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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连天烽火
1937年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清华大学学生在北平城郊进行军训。这次军训不是叶笃正的第一次部队生活经历，之前在1936—1937年寒假，他就和两百名北平学生一起去山西参加过一次学生军的训练。当时，叶笃正去参加训练的个人动机，并不亚于政治目的：他追随一位女友而去，那位女友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是一名左翼积极分子。在山西，学生们接受政治教育，进行了基本军事训练，并生平第一次用真枪实弹射击。由于日军侵华的威胁日益逼近，军训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项常规课程。叶笃正1937年7月回到北平，在驻守古都北平的第二十九军一位爱国军官的指导下进行军训。这时，二十九军的指挥官带来了北平南边中日双方激战的消息。远处炮声隆隆，学生们冲回清华大学收拾行李，赶在日军到来前纷纷逃离。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当天夜里，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卢沟桥是衔接北平与南方交通的重要铁路枢纽。当时，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随后，在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交火。当局很快就对该事件进行了交涉，在当时看来，这次交火似乎与以往日军屡屡在中国北方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而引发的小规模冲突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次交战，东京的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都不愿退步以维持这不堪一击的和平。在当地还未达成和解之前，东京就调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前往中国。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沿着铁路线向北调军。很快，中日两国全面开战，揭开了一场将持续八年的残酷抗日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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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后果深远而极其严重。尽管由于战事不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饱受诟病，但在战前的十年中，还是做出了相当显著的成绩：统一中国南北各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用独裁手段统一国民党，强化军队，改革司法系统，建立市级政府，扩建铁路，修建公路，改革货币制度，促进工业发展，推广教育，并且颁布了卫生和劳工管理规章。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触及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但是，在沿海城市及长江下游这些国民党政权最牢固的区域内，对经济、政治、军事、财政和司法体系的现代化改革措施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效应。2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沿海城市及铁路干线，把国民党赶到了欠发达的内地，这一切也将国民党改革的成就抹除得干干净净。蒋介石最终在四川省长江边上的重庆建立了战时陪都。
抗日战争的前几年里，国共两党形成的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作用。国民政府认可了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共产党在重庆创办了《新华日报》，在重庆和西安还设立了办事处，作为前往延安共产党办的学校或参加八路军的学生们的集合据点。政治分歧被暂时搁置，爱国学生和各界知识分子热情高涨，在宣传队中共同合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3然而，即便是国难当头也不能将十年内战从人们的记忆中抹除，国共两党双方猜忌愈演愈烈。因此，在日军敌后的农村地区，双方都部署军队，争夺政权，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军队爆发了激烈冲突，这事实上导致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瓦解。4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也加入了战争。到此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分裂为三大板块：东部由日军占领，并成立了一个以国民党前领导人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府；西部和中南大部分区域由国民党统治；陕北及日军敌后的广大农村地区由共产党控制。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日战争前期受到苏联的全面支援，1941年后受到美国的扶持，所以国民党军队比共产党军队编制更全，装备更好。然而，国民党遭遇了日军的正面攻击，损失也非常大。另外，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军队越来越陷于被动，而且内部贪腐现象严重。相反，共产党在日军敌后扩张农村势力范围的同时，对日军据点及日本扶持的伪军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国民政府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几近瓦解，所以共产党成为了华北抗日的主力军。由于共产党施行“减租减息政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控制的农村地区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军队人数超过一百万（而抗日战争爆发时才不到四万人，且装备简陋），领导了将近九千万人民对敌作战。在国共两党之间长期以来的政治较量中，优势已经倒向了共产党一方。5
如今回顾抗日战争，结果已经昭然若揭。但在当时，局势并不明朗。即便在1937年后战火进一步蔓延时，南京当局和东京政府还在继续谈判以求解决冲突。至于中国国内政局，抗日统一战线冲淡了国内冲突，也使得局部地区格局发生了变化，政治竞争与团结合作同时进行。中国北方局面的混乱，在叶家兄弟的行动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为自己的爱国热情寻求合适出路，走南闯北，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在这混乱的局面之中，叶家兄弟都最终找到了各自的担当、责任、义务，和决定他们下半辈子生活的组织机构。从这种意义上讲，战争岁月对个人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某种程度来说，这仅仅是年龄的产物：叶家兄弟大多是二十多岁，正处于一个要做出关键选择的人生转折点。然而，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分野逐步明朗，这就意味着：一旦选择了某条路——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加入国民党，是做学术研究，还是与民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奋斗——这一选择都会对个人的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几周里，叶家兄弟都途经天津，待在老大在外国租界的家里。但是，对于年轻的叶家兄弟来说，与其说叶家老大的房子是一个家，还不如说是一个能与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在赶赴前线参加抗日前召开政治会议的方便所在。叶笃庄放假从日本回来，7月7日那天在山西，之后途经北平和天津去上海。他再也不可能返回东京继续攻读农科学位了，他关闭了知识书店，书店门上贴的停业通知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叶方完成党内任务后已经回到了山西，不幸在那里感染了肺炎。同叶笃正和方实一样，叶方在乘火车去天津之前，7月份也在北平悄悄待了几周。重要的是，年轻兄弟们在天津碰面之后，都与各自圈子里的朋友和同学离开了——校友关系以及因政治斗争形成的联系现在比家族血缘关系更加牢固。这与1850年代时叶坤厚举家搬迁躲避太平军形成鲜明对比。叶家兄弟中没有人明确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只是要去一个能够参加抗日的地方，也没有人知道抗日战争会打多久。他们都随身带了点钱和换洗衣服，笃正的女朋友是个左派分子，建议他带上冬装，而他没有在意。
叶家三个大儿子留在了天津成家立业，其中两个开始养家糊口。那时老大的第一个儿子刚出生，住在英租界他妻子陪嫁的房子里，收入来自于他在银行的工作，整个战争年月里都生活得舒适富足。四子笃信，没有子嗣，先在开滦矿务公司做会计，后来患上肺结核，被迫辞去了工作。战争期间和战后几年里，叶笃信在北平做股票投机生意，有时几乎身无分文，最后向妻子那边的亲戚借了点钱，好在后来赚了些钱，生活还算安逸。6叶笃义是他们三个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在山东曾短暂参加了方实和他朋友们的组织，但那时叶笃义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才刚出生，方实他们催着叶笃义回家。7所以，叶笃义回到了与英商合资的开滦煤矿，继续做之前那份安全稳定、报酬丰厚的工作。很快，叶笃义又接连添了两个女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了开滦煤矿，叶笃义辞职搬往北平，与三姐住在一个院子里。叶笃义靠教英语来勉强维持生计，但是收入微乎其微，不足以养活一家人，而1942年叶笃义家又新生一个儿子，到战争结束时，他家一共有四个孩子。这个儿子是叶笃义最后一个孩子，因为在之后的几年里，笃义夫妇各自带一个孩子分床而睡。叶笃义一家挤在一个房间里，全家吃不上白面，改吃玉米面，或许一周能有一次肉吃。叶笃义的妻子出身高贵，家境富裕，所以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尤其艰辛。最后，她不得不变卖陪嫁的股票和珠宝首饰来维持生计。后来，她经常在笃义面前唠叨当年为家里做出的牺牲，这一直是他们磕磕绊绊的婚姻中摩擦的根源。8
叶家年长的女儿分别与各自的丈夫待在天津和北平的家里。抗日战争爆发时，小女儿叶笃柔在南开女子中学上学。战争刚刚爆发，日军就派兵轰炸了南开——这一挑衅行为显然是报复南开总是发动各种爱国活动——学校被迫关闭迁往内地。叶笃柔继续在天津租界里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去了北平天主教辅仁女子学校。笃柔在南开女子中学上学时是走读生，所以她很难适应辅仁的宿舍生活，而且对必修日语尤为忿恨。更重要的是，笃柔与笃义在燕京大学的好朋友姚曾廙恋爱了。姚的妹妹之前就是在叶家大院长大的，夏天时候姚自己也常常待在叶家，就这样，他和笃柔互相认识了。叶笃柔的大哥一向因循守旧，想将笃柔嫁给当地一位银行家，但笃柔坚决不从，战争打到一半时，她和姚曾廙在北平办了一个盛大的正式婚礼。叶家姐妹中，只有她接受过正规教育，走入了爱情的婚姻。
叶家小儿子叶笃慎，叶家的不肖子，当时也留在了沦陷区。叶笃慎生于1924年，比叶笃正和方实（与笃慎年龄最接近的兄弟）小七岁。父亲去世时，他只有六岁。由于最小，又没了父亲，叶笃慎被他的母亲刘姨太（两位姨太中总是更娇惯孩子的一个）惯坏了，骄纵得无法无天。叶笃慎虐待年轻仆人，在家中私塾用弹弓打袁臭嘴，一被管教就往外跑。十几岁时，叶笃慎不满大哥的管教，公然挑战大夫人的权威，毫不顾忌地指出所有的孩子都是父亲的两位姨太所生。父亲去世后，他在当地一所小学上了几年学，曾经请家里的一位仆人帮他修改成绩表，提高惨不忍睹的成绩。十二岁时，叶笃慎迷上了风月场里的寻欢作乐。大夫人庆祝六十大寿时搭了个戏台，这场戏让他彻底着迷。后来每天晚饭后，他会在大嫂陪嫁来的收音机旁听说书和通俗曲艺。不久，他开始逃课去茶馆闲逛，看艺人表演，给女服务员和戏子送礼物来捧他们的场，完全是一副富家少爷的做派。叶笃慎不去上学，却时常借阅、背诵伶人的剧本，偶尔为了好玩自己也票一把。
中国正统人士素来认为艺人和戏子是社会的最底层人物，封建帝制时期基本上是禁止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尽管达官贵人们很欣赏后来被称为京剧的这一更加高雅的表演形式，戏子这门职业总是与低俗（不过很受欢迎的）表演和伤风败俗联系在一起。9因此，叶家竭尽全力想要把叶笃慎从他对曲艺表演的痴迷中拉回来。战争时期，他被送到北平去上高中。然而，叶笃慎在北平也偷偷溜到天桥，所以高中第二年就辍学了。笃慎之前一直都是由家里供给。现在，他想独立，索要自己分到的那份遗产。他平时尽可能不和哥哥们来往。这次他要求分家时，笃仁交给他一堆用报纸裹着的股票和现金，这个最小的不肖子甚至连数都没数，只说了声“好了！再见！”，拔腿就走。
仅仅十八岁，笃慎便永远离开了家。他搬去了租界的高级国际饭店，每晚和他的艺人朋友们混在一起，一年之内，便把一万大洋尽数花光。这段时间，他正式拜一位相声大师为师，并有了一个艺名（叶利中），开始学习这一行的技艺：说书、相声和通俗曲艺。他表现得非常好，很有天分，能够背诵大段大段的“贯口”，让平津的行内人士刮目相看。但是他的大哥却不能接受笃慎的这个选择，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声明，跟这个弟弟脱离关系，对他的行为概不负责。这时，老六和老九已经是共产主义者，即便如此，笃仁仍然在他们躲避日军侵略时在天津为他们提供庇护。但是笃慎（即叶利中）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叛逆。他的生活方式和所选择的事业让他与家人疏远，最终被驱逐出家门。
