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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长于津门

20世纪之前,中国的文人很少关注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孔子的那段经典自述,表明这位先哲也是从十五岁“志于学”才开始记述,之后每十年一记,从三十岁直到七十岁。1传统传记提到杰出人物的童年,通常也只描述罕见的能诵读成人经典的才华。越来越多的传统儿科医药和蒙学著作,都表明了人们对孩童身心状况的关注。中国的《百子图》展示了玩耍中的孩子们,但是文献资料很少记录孩子们天真的举止和成长过程。2在20世纪,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开始关注儿童的成长,幼年经历作为一段独特的人生历程方受到更多的关注。3对叶家人来说,回忆这些在民国初期长大的男男女女,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审视中国和这个中国大家族的关键转型期。

叶崇质清末迁居天津时,已经有了一房夫人和两房姨太太。他的夫人或许已经为他育有一女(有些人说这个女儿是他大姨太的孩子),但是却早夭,或许是因为把孩子养在不见阳光、空气不甚流通的房间过度保护所致。不知何时起,在全家搬至天津之前,崇质即不再与夫人同床,但是在他每十天与两位太太轮房的周期里,他会在夫人屋外的床上单独就寝。4崇质两位年轻的姨太太承担起了为家庭开枝散叶的重任,她们也确实表现得很好。她们传宗接代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以至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崇质一位生意上的同道,把自己的独子带到了叶家接受一位姨太太赐予的重生礼。这个孩子在象征姨太太祥瑞的红裙子下被抱出来,排作叶家的第十一子,希望通过这样的关系为袁家带来更多的儿子。后来,逢年过节或母亲生日,这个男孩就会带着为叶家准备好的礼物登门拜候。当这位总统的孙子和他衣着干净整齐、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的奶妈到访时,叶家的男孩们通常都会被带至别处。这位奶妈比照看他们的一般乡村妇女要更体面一些。5

世纪之交时,崇质在山东任职,他的三位太太都来自山东。他的夫人仓夫人,是一位候补道的长女,出生于1873年,与崇质同龄,她产下早夭的女儿时(如果女儿确是她所生),应该已三十出头。之后,崇质的母亲把刘姑娘领回家给儿子做姨太太,希望能产下子嗣延续香火,完成崇质夫人未尽之事。刘姨太是个孤儿,一户官宦人家的丫头,张夫人在一个聚会场合看上了她。刘姨太那时还很年轻,大概只有十五岁(她出生于1889年),家里人传说叶崇质最初与她同房时(当时叶崇质已三十多岁),她吓得躲到了桌子下面。6仓夫人留在保定叶氏老宅住了一段时间,让崇质和刘姨太在山东独处,过夫妻的亲密生活。这是一段让刘姨太后来时常回味的甜蜜时光。7第二房姨太太陈姨太,比刘大四岁。如果说刘姨太是娶来延续香火的,陈姨太则是因爱结合,叶崇质自己追求的结果。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大概是在她被带回家做姨太太之前就出生了。8

刘姨太为崇质育有五子二女。这几个男孩包括长子叶笃仁(1908—1979)、四子叶笃信(1912—1981)、五子叶笃庄(1914—2000)、十子叶笃全(1919?—1929?因患猩红热早亡),和第十二子叶笃慎(1924—1999)。女儿包括四女儿叶笃颂(1910—1980)和五女儿叶笃柔(1921— )。陈姨太同样也育有五子二女。她的第一个儿子叶笃智(1909?—1915)排行老二,聪明却多病,最后病重时家里人担心或许因为排行不吉利,他逃不脱早夭的噩运。所以听信算命的,他被改换到更吉祥的老八的位置。遗憾的是,这个举措没有成功,他还是早早夭折了,但仍然在崇质儿子的排行中占据着老二和老八两个位置。陈姨太其余的儿子是老三叶笃义(1912—2005)、老六叶笃廉(后来更名为叶方,1914—2005)、老七叶笃正(1916—2013)和老九叶笃成(后来更名为方实,1917— );女儿是笃诗——叶家二女儿,她进入叶家时即已出生(1907?—1929?),和三女儿笃雅(1910—1979)(参见表五)

表五 叶崇质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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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叶氏族谱》(1944年修订版)卷七,17页,42-44页;《叶笃庄回忆录·叶家往事》(1991年手稿),84-114页;叶笃正、叶笃柔、陈澄访谈。【译者注】《大缘叶氏族谱》(2001年修订版)中册715页,记叶笃信先生卒年为1986年。

崇质为儿子们的命名完全体现了一套儒家道德观。在确定“笃”为辈分后,儿子们分别被命名“仁”、“智”、“义”、“信”、“庄”、“廉”、“正”、“成”、“全”、“慎”。当然,女儿们的名字是取自三个不同的女性特征:“雅”、“颂”、“柔”。这些名字出自于一位深受传统熏陶的士大夫之手,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他们还是带有些许不合时宜的味道。因此,也难怪,由于学生时思想激进而加入共产党的两个儿子会改名字:笃廉成了叶方,笃成甚至连姓也改了,他的名字成了方实(为了避免混淆,我将一直用他们后来的名字称呼他们)。仓夫人一直维护着她作为正房夫人的特殊地位——或许在她受到崇质的性冷落之后更加如此。她掌控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规划开支,在娘家落魄时给予扶持,定夺婚庆和节日场合上的礼物,而且紧缩两房姨太太的月钱。在天津上层社会的夫人麻将桌上,只有仓夫人和崇质的母亲才有资格外出参与;两位年轻的姨太太只能待在家里。如果牌局设在叶家,刘姨太和陈姨太共凑一桌,打的是赌注非常小的牌局,而仓夫人则和大手笔玩家打牌,而且总是赢钱。在家里,她和她的丈夫、长子、婆婆单独一桌用餐,而姨太太则和年幼的孩子们一起用餐。她的寿辰都会庆祝,而两房姨太太则无此殊荣。在传统礼教下,夫人和姨太太这些区别待遇是完全合乎礼法的,但是特别是从男孩子们开始上学后,他们的现代思想使其对这种歧视心怀不满。9从孩子的角度最痛苦的是,他们得称呼仓夫人为“娘”,而对他们的亲生母亲则以“二姨”和“三姨”相称。严格来说,孩子们的生母是按照仓夫人的妹妹来对待的。

