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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身津门商界

与晚清多数官员一样,任职于清末时期的叶家人,都是清朝体制下的产物。19世纪末在地方或省级任职的要员,多是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或淮军旧属,他们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因而被提擢任用。出生于安徽,在河南初入仕途,之后长期为宦于直隶和陕西的叶坤厚、叶伯英,即属于他们中的两位。终二位的一生,都在中国北方的内陆省份河南、陕西任职,平定叛乱,抵抗洪灾,兴修水利,征收赋税,劝农桑,促垦田,赈济灾民,皆有声于一方。

20世纪的中国见证了一批新领军人物的诞生:在沿海地区或直接与西方贸易的通商口岸,一批新的社会精英开始崭露头角。1上海是这些通商口岸中最大的,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处处显示着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繁荣——贸易和工业,百货商场和电影院,报纸和期刊,舞厅和赌场——与内陆地区乡村的传统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2紧随上海之后的,就是迄今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口岸城市天津。在清末最后几年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叶崇质及其家人就居住在天津。

从明朝起,天津就是军事重镇。之后17世纪提升为“畿辅喉襟之地”,以大运河上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而闻名。同时,天津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盐业中心,早期的西方人曾对海河两岸那些稻草覆盖着的、堆积如山的盐袋大为惊奇。朝廷的盐政在天津有专门办事处,长芦巡盐御史衙署和长芦都转盐运使司衙署即设在天津。在清朝盐业垄断的情况下,天津许多获得盐业售卖执照的商人就此发家。3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按条约规定开放为贸易商埠。在鸦片战争中获胜的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将天津城南沿河地带,作为其永久租界地。其他列强也纷纷效仿,于是在天津出现了英、法、日、德、俄、意、比和奥匈帝国的租界。每个租界都是在各自的外交领事馆授权下由外国人管制。甚至美国,也效法英、法,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要求按照协约中的最惠国条款享受同等待遇,瓜分到一小块租界,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对于他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共和国而言,这样的领土要求并不合时宜。即便如此,他们也并未将租界归还中国,而是交由英国管理。

列强的租界位于隰原之上,用了好几千辆独轮车运来的泥沙进行填垫,从而使得这里比附近的乡下要高出好几米。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租界开始呈现出一副现代殖民地的典型面孔:石子路,煤油灯(后来是电灯),雄伟的市政厅,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公园,赛马场,西文印书馆,图书馆和各种文化社团,还有电报连接外面的世界。许多依照新古典风格修建的宏伟大理石外墙的外国银行在维多利亚路上鳞次栉比,一时间,维多利亚路也被誉为“中国北方的华尔街”。连接天津到渤海的海河贯通后,破冰舰队整个冬天都会保持它畅通无阻,如此,天津与外国的贸易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增长。4

晚清来华的外国人非常少——即使是在1900年的世纪之交,也只有大约1500名西方人。但是这些西方人的出现,给这个港口城市的文化增添了新鲜感。5迥异的外国习俗吸引了天津居民的注意,为了能让内地商贾了解这些,1884年的一份随笔札记《津门杂记》说:“津地华洋杂处,互相交接”,其中有一节即是谈论“中外国异俗”:

中国人梳辫,以剃发为修容;西国人以头上发短为美,只剃面而已。
中国饮水、沐浴俱用热水,而西国则俱用冷水。
中国人读书、写字,自右至左;西人读书、写字,自左至右。
中国罗盘曰“定南针”,西人曰“指北针”。
中国人以指甲长为修饰,西人以指甲短为修饰。
中国人见亲友,以戴帽为礼;西人见客,以脱帽为礼。
中国人尚左,西国人尚右。
中国人于肆筵设席,每先茶点而后饭;西人则先饭而后茶点。
中国人鞋头高而跟浅,西国鞋跟竖而头低。
中国人以红为吉色,以白色为丧服;西人以黑色作丧服,以白色为吉服。
中国茶碗有盖,在上;西国茶碗有盘,在下。
中国人娶妻,一从父母之命,聘定之余,美恶不能更改;西国人娶妻,专行自己之志,听其自择,两情无不和睦。
中国人当迎娶之日,新人涕泪交流;西人当迎娶之期,新人欣喜交集。
中国人以男为重,养育教诲,男先乎女;西国人子女并重,养育教诲,女与男同。
中国人请酒,男女分席,不交一言,视女如仆;西国人请酒,男女同席,共相笑语,待女如男。
中国人生女裹足,终身艰于步行;西国人生女无此习,一生随意遨游。
中国人谓意会藏诸心内,西国人言意思聚于脑中。
此外尚有多端,不胜枚举。大抵中西习俗悬绝者居多,往来交际,亦不可不也。6