叶利中的几位姐妹，还有三个哥哥都待在了沦陷区，但是排行中间的四个男孩全去了内陆地区。四个人各走各的路，他们在随后几年的选择将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一生。笃正，清华的理科生，坐上了南下山东济南的火车，之后去了南京。在首都被日军包围、发生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他返回山东和女友会合。两人再从这里出发，向南往湖南省会长沙，清华在那里建有战时临时校区。但是笃正不想待在学校，很快两人再次出发，加入了西安的一个青年战地服务团。在附近的临潼县，也就是一年前张学良囚禁蒋介石的地方，这些学生们成立了一个爱国主义青年宣传团。他们的小团体在陕西境内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统治区穿梭，在城镇里发表演说，表演爱国短剧，号召人们为抗日做贡献。这种生活对城里的学生们来说很是艰辛，一路基本都是走过来的，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
1938年初，这个团队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被派往晋南，和国民党军队一起做宣传工作。此时大部分的北方平原地区已经被日军占领，山西的山地成为全国抗日的重要前线。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但在战争开始的混乱年月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是非常常见的。处于危险境地的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很乐意接受热忱的年轻志愿者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学生们每人领到了两套军装、一本数学课本、一本常识课本，希望他们在唤起抗日民族意识、提高军队士气的时候能够继续他们的学习。
笃正加入民族先锋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受爱国主义鼓舞，这也是他参加“一二·九”游行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受恋人的吸引，他喜欢的同班同学是位活跃分子，也在这个组织里。两人在清华时就认识了，在炎热的一天，她突然递给他一个新鲜的西红柿，笃正立刻就被她迷住了。战争爆发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很稳定，她提议结婚，但是笃正没有答应，觉得两个人还是太年轻了。他想先完成学业。在山西的先锋队里，男女要住在不同的营地，分别时，她伤心得哭了。一天晚上，有消息传来说日军会进攻女兵营地，笃正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被派行走五十公里去送信。走了整整一夜和第二天一天，他穿过了敌我两军几道防御线。到达最后一个中方据点时，离目的地还是非常远，于是开始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每一程都靠当地人带他一段。幸运的是，先锋队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农民们很乐意给他带路。最终他到达了女兵营地，发现日军仍然在25公里开外的地方，并没有前移靠近。
女友安然无恙，这让笃正松了口气，但是很快就受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她有了另外一个男朋友，告诉笃正他们的恋爱关系结束了。“你想做科学家，而我想搞革命。”后来笃正得知，当时她已经是地下党，因为笃正曾表示过他不想加入共产党，她的上级提醒她，他们的恋爱并不合适。她的新朋友显然也是位共产党员，与她更般配。这场恋爱关系的破裂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政治界限越来越清晰明显，已经开始影响到了私人生活中的选择。笃正崩溃了。他又劳累又烦躁，哭过之后，第二天几乎睡了一天，然后返回了自己的营地。
回到先锋队后，笃正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大学的恋爱关系结束了，他革命的意志也削弱了。他离开了这个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回到西安，偶然在火车站碰到哥哥笃庄。这次意想不到的短暂会面中，笃庄劝他重回学校读书。他是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的优等生，在学术事业上必然前景广阔。所以笃正坐上了去往武汉的火车，然后乘船沿长江溯流而上，前往战时陪都重庆。一路上，他都试图联系所认识的朋友和熟人，从他们那里借些钱，顺便搭个伴。最后，他到达了昆明。从清华、南开和北大逃出来的师生，在那里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01938年秋，他重新开始了学业。与女友的分手让他对政治彻底没了兴趣，这次他完全投身于学业中，远离一切政治活动。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在他后来整个的学术生涯中。
在西安火车站见到弟弟时，叶笃庄刚从山西前线回来。笃庄在山西的旅途很迂回曲折。他匆匆离开了天津，因为有人报信，作为一家左翼书店的注册经理，日军特务正在四处搜捕他。他让大哥把他所有的股票换为现金，寄到上海去。带着一个小皮箱，他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收到了他剩下的两千大洋的遗产，然后立刻就给一家爱国报社捐赠了五百大洋。在上海，他目睹夺取上海的激烈战斗，包括一次突如其来的、破坏性巨大的空袭。针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主要的工商业中心，日本采取了现代战事中空前的军事手段，即对平民百姓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轰炸。11一天，笃庄挤在一群人中观看日本租界上空的空战，一颗炸弹落在了他刚刚离开的位置，让数百个无辜的百姓丧命，血流遍地，尸体被炸得血肉横飞，到处都是。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反抗侵略的抽象概念了，死亡和毁灭近在眼前。
在上海，笃庄找到了一些他认识的刚从日本回来的同学。通过他们的关系，笃庄坐着一艘小船穿过了上海的战区，在快到苏州时照了一张集体照以作留念，这件事使他们被短暂拘留，因为怀疑他们在军事布防区偷拍照片，有敌特嫌疑。他们欣然上缴了胶卷，同时对上海国民党军的专业素养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在一火车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增援部队到来后，国民党军变得强大了许多，而且这些军人对年轻学生们发表的爱国演说反应热烈。多年来，笃庄都一直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能抵抗帝国主义，但是在战争之初，一种联合抗日的观念掩盖了以往所有的分歧。12
笃庄和他的朋友们从苏州乘火车，北上到河南开封，经人介绍，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战争爆发后，红军改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编制，允许在几个大城市设立办事处，用以招兵和提供后勤服务。西安的办事处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数千名年轻人前往共产党延安总部和其他八路军统治区的大门。在西安，他听说前线急需懂日语的人才。他在东京两年的学习经历让他成为合适人选，于是他立刻和一小组人，持办事处发的介绍信前往山西。13
笃庄先是乘一艘小船横渡波涛汹涌的黄河，船被浪头打得摇摇晃晃，好像人打哆嗦一般，木船嘎吱嘎吱地响。后来搭上了一辆窄轨铁路上的运货车，前往山西省城太原。整个旅途行进非常缓慢，经常要停好久。有一站，他们遇见了一列载运伤兵的火车，这些士兵来自当地军阀的部队。从太原至临汾250公里，这列车竟走了六天。伤员们已经很多天没有换药了。一次笃庄偷听到几个伤兵跑到火车站办公室去问：“还要我们不？！”这些为国作战的人们受到的却是如此冷漠的待遇，他对此极为不满。后来，坐敞篷汽车行进时，沿途看到一些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垂头丧气，精神涣散。山西的国民党军，与上海前线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
八路军的山西总部派笃庄前往129师，当时129师正在山西东南部作战。找寻129师部的旅途用了很多天，他徒步行进，经常是天还没亮就出发，一天在山路中行走四五十公里。途中经过了沿华北平原西侧绵延的太行山脉。这里的农民非常贫穷，许多人连收获后粮食的麸皮都要吃，以补充食物的欠缺。共产党从他们山区的根据地，向平原区和主要交通线路上的敌人发动游击战。这样的战争非常需要当地人支持，提供敌军行动的情报，掩护游击活动。在山西，共产党远离他们的老根据地指挥行动，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很复杂。笃庄发现，有些村子的士气很高，农民很乐意帮忙。而在其他一些村子，特别是与它临近的村子刚刚被日军扫荡过，农民就很不愿意帮助游击队，不给带路，甚至还给指条错路。总的来说，他们给八路军的帮助要比给国民党的多得多。14一次，一支国民党小分队虐待当地农民，遭到痛恨，当地人把他们直接引入了日军的埋伏。
笃庄在11月初到达了129师，立刻就投身到与日军的作战中。他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这个时期写的日记，记录了这段生活过往。129师的核心是红军老兵，许多军官都曾经历过艰难凶险的长征。他们明明白白地说过，他们觉得白区（国民党统治区）里招来的新学生们都很软弱，受不了艰苦的军旅生活。就个人而言，有一次半夜里忽然转移营地，他们要趟过一条河，笃庄和其他人掉入了齐腰深的冰冷河水里，他非常恼火，觉得搭一座便桥会让转移变得更容易。掉入河水中，加上不断行军的严格要求让他的膝盖又肿又疼，他不得不在行军时拄着根棍子。同时，红肿溃烂的伤口、剧烈的牙痛和不时的失眠，也让他遭了不少罪。尽管他努力忍受军旅生活的严苛，但是他时不时的抱怨声还是传到了上级那里。很快，他们就断定笃庄不够坚强，经不起前线战斗的艰苦。
笃庄被派至前线，是因为在日本学习了两年后，他对日语的熟练掌握非常稀缺也十分珍贵。他的工作是翻译截获的文件，审问犯人，并且教军队用日语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但是这种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让笃庄很气馁，而且在战争中的较长停火间隙内，没有新文件和犯人的日子也让他很无聊。不到一个月，他就给上级写信，请求辞职或者调离。他的请求被传达到了师政治部，一个干事接待并驳回了他的请求。笃庄在日记中写道：“项本立用威胁的口吻，向我讲了许多屁话，流氓之至，无政治风度也……”15
知道怎么应对这个事事不满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人是陈赓，笃庄所在旅的指挥官。陈赓是湖南出来的老共产党员，1922年（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加入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毕业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后来去了苏联学习，30年代初在中央苏区作战，走过长征。他受过几次伤，被送往上海治疗。所以他既了解激烈的革命战争，又了解像笃庄这样沿海通商口岸知识分子的生活。16陈赓把笃庄带到自己的营地，晚上一起聊天吃烤栗子，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偶尔吃丰盛的猪肉和鸡肉“打牙祭”，慢慢地也透露一些自己的私人生活，甚至他年轻时的恋爱经历。他也为笃庄安排了一个勤务员来给他打饭，还给了一头驴来驮他的行李。显然，笃庄被这个老革命所打动，一度放弃了辞职的念头。但是，有一次，他发现有个军官在翻阅他的日记，笃庄觉得受到了伤害，对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和对他表示出的不信任感到又伤心又愤怒。
他另外有了个任务就是为党报写文章。最著名的一篇是《129师的光荣战绩》，这篇长报道在报上连续刊登了三期。陈赓拿到了一份草稿，审阅后让他去掉一些对国民党军的批判性评论，以确保统一战线的运作。即使是在发表后，这篇文章也仍反映了很多他日记中写到的感想。它记述了一次对日军机场的袭击，饱含激情地写道：“六年的愿望，今夜可要实现了，看看日本鬼子的脑袋是不是铁的。”当然，在山西，日本侵略只是几个月的事，但是在笃庄这样的学生看来，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时侵略就已经开始了。从那时开始，日军就显得不可战胜，八路军的任务就是要让人民相信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文章描述这场战斗是次伟大的胜利，在夜晚的偷袭中毁坏了许多日本飞机，但是他也承认，一百多位战士和一位随行指挥官“光荣地牺牲”了。两军的武器装备差异明显：日军的飞机都是由粗陋的手榴弹爆炸后引燃油箱而炸毁的。在后来的肉搏战中，共产党的步枪上甚至没有刺刀。笃庄的文章也呼吁“后方的民众们，迅速地募集数万大刀，送到前方来吧”。