尽管地位尊贵,仓夫人却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她每天下午都会喝酒,时间长了,染上了酒瘾。她也常常边饮酒边吸水烟袋。因为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最疼爱长子笃仁,在自己的桌子上给他预备一份独特的饭菜。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惹得年幼男孩们心生不满。对他们,仓夫人总是脸色沉郁,他们也尽量远离她,特别是在她喝过酒后。

刘姨太,也是家里的大姨太,是张夫人——叶崇质的母亲,叶家女家长——最中意的一个。老夫人吃素食斋饭,刘姨太负责家里的食谱,把每日的伙食安排交代给厨子,有时也会监管他们备饭。刘姨太颇善解人意,当老夫人看起来疲倦虚弱时,她便偷偷地在菜里加些猪肉或鸡肉,自己承担破戒之责。贫苦出身的她,比另两位太太更擅长厨房的活计,和仆人们相处融洽,也要求她的孩子们对仆人以礼相待。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她后来识字到可以写一份简短的信),对孩子的教育比较松散,甚至有些溺爱。陈姨太则要严厉些。因为从前做过京剧老生,她有些文化底蕴,喜欢读言情小说。早上仆人为她梳头时,她会教导孩子们读书,她的儿子们也确实是听话的好学生。有些孱弱多病的她(可能是由于肺结核)有一种哀怨的优雅,是崇质的最爱。

作为一个家大业大的家庭,叶崇质的天津大院里也住着叶氏旁支的其他宗亲。这些人里最不招人喜欢的是叶崇实——叶伯英的另外一个孙子。崇实出生于1903年,当年父亲去世,三年后母亲也去世,成了孤儿,便由张夫人抚养。这位老夫人对他溺爱过度。崇实绝不是一个好学生,上了一所技术学校却没谋到实质性的工作,靠祖上的家产大肆挥霍,购买华衣美服、钻石戒指、瑞士手表,还拥有家里的第一台收音机。二十岁左右娶妻,生有两子,按排行算为叶家的第十三和第十四子。他虐待妻子,殴打之残暴让全宅院为之耸容。他和一位奶妈偷情,致使这位奶妈连同偷情时放哨的女仆一起被辞退。1930年,崇实悲惨地死去,他在天津的妓院里染上了梅毒,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在叶家生活的日子里,是叶家年轻的男孩们考虑自己未来时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10

另一位亲眷是姚妞,她的母亲(叶崇质的表姐)跟着张夫人在叶家长大。她父亲去世后,姚妞就被带到了叶家,住在张夫人隔壁。她的哥哥姚曾廙常来叶家度假,成了老三笃义最好的朋友,后来做了笃柔的丈夫。

到20世纪20年代,坐落在第三大街上的叶家子孙满堂,最多的时候有十六个。他们的出生非常集中,当崇质最小的孩子于1924年出生时,他最大的哥哥也不过16岁。孩子们分性别、按出生顺序来称呼,大人们称呼女孩子“二小姐”、“三小姐”,依此类推,其他的兄弟姐妹称呼她们“二姐”(二妹)、“三妹”(三姐)之类。男孩子们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和排行。比如,叶笃义(排行老三)被仆人们称作“三爷”,被弟弟们称为“三哥”,被家里的长辈们称为“三狗”。

孩子们早年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人就是他们的奶妈。孩子生下之后,母亲就立即断奶,把孩子交给奶妈喂养,这也是两位姨太能够频频怀孕的一个原因。母乳喂养往往会延迟排卵,所以母乳喂养孩子的女性生产通常是间隔至少两年到三年。中国的上层家庭一般会为新生儿雇请奶妈,因为这种做法,加上一夫多妻制下可以娶多房姨太太,而富裕家庭也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孩子,所以上层家族往往非常庞大。11在天津,奶妈的雇佣是制度化的,叶家通过一家中介机构雇到了他们的奶妈。这些女性一般来自周边郊区,且有充足的奶水,也就是说她们刚刚生完自己的孩子,或者孩子夭折,或者早早断奶,或者是送给别人喂养。这样的雇佣关系为贫苦的农村妇女提供了稳定的生计来源,但是她们自己的家庭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有一个奶妈按手印签了三年的合同,但是第二天她丈夫便来哀求她回去。她没被放走(不知道她自己是否愿意离开),直到三年后她丈夫再次出现才将她带走。12

这些奶妈是陪伴新生儿最亲密的人。她们代表了母亲的形象,年幼的孩子们常常叫她们“娘”。除了喂养孩子们,还要给他们沐浴(不太经常),给大些的孩子们喂米粥或小麦粥,训练他们大小便,带他们到旁边的李公祠玩耍。晚上,奶妈与孩子一起睡。有一个男孩子回忆到,他的奶妈总是按农村习惯裸睡,自然他也这样做,习惯于在她宽大、温暖、黝黑的身旁酣然裸睡。断奶后,他还是不穿睡衣,他的母亲坚持要求他穿睡衣时,他便穿上睡衣上床,但是一钻到被窝里便要脱掉。母亲发现他的行为后,他屁股上挨了不少打,最终才改掉孩提时养成的习惯。13

