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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12月26日:第二天

1991年12月26日的早晨天气晴朗,但要冷得多。气温降到了华氏22度,总统别墅被积雪覆盖的房檐上已经结了冰柱。戈尔巴乔夫早晨醒来,发现吉尔车没在车道上等他。叶利钦的又一个承诺——戈尔巴乔夫可以把他的总统座驾保留到12月29日——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备用的吉尔车,切尔尼亚耶夫不悦地指出,这辆车还是由叶利钦“好心”提供的,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回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还有三天的时间,或者说他相信他还有三天的时间,来清理办公桌和完成最后一些预约。

这位新统治者正在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他所倚仗的是俄罗斯总统一时的兴致。叶利钦命令保安负责人科尔扎科夫挑选出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和司机来进行骚扰,好让他们一家尽快离开别墅。他后来声称,他的逻辑是,作为唯一的总统,他必须立刻征用总统住处,不管他承诺过什么。巴尔维哈4号别墅有一个军事指挥所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所有通讯设备。国家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待的地方,不可能没有核按钮相关设备和常伴核提箱左右的两位上校。

尽管新的身份是平民,戈尔巴乔夫仍然坐在借来的吉尔车里沿着库图佐夫大街快速地行驶,前后都有警车护航。当他到达克里姆林宫时,俄罗斯国旗飘扬在参议院大楼炮塔上,他发现克里姆林宫警卫的态度明显是前恭后倨。当安德烈·格拉乔夫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来帮戈尔巴乔夫履行最后的职责时,他们也被迫意识到保安和服务人员现在听命于另一个人。格拉乔夫观察到他们是如何粗鲁而故意地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他身份的改变的。

这两位忠实的助手惊讶地发现,戈尔巴乔夫看起来非常憔悴和不适。他因为宿醉而感到难受,还要一边和流感发作产生的疼痛和不适作斗争。他不仅要面对被迫离职的毁灭性打击,还要担心困扰着赖莎的精神痛苦和对他们私人生活的干扰。他经过冥思苦想,认为他被免职的方式是“苏联所继承的糟糕传统中最不文明的”。

戈尔巴乔夫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愤怒地抱怨道,“他们把我扔出公寓,他们还把我的车拿走”,在他办公室门上的铜牌上还写着“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红旗也还竖立在他办公桌后面原来的地方。

切尔尼亚耶夫很好奇,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还是想使用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办公室。这会让他的敌人们以不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但他发现在这样敏感的时候很难反驳戈尔巴乔夫。“他很固执,而我即使在争吵的时候也不愿意尖锐地对他。他可能会认为因为他现在不是总统了,所以我变得放肆了。”

戈尔巴乔夫的告别演讲晚于每日晨报的截稿时间,导致切尔尼亚耶夫得出“所有报纸都因为害怕叶利钦而不敢刊出演讲全文”的结论。大多数的报道都是批评这位离职总统的。俄罗斯议会的机关报《俄罗斯报》(登出了全文)在头版登了一篇评论,标题为:“西方相信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相信叶利钦”。该报纸的资深专栏作家弗拉基米尔·库兹涅切夫斯基指责美国想要保持苏联的完整,想要戈尔巴乔夫继续担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有力地显示出他与主要的国际领导人是意见一致的”,而叶利钦则完全不同,他除了对俄罗斯的利益感兴趣之外不关心别的,并通过将俄罗斯融入总的历史洪流中来满足这些利益。报纸引用了一个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有63%的俄罗斯人乐于见到戈尔巴乔夫离职,66%的人深信苏联将在独联体中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

对于担心有人试图抹黑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来说,更让人不安的是同一份日报的另一名评论家根纳季·梅尔科夫,他要求对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公开审判。在题为“纽伦堡的幽灵”的文章中,他指出,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因为纳粹主义而有罪,但领导集团应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道德责任。他写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五千万人被杀,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杀过这么多自己的同胞。