笃庄结尾时评论说，川军军纪涣散，这支军队从一场争夺山头的残酷战役中退下来，山头上尸横遍野，两方互有损伤（无疑这是陈赓建议重写的部分）。他也兴奋地报道了日军俘虏的情况，说他们意识到了来参加战争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日本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笃庄也表达了许多农民不支持游击战的遗憾，他们说：“打仗反正是老百姓吃亏。”他准确地感知到了共产党抗日斗争的一个重大挑战：农民不会自发支持全国斗争。确实，日本的血腥报复让他们不敢帮助游击队。共产党需要时间来为他们的运动赢得支持，要让农民相信党可以保护他们不受日军攻击（通常是靠暂时疏散到安全的山地里），并且通过“减租减息”等政策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笃庄的文章让我们想起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八路军所面临的挑战，但是到抗战结束时，这片地区已牢牢地掌控在共产党手中了。17
不久，笃庄觉得自己实在过够了前线的生活，又一次提出了辞职。他在1937年写的日记中附加了一份辞职信的草稿，这是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他开头先说尽管在与八路军相处的日子“在知识上，在身体上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可是这些收获与当初自己刚来时预想的计划和目标相距过远。他写道，自己想通过革命斗争达到个人成长，在中国和日本城市的一流学校受过教育后“使我根本不能接受随时而来的教育呢”。他也坦承自己的一些困惑和不解：“为什么我们在××地宿营？为什么我们要在××地攻击敌人？为什么我们要在××地退出战斗？尤其使我感到自歉的就是在广阳店的火线上，其他的同志还要来照顾我。对于这行军中的一切的一切，我都是一个失去了眼睛和耳朵的人。所以我感觉到，在战场上，我好像是一匹骡子，一匹不负任何重载的骡子，被人牵着随处地乱跑。这是我最伤心的事情。”
“同志们，请你们相信我！”信里继续写道，“虽然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终身忠实于共产主义。一切的困苦艰难我是不怕的。虽然我没有走过雪山草地，但是根据我的坚决的政治信仰、政治目的，其他同志所能忍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我也充分地可以去忍受。这一点，请你们不要顾虑，我所要求的，是怎样去实行我人生意义的事情，失去了它，比杀我的头还要使我感到痛苦。”然后，话题突转，说他在一次战斗后，以前的溃疡又发作了，化脓出血，他也吐血了。现在又有失眠的问题，他希望能有机会休息一段时间。他请求能被介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是一所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或是能回到西安。尽管这样做很难为情，但是他是“为着革命”诚挚地请求。18
这个年轻人想要投身革命，想要为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但是他想要的也太多。多年来在中国和日本的一流学府学习，他一直享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他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游击队的前线生活。陈赓知道像笃庄这样精通日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是八路军的宝贵资源，但是其他老红军们明显觉得这些学生需要别人照顾，是个累赘，并不适合革命战斗。所以笃庄离开了前线。他在延安学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他先是回到了西安，养好溃疡和膝盖上的伤，然后在后方区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尽管他每一步的行程都是随机性大、计划性小，由着他易变的脾气走，但是他在战时从事的活动都在慢慢向西发展，远离前线，离国民政府和其美国盟友越来越近。
笃庄先是在晋东南的一所军政干部学校教日语，任政治教官，并创建了一个“敌工”训练班：怎样对付俘虏，怎样通过宣传手段让敌人意志瓦解。表现这项工作成效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跟他一起教日语的吉田太郎，他是一名被俘虏的日本兵，受到了友好的对待，被劝服来帮助中国抗日。吉田是大阪的一名普通工人，笃庄的任务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给他讲解日本历史，帮他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源所在。这所学校主要是为阎锡山的新军培养政治教官，新军的主要成员是左翼“牺盟会”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老师都是共产党员，笃庄就在他的课堂上加入一些毛泽东近期写的文章。
1939年秋，山西的统一战线破裂。阎锡山和他的保守派将领感到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力逐步扩大，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于是命令关闭了这所干部培训学校。笃庄回到了陕西，与弟弟方实（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见了一面，之后，又各走各的路。后来几年，他去了很多地方，换了很多工作，在战争之初的几年里，帮派联盟不断变化，他从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组织关系。他在陕西的几所学校教过书，不久加入了一个逃往内地的外国左翼团体。有一个活跃分子在共产国际工作，想带笃庄到哈尔滨去进行间谍活动。但这个外国活跃分子却是个笨手笨脚的特工：他的信被截获了，他也被国民党逮捕了，于是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1940年冬，笃庄到了重庆，这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地盘。战争前几年，重庆是日本频繁轰炸的目标，他的房间位于长江南岸，从房间里笃庄可以看到长江另一侧的人们在飞机飞来时逃入地下防空洞，也目睹了每次袭击后的熊熊大火和巨大破坏。19
在重庆，笃庄先是在一家左派出版机构“全民通讯社”任撰稿人。他在这里干了几个月，有免费食宿但是没有薪水，后来转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把手工业者联合起来为抗日做贡献。“工合社”受到了中外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分子的极大关注和支持，那些试图在国民党的保守独裁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的人们对之也非常推崇。20笃庄有一段时间为这个组织编辑《工合月刊》，这份工作非常单调乏味。一天，印刷厂印错了他头头名字中的一个字，笃庄只是用红铅字在出版物上改正了过来。他的头头叱责他没有及早发现这个印刷错误，笃庄当场拂袖不干了，他不是一个善于接受批评指责的人。
从“工合社”出来后，他去了一家国民军和苏联联合开办的情报处“特种情报所”。战争之初，中国最好的盟友是苏联。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中，共产主义和苏联是日本政府控制东亚的最大威胁——苏联为中国抗日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空中掩护）。为了支持他们的行动，苏联人在中国成立了对日行动的特别情报部门。它追踪日本军官、队伍的伤亡情况，翻译日本右翼团体的资料。笃庄在国民军中被授予中校军衔，但是他也把有用的情报偷偷带给共产党，这也说明这所情报部的安全管理比较松散。但是，1941年，苏联觉得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从中国撤走了这个部门。苏方撤走后，笃庄不愿意在一个纯粹的国民党机构中工作，他也就离开了。
下一步，笃庄要开办一家企业——对于一个长期以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人，这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但是他的公司“太平公司”，是在一位他认识的地下党员的建议下成立的，初衷是作为党的一个地下据点，为左派活动提供有用的帮助。公司大多数资金来自笃庄剩余的遗产，加上叶方、笃正和方实的份额，他们的钱都是由天津的哥哥电汇来的，或许是通过了香港转汇。太平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计划囤积原油和其他商品以期待价而沽。但是合伙人中没有一个有经商经验，公司赚的钱几乎不足以养活笃庄和他的同事们。有一次，他去桂林谈生意，因为没能与当地代理商谈妥，只好卖了自己的衣服来换饭吃。最后，迫于生计，他自降身价成了一名小商贩，在柳州时买了橡胶皮鞋底若干双，到贵阳时卖了，所得之款，又在贵阳买了一些湘绣，带到昆明，在昆明他就靠着这点湘绣过日子，卖一点吃一点。
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笃庄建立了两个影响终生的“联系”。1944年10月，他加入了民盟。这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新结成的联盟，大力批评蒋介石国民政府内腐败横生的现象及愈发专制的独裁倾向。1940年代末时，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许多成员是地下党员。对叶笃庄这样的进步人士，这自然成了他的政治归宿，笃庄大部分的公众生活都是在民盟中度过。1944—1945年，他出任民盟出版物《人民周报》的总编辑。
他也结识了美国记者裴克（Graham Peck），裴克进一步把他介绍给自己在中国的其他美国朋友。二战时，裴克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是一名自由派记者。战后，他和笃庄在北平合住，那时裴克在写《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Two Kinds of Time），这本书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中国进行了批判性的描述。裴克把笃庄介绍给美国军队中自由派朋友认识，当时统领美军的是史迪威将军。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美国也加入了二战，史迪威被派往中国，负责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对付两国共同的敌人。这包括从印度飞跃“驼峰航线”运送武器、设备，之后是通过卡车穿越滇缅公路运送战时物资；另外，美国的军事顾问要重新培训国民政府的军队。史迪威是个大大咧咧的战地指挥官，讲话一向直白。随着战争的进行，他非常确定蒋介石的军队已经腐败不堪，而且蒋并没有派出他最精锐的部队与日本正面作战，而是保存实力，准备抗日结束后与共产党进行最后的较量。原子弹投放前的盟国战略计划是，将日本军队赶出亚洲大陆，然后攻击日本本岛。史迪威急切需要一支全力以赴的军队来实施这项战略，便越来越倾向于和共产党合作来击败华北的日军。当政治敏感的共产党意识到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时，他们开始对美国军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好感。甚至毛泽东，在延安同史迪威的代表谢伟思会谈时，也形容美国驻华士兵是“民主的活广告”，并补充道，“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21
1945年3月，远在南方，驻越南（当时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的日本侵略军，推翻了同地方反日力量合作的法国殖民政府。这个遥远的军事行动，带来涟漪效应，对笃庄的未来起了决定性影响。在这次行动中，被捕获的是一个叫做GBT的盟军情报处，是在英国的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在战时的前身）的支持下运作的。GBT失去了大部分法国特工，于是转向亚洲人来填满空缺。新招入的很多人似乎都是美军新闻处推荐的，多是左派人士。在越南，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胡志明。在中国，这个队伍中较为普通的一员是叶笃庄。22他打消了和民盟的一个共产党人员一起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计划，但是这段在战争时期和美国情报局打交道的经历后来不断给他造成麻烦。在接受了电报和密码方面的训练后，笃庄在西南部搜集日军和国民军的部署情报。GBT也和美军陆空辅助队（AGAS）合作，这是军事情报机构的一个分支（G-2），主要任务是在美军轰炸日本后营救失事的飞行员。抗日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笃庄随AGAS飞去内蒙古，在一支救援队中担任翻译，营救在中国北方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23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这支队伍被派至北平，往丰台营救俘虏营中的英美被俘人员。此时，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已经冷淡了。因蒋介石要求，史迪威被召回，美国政策又掉头回去完全支持国民党。随着欧洲战争结束，与苏联的冷战即将开始，此时与共产党合作，在美国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中共方面也完全放弃了得到美国支持的希望，政策也有所变化。于是，当笃庄和AGAS的小分队穿过共产党的统治区到达北平时，他们被挡住了。有一次，美国人不在的时候，一位八路军的军官要求笃庄上交分队的电台和枪支。笃庄欣然同意了，但这却惹恼了美国人，不过他坚持说他是中国公民，是在遵从一个中国军官的命令。无须多言，在战后的环境下，笃庄根本不想和美国部队再待在一起，他所在的分队从内蒙古返回后，他便辞职了。之后不久，他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主要目的是去那里寻找他失散已久的至爱——孙竦。24
