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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文人的趣味

文人怪癖

“文人无行”,中国很早就有这样的一句话。

大概文学家们的思想,比较开豁,不受习惯的束缚,兴来时就旁若无人,或吃酒,或写诗,或哭或笑,好像是变态的人,因此一般人看“文人”的行动是失常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不过一般人并不像文人那样惹人注意。并且别人的嘉言懿行,一阵子说说就完了。文人的怪癖常是给人写下,因此广播远布,传为佳话。

有些文人的怪癖,是很有趣味的。

英国有位文学家叫法勒(D.Tarrar)的,他一生的著作,都是站着写的。著名的诗人密尔顿(John Milton)作诗时喜欢躺在床上。哲学家尼采动笔写作前,喜欢到外面去散步。这种习惯是姿势的习惯。有人研究一个人的姿势,对于思想很有影响。据说把腿平放,放松地卧着,或是立着都有益于写作。因为这种姿势可使血脉流通的缘故。

写文章需要最安静的环境。有的文人的怪癖就是由于这种要求。因为在安静的地方,可以深思。

《旧唐书》里记着:唐初四大文人之一的王勃,他作文的时候,起初并不精思;先磨墨数升,然后喝些酒,卧在床上,用被蒙头大睡。到醒来时,执笔直书,不改一字。当时的人称王勃有“腹稿”。

宋代有个文人叫由浩,他作文的时候,必须藏在深深的草丛里,避开一切的人声。不久,从草里跳出来,立刻写成一篇文章(见《宋史》)。

隋朝有个文人叫薛道衡,作文的时候,必隐坐空室,蹋壁而卧,听见门外有人就发脾气(见《隋书》)。

有的文学家,喜欢一定的颜色:匈牙利小说作家周开(M.Jokni),一定要用紫墨水,才写得出文章。法小说家大仲马用蓝纸才得写出小说,用黄色纸才写得出诗歌,用玫瑰色纸才写得出散文。这些怪癖完全是习惯,好像我们早晨穿鞋子,成了习惯以后,一定要先穿左脚,或是先穿右脚才觉得舒服一样。又好像我们用惯了自来水笔的人,用墨笔写字就觉得不方便,而有些用惯毛笔的人,用自来水笔也同样受很大的影响一样。

文学家喜欢在写作时,藉助于刺激品的习惯,这是很普遍的。李白喝得陶然之后,诗兴方浓,“斗酒百篇”。法国文人巴尔扎克写作时必喝咖啡。鲁迅、林语堂、高尔基等人,写作时必吸纸烟。用这些方法寻找刺激,以疏通思想之路,并不稀奇。最奇怪的是卢骚和席勒两人的怪癖。

据说卢骚思索时,便露着头顶,让太阳晒他的头盖骨,晒得热烘烘,思路格外畅快。德国诗人席勒,在创作的时候,喜欢闻烂苹果的气味,所以他的写字台上,烂苹果和纸笔是一样的重要。最有趣的是:有一个文人,脱下袜子,一手弄着脚趾,有脚臭味传过来,方有妙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每个文学家也有自己的怪癖。这种怪癖,一旦成了习惯,是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并不必像戒烟那样的苦心来改正。“文人无行”,这是大众已公认的事实,有些怪癖,又算得什么。不过我说这话是专指怪癖说的。如果文人过分的纵酒、狎妓、不治生产、不修边幅、放荡不羁、狂倨无礼、随口谩骂等等,倒是要不得的坏行为,关于这一点,梁实秋曾有下面的一段话:

假如文人的无行,与文学事业真有密切之关系──换言之,假如文人若把无行的地方取消,文学的泉源就要干涸,那么,社会对于文化人之无行采取原谅姑息的态度,也未始不合理,然而很多人和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文与行并无多大关系。

短命诗人

文学家是不是死得早些?