负面的报道让戈尔巴乔夫的同伴们痛苦不已。亚历山大告诉一个记者,“那些背叛者对戈尔巴乔夫的忘恩负义让我感到很受伤”。

但是,也有几份报纸表达了对被推翻的总统的同情和感激。前苏联政府的机关报《信息报》对戈尔巴乔夫被抛弃的方式感到很愤怒,它在头版宣布,“他辞职的时候直率地直视着我们的眼睛。他已经尽力了”。报纸的专栏作家加亚兹·阿里莫夫对缺少一个恰当的告别仪式表示批评。“这是一个事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的问题,事关现任政治领导人的荣誉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惭愧;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人为此感到难过了”。一位同事尹娜·穆拉维耶娃指出,戈尔巴乔夫解放了新闻业,赶走了恐慌,打开了他们自尊心的“阀门”。“他留给俄罗斯通货膨胀、街上的乞丐、百万富翁和80%的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民,但也给我们留下了安德烈·萨哈罗夫和作为一个值得自豪的人类个人价值的实现。”

《星火》的编辑维塔利·科罗季奇若有所思地写道:“戈尔巴乔夫对待这个国家就像我妻子处理白菜一样。他以为只需要剥掉第一层叶子就可以去掉污垢。其实他该一直往里剥,直到什么都不剩。”

激进的青年报纸《共青团真理报》承认,尽管戈尔巴乔夫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他却改变了人们自身。“他不知道怎么做香肠,但他知道怎么给人们自由,而如果有人认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的话,他很有可能永远一种都得不到。”

《真理报》在八月政变后就被关闭,后来被一个支持共产主义的记者团队重新启动,又被希腊企业家雅尼克兹家族集团接管。它发出宣言:“结束这场闹剧吧!”这个以列宁的勋章作为报头的前共产党机关报,天天被叶利钦的官员骚扰。几天前,他们的供电和电话都被切断了,忠于俄罗斯联邦的民兵查封了它位于办公大楼十层的编辑办公室。然而,《真理报》的主编亚历山大·伊林设法每天制作出报纸。他小心地抵制住对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表示幸灾乐祸的诱惑,说道:“现在还不到在离去的人背后扔石头的时候。”

而共产主义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反应则与众不同,它是两边都不放过。在它的头版上发表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站在一堆灰烬上,戈尔巴乔夫说道:“现在我认为我们可以说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

当戈尔巴乔夫正在处理早晨的信件时,意大利记者朱列托·基耶萨和同事恩里科·辛格到了,他们将对作为“平民”的戈尔巴乔夫进行第一个采访。这两位来自《新闻报》和《共和国报》的记者发现气氛很奇怪。基耶萨回忆道:“一切都很混乱,每个人都在离职,叶利钦的人已经不耐烦地等在那里了。”1他们注意到,一面红旗仍然堂而皇之地陈列在戈尔巴乔夫身后,仿佛苏联还存在,而他也还是总统。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优雅地跟这两位意大利人打招呼,但基耶萨还是察觉到了他的失落感。

这位前苏联总统讲了一个故事来逗乐他的客人们。在他的事业早期,他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西西里度假,一个法国游客奇怪地想勾搭他年轻的妻子,他不得不冲他挥了挥拳头。基耶萨想:“也许那个人不是法国人,而是意大利人,戈尔巴乔夫这样说只是想对我们客气点。”在说到苏联被解体的方式时,戈尔巴乔夫泄露了一丝痛苦。他将苏联的结束称为一场政变,将阿拉木图峰会后共和国总统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称为斗鸡比赛。

他自负地说道:“我自己随着国家的改变而改变,但我也改变了国家。毕竟,要帮助自己的祖国恢复在国际社会的位置、恢复到符合普世价值的机会是很渺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种无论如何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的感觉。”

当这两个意大利人问到他的家人对他的辞职有什么感受的时候,他回答得真情流露:“我很感谢我的家人能够承受这一切。”他说,他生活条件的改变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指的是他从一栋宏大的国家别墅搬到一栋稍小一点但仍很宏伟的别墅居住,他可以终生使用那套别墅和国家提供的汽车、司机、保安和仆人。“我的家人和我都不是被惯坏的人。”