孩子们直到五岁,准备上学时,才会完全断奶。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突然却正式。一个男孩回忆,在五岁生日前,他被叫至祖母的房间。屋子里有他的奶妈,露着黝黑硕大的乳头,还有他的祖母和母亲。他的母亲告诉他:“奶妈的奶头坏了,以后不能吃了。”然后他在大家的鼓动下去尝试,吃到的只有一股墨水的刺鼻味,夹杂着苦涩的中药味,乳头上涂抹的正是这两样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吃母乳。14

孩子们断奶后,他们的奶妈要么被另外一个女仆替换掉,要么继续留下来照看她的小主人。这些仆人涮洗衣服,也帮着缝制衣服。连孩子们的布鞋也是在家缝制的。只有他们的瓜皮帽是在专卖男性帽子的帽店买的。

孩子们与他们母亲的主要交流是在晚餐时。婴儿时,他们由奶妈在床上喂食,但是大些之后,就要坐在桌旁,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用餐。长子(后来老三和老四也加入)总是要特殊对待的:他与崇质夫人和崇质母亲在一个小餐桌上用餐,享用特别的饭菜,大概是因为他体弱多病。他吃的东西很精致,是别人没有的:鸡蛋、鸡汤,以及特有的进口食品,比如罐头牛奶、美国糖果、挪威鱼肝油。他的特殊待遇让年幼的男孩们心怀嫉恨(也让他们记忆深刻)。

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在靠近厨房的东厢房里另外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当家庭人数最多时,要分几张桌子),夏天时则在屋外的庭院里。伙食很简单,多数是米饭、蔬菜,每个孩子半个咸蛋。除了宴会和一些特殊庆祝场合,饮食并不奢华铺张。尽管叶家在中国北方是累世大族,却仍延续着南方吃米饭的习惯,这无疑是遵循着崇质母亲,一个安徽桐城人的习惯。只有崇质的夫人吃北方人喜欢的馒头。甚至两房姨太太,即便是北方人,也吃南方人爱吃的大米。15

叶崇质是个典型的不善于和孩子亲近的家长。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期,他常常外出会餐,后来即便是经常在家吃饭,也是和母亲及夫人一起,而非和孩子们(除了长子)。晚饭后,他会检查儿子们的功课,有时在书房里读古书时,他会叫一个儿子为他捶背。偶尔,他也会带几个儿子去看场电影(通常都是好莱坞电影),这是一种他非常喜欢的新兴城市娱乐形式。16

孩子们童年时期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和一年一度的重大祭祀联系在一起的。新年是最重要的节日。筹备新年伊始,家人们先吃一顿独特的按照安徽老传统做的炖肉。然后所有人都集合起来,在前厅挂起以往先祖们的画像。这些画像的最大特色是他们都身着前朝官服,帽子上的顶珠和衣服上的补子显示着他们在封建帝制下的官阶。孩子们长大后,学会了辨识这些等级,总是对最重要的人物格外留意,特别是叶伯英。先是祭祖,然后家里的男子们依长幼顺序向每幅画像三叩首,之后是女眷。新年当天,全家都要参加这一仪式,直至正月十五收起祖先画像时,上述仪式要再重复一次。在这期间,每天都会派一个儿子代表全家前往祭祀。其他时间则是家庭聚餐,走亲访友。除夕夜,大门外燃放烟花爆竹,然后男孩子们和父亲一起推牌九,这也是少有的他们一起娱乐的机会。父亲做庄家,尽管赌注一般,但是总能输得精光。把钱输给孩子们之后,他就睡觉去了,留下孩子们自己玩。17除夕傍晚时分,仆人们到各屋向每人搜集“散百病钱”,初一天刚亮就把这些铜板扔到大门外,然后把门关起来。谁要是拿了这钱,自己或家人就要生病。这病本是应该散钱的人得的,只是因为他出了钱,就可以把病“卖”出去了。18

其他欢乐的家庭聚会和一些特定时令的食品相关。夏季,核桃成熟时,全家人都会聚在张太夫人的房间里砸核桃吃。秋天,所有人都聚在一处,吃上几次刘姨太特意准备的鲜螃蟹。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在中国农历最炎热的三十天里,刘姨太每晚都会切三四个西瓜,给孩子们各一份。西瓜尚未切开,孩子们已经围在桌子边上,迫不及待地伸手要抢,刘姨太总是不停地笑着嘱咐他们:“小心把你们的手切掉!”而女孩子们则在另一个房间里安静地品尝。19

当孩子们还小,没有进私塾之前,每天早上都要去给祖母张夫人请安,之后去大夫人那里,最后去亲生母亲那里。男孩子们恭恭敬敬地鞠躬,然后拿到老夫人给的几个铜钱(在他们母亲那里会拿到更多些),白天他们就用这些钱买零食吃。问过早安后,他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玩耍。玩具不多,都很珍贵:新年时庙会上的刀剑、鬼脸之类,只要不坏就一直玩下去。或许是因为生在一个内战频仍的年代,男孩们(甚至有些女孩子)最常玩的就是军事演练的游戏。他们像军事演习一样行军,躲在起居室家具后面或院子里打游击,一玩就是一天。20夏天,孩子们在柳条编制的笼子里养蛐蛐,当作宝贝一样。