在八路军内短暂的工作后，战争年月里笃庄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重庆和中国西部的国统区。唯一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弟弟是家里的不肖子艺人叶利中。虽然他的背景、兴趣和才华都与几位勤奋好学并且积极参与政治的哥哥们不同，但在一个方面他却与笃庄非常相似：他也是个崇尚自由性格不羁的人，不会轻易受组织纪律的束缚。前面讲过，利中的大哥公开与他断绝了关系，而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利中就将他继承来的遗产挥霍一空。他艺人圈的朋友欣赏他不被家人认可的才华，但是他从没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母亲收到了一封笃庄的来信，建议利中去重庆投奔他。
1943年，叶利中告别了母亲，启程去内地。哥哥笃义临别时给了他两条忠告：不要吸鸦片，不要染上梅毒。意外的是，利中（十几岁时已经和一位北平女戏子有过短暂的暧昧）把这些话记到了心里。母亲给他在草帽沿里缝了一些钱，带着这些钱，他徒步走淮北僻静地带，穿越一片两军的中间地带。他的一个姐夫给他买了一本伪造的高中成绩册，到达国统区时可凭此通过。此行穿过豫鄂山区，非常艰辛，不过一路上他也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许多帮助。双脚起满水泡不能行走时，一位行商为他提供了住宿。一次涉水过河时，他滑倒水中，被水冲往下游，最后被一位路人救起。在某一段旅程中，他和一群押解一名囚犯去总部的士兵搭伙，他们的小木船载着他顺流而下到长江。在那里，他扒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运兵船，一名军官把他当作是要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便帮他上了船。
在重庆，利中按母亲给的地址去寻找哥哥笃庄，但此时笃庄已经因生意失败，离开了陪都。在笃庄的太平公司，利中打听到他的姐姐笃柔和姐夫也到了重庆，于是便去找他们。笃柔他们到重庆的路程比较顺利：先乘火车后搭船到了武汉，之后搭乘一艘小船穿过交战区，过关卡时他们告诉检查站的日本哨兵，要送一位新娘去成亲。他们把钱藏进了一支竹桨里，后来又缝进了他们的衣服里，于是成功躲过了日军的盘查和两军中间地带强盗的劫掠，最后安全到达重庆。利中找到姐姐和姐夫后，急需找一份工作。姐夫提议他去参加中国远征军（另一种说法是他和他姐夫说要参加中国远征军——译者注），这个军团在印度接受美国人培训与装备，准备通过缅甸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运输通道。于是利中便当了兵。
抗战中，伤亡最惨重的中国军团就是那些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但是这一次，利中的喜剧和表演天分救了他一命。一位军官把他留在后方总部演出，并且在一个小型表演艺术团里授课。终于，他的才华为人赏识，生活也前所未有地好起来：穿着笔挺的卡其布军装，有着足够的吃喝，拿着不错的薪水，买了手表和若干金戒指。在印度待了一年后，他平安回到中国，然后就自行离开了部队（从这点可以看出，即使是训练最好的国民军部队，其纪律也是如此之松散）。1946年，他在西南贵阳市的一家茶馆工作。他因喜剧和相声表演而在当地闻名，每一场的演出费几乎顶他在部队时一个月的薪水。后来他喜欢上了一位当红京剧坤角。两人经常在演出后见面，在公园搂着亲热。当报纸的八卦栏目爆料了这个消息后，他的演出事业一落千丈。中国观众不能接受他们最喜爱的女演员和一个卑贱的相声演员混在一起（人们可以接受并且希望她能有显赫的达官贵人或是富豪商人做靠山和情人）。所以每次利中表演时，就会被人哄下台，被观众投掷瓶子和桔子皮。有好几个月他都没法再演出了，只能靠女朋友的收入和变卖他自己的珠宝过活。她发誓说要和他在一起，1947年新年过后他们开始计划一场订婚宴。可是在订婚前一天的夜里，她和一位年轻的军官私奔了。
叶利中整个人都垮了。多年来在天津一直被哥哥们瞧不起，后来终于在部队和贵阳的茶馆里一展才华。事业才刚刚有所进展，就被他的第一个女友给毁了。才下定决心要结婚，就被恋人抛弃了。他的事业和生活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搭了辆卡车返回重庆。在重庆，他有朋友是混袍哥的，这批帮派人士控制了四川城市的娱乐场所，在这些朋友的介绍下，他的谋生之路轻松了些许。慢慢地，他在茶馆做起了评书艺人，捧场的多是战时留守陪都的北方人。他从此一生都留在了重庆，多年没再和哥哥们有过联系。家里的不肖之子最终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他的两个哥哥，叶方和方实，在1937年之前就已经参加革命了。叶方从1936年，还在清华读书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据目前所知，他在抗日战争时的工作非常普通，主要是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战争爆发后他和朋友们在天津集合，然后去了南京，加入了天津学生民族救亡宣传队，这个团队在长江流域进行抗日宣传，敌军进逼后撤退到武汉。1938年，叶方待在武汉，当时国民政府也迁到武汉，这段时期统一战线刚刚结成，政治上武汉极其开放。25后来共产党派他去广西桂林，他在那里的一所干部学校任教三年。尽管学校是省政府开创的，但是校长是位地下党员，叶方的工作是在前来进修的小学老师和地方官员中推广左翼思想。26他指导一小群的年轻干部，始终遵循着党的教育路线，鼓励学生将历史课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课上所学的知识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些学生一般都是商人、地主或富农出身，事实上，这个教育的主旨在于让学生认识到，他们对共产主义和中共政策的质疑是由他们的阶级背景所造成的，应当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承认并改正。
救国宣传队，1937，叶方在第一排中间，戴着眼镜。
1942年，全国的统一战线破裂瓦解。共军和国军在许多次大的冲突中对峙，双方互相指控谴责。国民党意识到，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成功利用了统一战线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思想，于是开始镇压国统区内的左派可疑分子。27桂林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暴露，随着逮捕面的扩大，叶方逃往香港，然后乘船再去上海，之后继续前行，到了新四军控制的淮海地区。
加入新四军后，叶方为共产党做一些乡村工作：发动农民支持抗日，开展减租减息，揪出并处决敌特和汉奸。当时，这片地区已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控制下，在农村，共产党有效地建立了基层政府，使日军局限在他们的城市据点和主要铁路干线上。281943年末，从延安开始的党的“整风运动”，扩展到了这个地区。几个月来，叶方和其他干部在当地的党校调查每位党员的背景。作为一名天津上流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叶方的身份有些特殊。许多农村干部不能理解，一个出自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家庭的人，为什么最终会加入共产党。但是，他坦白地解释了他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顺利地通过了甄别。他也极其坦诚地说，自从加入新四军后，便与家中其他成员没有了联系，除非共产党执政，不然他也不会去联系家人；党现在就是他的家。
在党校时，叶方认识了一位来自江苏的年轻活泼女子林莺，她在文工团从事表演和宣传工作，之后也在淮安县委做秘书工作，父亲是一个小业主。战争开始时，她在江西青年服务团从事宣传工作，后来加入了左翼团体，在江西的监狱里被囚禁了一年多。出狱后，参加了新四军。她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她把女儿留给了母亲照顾。叶方和林莺在一个学习小组，都相互了解对方的过去。29党的制度规定，党校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以至于毕业后，他们的关系才确定下来。1945年秋，党中央号召党员干部去东北，在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占领的地区（就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轰炸之后）建立一个党的新根据地。叶方和他的女朋友双双报名参加，很快便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跋涉，每天徒步120里路，穿梭在中国东部乡下地区。途中，叶方和林莺结婚了，虽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但是这对忠诚的党员夫妇是在收复国土的路上结成连理的，那片国土是最早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国土。
行程的最后一段是从山东龙口坐船，这段行程不长，但是整个团队的人都有晕船反应，不但不能吃，并且呕吐，似乎把胃部要呕了出来。“船一开动，大家不但不能吃喝东西，而且胃里的食物，直向上涌”，“一个呕吐的盆，大家都不够用，因为呕吐的人多，只好把男同志那里的饭盒拿过来”。“从龙口带的水果都原封不动的放着，三天无人能吃，大家都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脸上现得黄瘦，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走也很困难”。到达庄河之后，他们下船登岸，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苏联红军的一辆大卡车，受到热情欢迎。他们抵达后没多久，国民党调遣军队从苏军手中接管了几座主要城市，而从华北过来的共产党的八路军只占据了一些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叶方被派往北部边远地区佳木斯，那里的主要危险来自于与国民党军结盟的土匪：叶方称他们“政治土匪”或“国民党的挺进军”。有几次，猖獗的土匪袭击了共产党的小分队，叶方的战友们伤亡惨重，死伤甚多，还好他平安无事。后来的两年，他的主要任务是把剿匪和土改结合起来，为共产党建立发展农村根据地。叶方被提升为县长，并兼任当地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被调回从事教育工作。这位聪明而又温和的年轻共产党员，曾经是南开和清华的高材生，他无疑是教育事业的最佳人选。革命事业推进的同时，他的家庭成员也在增加，妻子在严寒的东北生育了两个儿子。从1946年末，他在国家、省和地级的各个党校任主任，最后共产党在内战的几场决定性战役中控制了这块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叶方担任了整个东北地区党校系统教研处的负责人。30
九弟，在党内的名字是方实，在组织内部的发展成长没有像叶方这样顺利，但他却更接近最高领导层。与其他几位一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方实和朋友们在天津会合，他的队伍里包括不少来自北平的女中学生，还有学生运动时的同志，其中一个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两个人当时是朋友，在北平一处窄胡同的房子里一起躲避日军，等待机会逃去天津。从天津，他们坐着一艘英国轮船到烟台，之后经陆路乘火车去济南。他们给自己的小组命名为“天津学生救亡队”。这样的组织身份可以让这群年轻的积极分子去地方当局寻求食宿。他们住在济南师范院校的教室里。山东当局给他们发了制服，并要求他们在当地军阀的部队中做爱国宣传工作。大约一个月后，他们被派往聊城，这座城市位于山东西部，黄河以北，大约40公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战争开始后最初几个月里军队的混乱状况。
聊城的军队指挥官是名进步人士，极为欢迎学生们的到来，但是很快，省主席韩复榘就命令他退至黄河以南，这个臭名昭著的省主席后来因抗日不利导致山东沦陷而被处罚。大约有一半的学生决定要留下来发动农村的游击力量抗日，军队撤走前，给他们留下了二十支步枪。三天后，他们听说有部队前来，当他们最终发现都是中国军人时，便打开了城门。可惜的是，这些士兵来自于撤退的军阀部队，是一群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把学生关押在房子里，拿走了学生的制服和枪支弹药，还想拿走方实的皮鞋，方实只好借口说这双鞋太小了，并拿出一只让他们试试。还好，他们没再坚持，因为另一只鞋里有方实藏着的钱物。这些军阀兵把城里打劫了一番后，便离开了。现在这些没了武器的学生们向南去投奔之前已经撤走的聊城驻军首领。他们发现当地农民对他们充满警惕和敌意，这是由于政府官员和不法军人多年的欺凌造成的。很多村子的地方民兵根本不让他们进村。他们认识到，组织农民力量抗日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方实和朋友们觉得山东情况混乱，已经没有希望了，便乘火车西去西安，直奔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想去延安，但是前线更需要人。与先于他们的笃庄、笃正一样，他们被派去了山西。这个队伍里的人大多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左派分子。他们被分配到阎锡山军的政治部，教政治，做宣传工作，组织爱国演出。许多政治官员都是出自山西牺盟会，这是阎锡山计划的一部分，试图利用学生和知识分子来提高自己军队的政治意识，进而提高忠诚度和纪律性。1938年和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这些政治部的左派分子陷入了一场与保守派军官的斗争中，双方为了争夺部队中的领导权，斗争愈演愈烈。有几次，方实和他的战友们，被敌视他们的军官包围、缴枪、殴打甚至驱逐。他经常不得不撤回由共产党控制、相对安全的陕西，但是总能找到一种方法来继续他的政治教育工作。
