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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生活

崇质为儿子们规划学业时,对中学的教育有明确的选择:南开中学。不难看出,他很少关注女儿们的教育。在她们识了几个大字,学会了女红和刺绣后,就嫁入旧时官宦人家,料理家务(只有最小的女儿,在他去世后才长大,得以逃脱这种命运)。他对待儿子们则完全不同。他期望儿子们能够从事科学、工程领域的职业或是经商,而要从事这些职业必须接受新式教育,在中国北方,最好的学校莫过于天津的南开中学了。对儿子们英语和数学的特别辅导,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通过南开中学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

南开中学的创立者张伯苓,是近代中国最具进步思想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家之一。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目睹了令中国蒙羞的中日战争后,他放弃了海军生涯。自此,为了国家自强,他便投身于教育下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远大目标中。他与天津上流精英中的杰出成员合作,并远赴日本和西方考察外国的教育模式,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几年中创建了南开中学。他精力旺盛,身材高大挺拔,又具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天赋,每周都会在学校集会上为学生做演讲,灌输独特的南开精神。张的目标是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中国精英群体,培养具有科学基础、强健体魄和公益精神的一代领袖。为此,南开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提供了严格的教育,并且以英文的大学教材来授课。扎实的英文功底是入学的必备条件,而懂一门第二外语则是毕业要求。这样的规定很具挑战,那些低学分考入南开的学生只有四分之一能顺利毕业。

体育课是南开办学的一大特色。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联系甚密,这是西方团队运动引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南开五虎”是20世纪20年代南开篮球队中五位主力队员的绰号,他们赢得了全国赛冠军,成为了国家英雄,继而又在一次友谊赛中击败了来访的菲律宾队,这支菲律宾队是当时亚洲篮球界的一支劲旅。“南开五虎”象征着中国人不但致力于开发学生的敏锐头脑,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强健体魄,将体育作为向年轻人灌输纪律概念和团队合作精神的方式。1

学校拥有戏剧音乐俱乐部、演讲比赛、学生社团和学生自办的报纸,这些不但丰富了学校生活,也培养了学生的公民意识。作为一所入学要求严格的私立学校(英语是最大的障碍),它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于上层社会家庭,因为这些家庭可以在家或私立学院(一般由传教士开办)为孩子做特别辅导。为了提高这些年轻精英的社会意识,20年代南开规定必须要修两门社会调查课,学生们去参观当地的工厂、监狱、政府办公室和民事机构,把参观成果写成调研报告。2

南开的学习经历完全不同于叶家男孩们的私塾教育,与叶家先前几代人所受的旧式教育更是截然不同。学校有初中部、高中部六个年级,大约一千名学生。现代化的校园拥有西式的教室和宿舍,位于老城区南侧、日本租界的西侧。虽然大多数学生来自天津,但是学校盛名在外,吸引了来自全国甚至东南亚和美国的华裔学生。许多老师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特别是美国),后来都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学校的毕业生更是成就斐然,有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1898—1976),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钢铁般的顽强意志迷倒了许多中外人士;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戏剧家;还有吴大猷(1907—2000),著名物理学家,后来曾任台湾中研院院长。叶家兄弟的同学里有几百位都成为了著名科学家和杰出学者,或是在国民政府或共产党一方从事政治工作。3

叶家年长兄弟与年幼兄弟在南开的学习经历不同。年长的三位,笃仁、笃义和笃信,父亲在世时都是作为走读生白天去学校上课,而年幼的弟弟则是住宿生,全方位体验了南开的学生生活。年长兄弟里只有笃义从南开毕业,父亲去世的那年被南开中学保送进了美国传教士主办的精英学府——燕京大学(同时他也考上了清华大学)。长子笃仁,通过了南开的考试,却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尽管崇质试图贿赂学校的医检官,笃仁还是未被录取。一位在爱丁堡受训过的天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了若干年。之后,他乘坐一辆独特的马车去一所学校上课,预备考取南开大学,这是张伯苓1919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创立的新学府。但就在他即将入学时,父亲过世了。他退学后在中国实业银行任职,基本上继承了父亲在银行业和商业上的事业。

第四子笃信为人慷慨,不过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尽管他考入了南开,但是痴迷于体育运动,不久就因成绩不合格而退学了。在天津工商学院读了几年书后,他在开滦矿务总局做会计,这是一家与英商合作建立的煤矿公司,位于天津北部。他也感染了肺结核,不久便被辞退了。笃信擅长赌博——兄弟们打牌时,他总是赢——后来投身于变化无常的中国股票市场,时常大赢大输。作为投机商他精明能干,喜欢穿着考究的西装,在业界很有名气。笃仁和笃信追随着父亲步入商界。他们在南开学习非常短暂,对学校独立精神的体悟远远比不上他们的弟弟。

排行中间的儿子笃庄(老五)、叶方(老六)、笃正(老七)和方实(老九)都在南开住宿,这段经历使得他们在毕业后走上了极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四个兄弟出生相差不过三年,都生于1914年到1917年间,对他们而言,学生生活意味着迈向独立的重要一步。他们都不是很乐意接受哥哥做一家之主,寄宿南开刚好使他们逃离了哥哥的监管。这几人都参加了一些体育运动,不过表现最突出的就只有乒乓球,笃正和方实尤其擅长。几年后,清华学生办的报纸报道了一场清华和几支天津队之间进行的让人难忘的赛事。笃正带领清华队险胜几场,最后的对阵中,他面对的是弟弟方实(那时他还在南开),这场兄弟对决将决定体育最棒的两所中国院校谁家更胜一筹,最终方实带领南开夺得了胜利。4这些弟兄也都加入了童子军,参加户外野营。他们第一次品尝到西方食品,还看了电影。他们参加演讲比赛和学生会,也为校报供稿。教育新时代,女性也是张伯苓远大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他在隔壁建立了女生部,所以叶家兄弟们也有了男女同堂上课的经历。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混在一起,因为有了年轻人荷尔蒙的自然作用,再加上新文化运动一直倡导人们要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心与心的交流成了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爱情诗占据了校报的版面,青年们互换情书,并且男生在舍监的陪同下去女生宿舍,形成了一种新的求爱方式。

对这几个年龄处于中间位置的叶家兄弟,南开的求学经历发生在家族以及中国历史正处于重要路口的时候。父亲和祖母于1930年夏天相继去世,很快,陈姨太撒手人寰,笃义、叶方、笃正和方实也从此没了母亲。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寄托感情的中心也没了。家里不得不节衣缩食,卖掉了马车,解除了送男孩子们往返学校的人力车契约;遣散了许多仆人,况且家里人少了也不需要很多仆人了。现在管家的是自己的同辈兄弟,自然,在他们的成长中,家庭的影响要远小于学校新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力。

正当学校生活成为孩子们生活的重心时,日本再一次的侵略带来了民族危机,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日本于1895年占领了台湾,1910年吞并了朝鲜,1914—1915年从德国人手里抢占了山东的租界和势力范围,签订了“二十一条”,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个岛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野心,但是这些事情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然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炸掉了一段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发起了侵略战争。蒋介石认为中国势力薄弱不足以抵抗日军,于是命令张学良(1901—2001)撤军关内以避免正面冲突。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丰富自然资源的基地,东北的沦陷激怒了全国的爱国人士,引发了一系列的学生游行、抵制日货和请愿活动,希望国民政府抵制日本侵略。而蒋介石没有响应国民的愿望,使得国民情绪激愤,强烈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5

这场事变对南开学生的影响直接而迅速。随着日军占领东北,难民们沿着铁路逃到天津,他们的悲惨遭遇更点燃了天津的抗日情绪。11月初,日军特务机关从天津的帮派团伙中招纳了大约两千多名中国特务,身着便衣,偷袭了天津的警署和政府机构。

这支便衣队从日本驻防区开始发起攻击,距离南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次行动是为掩护日本人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运送出天津,以扶持他做东北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中国警察与日军及中国汉奸交火时,南开被迫关闭校门一周,把学生送至安全地带。6后来的几年里,因为日本特务的持续骚扰,学校经常强制夜间熄灯,并且在第一声枪响时立即断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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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声的权威”。日军大炮令南开闭校。孙竦画,《北洋画报》1933年2月25日。

日本的侵略就在南开的大门口,南开师生都热情投身于全国的抗日爱国大潮中。最初,他们大力支持东北军的指挥官马占山将军,他率领队伍在伪满洲国的最北方对日军进行了短暂却英勇的抵抗。天津报社发起了为马家军抗日募捐的活动,叶家兄弟们也参加了募捐——笃庄捐出了他用来买冬大衣的钱,还买了一幅马将军骑在马背上的照片挂在宿舍里。8

张伯苓和学校领导极力支持这样的爱国行为,张也被选为天津抗日救国联盟主席。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研究东北已有很长时间,经常去那里探讨教育改革。在南开,他建立了东北研究会,帮助规划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经济。“九一八事变”后,这个研究会编纂了一本关于东北地理的教材,成为南开课程中的必修部分。提高爱国意识一直是南开教育任务的核心,学校要确保它的每位学生都明白,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社会调查课以及南开课程中的其他实践内容,张伯苓也希望在课堂学习中融入中国紧迫的社会问题。所以,无论课上课下,东北危机对南开年轻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有着巨大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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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如仪”。国联在中国东北开会时的情景。孙竦画,《北洋画报》1933年2月28日。

1932年,抗日冲突蔓延到了上海,人们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引发了一系列袭击日本平民的事件,而日本直接派遣舰队登陆,进行飞机轰炸,对上海造成了极大破坏。上海的中国军队进行了出奇顽强的抵抗,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几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使得双方都伤亡惨重,后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日军撤兵。在天津,南开为了应对民族危机,每周增开了一下午的军事训练课。一位中国海军军官指挥操练,把行军拉练和基本的军事技巧训练,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结合在了一起。