当问到在看见红旗被提前从克里姆林宫上降下有什么感受时,他回答道:“我的感受跟这个国家千千万万的公民一样。红旗就是我们的生命。但出于对同胞的尊重,我不想将这个时刻戏剧化。”

在意大利人走后,格拉乔夫拿着一本《八月政变》的复印件请戈尔巴乔夫签名,这本书是戈尔巴乔夫写的一个短篇,描述他在福罗斯的经历。这位前总统给他的发言人写了一些感激的话,最后写的是,“最重要的事还在我们前方。现在才到历史时钟上的午时”。当格拉乔夫在前厅看着作者的题词时,抬起头惊奇地发现时钟的指针都正好指向十二点。后来他了解到,那个钟表已经停摆了。2

没过一会儿,一夜之间从西班牙驻苏大使变成驻俄大使的何塞·昆卡带着他的国家元首的慰问信到了。切尔尼亚耶夫抓住机会把大使叫到一边,请他帮忙给安德烈·格拉乔夫找一份新工作。他知道昆卡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关系不错,于是问他是否可以在那里替他的同事谋一个职位。大使的表情马上就变了。他语无伦次地说:“这怎么可以,这是不能接受的。”切尔尼亚耶夫回答道:“是,这是不能接受的,我自己也知道。但是,你在怕什么呢?你是在害怕科济列夫吗?你是怕他把你赶出去吗?”3

在克里姆林宫地界上的另一个地方,苏联还在经受着死亡的阵痛。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议会——最高苏维埃——正在刚进斯帕斯基门的那幢14号楼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大多数选举出来的代表们代表的要么是已经失效的共产党机构,要么就是已经独立永远离开的共和国。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程:宣布解散苏联和承认独联体作为它的替代物。

这些代表们一心想的是做做样子抗议一下苏联的结束,然后,最后一次利用一下储物充足的议会自助餐厅。他们在等着会议开始的时候,到处闲逛,坐在宽大的橙色扶手椅上读着报纸,就像是早到的客人在电影院宽大的屏幕前等着电影开场一样。这个房间以前确实是克里姆林宫的官方剧院,只不过在过去三十年间上演的却不是虚构的剧目。

翘首盼望见证历史时刻的记者们几乎在人数上超过了凄凉的立法者们,但是,记者们本身并没有多激动,因为议会的结束只不过是高潮过后一个苍白无力的结尾。

会议刚开始,就有五个克里姆林宫员工——两个戴着裘皮帽,两个光着头,一个戴着滑雪帽——出现在这栋大楼的门口。他们拧下两边对称的4x3英尺大小的门牌,上面写着,“苏联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然后把它们拿到贮藏室。

共和国的国会委员会主席阿努阿尔别克·阿利姆扎诺夫在台上的一个宽大木桌旁入座,侧面竖立着七面国旗,代表不到一半的前苏联共和国。他声称,注册的代表已经达到了法定人数,可以针对结束苏联的决定进行投票,但出席的几个俄罗斯议员和白俄罗斯议员都是为了看戏才来参加的。

阿利姆扎诺夫宣布,他们的前辈们“谈到伟大的事业,谈到世界革命,谈到社会平等、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梦想。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在最大程度上回到资本主义……我们完全了解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不明白的是自己得到了什么”。他谴责那些“与一头还没被宰杀的狮子共舞”的新闻工作者,但也不得不承认,红旗已经降下来了,他们的总统已经辞职了,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议了。

强硬派共产主义者弗拉基米尔·萨马林走上台,强烈批评叶利钦的“军事政变”。他用的词极具煽动性和冒犯性,导致秘书都不往官方记录上记笔记了。萨马林抱怨道,这些事件已经让代表大会屈膝了,而对于这个形象,反共主义代表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的反驳很有名,“这个代表大会从一开始就没站起来过”。扎斯拉夫斯基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上争论道,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以警卫累了代表们就应该离开为借口,解散了战前最后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次,累的不是警卫;累的是人民”。代表维克多·吉卜林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宣称他不得不接受一份街道清洁工的工作。其他的代表就苏联的结束是悲剧还是喜剧交流了意见。