1939年，方实在一所培训学校为年轻军官们授课时，一位同事走过来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他以前在天津和北平是学生积极分子，自然是共产党发展的对象。他很高兴有人询问他的意愿，在他看来，共产党是一群无私忘我的积极分子组织的精英团体，致力于抗日斗争，推翻旧的腐败制度，进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公正的社会。但是他犹豫了，因为他考虑到山西的共产党还是地下组织，而询问他意愿的这个人则是刚刚加入进来的新人。或许这个入党邀请是一个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以便知道他的政治倾向。所以他去找白天，就是那位以前在北平读书的中学生，现在是他的女朋友，问询她怎么看这件事。他知道白天是一个坚定的左派分子，但是并不知道她已经是党员了。她证实了准备吸纳方实入党的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两天后，他填写了一份表格，然后转到附近的一处窑洞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上对下，他只知道一个上级和一个下级的身份，这种所谓的单线联系方式在共产党还是秘密组织的地区极为普遍。
方实转战于山西和陕西各地，与白天多次相遇。她活泼健康，以骑术精良而著称。有一次，她从马背上摔下时，方实接住了她，两人都认为这个动作象征了彼此的默契。1939年时，他们已经相恋，但是却谨慎对待两人的恋爱关系，只告诉了白天的上级组织。1939年末，方实和白天结婚了，当时两人都已是共产党员，便由牺盟会的地方领导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他们花了二十大洋准备了炖羊肉和馒头招待客人。白天窑洞的室友搬了出去，这样夫妻两个便可以有一些时间单独待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是组织上批准的，是严肃（并且政治上正确）的婚姻关系。一周后，两人便回到各自的单位。之后不久，他们一起去了延安，并在延安待了一段时间，方实在马列主义学院做短期理论培训，白天则在另一所学校。在方实再次去往晋西北的前一夜，他们在一家旅馆里租到了一个房间。他在山西的一家学校给农村干部上课，春天时，白天也来到这里做老师。第一次，两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了。
1940—1941年的冬天，白天怀孕了。就在此时，日军发起了一轮大规模进攻，迫使她渡过黄河，撤退到了陕西。方实留下来动员群众支持抗日游击队，日本的进攻一结束，他就请假去看望妻子。方实找到妻子时，她在一间寒冷的窑洞里发着烧，一条腿被冻得又僵又肿，根本不能走动。她被转移到的地方本来就很穷，前一年的大旱让情况更加严重。当地的党组织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农民也没有多管闲事来帮助这位留在他们村的素不相识的孕妇。没有人给她柴火来为她的窑洞取暖，方实来到的时候，看到烟囱都被冰给堵住了。孩子出生时，因为找不到消毒器材来剪断脐带，造成了产妇感染。孩子交由一个农民家庭来照顾，但是他们只有清可见底的小米粥喂孩子，方实看到孩子时，孩子骨瘦如柴，不长时间就死了。两人给他们早夭的女儿取名“黑豆”，是按白天怀着她时吃的东西命名的，而黑豆一般是喂马的。
方实和妻子一起住了一个月。他捡了些柴火烘暖了窑洞，买了些面条和鸡肉，白天慢慢地恢复了。窑洞里用的被褥是借来的，满是虱子，很快就染了白天一身，方实只好给她剃了光头，才把她头发里的虱子清理干净。最大的问题是她的腿。村子里没有大夫，技艺欠精的护士就像在战场上处理伤口一样简单为她包扎了一下，解开绷带时，肉已腐烂，腿也萎缩了。为了把烂肉除掉，不得不剪断了她的一根脚筋。后来，方实把她带到了延安，才让她受到了一些较好的治疗，但是那条腿却从此没再完全恢复。
方实返回前线，时间已经是1941年3月，他要帮忙组织春耕，以确保游击队能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尽管妻子在生产和丧女过后身体虚弱多病，但他的第一要务却是要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敌人近在眼前，他不能无视自己的责任而置工作于不顾，他的妻子也不指望或要求他能留下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者，对他们来说，革命和战争高于一切。31
1942年，方实回到延安，和妻子重逢。当时来访延安的人很多，有中外记者、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将领，甚至有特务，前来商洽统一战线的事务。为此，共产党成立了一个边区政府交际处，方实负责其中的一个小组。这段时间，他过着十分平常的生活，照顾腿伤没好利索还不能走路的妻子。他给七哥笃正写过信，哥哥回信说有个朋友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或许可以帮助提供更好的治疗，但是方实拒绝了这个提议。
1942年末，方实所在的单位也开始了“整风运动”。“整风”已在延安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开展几个月了，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尖锐的抨击，这些人居然批评延安的新社会主义社会和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权。毛泽东和他的同道利用这次运动，加强他们对党内高层的控制力，批判那些崇尚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人，这些人几乎都是从苏联而不是在中国本土通过艰苦斗争的经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毛泽东坚决指出，战时入党的城市知识分子，必须要把眼光放到广大的工农大众的利益上——也就是共产党所诠释的群众利益。32像方实这样学生出身的人，自然是“整风”的对象，但是运动在他所在单位开展得相当温和。大多数的活动是组织党员们阅读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选，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共党史，并写下他们的个人背景和政治履历。在交代个人情况时，方实提到了1935年他在天津短暂被捕的经历。当时这件事看起来并不怎么重要，不过是一个下午的拘留，但是现在似乎是一枚荣誉徽章，表明他在“一二·九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参与左翼活动了。
1943年4月初，上级通知方实，说晋西北区党委给中组部打来电报，要调他重新回晋西北根据地工作。“什么时候走？”方实问道。回答：“今天就走，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晋西北，也好作伴。你赶快回去收拾行李，一会有人接你到组织部招待所与他们回合。”这个命令看起来非常突然，特别是外面还下着大雪，但是他被告知还有另外一名同志当天下午也要出发，最好两个人一起走也好作个伴。于是他迅速回家收拾行李和妻子告别。白天还需拄着双拐才能行走，不过有一个小男孩（那时对勤务兵的普遍叫法是“小鬼儿”）在那里帮她。方实回到他工作的区政府交际处时，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驮着铺盖和行李的马在等他，他们走过边区保安处时，警卫员说要到保安处里给马喂点料，让方实先在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一进屋，一个坐着的人一脸凶煞之气兜头指着他说：“你叫方实吧！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对人民犯了罪，必须老实交代。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方实非常震惊，“同志，你们弄错了！我是到组织部与人会合到晋西北工作的，只是路过这里，休息一会儿就走。我这里有中组部转来的晋西北区党委发来的电报。”当然，这并非弄错，他被捕了。
方实被戴上手铐，押往保安处后面山崖旁的看守所，那里有若干排窑洞，每排十几间，每间关押四五个人，大约有二三百名犯人。警卫把方实推入了一间黑黑的窑洞，里面关押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胡子拉碴，脸色煞白衣衫褴褛，已经看不出原来衣服的样子了。方实还以为他走进了一家道观。……老者说他已经在这里六年了，“抓到保安处就不要想出去了。”这个残酷的说法并不是真的，但是人们可以想象它带来的恐惧。窑洞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有一个没有盖儿的大屎尿桶。饭是通过一个倾斜的小洞门送进来的，每天有两次机会，犯人们可以放风、解手。这一变故似乎为他短暂的革命生涯划上了凄惨的休止符。
方实被关押了很长时间，一直没被审讯，他绞尽脑汁思索自己被怀疑入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在他的认识里，共产党只逮捕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四种人——叛徒、特务、汉奸、“托派”，他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能被怀疑犯有这几种罪行。他能想到的被误会的事情只有1935年被捕的经历（因为别人也曾因安全出狱而被指为叛党），以及笃正写来的一封建议他的妻子去西安就医的信。现在想来，那封信过了一个多月才到他手上，而且拿到时信磨损得很厉害，被开封过。或许他被怀疑计划把妻子送去西安，然后叛党吧。
1943年夏天，他两次受审，但是没有供认任何罪行。后来他加入了“抢救失足者”的小组。那些已经交代了问题得到宽大处理的人到窑洞里来规劝这些还在观望的没有坦白的失足者，保证说只要一坦白就会受到宽大处理。一开始，方实不知道应该要坦白些什么，但是后来他明白1935年被捕的事情确实是他问题的根源。（四十年后，他交际处的领导金城，在北京的一所医院病入膏肓时，给他打电话说想见他，见面时对1943年的事情向方实道歉。方实始明白，当时保安处急于揭发交际处的“秘密特务”，交际处是一个和国民党来访人员频繁接触的敏感部门。他的领导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把他送到了保安处。）方实也明白了，只能伪造一个合情合理的坦白情节，才能让自己出狱。所以他交代，1935年在宪兵司令部受刑不过，当了特务，背叛了共产党（事实上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我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后来也当了特务。我到延安来是受叶笃正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务上级，我将在延安获取的情报秘送给他……”。等这个故事编造完整后，上面命令他写出来，作为正式的坦白交代材料。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自此成为叶家兄弟里在共产党审干运动中第一个被迫做假供的人，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个。
交代以后，果真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被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获准重新开始工作，但是每晚必须要回到看守所。每星期被允许回家一次，探望行动不便的妻子，她分配到一所专门审查干部的边区行政学院工作，后来送到延安外的一家疗养院治疗腿伤。方实不得不步行几公里去看望她，而且不能在那里过夜，但是至少可以使她放心，他一切还好。1944年初，方实被派到保安处一个材料小组，从国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图书中搜集整理国民党地区各种政治组织（包括特务组织）的情况，如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军统、中统、同志会、敌工团……搞清这些组织什么时候成立，领导人是谁、什么性质、什么任务等等，整理成书面材料，供甄别工作这用。一年后，又被派去交际处，给拘留在那里的被捕的阎锡山部将领“做工作”，先是劝说他们帮助调查小组，然后劝其加入共产党。用党内的“政治犯”来做政治动员工作，似乎有些难以置信，但是显然卓有成效，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将领都被释放回山西，为党做地下工作。尽管方实获准重新工作（党需要他的知识技能），但是直到1946年2月，党组织才对他的政治问题做出甄别结论，从看守所释放出来，这时他已被捕三年。到此时，共产党意识到揭发“特务”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恶性发展，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而且，抗日战争结束后从日本手中收复大量失地，共产党急需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以便派往新开辟的根据地地方政府任职。所以对方实的指控以及他被迫做出的坦白交代，都被证实不可信，而是接受了他最初的陈述，重新声明他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有两个不错的工作选择：到延安大学教学，或是去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做编辑。
方实选择了新华社，并一直待在这个单位到现在。他的妻子也分配了工作，终于，他们能够一起生活、工作了。1947年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短暂停火期被打破，蒋介石的军队对延安发起了全面进攻。共产党领导人分批转战陕北山区，党的所有装备都集装运走。方实和妻子把他们的衣服、被褥和书籍（每人可以带15公斤行李）打成捆，与其他人一起离开。白天当时还不能行走，乘坐了一辆马车，后来路太窄马车通不过时，她就骑马或者骑骆驼。一路上，新华社一直坚持广播，在共产党不能定期出版报纸后，广播就变得愈发重要了。
