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页 |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周锡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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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乱

中国近现代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中国抵御西方侵略的历史。从长远来看，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威胁着清王朝的稳定，甚至生存。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史书都着重讲述了几位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他们倡导要学习西方的科技，主张借鉴现代工业技术来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以增强军队和海军的实力。¹然而这种“自强”却没能解决大多数官员——包括叶坤厚和他的家人在内——眼里对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即肆虐于内陆地区的大规模的内乱，而不是沿海的欧洲人。如前文提到的，叶坤厚和儿子伯英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并不怎么关注。相比之下，内乱却让他们流落他乡，使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同时，内乱也给了叶家出仕者一个向朝廷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并因平乱有功而得以加官晋爵。内乱也使统治阶级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利用儒家的经世思想来治理国家。

在19世纪中期，国内多处发生内乱，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从1853年到1864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控制着周围的江南地区，清政府的很大一部分税收即来自那里。在其北部安徽和河南，差不多同时有捻军的动乱，他们在最初就是叶坤厚和叶伯英1851年镇压过的匪帮。捻军四处作乱，各个队伍人数最多时达数千人，他们的根据地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十分贫穷的地区，从这里，他们横扫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直到1868年才最终被剿灭。西部地区，发生了回民暴动，一些回民试图推翻清王朝统治。西南部云南发生的暴动从1855年起一直持续到了1873年，致使该省人口锐减了大约一半。1862年，西北部地区回民和汉民之间的冲突，导致地区局势动荡，而且愈演愈烈，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877年。²在中国辽阔疆土上，没有哪个地区能免于这些动乱的破坏，因此，对于清王朝来说，它们构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那些寻求通商的欧美“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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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清政府战胜了这些挑战，同时自身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各个层级的政府当中，出现了一批新型官员：讲求实效，他们要通过科举考试，但战场上的战绩同样重要。叶坤厚，他的两个弟弟，还有儿子伯英就是这样的地方官员。另外一些人也得以重用，并且影响力更大，他们曾效力于曾国藩（1811—1872）领导的湘军，或李鸿章（1823—1901）领导的淮军。虽然曾国藩和李鸿章都均系进士出身，但他们部队中的军官多是因平定内乱有功而得以擢升的，其中有不少人没有任何科名。³刘铭传（1836—1896）原是地方团练的指挥官，出身平民，没有任何功名，他参加淮军抗击捻军，靠带兵打仗不断得到升迁，在1885年台湾建省时任第一任巡抚。还有一些人像叶伯英一样，只是通过了最低级别的考试（生员）但却获得了疆寄一方之任（官至巡抚、总督）。刘坤一（1830—1902）是湘军将领，带兵镇压太平军，在世纪之交时成为手握重权的两江总督（先后两任两江总督）；丁日昌（1823—1882）的仕途也遵循了同样的轨迹，最后官至江苏巡抚；岑毓英（1829—1889）率军镇压云南的动乱，成为西南地区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⁴

在19世纪后半叶，决定中国地方一级如何治理的就是这一类型的官员。他们关心的不是现代化，甚至也不理解现代化的概念。他们的治事中心是恢复和维持秩序。他们反思内乱的根源，以及平定内乱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件事情曾经耗费了他们很多精力，也是他们为官生涯的最主要内容。从叶坤厚的诗和叶伯英个人的一些记录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些19世纪中叶官员的思想，这在官方文献中有时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接着第一章来讲述内乱时期叶家的故事，当时说到，叶坤厚把家人送到了陕西，然后自己去参加淮军，抗击太平军和捻军。

叶坤厚和当地官员一道，组织地方团练抗击淮北的暴乱，很快，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筹集款项上。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主要工作是从有钱的士绅那里募集钱粮款项，而作为支持官军的回报，这些大族会获得相应封赠。一次，清军大胜，他说服当地士绅捐了十万两白银。1855年底，他调任河南（他曾在这里任职），巡抚英桂安排他去位于归德的军营赴任，这里靠近河南与安徽、江苏、山东三省的交界，治理尤其困难，猖獗的土匪可以很轻易地逃到彼此邻近的不同辖区。在这里，坤厚亲自带领部队辗转各处，风餐露宿，官兵信心大增。这些经历与他在南阳担任知府的舒适生活截然不同，当时他有家人在身边，还有华丽的园子可以散步休息。虽然现在的很多工作是管理性质的，比如写报告、保证后勤供应、筹集款项、任命官兵以充实部队，但他常要在路途颠沛，住在野外，远离家人。一次他正在帐中处理公务，乱军偷袭，差点没能逃脱；还有一次他带领部队在河南南部被困，半个月后方被解救。这次的官职对体力是个考验，他瘦了，但多年以后，回首这些经历时，他想起了幼年时激励过他的那些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在诗中写道：“男儿入世须磨砺，磨砺不深非大器。兵戎水火得亲尝，方成铁汉撑天地。”⁵