日本守卫军就在旁边,因为义和团运动后强加给中国的《辛丑条约》上规定外国列强有权在畿辅地区驻军,日军操练和打靶演练时的声音在南开教室都能听得到,这更加点燃了大家胸中的熊熊怒火。日军公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军事演练,让人一直记得帝国主义的优越地位正是由于旧中国的软弱而形成的,这正是这一代年轻的爱国者发誓要抹去的国耻。正如学生报纸上一篇文章愤怒地问道:“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10每当日军行进到附近时,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就会把训练课堂安排在直面日军的地方,以此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1

“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学生们的怒火转向了东北指挥官张学良,他的鸦片瘾和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众人皆知,而且受人鄙夷。12他在日军进攻前便撤退了,大家认为这位军阀的不肖之子放弃了国土。叶家兄弟和他们的南开同学穿着带有南开校徽的长衫游行时,其横幅和口号都是要求蒋介石惩罚张学良,并发动全国进行抵抗,甚至有学生组织的代表团到南京去促使国民政府下决心。政府的回应一开始是积极的,蒋介石和他的部长们接见了学生,下令在学校开展军事训练,并发表声明,表达收复中国失地的决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在这番激昂的言辞过后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而且蒋介石似乎更关注于消灭中国中部山区的共产党势力,而非抗日。人们越来越开始怀疑南京国民政府的爱国承诺。而还在远离前线的江西的共产党高度宣扬他们致力于抗日的决心,从而在抗日事业上赢得了拥护,和更广泛的支持,更多的舆论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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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军训。见1933年南开中学年鉴。

随着学生运动左倾化以及对国民政府的抗议,张伯苓和南开的权威人士开始越来越不满学生运动。他们反对学生在校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试图解散日益左倾的学生组织。1932年,学生报停办了一段时间,大约二十名学生被开除,因为学校怀疑他们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有时的确如此)。14叶家兄弟里,政治倾向明显且性格激进的笃庄是第一个显露左倾意向的。除了在宿舍里挂一帧马占山的照片,他在学生会中也很活跃,并竞选为秘书长。因为所从事的这些活动,笃庄被校长叫去训话,警告“不要追随赤党”。还好他成绩优异,免受了处罚,但是他也没有在意这个警告。几年后高中毕业时,他照了一张剃了光头的照片,这是他的叛逆声明和苦行的决心。笃庄和另两名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兄弟,叶方和方实,都看了同学间传阅的共产主义著作,虽然其中有一些关于辩证法和其他哲学问题的文段,深奥晦涩,他们并不能理解。对他们和大多数学生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其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共产党的号召力在于它倡导抗日。这种爱国主义的推动力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

叶笃庄在一篇短文——《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中表明了他激进主义背后的思想意识。那篇短文发表在两本南开学生的刊物上。它写于1932年的夏天,当时笃庄十八岁,即将升入高中三年级,里面列出了很多数据,来说明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之慢,以及外国资本对铁路、银行和电信的控制。他认为这种状况是加在中国工业上的“致命伤”,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下低关税的设立造成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设立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新兴工业。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非常薄弱,“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文章抨击“买办资本及其政府”,结尾时大力呼吁“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努力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5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期刊和学生出版物上非常常见。16笃庄的文章反映了他熟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调查课对他的影响——在这门课上,他曾经参观了一家棉纺厂,工厂卫生极差,灰尘漫天,工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辛苦劳作,仅赚着微薄的薪水,这场景让他颇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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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笃庄的学生照。于1933年南开中学年鉴。

他的朋友里有几位后来都成为了共产党员,在当时,他们赞同笃庄这些激进观点,并且给他一些左翼的宣传册子阅读,但是他从未加入过任何左倾的学生组织。他的弟弟方实,比他晚几年入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与左派学生的接触更加密切,并在1936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先锋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之前,他阅读的左翼文章让他甚至与警署部门有过一次致命的接触。

事情发生在1935年秋天一个星期日下午,周末过后,方实从家里乘坐电车(当时电车取代了人力车成为男孩们的交通工具)返校。方实开始阅读《大革命史(1925—1927)》,这是一本左翼书籍,记录蒋介石在1927年4月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和屠杀。虽然封面进行了伪装,但是方实没有察觉到身旁坐着一位身穿警服的人,这名警察却注意到了方实所看的书。方实在南开下车后,他也跟着下车,拦住方实后说道:“学生,跟我走。”方实抗议说要回学校,但是丝毫没有用,他被带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部。在电话确认了他的学生身份后,他又被问及他的左派联络人是谁。方实说自己不知道CP(共产党)、CY(共青团)是什么意思。被问及书的来源时,他没有说书是六哥叶方(后来另一个入党的)给他的,而是说了一个同学的名字,他知道这个同学在日本租界内居住,没有危险。后来盘问他的家庭,当这个审讯官得知他是已故叶崇质的儿子后,说道:“那咱们就不陌生了。你父亲是我在警官学校的老师。”

叶崇质曾短期就任过巡警道的道台,因为被怀疑与之前的辛亥起义有关联,故而于1911年就转行了。但是在1935年,这个曾经的职务足以把儿子从眼前的危险中救出来。方实被告知,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取保人,就可以被释放。他打电话回家给哥哥笃义——那时笃义已经大学毕业在天津卫生局工作。笃义和一名仆人去了天津最有名的老字号衣布店——瑞蚨祥,以前家里一直在这家店买料子做衣服。但是瑞蚨祥或许是听说许多天津名流家庭的子孙都与左翼组织有关联,并不愿意为一位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年轻人做保。所以笃义又找到离家不远的一家粮油店,叶家在这里买食用油、酱油和一些主食,店主很乐意做担保人。方实被放出来回到学校,朋友们让他赶快把宿舍所有的左翼书籍都处理掉,他照做了。第二天,果然有一位便衣警察来搜查他的房间。

方实在下一年春天从南开毕业了,他是叶家兄弟里最后一个求学于这所著名学府的。父亲的社会交往在他这次因读书大意而引起的麻烦中保了他平安。但是很多年后,他这么快就被保释这件事在共产党中引起了怀疑(这个故事后续会再提及)。

从南开毕业后的几年里,叶家年长兄弟和年幼兄弟青春期的不同经历,使他们彼此的差异更加明显。虽然每个孩子在选择道路时必然有所差异,但是某些模式确实把他们分为了三组:三位年长的兄弟,三位幸存的女儿,及其年幼的弟弟。

关于排行对孩子人格影响的研究表明,先出生的儿子一般比较保守,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年幼的儿子们则常常“生来叛逆”。年龄让年长孩子在家庭维系和兄弟相持中有种天然优势,而他们往往会培养社交能力和行为模式来维护这种特权——学习如何表现出他们相对成熟的个性,以赢得家长和其他权威人士的信赖。相反,年幼孩子们常常在新的不同方面努力,以图在家庭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一般创新性更大,成年后也更倾向叛逆行为。17通常的规则之下总有无法解释的特例,但是叶家兄弟们的发展却非常遵循这一规律。叶笃仁,长子,非常保守,是个负责的大哥,他很容易地继承了父亲在天津商业界的位置,并认真地担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他曾经与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订婚,由于肺结核延误了婚期,女方取消了婚约。叶家请了一位律师来处理这种尴尬的毁约,因律师处理谨慎恰当,叶家送了一幅崇质收藏的珍贵书画卷轴给他。这件事情发生在崇质去世的前一年,后来实业银行的经理为笃仁介绍了前总统徐世昌的侄女(即其养女)。这场婚姻让他受益颇多,女方的嫁妆包括位于英国租界的一处房产,这是一栋西式宅邸,里面有架钢琴,虽然她很少弹奏。笃仁对这场婚姻的唯一要求就是夫人讲普通话,结果婚后他听到的却是浓重的河南口音,令他大失所望。

20世纪30年代中期,笃仁离开了安徽会馆后面的老宅,搬到了夫人陪嫁的英租界内较安全的宅子里。他仍然照顾他的生母和大夫人,但是与弟弟们的关系却十分紧张。他的兄弟们本来就因为年幼时他受到的特殊待遇而对他不满,现在他作为一家之主,兄弟们更是不买他的账,对他继承优越的天津商业界地位的公平性表示质疑,尤其是在他们的学历远超过笃仁所受的教育后。他似乎有银行家的商业头脑,某些行为被他的弟弟们视为是极为吝啬的表现。这些左翼观点让他们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带着质疑的眼光去审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且他的私生活里,或许曾有一段婚外情,更为他们的进步道德观所诟病。18

四哥笃信,也进了商业界,但是与他的兄弟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相对贫穷的处境获得了其他兄弟的同情,而且在他股票投资盈利后,他出手也更大方。他被安排与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成婚,1934年的婚礼是场杂糅的仪式,中西习俗结合得并不顺畅。首先是在夫妻两人婚前碰面的问题上有了小的争执。这个两家会面的习惯是新式包办婚姻的仪式。民国的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要得到新娘和新郎的认可,而这样的会面也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拒绝婚姻的机会。19笃信的未婚妻认为这样的新做法似乎让人很没颜面,她说:“这就像买东西,好就留着,不好就退货。”最终亲戚们说服她与未来的丈夫见了两次(尽管他们两人不太说话),然后程序继续进行。

