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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转变的时代

1891年(光绪十七年),装备整肃的一小队人马载着棺木,从开封出发,气氛庄严沉重。叶坤厚和他的两个儿子伯英和景昌的遗体保存完好,正要运回安庆予以安葬。随行的有叶元琦,叶伯英之子,时年四十二岁,还有他二十三岁的叔父叶继铨。继铨为坤厚晚年时与小妾所生子。1景昌、伯英、坤厚三人在1887年至1889年间相继去世,其顺序与他们的长幼次序恰好相反。他们都曾出仕为官,因而灵柩都非常讲究,密封完好。事实上,当他们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开时,虽然已时隔七十五年,但伯英的遗体仍然保存完好,他穿着官服,身边放着一把剑。

遗体运往安庆的日期应该是仔细计算后挑选出来的黄道吉日。坤厚去世与三人共同安葬的时间有着两年的间隔,这可能是因为按照星相学的要求,很难找到一个适合他们三人同时下葬的日期。所谓卜葬,最重要的莫过于挑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现在时间已经选定,地点就应该是安庆城外叶家故宅附近的家族墓地。但叶元琦和他带领的这队人马很快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当头一棒。

坤厚和伯英是晚清叶氏家族历史上最杰出的成员。他们都在朝为官,为家族带来了荣誉,并且也解囊出资,编撰新的族谱,修建祠堂。然而,他们却并不是家族内部最有资望的支脉,而且也没有完全符合保持家族一致性的常用标志。最明显的一点,按照族谱的要求,坤厚这一代男性名字的第一个字都应当是“兆”。除了坤厚和他的兄弟们之外,这一代叶家的150名男性名字都符合这一要求,坤厚的原名是法,而他的兄弟,叶莲和叶运,都是单字,这均有别于叶家的其他男性成员。同样,叶伯英这一代人的名字当中应当包含一个“积”字,而伯英,他的兄弟们,还有他这一代最亲的堂兄弟的名字,都没有遵从这一要求。实际上,他们这一支脉当中,名字包含族谱中规定字的最后一人,是坤厚的父亲叶玉廷。叶玉廷所有后代的取名方法都相异于族谱的规定。这样一来,早在叶坤厚引领自己这一支走上辉煌仕途之前,它已经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与家族的其余分支有些格格不入了。2

后来,叶坤厚在北方河南任职多年,进一步削弱了与安庆老家之间的联系。他的一首诗很有意思,很可能写于19世纪40年代晚期,诗中记录了一次安庆之行后的伤感:

虽在故乡生,幼离故乡处。
老返故乡来,因拜故乡墓。
难识故乡语,未熟故乡路。
恒业故乡无,不惯故乡住。
为谢故乡人,还别故乡去。3

坤厚这一支与家族其他分支之间的疏离不断加深,而1891年,这种疏离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当叶元琦回到老家后,他的亲戚们把他羁押在家族祠堂中,称除非他答应一些条件,否则便不放他走。首先,族中长辈们坚持认为,这三人的棺木不能埋在家族墓地中:坤厚、伯英和景昌官位显赫,会完全遮暗埋在那里的普通族人,使得这些人的后代也不能享有好运;第二,元琦和他这位年轻的叔父应该分一些自家的财产给留在安庆的穷亲戚——没有田地的要购买田地,没有住处的要购地建屋。考虑到伯英的政绩,朝廷任命元琦为道员,人们可能会疑惑,这些普通老百姓怎么敢羁押朝廷命官,而留在安庆的叶家分支祖辈流传下来的解释很简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其中有一条便是:“官位再高,高不过家族。”4

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具体条款没有保留下来)。之后叶元琦花费了一些时日,在县城周边为父亲和祖父重新寻找合适的墓地。他最后在黄龙山脚下找到了一块宝地,在安庆西北方向,离县城有一段距离。接下来,他们精心修建了墓地和举行祭奠仪式的祠堂,并且出资请当地一家人予以照料。整件事情劳神费力,对元琦是很大的考验。之后很多年,他经常抱怨因寻找合适墓地四处奔波落下了腿脚疼的毛病。5叶伯英的后代再也没回过安庆——直到一百年后为了写这本书,叶家住在北京和安庆的两支才又聚到了一起。

坤厚这一支与家族其他分支之间的疏离,也波及到了他的其他近亲。1880年(光绪六年),坤厚的弟弟叶运去世。6他的仕途也算亨通,先是在河南军中任职数年,同治六年“奉旨发往江苏补用”,到省“奉委皖岸督销淮盐总局提调”。7后又担任江苏徐州知府。第二年,他的儿子叔亮将他的遗体送回老家安葬,但乘船途中遭遇意外,同时,距离他们住处很近的安庆军火库发生了爆炸,这都使他很担忧,怀疑回乡安葬是否真的吉利。8借助父亲的关系,叔亮在19世纪80年代先后在盐运局任不同职位9,均获利颇丰,最后在位于扬州的重要盐业集散中心任职,在这儿他先后纳了三房小妾,都只有十几岁,而他本人已年近四十。1893年,也就是元琦回乡安葬三位长辈并处理完所有琐事之后不久,叔亮放弃了为自己及家人在安庆寻求永久风水葬地的想法,返回安庆,掘出家人的棺木,包括叶运、自己的嫡庶母,还有兄长的棺柩,奉至扬州,于十二月安葬于西山华严庵附近。从老家把棺木移走再下葬的做法非同寻常。叔亮给出的理由是,扬州离安庆不远,气候也相近,所以他们在天之灵应该不会反对把遗体移到这里。10但是这种做法更凸显了他们这一支与安徽祖籍的疏离程度之深。11