这一系列的文化差异,有种搞笑的意味。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对于中国人而言,首次接触这些陌生的西方习俗时,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列强租界的一个历史功能就是给中国呈现了另一种人际交往平台,而天津的租界毫无疑问地在引进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新格局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本关于西方习俗的解说,超越了头饰、指甲、茶杯等等肤浅的只限于异国情调的记述,更多强调性别关系的差异。尽管是一客观语气的陈述,这位中国观察者似乎发现了西方习俗中的一些优点,但这一点也无疑彰显了西方文化开始逐步影响和改变中国社会。

当然,外国租界也会引起中国人的仇恨和对抗。租界成为了外国权力的一个据点,拥有自己独立的警察和司法系统,并且西方居民对于他们的文化优越性有一种近乎傲慢的自负,这些都可能使租界成为许多中国人感觉到耻辱的渊薮。20世纪早期的一些出版物反映了人们努力实行近代化,洗刷国耻的一种强烈愿望。举一个特别普通的例子,一篇文章提醒人们小心新的电车轨道,但又很谨慎地不想四处张扬这一警告,因为“如果外国人听到,他们肯定会嘲笑我们见识短浅,对世界缺乏了解,他们会说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7媒体越来越多地以一种沉痛的笔调,记录了中国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件。英王乔治五世举行加冕礼时,几个女人结伴去看灯展,一位“文明的英国人”让锡克警察把她们赶走,然后自己也对她们又推又踢。文章告诫人们避免出现在这样的庆祝活动上,“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强权而非公理的时代?”8

虽然义和团运动后的新政给整个中国都带来了巨大改变,但是20世纪最初十年内天津的转变还是特别值得一提的。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把义和团从天津赶了出去,在其后的两年里,他们建立了天津临时政府,来管理这座城市及其附近。这个由外国列强强加的政府,在促进这座城市的转型上并不愿浪费时间,而是着手消除一切潜在的对殖民地的威胁,并且建立了一整套西方式的现代化政体。首先,临时政府拆除了天津高耸的城墙,因为在义和团动运动时,中国军队曾在城墙上向租界开火。这个举措使得从前城墙高耸之处变成了宽敞笔直的街道,并由此建立了四通八达电车轨道的网络,不久之后运营的电车成为了现代化运输系统的一部分。新政府同时也着手整顿公共卫生,修建公共厕所,成立自来水公司,清除垃圾,垫铺并清理街道,而且沿街建起排水、下水管道。临时政府沿着城市北侧的大运河修了马路和大码头,建立了公共设施,比如中文图书馆。为了维持城市秩序,政府招募并训练了中国北方第一批现代警力,并且派受过训的人员身着统一的制服在街上巡逻。9

许多天津的精英群体一方面欢迎着这些改革,一方面又仇恨着带来这些改革的外国入侵者。1902年8月,清政府收回了天津的控制权,直隶总督袁世凯继续推行这些改革。他训练了一支新的警力在城里巡逻,后来临时政府的警察也加入其中。他继续扩展公共卫生和城市改造的变革措施,投入大量资源在大运河北侧开发了一片新区,即河北地区。从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开始,直隶总督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位于天津运河北岸的北洋大臣衙署度过。这座官邸迅速成为天津政治权力的核心,让城墙高耸的老城区相形见绌。在袁世凯治下,河北区成为城市改革的重心,建有宽阔笔直的大道、公园和一座连接旧城区和租界的钢铁吊桥(即“金钢桥”),一本旅游指南中称之为“天津新世界”。10在这里还建了新的火车站、一所工业学院、一所法政学院,和一所军医学院。所以天津有了三个界限分明的区:南部的外国租界、老城区内及周边的商业区、北部的政治权力中心。河北区就是叶崇质生活和养活庞大叶氏家族的地方。