1948年，党的领导人在太行山麓的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司令部。新华社也在附近建立了总部，方实所在的一个小组被选派去党领导层所在的村子工作，在毛泽东一个秘书的指挥下，接受党报规范方面的培训。这个安排使新华社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为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直接代言的“喉舌”，每位编辑的稿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方实负责国共战争的军事报导，大多数文章是由作为军队总指挥的周恩来直接审阅。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是共产党向全国和全世界通告战争进展的主要渠道，每次方实拿着新闻报导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时，周恩来都会把其他事情放在一旁，立刻审阅新闻稿。1948年，有一次方实等着周恩来批阅稿件时，前线打来电话。他很快意识到这个电话涉及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这项大规模作战发动了数百万人，成为了国共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方实觉得偷听到这样一个机密电话很不妥，就想退出去，但是周恩来没有任何让他离开的表示，他便在屋里待了将近半个小时，直到周恩来打完电话。周恩来很快通过了他的稿件，但没有提及刚才进来的电话。作为一个前几年还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而入狱的年轻人，方实深为感动，这件事表明了党对他的信任（至少是周恩来的信任），让他终生难以忘怀。
这段时间他与党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极其密切而且随意，方实经常看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带着一个警卫员在村子里散步，毛泽东手里总是夹根烟。尽管他与主席的直接接触很少，但是方实非常仰慕毛泽东在战争白热化阶段指挥军队作战时还能迅速写出一篇见解深刻的文章，而且他觉得毛泽东的语言幽默，知识面广。对毛泽东的这种印象在1942年夏天时就已经形成了，当时他陪同一组党培养的“开明绅士”受邀访问延安，遇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询问了方实的背景（工作、年龄、家乡、教育），然后在一个小本上记了下来。在与开明绅士持续五个小时的交谈和用餐中，毛泽东轻松自信地对时事政治、国际形势和中国未来发表评论，侃侃而谈，也谈及要从中国历史和经典中吸取经验教训，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这很得这些深受传统教育的客人之心。
在西柏坡时，毛泽东经常为新华社撰稿。有天大清早，他送来一份刚写完的文章。毛泽东的习惯是工作到深夜，然后睡一早上，所以大清早到来出乎人们的意料。毛泽东解释说，他整晚都在写这篇稿子，还没有睡觉。这样的投入，让年轻的新闻记者们极为钦佩。方实与主席还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记得有一次主席在河边散步时，方实呈交了一份关于某个重要会议的文章。毛泽东浏览完文章后，建议了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让方实懊恼的是，听不懂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不得不让主席再重复一遍。
西柏坡的生活特别忙碌，方实的正常工作日是从早上八点直到午夜十二点，一周七天，没有节假日。只有周六晚上，或许能有一个晚上休息，去看看电影或者跳跳舞。生活也很简朴，住房和衣服都由单位供给，能花钱的地方不多，特别是方实这种不吸烟的人。吃的也比战争时候好很多，有白面做的面条和馒头，一周有几次肉菜。这是一段蓬勃向上的时期，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预告着国民党的全面垮台。方实的工作是写战争报导，一天能有好几篇，而且要让党内领导审阅。后来他回忆道：“在西柏坡工作时，我深刻的印象就是最高领导人审稿时，首先从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是方实在共产党领导下受到的党报方面的强化训练，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一直遵循的准则。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北京新华社的总部度过的，十二年前战争爆发时他逃离了这座城市，直到1949年初才又返回。33
对叶方和方实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抗日战争同国民党的内战紧密相连。他们为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在党的农村根据地继续下去。对叶家其他兄弟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少使他们可以暂时喘口气，也有了追求生活其他方面的机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笃庄的第一想法就是找到高中同学、至爱孙竦。在重庆时，他从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到，孙竦在日本结束了艺术学校的学习后，1938年回到了中国。她在北平的姐姐给她安排了一个工作，在一所女子高中教日语，但是她不能接受给年轻人教一门敌国语言，于是在最后一刻拒绝了这份工作。在北平，她觉得孤单落寞，而沦陷区缺少纪律性和爱国精神这点也让她特别气馁。她在日记里写道：“比起日本，差得远，目下，我们该认错。”34她渴望男性的陪伴（“我现在是急需要一个人拥抱我”），但是很快她就又满怀爱国热情：“我的祖国哟，我的心永远是你的！”35以前燕京大学的一位老师为她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她南下上海，到了上海后，她坐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想去寻求一份做美术老师的工作。但是当她遇见了两位年轻的纺织工人时，改变了计划。这两个年轻的女孩被吸收到了新四军的抗日阵营，在她们两人和带领她们的年轻军官的劝说下，孙竦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新四军的指挥官陈毅，温文尔雅，特别想吸收像孙竦这样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过，当她穿着白色高跟鞋，携带一个装有画作的木箱出现时，她仍然看起来不太可能是一名游击队招募来的成员。冬天到来时，他的哥哥，上海国际饭店的经理，给她送来一床丝棉被。她在新四军里待了两年多，负责制作木板画（在战争时期这是一种流行的宣传形式），以及制作宣传爱国内容的墙报。遗憾的是，她这段时期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361941年末，她牙痛得厉害，而且新四军受到了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夹击，急于撤掉一些战斗力相对较弱的女干部，所以她挎着一篮子鸡蛋，装扮成农民赶集的样子，被送回了上海。37
战争后面的几年里，她待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哥哥住在国际饭店，大多数时候都很痛苦。“上海是一个可怕的自私的地方，每个人都不想到他人。”38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起三年后，“在战场上我奋勇地热烈地活了两年”，她现在的生活算得上奢华了，吃精美的食物，出门坐汽车，逛咖啡店，看电影，但还是觉得生活空虚，没有自由。39只有她对艺术和绘画的热爱给予了她生活的意义，除此之外，就是试图寻找合适的伴侣，却一直落空。有一次，她对比了自己对恋爱生活的迷恋和共产党游击队当时所倡导的价值观。她回忆起新四军指挥官的训练纲领，每天只需一小时便足够处理好男女关系，剩下的23个小时可以合理分配做其他事情。40在上海，孙竦交过几个男朋友，但是所有人都是从商的：她常常在日记中倾诉对他们的爱恋，记录一个紧紧的拥抱或是初吻，但是很快却发现他们的问题，或是低俗只想着钱，或是忽视她的感受。41突然，1943年春，她收到了一封叶笃庄写来的信。笃庄在重庆遇见了她的堂兄，打听到了她的地址。她的日记立刻表现出了无比的激动和高涨的希望，“他的信好像一颗有力的弹子，把我的牢打了一个大洞。”不过她也承认，她对笃庄在南开和日本留下的记忆已经模糊，可是在这么多年的分离后，他仍然没有忘记她，这点让她欣喜万分。以前，她从没对笃庄的关注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但是，现在她却以诗抒怀：
他是那样勇敢、爽直，而且热情
我更奇怪他会有那样的恒心
他会十年来都惦记着我
她确定地写道：“拥抱我的时间，他会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随着时间流逝，她越来越焦急地等待笃庄的到来：“庄！我要你快点来，我需要你，一个爱了我十多年的莫名其妙的家伙。”42
她从没想过自己住在日占区的上海，而笃庄是不太可能到她这里来的。她寄出的回信似乎没有一次通过边界到达“自由中国”。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两个人才在一起。这时，孙竦已经和一位在他父亲的榨油厂工作的画家相恋。这个画家要去美国，希望能带她一起去。他们已经约会了一年多，但是她不确定这个人是否就是真正懂她的那个。笃庄及时赶到了，并通过美国朋友登上了一艘“美新处”包租的轮船。到达上海后，笃庄决心要赢得孙竦的芳心。两个人在一起待了两个星期，几乎每天都见面。她带他去西餐馆买丹麦鸡蛋饼，手挽着手在外滩散步。他们有八年没有见面了，有天晚上，笃庄喝多了，哭着告诉她他有多么的想念她。她则开玩笑说，她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笃庄为孙竦买了一辆新自行车，然后不得不离沪往北平，民盟想让他在那里新成立一家办事处。他不太确定他是否已经赢得了孙竦的芳心，因为他的一个外国朋友在一封信里写道，笃庄“去给孙小姐送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就退出了她的生活”。43笃庄在争取孙竦爱慕的战斗中明显胜算不大。她的朋友和家人都劝她，“竦，你太大胆了。跟一个十年不见，而现在不了解的人爱上了，将来是要吃亏的”。但是他们的政治理念肯定是一致的，这点从她20世纪30年代和这个时期所做的爱国进步漫画中就能看出来。她答应会立刻给他写信，但是她在日记里写了四封草稿后才终于发出第一封信，后来的一年里，两人经常通信。44之后，1946年夏天，笃庄到南方处理民盟事务，在上海停留时，向孙竦求婚，并要把她带回北平成婚。她在美国上过学的姐姐坚决反对他们的结合，说笃庄既没财产也没有实际工作，但是倔强的孙竦根本不理会她。婚礼的仪式很简单，只是和笃庄在北平的两个哥哥（笃义和笃信）吃了顿便饭，然后新婚夫妇便去北戴河海滩度蜜月了。
“八年婚姻”孙竦画作，上海周报，于1945年秋，具体日期不明。画作中，父亲标着“封建势力”母亲穿着日本和服，标着“帝国主义”，儿子，“新贵族”，女儿，“文化”。
“第一碗营养粥”孙竦画作，上海周报，1945年秋，具体日期不明。
孙竦，1943年。
笃庄刚返回北平时，和裴克住在一起。这段与美国记者更深入的交往，后来给他带来了不尽的麻烦。通过裴克，他认识了其他几位美国人和欧洲人，这几个人在战后的北平成立了一个进步国际团体之类的组织。约翰·赫西（John Hersey），生于天津，父母是传教士，战争时在《时代周刊》工作，去日本写作获奖名作《广岛》之前，与笃庄和裴克住在一起。45有段时间，另一个记者，史蒂芬斯（Barbara Stephens）也加入了这群人中。裴克是个出名的酒鬼，笃庄、裴克，和自由不羁的史蒂芬斯三人晚上常常喝得一塌糊涂，毁掉了纸墙，摔破了瓦罐，邻居们总是指指点点这几个疯狂的不正常的家伙。46布雅各（James Burke），《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当时也在北平，笃庄帮助裴克和布雅各去中国北方搜集写作素材。这是个互惠互利的组合安排（而笃庄总是先请示他的民盟同事们），笃庄介绍联系人并帮助他们翻译，而外国记者能为笃庄从国统区穿越边防线到中共统治区处理民盟事务打掩护。
北平的房子相当豪华，有浴室、地板砖，还有电话，可以让笃庄安排民盟在此活动。笃庄和孙竦结婚后，裴克搬了出去，这对年轻夫妻便有了自己的空间，他们还请了一个厨师。除了民盟的工作，笃庄还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经济所北平分所工作，他写了一本棉花培植方面的书《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大量使用了他在北平发现并及时拯救出的日本对华北农业的调查。47自此他农学家的名声四起，被聘请为北平农事试验场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这个研究站是由日本人首先建立，后来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叶笃庄将在这里度过他的余生。
笃庄的学术训练一直是农学方面，他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安定下来了。但是20世纪40年代末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特别是像他这样投身政治活动中的人。虽然这个时期他做出了一生最好的科研工作，但是心里装的都是政治和家庭。他的长女生于1947年，妻子怀孕期间，他忙着油漆婴儿床。孙竦的姐姐，那位一直反对他们结合的留美回来的护士，从天津赶来照顾妹妹的月子，并传授护理小孩的洋办法。每件事情都严格按照她从美国带回的婴儿护理教材：尿布要在沸水里煮过，喂奶之前要清洗乳头，孙竦停止母乳喂养后婴儿要喝美国产的奶粉和桔汁，不管孩子哭得多厉害都要严格按时喂食。笃庄并不迷信这些外国方式，二女儿出生后，便用“中国式”喂养——饿了就吃，哭了就抱。但是在第一个女儿的养育方式上，他表现得非常明智，从不质疑孙竦姐姐的做法。