叶元琦是叶伯英的长子。他生于1849年,当时伯英只有25岁,正在帮助父亲处理政务。元琦出生时,坤厚正担任南阳知府,他就出生在宽敞舒适的知府大宅中,此时老夫人还在,叶家已是四世同堂了。跟随家人躲避战乱之后,元琦大部分时间是随着祖父在开封生活,而他的父亲则努力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家里为他请了先生,帮他准备科举考试,但考了八次,他甚至连最低一级的秀才都没有考中。“而素所俾倪者多擢巍科、标甲榜。朋知代为不平,君晏如也。”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有无科举功名,作为获得仕进的一种途径,其重要性越来越低。事实上,元琦之所以能走上仕途,靠的是捐纳和先人余荫。他最初担任的一些职位都是暂时性的:1877年(光绪三年),他在京师刑部任河南司郎中;1880年(光绪六年),保升湖北候补班前先补用道,旋赏戴花翎加三品衔。但他其实根本没有履职,甚至可能根本没去过湖北。能够获得这些职位,无疑是因为他父亲和祖父对朝廷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还有叶家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12

1871年(同治十年),叶元琦娶妻张氏,其岳父在河南浚县任知县,他们祖上是安徽桐城颇负盛名的望族,父子宰相(指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张廷玉父子),十世翰林,族中成员大多做学问或在朝任官。13她过门不久,就接连给元琦生了两个儿子(1873年和1874年)、两个女儿,女儿幼年时期都不幸夭折。虽然对这场婚姻的实质我们不得而知,但元琦没有纳妾,这一点非同寻常,而张氏似乎在他后来宦迹所至一直陪着他。元琦的仕海升沉,是他父亲1888年在陕西去世之后,方才开始的。在这之前,元琦似乎一直都在开封侍奉祖父,不过他也去西安看过父亲几次。叶伯英临终前,向朝廷上书,举荐自己的几个儿子,希望能获得皇帝的照拂。14守制期满,元琦请缨从军,参与剿灭新疆地区动乱,并立下战功,之后便调任直隶。他的父亲曾在直隶任职,并且他父亲的贵人——李鸿章,当时还担任直隶总督。

在李鸿章的督导下,元琦显示了自己在管理财务方面的卓越才能。他先是受命“办海防营务处,继调保定营务处,兼办练饷局”,负责向直隶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在任职的几年时间里,他管理的银钱不下数百万,没出过半点差错。在治理下属贪污和滥用公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15。然而,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母亲去世,使他不得不暂时离任。元琦利用服丧的这段时间收集有关国外风俗传统和治国之道的报道,并编纂成册,命名为《共球集要》。16

可惜的是,这本册子没有保存下来,但它可能最能够清楚地表明,元琦这一代人与他的父辈及祖父辈之间,已存在很大的差别。坤厚、伯英对外国事务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坤厚的诗中有一种强烈的排外气息。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来自国外的威胁不能再置之不理了。1894到1895年间,中日甲午战争,虽历时不长,但令中方损失异常,日方取得了战争的完全胜利。战事缘起于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争议。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附庸国,定期向朝廷派出使团,诣阙朝贡,进献方物,就像是历朝皇帝忠实的封臣。日本在朝鲜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中日之间发生了摩擦,进而爆发了战争。相对中国海军而言,日本海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击沉或是捕获了整个中国北洋舰队,而且日本陆军把清军赶出了朝鲜半岛,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地位同时告终。十五年后,日本占领了朝鲜,将其据为自己的殖民地。对中国主权构成更大威胁的是失去了台湾。这一地区两百年来一直是清政府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刚被设置为省,有了更高级别的区域规划,现在却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这场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攫取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并且获得了在中国建厂的权利,这一权利很快就被西方列强利益共享了,它们都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条约中规定它们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开设工厂的权利就包含在“最惠国”的相关条款当中。17

对日战争的惨败对中国影响巨大。除了在鸦片战争后向英国割让香港岛之外,日本攫取台湾,使清政府接连遭受重大的领土损失。而且,打败清政府的不是欧洲列强,而是日本。日本只是不久之前才停止“闭关锁国”,在明治维新之后方开始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体制改革。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崛起说明亚洲国家可以学习西方的军事和技术优势,开展改革,在很短的时间里加强自身的国力。18

自此,改革(很快便演变为革命)成为了中国政坛和社会的主旋律。叶元琦也投身到了这场新的潮流之中。他编纂了有关世界政治和文化的书籍,无疑是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威胁到大清帝国的外国列强,并帮助他们理解西方列强和日本缘何能如此强大,以使中国能够仿效。他向李鸿章提议建立东文学堂,购买西方图籍,嘉惠士林,以培养下一代。依靠对儒学经典的掌握来选拔官员的时代行将结束。19

但中国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改革的热情使一批坚定的改革者在朝中当权,并且日益壮大。光绪皇帝(生于1871年,卒于1908年,1875—1908年在位)多年来一直屈从于听政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她是光绪帝的姨妈兼伯母),正欲摆脱其控制。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夏,光绪帝听从改革派的建议,颁布了大批法令,以促进政府部门、教育、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史称“百日维新”(或“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皇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被视为先例,因为他们以欧洲现代体制为模式发起并推行了彻底的改革。但是激进的改革派势头太过迅猛,各省的保守势力和朝廷中的皇族亲王都感觉到了威胁,于是便都聚集在慈禧太后身边,废黜并囚禁了光绪帝,改革戛然而止。20