他成功地清剿了归德地区的捻军，1856年秋天，经巡抚举荐，他动身去京城觐见皇帝。从前文看到，觐见皇上在为官生涯中是一件荣耀的事，叶坤厚详细记录了与皇帝的谈话。面见天子不仅会身价陡增，还是一个难得的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性格、学识，以及才能的机会。1856年10月23日，叶坤厚被领进大殿。像以前一样，大殿的宏伟，朝臣的精致朝服，以及弥漫各处的香气使他触动。他拜叩在咸丰皇帝面前，等着皇帝发问。皇帝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还不及他年岁的一半，可能是操劳国事的原因，咸丰有些瘦削，却很和善慈悲。他在位的整个时期几乎都充满着内忧外患。他治理国家并不有力，给坤厚的印象总是非常忙碌，但对情况却不很了解。不过，坤厚仍然深情地记得他。⁶

皇帝看过关于叶坤厚背景的简要记录，先是按惯例询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前曾担任过的官职，他来京城时的路线及沿途的收成等情况，并特别提到了坤厚在南阳做知府时成功平捻之事，还有在安徽时有力地组织团练，然后问到为什么没有被保举。坤厚谦虚地回答说：“绅士在营当差，为家乡出力，分所当然，不敢仰邀议叙。”皇帝又问他是否会骑马——满族人以此判断官兵战场上是否英勇——坤厚坦诚说：“勉强能骑，不甚熟悉。”最后，皇帝又问了一些关于坤厚曾经在其麾下效力过的几个指挥官的情况，然后便让他退下了，并告诉他第二天再来。⁷

第二天，皇帝主要谈的是安徽—河南前线的战略问题。他询问了安庆以北桐城的情况，两年前，坤厚率领的部队没能攻克桐城。坤厚回答说如果不先夺回安庆，就不可能攻克并守住桐城，他还说安庆一旦夺回，还应该成为省府。坤厚的回答毫不奇怪——那里是他的生长地，他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如果说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对长江流域战事中的战略问题有些含糊不清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更令人不安了。他问道，周家口是何地方？当时河南巡抚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坤厚不得不解释说这个城镇是豫南一个主要水路码头，商贾云集，在这里货物被卸下来，往北运往省府。皇帝竟对地理如此无知（难道他没有地图吗？），确实会令大臣有些不安。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皇帝沉默了，良久无言，于是坤厚叩头谢恩而退。⁸

像以前一样，坤厚不是独自来到京城，而是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和长子同行。在坤厚觐见过皇帝之后，他想获得较高任用的希望落空了。皇帝只是命他返回河南，“以知府补用”，由巡抚酌情安排职位。然而，这次北京之行并不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也有出于整个家族利益的考虑——希望为别的成员谋得一些进身的可能，以充分利用坤厚在河南的勋绩和觐见皇帝这一无上荣耀的机会。坤厚的长子伯英在1855年到了陕西省，为躲避太平军，他与母亲流落于此。在那里，他阅读各种典章和治国方策，从躲避太平军的磨难中恢复了过来，但更渴望能有进身的机会，也渴望在朝廷危难时能尽自己的一份绵力。1856年，他先于父亲两个月抵达京师，也是为了见见旧友，看有无可能谋到什么职位。父亲见过皇帝之后，他成了户部广东司的一名主事。⁹

他的叔父叶运一年前想到京城参加考试，但黄河泛滥，路途受阻，到京城时已错过考期，只好作罢。叶运总共参加秋试六次，均以失利告终，这次到京城是第七次参加考试，此时南京已落入太平军之手，无法举行考试，只能参加北闱。有四位主考官都荐举了他的文章，但排名都不够靠前，没能通过。现在他认为命运已经注定他不能通过这条道路获取成功，所以放弃了考试，从第二年起便跟随坤厚左右。当坤厚奉旨返回河南，就地任命时，叶运缴纳了规定的款额，从而可以不受“回避制度”的限制，前文提到过，该法令旨在阻止同族人在同一省份担任官职。于是他们一同回到了河南，巡抚也给叶运分配工作。不久以后，朝廷认为花钱就可以不受回避法令的限制会产生不良后果，于是，叶运又不得不放弃官位。接下来的六年里他都在组织团练。¹⁰坤厚二弟叶莲的仕途则更遵循常规，他又回到山东做了县令，后来一直在那里任职，直到1871年去世。¹¹

总的来看，叶家人谋求前程的努力卓见成效：三个兄弟都获得了地方职位（尽管有两个人只是候补官员），叶伯英则为京官。伯英的弟弟又在陕西做地方官，这样的话，叶家两代人中有五位在朝为官。他们的官位都不是因为通过乡试或殿试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平定内乱的勋绩。这种获得官位的渠道使为官者具有了实际的治理经验，但是也显示出旧的体制，即通过相较公允的考核来评估、提升知识能力的科举考试制度，趋于瓦解。叶家所出上一位声望赫奕的官员是四百年前的事了，突然间五个近亲高升，不大可能是对每个人才干客观衡量的结果。家族的勋力成为了获得权势的新途径。