选嫁衣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末时,城市里的上流家庭已经抛弃了那种白色代表哀伤的传统观念,年轻女性们更明显地偏爱西式的带着许多蕾丝边的精美婚纱。不过,嫁衣还是要由新郎的家人准备的。叶家人把笃仁夫人和笃义夫人的嫁衣送过去让新娘选一套。新娘的姨妈,袁世凯的儿媳,在叶家人送去嫁衣时刚好与她的侄女在一起。她把这两套嫁衣扔了出来,严厉地责骂这几个可怜的仆人:“我们家小姐不是二婚。怎么能他妈的让她穿一套旧嫁衣!”随后她们去了天津最贵的洋行,订了一套婚纱,然后把账单送到叶家。

排除这些摩擦,笃信夫人其实是非常善良的,并且给予笃信极大的支持。退学又在开滦煤矿公司丢了工作后,笃信到北平治疗肺结核。在那里,他夫人的亲戚们一直照顾他,直到他的健康和气色有所好转,之后他的买卖也好起来了,还在天津买了房子。股票交易对他而言是少年时赌博天赋的发展。赚钱后,他买了很多昂贵华丽的西服,喜欢去赛马场,对朋友和亲戚们也很大方。他们婚后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与弟弟们联系紧密,帮助打理他们的那份遗产,无论是在他们上学时还是战时在家。20

叶笃义,三哥,是年长一派中的最后一个,在父亲去世前便完成了南开学业,他比笃仁和笃信更有才华。1925年到1930年他就读于南开,那是一段政治局面相对平和的时期,他高中学的是自然科学,毕业时成绩优异。他是第一个高中毕业的孩子,父亲极其高兴,认为这种成就等同于旧体制下考取了乡试。崇质尤其高兴的是,儿子选的是科学这个方向,他预见到将来儿子身着白大褂在摆满试管的实验室里做着研究工作。笃义到北平参加清华的入学考试,这所学校在中国享有如美国的麻省理工一样的名望。在他回家等考试结果时,父亲因心脏病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笃义收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但是他做了一个影响他终生的决定——放弃上清华的录取。这个决定后来让他有些后悔,却不做解释。他决定上燕京大学,就在北平的西郊,清华的旁边。燕京大学是一所美国传教士和慈善机构办起的私立学校,南开的优秀生可以免试入学。笃义童年时最好的朋友姚曾廙(和他妹妹假期时会来叶家大院度假),同时也是他南开的同学,要去上燕京大学。或许是父亲的辞世带给他的孤独和失落感,让他更渴望与朋友待在一起。无论如何,他的决定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放弃自己曾经显示出天赋的科学事业。燕京大学的长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些都是笃义今后要学的内容。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总共只有不到五万名大学生,大概占总人口的0.01%。进入燕京大学也就意味着笃义在这个小精英群体中,加入了一个特别优越的群体。燕京大学的校园像公园一样,是一位前清官员的皇家赐园。教室和宿舍是由一位叫墨菲的美国设计师按照“中国建筑复兴”的风格建成的,将现代化的内部设计与中式的大屋顶外观和古典装潢相结合。这些建筑选址巧妙,坐落在一泓小湖和几个池塘旁边,湖边有一座著名的水塔,被巧妙地设计成一座十三层的宝塔。宿舍配有所有现代化舒适的生活设施:带有冷热自来水的卫浴,厨房和洗衣设备,还有校工清理卫生和照料学生起居。校长一开始是位美国传教士,也就是后来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老师大部分要么是西方人,要么毕业于美国的大学。燕京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齐名,拥有中国最西化的校园,被誉为“富家子弟的学术乐园”,这些人推崇享乐,讲着流利的英语,他们大多是中国南方开放港口的资本家和富商的子弟。21

笃义很快就融入了这个环境。即便在南开时,他的兄弟们穿着学生中流行的蓝布长衫、布鞋时,笃义有时也会西装革履外出,甚至在城里一家百货商场的理发店里花高价剪短发。在燕大,他主修政治学,却很少关注当时的政治运动。尽管燕大的学生在1935—1936年的学生游行中是主力军,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笃义上学时,校园非常宁静——地处郊区与世隔绝,却又带有国际化氛围,舒适惬意。笃义全身心投入到学业中,在已经熟练掌握英语的基础上,又修了一门法语。

他思想动向的最好展示是1934年撰写的本科论文,题目是“试论国际组织的发展”。这篇150页的手稿是用流畅的英文写成的,而且完全是参考西方外文文献。当时,日本频繁侵略,全国的爱国主义抗日情绪持续高涨,笃义的这篇文章显得独树一帜。笃义在论文中用否定的语气阐释了爱国主义。他把国家意识和民族优越性的概念相联系,陈述道:“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把自己的民族优越感强加给别国……民族主义的概念不过是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他天真地认为“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世界大同仍在未知的未来”,希望在于国际主义的“过渡阶段”,“与民族主义理念相对的是国际主义理念……国际事务应以公正为原则,而不是依靠武力,应建立在互助和协商机制之上。每个国家在保有自我权利的同时不伤害别国。废除一切以自我为是的做法,废除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这个国际化视野中,最显著的一点是,笃义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能更强有力的国际联盟上。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时,中国立即求助于国联。尽管国联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日本仅仅退出了国联,并没有因其所作所为受到制裁。笃义还寄希望于一些国际组织,“现在的国联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做得不够充分,我们需要一个关系更紧密的国际政府。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联邦,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方向。”22

长远来看,即使你不能为此做什么,但也会被笃义通过建立全球新秩序来谋求和平的理想主义所打动——这让人想起战后时期,一些理想主义的欧美人士曾倡导建立世界联邦。但是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都在关注大萧条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要想抗击日本的侵略,唤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怀远比任何国际组织更有效。在燕大优美校园的国际化氛围里,叶笃义却看不出这点来。他的国际化立场与当时的民族主义热情格格不入,这与他燕大导师的教导息息相关。

这些政治观点不是叶笃义生活中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他身上还体现着现代教育和旧式迷信的奇异结合。张伯苓推崇科学教育的一个标志是,他认为信奉鬼神的迷信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确实,破除迷信是当时国民党所推行的一个显著政策。23但是,这样的现代理念,笃义却并不接受。上大学二三年级时,母亲病重,他返回天津探望。当笃义觉得她身体有些好转,能够多撑一些时日时,就回到了北平,但几天后,就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非常思念母亲,一想到母亲去世时没能在身旁尽孝,就非常难过。他于是去找了一位通灵师,希望能和母亲的魂魄说说话。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他让自己处于一种灵魂出窍的状态,试图和母亲讲话。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的美国传教士教授们要是看到这位才华横溢、试图通过国际联邦政体来谋求世界和平、满怀理想主义的学生做这些迷信的事情时,他们会怎么想。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笃义22岁从燕京大学毕业时,接受了父亲很早之前就为他安排的婚事,与一位前财政部长的侄女结婚。在燕京大学西化氛围的熏陶下,常见年轻恋人沿着未名湖的林荫小道散步,包办婚姻普遍被看做是旧文化的残余。这一代大学生中最流行的小说是巴金的《家》,这本小说对限制真爱和个人自由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抨击。24在这样的环境下,毫不奇怪,笃义也认真地考虑过取消这门包办的婚姻。但是,这位小姐极力挽救了这段姻缘,来到燕京大学与笃义见面。这次会面使得笃义十分尴尬。最终,他的长兄劝他打消了退婚这个念头。笃仁的理由是他自己的第一次婚约被女方家庭推掉了,他们四妹的婚约也被拒绝了。如果笃义拒绝了这门婚事,会给叶家的声誉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害。笃义总是想让大家满意,不想与家人之间有摩擦,于是接受了哥哥的建议。他与这位小姐见了几次面,都是在她天津租界宽敞的西式大房子里,尴尬地单独相处。她是天津富裕家庭里的一位大家闺秀,在家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特别是在诗词方面,这是一种受女性青睐的文学形式——但是,她与这位中国最西式院校的优秀毕业生确实太不般配了。他们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结合,令笃义后悔终生。但是他一直没有解除婚姻,这样生活了大概六十年,直到她年老去世。

笃义毕业、结婚后,短暂供职于天津市卫生局,之后转往唐山,在中英合资的大企业“开滦煤矿公司”工作。他在那里拿着一份不错的薪水,一直到抗战期间公司被日本人强购。所以,尽管大学教育使他与笃仁和笃信有所不同,但最终也落入窠臼,延续了一种叶家兄长的生活模式,维持着包办婚姻,投身商业界,一直住在天津,即便在日本占领时期也没有离开。25

叶崇质的保守态度在抚养女儿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女儿们都裹了小脚(尽管只是松松的),只许在家里认几个字,学习刺绣,都是在包办婚姻下嫁入旧时的官宦家庭。大女儿未成人便夭折了,二女儿是婚后第一个孩子,她在20世纪20年代初出嫁,那是叶家最兴盛的时期,笃诗的嫁妆有八大箱的衣服首饰。在她未来夫婿的要求下,婚礼是在上海一家豪华的酒店里举行的。新娘子请求大夫人陪同她一起前去,希望大夫人的出席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大夫人拒绝了,最终是笃诗和自己的生母、一个堂姐妹,和一男一女两名仆人去的。婚礼后,丈夫强迫她与自己一起去上海租界的街上来回溜达。她觉得这样抛头露面很是尴尬,而且为了弥补身高较矮的缺点穿了高跟鞋,走路非常不舒服。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幸福,婚后也没有多大改善。丈夫吸食鸦片,对她极差,前面讲过,笃诗在父亲去世前死在自己的娘家。26

