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文人的趣味

文人怪癖

“文人无行”，中国很早就有这样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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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文学家们的思想，比较开豁，不受习惯的束缚，兴来时就旁若无人，或吃酒，或写诗，或哭或笑，好像是变态的人，因此一般人看“文人”的行动是失常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不过一般人并不像文人那样惹人注意。并且别人的嘉言懿行，一阵子说说就完了。文人的怪癖常是给人写下，因此广播远布，传为佳话。

有些文人的怪癖，是很有趣味的。

英国有位文学家叫法勒（D．Tarrar）的，他一生的著作，都是站着写的。著名的诗人密尔顿（John Milton）作诗时喜欢躺在床上。哲学家尼采动笔写作前，喜欢到外面去散步。这种习惯是姿势的习惯。有人研究一个人的姿势，对于思想很有影响。据说把腿平放，放松地卧着，或是立着都有益于写作。因为这种姿势可使血脉流通的缘故。

写文章需要最安静的环境。有的文人的怪癖就是由于这种要求。因为在安静的地方，可以深思。

《旧唐书》里记着：唐初四大文人之一的王勃，他作文的时候，起初并不精思；先磨墨数升，然后喝些酒，卧在床上，用被蒙头大睡。到醒来时，执笔直书，不改一字。当时的人称王勃有“腹稿”。

宋代有个文人叫由浩，他作文的时候，必须藏在深深的草丛里，避开一切的人声。不久，从草里跳出来，立刻写成一篇文章（见《宋史》）。

隋朝有个文人叫薛道衡，作文的时候，必隐坐空室，蹋壁而卧，听见门外有人就发脾气（见《隋书》）。

有的文学家，喜欢一定的颜色：匈牙利小说作家周开（M．Jokni），一定要用紫墨水，才写得出文章。法小说家大仲马用蓝纸才得写出小说，用黄色纸才写得出诗歌，用玫瑰色纸才写得出散文。这些怪癖完全是习惯，好像我们早晨穿鞋子，成了习惯以后，一定要先穿左脚，或是先穿右脚才觉得舒服一样。又好像我们用惯了自来水笔的人，用墨笔写字就觉得不方便，而有些用惯毛笔的人，用自来水笔也同样受很大的影响一样。

文学家喜欢在写作时，藉助于刺激品的习惯，这是很普遍的。李白喝得陶然之后，诗兴方浓，“斗酒百篇”。法国文人巴尔扎克写作时必喝咖啡。鲁迅、林语堂、高尔基等人，写作时必吸纸烟。用这些方法寻找刺激，以疏通思想之路，并不稀奇。最奇怪的是卢骚和席勒两人的怪癖。

据说卢骚思索时，便露着头顶，让太阳晒他的头盖骨，晒得热烘烘，思路格外畅快。德国诗人席勒，在创作的时候，喜欢闻烂苹果的气味，所以他的写字台上，烂苹果和纸笔是一样的重要。最有趣的是：有一个文人，脱下袜子，一手弄着脚趾，有脚臭味传过来，方有妙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每个文学家也有自己的怪癖。这种怪癖，一旦成了习惯，是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并不必像戒烟那样的苦心来改正。“文人无行”，这是大众已公认的事实，有些怪癖，又算得什么。不过我说这话是专指怪癖说的。如果文人过分的纵酒、狎妓、不治生产、不修边幅、放荡不羁、狂倨无礼、随口谩骂等等，倒是要不得的坏行为，关于这一点，梁实秋曾有下面的一段话：

假如文人的无行，与文学事业真有密切之关系──换言之，假如文人若把无行的地方取消，文学的泉源就要干涸，那么，社会对于文化人之无行采取原谅姑息的态度，也未始不合理，然而很多人和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文与行并无多大关系。

短命诗人

文学家是不是死得早些？

许多人相信文学家的寿命比平常人较短。尤其是诗人，往往在年青的时候夭折。是的，在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短命诗人：英国大诗人拜伦三十四岁就死了，雪莱还不如拜伦，三十岁那年就离弃世尘，济慈比雪莱还要早亡，他二十六岁就一命呜呼，最可怜的是汤摩生（Thomson）二十三岁就到黄泉去了。

法国也有几个短命诗人。有一个叫林博特（Rimband，1854—1891）活了三十七岁，一个叫拉福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活了二十七岁。德国诗人柯纳（Theodor Korner，1791—1813）恐怕是寿命最短的诗人了，他只活了二十二岁。

