弊病百出的俄罗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在一年多以前已经提出来辩论过,当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在摆弄后来无疾而终的五百天计划,想将陷入困境的指令体系(command system)转变成市场经济。休克疗法的原创者之一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是在哈佛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罗伯特·布莱克威尔的帮助下制作这个改革计划的。他们还向哈佛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征求意见,他曾帮助波兰政府实施休克疗法。4据切尔尼亚耶夫所言,萨克斯的态度是“如果你不变得和我们一样,你们就拿不到钱”。戈尔巴乔夫否决了休克疗法,因此也就没有钱流进来了。

叶利钦说服了俄罗斯议会给他特权,他已经准备好跳跃到资本主义。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由盖达尔领导的一小群激进的年轻经济学家,盖达尔是货币主义经济学芝加哥派的信徒。

三十五岁的盖达尔身材矮小,长得又圆又胖,很有智力天赋,因为他说话时嘴唇开合的方式得了一个昵称“香肠嘴”(Guboshlyop)。1991年12月25日晚上,他出现在长长的、刷白的会议厅里,四年前,消沉的叶利钦被注射了镇静剂,从病床上带到这个会议厅,因为他胆敢挑战戈尔巴乔夫的领导能力和特权,从而被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羞辱。盖达尔出现在这里是要跟琼·弗科利佐谈事情,琼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刚到莫斯科。

盖达尔回忆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经济的状况糟糕透了。”从其他共和国进口的糖、茶叶、谷物和肥皂已经下降了四分之三。机器制造业和建造业已经停止。苏联政府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收税了。苏联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还欠了三百亿的债务。盖达尔说,“也就是说,苏联破产了”。他面临的问题是,旧系统崩溃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取代它的东西。5

盖达尔为《真理报》担任了一段时间经济学方面的撰稿人之后,很快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作为《真理报》著名军事记者的儿子和著名儿童作家阿卡迪·盖达尔的孙子,他强烈支持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分离,这样他就可以试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原则。弗里德曼在另一块大陆上有过策划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经验,因此在俄罗斯很知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位经济学的权威在芝加哥大学培训了一群智利经济学家——他们被称为“芝加哥男孩”(the Chicago Boys)——来帮助皮诺切特总统废除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俄罗斯版的“芝加哥男孩”现在已经从鲍里斯·叶利钦周围的年轻激进经济学家中浮现出来了。

叶利钦给盖达尔的委任是废除中央集权的经济,盖达尔相信现在拥有完美的条件来进行他所提到的无需麻醉剂的经济大手术。国家相对平静,军队意志消沉,强硬共产主义者被拔去了尖牙。但速度很重要。他需要破坏旧的体系来使得改革不可逆转。然后,改革者认为,当物价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货物很快就会出现在货架上。他的同僚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接到了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任务,在这个国家,几乎一切都是国有资产,从面包商店到汽车工厂都归政府所有。丘拜斯向盖达尔预测,不管最后结果怎样,他都会被当做廉价卖掉俄罗斯的人来憎恶。盖达尔知道他自己也得咽那口苦水。就像布尔布利斯警告过的,他们属于一个敢死队般的政府,政府成员在强制推行必要但不受欢迎的措施后将会被公众厌弃。

俄罗斯改革者们忧心的是当货物重新出现在普通商店时,将会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美国的顾问们还是很乐观的。在12月25日下午的一个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托马斯·沃尔夫跟俄罗斯经济部长安德烈·涅恰耶夫保证,最重要的消费品的价格在放松物价的第一个月只会上涨70%。6(涅恰耶夫对此持怀疑态度,他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因为1月份物价就飞涨了245%,并持续上涨到 250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一份工作底稿承认,“人们仍然对外国顾问存有怀疑,同时前超级大国自然不愿意承认他们还有得学”。

对这个由美国启发的疗法反应冷淡的人里面,就有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即使是在叶利钦努力与鲁日科夫达成交易留下波波夫继续担任原职的时候,他的副总统还在不远的一间办公室里跟记者们谈论“我们现在是如何用混乱代替了民主”。鲁茨科伊支持的是联邦内部的俄罗斯的“独立自主”,他反对与苏联分离,他在办公桌后面挂了一幅苏联地图来强调这一点。俄罗斯总统和副总统的关系变得糟糕,部分是因为叶利钦拒绝让他担任总理,除了俄罗斯总统职位之外,叶利钦也打算把这种职位留给自己。

据科尔扎科夫透露,鲁茨科伊曾告诉叶利钦:“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我将会是你的皇冠的看门狗。”而对于叶利钦来说,他的副总统已经变成了一个“夸夸其谈的大兵”。鲁茨科伊尤其厌恶盖达尔和他的团队,他将他们描述成一群“穿着粉色短裤、红色衬衫和黄色长筒靴的决定经营俄罗斯的男孩”。他抱怨道,现在不是进行他们对国家所做的巨大试验的正确时机。他告诉记者,只有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国家才能引进自由市场,但“今天,俄罗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民主”。