戊戌变法失利后,保守的皇族亲王们掌握了朝中大权,中国的政治走向也由改革急转为保守。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随即升级。被日本打败不仅震惊了中国的上层政治阶层,也警醒了欧洲列强。新闻记者、政客和商界精英认为清政府太过软弱,无法自保,于是拟出瓜分大清帝国的提议来。如同当时非洲正被欧洲各国瓜分、沦为殖民地一样,现在中国被划分成了无数个“势力范围”,这个过程中国人称之为“瓜分”,但这些“势力范围”还不是殖民地,它们是列强强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达成协议,保证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享有采矿、修建铁路以及其他经济权利的特殊地区。法国要求的势力范围临近其在印度支那新开辟的殖民地,日本则要求在福建行使特权,这与其殖民地台湾仅隔着一道海峡;俄国攫取的是中国东北不冻港口旅顺、大连,及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以便与西伯利亚的铁路相连接。这些都表明,列强将各自的势力范围作为未来进一步殖民扩张的准备。

中国人对这种新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很快引发了另外一场大危机。一方面,朝廷的保守势力认为所有来自西方国家的侵扰都是对自身地位的威胁,因此鼓励地方官员予以抵制。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态度表明,它们会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达成自己的意愿,这一点产生了严重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山东,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要求将山东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占领了沿海港口胶州作为德国海军的储煤站,迫使当时深受欢迎并主张抗击外敌入侵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离任。清政府担心诸如此类的反洋教暴力事件会带来类似的后果,构成对领土主权的威胁,于是下令所有涉及教务的冲突都要快速友好地解决。然而不幸的是,命令颁布后这样的冲突反而增多了。天主教教民与外国传教士发现,无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怎样的侮辱、伤害,或是损失,只要咬定起因是反洋教的迫害,官府判决就会对他们有利。所以即使发生了很小的争端,教民都肆无忌惮地以强硬的态势提出自己的要求,气焰甚为嚣张跋扈,这很快就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

这次的反抗就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或神拳)将遗传下来的几种拳法结合,传习一种新套路。义和团宣称,练拳练好者能降神附体,只要习武便刀枪不入,不用惧怕西洋的枪炮利器。很快,义和团就承担起了反洋教的使命,在普通村民与洋教徒发生争端时保护中国百姓。在中国,洋教徒一直只占教民的很小一部分(不到1%),但他们通常集中在各个教民比较多的乡村,于是这些乡村就成了义和团的攻击目标。此时,保守的皇族亲王和官员控制着朝廷和北方许多省份,他们不愿镇压忠诚地反击外国势力的义和团。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夏,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顶峰。整个华北平原遭遇干旱,农民无事可做,饥饿的民众相信了义和团的宣传:洋教徒的增多激怒了神灵,是他们阻止了下雨。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向京城,在这里以及临近京师向列强开放的天津,散布口号。欧洲列强的外交人员及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感到极度恐慌,请求本国政府予以军事保护。外国军队开进,朝廷感觉到了威胁,更加公开纵容和支持义和团。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越来越多外国人被杀,外国公使馆遭到围困……整个夏天,事态不断升级。最后,欧洲、美国和日本出动大批部队,组成八国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带着被囚禁的光绪帝及一帮近臣,仓皇西逃至西安。21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叶元琦都在直隶任职,该省是受义和团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他对义和团没有好感。他认为他们是在传播一种危险的异端做法,主张对义和团予以坚决镇压,力言:“边衅不可开,邪说不可信,乱民不足恃,急宜剿除,勿种祸媒。”有不少人都持此观点,但当时暂直隶总督裕禄趋于保守,对这些意见都不予理睬。没能阻止危机的发展,元琦致力于控制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陈进兵戡乱之策:“以兵二千,由陆路自北逼涿州;以兵二千,由北戴河水路,自南逼新城。中以击游师千人压新、涿之郊。胁从者闻大兵至,必望风解散。急进兵攻首要草矱禽狝,一鼓荡平。”书上不报。随着列强的军队占领京津,又一路向南逼近直隶首府保定,元琦积极行动,保护省库。他竭一日夜之力,运出帑金四十万,派人严加保卫,将银两转移到了更靠近内陆的安全地区。“是时大难初起,盗贼充斥,君挟辎重,涉长途。人心岌匕,僚佐无敢从者,会计、文牍兼于一身,漏三四下犹不寐,两阅月始抵大名。”22后来,部分银两被用来遣散义和团运动时期仓促征集来并疏于训练的士兵。当时,这支队伍的一名军官威胁说如果不给他们多拨款以抗击外敌,就要发动兵变,元琦洞烛其奸,严词峻拒,遣散了这支部队。23他要确保银两保存下来,用以支持正规军、维护安定局面,直到敌军撤退。

无疑,元琦保护了这批饷银,使其免于外敌和内乱的掠夺,为朝廷立下了不世之功,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奖赏。他在路上颠簸数月,经历了种种艰难,敌军撤退后,其他官员坐着马车,带着衣着考究的眷属,满载着各种贵重家当返回保定,使他愤愤不平,心生怨恨。他一向都在批判当时官员贪污腐败无度,老年生活似乎孤独不快。24甚至他的铭文中都称他“生不逢辰,天马跼躅。世无知己,剑气潜藏”。