这些诗人的年龄，就能证明诗人是短命的吗？并不，也有许多是长寿的：著名的华兹华士（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活了八十岁，白朗宁活了七十七岁，丁尼生活了八十三岁，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活了八十六岁，德国有个诗人叫亚伦特（Arndt，1769—1860）的活了九十一岁的高龄。

从这些人看来，诗人短命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在无论什么职业人中，总有短命的，也有长寿的。你不必怀疑，以为会写诗的人都必定夭折。

有人统计英国诗人的年龄平均是五十三岁，法国诗人平均是五十八岁，德国诗人平均也是五十八岁。我曾把中国的代表诗人，如：李白、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后主、周邦彦（中国词人实际上亦可称为诗人）等十余人，平均其年龄，为六十三岁。活到这样大的年纪，已经年过花甲，还算短命吗？

我们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文人多用思想，这些劳心的事，消耗精力（energy）过多，所以使人健康受损，因而短命。其实，用脑力的人并不比用体力的人多消耗精神，相反的，文人所用的精力比劳动的人更少。许多文人体弱的缘故，是因为缺少运动，营养不足，或是忧虑过深的关系。

文学家的作品大都成于什么年龄？

许多人相信，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成于四十岁以后的作者，因为年纪会赠给作者以丰富的经验，好像商人一样有雄厚的资本，才能经营商业。例如英国利查孙五十一岁发表《拔美拉》，司各得四十三岁刊行《威福雷》，霍桑四十六岁作《红字》，嚣俄六十岁完成《哀史》，罗曼·罗兰四十六岁写成《若望·克利斯托夫》，托尔斯泰四十八岁作《战争与和平》，陀斯退夫斯基四十四岁作《罪与罚》，曹雪芹晚年作《红楼梦》，吴敬梓四十九岁左右作《儒林外史》，蒲松龄五十岁完成《聊斋志异》。

文学作品是需要经验和长期的酝酿，才有伟大的成就。歌德的《浮士德》，从二十三岁打腹稿，到八十三岁才完成。密尔顿的《失乐园》孕育了二十七年才脱稿。左思的《三都赋》，构思十年才写成了。像这样仔细忍耐的工作，才能磨砺出金钢石一样的作品。

文学家并不是全都这样迟缓，也有许多作家的写作是很快的。文兴到来，挥手即成。正如李白所说：“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怀来斯（Edgar Wallace）在三十二岁到五十三岁的二十一年之间，做了一百五十部长篇小说，三四百篇短篇小说，二十余种剧本。用这种速度来写作，自然免不了有粗制滥造的弊端发生。我们是很愿学文人的仔细和忍耐，不要学文人的多产和速成。

文学是需要极大的热情，尤其是诗，青年人比老年人的情感丰富，精力充实，所以有许多诗词、乐曲和艺术品，都是年纪很轻的人作成的。

美国诗人布赖德（William Bryant，1794—1878）十岁即发表拉丁诗译作，十三岁作《封锁》，十八岁写成《萨那托普息》，一八二六年，三十二岁时做了《纽约晚报》的主笔。

英国文人李顿（Lydon）六岁就会作诗，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十五岁那年出版的。

拜伦二十一岁作了《赫洛尔游记》，立刻成了大名，做了诗人之王。他自己说：“我早晨醒来已声名扬溢，成为诗坛上的拿破仑了。”

美文人辛克莱，从十五岁开始写作，不久，每星期有五元的收入，可以过独立的生活。二十岁就有每年写二百万字的能力。大学毕业的时候，平均每天写八千字。

易卜生十九岁发表处女作《加的林拿》。丁尼生在二十岁以前写了诗篇《恩德民》。

讲到中国的早熟文人，那就更多了。梁启超十九岁能缀千言。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作“指瑕”，指摘颜师古所注之《汉书》内所有错误。张耒十七岁作《函关赋》。

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不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立就，韩愈大惊。谢榛十六岁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

年龄不能限制文人的工作。有的人早熟，成就较早。有的人教育开始得早，所以早有作品问世。

文学作品的高低，也不受年龄大小的影响。少年人有不朽的大作，老年人也有万世不能磨灭的伟著。

文学是各种人的产物，也是各种人的读物。它是没有国际性，没有阶级性，没有年龄的限制。

文人的出身

文学家似乎和穷有很密切的关系。“穷文人”、“文穷而后工”等话，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到底文人都是穷的吗？相反的，汪静之曾主张穷人不能做文人，他说：

