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页 | 苏联的最后一天-康纳·奥克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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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12月25日：深夜

已经晚上九点了，克里姆林宫陷入可怕的沉寂。安德烈·格拉乔夫刚从格鲁津斯基大道的法国电视工作室做完采访回来。他在车载电话上接到一个电话，戈尔巴乔夫想让他马上回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大楼外面只有几个司机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发现三层的走廊上和办公室里都没有人。他在核桃厅找到了戈尔巴乔夫，跟他最亲密的助手们都坐在椭圆形桌子旁。这是他的上司唯一一次给他打电话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社交。一瓶五十年的白兰地已经打开了，杯子被分发到每个人手上。

戈尔巴乔夫很忧伤。他对自己随随便便就被免职感到很沮丧，甚至都没有“像文明国家一样的例行的”告别仪式。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他说：“昨天还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明天他们就将是独立国家的首脑。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安排了怎样的命运又有什么关系呢？”切尔尼亚耶夫鄙视这些无礼的领导人，他们应该将自己的政治事业归功于戈尔巴乔夫，他们中一些人极为腐败，仅为了保持权力就从共产主义跳换到资本主义。他在日记中指出，“纳扎尔巴耶夫、卡里莫夫、尼亚佐夫，更别说克拉夫丘克或其他的二流货色，甚至都不想费力打个电话来说些‘适合这个场合的’官话”，他指的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的总统。“你们能做什么！对戈尔巴乔夫创造出来的、刚起步的民主来说，苏维埃人是最大的、最顽固的遗留问题。”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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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乔夫推测，他们都太害怕引起叶利钦的不快，因此“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找到道义的力量来向正被抛弃的戈尔巴乔夫表示一下个人姿态”。（直到五年后，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中才有一位又跟戈尔巴乔夫说话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叶利钦的一个老朋友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在1996年欢迎戈尔巴乔夫来到首都比什凯克，并在一次公开场合宴请了他后，叶利钦此后有一年的时间拒绝与他握手，并在这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责备他说：“阿斯卡尔，你怎么能这样做呢？”²）

前总统在这个半明亮的核桃厅给他的一小群顾问敬酒，克里姆林宫侍者叶妮亚在下班前留下了一些沙拉和肉菜。这群人包括了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同伴和最得他心的人：有格拉乔夫，他在最后的几天代表戈尔巴乔夫向世界媒体介绍基本情况，将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做到最好；还有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帮助戈尔巴乔夫启动了经济改革；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他忠诚的助手；以及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所有这些人都是和他同甘苦共患难的、最进步的、最忠诚的顾问。

切尔尼亚耶夫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心腹、最直率的批评者，也是最多产的年代记编者。这位私生活复杂的古稀老人还是戈尔巴乔夫美好名誉的担保人。在政变的三天中，他也在福罗斯，他证实了戈尔巴乔夫关于被短暂囚禁的描述。他的正直诚实和金字招牌——即使是瓦列利·波尔金都对他倍加推崇——确保没人会认真对待在莫斯科和一些西方学术界流传的中伤说法，即认为戈尔巴乔夫秘密参与了强硬派的阴谋。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直很融洽。当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诸国进行制裁的时候，切尔尼亚耶夫写了一封辞职信，但在痛苦了很久后，没有将它递交出去。他现在觉得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作为指挥者和助手在一起工作，戈尔巴乔夫和他一起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之间有一种忠诚。他解读事件的角度通常比戈尔巴乔夫更加敏锐。他私底下认为，叶利钦虽然作为一个人来讲稍显笨拙和平庸，但却是这个历史阶段俄罗斯所需要的首领。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列宁所创造的一个暂时实体的产物，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俄罗斯和它在历史上的位置。一年前，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承认，他开始不喜欢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很欣赏我，没有说过‘谢谢’，哪怕是提到我的贡献会对他有利的情况下，也没有说过。”波尔金对他的前任上司没有任何好话，他在回忆录中也附和了这样的抱怨，声称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工作人员的关系缺乏人性的温暖和相互尊重，“看到他像对待仆人一样对待他们是很令人恼火的”。