在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漫长任期内,他的淮军就驻扎在这座城市,许多安徽人充斥在晚清军政部门的各个岗位上。当有外来省份的商人和退野的官员卜居天津时,按照惯例,他们会修建一座会馆来作为他们群体的开会、住宿及行会办公之所,为生活潦倒的外来同乡人提供慈善帮助,以及为逝者提供存放棺木的暂厝地。11安徽人也如此修建了会馆。大运河北侧,从旧城区直接过桥,在总督衙门的正右方,是淮军将士的纪念祠,这里也是后来李公祠的所在地。作为安徽精英中的杰出一员,叶崇质为安徽会馆董事,他在第三大街、会馆的正后方买了宅子。

叶家宅子的三进庭院里住着叶崇质,叶崇质的母亲、夫人和两房姨太太,及他的九个儿子、五个女儿和一些亲戚,还有大约三十名仆人。宅子的格局是一个倒L形,前两进院子从南到北,第三进庭院,在内院的正西方,住着两位姨太太和孩子们。这所大宅子周围有外墙环绕,要从安徽会馆北侧的一道胡同进入。在叶家权势最盛的时候,有警察在门口日夜站岗守卫,这无疑是自叶崇质接手巡警道时所遗留的待遇。随着叶家家道中落,势位下降,警卫的巡岗次数也越来越少,最终完全取消。12在气派的大门两侧各写着四个大字:“受天之祜,与古为新”。入口通道两侧,排列着涂漆的长凳,是仆人在炎热的夏季乘凉之所。大门内是一个宽大的四扇屏风,油漆撒金,可以挡住任何外界的窥视。每到新年,屏风上都会贴着四个大字斗方:“齐、庄、中、正”。13

第一进庭院里满是盆栽柿树、夹竹桃、晚香玉和荷花。入口一侧的房屋是仆人区和厨房,其东侧是储物间,西侧是私塾。其北侧是分隔开外院、内院的大客厅,两旁是两个书房,里面的书橱从地面一直堆砌到屋顶。其中一个书房内有一套金陵书局刻的木版《二十四史》。房间里都配有电灯,但是叶崇质更喜欢用煤油灯,因此仆人们每天都要清洗玻璃上的煤烟。冬天取暖,靠的是西式锅炉。另外一处呈现西式风格的是两个大座钟,但是从来不走。这些房间以中式风格为主,堂屋的墙上挂着王石谷的中堂,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写的对联。圆桌上摆着宣德铜炉、青铜古鼎等十余件;方桌上摆着康熙五彩、乾隆五彩等瓷碗,还有光绪皇帝御赐给叶伯英的端砚。

来客就是在这间豪华的客厅内接待的。当有客人到访时,会有仆人通报,把客人的大红拜帖双手举过头顶,喊出客人的名讳和官衔。崇质会上茶款待,与之聊天,或者在一些大场合,会开办宴会,打麻将。有一次,直隶省长曹锐来访,叫了许多“条子”(妓女)来陪酒。家里的大厨是城里最好的,所以天津的商界精英、下野政客都很乐意出席叶家的饮宴。由此,这些纯私人的人际来往,在生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走进内院,即步入了一个更家庭化、女性化的空间。这个庭院没有盆花装饰,有三个蓄水池:一个盛着从水利公司购买用马车运送来的饮用水,一个盛着洗衣服的河水,一个盛着生活废水,两个仆人每天负责运水。后排的房间包括太夫人(叶元琦的遗孀,叶崇质的母亲)和两个女仆的卧室,这两名女仆负责照料她的起居、为她梳头,以及外出时陪伴。挨着她的是崇质夫人(一位山东候补道的女儿)和他大儿子的卧室。所有这些房间都有金属床和夏天支蚊帐的架子。靠着太夫人卧室的起居室是全家活动的中心,许多欢乐的聚会都在这里举行,这里也是老夫人请天津名流的夫人们来打麻将的地方。直到19世纪晚期,麻将才由早前的纸牌发展而来,成为了民国时期城市家庭中一种流行的社交赌博形式。作为女性社交的一个重要形式,叶家女眷们的麻将聚会为叶崇质的政务和商务交际起到了辅助作用。

西侧的第三进院子,一栋二层楼房里,住着叶崇质的两位姨太太、她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奶妈。旁边的一排平房里,住着她们的女仆们。大姨太曾经是山东的一个孤儿,被某官宦人家收养,后来送给叶崇质。她的长子和一个女儿,依从大夫人住,其他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她一起住在西庭院的第一层。第二层住着从前是唱京剧老生的二姨太以及她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4