叶坤厚回到河南后，奉委总理捐输局文案银钱事务。当时朝廷急需银两，便通过捐纳来筹措，叶坤厚负责经办此事。1859年，卖官收入竟达三百万两白银之巨，叶坤厚出力劝捐成绩突出，被“奏奖以道员归河南候补班补用，俟补缺后再行送部引见”。此年12月，他又被调派总办营务处，负责督查河南军务开支中的欺诈和浪费行为。他最大的挑战就是惩戒那些在府库中任职时间较长的衙吏，因为他们特别擅长篡改账目。实际上，叶坤厚说随着新税种带来的可观财政收入、捐纳买官的收入和大量的平乱军事开支，在内乱开始后的十年里，有差不多上千万两白银被挪用了。

叶坤厚在开封任职十余年，负责督办与平定捻军相关的财政、军事事务，有时也率军实地参战。这样的经历使他经常思考造成如此灾难性内乱的根源。在大部分关于这个问题的诗作中，他都指出并分析了之前提到过的那些因素：常年和平导致军队软弱无力；士族阶层生活奢靡，与社会底层渐渐疏远；仁爱、谦慎和至诚等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精于算计，自私自利，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不过在很多首诗里，他也指责了官员。他写道，人性本善，只是被环境逼迫才变得狂暴；内乱发生的根源在百姓的疾苦，而更深的原因在于官员的贪腐、治理不善，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有一首诗，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同僚：

饥寒迫处起奸人，走险无方遂挺身。

犯顺情危非得已，乘机祸发每相因。

清流要澈源头水，息火先抽釜底薪。

休养不须寻异术，安民只戒吏贪嗔。¹²

官员除了贪腐，有时还会在处理纠纷时徇私枉法，这样也会导致问题滋生。¹³在庭审中他们应当避免严厉的惩处：“县官抚驭失其理，遂致奸民乘衅起。”¹⁴叶坤厚尤其谴责了那些向百姓课以重税的残暴官吏，他们只想着高升，不管百姓死活。一位官员因减免百姓税款总完不成赋税征比工作而被降职，叶坤厚写诗赞扬了他。他尊敬这样的官员，他们宁愿冒着被贬职的风险，也不愿逼迫灾民多交赋税。¹⁵

当然，这些诗里提到的是治理百姓的一个层面，对于内乱的起因也只是泛泛而谈。坤厚和伯英根据自己在河南的经历，更加具体地分析了捻军动乱的起因，并认为是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才导致内乱愈演愈烈。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是其颇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狂热的宗教信仰；捻军则不同，他们没有明确的思想体系，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最初只是一些在淮北、豫南四处流窜作案的匪徒。这里是中国北方大平原的一个落后地区，时有旱涝灾害，而这一地区的贫民长久以来不得不设法谋生，包括贩卖私盐、四处乞讨（通常成帮成群，人数众多，难以控制）、敲诈勒索，和武装起来进行拦路抢劫。捻军就是由这些土匪和走私团伙发展而来的。尤其是1851年开始，黄河流域发生大面积洪灾，并持续了好几年，从而彻底改变了黄河河道，形成了今天的流向，即流经山东半岛北部。随着河道的改变，发生了生态危机，使动乱加剧，逐渐地，匪帮结成了庞大而松散的联盟，即动乱的捻军，一直持续到了1868年。¹⁶

1851年，叶坤厚任南阳知府的时候，捻军动乱刚刚开始。叶伯英以他所见，详细描述了这场动乱是如何开始的。在豫南各县，每到冬天农闲时，青年男子都会聚集起来喝酒、赌博，成群偷盗，人数从十几人到上百人不等。当其他民户去参加庙会、看戏、赶集、赌博、看杂耍等等，以欢庆秋收的时候，他们便四处挑衅生事，直到当地世家大族以酒肉招待方才作罢。当他们需要更多粮食或钱财的时候，便去官道上强取豪夺，对象通常是商人或其他路过的有钱人。留下买路财就可以放人，拒不交纳则会被绑架，并向家人索要赎金。这些年轻的暴徒和罪犯团伙仗着人多势众，又有战斗能力，索取保护费，并收买当地世族大户。

对付这些乱军，官家常用的办法是冬天和初春时在当地征募联防，至农历二月再将他们解散，因为这时暴徒和团兵都要回到乡下种植庄稼。夏季通常是农忙季节，暴徒往往不会滋事，而冬小麦会在春天收割，正是“青黄不接”时，于是会被他们盯上，毕竟，他们大多也是迫于生计才成为匪徒的。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政府对地方联防重视不够，再加上长期的干旱或水灾，农民缺少粮食，也不必再忙于农活，于是河南境内便出现了“职业”匪帮。随着其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较高职位的官员惊恐起来，紧急下令逮捕这些不法分子。普通农民则被夹在中间。当地士绅向坤厚反映说，土匪武装起来对农民下手，他们偷盗粮食和牲畜，欺辱妇女。地方官府军队在抓捕过程中需要帮助的时候，农民们皆三缄其口，因为担心如果告密，将会受到这些犯罪团伙的报复。其结果就是，当官兵去抓捕的时候，十有九次是空手而归。好不容易找到土匪，则会遭遇顽强抵抗，土匪明白，一旦被抓，肯定要被处死。冲突有时会造成官兵伤亡惨重，这尤其使官府更加坚定决心要清剿他们，于是派出更多官兵在乡下彻底搜查土匪行踪。反过来，这种镇压又迫使土匪组成更加强大的团伙来进行抵抗，最终，他们便从偶然犯罪的不法分子变成了彻底的乱匪。¹⁷