经济是作家的肥料，肥料决定植物的荣枯，经济决定天才的高下。……一个作家生长在富裕之家，便好像一粒种子，种在肥沃的泥土里，自然开美花，结好果；如果生长在贫穷之家，便好像一粒种子埋在缺乏肥料的沙地里，不枯死便算万幸了。哪能够开花结果？

这两种论调，哪一种合理？科学的统计证明，这些都是偏见。文人的出身，并不见得一定要富裕的家境来培养；也不一定要贫穷来熬煎。在各种的家境里，都有著名的文人产生，并且他们的表现和成绩，也不分上下。

我曾统计一本外国文学史的作者的出身，结果发现出于富贵之家的占全体的百分之三十三；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占百分之三十一；出身于贫寒之家的占百分之三十六。三种出身，几乎完全相等。这是铁的事实，谁能否认呢？现在我们略举几个人做例证。

生活富裕，工作可以从容，自然是适合于作家的条件。但是富家的子弟，却往往是懒惰偷闲，不肯努力的多。正如拉丁谚语所说：“才智与贫穷，富豪与痴钝，常常相伴。”如果在舒适的环境里，肯努力工作，那么自然有超人的成绩。很庆幸的是，自古富豪子弟里，有许多是这样的人物。

但丁、拜伦、雪莱、托尔斯泰、太戈尔、屠格涅夫等人，都是贵族的子弟；海涅、洛斯金、辛克莱、易卜生等人，都是富商子弟；雨果、缪塞等人，都是军官的儿子。此外像歌德的父亲是皇家顾问，家道颇为富有。莎士比亚的父亲也曾做过官，不过不是顶财富的人家就是了。

中国的文人，也有许多出自富豪之家。《楚辞》的作者屈原，就是与楚同姓的贵族；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自然是有钱有势；白居易、韦庄、李后主、苏东坡、辛弃疾等，都是出于帝王、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曹雪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江宁富翁，他自幼就生长在大观园一样的环境里。吴敬梓，世为望族，祖父的遗产有二万余金。

这些人在富裕的环境里，因为肯勤谨地学习，所以在文学的园地里，结出硕大的果子，遗留直到如今，叫我们可以享受。

我们再考察中产阶级的文人，他们没有舒适的生活，但是也没有衣食的痛苦。这些人，如果懒惰偷安，就要落于贫苦之境，如果努力工作，他们的环境对他们还有适当的帮助。自古以来，中产阶级的人最为默默无闻，但是在文学史上也记载许多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文人。

伟大的诗人华兹华士是律师的儿子，英国诗人哥尔利治（Coleridge）是牧师的儿子，罗塞地（Rossettl）是画家与诗人的儿子，小说家沙克莱的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查理·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父亲是文学家，也是牧师，罗曼·罗兰的父亲是一位律师。

在中国文学史里，不容易分别各作家的出身，尤其是中产阶级的人物，大都使人模糊，不易考究。

现在我们谈到文学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就是许多文人是出身于贫寒之家。幼年过着极苦的生活，这种环境激起了他们的向上心；为了要透一口气，所以他们努力不息，勤谨工作，结果和富豪之子和中产阶级的人们，有同样的成就。

俄国大文豪陀思退夫斯基，十六岁在圣彼得堡工科学校读书，那时经济异常困难，完全过着穷学生的生活。他写信给父亲说：“我亲爱的父亲，当你的儿子向你要钱的时候，你总该想到他如果没有必要时决不会烦扰你，因为我知道你很困难，所以我平常连茶都不饮的。”他写信给他的弟弟说：“我因为饥寒交迫，在路上生了病。一天大雨落了下来，我们都在露天下立着，我身上连喝一口茶的钱都没有的。”

英国小说家迭更斯，早年生活极其穷苦，曾雇给人家贴广告纸，他的学问全是出于自修。挪威文人易卜生幼年曾做药店学徒。诗人卡莱尔是石匠与农夫之子。高尔基简直是瘪三出身。紫霍甫是农奴之子。佐拉和安特烈夫等人，都是出于极其穷苦的家庭。

中国文人中这种出身贫苦的也有许多：司马相如家贫无以为业，扬雄家产不过十金，梁启超家里穷得无书可读。

文人成功的条件，也许努力苦干，有勇敢坚定的意志，比富裕的生活更为重要。经济──固然是作家的肥料，但是肥料多了，没有适当的水分和日光，这肥料要把田禾都害死的。安得烈·卡内基说：“不要以为富家的子弟，得着了好的命运。大多数的纨绔子弟，给财富做了奴隶，不能抵抗一切的诱惑，而至于沦落。你要知道享乐惯了的孩子，决不是出身贫苦的孩子们的对手。”