前面房宅的斜对面是一个“马号”,有女人们乘坐的轿式马车、送年长男孩上学的人力车(黄包车)、一辆备用的马车、一驾叶崇质上班时乘坐的敞篷马车,以及三匹马。叶崇质是个生活作息极其规律的人,“他的早点从来是两个鸡蛋‘卧果’,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天天如此,绝不换样”。他每天九点准时去上班,仆人们站在门口等着他穿好长袍大踏步走出去,手指分开来保证宽大笔挺的袖子不垂落下来。中午时,有仆人会送午饭到他办公的地方,他每天傍晚五点时回家。返家后,他会先去一趟自己的专用厕所,然后去他母亲的起居室待一会儿,再去他的书房用长烟托抽一支“三炮台”香烟,阅读天津和上海的报纸。他与他的母亲一起进晚餐,饭后阅读《翁文恭公日记》或《宋六十名家词》。在举家移居到天津之后,他从来不与夫人同房,而是轮流在大姨太和二姨太房内就寝,并且固定每十天单独就寝。15

叶崇质具体做什么工作,不甚清楚,但是他在周学熙的启新集团内任常务董事同时兼着许多管理职位。周学熙(1866—1947)是周馥(1837—1921)的第四子,周馥是安徽人,李鸿章的幕僚,在淮军中脱颖而出成为山东巡抚,最终成为两广总督。周学熙在1895年考中举人,不久入袁世凯幕府成为袁兴办实业的策划者及执行者。他靠迅速修建现代铸币厂缓解了拳乱之后的钱荒,令袁对他大加赞赏。1903年,周学熙被派往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被任命负责振兴工业。在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赞助下,他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成功的启新洋灰公司和开滦矿务集团。他牵头推广工艺学校和工业博览会,以提升中国工业化所急需的人力资源和专门技能。在民国时期,袁世凯统治之下,他两任财政部长(利用财政部的资源投资工业),退野之后在天津经营各种工业和金融行业。16

周学熙是典型的官僚资本家,他创办的产业都是典型的天津近代工业和金融行业。这与上海不同,上海多数的现代工业都由商人或本地士绅家庭发展而来,而天津的工业主要靠官员和军队将领投资。他们任职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许多当然是不义之财),他们现在投资利润丰厚的工业企业。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一战之后几年内,当时欧洲列强忙于战事,而且根据战时需要调拨军需,大量地减少了往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国棉纺织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当时欧洲高价进口中国物品使得中国工厂贸易额急增。大多数天津的棉纺厂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之后陆续建有面粉厂、火柴厂、精盐和纯碱公司,还有许多小型工厂和作坊。17

在工业发展之初,叶崇质作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弃政从商。作为袁世凯的幕僚和周学熙的同乡,他与当时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都过从甚密。周学熙以任人唯亲昭著于世,一向把关键的管理岗位安排给他所信任的同僚、同乡,叶崇质当然在内。另外,当天津的商业群体分为以周学熙为中心的安徽系和以袁世凯家族为中心的河南系后(特别是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叶崇质与每个派系都有着适宜的联系:他是安徽人,但是在河南祖母家出生和长大。周学熙的商业集团里都是这样的前任官员,据说其入口处竖立着“虎头碑”,以记录过往的每一位官员。18

有一段时间,叶崇质似乎在周学熙的每个公司都有职位。在民国早期,他是直隶省银行的经理,控制货币发行并维持银行汇票的信用度。当纺织业在战时开始发展时,他在唐山和河南管理工厂,在劳工激进主义高涨时处理工人暴动。他在中国北方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启新洋灰公司任常务董事,为铁路系统的扩建及城市近代化供应水泥。在20世纪20年代,他主要在周学熙开办的银行工作,这些银行为周学熙的众多企业筹措资金、管理财务。在叶崇质任职履历中,最重要的职务是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华新银行总经理。19

欧战和战后时期,叶崇质的生意兴隆昌盛。他的儿子们回忆说他每个星期外出赴宴多次,与天津的达官显贵们交往。曹锟(1862—1938),曾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做过民国总统(在臭名昭著的贿选中由议会选出),他的弟弟曹锐(1866—1924)出任直隶省长,是叶家宴会上的常客。徐世昌(1855—1939),另外一位民国总统,是叶崇质墓志的撰写者,也是叶崇质的朋友和姻亲——崇质的大儿子叶刚侯娶了他的养女(侄女)。但是在1924年后,周学熙的安徽系在集团势力斗争中被挫败,这场斗争给北洋政府和天津商业界都带来了纠结不清的问题,叶崇质经营的产业也随之衰败。20周学熙创办“实业总汇处”来经营投资,叶崇质负责日常事务,处理工业问题。但是没能抗衡住各家公司的连衡应对。在叶崇质的事业走到尽头时,中国实业银行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薪水大大缩减,他的孩子们都注意到他深居简出,节省开支,有一次,为了体面的中秋庆祝,甚至从周学熙那里大量借款。21