两年后,叶元琦病故,年仅53岁。直隶的新总督是袁世凯(1859—1916),他力主推行军事和政治改革,在民国早期曾任大总统。他在给皇帝的奏稿中称元琦的死是由于“积劳过甚”所致,但并不令人信服。根据叶家流传下来的说法,元琦病倒后,袁世凯派当时跟随他部队的一名日本医生给元琦做手术。手术失败了,“上午开的刀,下午就死了”。25元琦的妻子一直都没有原谅这位未来的总统。无论怎样,元琦死后,他对朝廷的功劳得到认可,他的儿子崇质得以进入国子监读书,“六月期满,以知县注册候选”。26这是叶家为清政府效劳的最后一代人了。27

叶崇质1873年生于叶坤厚位于开封的大宅中。我们对他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可能他少年时一直与父亲和曾祖生活在河南。同样,家人为他请了先生,教他学习经典文书。叶家大院十分雅致,藏书颇丰,还有数百件古董和书画,以及绝美的花园。他在19世纪90年代随父母搬到了直隶,在保定的莲池书院读书,此时他的父亲就在省府保定任职。除了传统科目外,这里的课程还包括西洋新学简介。28崇质很可能没有参加乡试——要参加乡试的话他必须回到安庆老家——而是花钱买了个监生,以国子监生身份参加了会试。据说有几个主考官认为他的文章写得不错,但他并没成为贡士。因而,他的仕途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即他父亲过世之后。

提携叶崇质的人是袁世凯。根据叶家流传下来的说法,在叶元琦的葬礼上,开吊那天,元琦公的夫人张太夫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孝布后面大骂袁世凯”,指责袁害死了自己的丈夫。袁世凯随即道歉,并承诺会照顾他的儿子叶崇质。实际上崇质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做袁世凯的侍从。后来袁世凯派崇质和自己的一个门生杨世骧去了山东。崇质的孝心(当然还有财富)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护送母亲来到新宅,随从人员达两百人之多,他的母亲坐在精致的轿子里,由八个人抬着,崇质则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29在山东,他担任一些临时的差使,并在剿匪方面有所展布。由于剿匪有功,“奏保道员,交军机处存记”。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派回直隶,担任清河道之职,他的祖父叶伯英几十年前曾担任相同的职位。

叶崇质仕途的发展记录并不详尽,而在此时,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激变。义和团溃败之后,朝廷彻底清除了保守派和排外者的势力。列强攻占了京城,向清政府索要巨额赔偿,并派出部队驻守京城地区(且对清军予以限制),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这一切使清政府,包括慈禧太后,深信大清必须推行根本的改革,包括军队现代化、修建铁路、建立造船厂、拓展电报线路、开采矿业、筹建现代工业等,其中有很多改革在19世纪晚期就试探性地开始了。但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各项改革的进展明显加快,清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商部和交通部,组织地方商会,并着手修订法典,保护和鼓励各项资本运作。

经济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是外资企业的大幅增加。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工业、交通和采矿等领域在华投资。由于担心外国人会控制中国的矿产资源、铁路,以及现代工业经济,中国的官员、有识之士以及商人急切地在这些领域成立自己的公司。1895年以前,只有大约100家中国采矿和生产企业使用蒸汽动力或电力,并且其中很多企业规模极小。但从1895年到1913年间,成立的新兴企业多达549家,主要集中在缫丝、棉纺织、食品加工、公用事业以及采矿等行业。铁路里程的增加更为显著:1895年前修建的铁路只有288公里,而到了1912年,铁路总里程达到了9,244公里。虽然现代工商业只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极小一部分,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开篇。30

在大多数领域,政府在推动所谓的新政改革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新政施行到了广阔的区域。虽然在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影响最大,但没有受到影响的地区少之又少。新政推行时成立的新军引进了现代化的武器,西式的军装和训练模式,成立了军事学院来培养职业军官——要知道,长久以来,投身军旅的人并不受到重视,社会地位较低。主要依靠对儒学经典的考试来选拔政治精英的科举制度,在实行了一千年以后,于1905年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西式的教育制度,除了中文、经典名著和历史等核心课程外,学堂开始教授数学、科学、地理及世界历史。因为中国能胜任这些科目的教师严重缺乏,很多有能力、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东渡日本学习,成为了第一批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这些学习经历让他们了解了日本通过政府推动政治经济变革以实现现代化的探索,以及贯穿于其中的新的知识体系。同时,还使他们接触到了诸如民族主义、民主人权等新的政治概念。

在国内,最深刻的改革是在政治领域,而关键的促进因素还是来自日本。1904至1905年间,日本和俄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出乎意料日本取得了胜利。在亚洲,人们为日本的胜利振奋不已,它表明亚洲国家也可以打败欧洲强国,但更重要的是,它似乎证明了日本的国会制度比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更能有效地把人民团结起来,保家卫国。认清了这一点后,清政府派出考察团去研究国外的宪政模式。意料之中,使团成员对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印象最为深刻,这两个国家君权强大,而宪法还给国民所选出的议会一定的权力。鉴于此,考察团推荐的立宪方案赋予了士绅阶层更多的权利,他们可以在地方参议会和省级咨议局中行使审议和监督权,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可以有批评的声音出现。而这在中国,从不曾有过,史无前例。31