仆人区是孩子们常常凑过去听故事的地方,这些故事或是说书人讲的英雄传奇,或是一些年老仆人讲的叶家往事。年轻仆人则爱讲几个荤段子。随着男孩们长大,这些与男丁们的交往,弥补了他们早年只与奶妈和女仆在一起的不足。去公共浴室洗浴时,是男仆们带着他们。生活在一个仆人众多的宅院里,让孩子们与下层有紧密接触,这在一个中产小家庭里是不会出现的。仆人们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正面的。确实,年长仆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让孩子们的父亲重返仕途。他们仍然笃信旧的等级制度,觉得服侍商人不如在官宦人家为仆更有体面。但是在与这些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孩子们了解了穷苦底层完全不同的生活。从他们的故事里,孩子们知道了即使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可能有世事洞明的睿智。偶尔,他们也会和这些仆人外出,譬如笃庄曾和奶妈去天津城郊的农村,一处外乡人暂住的窝棚区——他们目睹了穷困不堪的世界,而他们最亲密的男仆或是女仆就是来自这里。21

男孩子们一到五岁时,日常生活会有一个急遽的变化。在父亲的陪同下,年幼的小少爷开始私塾的第一天学习。新生要向孔子的牌匾三鞠躬,然后向先生鞠躬。这位私塾先生在科举下考取了贡生,曾在保定的莲池书院学习,而叶崇质早年也曾在那里求学。孩子们一经正式“拜师”,便开始了每天在私塾的学习,天刚亮就开始背书,直到早饭时分。一个跟班书童到附近小吃摊上为他们买早餐(用他们的日常开销)。早饭后,开始上课,直到午餐时休息,下午继续,直到四点左右——不过私塾没有钟表,作息完全是塾师看太阳影子推测出的。

学生们先用毛笔“描红”,然后记诵简单的句子,用大量的时间练习书法。他们先学民国初年上海出版的简易课本(这些叶家男孩子使用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读本),之后读“四书”和其他古文。因为孩子们年龄不同,学习进度各异,故而是单独施教的,但是他们的教育都离不开死记硬背。若不能准确背出,手心就要挨板子,不过兄弟间都会互相帮助。把他们的书打开到正背诵的一页,这样背诵的学生如果需要,可以偷瞟一眼,这个简单的小伎俩很少被近视眼的先生发现。正确的握笔姿势很重要,孩子们也慢慢领略到老先生精湛的书法造诣。他们的父亲非常欣赏老先生的书法,让老先生为宅子大门题字,每年新年挂在院子里的对联也出自他的手笔。五子笃庄十岁时,书法已非常好,于是便换由他执笔书写,这一殊荣让这个年幼的孩子一直到晚年都引以为傲。

先生的旧学底子非常好。崇质的儿子们最终也折服于他在传统典籍方面渊博的学识,也逐步喜欢上了那些古文里的儒家伦理。多年后,笃庄的起居室还挂着一幅老师题写的卷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随着孩子们古文的进步,老先生便布置一些出自《左传》的作文题目。虽然有时这些作业里包含他们完全不了解的段落或典故,最终,老先生给这群年轻人深深地灌入了仁、义、智、恕的儒家道德伦理。他也讲述清末的杰出名宦,让孩子们不要忘记显赫的先祖和家族对他们的厚望。笃庄在他的桌子上贴了一副简短的对联作为座右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22

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时,老先生因染上鸦片瘾饱受折磨。学生们注意到,他上早课时咳嗽流鼻涕,等待他们父亲离开时开始全身颤抖。然后冲到前面的仆人房里,那里已经有男仆为他准备好了鸦片。抽这一次能让他坚持到下午,然后在他们父亲回来之前需要再抽一次。这个做法没能骗过崇质,他知道老先生吸食鸦片。但是老先生只选主人不在的时候吸,以努力掩饰这一行为,自然使得主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老先生的儿子也在私塾帮忙,不过他的学问只够帮着教年幼孩子们识字。每月四十大洋的丰厚薪水被父亲挥霍大半去抽鸦片,这使儿子心怀不满,常常体罚孩子来发泄私愤。有一次,他坐在调皮的九少爷的脊背上,强压他的脸贴到地上,只是因为他背不下来课文而又拒绝向孔子牌位鞠躬。

老先生除了对鸦片上瘾外,还有一些非常迂腐的个人习惯。他的视力极差,却不愿意佩戴眼镜,读书时要把书举过鼻子贴在眼前。他从不洗澡,夏天时只用毛巾擦擦汗和泥,身上一股馊味。他总是在地上吐痰,躺在床上时就吐在卧室的墙上。最后他病入膏肓时,家里的日本大夫来为他诊治,离开时捏着鼻子说道:“没有教育资格!没有教育资格!”尽管他学富五车,这位老先生确实达不到现代日本的卫生标准。23

20世纪20年代末,老先生过世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被移到了“马号”,以免对主宅不吉利。这之后也就遣走了他的儿子少先生。那个时候,多数男孩们已经在外面上中学了,但是年幼的几个还是在家里跟着一位新老师学习,他们称新老师为袁臭嘴。袁以前是北京的一个小官,但是自从1927年迁都南京后——北京成为北平——他也就没了工作。因为在北平他有一大家子要养活,于是欣然接受了叶家的聘请。

袁臭嘴授课时,家里第一次允许女孩子上私塾。年长一些的女孩仅从金太太(外号“母老金”),一位小官员的遗孀那里认了几个基本的汉字,学了女红和刺绣。从清末开始,很多人已开始倡导女子教育;在民国早期,活跃的女权运动开始酝酿,但是叶崇质还不推崇送女儿进学校。他在这个问题上持明显的保守态度,与1906年叶氏家族对女子教育的倡导形成鲜明对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随着对女性权利的呼吁越来越多,他才让最小的女儿上学——先是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后来,冬天没有暖气,教室里寒气逼人,她的脚冻得几乎走不了路,于是和兄弟们一起在家上私塾。24