三女儿笃雅的丈夫也好不到哪儿去。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官宦子弟,上学从来都不用功,随着婚期越来越近,叶家人听到了许多让他们烦恼的谣言:吸鸦片,逛妓院,并染有梅毒。叶家派了一个仆人去秘密调查此事,并且设计邀请这个年轻人一起去公共澡堂洗澡。这位未来的夫婿很容易就猜到了对方的意图,于是给了他一大笔贿金,让他帮忙掩饰这些不检行为。这个伎俩奏效了,仆人回来信誓旦旦地说未来新郎官行为端正,甚至向叶家兄弟们吹嘘他如何机智地进行澡堂调查。这个汇报让叶崇质、大夫人、老太太都松了口气,因为他们都不想解除婚约。

婚礼是在北平举行的,这次新娘是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的。这也是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新娘穿着白色婚纱,但是坐着红色的软轿。她的嫁妆也很丰厚,价值几千银元。这笔钱在以后成了他们家庭生活开销的重要来源,因为丈夫的确有鸦片瘾(后来吸海洛因),而且直到战后才有了固定工作。但是他有一种上层家庭教育出来的涵养,对人和蔼有礼貌。笃雅不得不忍受这场婚姻带给她的失望和贫穷。这对夫妻住在男方河北老家的宅子里,后来搬到了北平,生活一直不富裕,不过笃雅过日子节俭,加上她兄弟们的照应,倒也能过得去。27

四妹笃颂(1910~1980年)早年家中给予定婚的对象是官宦之家出身,后因其受新式婚姻的影响而要求退婚。之后家里又拿了几张男青年的照片给笃颂看,她对其中之一比较满意,再经过了相亲,双方认可,于1932年他们结婚了。

丈夫方墉安徽人氏,定居天津,19岁南开中学毕业,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就读,1931年毕业回国。方家也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众多,笃颂结婚以后,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弟妹们尚小,都在读书,全家主要靠父亲作文职工作的收入及老家田地的租金生活。婚后,方墉先后在东北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在浙江、福建等地的交通系统作技术工作。后因父亲生病,于1939年返回天津,此时天津已沦陷,回津后即受敌伪政权的限制不能离开,可他又愿为敌伪政权作事,以至整天无所世事,看不到光明,看不到未来,思想苦闷,悲观失望。不久父亲去世,生活失去来源,田地租金所得甚少,只得靠卖房、卖股票维持家用。生活一度十分困难,笃颂只好拿出陪嫁的首饰等变卖后贴补家用,勉强维持。直到抗战胜利,方墉到天津平塘公路工程处工作,任处长,生活才有所改善。1947年末,奉调云南省昆明市第四区公局的工作,笃颂携子女一同前往。28

这种由包办婚姻进入不幸福生活的模式到五女儿笃柔那里被打破了。笃柔生于1921年,比几位姐姐年龄小很多。到她六岁时,父亲教育女儿的态度有所改变,于是她上了私塾和附近的一所小学。父亲去世后,她通过了南开女子中学的入学考试,开始在这里上学,一直到1937年战争爆发后日军炸掉了这所学校。她没有在学校住宿,而是与长兄长嫂住在英国租界,靠租来的人力车往返学校。虽然她没有充分体验到南开的生活——比如她经常减少体育活动——但她会去看电影,并且读翻译的外国小说(特别是俄国小说)。她对政治没有兴趣,没有加入到当时的任何政治运动中。不过,她还是打破了几位姐姐的成长模式,而且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家族之中(以及中国)出现的新的生活方式。

新生活方式在年幼的男孩们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老五笃庄,所有的兄弟都认为他是家里最叛逆的一个。他在政治上的活跃(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只是他激进表现的一个方面。他在家庭生活中更激进的方面,是决定取消他的包办婚姻。笃庄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张锡銮的孙女订了亲,张锡銮曾任东三省总督,卸职后在天津过着奢华的退隐生活,人人都知道他养着一棚子的马,喜欢在乡郊路上骑马狂奔。他留着辫子,在任何节庆场合都穿着前清的金丝猴马褂,仍是一副旧时代皇家官员的装扮。他唯一的儿子没有工作,靠父亲的丰厚财产过活,有喜欢收集古董的名声。张家及其夫人们与崇质家人关系亲密,女眷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与笃庄订亲的小姐受到的正规教育要比笃庄姐姐们多得多。她曾在一所天主教的中学上学,在那时,这代表了一个女孩受教程度很高,让人尊敬。但是笃庄已经被南开的各种新观念所影响,并且喜欢上了一位聪明而又年轻活泼的女同学。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家里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人物能强制他履行这门婚约。这与笃庄对政治的学习也是有关系的。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态度在他的校报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他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因为这些文学描写了旧社会上层人物的寄生虫特性和极为黑暗腐败的生活。他未来岳父的鸦片瘾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使得笃庄高度怀疑他未来妻子的成长经历。所以他写了封信,要求与这位小姐见见面。

他的未婚妻是个乖巧听话的年轻女孩子,把这封信给她的父母过目,他们非常生气,开着自己的私家汽车去了叶家宅院,找笃庄的母亲、哥哥商议。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认为年轻人单独见面为礼教不容,所以他提了另外一个建议,有两个条件:年轻人必须在长辈的陪同下见面,见面后绝不接受退婚。在这些强硬的条件下,女孩的父亲为了能保住婚约又做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承诺:如果他们两人能结婚,那么笃庄南开毕业后,张家会出资赞助他到美国上大学。

现在轮到笃庄大怒了。如果见面的条件是同意必须要结婚,那么一开始要见面了解的意义就全没了。让笃庄年轻的自尊心更受侮辱的是,居然以资助他去美国上大学为条件对他进行要挟和贿赂。张家用财产来谋求他的同意,但是他并不为所动,决心取消婚约。撤除婚约的手续是在一家律师楼办理的,两家人在不同的房间里签署文件,但是笃庄登报声明废除婚约的要求被拒绝了。手续办妥之后,笃庄回到家里,满院子地乱跑,大喊:“I'm free! I'm free!”(我自由了,我自由了!)这次废除婚约为叶家带来了巨大的转变,从此,叶家的婚姻都是由年轻人自己做主的“爱情婚姻”了,这种变化是大哥作为长子和一家之主的非常不愿意接受的。

笃庄还促成了家庭的另一个转变——1936年,他提议兄弟们正式分割家庭财产。长期以来的中国传统是,女儿们拿了嫁妆,并且为健在的父母留够养老钱后,活着的儿子们(或是他们的后人)可以平分家庭财产。有些时候,是父亲死后才分家的,不过更常见的是家里一个或多个兄弟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就要分家了。29叶家的情况是,长兄已经结婚,并育有一个女儿,因为他为弟弟们付学费,使得家里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有一次,大家争论起父亲的遗产究竟有多少时,笃仁狠狠地把账本扔在桌子上,让弟弟们自己去查阅。他的妻子出身于富足的前总统家庭,结婚时带来了相当多的嫁妆,包括他们住着的房子和许多珠宝以及其他家当。她担心供养小叔子们很快就会动用到自己的嫁妆,她的抱怨也给一向脾气温和的丈夫增加了压力。她特别赞同分家这个提议。30

叶家的家产分割很不寻常,因为没有人想要确保一定要平均分配崇质积聚的财富。相反,年幼的几个兄弟每人仅拿到了价值一万大洋的股票和国债。家里的宅院,还有江苏的五百多亩农田,父亲收集的大量古董、书籍和艺术品都落到了老大的手里。他很明显是这次分家的最大受益者,不过分家是他的弟弟们主动要求的,这样他们就不再不停地伸手向哥哥要学费了。对年幼的兄弟们来说,一万大洋是一大笔钱,即便是在燕京和清华这样的精英学校里,每年的花费也仅仅是三四百大洋。31多数兄弟把他们的钱交给笃义或笃信来管理,在需要时领取(没有人把钱交给笃仁)。他们用钱的地方不多,只有在后来,笃仁变卖了家里的书和艺术品,他们才开始不满分家时让他大赚了一笔。32

年幼的几个兄弟经济上独立了,而且解脱了包办婚姻的束缚,这让他们成年后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他们不单单是和自己选择的女人结婚,而且都是在二十多岁时才结婚的,或者正逢战争,或者战争结束以后。对比一下叶伯英的生活经历,婚后很久仍然生活在他父亲的羽翼下,这一代人却过了这么久的单身生活,说来也是足够新鲜了。而且,他们自从就读南开就培养出了独立精神,高中毕业后这些年,他们各走各的路,更具有独立性了。

1933年南开毕业后,叶笃庄和叶方都通过了金陵大学的入学考试。吸引他们去南京的原因是,金陵大学有中国最好的农学院。选这个学院很不寻常,笃庄的母亲当然也不能理解,“种地还要上大学吗?!”但是两人都坚信中国软弱是因为贫穷,而贫穷的根源在于农业经济落后,所以改变中国乡村的情况是国家进步的关键所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公众越来越关注农村,用了很多办法以求中国农民摆脱以往的贫穷,包括乡村教育、土地改革、开办信用社,以及创办农业试验场、培养新品种,用以提高棉花和蚕丝的产量。33这两个男孩对中国乡村的兴趣反映了公众的普遍关注点。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山区领导一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运动,所以这两个人对农村经济的兴趣也包含一种政治维度。如果他们的左翼政治思想让他们倾向革命,他们当然需要多去了解农民和农业。

但是,金陵大学让他们非常失望。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学校。因为位于首都,所以国民政府对学生的政治活动控制严格。兄弟两个都觉得南开毕业后的学生生活特别枯燥乏味,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学校的课程也跟他们激进的政治理念不符,因为农林学院的老师们不认可共产党的主张,认为中国的农业改革不能由土改做起,而要靠技术革新、商业化和“更有效”的大农场完成。34一学期后,兄弟两个觉得南京不适合他们,于是收拾行李回家了。35