国内的改革热情蔓延开来,几乎涉及到了生活的每个方面。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铺砌一新,整齐划一,出现了煤气灯和电灯,街上有了人力车和有轨电车,能看到警察在巡逻,确保交通有序、街道干净卫生。新成立的学校把最有希望的学生吸引到了城市,在这里,他们参与各种有关时事的讨论,成立社团,偶尔发起罢课和示威游行。报纸和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城市发展开来,使得人们可以获得关于公共事务的各种信息,从而能对时局各抒己见。在这之前,人们要想获取新闻,只能去读《邸报》,它几乎是唯一一家正式出版的报纸,主要内容是各种法令公告、皇帝谕旨、臣僚奏议,以及一些官员任免升迁等邸吏们所需收集抄录的内容。一种紧迫和民族危亡的气氛充斥着新媒体,进步的声音号召年轻人和妇女行动起来,拯救民族于危亡。32

这种新的民族精神在1906年版的《叶氏族谱》中得到了非常清楚的体现。叶善镕负责这版族谱的编写。他在前言中写到了自己这个时代的“民族潮流”,他对于时代的界定不是通过执政皇帝的年号,而是直称“二十世纪”。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留学日本十年的经历,以及对自己产生的影响:“睹其华厦公园,美且丽矣;铜像巍巍,植驰道矣。”到处是机械化的场景,令他充满激情:“琴自奏也,耜自耕杼,目织工自成器也,极之纤细……呈新社会庄严璀璨之现象。”“何以故?”他反问道,“此皆为国家主义的民族,而非家族主义的民族也。”33

这与前一版族谱的前言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啊!在1867年版的《叶氏族谱》倭仁序对传统家族制充满赞誉,认为它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叶善镕则称颂民族,并对自己留学回国即要编写新的族谱表达出不情愿。然而他又用白话文解释了编写族谱为什么是合理的:“至镕五修。时适当祖国立宪,政界之新开幕,放一线之曙光,造成民族帝国之时间也。今者爱国之声喧传耳界,穷原探本,未有薄于家族感情而厚于国家思想,此亦文明之通例。吾大缘叶氏,为皖怀望族,阀阅赫濯簪联翩,显宦名儒,肩背相望,虽间有耕佣野老,安乐田园,而要皆可以养共同之风,联亲爱之谊,统一秩序,组成有机团体之家族,进而为整齐完全之国家。虽古先王敬宗收族之意,何以加此?是则镕五修族谱之绝大希望耳!”如是,他的序文体现出了对家族认识的改变,开始时是一种贬低的语气:家族主义不如国家主义,后来转变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现代的家庭概念,即家庭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团结的基石。34

这并不是华而不实的空话。叶善镕引用了在竞争激烈时代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为了适应时代要求,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家范。他设想在家族祠堂中成立一所“叶氏小学堂”,目的是推行像日本和西方国家那样的普及教育。在今后的教育中,孩子们应当有所专长,从研习经典著作,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过渡到专修法律、警务、政治或商务。同日本和西方国家一样,女孩儿也应该接受教育,因为她们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母亲。中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他说:“我族女子均当七岁入学,勿狃于积习而不教,养女如养猪同。”(这无疑是对如何对待年轻女性的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解。)也不应该只教女孩儿如何持家。如果她们能掌握一些技术,接受一些训练,可以成为教师,协助料理商业事务,或者从事医药工作。为了能够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女性不应裹足,因为裹足会使人跛脚;母亲不应仅仅因为自己裹了脚就给她们的女儿裹脚。同样与过去彻底不同的是,他提出族中的男孩儿们接受教育之后,应当自己选择妻子——理由还是一样,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人都这样做。35

积极投身政治的国人都认为实行根本的变革是可取的,也是有必要的,但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一些人希望把大清政权改良为君主立宪政体;也有人想要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双方争论激烈,但都提到了宪法制度和民权,认为这些改革是培养爱国热情和增强国力的“现代”和“文明”手段。但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人认为,革命会导致暴力内战,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增加中国进一步丧失主权的危险。支持进行革命的人则认为,中国已经两次被奴役——先是满族,再是帝国主义列强——除非驱逐满族人,否则中国永远不能强大、独立。36

在国内,支持革命的阵营势力较弱,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组织松散。公开倡导革命思想无疑是不允许的,革命党也容易遭到警察的突然袭击、拘捕,甚至被处决。在革命宣传散布很广的海外华人社区,尤其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当中,反满的革命组织有众多的支持者。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孙中山(1866—1925),他是广东的一名医生,在香港和檀香山受过教育。孙中山从1895年起就倡导革命,组织起义。相比中式长袍,他更喜欢穿西装,英文交流与汉语一样流畅,他早期的努力主要是依靠赞同自己事业的英国人、法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支持,当然,这些人也有自己的意图,不光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但1905年以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激增,孙与他所领导的同盟会得到了越来越多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他们又反过来把革命思想和出版物带回国内进行秘密传播。37

革命思想在大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发展尤为迅猛。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掌握清廷大权的是摄政王载沣,他完全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首先,随着预备立宪的进展,1911年春,清政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责任内阁,这一期待已久的举措是建立立宪制度的重要一步,因为国家的领导者将能反映人民的意愿。但改革派却彻底失望了,因为在十三位内阁成员中,只有四名汉人,而占大多数的满族人当中,又以平庸的满族皇室成员和皇亲贵戚为主。第二,几乎是在同时,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并且获得了国外贷款,准备修建主要铁路干线。这样一来,十年来希望中国铁路权自主、不受外国干涉的努力化将乌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是朝廷在藐视国人希望建立代议制政府,实现国家独立的愿望。它将当时最强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立宪派和民族革命派——都推到了清政府的对立面。38