出现生意萧条的不止叶氏一家。战时的工业繁荣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欧洲经济从大战中复苏的时候。到1924年,中国对外进口重新增长,但不久后欧洲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贸易严重缩减。中国农业没能跟上工业近代化的步伐。原棉价格上涨,因其供应无法跟上纺织厂日渐增多的需求,降低了纺织业的利润,削弱了与进口货的竞争力。22这些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因政治的不稳定和中国的内战而加重。袁世凯的统治在民国早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但是在1915年,袁想通过恢复帝制、建立新王朝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个尝试很快以灾难性失败告终,袁众叛亲离,在随后的一年里抑郁而死。23

之后的十年,中国饱受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内战,地方军阀不停地变化阵营,一个个跃跃欲试,试图以此控制中央政府。持续的冲突和贸易的中断在京畿尤为显著,因为国家首都是野心勃勃的的军阀必争之地,这些都加剧了天津商业界的困境。24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队,也威胁着这座城市精英的生命财产。叶家遭受了不少的威胁,旧淮军遣散的散兵游勇,不满于上峰对其救济要求置之不理,于是发动叛乱,包围了安徽会馆。叶崇质早就退出了安徽会馆董事会,但是他的宅子离会馆非常之近,仍难幸免。25于是,只要有战争威胁到天津,整个叶家人就会收拾细软,前往租界“跑反”,寻求安全,只留下几名仆人照看空房子。最后,因战事持续不断,叶家便在日本租界内租了一套房子。太平日子里,宅子里总放着一百个空皮箱,随时准备快速逃离。

1923年,临近叶家鼎盛时期最后时光,叶崇质的母亲庆祝七十寿辰。老夫人是家里的礼仪性尊长,孩子们小时候,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向她请安。叶崇质下班回家,也总是先去她那里看望。每次她外出,去天津的商界名流或卸任的官宦家里,和夫人们打麻将时,都会被一群乞丐包围,她会把准备好的铜钱让仆人分给这些人。可能是因为她太过习惯于富足的生活,而且毫不在意她拙劣的牌技,她总是输钱,而且超出崇质每月奉养给她的月例。于是她只得跟仆人们借钱,典当一些首饰,或者(如果她真的再无其他法了)会装病敦促她的儿子松松手给她点钱。但是从孩子到仆人,都得益于她的慷慨大方。她年老后的一些痛苦(比如因腿疼而请按摩师来),都被她轻度的鸦片瘾和来自家庭的爱缓解掉了。

她的七十寿辰是件繁琐复杂的大事,其中许多方面反映出这个天津精英家庭的行事风格。在安徽会馆搭起戏台唱了两天的戏,从北京专门请来了当红的京剧名角。家人、宾客、各界名流,甚至家里的仆人们,都呈上书法、对联——按照一种地位倒置、彰显民主的次序,仆人们的作品会被放到最显著的位置。曹锟,民国大总统,也送来了一块匾,但是因为匾额落款与总统“把兄弟”的关系没被当众承认,致使叶崇质心里很不高兴,拒绝在火车站迎接总统的使节。不过,牌匾挂上厅堂时,他却恭敬地三鞠躬。演出当天,宾客近千人,筵席约百桌,为此,叶崇质花了大约三千大洋来尽孝道。

张太夫人与其他女眷坐在包厢内。她进来的时候有盛大的欢迎仪式,外面燃放了一万响爆竹,届时台上演出暂停,“跳加官”。陪同她的是她的干孙女,袁世凯一个儿子的夫人。有贵宾到访时,仆人会通报并把他们的拜帖高举呈上。特别显眼的——有些穿着他们前清皇帝御赐的“金丝猴马褂”、“补子”到场,于是演出也暂停——“跳加官”,贵宾当即给戏班子打赏一百大洋,台上的仆人会当众大声说出丰厚的数额。这些尊贵的宾客被安排坐在台前一个特别区域,由管家陪同。那天来拜寿的有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拜完寿后,他径直走向了贵宾区,却被仆人给挡了驾,被安排与一般客人坐在一起。这个买办是天津当时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有些人觉得如此冷落在商业化和现代化的年代很不像话,但叶崇质后来却因此称赞了他的管家。因为这位买办虽然富有,但并不清贵,他以前既不是官,也没有考取功名。而且,他是靠为洋人做事赚钱的。26