两兄弟一起去了北平,但是他们的目标却不同。笃庄在追求孙竦,一位他在南开上学时就喜欢的女同学,对她有止不住的思念。她考入了燕京大学,当时作为南开“摩登三女郎”(1933年的一部电影名字)三人组之一,在校园里名气很大。另外两人一个是梁思懿,著名社会革新家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王若兰,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作为周恩来的英文秘书而闻名一时。在高中二年级时,笃庄与孙竦同修了一门中国古代哲学课,笃庄就坐在孙竦旁边。她在响铃前走进教室,非常直爽地问他的名字,他回答时脸红了,于是同班同学立刻打趣他说“圣人(叶笃庄当时的外号)烧盘(脸红)了!”笃庄对孙竦一见钟情,后来他写信问她能否做他的“朋友”。拖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收到了肯定的答复,并且谦虚地表示,“我也希望和你作一个朋友,但我才疏学浅,难免教你失望。”很多年后,他才发现这个答复是王若兰替孙竦写的,孙竦毫不知情。

孙竦家在长江下游的无锡,父亲是一位懂英语的铁路工程师。这个家庭要比叶家西化得多,而且,孙竦不但相貌出众,还有新一代精英焕发的自信和优越感。她犀利的言辞使得她有个外号叫做“辣子”,她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漫画家,有几幅反映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的画作刊发在了天津《北洋画报》的插图中。每次和她在一起时,笃庄就觉得难为情,口齿也不伶俐了,但是他却固执地坚持追求她,与其他几位英俊时髦的同学一起竞争,希望得到她的注意,为了能与她有亲密交谈的机会,他会去她的宿舍,但是每次都很尴尬。

南京时,他的朋友们向他传递在燕京大学的“辣子”的消息。一回到北方,他就去找她,“摩登三女郎”一起与他见面,孙竦穿着时尚的短丝绸裙,戴着草帽,而笃庄则特意穿着简朴的棉布长衫配着布鞋。他剃着光头,在燕京大学西化的学生中看起来很是另类。但他是故意挑选这样的行头的,以迎合孙竦不循常规的新时代品味。那个春天,笃庄在北平公共图书馆学习,每天骑着他的新日本自行车,给一个高中生辅导数学赚取生活费,这是他自己赚得的第一笔钱。他想考入清华大学,就在孙竦所在的燕京大学旁边,但是他太过自信了,很多时间花在读进步书籍杂志上,而没有仔细复习应对考试,结果没有考上。他曾经是南开的拔尖学生,这样的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很羞愧。这时他听说孙竦要去东京学习艺术,于是决定追随她一起去。

这两个爱国青年将要在敌国的首都深造学习,这一点在表面看来很难解释。两人都是抗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但这次却选择去日本求学。他们两个也并不孤独,1934—1935年,一大批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是自1905—1906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初和1913—1914年民国成立之后,人数最多的一次。1935年秋天,大约有6000到65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这个数字让中国和日本的时事评论家们都很震惊。日本政府尽一切可能来推动这个潮流,希望能够获得中国未来领导人的友谊。届时去日本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只要有一张高中文凭和每年400日元的学费便行。许多中国学生去学习日语,在新的亚洲格局下,这门语言当然是重要的。有些试图在日本公司谋职,或是在其管辖的伪满洲国工作,不过更多的人是抱着了解敌人的目的去的。然而,造成这股留学大潮的主要原因,是在日本学习非常便宜。1931年后,中国的银元货币对金本位日元的汇率增长了三倍多,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美国签署了《白银购买法案》造成的,使得白银价格上涨。所以,在日本上大学可能比在中国上大学还要便宜许多。36因为孙竦(本来想去杭州艺专)和笃庄在中国都没有考进各自的理想学府,这样,去日本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最终,两人都心愿达成,“辣子”在东京的女子美术学校学习艺术,笃庄也很快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农实科。

在东京,笃庄继续追求孙竦,邀请她一起去基督教青年会午餐,但是却建议他们费用AA制(这是他个人特性的非传统做法)。他也带她去参加左翼团体组织的读书会,但是孙竦坦白地说她的兴趣是艺术不是政治。笃庄参加了一个进步戏剧社团,有一次在读一段剧本时很惊讶地看到孙竦在观众席上,表演结束后,孙竦的鼓励让他很感动。他们互通信件,在信中他更加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孙竦的爱慕,孙竦有时带有鼓励性地回复,有时却又说些含蓄的语言,想要突出他们主要的不同点,“狗爱吃骨头,马爱吃草。狗要向马说骨头好吃,马不懂;马要向狗说草好吃,狗也不懂。”最后,她明确表示她想先完成学业。尽管笃庄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不过他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业中了。

在东京,笃庄先是住在白山一所专门招待中国留学生的寄宿舍,午饭在学校附近的中国小饭馆吃。每天他乘电车去东亚日语预备学校上日语文法和日语会话,这是一所给东亚各国的留学生补习日语的正规学校。几个月之后,他在鹤卷町一位推着车卖青菜的菜农家里租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能够逃脱讲汉语的宿舍环境,练习他的日语。他与这家人的关系亲近而不失分寸,当他收到东京帝国大学的录取通知后,他立刻就从一位普通的中国租客变为日本著名学府的高材生,这家人对待他总是处处恭敬,格外尊敬。

1935年,笃庄进入农实科时,它已经从东京大学独立出来了,改名“东京高等农林学校”(后又改为“东京农工大学”)。他在成功通过考试前仅仅学了半年日语,背诵了他的日语老师帮他改的作文(题目是“故乡”,很多年没更换了),预先准备了口试的几条答案。与其他中国学生一样,他只是名旁听生——不过学校后来把他当作“杰出中国校友”。37早先南开的学习为他在英语、数学和生物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学校的教育严格而全面,作物学、昆虫学、土壤肥料学等学科都有著名教授授课。一次地质学实践课上,他去了日本的乡村,见到了山村的贫穷,同时也观察到日本在使用化肥、农药和杂交作物方面的领先。虽然笃庄只上了两年学就因战争中断了学业,但是在东京农实科的深造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华北棉花培植方面的专著,影响深远。

日本的求学经历为笃庄打下了日语底子,并且对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强国有了切实的认识,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削弱他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一名留日的中国学生,他有资格接受由“庚子赔款”的款项而建立的奖学金。这些赔款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作为损坏外国财产的赔偿,强加给中国的,是列强从贫瘠的中国搜刮来的,遭到很多诟病。几年后,日本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用这些钱资助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大工程的一部分,对这些回国后会引领舆论导向的精英学生群体表达善意。但是在笃庄看来,日本的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申请奖学金的考试要写篇关于“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文章,这是日本用来掩盖他们在东亚帝国主义计划的委婉言辞。笃庄不想在这个题目下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拍拍屁股便走了。

笃庄在日本求学时,叶方和笃正这两个在年龄上相近的弟弟,都在清华大学读书。离开金陵农学院后,叶方通过了清华的入学考试;1935年,笃正也从南开毕业后直接考入了清华。清华坐落于燕京大学旁边,既享有了这所教会大学的学术声望,也享有它前皇家园林远离喧嚣的田园风光。但是燕京是教会学校,多数学生来自南方通商口岸的基督教家庭或是教会创办的中学。一般他们都关注流行的西方时尚,并且情感比较细腻。一位美国访问学者看到他们皮肤白皙、身体孱弱,非常震惊,而他们习惯吃鱼肝油来保健,食堂的餐桌上堆着许多鱼肝油的瓶子。38清华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即便是成为国立大学后,它仍然受到“庚款”捐赠的丰厚资金支持。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理工类学府,清华的科学课实力强大,实验室也是全国设备配备最好的。学校的楼房是用石头、砖瓦和水泥建筑而成,看起来像是一所美国中西部的大学,与旁边“中国建筑复兴”风格的燕京大学形成鲜明对比。学生活动多样,社团众多。而且,每天学生们都要做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这时,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会关门上锁),清华在跑步、跳远、游泳上有严格的毕业要求,也因培养的学生身体强健而闻名(与旁边燕大的学生又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学校的运动队(包括笃正的乒乓球队)也一直出类拔萃。39

清华因旨在为留美深造做准备,所以校园生活十分接近美国学校的模式。有一项从美国校园生活学来的是欺负新生的传统。在清华,这个仪式有个英文名词,是“拖尸”(freshman-toss)。1930年学生报上的一篇文章把它描述为老生们“最大的活动,最重要的娱乐”。学校的体育部负责策划支持这项活动,就在新入学学生的体育考试之后。当新生走出体育馆时,一帮高年级的学生迎上去,推搡摇晃新生,逼得他们在许多障碍物下爬行,最后把他们四脚朝天举起,扔到垫子上去。这场欺负新生的仪式中有不同的角色,对他们的英文称呼也有了一定的中国特色:二年级的(sophomore)是“杀父魔”,新生(freshmen)是“腐烂尸”。1934年入学的学生都知道这个传统,但并不认为这应该是清华“最大的活动”。这一届的许多新生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学生活动,知道组织的力量。所以一个核心团体号召大家抵制欺负新生的活动时,叶方也在其中,最终他们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活动。当时,这个成功似乎只是校园里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很多“反拖尸”的积极分子在后来都是抗日学生运动的主力。他们知道,成立组织和搞好团结能把学生变为改革的有效力量。这件事情是一个小例子,说明了这种校园斗争的方法可以延伸到国家的政治领域。40

新生的“反拖尸”活动让叶方结识了很多加入社会主义联盟的左派学生,这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时事问题的秘密组织。但是化学专业的课程学习占用了叶方大多数的时间。清华是学生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学校之一,只有十分之一的考生能通过它严格的入学考试,而叶方是化学系的优秀学生之一。41他在学习必修的理科课程时,1934—1935学年的校园基本是相安无事的。国民党已经成功排除异党,禁止抗日游行,驱逐逮捕所有已经暴露的左派分子。许多学生都退出了政治活动,那些仍然继续关注政治的也安静了许多。但是1935年,情况变了,叶方也很快被卷入到这场决定命运的政治风暴中。