副总统强调他不想和叶利钦对抗——“要问为什么的话,那就是这样做是不符合逻辑的!”——但事情必须先整理好,私有化不能以抢劫和欺骗的方式进行。对于盖达尔来说,他对鲁茨科伊只有鄙视,他评论道,这个士兵潇洒的大胡子外表下是优柔寡断的、不稳定的个性,试图避免为不受欢迎的决策承担责任。

俄罗斯议会的发言人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与很多保守代表们一样回到旧苏联思维模式。他感觉“也许是时候提议让总统解散他几乎不起作用的政府了”。

先前,叶利钦的掌权已经在逐步变得脆弱,俄罗斯议会内部的分裂加深,这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引起一场血腥的决战。

此外,还有大众酝酿着第一波对物价上涨的反抗。游行已经开始了。星期天,约五千到一万人搬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排成一条“饥饿线”后,用茶勺敲打空的锅碗瓢盆,扮演在施舍处前的队伍。泰德·科佩尔穿过游行的人群,发现他们已经在怀念死板的共产主义的严格控制了,他们既鄙视戈尔巴乔夫也鄙视叶利钦。科佩尔告诉他的ABC观众,“茶勺敲击空罐也许已经成为这个不稳定的新联邦最有力的象征”。

示威者的领头人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也是具有新法西斯主义性质的自由民主党的领袖,他告诉他的追随者,美国人来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唯一原因是来查看俄罗斯的版图,然后他们就知道该往哪儿扔炸弹了。他威胁道,他一旦掌权,将会在外太空堆满指向美国的武器,让阿富汗成为俄罗斯的省份,将西乌克兰廉价转出,最后引爆立陶宛沿境的放射性垃圾来杀死那些患有辐射病的人群。

在苏联走到尽头的这一天,还有其他危险人物在讨论怎样利用国家的混乱状态。就在莫斯科外多山的维登索沃地区的一栋别墅里,一些担心国家未来金融结构的人开完了为期三天的秘密会议。从12月22日到25日,来自不同国家的约三十个人(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一直在讨论应该怎样将前苏联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他们都是窃贼领域(Vorovskoy Mir)的成员,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高等窃贼,被这个国家监狱中的罪犯选定为罪魁,他们之间通过一部窃贼法典维系忠诚。他们来自正在解体的苏联的各个角落,来此讨论即将出现的新机会,控制一个巨大的商品黑市,从鱼子酱和黄金到汽车和零部件,应有尽有。指令性经济崩溃留下了一片空白,他们已经能够按照初步的资本主义供求形式来运转。他们的触角伸得如此之广,俄罗斯15%的流动商品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现在,他们正打算从将在新年被贱卖掉的国家资产中获取巨额利益。7

在奄奄一息的苏联,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随着国有资产被放出来私有化,这个现象即将成为革命后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现象。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最后几个月,已经有很多财富是通过非法或不完全合法的途径获得的。不受控制的私有化正在快速进行。前共产主义负责人都在互相出租主要的工业资产,准备在法律允许时中饱私囊。大多数被叶利钦收归国有的共产党的资产,现已经被私有化了。

石油工业猖獗的腐败导致了出口许可证的批量发行,允许企业家们用卢布购买石油,然后对外出售换取硬通货。盖达尔后来说道,这些盖了章的纸(许可证)“就像是一种哲人石(魔法石),几乎能即刻将越来越贬值的卢布变成美元”。石油商人和他们贿赂的腐败的掌权派成员正在尽快将金钱转移到国外。当俄罗斯总统获得克里姆林宫的指挥权时,评论家伊利娅·米尔施泰因在《新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对他发出警告。他写道,叶利钦正在接管的这个国家“已经腐朽到头了,是一个从头烂到脚的国家,一个满是动作快的窃贼和收受贿赂的官员的超级大国”。8

叶利钦不用媒体告诉他这些。12月末,两个前克格勃官员给他写信,宣称高层共产党官员正在挪用巨额金钱和黄金,将它们存放到国外的银行账户上。盖达尔设法从国家基金中弄到900 000美元来雇用国际安全和侦探机构克罗尔公司来调查这个指控。调查遇到了新俄罗斯安全部内部的不合作带来的阻碍。一个月后,调查停止。


 
  1. 贝克和德弗兰克《外交政治》,第530页。
  2. 2012年2月对莫斯科人的访谈。
  3. 2009年10月在莫斯科对盖达的访谈;以及盖达尔《胜负岁月》,第129页。
  4. 威德尔(Wedel)《冲突与共谋》(Collision and Collusion),第 127—128 页。
  5. 2009年10月在莫斯科对盖达的访谈。
  6. 科茨(Kotz)和威尔(Weir)《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第169页。
  7. 汉德尔曼(Handelman)《罪犯同志》(Comrade Criminal),第13页。
  8. 阿伦《俄罗斯的革命》(Russia’s Revolution),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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