许多人相信文学家的寿命比平常人较短。尤其是诗人,往往在年青的时候夭折。是的,在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短命诗人:英国大诗人拜伦三十四岁就死了,雪莱还不如拜伦,三十岁那年就离弃世尘,济慈比雪莱还要早亡,他二十六岁就一命呜呼,最可怜的是汤摩生(Thomson)二十三岁就到黄泉去了。

法国也有几个短命诗人。有一个叫林博特(Rimband,1854—1891)活了三十七岁,一个叫拉福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活了二十七岁。德国诗人柯纳(Theodor Korner,1791—1813)恐怕是寿命最短的诗人了,他只活了二十二岁。

这些诗人的年龄,就能证明诗人是短命的吗?并不,也有许多是长寿的:著名的华兹华士(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活了八十岁,白朗宁活了七十七岁,丁尼生活了八十三岁,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活了八十六岁,德国有个诗人叫亚伦特(Arndt,1769—1860)的活了九十一岁的高龄。

从这些人看来,诗人短命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在无论什么职业人中,总有短命的,也有长寿的。你不必怀疑,以为会写诗的人都必定夭折。

有人统计英国诗人的年龄平均是五十三岁,法国诗人平均是五十八岁,德国诗人平均也是五十八岁。我曾把中国的代表诗人,如:李白、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后主、周邦彦(中国词人实际上亦可称为诗人)等十余人,平均其年龄,为六十三岁。活到这样大的年纪,已经年过花甲,还算短命吗?

我们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文人多用思想,这些劳心的事,消耗精力(energy)过多,所以使人健康受损,因而短命。其实,用脑力的人并不比用体力的人多消耗精神,相反的,文人所用的精力比劳动的人更少。许多文人体弱的缘故,是因为缺少运动,营养不足,或是忧虑过深的关系。

文学家的作品大都成于什么年龄?

许多人相信,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成于四十岁以后的作者,因为年纪会赠给作者以丰富的经验,好像商人一样有雄厚的资本,才能经营商业。例如英国利查孙五十一岁发表《拔美拉》,司各得四十三岁刊行《威福雷》,霍桑四十六岁作《红字》,嚣俄六十岁完成《哀史》,罗曼·罗兰四十六岁写成《若望·克利斯托夫》,托尔斯泰四十八岁作《战争与和平》,陀斯退夫斯基四十四岁作《罪与罚》,曹雪芹晚年作《红楼梦》,吴敬梓四十九岁左右作《儒林外史》,蒲松龄五十岁完成《聊斋志异》。

文学作品是需要经验和长期的酝酿,才有伟大的成就。歌德的《浮士德》,从二十三岁打腹稿,到八十三岁才完成。密尔顿的《失乐园》孕育了二十七年才脱稿。左思的《三都赋》,构思十年才写成了。像这样仔细忍耐的工作,才能磨砺出金钢石一样的作品。

文学家并不是全都这样迟缓,也有许多作家的写作是很快的。文兴到来,挥手即成。正如李白所说:“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怀来斯(Edgar Wallace)在三十二岁到五十三岁的二十一年之间,做了一百五十部长篇小说,三四百篇短篇小说,二十余种剧本。用这种速度来写作,自然免不了有粗制滥造的弊端发生。我们是很愿学文人的仔细和忍耐,不要学文人的多产和速成。

文学是需要极大的热情,尤其是诗,青年人比老年人的情感丰富,精力充实,所以有许多诗词、乐曲和艺术品,都是年纪很轻的人作成的。

美国诗人布赖德(William Bryant,1794—1878)十岁即发表拉丁诗译作,十三岁作《封锁》,十八岁写成《萨那托普息》,一八二六年,三十二岁时做了《纽约晚报》的主笔。

英国文人李顿(Lydon)六岁就会作诗,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十五岁那年出版的。

拜伦二十一岁作了《赫洛尔游记》,立刻成了大名,做了诗人之王。他自己说:“我早晨醒来已声名扬溢,成为诗坛上的拿破仑了。”

美文人辛克莱,从十五岁开始写作,不久,每星期有五元的收入,可以过独立的生活。二十岁就有每年写二百万字的能力。大学毕业的时候,平均每天写八千字。

易卜生十九岁发表处女作《加的林拿》。丁尼生在二十岁以前写了诗篇《恩德民》。

讲到中国的早熟文人,那就更多了。梁启超十九岁能缀千言。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作“指瑕”,指摘颜师古所注之《汉书》内所有错误。张耒十七岁作《函关赋》。

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不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立就,韩愈大惊。谢榛十六岁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

年龄不能限制文人的工作。有的人早熟,成就较早。有的人教育开始得早,所以早有作品问世。

文学作品的高低,也不受年龄大小的影响。少年人有不朽的大作,老年人也有万世不能磨灭的伟著。

文学是各种人的产物,也是各种人的读物。它是没有国际性,没有阶级性,没有年龄的限制。

文人的出身

文学家似乎和穷有很密切的关系。“穷文人”、“文穷而后工”等话,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到底文人都是穷的吗?相反的,汪静之曾主张穷人不能做文人,他说:

经济是作家的肥料,肥料决定植物的荣枯,经济决定天才的高下。……一个作家生长在富裕之家,便好像一粒种子,种在肥沃的泥土里,自然开美花,结好果;如果生长在贫穷之家,便好像一粒种子埋在缺乏肥料的沙地里,不枯死便算万幸了。哪能够开花结果?