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进攻并没有止步于占领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次年入侵上海之后,有不断的小摩擦,而且日本一直试图进攻华北。这些冲突很多是由东北的日本军队造成的,日本的平民百姓和温和官员不愿也无法牵制军队的扩张计划。日本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事端给下一步军事行动制造借口。《辛丑条约》后,日本在华北建立了十二个日军驻点,一般情况下,日军总是在其中一个驻点附近制造麻烦。1933年初,日本人沿着长城进行偷渡和贩毒活动,而日军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在中方试图查管非法交易时,位于山海关的日本驻军却突然发起进攻,在这个长城和大海相接的历史悠久的关口,爆发了一场较大的战役。很快热河省全部落到了日军手中,从此,整个东北都被日军占领了。是年5月,日本已经深入长城以南,占据了冀东大片地区,距北平不到20公里。随着日军飞机不停地在北平和天津上空盘旋,蒋介石不得不签署休战协定,撤除了这两座城市北部的驻军。42

全国的报纸和各党派领导人同声斥责所谓的《塘沽协定》,但是蒋介石强硬回应国内的反对者,镇压了南方的爱国将领,严厉钳制所有的反对者。一些活跃分子被暗杀,这明显是蒋介石的特务所为。不久对日关系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正常,与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重新开通了铁路和邮政服务,中日外交官在南京会面,协商新的合作关系。国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货,甚至禁止报纸发表抗日文章,不过这样的监管很难实施。

到了1935年,短暂的缓解之后,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日本鼓动政见不合的蒙古王公在其保护下宣布脱离中国而自治。1935年6月,日本迫使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同意撤离南京的部队,并禁止一切平津地区的抗日活动。不过,日本仍然继续挑衅:他们的军警逮捕了中国官员,他们的军队进行了恐吓演习,他们的轰炸机飞过北平上空。到11月时,日本策动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通过这个机构,亲日派政客控制了北平东北部地区。日本政策的每一步行动都惊人的一致。在东北、内蒙古,现在在华北,日本人或怂恿或胁迫寻找代理人来宣布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持续扩张的帝国主义特务网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一步步,中国的北方地区,沦入了日本的统治之下。43

中国学生对日本这种持续扩张的反应大为不同。许多人感到绝望,认为救国无门,陷入了“悲观、消极、无助和绝望”中。44大多数学生所带有的这种消极思想受到了左派学生的公开谴责,评判他们是“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45由左派学生主导的清华刊物,充满了这种言论,批评有些人不关心国家危机,反而更关注宿舍条件或是恋爱关系。461931—1932年的激进期过后,学生活动相对平静,这当然让左派很沮丧,但也不能认为安静的大多数学生就是完全接受了中国的悲惨命运。1935年的校园激进主义回归,说明多数学生都响应了他们教授的“以学报国”的号召,投身于长期的救国计划,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47

笃正1935年考入清华,就属于这种状况。笃正是家里的学者,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大气物理学博士学位。在清华,他投身于书本和实验室工作,唯一的业余爱好擅长的乒乓球。叶方和笃正住在一间宿舍,选修了许多同样的课。但是1935年秋,叶方的政治活动占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他在1934年的“反拖尸”运动中认识的几位朋友都是积极的左派分子,也是社会主义同盟的成员。1935年,这些政治团体的活动越来越多,叶方很难完成他科学课上要求的作业和实验报告,只得抄袭他弟弟的作业。这个方法奏效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他连下午的实验课也不能按时去上了。所以叶方放弃了他颇具天赋的科学事业,调换到了历史专业。

清华的历史系声望很高,中古史学家陈寅恪和历史系主任、中国近代史学家蒋廷黻都是历史系的杰出教师,但是历史系的课程安排大部分放在欧洲和中国古代史,与叶方现在所关注的政治问题相去甚远。而且,1935年的课程表甚至没有中国现代史课,而俄国历史课(或许能吸引一个左派学生)讲到1917年革命就停了。48不管怎样,叶方在历史课上需要的时间少于在理学院做作业和写实验报告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他就有更多精力去参加政治会议。实际上,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的模式,政治活跃分子很少来自理学院,多数都是文学院的,这样才有时间参加主导他们生活的政治活动。49

1935年秋重新开始的学生运动主要在北平展开。尽管1931—1932年的运动开始于上海,也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基础,但北平的学生还是在1935年获得了运动的领导权。在北平,活跃分子最重要的据点就是位于西郊的清华和燕京校园。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后就一直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但是它位于北平城里,警察管理较严,使得学生运动很难组织。而清华和燕京位于偏僻的郊区,燕京大学的传教士老师们为学生提供保护,而且有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太太海伦(尼姆·韦尔斯)这样的左倾外籍教员,给予一定的政治空间,使学生们可以秘密组织活动。另外,1935年何应钦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署的《何梅协定》,撤回了军警和抗日的“蓝衣社”,后者是国民党最初的法西斯组织,是左派学生的主要对手。打压了“蓝衣社”后,政府就没有了关于左派学生的情报来源,也就不好确定目标进行逮捕了。50

虽然早期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不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但是当时很少有人入党。出生地似乎比党派倾向更能鼓动早前的活跃分子。东北和河北的学生比较突出,他们强烈渴望从日本的统治下收复家乡,免受当前的威胁。他们非常不满国民政府对爱国主义抗议的强力镇压,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侵略者的叛国妥协,也是对人民自由的法西斯式打压。激进的学生言辞让政府认为学生运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但实际上,许多积极分子还没有和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即便是他们注意到了他们的爱国思想与共产党最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相一致。不过,当局越是指责学生是共产党特务,学生们就越坚信这个党是唯一真正代表他们立场的组织。

政府对学生激进活动的监视和镇压,是运动组织松散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学生被捕,他就只需交代这个组织没有领导者,只是一群关注国家命运、志趣相投的学生组织。所以学生们进行秘密组织,不举办公开的会议或选举领导者。1935年11月,他们发表了言辞激昂、具有煽动性的宣言,第一次公开露面。这个宣言书谴责南京政府剥夺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公民自由,一开始是“合众社”的外国报纸进行了报道,继而国内沿海口岸的报纸跟着进行了报道,最后受政府审查的中国报纸刊发了这份宣言书。很快,来自北平的大学和中学的抗议者组成了一个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但是这个核心组织仍然是学生自己选举出来的,并不代表许多学校里自己正式组建的学生会。

1935年12月,军政部长何应钦返回北平处理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学生将他的到来视为发起活动的机会。12月9日,一个阴云密布的周一早上,清华和燕京的学生被一阵号角声从睡梦中惊醒。前一天晚上,每个宿舍的积极分子已经向学生们通知了他们设计好的游行活动。所以,清华和燕京大约一千名学生(这大概是两所学校注册学生的一半),在各自的校园集合,之后穿过禁区,步行六英里(大约十公里)到了城里。叶方是组织者之一,他勤奋好学的弟弟笃正,意识到这场游行十分重要,也旷课一天,参加了游行。这群人裹着棉衣以抵御严寒(一些燕京大学的女生甚至穿着皮衣),之前有人说年轻人只在温暖的春天才游行,这次活动推翻了这种说法。他们避开有警察封锁的主干道,中午时分到了北平城墙下,但是却发现所有的城门都被关闭了。城内,北平的大中学生也在鼓动下到街上游行,但是这两组队伍却不能接上头。最终,清华、燕京的游行团返回了校园,而城内的那些人试图向何应钦请愿。结果军警用步枪枪托、大刀的平面殴打学生,最终用消防水龙头驱散了队伍,这样的方式在冬天零下的温度里让人寒冷无比。

这场游行就是“一二·九运动”,但这仅仅是开始。一回到校园,游行者们就宣布学生罢课,要求学习中国的民族危机代替常规课程。学生现在基本完全掌握了校园活动,他们策划在一周后进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6日,叶家两兄弟和其他几百名学生再一次出发。自行车队在他们前面先行做侦查工作,再一次往北平城内行进,这次他们强行在铁路断口处打开了一扇小门,前往计划好的聚集地,北平老百姓的娱乐场所——天桥。学生印刷了传单来阐述他们的爱国主义目的,只要是出来旁观的人都硬塞给一份,但是旁观的路人却少得可怜,因为他们害怕当局,大多躲在屋子里,这让学生们非常失望。学生随后组织的抵制日货活动也同样不太成功。商人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利益来支持爱国事业。这个时期,学生们的爱国意识明显比普通大众超前几步。或许是意识到了学生们的孤立无援,警察再一次攻击了游行人群,一些人被逮捕,许多人被殴打,警察也拿着消防水龙头朝着人群喷射,不过这次学生们已有所准备,及时割断了水龙带。

学生给中国和外国的报纸,以及全中国的学校,派发他们的抗议宣言和消息。随着消息的传开,数以千计的学生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游行,并且在学校里号召大家罢课。天津的学生在12月18日继续进行了游行,海河南北两侧的学校里走出了两队人群。在南开中学,年幼的方实(之前在当年夏天因携带左翼书籍而被捕)积极参加了大约八百名南开学生的游行,这大概是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喊着当时流行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的气势压倒了试图将两组人分开的警察,行进到南开,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演讲。如先前一样,左派学生都有一定领导才能,但是在集会当天,亲国民党学生掌控了局面,提出建议,派出代表团到南京去督促蒋介石确认他的坚决反对华北自治的立场。1935年12月的抗议活动,从秘密策划到公开游行,左派学生操控活动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学生运动开始呈现出自己的活力与发展方向。51