袁臭嘴与先前的老先生相比,是一个全新的转变。不像老先生那样,他读的是报纸,而且对时事很感兴趣。他的古文造诣不能与前任先生相提并论,但是他能在时事话题上发表文章并布置作业,比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是国民党和新国民政府的主导思想。在这方面,他适应时代大环境而做出了课程调整,虽然只是在叶家的私塾里展开。

不过叶崇质对新时代教育需求的关注早在聘用袁臭嘴之前就已开始了。每天,在老先生完成了古文训练之后,孩子们会换到院子东侧的另一间教室,从老旧的科举课程转向英语和数学,为将来从商或其他新时代职业做准备。有个孩子说他喜欢中文,他的理想是将来做秘书长,或是进军校(他喜欢民国时代军阀们青睐的做工精良的制服),父亲则对此非常不满——为官或从军都太危险了。他为儿子们设计的未来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当笃义,才华出众的三儿子,从高中毕业获得文凭时,崇质夸耀说他的儿子会成为在实验室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就像流行的好莱坞电影里演的那样。

为了让孩子们顺利考入高中和大学,接受必备的教育,进而从事这些职业,叶崇质又从外面请了一位老师,每天下午四点到塾。每天上学的最后几个小时,学的是算术、代数、几何和英语。这位老师是从当地一所小学聘请来的,毕业于中国北方最有名望的中学——南开中学。后来崇质又请来一位做兼职的南开教师为孩子提供特别辅导,每周六、周日各来半天,这一举措帮助大多数男孩子通过了南开中学的入学考试。

这些老师明显是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南开的毕业生每天下午乘有轨电车来。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吸纸烟,穿着灰色长袍和那个时代学生最喜欢的短夹克。他是足球迷,曾经是南开足球队的后卫。体育教育是南开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反映了20世纪的爱国主义者不但致力于启迪思想,还要强健体魄。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一张乒乓球桌放到了仆人区边上的屋子里。体育、英语、数学在民国教育中自然结合,都是培养新时代公民的实用技能。25

或许南开老师,甚至是袁臭嘴,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让孩子们与外面的世界有了些许联系。家里多数人都与宅门外的世界完全隔绝。叶崇质明显是例外(还有他的夫人和母亲,虽然不太明显)。崇质来往于天津的商业和银行业的精英之间,也和他们的家人打交道,其中很多人都曾担任要职。他的夫人和母亲与这些家庭中的女眷们打麻将,加强了与这个群体的联系,也建立了新的交流渠道。

与天津名流们的社会关系,更因为年长儿子们婚事的安排而稳固。长子与前总统徐世昌的养女(也是他的侄女)订婚。三子与中国银行经理的女儿(也是财政部长的侄女)订婚。四子被安排与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她的祖父曾任巡抚)订婚,这家同时也与袁世凯家有姻亲关系。叶笃庄,五子,是最后一个由父亲安排婚姻的儿子,订的是张锡銮(1843—1922)的孙女,张曾任东北三省的总督,退职后在天津租界过着相当奢华的生活。20世纪20年代末,崇质筹划着他六儿子的婚姻,但是这次,他不是寻求与天津的官宦人家联姻,而是考虑与上海实业家刘鸿生(1888—1956)的女儿结合。不过崇质不是很适应上海的新风尚。刘家送来一张冲洗出的女孩照片,照片里的女孩懒散地斜靠在椅背上,一只脚放在座位上。这个姿势对叶崇质来说太现代了,他随即取消了这门亲事。三个年长的女儿也都许配给了官宦后代,但是这几个家族都明显日渐没落。在安排女儿的婚事时,叶崇质更注重女婿的血统,而不是未来女婿的性格或成就,结果这几桩婚姻没有一个是幸福的。

这样的婚姻安排为老一辈创建了重要的社会关系,却没给孩子们带来任何新的交际。有一次,军阀混战迫使全家逃到外国租界的安全地带,前总督张锡銮让他们入住他的宅院里暂避一下。但五子不能同往:因为他如果与未婚妻的家人们待几天的话,会招来太多闲话(尽管只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婚姻安排只是大人们关心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关系非但没有扩大孩子们的社交圈,反而更多了些限制。

孩子们极少有机会逃脱大宅院的禁锢。尽管巷子里还住着另外两家人,孩子们却几乎没有一起玩过。很小的时候,男孩们会被带到李公祠里玩耍,男仆们偶尔会带他们去附近的澡堂洗澡——冬天去得更少,以至男孩子们都记得他们的黑脚丫和袜子粘在一起的样子。下午课间休息时间,他们会跑到巷子尽头一家小商店买零食,但是很少再走远。男孩子们喜欢偶尔和父亲去看电影的机会。每年还会有一两次,叶崇质携全家去鲁菜馆子吃顿大餐。两驾马车,加上几辆雇来的人力车,招摇过市。但即使是去吃鲁菜,也仅限家人同行,在20世纪20年代末,家中经济紧张时,连这点习惯也废止了。

对女孩们的限制更是严格。她们甚至不能去仆人区和厨房。26笃颂,四女儿,是崇质夫人最喜欢的女儿,仓夫人曾带她外出购物。在这次外出时,有个年轻人看上了这位小姐,打听到她是谁后,就写信请求见面。崇质大为恼火。这种年轻人之间自发的爱慕是绝不合礼教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他女儿表达好感在他看来是对家族的一种侮辱。他禁止夫人再带女儿们外出购物,也不允许她们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27