清政府和革命派之间的冲突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席卷了叶家。叶家的积极分子中有一位名叫叶崇榘,是坤厚弟弟叶莲的曾孙。他是家中独子,父亲是江苏省一位候补知县,他年少时与一位叔伯生活在南京,接触到了西学,参与了有关时事的迫切讨论。在南京求学时,他接触到了一些革命运动的未来领导者,并深信只有驱逐满族“鞑虏”,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他跟随一些革命党到了湖南,“明德学堂之役,躬预其事”。这次起义的失败,使他确信未来起义若要成功,“非得武力为后盾不易为功”。于是他在1906年参军,并被派到日本深造。在日本,他遇到了孙中山,并与其他的革命领袖重新建立起了联系。他被选派渗入北京的清军部队,在陆军部任职,因表现良好,获上司刮目相看,得到了资政大夫的诰授。但1911年春,叶崇榘因“散布谣言”被解除了职位,并被驱逐返里。当时,广东的黄花岗起义刚刚失利,清政府正在最后确定贷款修建铁路的计划和责任内阁的成员。因为曾在日本留学,一段时间以来,很显然他受到了怀疑。当时的北京,政治局势日益紧张,或许是他无意中泄漏了对革命的见解。39

1911年7月,叶崇质(叶伯英之孙)被任命为直隶巡警道。这个职位相当于一省的治安总负责人,但实际上他的办事处设在天津,其主要职责也限于维护该市的治安。天津是华北最重要的开放口岸,北京、华北平原,甚至西北地区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外贸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在行政管理上,多国分别行使主权,局面相当混乱——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有各自的租界,互相隔离开来,由各列强自行管控,维持治安,同时还有一部分由中国治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中国的守卫部队撤出天津,从而使警察局成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此外,警察在中国城市的现代行政管理中也是一支至关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职责远远不止常见的维持交通和治理犯罪,而是包含了收缴税款、公共卫生(从在公共场所小便到垃圾处理再到治理卖淫,都包括了进来),提升公民的民事行为使其得体,以及审查和限制不正当的政治活动。40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了。意外的一起爆炸事件暴露了当地的革命组织,他们不得已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开展行动。然而革命党轻易地占领了省会武昌,之后革命迅速蔓延到了邻近的汉口,很快就光复了湖北全境。颇具人望的一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转而投身革命,担任政事部部长。很快,革命席卷了南方众多省份,新军军官和省咨议局中的开明士绅,在学生和商会的支持下,出掌这些省份(还有华北的个别省份),宣告支持民主革命,脱离清政府。几个月内,随着新军、教育界、经济和宪政机构纷纷支持革命,并支配了新的革命政府,中国很多地区都宣布脱离清政府,赞襄共和41;而同时,华北地区还牢牢地掌控在清政府手里,袁世凯(曾被新的摄政大臣逼迫离任)又被请了回来,担任内阁首相。大多数北洋军队的军官都曾是袁世凯的部下或门生,都对他忠心不贰。华北的革命热潮还在继续,天津警察局是抵抗颠覆活动的关键力量,叶崇质很快引起了当政者的猜忌。虽然袁世凯在叶崇质初入仕途时处处提携他,并且与叶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有些人担心崇质了解他堂兄崇榘的革命活动,有人密报说天津警察夜晚巡逻时臂上缠的白布跟南方革命军的臂章很相像,说他有通革命党的嫌疑。这均不得不让人起疑。结果,仅仅担任了几个月的巡警道,叶崇质就被解职了。这样,叶家最后一位清廷官员的仕途也告终结了。42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退位。很快,当选为南京革命政府总统的孙中山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位,转而支持袁世凯。中国的封建帝国结束了,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最后一位首相又成为了民国的总统,因而与过去的决裂并不彻底。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交接很平静顺利,革命党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之间的冲突则尖锐得多。袁世凯对民主原则的贯彻是很有限的,而1913年选举出来的国会中,以革命派为主的国民党与其支持者占了大多数,他们立即对袁世凯进行了挑战。43许多人激烈地批评袁世凯,叶崇榘便是其中之一。1912年,他返回北京,主持《民国报》,该报支持国会,对袁世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虽然《民国报》没有保存下来,但在北京,公众辩论的激烈程度从当时一份保守报纸——《爱国白话报》的内容中可见一斑。它谴责革命党,称其为“下层社会的暴徒”,批评国会议员拿着工资,却整天打麻将、看京剧、大吃大喝、出入妓院。报纸引用了(肯定是错误地引用了)一位革命党领导人的话说,“我宁愿把中国交给外国人,也绝不服从中央政府。”发表“错误”新闻的进步报纸被关闭,这家报纸报道时却表现出赞许的态度。由于对民主治国的含义并未取得共识,中华民国的开端困难重重。44