除了他的家庭，笃庄的生活都被政治活动填满了。民盟长期以来把自己的角色看作是和平反抗国民党专制的一股自由民主力量，但是在现代中国，自由分子已经好像一个濒危物种。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国共战争的升级，民盟越来越偏向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发起内战，呼吁结束战争，成立联合政府。1947年底，国民党视民盟为敌对势力，禁止其一切活动。这个举动使得像笃庄这样的人更加靠拢共产党。
当然，笃庄一直把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人士，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他在八路军内工作过一段时间，认识北平很多地下党要员，当有访客找到他们时，他便做联络员。由于这些来往关系，有几次他差点被捕，有次国民党特务拷问他和什么左翼人士来往。他的前舍友裴克离开北平时，认为笃庄“正在计划投靠共产党”。48不过，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笃庄放弃了这一想法，和家人一起待在北平。国民党责令民盟解散后，笃庄仍然继续着他的民盟活动。他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满怀期望地等待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国民党政权垮台、领导人逃往台湾时，他劝说农业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不要撤离。
三哥笃义，在民盟活动中更加积极。1937年战争爆发后，他留在了日本占领的天津，在英属的开滦煤矿公司工作。这家外国企业给他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庇护，通过燕京大学的教授，他认识了后来创立民盟的自由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又与地下党搭上了关系。他开始为共产党的特工送情报，传递煤矿的煤产量，和唐山附近日本工事方面的情报。共产党员为此深为感动，邀请他加入组织，但是他拒绝了，说他不想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接管了开滦煤矿，笃义便辞职了，搬去相对安全的北平。他仍然为沦陷区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做联络员，1943年，他去了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总部。共产党根据地的氛围轻松自在，自信乐观，司令官彭德怀平易近人，与其他人打成一片，给笃义留下了深刻印象。1943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他与彭德怀签订了“七七抗日协定”，双方协作共同抗日，并且在战后建立和平民主政府。文件被卷起来藏进了一个牙膏管中，被笃义带回北平。
1944年春天，笃义越过日本封锁线到达重庆，参加商讨成立民盟的会议。作为沦陷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回到北平后，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成立了民盟的一个秘密分支。日本投降后，在1946年，他再次离开北平，在民盟的中央秘书处工作，先是在重庆，后来在南京——当年秋天国民政府迁回了南京。这段期间，民盟活动的重心是反对内战，积极促成一个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1946年6月，学生和进步人士在上海组织了大规模和平游行，并派代表团到南京向政府请愿。晚上，代表团的火车到达时，笃义在火车站的欢迎队伍中，突然一大群国民党特务包围上来，对代表团谩骂殴打，甚至打伤了几位前来报导代表团来访消息的新闻记者。代表团在火车站被困了几个小时，而警察就在旁边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混乱中，笃义被打昏过去，钱财遭人洗劫，还有其他几个人也是同样遭遇。在民盟的高层领导和代表介入后，才有军警前来驱散人群，把受伤人员送去医院医治。笃义疗养期间，周恩来带领南京共产党代表到医院探访慰问。因为受害者中有几名记者，媒体对这次“下关事件”，还有其他几次与国民党有关的对民主异议人士的暴力攻击，做了大幅报导。上海一家报纸激昂陈辞：“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它将在未来和平民主运动里，得到应有的代价，这不只是对代表团的殴打和侮辱，而是对上海人民，对整个中华儿女们的殴打和侮辱。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件不幸的流血惨案。”49毫无疑问，这样的暴力袭击，加上共产党对伤员组织的高调慰问，自然让笃义和其他民主异议人士更加左倾了。
叶笃正，1935年南开校园照和1948年芝加哥大学校园照。
尽管他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抱希望，笃义仍然不懈努力，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调停，倡议发展一条美国政治民主和他所体悟的苏联经济民主相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谈判工作都是与美国协作进行的，因为美国也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和混乱。1946年，笃义在南京遇袭时，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正在中国试图阻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但是1947年马歇尔将军沮丧退出，这个任务就落到了美国大使、曾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身上。冲突中的各方都有燕京大学的学生，司徒雷登一直都想把他们集合起来。他不仅仅想支持民主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政坛上的第三支力量，也想用他们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沟通渠道。民盟领导会见司徒雷登时，笃义常常充当翻译。50
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中国的命运将在战场上决定，而民盟没有军队。51随着共产党和国民党战争的升级，民盟与进步学生、知识分子一起批评国民党通过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做法。国民党认为民盟太过倾向共产党一方，于是在1947年11月查禁了这个组织，派遣警力包围了民盟总部，命令所有人走出大楼。笃义和其他人没有能力反抗。随后，在上海和香港继续为他的民主社会理想奋斗，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时，返回了北平。52
西南联大毕业后，叶笃正短暂任教于一所中学，之后在浙江大学攻读气象学研究生。战时，浙江大学搬迁至贵州。在浙大，他爱上了一位年轻聪明的浙大助教，他们很快结婚并生了一个儿子。笃正一直是家里学历最高的人，他始终坚持学习，一直是名优秀学生。1943年，他参加了留美考试。他是三百名够资格“自费”的学生之一，可以按二十元兑一美元的汇率兑换，当时黑市上的汇率是六百元兑一美元。他轻松地就兑购了足够的美元，以支付交通费和生活费。他变卖了自己的中式衣服，留了足够供妻子和儿子使用的钱。笃正飞过“驼峰航道”到加尔各答，之后坐船去孟买，登上了一艘去澳大利亚的美国军舰，驶过太平洋，到达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朋友建议他去芝加哥大学学习气象学。他听从建议提交了申请，很快就被录取了。
在芝加哥，他和一位瑞士学者卡尔·罗斯贝（Carl G. Rossby）共事。这是气象学领域的蓬勃发展期。远程气象的天气预报和气象研究对战争极为重要，并首次应用开发了计算机建模。笃正在南开和清华学习时培养了熟练的英语技能，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加上他敏锐的科学头脑，使他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继续在芝加哥气象学院做研究员。1947年，妻子来到美国，在怀俄明州攻读化学硕士学位，后来也到芝加哥和笃正在一起。他们的儿子留在中国由她的母亲和弟弟照顾。
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个学生协会和一个中国科学家协会，大家聚在一起互换消息，谈论中国的时事。民国时期，在美国上学的多数中国学生完成学业后都要返回祖国，所以他们自然紧密追踪中国的情况。他们的讨论避开了敏感的政治问题，更多关注国共战争的进展情况，而不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孰优孰劣。尽管笃正和中国朋友在一起时总是很谨慎，但还是受邀去给美国人讲解中国时事。有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下，他清楚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以及他对斯大林和希特勒有同样的看法。
在共产党赢得了国共内战，着手重建时，笃正还是决心回去。他刚刚申请到一份在美国气象局的工作，每年有五千多美元的丰厚年薪，比当时许多全职教授的薪水还要高。但是在爱国主义情结和个人职业发展抱负两方面的驱使下，他一心想回到中国，决心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混乱终于百废待兴的祖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也看到了能为中国真正做出贡献的机会，也就是大气气象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张白纸”。但是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他才最终做出选择。美国政府并不想放中国科学家返回“红色中国”。所以他申请签证要经香港入境时，被英国领事馆拒签了。问及拒签理由时，被告知“去找美国部门说”。“难道英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他问道。最终，英国方面有所缓和，他和其他几百名学生乘船返回，在香港登陆，然后乘火车到达边境线，过罗湖桥回到祖国。53
20世纪50年代初，四个兄弟——笃义（老三）、笃庄（老五）、笃正（老七）和方实（老九）——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工作。老大和老四，即笃仁和笃信，住在附近的天津。叶方在东北党校工作，叶利中在重庆做相声演员。不久，除叶利中外，他们都相互有了联系。叶利中仍然没有摆脱少年时被逐出家门的阴影，而且为他艺人的职业感到有些羞愧。战争年月的变故很多，多数兄弟们很多时间里都在全国游历，寻找各自的政治和职业道路。不同的经历使他们远离了天津那个富裕家庭的避风港。他们目睹了全国各地的巨大差异，见过山村的农民，也见过城镇的小贩、商人、军人、工人、实业家及政府官员。也目睹了战争的破坏性，除了老大之外，都明白了饥饿和贫穷的含义。
在很多方面，这场毁灭性的战争让人想起了上个世纪的叛军作乱。两个年代里，叶家人都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入侵而逃离家乡。但是叶坤厚的大家族在逃亡中基本都待在了一起，年轻一代人仍然追随着老一辈的足迹。而抗日战争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响。每个年轻人都跟随着自己的朋友、同学和组织圈子，走上了通往不同目的地的不同道路；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开始了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意外的是，这个天津上流家族的子孙，没有一人考虑跟随国民党退往台湾。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在创建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积极工作。他们积极乐观地迎接新时代的红色曙光。战争时期，同时也是叶家兄弟们各自规划职业和政治道路的时期。他们这段时期做出的选择——从事学术事业或政治事业，为民盟或共产党工作——将会对他们在新中国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之于叶家如同战争之于中国一样，都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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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n the War of Resistance，see Akira Iriye，“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1931-1949,” and Lloyd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 both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2，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492-608；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141-335；Lloyd E. 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2．On Nationalist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1927-1937），see William C. 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Thomas G. 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重新评估中华民国》，载《中国季刊》专刊（1997年6月），第150卷。