叶崇质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时代。他想通过把孩子们限制在宅院里,来保护他们远离外面的新世界。但是与变化潮流完全隔绝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拒绝所有的新生事物。他试图更新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允许引入一些西医疗法。尽管偶有小恙还是请孩子们的老师开中医草药处方(老夫人和刘姨太不舒服时都是吸大烟),但是多病的长子喝罐头牛奶,吃鱼肝油。倘若病情严重,就会请最好的受过西方培训的医生来,通常是位日本医生(像诊治老先生的那位)。一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中国医生治好了长子的肺结核。

由新材料制成的物品也总有办法进入叶家的生活。夫人们的梳妆台上既有中国的胭脂和雪花膏,又有法国的檀木香皂和旁氏洗面奶。刘姨太做了新式发型——梳八个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绾一个发髻。有些科技产品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叶崇质略微落后于时代的事实。房子里点的是煤油灯(一项由美孚石油大力推广开的革新);尽管别的有钱人家越来越多使用电灯,在叶家宅院里安装的电灯却很少用。崇质乘坐的是马车而他的同事许多都有汽车,送男孩们上学的人力车是当时典型的一种新旧结合的交通工具——铺砌的街道和充气轮胎出现后才有的新生事物,但是又要依赖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家里没有电话,但是一个仆人的职责却包括外出使用公共电话。28崇质确实花了八百大洋买了一台大无线电收音机,能从天津的几个广播台接收音乐和流行娱乐节目,但是却有很大的噪声。这台收音机起初摆放在张夫人的屋里,后来她嫌太吵命人搬了出去。29

渗透到这个家庭里最慢的是新文化的影响。1910至1920年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活跃的时代之一,但是这种活力却和困境中中国的强烈幻灭感共生。民国成立后,人们对振兴中华的热切期盼在随后的几年里很快就消退了。袁世凯,清朝时大刀阔斧的改革家,当了民国总统后却成了独裁者。他的支持者们输掉了国会议员席位的竞选后,他安排人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打压反对党,然后彻底解散国会。最后他决定自己当皇帝,这次冒险的结果是连他的亲军都倒戈相向。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因为前清的一次短暂复辟而愈发混乱,之后,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使得国家政治看起来像是一场持枪的抢椅子游戏。

1911年辛亥革命后,政府软弱无能,在捍卫国家主权上甚至不及清王朝。首先分别在英国和俄国的鼓动下,西藏和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央政府,前清时期的统一国家分崩离析。欧洲列强忙于一战时,日本积极奋起,成为雄踞东亚的强大帝国。它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领地,逼迫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予以日本在山东、东北及其殖民地台湾对面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特权,并且控股长江流域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形势上,中国似乎踏上了一条无可避免的衰败之路。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危机下,日益尖锐地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适者生存”,而中国明显不适应形势。新的共和政体被证实是无力的。到了寻求更加深刻的失败根源的时候了。他们认为仅仅将中国的政体形式从帝制改成共和制还不够,或许儒家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等级都要变革。共和制革命的倡导者们认为把政权交给人民可以调动公民参政强国的积极性。人们进一步认为要开展新文化运动,唤醒并激励青年、妇女以及普通民众来变革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

引发并命名这场运动的是1919年的“五四事件”。当日,三千名学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凡尔赛和约》中的条款,因其主张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权益转让给日本而非归还中国。两年前,中国曾加入协约国,旨在于“和平会议”中占有一席之位并收回对山东的主权。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被送往欧洲,在工厂和码头为协约国服务,替换送往战争前线的欧洲青年。但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秘密协商支持日本对山东的控制权。让学生们更愤怒的是,他们的军阀政府,为了换取日本贷款来供养军队,默认了日本的要求。中国收复失地的愿望——本是受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国家自治”的崇高理想鼓舞——被军阀的自私自利和国际强权政治所粉碎。学生的游行和罢课得到了全国商人、工人和各行各业人士的广泛支持。在中国第一次全国大规模抗议运动下,政府不得不让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并把签署放弃山东权利的相关责任官员免职。30

“五四运动”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山东问题和《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和支持他们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若要避免进一步被列强瓜分,就要唤醒全国人民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改变。在这次运动中兴起的数百家期刊杂志提出了无数的改革建议。文学革命是最主流的运动之一,也是最成功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新的白话文,这种书面语比晦涩艰深的文言文更接近口语。1922年始,规定学校教材须用白话文,这种书面语越发为中国民众所普遍接受,促进了民国公民的全民教育。新期刊时常刊登译介的西方作品,这些新的刊物饱含西方的个人主义、民主制度和女性解放的理念,与儒家的“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的“三纲”形成明显对比。“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一篇著名文章的主人公,该文章并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与中国古老的传统理念作了对比。

当时影响力最深远的一个文化形象是易卜生所著《玩偶之家》的娜拉。《新青年》,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刊物,做了整整一期的“易卜生专辑”,勇敢走出不幸婚姻的娜拉,代表着一批试图掌控自己命运的年轻女性。中国的包办婚姻是一个最易遭受攻击的靶子,因为它似乎违背了年轻人为自己生活负责,掌握自己命运,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所有观念。有爱情的婚姻——甚至一些在自由恋爱中的激进试验——都变得流行,一些大胆的激进人士公开在书籍文章中描写性爱之事,那些文章以科学的口吻作为露骨性描写的面具。31