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他在受到怀有阴谋的克留奇科夫影响的那些时日，对切尔尼亚耶夫产生了怀疑。他曾对他的参谋长透露，切尔尼亚耶夫不可信，因为情报可能就是从他这儿泄露出去的，他还指示波尔金限制切尔尼亚耶夫能够看到的秘密情报。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一整天都待在克里姆林宫，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伤感的时刻，应该陪在总统身边。他是经济改革的“第一代成员”，这些有才智的人从一开始就信任戈尔巴乔夫，热情地投入改革体系的事业中。他是克格勃前身契卡第一任负责人弗拉基

米尔·雅科夫列夫的儿子，将《莫斯科新闻报》从一份共产党宣传报转变成一份合格地体现政治公开的报纸，把握好了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准备好容忍的尺度。在戈尔巴乔夫一年前倾向强硬派的时候，他们一拍两散，但三个月前，政变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国家广播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他的政治顾问委员会的一员。他将自己与戈尔巴乔夫联系得如此紧密是在冒险。俄罗斯总统现在掌握着国家电视台，他明天就会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留下来。

像切尔尼亚耶夫一样，圈子里的另一位雅科夫列夫过去也被戈尔巴乔夫的轻率欠考虑伤害过。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曾向切尔尼亚耶夫透露，在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的六年，他从没听到过一句谢谢。他抱怨道：“事实上，经济改革的想法是在我还担任加拿大大使的时候与他的一次谈话中产生的，我甚至感受不到他的任何感激之情。”他们的关系有时非常令人担忧，现在也仍然很复杂。就在一年前，克留奇科夫告诉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总统从此变成了妄想狂，甚至在1990年夏末的一天，突然冒出他的顾问正与其他激进者一起谋划政变的想法。³于是，他跟踪雅科夫列夫到几百英里外的一个森林里，雅科夫列夫在那里和孙子们一起采蘑菇。在电话里，他几乎指责惊讶得目瞪口呆的雅科夫列夫密谋反对他。这样一来，死硬保守派就有理由怀疑戈尔巴乔夫这位助手的长期意图。在苏联解体三年后，雅科夫列夫声称，他和谢瓦尔德纳泽在经济改革的那些年就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会导致体系的崩溃，他自夸道：“我们在对手们及时醒悟过来阻止之前就已经完成了。”⁴政变让戈尔巴乔夫看清了克留奇科夫的阴谋，但他从未完全克服他对雅科夫列夫的不信任。他知道在政变后期待他在俄罗斯议会被羞辱的可不止叶利钦一个人。他注意到自己的某些同伴也在幸灾乐祸地观望着，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是其中之一。

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在摧毁体系上也帮了忙，虽然他经常因为戈尔巴乔夫的举棋不定感到挫败。这位六十七岁的亚美尼亚人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经常催促戈尔巴乔夫向社会民主转变，向多党政治前进，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他后来观察到，“在革命体系中，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们在今天看来觉得陈腐的事物，在当时你连提都不能提”。戈尔巴乔夫也曾怀疑他泄露了处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州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冲突的决定，他让克留奇科夫去调查，但没得到任何结果。二十一个月前，只有夏哈纳扎罗夫被邀请与米哈伊尔和赖莎单独喝香槟，庆祝他的上司荣升为总统。现在，他在这里见证他的下台。赖莎没有来“送葬”。深夜的克里姆林宫一直都是男人的时间。

尽管有戈尔巴乔夫任职期间的所有怠慢和不公，在这最后的时间里，一种伙伴情谊的温暖和感受回到了被脱去皇冠的皇帝和他致力于改革的侍臣之间。在空荡荡的克里姆林宫大楼里，这一小群助手一致认为，他们服务的是一个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一位伟人。在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种联系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团结在戈尔巴乔夫周围。

苏联国旗的降下对他们所有人都有不小的影响。即使是经济改革最激进的改革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都觉得这件事在撕扯着他的情感。他、切尔尼亚耶夫和夏哈纳扎罗夫都在与希特勒军队进行的伟大爱国战争中在红旗下战斗。就在一年前，雅科夫列夫还宣布，他会保卫这个革命象征，“就像我的父亲在四年内战中保卫它，就像我在伟大爱国战争中保卫它一样”。⁵它已经不在那儿了，不需要保护了。