叶坤厚在南阳做知府时，目睹过这一早期阶段的匪乱情形。现在，他再回到河南，领导官兵要镇压的则是一场彻底的叛乱。中间那些年，坤厚是在安徽的山区度过的，与那里的农民一起生活，感受到了一种社群感。他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必须消除，“但愿官同民一心，莫教如火益热水益深。”¹⁸面对叛乱，他的解决办法基于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各乡村要靠团练进行自我防御，其他地区的官员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对付叛乱，因为中央政府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军事援助。¹⁹在这个过程中，士绅的协助尤其重要。有一次，叶坤厚恳请当地士绅出手相援：他们了解当地风俗和地势，知道土匪可能藏身之处。²⁰对此，叶坤厚的另一些诗则是写给普通百姓的，提醒他们官军不可能保护到每个村镇，因此必须依靠自己。他告诫人们，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与叛匪勾结，因为叛匪可能随时会对他们下手。如其中一首，很明显是写给广大民户的，在诗里，他强烈要求民众利用自己人数众多的优势，手握农具将叛匪包围起来：“尔民护良田，咸知去良莠。曷弗推此情，协力除奸丑。既保尔子孙，还安尔父母。尔祸尔自贻，尔福亦自受。尔试闭目思，余言堪听否？”²¹又一次，当一帮民户恳求官府出手相助，并抱怨官兵总是到的太晚，不能保护他们时，叶坤厚表示愿意伸出援手，承诺会肃清这一带的土匪，但要求农民也要拿起手中的武器，与他一道战斗。²²

面对全副武装起来的乱匪，农民不可能觉得这样的提议有什么帮助。一次，捻军组织大规模部队，草靶和锄头当然不是对手。到1860年代，各路捻军已结集起强大联盟，攻占了淮北和豫南很多筑有防御工事的村镇。太平军依靠的是驻扎在所攻占城池的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而捻军则不同，他们很少攻占大城市，更倾向于活跃在华北平原的广大村镇，其规模越来越大，袭击和洗劫了诸如关卡、渡口，或人口稠密的市镇，因为在这里他们容易有所斩获。劫掠多发生在冬季农闲时，或者是夏末，因为这时地里的高粱可以为他们在官道“劫径”提供掩护。这种劫掠活动在当地司空见惯，以致在捻军中，把出去打劫叫“下乡”，而当他们抢够了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其他战利品后，便会“回巢”。²³到咸丰末年，劫掠活动的规模较最初大了很多，但其基本模式则是延续了多年的一贯行事。

应对这样大规模的乱匪武装力量，需要更有组织的统筹和更好的部队装备。在河南，负责协调统筹的是毛昶熙（1817—1882），他于1860年被任命为钦差督办河南团练，时年43岁。毛昶熙的父亲在京做官，而他自己三十岁前已考中进士（他的父亲和兄弟也同为进士）。作为左副都御史和顺天府丞，他因为巧妙地处理了几起复杂的刑事和腐败案件而受到瞩目。在提交的请愿书里，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危机，然后受命回到家乡督办团练。²⁴很有可能叶坤厚刚开始在河南候补知府的时候，毛昶熙就已经和叶坤厚相识，因为毛昶熙是1839年在开封通过的省试，而当时叶坤厚和家人也都在开封（之后毛昶熙还为叶坤厚的诗集写过序）。叶伯英在户部广东司任职时，经常与毛昶熙见面，毛还邀请他和他的叔父叶运做自己的幕僚。两人都欣然承应。对伯英来说，这样的机会，还有毛昶熙的照顾，比在京城官僚体制中担任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更有利于他的前途。²⁵

遗憾的是，淮北和豫南的两万官军，并不足以控制活动于该地区的捻军，捻军成千上万，组成了几百个帮群，而且当官军出击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分散开来，混入当地老百姓中。毛昶熙的策略是“坚壁清野”，这策略自古即有，到清朝时已经成为镇压大规模内乱的常用方法。人口都集中于筑有防御工事的栅栏里，庄稼一收割，便把所有的粮食、饲料和牲畜都存放在那里。农民挖出沟壕，以减慢捻军的突击部队——骑兵的行进速度。他们还有一套信号：一声枪响，意思是附近有叛军，大家要停止田间劳作；两声枪响，意思是要赶紧回到栅栏里；三声枪响，则表示要关紧大门，防御部队要在土墙上排好队列。这一策略类似1960年代越南反叛乱专家提出的“战略村镇”。此策略推行后，河南建起了上万个“寨子”，还有几百个瞭望塔和用石头围起的哨岗，练成了几十万民军。²⁶