这两种论调,哪一种合理?科学的统计证明,这些都是偏见。文人的出身,并不见得一定要富裕的家境来培养;也不一定要贫穷来熬煎。在各种的家境里,都有著名的文人产生,并且他们的表现和成绩,也不分上下。

我曾统计一本外国文学史的作者的出身,结果发现出于富贵之家的占全体的百分之三十三;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占百分之三十一;出身于贫寒之家的占百分之三十六。三种出身,几乎完全相等。这是铁的事实,谁能否认呢?现在我们略举几个人做例证。

生活富裕,工作可以从容,自然是适合于作家的条件。但是富家的子弟,却往往是懒惰偷闲,不肯努力的多。正如拉丁谚语所说:“才智与贫穷,富豪与痴钝,常常相伴。”如果在舒适的环境里,肯努力工作,那么自然有超人的成绩。很庆幸的是,自古富豪子弟里,有许多是这样的人物。

但丁、拜伦、雪莱、托尔斯泰、太戈尔、屠格涅夫等人,都是贵族的子弟;海涅、洛斯金、辛克莱、易卜生等人,都是富商子弟;雨果、缪塞等人,都是军官的儿子。此外像歌德的父亲是皇家顾问,家道颇为富有。莎士比亚的父亲也曾做过官,不过不是顶财富的人家就是了。

中国的文人,也有许多出自富豪之家。《楚辞》的作者屈原,就是与楚同姓的贵族;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自然是有钱有势;白居易、韦庄、李后主、苏东坡、辛弃疾等,都是出于帝王、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曹雪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江宁富翁,他自幼就生长在大观园一样的环境里。吴敬梓,世为望族,祖父的遗产有二万余金。

这些人在富裕的环境里,因为肯勤谨地学习,所以在文学的园地里,结出硕大的果子,遗留直到如今,叫我们可以享受。

我们再考察中产阶级的文人,他们没有舒适的生活,但是也没有衣食的痛苦。这些人,如果懒惰偷安,就要落于贫苦之境,如果努力工作,他们的环境对他们还有适当的帮助。自古以来,中产阶级的人最为默默无闻,但是在文学史上也记载许多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文人。

伟大的诗人华兹华士是律师的儿子,英国诗人哥尔利治(Coleridge)是牧师的儿子,罗塞地(Rossettl)是画家与诗人的儿子,小说家沙克莱的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查理·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父亲是文学家,也是牧师,罗曼·罗兰的父亲是一位律师。

在中国文学史里,不容易分别各作家的出身,尤其是中产阶级的人物,大都使人模糊,不易考究。

现在我们谈到文学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就是许多文人是出身于贫寒之家。幼年过着极苦的生活,这种环境激起了他们的向上心;为了要透一口气,所以他们努力不息,勤谨工作,结果和富豪之子和中产阶级的人们,有同样的成就。

俄国大文豪陀思退夫斯基,十六岁在圣彼得堡工科学校读书,那时经济异常困难,完全过着穷学生的生活。他写信给父亲说:“我亲爱的父亲,当你的儿子向你要钱的时候,你总该想到他如果没有必要时决不会烦扰你,因为我知道你很困难,所以我平常连茶都不饮的。”他写信给他的弟弟说:“我因为饥寒交迫,在路上生了病。一天大雨落了下来,我们都在露天下立着,我身上连喝一口茶的钱都没有的。”

英国小说家迭更斯,早年生活极其穷苦,曾雇给人家贴广告纸,他的学问全是出于自修。挪威文人易卜生幼年曾做药店学徒。诗人卡莱尔是石匠与农夫之子。高尔基简直是瘪三出身。紫霍甫是农奴之子。佐拉和安特烈夫等人,都是出于极其穷苦的家庭。

中国文人中这种出身贫苦的也有许多:司马相如家贫无以为业,扬雄家产不过十金,梁启超家里穷得无书可读。

文人成功的条件,也许努力苦干,有勇敢坚定的意志,比富裕的生活更为重要。经济──固然是作家的肥料,但是肥料多了,没有适当的水分和日光,这肥料要把田禾都害死的。安得烈·卡内基说:“不要以为富家的子弟,得着了好的命运。大多数的纨绔子弟,给财富做了奴隶,不能抵抗一切的诱惑,而至于沦落。你要知道享乐惯了的孩子,决不是出身贫苦的孩子们的对手。”