12月底,叶方跟随清华和其他平津地区学校的几百名学生,一起到乡下游行,向广大农民散发抗日传单。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宣传团随行,在自行车队的先遣队带领下(便衣警察骑自行车尾随),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演讲、唱歌、演一些简单的宣传爱国内容的活报剧、散发传单。通常,当地小学的老师都很欢迎他们,年幼的学生们都听得聚精会神,但是农民却无动于衷,而且当地政府始终敌视他们,经常拒绝他们入城。学生们在学校或庙里铺满稻草,睡在地上,男女分屋,在游行队伍后面跟着的牛车拉着他们的行李。他们到达北平南边五十公里处的固安县时,与天津来的学生会合。在这里,大约五百名学生对战略方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们意识到,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伪满洲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中国”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沉重的赋税和高利贷才是农民真正关注的问题,所以学生们在他们的宣传中加进了一些经济内容——“反对苛捐杂税”、“联合起来抵抗日本进攻和地主剥削”——然后他们发现很多农民都被调动起来了。有些农民甚至让学生们留下来,帮助他们组织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学生都回到农村,从事组织工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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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方与女学生,1935年。

学生们希望他们的队伍能最终到达南京,但是1月中旬时,他们被省政府派出的警察和特务包围,被送回了学校。他们的宣传征程太短,对所经过的村庄没有带来持久影响,但是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次深入农村是一次全新的经历,并且认识到:要唤起国家及其农村大众进行民族抵抗并不容易。

回到北平和天津后,学生们发现学校早早关门放假了,这是当局对他们罢课做出的回应。校方仍然立场强硬,164所大中学校的校长声明说:“制裁罢课和一切破坏纪律之举动。”532月中旬时,南京国民政府颁发严苛的《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明令禁止所有游行和示威活动,并威胁逮捕一切参与者。清华是政治活动和左右派尖锐冲突的“温床”,此时在学期考试的问题上与老师之间的矛盾使情况更为复杂。就像叶方一样,许多学生活跃分子都很难跟上他们的学业,所以左派分子倡议取消考试,以配合爱国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这当然是出于某种程度的私心。但是这次左派明显做得过分了。老师们坚持要进行考试,大多数像笃正这样的学生参加了游行,强烈抗议日本侵略,但是他们也想获得学位。最后,激进分子平息下来,考试定在2月29日。

接下来是政府做得过分了。29日黎明前,一大批警察乘坐汽车前来包围了清华校园,搜查宿舍缉捕激进分子。他们明显是特意挑选的这一天,因为所有的学生都会在校园里参加考试,不过前些天在北平的其他校园里也发生了类似的突击搜捕。由于提前收到了危险警告,学生们在清华校门口设了岗哨,岗哨一看到警察就立刻叫起了沉睡中的同学。一群学生冲上前止住了警察,破坏警车,用午饭时从食堂带出来的馒头投向他们。

学生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当天晚上,大群警力返回校园,搜捕警察名单上列出的47名积极分子。所有学生被集合到体育馆管制起来,一个个识别身份后才被释放。同学生运动的多数领导者一样,叶方已经躲藏起来了,但是笃正与其他人一起被留在体育馆。一位政治敏感性很高的同学(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员)靠近笃正并提醒他:你们兄弟两个是室友,叶笃正这个名字和叶方(那时仍然叫叶笃廉)又很相似。叶笃廉很可能会在黑名单上,而笃正会被逮捕然后逼迫交代他哥哥的行动。幸好笃正的朋友给他说了一个没在校园的同学的名字和学号。轮到笃正的时候,他用这个化名过关了,那一刻他低头看到了名单上“叶笃廉”旁边有几个红圈。54看来警察的信息没有错误。就在这一天,与其他左派学生领导藏在一起时,叶方填写表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5他是叶家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英。

整个1936年春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北平各个校园。对活跃分子的逮捕和开除大大减少了进步学生队伍,但是学生们仍然能够定期开展爱国示威。3月31日,叶方、笃正和他们的哥哥笃庄(从日本回来过春假)参加了一场纪念一位中学生的游行,这个学生很可能是在国民党监狱中被折磨致死的。叶方也去了上海,他所在的组织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学生会。他与其他几个城市来的学生开了几天会,但是这群人连章程都不能达成一致。在天津,他们的弟弟方实于5月28日参加了一个几千名学生的游行,纪念1925年的“五卅惨案”,游行在纪念日前两天进行,以避开警察的干涉。方实在发放小册子和喊口号时,一个便装特务走近询问他游行的目的,这人曾在1935年12月的游行后审问过他,所以他完全对其置之不理。

1935—1936学年快结束时,学生运动出现了很大分歧。很多老师和亲政府的学生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意见,尽管中国不能接受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和华北的长期“自治”,但是全面战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政府正在加紧强化军事力量,开展军工综合企业,以为战争做准备,政府也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只是需要更多时间。对华北焦急的激进分子来说,这套“所谓长期抵抗,所谓老成谋国,都是一些食足了狗屎的汉奸贱种,混帐名流们发出来的狗屁臭论”。56清华学生报的骂人语言(尽管很少刊印出来)反映了许多学生积极分子的愤怒之情。但是他们没能赢得年长者的支持,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要他们保持克制,特别是共产党内部人员也如是说,并且派地下活动的高级指挥官,后来成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刘少奇(1898—1969),来平津地区指导党的工作。

进步学生写道,是时候从象征性的游行转到实际行动上了。清华学生报的一篇社论这样写道:“再接再厉的学生运动”,其社论转引如下:

目前的华北,已不是国防的第一线而已经成敌人的后防了,一切安乐的幻影,都已经粉碎尽净,学生运动到现阶段已不是“表示”什么“态度”和“抗议”什么政策了;每一个华北的学生或全中国的学生都应该抛弃一切畏难苟安的习性,投入到大众的队伍里,参加实际的救亡战争。57

对左派学生而言,他们的政治工作主要体现在组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上。先锋队是1月份下乡宣传团中成长起来的,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期,他们每天早起锻炼,一起吃饭学习,变得更加团结。叶方和方实(两个未来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先锋队,这个组织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重心。

叶笃庄1936年暑假时从日本回国,他带着两个弟弟开创了另一个实业:天津知识书店。笃庄提议说,兄弟们把各自继承的遗产资金集合起来,在天津法租界内最繁华的区域开办一家进步书店。虽然书店是由笃庄出任经理,但实际运作由两名地下党员负责,其中一名在天津最重要的报纸《大公报》任编辑。除了卖文具,书店还卖共产党刊物和进步书籍,担任上海进步出版商的华北代理,推出自己的期刊《国际知识》。书店装潢优雅,配有舒适的沙发让顾客可以坐着阅读,非常受人欢迎,但开张一年后即因战争爆发,被迫关门。不过与叶家兄弟合作的一名共产党员,却不是个诚信的商人。后来对这个副经理的调查显示,他曾经盗用公款来为他的妻子买首饰。58

随着学生们约束了自己的言辞和行为,左派分子愈加忠诚于共产党,号召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慢慢地,年轻的激进分子也不再孤立了。校园里,清华左派分子轻松地控制了1936年的学生会选举。59当北平的学生开始呐喊抗日口号支持二十九军(守卫北平的驻军,坚定抗日)时,旁观的路人(和军人)给予他们的支持与1935年12月他们受到的冷漠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北平3月31号的游行中,警察驱散了游行的学生,笃庄和他的朋友躲入了最近的院子里,宪兵来搜时,那家的女眷们很乐意为他们打掩护。60

群众态度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较为收敛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日军的不断挑衅。正如一位观察家写道:“最有效的抗日宣传,是日本人自己打造出来的。”1936年间,日军在华北的驻军比《辛丑条约》所规定的数量增长了好几倍。在北平外的丰台驻军处,他们增设了一个飞机场。6月,他们发动了遍及整个北平的军事游行;11月,他们又占领了北平,日军的坦克轰隆开过街道。日本军队似乎在做一切可能犯众怒的事情,人们再也不能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了。61

最大的转变来自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西安是陕西的省会,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和红军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与共产党军队直接对峙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命令他从东北退军后便驻守在那里。对这些士兵来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完全是一句空话。他们的家乡已成失地,他们想抗日而不要内战。随着共产党调整政策,放下阶级斗争支持抗日统一战线,东北军更是没有攻击他们的意愿了。两军跨过敌我阵线开始友好往来,张学良与共产党代表开始了秘密会谈。同时,张学良作为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把学校从北平迁到了西安。很快,这些曾积极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学生,在西安开始游行,号召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抗日统一阵线。

在此期间,蒋介石正在秘密谋求一套周密的综合战略来应对国内危机。一方面,他派代表与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旦日本进攻,苏联是中国最有可能的援助方)的共产党代表会面,希望能达成某种解决内战的方案。另一方面,他对陕西的共产党施加了最大压力,以加强他对谈判中的控制,或(他希望)一旦谈判失败可以消灭毛泽东的军队。不过在蒋介石飞到西安,命令东北军对共产党进攻时,所有这些如意算盘都完全落空了。在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蒋介石的政策时,张学良于12月12日拘禁了最高统帅。对蒋的“绑架”造成了短暂而紧张的国家危机,最终蒋介石口头答应张学良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来,张学良由于这次犯上被囚六十年,但是反共运动暂时结束,中国顺应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走向了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道路。不抵抗政策的时代也结束了。62

现在,和日本的战争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年幼的几个叶家兄弟开始做起了相应准备。叶方现在是共产党员,党决定他的生活方向。1937年春,他离开学校前往山西省,当地军阀阎锡山正与爱国的左翼势力修和,以共同抵抗日渐逼近的日军。阎锡山出资成立了牺盟会,共产党的活跃分子薄一波(1908—2007)即是其中领导人之一,他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加入民族的抗日战斗中。叶方是参加牺盟会的年轻爱国者之一,为阎锡山集团注入了新活力。63