叶坤厚对这一策略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很不满意，写了一首长诗来批判。诗的开头还是对官员的治理方法提出异议和批评：“朝廷设官吏，本以民为基。官吏失抚字，朘削歼膏脂。公堂有豺狼，四野生枭鸱。民穷盗贼起，揭竿走险阅读 ‧ 电子书库。”叛匪势力越来越大，官家便撤退到有城墙围筑的州府里，“官不及顾民，官民遂两歧”。所以百姓还是要依靠自己，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建起“寨子”，并以高墙和深壕围起。这当然正是毛昶熙所提倡的策略，而不是由农民提出的。这些栅栏的武装不仅仅是农具，还有枪炮。其初衷是要抵御叛匪，但结果却是村里和路上空无一人，游客和商人成了官道被劫的受害者，而当官府进行调查时又找不到人证。作为官员，叶坤厚无疑对这种强大“寨子”的社群感到怀疑：“始为御贼计，积渐弊益滋”，“防鼠而养虎，终当悔噬脐”。²⁷

这种筑有防御工事的乡村社群可能会造成危险，尤其是当其落入那些教徒手中的时候。官府腐化，以致民间出现了很多异教团体，包括各种宗教派别。比如，当时就有一个松散的民间宗教——白莲教，有许多信徒，其教义宣称信奉该教者可在乱世浩劫中获得救赎。除了这些核心的信仰以外，白莲教教徒还有练拳的传统，以及有很多圣歌、符咒，偶尔还有一些仪式，宣扬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在动乱年代，习武是必要的，而武艺精湛的人也通常会成为各宗教派别的领袖人物。²⁸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对各自的信仰极其虔诚，近乎狂热，在抵抗外来侵袭时，充满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与太平天国运动极其相像。叶伯英曾参与清剿这样的一个组织，当时他们占领了一个村庄，叶伯英称之为金楼寨。²⁹这里防守严密，四周都是极深的沟壕，伏有竹钉，官军的骑兵和炮兵多次攻击都无果而终。于是官军将其层层围住，切断了粮食供应，官军还怂恿其中态度游移的匪徒投诚，让他们酒足饭饱后带到两军阵前，敦促别的匪徒也仿效他们，以图瓦解士气。官军的围困长达一百天，又经过最后的猛攻，堡垒终于被攻克。寨子里无一人生还，据说最后唯一的食物是干人肉。³⁰

叶坤厚熟读儒家经典，相信人性本善，认为只有贫穷和不幸的逼迫才会使他们走上歧途，即使是叛乱的捻军，也依然是天子的臣民，他们应当与妻儿团聚，继续在田间劳作，以免于惩罚。³¹他深信大部分的叛军都是被迫卷入叛乱的，也赞同朝廷布告中提到的“协从罔治”：如果是被迫加入叛军，且愿意投降的，可宽大处理，予以特赦。他的诗里也说：“被胁或可原，解散赦不问。倘能缚渠魁，赏岂千金吝。”³²同时，多年的平叛经验使他确信，有些人在歧途上已经走得太远，邪念根深蒂固，对于他们来说，不应该有丝毫怜悯或宽厚之心。早年他任南阳知府的时候，就经历过这样一次刻骨事件。一次在肃清乡村地区土匪的行动中，匪帮中几百人被抓。其头目被判以极刑：剥皮，断骨，开膛破肚，烙铁灼烧腹部。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们从没有喊叫。他们的顽固使坤厚深信，这些人已经太过邪恶，应该受到最严酷的刑罚。他毫不犹豫将他们砍成肉酱。³³同样的道理，他认为官府对叛军采取的“坚壁清野”政策有其效果，尽管它的危害性同样极大。³⁴

率官兵作战，四处辗转时，叶坤厚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破坏，兵连祸结，满目疮痍，这一经历使他变得极其冷酷。他将叛乱比作阅读 ‧ 电子书库患，认为病已太深，靠对几个头目处以极刑远不能治愈。³⁵一场战役之后，他看到田地里满是叛军的尸体，对那些置家人于不顾参与叛乱的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暴亡他乡，成为无名野鬼是罪有应得。他有诗云：“生不养父与母，死不顾妻与子。生作亡命徒，死是无名鬼。断骨零骸满道周，鸟鸢乱啄无人收。”³⁶成功剿灭叛军后，他们的尸体被焚毁，叶坤厚面对这场景，对远处受伤和将亡的叛军发出的抽噎声无丝毫怜悯，他有诗云：“哭声闻啾啾，谁悯凶顽殁。鬼火闪深青，燐燐照白骨。”³⁷还有一次官军取得胜利后，叛军丢下武器，逃跑了四十多公里，官军则不断追击，抓到即格杀勿论，以致整条路上满是尸体。³⁸后来，叶坤厚回忆起对叛军的这些屠杀时，用“杀人如麻”形容。³⁹坤厚的诗集中有几十首描写战争的诗，虽然战争的破坏也使他痛苦，有时会想，“何况盗贼亦人类，祸福岂曰无津涯”，最终，他还是坚定信念，认为只有彻底消灭叛军，才能安定太平。⁴⁰