1913年,冲突发展到了巅峰。首先,袁世凯派人刺杀正在准备坐火车北上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他是刚在议会选举中使国民党取得胜利的“总设计师”。之后,孙中山和他在南方的支持者发动了反对中央政府的“二次革命”,历时很短,且以失败告终。叶崇榘在这次革命期间离开了北京,之后又很快折返,继续他在新闻界的工作,反对袁世凯的统治。9月7日晚上,他被逮捕了。对他的指控含混不清,甚至互相矛盾。一方面,有人指控他组织了一批人,庆祝国会成立;另一方面,又有人说他与满清皇族的宗社党是共谋。虽然他曾在清政府陆军部供职(这也是控告他与皇族成员有所勾结的根据),但他与革命党认识时间漫长,且联系越来越公开,这使得第二项指控似乎不合情理。很可能控告他与宗社党密谋是捏造出来的,目的是使整件事情混乱不清。不管怎样,在没有进行任何公开审判的情况下,9月24日黎明,叶崇榘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45

根据叶家流传下来的说法,当叶崇质获悉他的堂兄被袁世凯抓捕后,马上动身去了北京,确信凭着他与袁世凯的交情,且父、祖都曾是袁甲三、李鸿章的部下,世交之谊,应该可以让他放了崇榘。但当他获悉崇榘已经被处决后,意识到民国的政治规则是全新的及血腥的。对于这种草率处决和政治暗杀正成为常规做法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于是,立即返回家。后来,袁世凯先是邀请他出任河南省的警察局长,又请他担任他的祖籍安徽省的民政长(实际上就是民事政府首脑,即省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自己更希望待在天津,照顾年迈的母亲。46