1937年夏天,叶笃庄把他在东京的书籍装箱打包,返回天津。在天津,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知识书店上,然后他也去了山西,与那里的进步书商建立了联系。他见到了薄一波和其他共产党员,当然也包括“卢沟桥事变”时正在那里的弟弟。

方实1936年从南开毕业,去了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在读时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组织附近学校的中学生。他从附近一个中学招收了几名年轻女孩,几年后,其中一个成了他的妻子。1937年,他们的关系是纯粹的政治关系,但是政治把他们带到一起这个事实是年轻人关系转变的一个标志。

一位作家观察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中,“五四运动”倡导的“对个人发展的呐喊”,“转变为了一个集体斗争”。64这个说法的确适用于年轻的叶家兄弟。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叶笃庄、叶方和方实都或参加了共产党,或与其外围组织联系紧密。甚至勤奋好学的理学院学生叶笃正,在坚持科学学业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学生游行,甚至被卷入更激烈的政治活动中。但是,这些在国家危机加重时的政治倾向只影响到那些在学校的兄弟们。三位年长的兄弟,笃仁、笃义和笃信这时已经走出学校,结婚成家,并且在天津工作,学校里强烈的政治气氛对他们影响很小。而年长的姐姐们,都陷入到了包办婚姻的不幸中,对个人发展或集体斗争一概不知。她们性格保守的父亲甚至没有给她们上学的机会,使她们未能成为这一时期解放思想的女学生之一。这就是在中国与日本交战前夕,年龄、性别与社会变化的大潮流相互作用带来的新面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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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吉生:《南开轶事》(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291—292。On sports in the national imaginary,see Andrew D. M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参见1931年对该门课程进行改革的详细方案,《社会视察学科改革草案》,载《南开双周》(1931年)7.1、7.2。
3.关于南开大学,参见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以及《南开轶事》。杰出校友和教师的传记收入王文俊主编的《南开人物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英语文献,参见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 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00-105;E-tu Zen Sun,“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1912-194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2,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372-374;on completion rates,参见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38页。
4.《清华周刊副刊》(1936年5月3日)第44卷,第5期,33页。
5.Parks M. Coble,Facing Japan: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1);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6.On the “plain-clothed corps”incident,see Tenshin chiikishi kenkyūkai,Tenshinshi-saisei suru toshi no toporojī[The topology of a multifaceted city](Tokyo:Tōhō shoten,1999),200-202。叶笃庄:《过眼云烟》(1992年手稿),44—47页。
7.参见《南开女中校刊》1933年5月,1页。
8.关于马占山,参见Mitter所撰The Manchurian Myth(《东北神话》),1—5页、131—222页。
9.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261—269页、392页。
10.王旭功:《在“五九”说的话》,《南开双周》(1931年5月)第7卷,第4期,2页。
11.叶笃庄:《过眼云烟》,44—46页。
12.On Zhang's “foppish playboy”reputation,see Hsiao Kung-ch'uan,“Nankai,Northeast and Yenching,” fro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y Pursuit of Learning,trans. William A. Wycoff,i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3,no.4(Summer 1980):28.
13.关于学生运动,参见John 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Jeffrey N. Wasserstrom,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4.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267—269页;白文志《一二·九时期南开中学党组织的重建》,收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332页。
15.叶笃庄:《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载《南开双周》,1932年。另一版本内容稍有不同,载《南中学生》,署了“叶笃庄”真名,标题也略有改动,作《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
16.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17.Frank J. Sulloway,Born to Rebel:Birth Order,Family Dynamics,and Creative Liv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
1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84—90页;叶笃义、叶笃正和方实(叶笃成)访谈,1995年。
19.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122-125,215-217.
20.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93—96页。
21.Philip West,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0),207-210. Quoted passage from John Israel and Donald W.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22.
22.叶笃义:《试论国际组织的发展》(论文,燕京大学政治系及公共事务学院,1934年5月),引用内容为83—84页、149页。
23.Prasenjit Duara,“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no.1(February 1991):67-83;Rebecca Nedostup,Superstitious Regimes: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24.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227-229,275-276.
25.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91—93页;叶笃义访谈,1995年。
26.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06—107页。
27.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07—110页;叶笃柔访谈,1995年。
2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10—112页;叶笃柔访谈(叶笃庄时有插话),1995年。
29.David Wakefield,Fenjia: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
30.叶筠访谈,2001年8月。
31.Israel and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52.
32.叶笃庄:《过眼烟云》,4页;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译者注】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我们晚辈对于长辈分家之事,无意了解,看了原文也无从了解。不清楚那宅院、农田的下落;也不清楚被卖的这些书和艺术品在当时价值几何,其与各位兄弟们分得的‘一万大洋’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让他大赚了一笔’,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姐姐、哥哥长我十几岁,很早就离开家了,只有我与父母、祖母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也只能从另一侧面,或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他们的苦衷。听母亲说过,‘弟弟们哪个要钱也不能不给,接不上了就用我的钱堵’、‘我的陪嫁几乎都给搭进去了’……之类的话。据家人讲,生我时,由于母亲属高龄产妇,又患有高血压,住院时间较长,最后产后出院时竟到了无力支付的尴尬境地,还是徐世章家人替我父亲解了燃眉之急。‘文革’抄家时单位也感叹地说,没想到你们家就是个大空架子,抄不出什么东西来,甚至现金存款也几乎没有。记得后来落实房子时,房管局突然开出了要我们支付‘地震大修费’的高额清单(因房顶被推掉翻盖,加上横竖圈梁),我们实在拿不出,加上母亲又没有生活来源,不得已在市政协的协助下卖掉了房子。”
33.Charles W. 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Guy S. Alitto,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Sidney D. 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R. David Arkush,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1).
34.Randall E.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35.叶笃庄:《过眼云烟》,127—133页;叶方访谈,1995年春。
36.Sanetō Keishū. 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Tokyo:Kuroshio,1960),128-135.
37.Kōnōkai kaiho[Bulletin of the Agriculture School Association],no.157(March 1936),51.
38.休伯特·弗雷恩(Hubert Freyn):《内战的前奏》(上海:中国期刊出版有限公司,1939年),4—5页。
39.Yeh,Alienated Academy,207—210,213—215.《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北平,1935)对了解清华大学情况提供了便捷,除了介绍学校的情况,且配有图片,还有学校的历史、课程设置,以及校规等。
40.K. Huang,“On Freshman—Toss”(in English),《清华周刊》(1930年10月)第34卷,第2期。叶方访谈,1995年。
41.1934年的新生名单共有317人,他排在第23位(排在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之后两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1991年)4.2,864页。
42.Coble,Facing Japan,182-282;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104-112;James B. Crowley,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1930—193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43.Coble,Facing Japan;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111-112.
44.Yeh,Alienated Academy,231.
45.Hu Sheng,当时是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主修哲学,叶文心《远离的学术》243页中曾有引用。参阅易社强:《学生民族主义》,109—110。
46.参见《清华周刊副刊》(1934年11月19日)第42卷,第五期,12页。
47.Freyn(弗雷恩)1935至1936年间在燕京大学与学生同住一室,他在《内战的前奏》中写道,“悲观主义的思想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这表明叶文心觉察到的悲观主义气氛和疏离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左派分子有意制造的言论,目的是唤醒学生,从而使他们更多地行动起来。
48.《清华大学一览》(1935),历史系,8页。
49.Israel and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25.
50.Freyn,Prelude to War,and Helen F. Snow(Nym Wales),Notes on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1935-1936(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1959),are invaluable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December 9th Movement.易社强:《学生民族主义》,111—156页;及易社强、Donald W. Klein:《叛乱与官僚》,1—136页,是主要的间接研究资料。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救亡运动报告书》(北平,1936年)是1936年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左派文献。它和华道义(假名):《一二·九运动一年来知识的检讨》,载《清华周刊》(193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7期,8—15页;及第45卷,第8期(1936年12月23日),14—22页(并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重印,参见第2卷第2期,947—974页),这些都提供了极好的从当时左翼学生的视角进行的报道。
51.有关天津的抗议活动,参见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尤其是202—209页、331—340页(有关南开中学的部分)。
52.弗雷恩(Freyn):《内战的前奏》,33—51页,有关于学生去农村地区朝圣(pilgrimage)的第一手资料,很有说服力。引文参见49—50页。
53.弗雷恩:《内战的前奏》,54页。
54.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关于“一二·九运动”,参见弗雷恩(Freyn)《内战的前奏》,66—70页;《救亡运动报告书》,33—36页。
55.叶方访谈,1995年春。
56.朝宗(化名):《勇气救国论》,载《清华周刊》(1936年6月3日)第44卷,第8期,26页。
57.《再接再励的学生运动》,载《清华周刊》(1936年6月3日)第44卷,第8期,3—4页。
58.叶笃义:《忆天津知识书店》,收入冰心、巴金编:《抗战纪实》(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16—17页。叶笃庄:《过眼云烟》,159页、164—165页。
59.斯诺:《中国学生运动》,50页。
60.叶笃庄:《我最难忘的宋尔廉》,《群言》1995年,第9期,19页。
61.弗雷恩:《内战的前奏》,91—105页,引文参见第95页;《清华周刊》第45卷,第8期,17页、21页。
62.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114-137.
63.On Yan Xishan and the Sacrifice League,see David S. G.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1945(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0),45-50.
64.强文澜(基督教青年会秘书)、易社强:《学生民族主义》第179页有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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