安德烈·格拉乔夫认为这一天既是一次失败，也是一场悲剧。它是一个在完成任务前就被迫离职的政治家的失败，也是一个在计划见成效前就被迫将它们放弃的改革者的悲剧。（在这群人中）相对年轻的发言人想起还有一些朋友缺席了，但至少不该来的人没有出现。犹大没有参加这次最后的晚餐，但“即使犹大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随从，他现在也已经背叛了”。⁶

冷战结束时戈尔巴乔夫身边最重要的改革者没有出现在这次聚会中。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在老阿尔巴特街附近的波罗特涅科夫大道上自己的公寓里看辞职演讲的，他现在正因为在祖国格鲁吉亚发生的内战而心事重重。这位前苏联外交部长跟两位雅科夫列夫一样，都是在政变后重新加入总统团队的。他近来有时在深夜的时候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待在克里姆林宫，单纯就是聊天，但他们永远也恢复不了他们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完成伟大事迹时那种友谊的温暖了。谢瓦尔德纳泽无法原谅戈尔巴乔夫袒护在1989年杀害他的首都第比利斯的游行示威者的苏联军队，也无法原谅当他被强硬派攻击时戈尔巴乔夫没有替他辩护。他觉得总统从来都不听那些对他真正忠诚的人的意见。并且，他对戈尔巴乔夫在接受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时没有提到他颇有微词。他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做点什么，说几个字，谢瓦尔德纳泽也可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⁷他确定戈尔巴乔夫开始憎恶他的外交部长在西方的受欢迎程度，推测道，“世界认识了我，信任我，而戈尔巴乔夫对这点很不乐意”。在政变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公开提出关于戈尔巴乔夫合谋的可能性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后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谢瓦尔德纳泽说这样的话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谢瓦尔德纳泽还想在戈尔巴乔夫的告别辞中让他承认自己在结束冷战中所起到的作用，但他提出的关于辞职演讲的建议被忽略了。现在他觉得当时接受做回原来的工作是一个严重的个人失误。

当核桃厅的这些人在举杯致敬又重新倒满后，戈尔巴乔夫回忆起他早年作为一名职业共产党员的日子，以及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性，苏斯洛夫是幕后操盘手，塑造了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时代之间共产主义思想的禁欲主义。年轻的共产党官员戈尔巴乔夫曾一度敬畏苏斯洛夫，甚至跟他戴一样的浅顶软呢帽。苏斯洛夫让戈尔巴乔夫一炮走红，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跟随者有一天会以改革者的身份帮助摧毁共产党。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则对苏斯洛夫只有轻视。在他的研究中，他已经将他确定为斯大林掩饰下的一个大屠杀计划的拥护者和负责人之一。他已经证实苏斯洛夫参与了逮捕的组织，对将成千上万的平民驱逐出波罗的海国家负有直接责任，并精心策划了对杰出的苏联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迫害。在他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导师应该因为反人类罪被审判。但他什么也没说。

戈尔巴乔夫记得他刚到莫斯科工作的时候有多么战战兢兢，他成为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又是怎样弄清楚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他告诉他的同志们，在完成他的回忆录后，打算写一本书来解释经济改革的想法是怎样在他脑海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说到这里，他顺便让切尔尼亚耶夫告诉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高级助手霍斯特·泰尔奇克，不要把他已经在西方出版的书《八月政变》的钱发到莫斯科。⁸在不确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还是暂时将钱在外国存成硬通货的好。

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感激别人对他的忠诚方面有些迟了，但在他最痛苦的这个夜晚，“有这些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陪在他身边，分担他担任总统最后几个月的巨大压力和剧变”，还是很让他感动。这里都是理解所发生之事的真正意义的人。“他们许多人在克里姆林宫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的动力不是职业兴趣，而是真诚的情感。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尤其是我与其中一些人在过去还有过冲突的情况下。”⁹他认为，像这样的亲密战友能够了解，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多么大的一个负担，有些时候事情又多么艰难，这些事件又是如何经常让他濒临绝望的。

这些忧伤的改革者在克里姆林宫一直待到了午夜，还不想接受最后一任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他们的事业也随之结束的事实。