在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叶家人都在为清政府效命。他们年轻时全力应付科举,这是他们得到社会认可,获得为官资格的必然之径。之后,叶坤厚的政绩和军功使他的兄弟们和后代不用再通过科举就可以出仕为官,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叶家人踊跃试身宦海。官位是他们地位和财富的可靠来源,叶家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都无疑极大地得益于这些职位。但到了民国时期,政治规则发生了变化,局势动荡,令人难安。叶崇质行事谨慎,不太适合官场升沉,于是他转而从商,培养下一代叶家人从事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职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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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叔亮:《退庵诗稿》(1918年刻本),5页。叔亮提到坤厚的妻子(徐氏)这次也被带了回来。但从伯英的叙述中(第五章),可得知她1867年已经安葬,此时她当去世后不久。这样看来,她1891年又重新与自己的丈夫合葬。
2.参见《叶氏族谱》中的图表(1944年刻本),四至七卷。叶坤厚原名叶法,名为单字,与他的弟弟叶运、叶莲一致。他的儿子季铨名字中的“季”字不同于这一代叶家其他人名字中的“積”字。
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铁工顾纪小时随父出门,以艺谋食江淮间,已五十馀年,今秋回淅川居数日,仍复出门,感其事,作古词一首》,46页。
4.叶萃章及安庆叶家其他成员访谈,1995年2月。
5.《叶氏族谱》卷十,《元琦公墓志》,1页。云“戊子秋,中丞公卒于陕西节署。踰年春,方伯公亦相继即世。君哀毁骨立,扶榇旋皖。皖中卑湿,鲜佳壤。光禄公浮厝已数十年,君涉水跋山,远求兆域,数载始卜葬三世先人花菓园之麓。繇是患蹠盭,终身弗瘳。”
6.《退庵诗稿》卷前《检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庚辰(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二岁。先公十月举行府试,感受风寒,牵动痰喘旧疾,于十二月初十日巳时,寿终徐州官廨,享年七十岁。”
7.据《退庵诗稿》卷前《检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叶运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奉委调办金陵下关掣验淮盐总局”。光绪元年(1875年)“奉委署理徐州知府”,“丙子(1876年)奉吏部行文准补徐州府缺”。
8.《退庵诗稿》卷前自叙:“辛巳(光绪七年,1881年),二十三岁。余捧柩奉母回籍。六月抵安庆省城,十月入城治丧,奉至乡间安厝。六月由徐州赴皖时,舟过大通丁家洲地方,误触矶石,柩船几遭沉溺。到皖后,未入城前,停柩西门外静室庵,忽制造火药局失慎,相距咫尺,庵几被焚。两次奇险,幸蒙天佑,得庆安全。然饱受惊恐,心胆俱碎矣。”
9.《退庵诗稿》卷前《检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己卯(光绪五年,1879),二十一岁。……九月,先公为余纳粟叙官盐运判加提举衔,命赴京引见,分发两淮补用。”“辛卯(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十三岁。……奉江蓉舫都转人镜委,赴湖北督销淮盐总局听候差委。”
10.《退庵诗稿》卷前《检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癸巳(光绪十九年,1893),三十五岁。因安庆山地难觅,且时有水、蚁等患,先公、先太夫人,及张太夫人、杨老孺人、先兄各柩,均在皖浮厝,魂梦难安,不得已,奉至扬州,十二月安葬先公、先太夫人于西山华严庵之原,壬山丙向兼亥己;张太夫人、杨老孺人葬西山陶家冲;先兄葬西山莲花址。扬州距皖匪远,風土不殊,在天之灵当默谅之。”
11.叶叔亮:《退庵诗稿》,3—6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56页。
12.《叶氏族谱》卷六,89页;卷十,《元琦公墓志》,1—2页。越来越多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以“不合常规的”方式获得任命,关于这一点,参见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29-32,188。
13.Hilary Beattie's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中描述的即是这样的宗族。
14.《耕经堂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年)”条。
15.《叶氏族谱》卷十,王琦:《元琦公墓志》,1—2页。云:“君既受事,以榘矱留自先人,罔敢解慢,钩稽精当,胥吏无能为奸。”
16.《叶氏族谱》卷六,89页;卷十,《元琦公墓志》,2—3页。《共球集要》,作者寻求多年,但一直没找到关于此书的任何线索。
17.关于中日战争,参见S.C.M. Pai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Perceptions,Power,and Prim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John 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Allen Fung,“Testing the Self-Strengthening:The Chinese Arm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Modern Asian Studies 30,no. 4(1996):1007-1031.
18.Douglas R. 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
19.《叶氏族谱》卷十,《元琦公墓志》,3页。
20.Luke S. K. 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Rebecca E. Karl and Peter Zarrow,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
21.Joseph W. 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aul A. Cohen,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Lanxin Xiang,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War:A Multinational Study(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
22.《叶氏族谱》卷十,王琦:《元琦公墓志》。并可参见《族谱》同卷所附,袁世凯《直督袁为通议大夫绍韩公奏稿》:“二十六年闰八月,该道以保全饷项为急务,转商前任藩司廷雍,在于司局各库,连夜摒挡银四十万两,由该道运至定州、正定等处,复转运开封,暂存河南藩库。嗣由前督臣李鸿章电饬,将银运往大名,设局支应各军月饷,并遵旨裁遣新募振远等营。饥军得免哗溃者,赖此饷银之力。”
23.王琦:《元琦公墓志》:“朝旨命君遣散振远军。君较量远近,筹给行粮。士卒各厌,其意以去。护饷振远先锋某,骄蹇饕餐,请截留五万金以飨士。君烛其奸,峻拒之。遽以兵变劫君。君曰:‘吾畏死耶?’毅然不为动。某计沮,而其军亦卒不乱。君既裁振远军,各军之就食者日益众,搘拄十阅月,饟尽而敌军亦离,保定易危为安。时论以此多君,谓当时若无此饷,饥军哗溃,鼓噪而南,震惊乘舆,其忧不细。”
24.王琦:《元琦公墓志》:“洎和议已就,才俊云归,驷马高车,轰隐交路。君郁邑佗(侘)傺,不少屈以合乎世,而世亦卒无以国士遇之者。壬寅(光绪廿八年,1902)夏,寓余书艳称张季鸾之为人,鲈脍莼羹,飘然有江湖之思。余重其才,惜其年,规以顺时听天、少安毋躁,庶几其终一遇乎。居顷之,的噩耗,竟遘厉虐疾以卒。”
25.参见《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祖父情况”。
26.参见《叶氏族谱》卷十,袁世凯《直督袁为通议大夫绍韩公奏稿》所附朱批优恤各条。
27.《叶氏族谱》卷十,《元琦公墓志》,2—5页;袁世凯奏折,光绪廿八年七月初六日(1902年8月9日);同上,卷十,《奏稿》,1—2页。
28.这里的学校指的是莲池书院。关于其历史及晚清时期的课程设置,参见邢赞亭《莲池书院回忆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980年),222—229页。
2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2页。
30.See Albert Feuerwerker,“Economic Trends in the Late Ch'ing Empire,1870-191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ed.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1-69,figures from 33,35,54.
31.关于晚清时期的改革,参见Mary C.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Reynolds,China,1898-1912;Stephen 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Joseph W. 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Ralph L. Powell,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
32.Joseph W. Esherick,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Kristin Stapleton,Civilizing Chengdu:Chinese Urban Reform,1895-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arbara Mittler,A Newspaper for China?:Power,Identity,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1872-191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
33.《叶氏族谱》前言部分,叶善镕《大缘叶氏五修族谱序》,52—54页。
34.《叶氏族谱》前言部分,叶善镕《大缘叶氏五修族谱序》,52—54页。
35.《叶氏族谱》卷三,《新增家规》,1—4页。可能叶善镕的那些家规不能代表整个叶氏家族,因为其后很快出现了另一套相对保守的“新家规”。
36.Michael Gasster,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Xiaobing Tang,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80-162.
37.关于孙中山和革命运动,参见Harold Z. 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and 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Boston:Little,Brown,1980);Marius B. Jansen,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K,S.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38.Edward J.M. Rhoads,Manchus &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121-172.
39.《叶氏族谱》卷十一,《史略》,4页。他被解职是在宣统三年四月初三日(1911年5月3日),参见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存《岁首登记》档案,编号3:338。
40.王志远《清末直隶省的警察机关》,《河北地方志》1988年6期,29—30页;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十四,7—10页。英文文献,参见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叶崇质获任命是在宣统三年六月十三日(1911年7月8日)(《政治官报》)、宣统三年六月十四日(1911年7月9日),卷四六,218页。关于学生和士兵政治活动的例子,参见《民兴报》宣统三年四月廿二日(1911年5月20日)。
41.See 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177-215.
42.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21—22页。有关叶崇质解职的官方报告,没有写明缘由。参见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2月1日)告示,收入《内阁官报》(宣统三年十月),卷五一,51页。
43.Ernest P. 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44.《爱国白话报》,第1期(1913年7月30日),第2期(1913年7月31日),第3期(1913年8月1日),第6期(1913年8月4日),第17期(1913年8月15日),第42期(1913年9月9日)。
45.《叶氏族谱》卷十一,《史略》,5—6页。《全强报》,第472期,1913年9月25日;《爱国白话报》,1913年9月25日。
46.《叶氏族谱》卷十一,《史略》,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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