他最同情的还是普通百姓。他曾写过一位老人的故事，极是感人，老人驼背，耳聋，且已负伤。赶去战斗的官兵将他捉来以作民夫，并咒骂他行动迟缓，“驼背龙钟行且顿”。部队回来的路上，坤厚在路边看到了这位老人僵硬的尸体。⁴¹当时平原地区战火肆虐，路上满是难民，跣足褴褛，踉跄而行，沿途乞讨，饿殍遍野。⁴²留在村里的百姓，食物和衣物被叛匪劫掠一空，官军来后，又遭不断骚扰，要他们交纳钱粮，支持官军。⁴³官军在行进过程中，到处搜刮粮食和饲料，征募民夫。农民已不堪重负，真是：“事急若星火，财征若水流。十年撄巨寇，五道出诸侯。彫瘵残黎尽，诛求敝赋搜。贼氛临四面，筹备竭中州。”⁴⁴

当然，叶坤厚也承认，士兵们也饱受摧残。他们大多都是征募而来的农民，他曾亲眼目睹他们在血腥的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以他们的视角，写了三首《军士怨歌》，问苍天、明君和元戎为什么不关心民间的疾苦，使百姓远离家人，忍受长达五年的苦难战争。⁴⁵坤厚意识到士兵们经常缺乏物资，伙食粗粝，有时候，他们在战场上的欠佳表现是由于给养不足。⁴⁶因为曾与他们共患难，所以当士兵打了胜仗一路高歌回营时，他也默许他们抢夺战利品的行为，他有诗云：“天凄白日冷，战血衣裾盈。金银共财帛，囊橐腰间横。犒赏牛羊豕，夹路壶浆迎。”⁴⁷19世纪的战争就是这样，常用战利品或放纵士兵掠夺来犒劳士兵。

战斗结束后立即写的诗里，叶坤厚似乎接受了士兵的这种行为。后来，在更具有反思性质的诗里，他又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批判。他写过两首特别辛辣的诗，《逃兵行》和《逃勇行》，对比了部队在叛军面前的懦弱和在百姓面前的强悍，要知道，这可是他们要保护的人啊！地方招募的民勇缺乏纪律，实在可耻。

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胡然而前，胡然而后，胡然而散若鸟兽。

自以勇为名，不勇公雠勇私斗。

平时杀人以为功，即至寇来翻畏寇。

装束新奇言诞夸，饮食肥甘粮饷厚。

嬉笑欢哗唾骂怒，稍不加意辄诅咒。

无贼扰乡村，有贼离烽堠。

豕奔兔脱狂且骤，鱼肉良民谁敢究？⁴⁸

谈到士兵，叶坤厚言辞间少了份生动，多了些分析：

盗贼如梳，土匪如篦，官兵如剃。

兵不杀贼翻以贼为利。

始而视贼轻，继而中贼计，终而见贼避。

……

贼所已到兵不来，贼所未到兵反至。

兵不仇贼乃仇民，搜刮民财及衣被。

白昼攫人人叫呼，妇女走藏羸弱系。

朝廷养兵数百年，误国殃民半无济。⁴⁹

这里，叶坤厚的诗句中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清朝官军经常欺凌普通百姓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叶坤厚在河南平乱前后约有十三年，从1853年到1866年。有时他率军作战，但后面的大部分时间则是在省府，任职于负责军务和捐输等政府部门。考虑到他对负担过重的农民心怀同情，所以他经常觉得征比赋税令人生厌就毫不奇怪了，为此，有一次他甚至请求辞职，并说在灾后的河南筹款就像“缘木求鱼”。⁵⁰但很快他又接受了新的任命。⁵¹当内乱终于要结束的时候，贫瘠、荒凉触目可见。有一次，两个同僚从阵前回来，讲到了被遗弃的田地、干涸的水井还有废弃的道路，青壮年人被俘，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年老体弱者挣扎求生。⁵²返回旧守南阳府时，坤厚所见全是毁弃、贫穷和饥饿。⁵³经过叛军刚刚到过的一个地方时，家园尽毁，几乎找不到落脚之地。⁵⁴

在家乡安徽，太平军和捻军动乱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官方的人口数据显示，该省人口从1852年的3760多万减少到了1873年的1450万。3760多万可能高估了战前的人口，但专家都认可安徽省人口减少了50—60％。在安庆地区，人口减少可能超过了60％（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严重程度：美国内战中，谢尔曼远征军穿过佐治亚时虽然造成了很大破坏，但187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佐治亚州人口较1860年反而增长了12％）。⁵⁵有报道提到荒废的村庄，闲置的耕地，狼群在夜间四处觅食，这是文明退步的典型迹象。家园遭到焚毁、洗劫，家畜被偷盗和屠杀以供食用，书院和寺庙被毁，桥梁被焚烧，水利灌溉系统被破坏，田地被遗弃。这一地区要从这种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大概需要几十年的时间。⁵⁶