这就是叶崇质的世界。后来,他的儿子们称他们自幼生长的家庭为“封建制”。叶崇质娶了三房夫人,拥有众多仆人,屋子里满是古董和古籍,他偏爱油灯和马车而不是电灯和汽车,显然他是一个不愿意与旧式生活告别的人。他对汇丰银行买办的态度尤其表明了他对旧秩序的维持。但他也是一位商人,他的收入来自银行业和工商业这个“新世界”的薪水和股份。某种意义上讲,他脚踏两个世界,正在培养孩子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做好准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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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现代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地区,参见Paul A. 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241-276。
2.关于二十世纪上海的文献很多。对我最有参考价值的如下:Leo Ou-fan Lee(李欧梵),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Hanchao Lu,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Frederic E.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Wen-hsin Yeh,Shanghai Splendor: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843-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and Nicholas R. 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r,Vt.:Middlebury College Press,1991).
3.Kwan Man Bun,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Press,2001).
4.Tenshin chiikishi kenkyūkai,Tenshinshi-saisei suru toshi no toporoji[The topology of a multifaceted](Tokyo:Tōhō shoten,1999),是迄今最详尽的有关天津史方面的书籍。中文书籍可参看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2003年)。雷穆森(O. D. Rasmussen)的《天津插图本史纲》(天津:天津出版社,1925年),从帝国主义的角度陈述了租界的历史,而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天津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则从反帝国主义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另外,有参考价值的英文文献有:Kwan,Salt Merchants: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and Brett Sheehan,Trust in Troubled Times:Money,Banks,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Tianj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5.雷穆森(O. D. Rasmussen):《天津插图本史纲》263页指出,1901年,天津有1549名外国人(及1200名日本人);但在1900年,天津只有88名日本人。(Tōa dobunkai,《中国省志》,第18卷,《直隶省》[Tokyo:Tōa dobunkai,1920年],47页。)
6.张焘:《津门杂记》(光绪十年〔1884年〕津门刻本),卷二,《中外国异俗》,41—43页。
7.《天津白话报》,1910年1月13日,第2版。
8.《天津白话报》,1911年6月23日,第4版。
9.Tenshin kenkyūkai,Tenshinshi,18—19.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221—230页。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 in Tianjin”(天津卫生的现代性),收入周锡瑞主编《重建中国城市:现代性与国家认同(1900—195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34—41页。
10.石小川:《天津指南》(1911年版),卷一,1—2页。也可参见来新夏:《天津近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206—228页。
11.关于会馆,参见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12.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
13.这些词语在汉语中的表述为:“受天之祜,与古为新”,以及“齐、庄、中、正”。
14.这一章节中所有关于家庭生活的叙述,据自叶笃庄1991年所写无标题回忆录手稿(《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整理者拟标题为“叶家往事”),以及对其他叶氏兄弟的访谈。
15.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39—41页,80页。
16.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民国名人传记词典》),vol. 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409—413.《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收入周小鹃编《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1—79页;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春福(笔名)《周学熙与北洋实业》,收入《天津文史资料选集》1966年第1期,1—27页;来新夏:《天津近代史》,203—206页。
17.来新夏:《天津近代史》,209—213页,260—269页。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8-35;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trans. Janet Lloy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esp. 63-75,174-184.
18.周叔弢、李勉之:《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文史资料传记》第53辑,10页。Albert Feuerwerker,“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Case of the Chee Hsin Cement Co.,” 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ed. Albert Feuerwerker,Rhoads Murphy,and Mary C. Wri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关于天津商业和银行业的情况,参见Sheehan,Trust in Troubled Times,20—26,45—53,60—64.
1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26—28页;《叶氏族谱》卷十一,《诰授荣禄大夫文樵府君事略》,2—3页。
20.关于北京政界的党派之争,参见Andrew J.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21.周叔弢、李勉之:《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24页;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28页、31—33页、39页、42页。
22.Bergère,Golden Age,63—98.
23.Ernest P. 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24.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5.参见天津档案馆藏,1927年安徽会馆会议记录,134号,《全宗》,2—3卷,23页,45页。
26.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5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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