3．Chang-tai Hung，War and Popular Culture：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4．On the wartime United Front and its demise，see Lyman P. Van Slyke，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Gregor Benton，New Fourth Army：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1938-194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5．On the Communist Party's rise during the war，see Chalmers A.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Mark Selden，China in Revolution：The Yenan Way Revisited（Armonk，N.Y.：M.E. Sharpe，1995）；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Odoric Y. K. Wou，Mobilizing the Masses：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wersity Press，1994）.
6．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93—94页。
7．方实访谈，1995年。在那之后，1938年，叶笃义和另外一位（第三方）领导人去了汉口，寻求参与抗日的方式。他在那里遇到了叶方，叶方催促他返回北平。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7页。
8．叶维全访谈，2001年。
9．On modern Chinese theater，see Joshua Goldstein，Drama Kings：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1870-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Colin Mackerras，The Chinese Theatre in Modern Times：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5）.
10．See John Israel，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1．On Japan's precedent-setting attacks on civilian populations，see John W. 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Pantheon，1986），38-41.
12．On the spirited Shanghai resistance，see Taylor，The Generalissimo，147-151.
13．有关叶笃庄在八路军中的工作，参见他的回忆录《过眼云烟》（1992年手稿），170—185页。
14．叶笃庄：《1937年日记》，11月2日、10—12日、20日及30日。
15．叶笃庄：《1937年日记》，11月13—14日。
16．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 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0-192.
17．叶笠（叶笃庄）：《129师的光辉战绩》，载《新中华报》1938年1月5日、10日、15日（总第411、412、413期）。也可参阅叶笃庄：《1937年日记》11月17日、25日及30日。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is area，see David S.G.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0）.
18．叶笃庄：《1937年日记》，“现金票据”部分，174—179页。
19．On Chongqing at war，see Theodore White and A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1946），3-18.
20．Joseph W.Esherick（周锡瑞），“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Movement”（B.A.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4）.
21．Interview with Mao Zedong by John S. Service，August 23，1944，in 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rs of John S. Service，ed. Joseph W. Esherick（New York：Random House，1974），303. On Stilwell and American wartime policy toward China，see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Macmillan，1971）；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3）；Taylor，The Generalissimo，188-295.
22．On the GBT team，see Yu Maochun，The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203-208. Duzhuang and Ho Chi Minh were recruited by the same man，Charles Fenn. See Fenn's Ho Chi-Minh：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London：Studio Vista，1973）.
23．AGAS in China was part of a worldwid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called MIS-X，devoted to rescuing downed airmen and prisoners of war. On MIS-X in China，see Lt. Col. A. R Wichtrich，MIS-X：Top Secret（Raleigh，N.C.：Pentland Press，1997）.
24．叶笃庄：《过眼云烟》，185—256页；及《解放以后》（1991年回忆录手稿），25—26页；《狱中记》（1993年手稿），38—41页。See also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0），704.
25．关于1938年的武汉，参见Stephen R. Mackinnon，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26．关于战时桂林的地下党组织，参见《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册（1983年）。
27．See Frederic Wakeman，Jr.，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esp. ch. 24.
28．关于新四军，参见Benton，New Fourth Army，及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
29．女儿叶林后来被认为是叶方的孩子，虽然她也有疑虑，并且，从叶林的出生日期以及叶方遇见她母亲的日期来看，他不可能是孩子的生父（叶林访谈，1997年7月）。林莺的回忆录《坎坷的道路》（北京：东方文化馆，1994年）中没有提到这个孩子。这本书是她晚年所写，当时她的生活并不幸福，因而写作时带着极其愤怒的情绪。她的孩子们认为这本书并不可信，不理会她书中提到的那些革命事迹，说近似“疯狂”。但书中的一些部分很可能是真实的，沉默本身有时也代表了重要的含义。
30．叶方访谈，1995年春。林莺：《坎坷的道路》，83—102页。丁宁：《访叶氏五兄弟》，载《黄河》第84卷，第2期（2000年），61页。关于东北地区早期的抗战，参见谭纳德《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在满洲共产党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载《军事历史丛刊》第67期（2003年10月），1177—1222页。
31．方实访谈，1995年。《同心情始真一：纪念我和白天结婚50周年》，刊在1989年一份新华社内部通讯中。丁宁：《访叶氏五兄弟》，55—58页。
32．关于整风运动，参见Boyd Compton，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中文资料，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1990年）；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33．方实访谈，1995年。方实：《紧张的工作，严格的训练——西柏坡编辑生活回忆》，载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北京：新华社出版社，1986年），221—229页。《不可磨灭的记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载《老年生活》（新华社退休干部内部通讯）（1993年12月26日），1—8页。关于党的新闻工作，参见Timothy Cheek，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4．孙竦：《文艺日记》，1938年7月18日。关于她辞去教师工作，参见1938年9月3日的日记和信件草稿（101—103页）。
35．孙竦：《文艺日记》，1938年7月30日，1939年1月2日。
36．她擅长绘画，这一点沈柔坚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纪实》中有所提及，参阅www.jswyw.com/gb/ylcq/fenghuosuiyue/094050556.shtml（2006年5月16日登陆）。
37．叶笃庄：《过眼云烟》，95—96页。
38．孙竦：《文艺日记》，1942年10月17日。
39．孙竦：《文艺日记》，1941年10月12日。
40．孙竦：《文艺日记》，1942年2月22日。
41．孙竦：《文艺日记》，尤其是159—165页、174—175页，及50—51页；《随想》（日记手稿），1944—1945年，关于程及。
42．孙竦：《文艺日记》，1944年3月4日、8日、19日。
43．Christopher Rand to Barbara Stephens，20 December 1945，cited in 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5），276.
44．孙竦：《随想》（引述内容源自这封信的终稿）。
45．John Hersey 1981年再次遇到叶笃庄，并在《纽约客》上连续撰文，讲述他们之间的互访和对往事的回忆（《纽约客》1982年5月10日、17日、24日，及31日；尤其是5月24日期，61—62页）。
46．Barbara Stephens to Christopher Rand，6 April 1946，cited in Rand，China Hands，281.
47．叶笃庄：《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南京：国家资源委员会，1948年）。关于保存日本农业档案，参见Peck，Two Kinds of Time，716页。
48．Peck，Two Kinds of Time，724页。该书最后提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投靠了共产党。
49．《联合晚报》1946年6月25日，《人民日报》1946年7月6日版转引。也可参见《联合晚报》1946年7月1日和5日版。
50．See Stuart's memoir：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New York：Random House，1954），160-212.
51．关于内战，参见Suzanne Pepper，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Odd Arne Westad，Decisive Encounters：The Chinese Civil War，1946-1950（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52．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6—58页。
53．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1995年5月、1997年6月。周家斌、浦一芬《叶笃正——求真求实登高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14—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