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清政府还是挺过来了。无论是借鉴了基督教教义的异教徒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西部地区同样危险的叛乱，抑或是肆虐于北方的捻军，在遭遇到这些危机时，信奉儒学的士绅阶层都能团结起来，支持满族最高统治者，消弭内乱。八旗军17世纪时曾为满族人夺得天下，但到了19世纪，已经严重衰退，不堪一击，而汉人的绿营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一种新型的军队形式拯救了大清朝，即湘军和淮军。这些军队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常规军，武装有步枪和大炮。它们从地方团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地方上负责招募的士绅领导，这些领导人都曾指挥过保卫家乡的战斗，并显示出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内乱之后，这些指挥官被授予封号，获得爵位，封以相应官位，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将在清朝官僚体制中占据主要地位。⁵⁷

1869年初，肃清捻军以后，皇帝颁发圣旨，叶坤厚、他的弟弟叶运以及儿子叶伯英，均因平定捻军有功而获得升擢。坤厚已在河南任职多年，担任过不同官职，现在他获封漳怀兵备道兼河南按察使、布政使，不过实际官阶最高也不过道台，河南省共有四位道台，每人分管三四个府，他是其中之一。坤厚与河南民兵总兵毛昶熙有些私交，毛于是给他的弟弟和儿子在自己手下安排了职位。叶运也被提升为道台，不久即被任命到离家乡安庆不远的一个长江口岸督办盐运，这可是个肥缺。叶伯英升职最快，被提拔为按察使，还受命在直隶任职，在那里，他的顶级上司是曾国藩，这也是最能对他仕途有所帮助的人。曾国藩曾任湘军总办，是当时朝中最有权力，也最受尊敬的官员。所有这些提拔和任命都彰显了叶家家族的成功，而它们在同一道圣旨中颁布，更是非同寻常。叶坤厚认为这种荣誉是祖先积德应得的回报，也给后人树立了榜样。⁵⁸

叶家人获得这些官阶的途径在19世纪中叶很具典型，但在中华帝国晚期，却并不常见。尽管他们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一个人能获得举人或进士功名，而通常情况下，获取这两个功名方有资格做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谓不高，精通历代典章制度，如叶坤厚本人即在诗歌方面成绩卓异，写过无数首诗。但他们获得官阶的方式不是依靠科举，而是依靠在平定动乱中的勋绩。他们率军征战多年，克服诸种艰难，或是担任为军事战斗提供各种服务的职务，从而得以升迁。而他们在平乱期间的种种经历，和亲眼目睹的百姓疾苦，无疑决定了他们之后的治事方略。

叶坤厚的诗中多次提到一个教训，即叛乱是由官员腐败和专制统治引起的。曾在安徽山区避难数月的经历使他坚信：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如果给百姓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会组成一个和谐的社群；如果出现争端，应该通过合理的调解解决，而不是严厉的处罚。最重要的是，赋税要低，因为农民已经一贫如洗，再逼迫他们交纳，无疑会让他们铤而走险，甚至暴乱。叶坤厚认为减轻百姓负担，反映了儒家治国思想中一个重要责任，即为皇帝的臣民服务，并要保护他们，这就是常说的“养民”。这种责任体现在了一系列国策当中（其中很多我们会在下一章节论述到），如防治洪灾、发展农业，发生自然灾害时救济灾民等。问题是参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的土地税已经很轻了，只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⁵⁹而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任何现代化建设都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促进工业发展和加强军事力量。像叶坤厚和叶伯英一样，很多官员和学者信奉儒家治国思想中“养民为先”的原则，这使得后来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愈加困难。⁶⁰

这一时期的经历还使这些儒家官员确信，无论百姓受赋税和官员腐败之苦有多深，如果国家动荡不安，混乱分裂，那么百姓的灾难就更加深重。官员的第一职责就是不要压迫百姓，以防止发生内乱。倘若一旦内乱发生，则必须坚决镇压。之后叶坤厚再读史书的时候，就更加注意其中有关内乱的记载，独夫、协从死党、乱人，他的结论是这些人积习难改，因此必须予以铲除。⁶¹19世纪的叛乱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萧条——死亡人数可能多达5000万——给后来的历史留下了一个炽热的印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内乱。⁶²后世的中国官员仍铭记这个教训，政府的目标是保持社会和谐。

叶坤厚和叶伯英现在终于可以在和平年代做官了。下面要讲的是，他们如何将所思用以治民，及中华帝制末期官员的日常生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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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对费正清的反应模式的批判，参见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Jonathan D.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2nd ed.（New York：W. W. Norton，1999），141-263，则对此进行了详尽如标准教科书般的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书中还就进一步阅读提出了建议。

2．关于西南地区的内乱，参见David G. Atwill，The Chinese Sultanate：Islam，Ethnicity，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关于西北地区的内乱，参见Hodong Kim，Holy War in China：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1864-187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and Chu Wen-djang，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1862-1878：A Study of Government Minority Policy（The Hague：Mouton，1966）。

3．Ping-ti Ho（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Science Editions，1964），218.