文人的出身，不一定要在富裕的摇篮里；文人的笔也不一定要穷而后工，最要紧的不是经济，而是努力的精神和坚决的意志。

文人兴趣的变迁

多少人从少就有做文人的兴趣，但是结果在文学的园地里他一无所成；多少人本是有志于其他职业的，但是后来却成了文学巨子。

我们的兴趣常是随着时代、环境和思想的不同而变迁，在这些变迁里面，有些事是很有趣味的。

大诗人海涅，幼年的时候，两次从商，但是他觉得商业不合他的脾胃，到底他放弃了商业，转向文学。他说：“我自己是知道的，要叫我从事于商业，正如叫我去同皇女结婚一样……”海涅努力于自己最感兴趣的文学，终成伟大的诗人。

一个人从事于自己最喜欢的事，并且努力地工作，这人是幸福的，他必有所成就。

许多青年在学校里本来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工学的、医学的，但是后来却转向文学。英国文人斯蒂芬生，初学机械与法律，后来对文学感觉有兴趣，创作了许多小说。司各得在大学里本是学习法律，但是他成了第一流的小说家。诗人华兹华士起初有意做律师，结果成为诗人。辛克莱、歌德、司各得、卜鲁东、鲁迅等都是很好的证明。

诗人济慈十五岁时做了外科医生的学徒，戏剧家易卜生，也当过药店学徒，中国文人鲁迅到日本留学，本是去学医的，但是这些人并未做医生，结果都成了有名的文人。

有的文学家本来是从事于机器或工程的。法国诗人卜鲁东初为工程师，后来专心于诗歌。巴尔扎克曾经营印刷事业，失败以后，以写作来清还债务。

许多文人曾和政治活动发生过关系，华兹华士一七九〇年曾参加过法国吉伦特党。哥尔利治（Coleridge）曾经参加军队生活，希望在北美建立一个乌他邦。拜伦曾参加希腊的革命运动。雨果曾为上议院议员，竭力反对拿破仑，提倡民主。高尔基曾参加革命运动。罗曼·罗兰亡命瑞士，组织世界主义的大联盟。辛克莱曾领导矿工罢工大示威。歌德曾为枢密院长，主持该院的行政工作。杜格涅夫曾参加自由运动，被判死刑，后来遇到大赦，得免于死。

中国有几位文人，起初都是学图画的，后来转向文学之路，像茅盾、钱歌川、白薇诸人都是，这也许因为图画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缘故吧。

人们的兴趣常是变动的。这种变动有时于我们有害，使我们朝三暮四，没有一个中心工作，结果一无所成。但也有时，对我们有极大的利益，因为一个人不是适合于各种工作的，有时适合我们脾胃的事，在这种变动中，会“得其所哉”，因此有惊人的发展。例如鲁迅如果继续学医，也许埋没一生，做不出什么事业来，但是当他改从文学之后，声誉日高，终成中国的近代文豪。

谈到文人的兴趣，有一件事很有趣味，就是大多数的文学家不是专门从事写作，换句话说，他们一面写作，一面另外担任别的工作。

辛克莱（Sinclair Lewis）说：“青年作家应当从事于两种职业，过着两重生活。应当和非文艺的世界接触，应当知道一般人的生活状况，未来的巴尔扎克或拜伦，不该整天坐在书桌旁边写东西，他该努力，学习第二种职业。”

是的，许多文人确是同时担任两个职务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诗人，在弗曼唐州开一间食品店，不但于事务以外有工夫写文章，并且还有时间编一份小杂志。

诗人爱默生（Emerson）是一位牧师和讲师。霍桑（Hawthorne）是一个海关职员和驻外领事。惠第尔（Whitier）是个农夫和编辑。郎斐罗（Longfellow）是个牧师。罗威尔（Lowell）是个牧师和外交家。惠特曼（Whitman）是个政府小官。托洛（Thorean）是个铅笔制造者。辛克莱悔恨自己太迟，他想在著作生活中找些工夫在生物实验室中工作，或是开一间小客栈，把生活调节一下。

中国的文人大都另外有职业。靠着写文章来生活，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许多人把文学当作副业。我们不必多举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