那个年代,试图打破旧习的尝试多局限于大学校园、高中,以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的城市知识分子与商人。但是当时的报纸期刊普遍受到批判精神的影响,指向被看作“旧社会”或“封建主义”产物的中国习俗和文化。这种新的批判精神如何能转化成政治行动?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的一股力量是孙中山重组后的国民党。孙中山自19世纪末就开始倡导并筹谋国民革命,毋庸置疑,他的决心和毅力令人钦佩。1912年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失去总统职务之后,他被迫流亡数年,一直在寻求同盟以求东山再起。孙中山满怀热情地欢迎“五四运动”的学生游行,20年代初,他回到广东大本营,游走于当地军阀间以求政治结盟,试图利用中国年轻人新的民族主义情绪。

1922到1923年,新成立的苏联派代表来访,使得孙中山有了一个新的机会。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他们觉得这场革命强有力地推翻了沙俄帝国统治,抵制了外国干涉。尤其在苏联放弃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利益之后,中国的爱国人士尤其感动。这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革命榜样,与《凡尔赛和约》中列强的卑鄙交易形成鲜明对比。苏联使者让孙中山放心,他们并不是想宣扬共产主义革命(孙中山质疑共产主义革命,认为它引发了阶级冲突而不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而是想支持他的国民革命运动,削弱包围苏联的帝国主义势力,从而确保南部边界的友好联盟。32

苏联代表和孙中山谈判时,同时也试图在中国建立共产党。1921年,一小批受俄国革命鼓舞的知识分子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促成和建议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批判帝国主义系统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相结合。中国的失败可以解释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软弱性和中国过去的封建制度的残留影响。共产党可以把年轻的政治积极分子组建成一支革命的先锋力量,在广阔的革命运动中领导工人和农民,打破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军阀枷锁。33

两年后,苏俄和孙中山达成了合作协议,共产党员受命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两党的统一战线联盟对双方都有利。共产党在孙中山的广东阵营里有了实际参政的经验,国民党有了一批忠诚的革命者,致力于组织工人、农民进行全国革命,以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得到了苏俄的大力扶持,获得资金、武器,并可以在广东训练他们自己的党军。34

孙中山在世时,统一战线运作得相当良好。但是孙中山在1925年3月突然死于肝癌,合作中的冲突开始显现。1925年夏天,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游行,这表明在许多中国城市,共产党在工人和学生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国民党中的保守派对此有所警觉。同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越来越排斥革命同盟中的苏联顾问。1926年,蒋介石发动北伐,其革命力量分三路从南方根据地向长江流域行进。至1927年初,中国中心城市之一武汉,已经落入革命军之手,蒋的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逼近上海。

之后,合作陷入分裂。蒋的势力和他在上海的盟友——地下帮派“青帮”袭击并大肆屠杀共产党组织的工会成员,当时工会已经控制了上海。在更广泛的“清党反共”运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被逮捕枪决,使得他们在各个城市间躲藏奔命。同年底,共产党党员或就义,或被捕,或叛党,或脱党,使得中国共产党折损了百分之九十的成员。活下来的大多数人为寻求安全则逃到山区或穷乡僻壤,毛泽东和其他清党运动的幸存者开始了对共产党的长期改造,使之成为了一支立足农村、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事力量。同一时间,蒋介石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控制,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1928年,他继续推进北伐,与各路军阀形成一系列的战略联盟,直到北京的北洋政府垮台之后,整个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在国民党的旗号下得到了统一。35

所有这些风云变化都很少触及叶家人。1919年,天津学生游行以声援“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同学,他们经过省长、督军衙门,就在叶家宅院旁边。叶家年幼的男孩们跑出去张望,能够听到呐喊的口号声,但是很快他们就返回课堂继续学习古文了。36九年后,北伐军造成了更大的搅动。随着国民军的临近,崇质警告他的太太们,传言革命军要实施“共产共妻”的激进政策。这个典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口号使得叶家人又一次躲避到了外国租界。而叶家年长些的儿子们已经在南开中学上学,南开童子军(所有男生都要加入)穿着校服整齐列队去欢迎北伐军。这是他们参加的第一次集会,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喊出当时的流行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集会的高台上都是穿着制服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着时髦的黑眼镜)在台上讲话,声嘶力竭,但由于那时还没有“扩音器”,所以台下的人什么也听不到。

在南开中学,男孩们开始了解一些当时席卷中国的社会政治事件,虽然并不太多。他们只是走读生,每天早上去学校,错过了课后作为南开教育中重要部分的体育和戏剧活动。尽管他们的历史课和科学课带来了新观念,但是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小的。

女孩子们要更加封闭。直到最小的妹妹笃柔20世纪20年代末被准许上小学之前,她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很少被允许走出宅门。两个年长的女儿甚至还裹了一段时间的脚,虽然并没有严重到影响行动。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进步人士就开始批评这种做法,到民国早期在大多数城市裹脚已经被废止了。女儿们梳着传统发辫,只有第三个女儿,做出了一件极其彰显独立的举动,拿起剪刀为自己剪了当时女学生中流行的短头发。当然,崇质坚持要为自己的女儿安排婚姻,嫁入“门当户对”的官宦之家。“五四运动”时期写作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把妇女从父权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叶崇质对待女儿的方式,明显落后于当时的进步思想。