4．Arthur W. 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reprint，Taipei：Literature House，1964），515-516，526-528，721-722，742-746.

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自题解剑观书图》，16页；也可参见卷十一，12页、19页、22页。《叶氏族谱》（1944年刻本），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6—17页。

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引见恭纪》、《二十五日引见恭纪》，36—37页；卷十三，《文宗显皇帝挽词四章》，35—36页；卷十四，《感遇二首》，35页。

7．《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7—18页。

8．《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7—18页。

9．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北京图书馆藏），53—55页。

10．《斗枢自叙同治六年丁卯以前节略》，《叶氏族谱》卷十一，25—26页。《榆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载叶叔亮：《退庵诗稿》（1918年刻本），1—3页。（叔亮为叶运之子。）

11．叶伯英：《耕经堂年谱》，55页。《叶氏族谱》卷十一，《代叙少青六兄同治六年丁卯以前节略》，18页；卷六，22—23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七，11—12页。叶伯英帮助编纂了1867年版本的族谱，在这之后，族谱中有关这一支脉的记载就不尽准确了，例如，有关叶莲去世日期的记载后来证实就是错误的。根据叶坤厚同时期的第一手记录资料，叶莲卒于1871年。

1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乱后示诸同寮》，26页。

1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有慨》，12页。

1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3页。同时参阅卷十三，《按狱陈州感赋》，7页、12页。

1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送瑛中丞》，10页。同时参阅卷十二，《愁饷》，10页；卷十一，《促织》，34页。

16．Elizabeth J. 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96-151，是对捻军起义最全面的记述分析。也可参见Siang-tseh Chiang，The Nien Rebell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4）；and Ssu-yu Teng，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1851-1868（Paris：Mouton，1961）。

1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3—24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4—5页。

1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有慨》，12页。

19．Philip A. Kuhn（孔飞力），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2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5页。

2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示百姓》，9—10页。

2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7页。

23．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卷一，65页。

24．缪荃孙：《续碑传集》（1910年；再版，台北：文海，1973年），卷十三，1—2页。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再版，台北：文海，1971年），411—412页。

25．叶伯英：《耕经堂年谱》，62页。《叶氏族谱》卷十一，25—26页。

2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66—71页。也可参见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41—50；and 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122—27，以了解坚壁清野政策。这一政策最早采用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

2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阅开陈各属庄堡感赋》，卷十三，2—3页。

28．关于华北地区的宗教派别及其与大规模内乱的关系，参见Susan Naq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and 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Daniel Overmyer，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Joseph W. 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38-67，333-40；and（for a work that questions the label “White Lotus”）B. J. ter Haar，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Leiden：E. J. Brill，1992）。

29．大部分其他的资料称其为金寨（或堡垒、要塞），汉字“塔”和“炭（盆）”发音很相似。关于金寨，参见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150n；及《毛昶熙传》，载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414页。

30．叶伯英：《耕经堂年谱》，74—78页。《叶氏族谱》卷十，“墓志”，2页。

3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1页。

3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军次泌阳再谕诸逆》，4页。同时参阅卷十二，《谕示诸匪》，1页。

3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4—5页。

34．William T. Rowe，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05-209. Rowe describes jianbi qingye as a "scorched earth" policy．他将“坚壁清野”称作“焦土”（scorched earth）政策。

3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1页。

3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战后慨群匪被诛者》，10页。

3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官军破张圩》，22—23页；卷十二，19—20页。

3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4—5页。

3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自题风雨对床图》，4—5页。

4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喜雪步意琴韵》，43—44页。

4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捉夫行》，12页。

4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48页。

4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哀捐输》，9页。

4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军需局杂感四首》之一，41页。

4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6页。

4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3—4页。

4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劳军士》，31页。同时参阅卷十二，19—20页。

4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逃勇行》，2页。此处提及这些勇士衣着奇特，可能指的是他们穿着抢来的衣物。有关20世纪掠夺成性的强盗的奇特衣着，参见Phil Billingsley，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29-132。

4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逃兵行》，2页。

5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15页。

51．关于叶坤厚这一时期的官场生涯，参见《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4—22页。

5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1页。

5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44页。

5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3页、11页、12页。

55．Susan B. Carter，Scott Sigmund Gartner，Michael R. Haines，and Alan L. Olmstead，ed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 1，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Millennial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art A：“Population,” 217.

56．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471—75页、705页；安徽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8—21页、37页。

57．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Samuel C. Chu and Kwang-Chin Liu，eds.，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Armonk，N.Y.：M. E. Sharpe，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