格拉乔夫回忆道：“我们喝了几瓶白兰地。气氛肃穆而悲哀。

有几分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感觉。有一种所有人同甘共苦的感觉。”¹⁰

戈尔巴乔夫在多愁善感地和同志们道别后，走到克里姆林宫广场，他离开参议院大楼时，总统的吉尔车就已经在等着了。司机载着筋疲力尽的前总统穿过城市中心无人的街道，驶过莫斯科河大桥，沿着库图佐夫大街上了鲁布列夫高速，最后到达别墅的车道。外面的温度降低了，车头灯反射着沥青路面上堆积的冻雪上的冰凌。司机没有像往常一样将车停人车库，而是掉头离开，消失在夜色中。

当戈尔巴乔夫走进总统住处时，他震惊了。衣服、鞋子、书、装框的照片和个人纪念品要么堆在地板上，要么塞在盒子和板条箱里，已经准备好搬往新家了。今天晚上不是和赖莎在小道上进行午夜散步放松的时候。况且，他已经感觉到有流感的症状了。

伊戈尔·别利亚耶夫制作了总统在最后几天跟官员和外交家们谈话的磁带，并带回他在莫斯科的公寓。这位纪录片制作者拍摄了一些独一无二的照片，关于戈尔巴乔夫处理未解决的事务的，如公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克格勃文件。别利亚耶夫崇拜他的莫斯科大学校友。他想让他还在世时就受到俄罗斯人民的爱戴，想让他被当成一个俄罗斯不能理解的人来感激。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了解别利亚耶夫的忠诚，让别利亚耶夫全权负责ABC和苏联广播的项目，记录戈尔巴乔夫的离职。不出他所料，这位电影制作者发现，在电视中心，任何对戈尔巴乔夫的关注都是极其敏感的。除了实际的辞职播放和这部苏美电影，莫斯科电视台总部几乎没有人想被牵涉进一个积极关注戈尔巴乔夫对世界的贡献的节目。

别利亚耶夫将胶卷藏在沙发底下，过了十年才把它们重新拿出来。一直等到2001年12月戈尔巴乔夫辞职十周年的时候，他才得以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他的纪录片。

在克里姆林宫的另一角，叶利钦也待到很晚还没有回家。但是，在戈尔巴乔夫喝着白兰地的时候，今晚的叶利钦却是清醒的那一个。叶利钦因为作为军队最高总指挥合法掌控核提箱的新责任而情绪有所缓和。当沙波什尼科夫来到叶利钦的办公室完成核提箱的转移时，他发现叶利钦兴致索然。¹¹就像以前一样，脾气爆发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和悔恨情绪。

一个小时之前，在一个城市有两个常驻的不同政治实体的两位总统。现在，只剩叶利钦一个人了，他必须按照新规则办事。他后来承认，获得绝对权力的狂喜很快就被“严重的紧张不安”代替。

叶利钦对提箱里的通讯屏幕、授权按钮和电话系统都非常好奇。沙波什尼科夫观察到他是多么认真仔细地熟悉这套设备和它的工作原理，与军官专家讨论，解决了他们的住宿、路线、私人生活和工作流程等所有问题。“在那之后，我又与叶利钦待了一个小时，我们详细讨论了军队的问题。”

军队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自从晚上七点最后的苏联领导人签署政令辞去总指挥职务后，三千八百多万苏联军队就不复存在了。他们所有人宣誓效忠的国家也不存在了。这个国家的核力量分散在四个共和国，但是现在隶属于俄罗斯总统。作为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的独联体军队的国防部长和指挥官，沙波什尼科夫有新的职责。他向他的政治领导人表达了深重的忧虑，苏联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的解体可能会带来混乱。

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崩溃在新独立的共和国留下了苏联陆、海、空部队。元帅必须监督俄罗斯国籍的常规力量的撤回，以及将所有核武器从俄罗斯的邻国撤回。在苏联垮台前，莫斯科军队的军事行动范围有865万平方英里，从太平洋延伸至西欧。现在已经被控制在与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中国、蒙古和朝鲜接壤的660万平方英里俄罗斯领土范围内。