叶家与外界隔绝的舒适生活随即发生变化。接二连三的残酷打击向叶家大院袭来,并改变了年轻人的世界。首先是叔叔崇实的去世,这个感染梅毒而去世的花花公子没有得到人们太多的哀悼。然后是两个孩子的离世。笃诗,四个女儿中的长女,在回到天津时突遭疾病而瘫痪,尽管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她还是死在了自己的娘家——与虐待她的夫家相比,这无疑是个更幸福的地方,但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这却是不祥之兆。接下来是聪明有为的第十子死于猩红热,之后叶家请来日本防疫队为他的屋子消毒。这两个孩子的突然去世,是很多年前二儿子死后以来的又一次变故,因而对叶家打击极大,但是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1930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叶崇质还是像往常一样九点准时出门上班,但是他感觉身体不适,半路折去家庭医生那里。医生开了一些药把他送回家。作为银行家,他很可能工作压力较大,因为随着大萧条带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银元在1930年大幅贬值。37回家路上,马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疾奔,年长的车夫自己刚刚从中风中恢复过来,驾驭不住,然后,马车撞伤了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一名警察拉住了马和车,他认出了崇质,叫了辆黄包车把浑身颤抖的崇质送回了家。崇质回家后,一屁股坐在起居室房间的椅子上,母亲问他为什么回家这么早,他回答说身体不舒服,并嘟囔着老车夫真没用之类的一些话,然后就去世了——显然是死于心脏病。

他的母亲就在旁边,立刻请来了医生,但是已经太迟了。她又请来招魂师,试图把儿子从地府召回,但是没有任何效用。最终她崩溃了,责骂儿子先走而留下她独自一人。她不愿离开屋子(叶崇质死去的屋子就在她的隔壁),不到一个月,她也去世了,她活下去的愿望已经因儿子的离去而消耗殆尽。

叶崇质的葬礼得体而又繁琐,棺木制作极好,五十年后京郊的墓地因施工而遭破坏时,他身着清朝官服的遗体依然完好无损。棺材在前院停放了三个星期,以便客人们带着挽联和花圈前来吊唁。请来唢呐班子在门口迎宾,和尚道士在院子里做道场。葬礼的安排比崇质本人的生活更现代——西洋乐队奏曲,两匹白马拉着装有棺材的灵车,儿子们穿着重孝跟在后面。在广东会馆大宴宾客后,棺木拉到北平下葬。38

崇质死后一年半,他最喜欢的姨太太——陈姨太去世。作为四个注定要从事伟大事业的优秀儿女的母亲,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只有一个要求。她请求崇质的遗孀(大夫人)让她死后装殓时着凤冠霞帔,像新娘子一样将她埋葬。她希望死后能拥有她一生从未有过的妻子和母亲的地位。这一次,她的愿望实现了。简单的葬礼后,她埋在了崇质身旁。39

短短几年里,叶家失去了凝聚家人的关键人物和主要力量。笃仁,二十二岁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开始了他银行业和商海沉浮的生涯。作为儿子中最保守的一个,他绝对适合做一家之主,但是因为崇质夫人的偏爱而拥有优越童年的他,却不受弟弟们的欢迎。他从没有过像父亲那样的绝对权威。

女家长张太夫人的离世,给家庭留下了另一个空缺。如果崇质是家人都服从的权威人物,那么她就是全家的情感中心。她的房间是家庭聚会的地方,她是全家都敬重的长辈,给所有人关爱和帮助。她走后,崇质夫人成了家里的女性之长。她因酗酒而更加喜怒无常,无法赢得年轻一代的爱戴和敬重。家庭的重心从此没了。很快,外部社会带来的家庭离心力,将把年轻一代推向各个不同的新方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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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为政篇第二》,第四章。
2.The limited sources are ably used in Ping-chen Hsiung,A Tender Voyage: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Jon L. Saari,Legacies of Childhood: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1890-1920(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0);Catherine Pease,“Remembering the Taste of Melons:Modern Chinese Stories of Childhood,” in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ed. Anne Behnke Kinne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279-320.
4.叶笃义访谈,1995年。
5.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03—104页;元福访谈,1997年7月21日。
6.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70页。
7.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
8.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
9.关于妻妾的地位,参见Patricia Ebrey,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Dynas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152-171,217-234。
10.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81—83页。《叶氏族谱》(1944版),卷六,90页;卷七,18页。
11.Stevan Harrell,“The Rich Get Children:Segmentation,Stratification,and Population in Three Chekiang Lineages,1550-1850,”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ed. Susan B. Hanley and Arthur P. Wolf(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81-109;Ebrey,Inner Quarters,179;Ping-chen Hsiung,Tender Voyage,74-99.
12.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9日。
13.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73页。
14.叶笃庄:《过眼云烟》(1992年手稿),8页。
15.叶笃正访谈,1995年5月18日。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50页。
16.方实(叶笃成)访谈,1995年。
17.方实(叶笃成)访谈,1995年。
1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62—163页。
1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70—74页。
20.令人吃惊的是,在1995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排行最小的女儿(笃柔)说玩打仗游戏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
21.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33—152页。
22.叶笃庄访谈,1994年11月24日。
23.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20—127页;《过眼云烟》,13—22页;及1994年11月25日叶笃庄访谈。
24.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2日。关于这一时期的妇女教育,参见Paul J. Bailey,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2007);Joan Judge,“Citizens or Mothers of Citizens? Gender and the Meaning of Modern Chinese Citizenship,” in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ed. Merle Goldman and Elizabeth J. Per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23-43。
25.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28—133页。有关民国时期的公民权(citizenship),参见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Robert Culp,Articulating Citizenship: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1912-194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关于体育,参见Andrew D. M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6.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
27.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10页。
28.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36页、73页、137页。
2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36页、40页。
30.Chow Tse-tsung(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31.Frank Dikötter,Sex,Culture,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
32.Allen S. 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4);Alexander Pantsov,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9-1927(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
33.Hans J. 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Arif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and an older classic,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4.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Leiden:E. J. Brill,1991);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5.C. Martin 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23-19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Donald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Harold I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49-96.
36.叶笃庄:《过眼云烟》,26—27页。
37.《华北正报》,北平,1930年春。
3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43—49页。
3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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