美联社摄影师刘香成拍摄的戈尔巴乔夫辞职的照片这天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现在他在这个几乎空荡荡的房间里举着摄影机到处走动。他回忆道:“空空的大厅里只有一个苏联立法者。讲台上的发言人宣布苏联的崩溃时,他还在打哈欠。”

阿利姆扎诺夫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结束了会议。他说:“既然总统已经辞职了,红旗也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了,我们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了。”代表们经过投票将苏联扔入历史中。议案是这样表述的:“根据代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权力的、选举出来的最高机构所表达出的成立独联体的意愿,各个共和国一旦认可阿拉木图协议,各国议会就宣布苏联的解体。他们最后的行动是解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解散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银行这些已经不存在的机构。”

代表们带着财物和文件坐着海鸥牌汽车和伏尔加小汽车离开了,他们身后谣言四起,说他们抢夺了大楼里的电视、电脑和其他官方财产。俄罗斯政府财产安全部的负责人伊万·博伊科后来否认有任何抢掠事件发生,不过,确实有一个官员无耻地想用一个提箱从宪法控制委员会拿走127 000卢布。但是,转移或销毁可能在将来导致尴尬或危险的文件,这确实是最后一个机会了。类似的行动正在莫斯科的许多办公大楼里发生。塔斯通讯社引用俄罗斯总统方面的来源报道,克格勃和内政部合并而成的新超级保安部门的高层官员们,正在快速销毁关于高级警官腐败的文件。

多亏了白宫俄罗斯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从俄罗斯地区选举出来的苏联代表们可以保留他们的一半年薪。这个特许权并不是全票通过的。三十二岁的阿富汗战争老兵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谢尔盖·巴布林——他也是西伯利亚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的朋友——尖锐地评论道,他们应该被授予三十枚银币,因为他们再不能保护苏联方面的背叛行径。

快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离开了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他坐着豪华轿车穿过莫斯科河到达位于具有历史意义的河后区(Zamoskvorechye District)的总统酒店。这个五星级酒店建于1982年,之前的名字是十月酒店,用来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当时它只被共产党用来接待来访的政要和友好代表。

没有正式的国家告别仪式,格拉乔夫就在酒店的舞厅组织了一个由三百名俄罗斯和国外媒体代表参加的盛大招待会,来向戈尔巴乔夫致以最后的敬意。他在传达给记者们的信息中,将这次招待会称为“总统新闻服务部门组织的最后的情况介绍会”。在格拉乔夫看来,那些被邀请的人是“唯一能够欣赏戈尔巴乔夫起到的真正作用的对话者,也不会因为表达他们的欣赏而感到难堪”。

酒店的主管一开始害怕引起新当局的不快,竭尽所能地阻止这件事情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发生。一开始,他拒绝接受预定,坚持总统账户已经被冻结了。即使在格拉乔夫让戈尔巴乔夫从自己的口袋里掏现金时,他还是一直拒绝,但他的俄罗斯上司们最后指示他接受预订。切尔尼亚耶夫满意地发现,这个酒店的经理虽然不再对共产党负责,却受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者合资的公司雇佣,所以,他不得不妥协。归根结底,“私有化还是有点用处的”。

这位前总统到达时显得非常消沉、疲惫,他亲近的人担心他马上就要心脏病发作。

但当他爬上通往舞厅的宽宽的、铺着地毯的大理石台阶时,欢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声音就像香油泼到了他的身上。在楼梯的顶端,这么多的客人都开始鼓掌。他的心情立刻就明亮起来了。这里的人仍然想听他要说的话。当他被这些善意的祝福者包围的时候,睿智的光辉又回到了他的双眼,他拿着柠檬伏特加加入了敬酒的行列。他拥抱了几个朋友,他们是经济改革的拥护者,其中有《莫斯科新闻报》的伦恩·卡尔宾斯基、《独立报》的维塔利·特雷季亚科夫,他还为许多年来一直报道经济改革的外国记者们亲笔签名。CNN的汤姆·约翰逊让他用解散苏联的那支万宝龙笔给自己的日记签名。记者们也包围了安德烈·格拉乔夫、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格里戈里·列文科和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来获取最后几天的内幕。