所有的军事行动地图都过时了。莫斯科现在失去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它们的战略性波罗的海港口，失去了处于欧洲中心的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以及曾经忠诚的“斯坦国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新政府们忙于攫取苏联的军事资产。到处是一片混乱。俄罗斯指挥官们将船只和飞机重新进行安置，以防它们被其他共和国征用。在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议下，叶利钦这天早上发布命令，让苏联舰队的骄傲、还在试航的庞大精密的新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起航，将它重新安置在俄罗斯北部的摩尔曼斯克，防止它被新的乌克兰当局夺取。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当天《消息报》的采访中，将自己对在乌克兰领土上苏联军队的立场传达给莫斯科。乌克兰总统再次向俄罗斯保证，他不反对叶利钦担任他领土上的战略力量的最高指挥，但有一个强制条件，就是将战略导弹和策略核武器从军事行动状态解除。“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核武器，但它们将永远不会被启动。这样的话，世界将会知道，如果出现任何不幸的事，都不会有乌克兰的责任，不过但愿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至于常规力量，克拉夫丘克承诺不会赶走俄罗斯军官，也不会邀请在其他地方服役的乌克兰军官回到乌克兰服役。“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得为他们的回归做好准备，也要因此赶走正在这里生活的人。这将涉及大规模的民族的重新安置，会导致对抗……乌克兰人快速回归到乌克兰是不现实的，还会让生活在乌克兰的115万俄罗斯人心中滋生焦虑。”

至于戈尔巴乔夫最近经常抱怨俄罗斯人现在发现自己是在外国，克拉夫丘克尖锐地评论道，也有很多乌克兰人住在俄罗斯，但俄罗斯没有一间乌克兰学校，也没有一份乌克兰语的报纸，然而在乌克兰，一半的乌克兰儿童是在用俄语教学的学校接受教育的。

沙波什尼科夫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他因事情的结果感到解脱。大使和记者们一直在问谁拥有对核武器的政治控制，这让他备受折磨。当他走向他的豪华车时，一个俄罗斯记者喊了出来：“核按钮在谁的手上？”他笑着回答：“在安全的手上。”

在城市另一端的五角酒店，CNN主管们正在庆祝他们机敏的新闻策略，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些美国人得意洋洋。对于斗志旺盛的约翰逊来说，这是“我们一生中一个难以置信的时刻”。几个小时前，斯图·卢里离开聚会，前往红场附近巨大的混凝土宾馆，俄罗斯宾馆，那里有一个工作室，里面有一条卫星上行线路连接到洛杉矶，这样他就能出现在CNN的拉里金实况广播（Larry King Live）节目上。当他讲述那支万宝龙笔是如何被用来结束苏联时，他将笔举起来让美国观众能够看到。第二天早上，约翰逊在吃早餐时向他要笔。卢里将笔从口袋里拿出来，递了过去。他绷住笑脸道：“你就记得它是你的！”¹²

CNN的庆功会被CNN经理弗丽达·吉蒂斯从格鲁吉亚打来的电话打断了，她那里正全面爆发内战。¹³总统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正遭受第比利斯武装反动力量的袭击。克里斯蒂安·阿曼普、索伯汉·丹诺和女摄影师简·伊万斯勇敢地冒着枪火，到达议会里面加姆萨胡尔季阿的防空洞，在炮火声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吉蒂斯说：“这通混有噼里啪啦杂音的卫星电话告诉我们，在格鲁吉亚领导人的地坑中的采访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磁带拿回莫斯科，然后就有可能向全世界播放了。”

这将是另一个全球独家报道。因为往返第比利斯的航班都停了，一个莫斯科的CNN制片人通过门路找到俄罗斯空军的一名飞行员，飞行两个半小时到达第比利斯，然后拿着磁带立刻返回。这个带着大裘皮帽的矮个子男人说一万美元成交。汤姆·约翰逊先给了他五千美元，承诺他回来后再付另外的一半。这个飞行员在二十四个小时内都没有再出现，而到那时BBC已经播出了他们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采访，CNN莫斯科办公室也播放了阿曼普采访的副本，是从一名通过格鲁吉亚另一个机场的正常航班前来的通讯员获取的。当那位迟到的飞行员最终出现时，他要求支付另外五千美元。

CNN员工一开始拒绝了，但因为陪他前来的是两个充满威胁的大块头保镖，他们觉得，拒绝付钱可能是不明智的。吉蒂斯是这样描述的：“我们付了钱，拿到磁带，然后把磁带扔进了垃圾桶。新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已然融入旧苏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