文人的出身,不一定要在富裕的摇篮里;文人的笔也不一定要穷而后工,最要紧的不是经济,而是努力的精神和坚决的意志。

文人兴趣的变迁

多少人从少就有做文人的兴趣,但是结果在文学的园地里他一无所成;多少人本是有志于其他职业的,但是后来却成了文学巨子。

我们的兴趣常是随着时代、环境和思想的不同而变迁,在这些变迁里面,有些事是很有趣味的。

大诗人海涅,幼年的时候,两次从商,但是他觉得商业不合他的脾胃,到底他放弃了商业,转向文学。他说:“我自己是知道的,要叫我从事于商业,正如叫我去同皇女结婚一样……”海涅努力于自己最感兴趣的文学,终成伟大的诗人。

一个人从事于自己最喜欢的事,并且努力地工作,这人是幸福的,他必有所成就。

许多青年在学校里本来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工学的、医学的,但是后来却转向文学。英国文人斯蒂芬生,初学机械与法律,后来对文学感觉有兴趣,创作了许多小说。司各得在大学里本是学习法律,但是他成了第一流的小说家。诗人华兹华士起初有意做律师,结果成为诗人。辛克莱、歌德、司各得、卜鲁东、鲁迅等都是很好的证明。

诗人济慈十五岁时做了外科医生的学徒,戏剧家易卜生,也当过药店学徒,中国文人鲁迅到日本留学,本是去学医的,但是这些人并未做医生,结果都成了有名的文人。

有的文学家本来是从事于机器或工程的。法国诗人卜鲁东初为工程师,后来专心于诗歌。巴尔扎克曾经营印刷事业,失败以后,以写作来清还债务。

许多文人曾和政治活动发生过关系,华兹华士一七九〇年曾参加过法国吉伦特党。哥尔利治(Coleridge)曾经参加军队生活,希望在北美建立一个乌他邦。拜伦曾参加希腊的革命运动。雨果曾为上议院议员,竭力反对拿破仑,提倡民主。高尔基曾参加革命运动。罗曼·罗兰亡命瑞士,组织世界主义的大联盟。辛克莱曾领导矿工罢工大示威。歌德曾为枢密院长,主持该院的行政工作。杜格涅夫曾参加自由运动,被判死刑,后来遇到大赦,得免于死。

中国有几位文人,起初都是学图画的,后来转向文学之路,像茅盾、钱歌川、白薇诸人都是,这也许因为图画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缘故吧。

人们的兴趣常是变动的。这种变动有时于我们有害,使我们朝三暮四,没有一个中心工作,结果一无所成。但也有时,对我们有极大的利益,因为一个人不是适合于各种工作的,有时适合我们脾胃的事,在这种变动中,会“得其所哉”,因此有惊人的发展。例如鲁迅如果继续学医,也许埋没一生,做不出什么事业来,但是当他改从文学之后,声誉日高,终成中国的近代文豪。

谈到文人的兴趣,有一件事很有趣味,就是大多数的文学家不是专门从事写作,换句话说,他们一面写作,一面另外担任别的工作。

辛克莱(Sinclair Lewis)说:“青年作家应当从事于两种职业,过着两重生活。应当和非文艺的世界接触,应当知道一般人的生活状况,未来的巴尔扎克或拜伦,不该整天坐在书桌旁边写东西,他该努力,学习第二种职业。”

是的,许多文人确是同时担任两个职务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诗人,在弗曼唐州开一间食品店,不但于事务以外有工夫写文章,并且还有时间编一份小杂志。

诗人爱默生(Emerson)是一位牧师和讲师。霍桑(Hawthorne)是一个海关职员和驻外领事。惠第尔(Whitier)是个农夫和编辑。郎斐罗(Longfellow)是个牧师。罗威尔(Lowell)是个牧师和外交家。惠特曼(Whitman)是个政府小官。托洛(Thorean)是个铅笔制造者。辛克莱悔恨自己太迟,他想在著作生活中找些工夫在生物实验室中工作,或是开一间小客栈,把生活调节一下。

中国的文人大都另外有职业。靠着写文章来生活,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许多人把文学当作副业。我们不必多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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