每个人都想知道戈尔巴乔夫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一边从餐桌上抓起几条沙丁鱼,一边讲述在他的家乡,北高加索的普里沃尔诺耶村,他八十岁的老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演讲后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放下一切,回家来吧。”戈尔巴乔夫猜,要是他给她回电话,她肯定会说:“感谢上帝,休息一下,再做回自己吧。”4

他如此虚张声势地谈到他未来将参与到政治进程中,让许多记者觉得他是在为政治回归打基础。他承诺道:“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我不会离开政治舞台。我有大计划。”5

跟往常在热情的崇拜者面前一样(尽管在场有几个人曾严厉批评过戈尔巴乔夫),他口若悬河、豁达健谈,有着一贯的魅力,巧妙地将过去二十四个小时内受羞辱带来的消极影响隐藏起来。他只在只言片语中表达出他的怨恨。他抱怨叶利钦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反对他做的所有事情,他还附和理查德·尼克松在1962年选举中被打败后的著名言论“你不会再看到尼克松在周围闲晃了”,尖锐地评论道:“要一直反对戈尔巴乔夫很容易。现在已经没人给他们去反对了。所以,就让他们各显神通吧。”6

他开玩笑说,在这块曾经是苏联的土地上,现在有很多总统,失去一个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失去一个国家却是另一回事。《新闻周报》的总编辑弗雷德·科尔曼发现戈尔巴乔夫的状态极佳,放松,镇静。在喝香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一个伟大的任务降临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完成了。现在其他人来了,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我祝他们成功。”7

切尔尼亚耶夫看着他的上司不得不“掏心掏肺地说了两个小时……我们这些罪人也备受折磨”。他告诉《华盛顿邮报》的大卫·雷姆尼克,叶利钦已经骚扰、挑衅过戈尔巴乔夫了,而且是针对个人的,但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不管前路是什么。“他的目标、他的战略,所有的事情都为他作证,尽管有战术上的失误,尽管有过犹豫不决。他最大的错误是总想得到平衡,团结所有人,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8

招待会进行期间,酒店吧台电视上的新闻广播员提醒观众,苏联结束的结果是,他们当天早上醒来已经不是一个伟大的超级大国的公民了,而是十五个独立的不同国家的公民。

戈尔巴乔夫在招待会结束后回程的车上,经过的许多大楼上已经挂着象征政府更迭的俄罗斯三色旗。到处都看不到红旗的影子了。12月25日,这个共产主义的象征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就是一个信号,将全国范围内公共大楼的苏联国旗降下,换上独立的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

跟其他地方一样,圣彼得堡的公共大楼上都飘扬着俄罗斯国旗。但政治启蒙大楼的一根金属杆上仍然飘扬着一面红旗,这栋楼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商务中心,那些共产主义者得以保留一间办公室。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是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办公室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从他工作的斯慕尼学院可以看到红旗。

这位前克格勃官员下令让工人拿走红旗。第二天这些共产主义者就升起另一面。普京又下令,他的人就又拿走国旗。市长索布恰克的一名助手弗拉基米尔·丘洛夫看着国旗来来去去。“那些共产主义者的国旗很快就用完了,开始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最后用的东西中有一个甚至都不是红色的,而是深棕色。这可让普京受不了了。他找来一台起重机,在他亲自监督下,用焊灯将旗杆切倒了。”9


 
  1. 2012年1月对基耶萨(Chiesa)的访谈。
  2.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94页。
  3.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4. 戈尔巴乔夫《1991年9月》,第124页,
  5. 科恩(Kohan), “我有宏大计划”(I Have Big Plans)。
  6. 同上。
  7. 科尔曼《苏联帝国的兴衰》,第355页。
  8. 雷姆尼克,“戈尔巴乔夫告诉布什,‘多关照俄罗斯’”。(Gorbachev Tells Bush, Watch Out for Russia)
  9. 普京、格沃尔基扬、季马科娃和科列斯尼科夫《第一人称》,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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