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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中国的家庭生活

叶笃正不是左翼人士,但是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一年之内回到了中国。如果不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他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中国。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国腐败至极,社会动荡,到处充满了不安因子。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激起了人民对于国家的新的希望。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兵败如山倒,北京和天津首先得到了“解放”。之后解放军横扫南方,占领了上海和长江流域,最后是广东和遥远的南方地区也迅速底定。笃正一直关心和留意着芝加哥报纸上关于共产党胜利的报道,和他的中国同学时常讨论国共内战的进展。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大城市的政权更替引起的暴力和破坏被降到最小:地方国民党将领在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进驻并接管政权的一两天之前或投降或撤走。虽然1949年以后扫荡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行动在西南山区还在继续,但是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已归于康靖。清王朝覆灭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就陷入了军阀混战,之后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战的破坏,直到此时,中国才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和平。那些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夺去生命,国家的基础设施陷于瘫痪,急速的通货膨胀和原料的严重紧缺使得经济脆弱而凋敝。现在,新的共产党政权给了人们对于和平、秩序的许诺和对未来的希望。笃正该回家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49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党的影响力深深扎根于华北的农村地区。共产党以山区为根据地,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游击战,成为了中国农民家族的守护者,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那些建立了稳定政权的地区,政府实行高度累进税制,把财政负担转嫁给富裕的农户,对贫农减租减息。在战争结束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中国北方大部分的乡村地区。战后,共产党在这些地区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收富人的田地,并且把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这个过程有时是相当激烈的,但它有助于巩固那些从革命中得到实惠的人的支持。而且,共产党还征召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作为军人入伍,并且征召人伕到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前线。当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之后,党面临的任务变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军必须把自身转换成一个政治体制,以便有能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首先,这个政党需要在城市里建立一个政治基础。就像毛泽东在1949年年初说的那样,革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领导农村”的阶段,并且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1在城市里,共产党不会像斯大林在苏联那样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统治,而是建立代表四个先进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指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联盟里,工人阶级(当然,由共产党代表)会起到领导作用,反动阶级(比如说封建地主)会被剥夺政治权利并且成为进步(革命)阶级的专政对象。把民族资本家包括进这一联盟是一个重要的姿态,但是这个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政治上的。它站在与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资本家”和与国外势力有关的“买办资本家”的对立面。后两种阶级被贴上了“反动势力”的标签,是被专政的对象。2为了复兴城市经济,共产党寻求与民族资本家在城市里合作;很多工商界人物都准备与新的共产党政权合作,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测试新政权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令人垂涎的民族资本家的标签。

1949年春,叶笃仁,叶家的大哥,同时也是来自天津的银行家,应邀参加共产党执政者召开的一个会议。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来到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和工业城市天津,会见商业领域的代表(在周叔弢先生宅里——译者注)。他的主要目的是劝说工商界领袖留下来,把钱也留在中国,并且与新政权合作,复兴城市经济。代表们都抱怨说,虽然他们选择留下来,并且把资金留在国内,给成千上万的工人提供工作岗位,但是他们还是被当成剥削者。刘少奇回答说,他不能否定马克思的真理,那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是由剥削工人的劳动得来的,但是他也承认他们是有功的(这是他在“文革”时被批斗的主要过错之一)。他承诺企业家可以留住他们私人产业的利润并进行再投资。3这个承诺打动了笃仁,以至于当他太太的富人朋友说起要逃到香港去的时候,他力劝她们留下来并且尝试在共产党统治下做生意4,很多中国工商界人物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在共和国的初期,中国的经济由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组成,同时,农村的私人农场也占了很大比重。

虽然共产党在统治初期愿意对私营企业做出让步,但是,毫无疑问,它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它就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一致。正如一个见多识广的美国观察家在那时写道:“几乎所有政治敏感的中国人都赞同推行适合中国需求的社会主义。”5这时英国工党刚刚执政并且致力于推进工业国有化,而且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在世界很多国家风靡一时,成为新潮流。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民政府统治下,很多中国的采矿公司、铁路和主要重工业企业是国有的。像天津这样的城市,战后没收日本工厂使得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胜利只是改变了国家的性质,而国家依然控制着城市的经济6。如果中国注定要实行社会主义,那中国的社会主义会有多民主?对很多人来说,答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有多亲近。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苏联共产国际特使的指导下建立,整个1920年代,党的领导人和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7年后,蒋介石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段时期也随即结束。1930—1940年代,毛泽东在党内崛起,这时的共产党相对独立于苏联的干涉。毛泽东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策略和传统马列主义教条没什么关联,并且,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崛起主要是因为其对爱国主义的呼吁。于是,在1940年代,关于毛泽东的政党与苏联的路线会有多接近,有很多争论。很多文献揭示,毛泽东想要追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外国观察家都希望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可以超越他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坚持。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是另一个取得国家领导权且独立于苏联的共产党人。当他在1948年和斯大林闹翻时,南斯拉夫成为了一个走独立社会主义路线的榜样,很多人希望中国也能如此。7

美国担心亚洲最大的国家会在冷战期间牢牢地落入苏联阵营,竭尽所能促使中国走铁托的路线。1949年5月,当叶笃义正准备从上海逃到香港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美国领事,这位领事给了他一份美国国会打印的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通信。笃义对于斯大林傲慢的措辞和专横的态度感到震惊。他知道中国的新统治者不会欢迎这样的霸主,虽然他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很明显是在挑拨苏中关系,但他似乎准备按照美国领事馆的要求把这份材料转交给周恩来。但当毛泽东7月1日的讲话谈到要在冷战时期“一边倒”的时候,他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决定走偏向苏联的道路,他把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通信交出来只会招来麻烦,因此他把书信留在了香港。8

在叶家兄弟中,笃正从美国回来,这最为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成功地赢得了小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支持,也揭示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期望。拥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相关领域学术权威的叶笃正却放弃了美国收入丰厚的工作和前途无量的职业,回到了中国。在他离开芝加哥之前,冷战在朝鲜正如火如荼。美国试图通过拒绝承认、把新中国拒于联合国门外,以及禁止贸易来孤立“红色中国”。但是,在笃正和他的妻子所乘的船上挤满了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吸引他们回国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爱国主义,他们渴望找到机会为国效劳,并且使它再一次变得强大。当他们在香港跨过罗湖桥回到祖国时,大桥这边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像欢迎英雄归来。笃正被官方组织的欢迎会感动了,眼里满含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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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笃义与民主同盟成员,1949年于北京。

不久,他就踏上了开往南京的列车。在那里,他进入了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这份工作是在他回国之前,通过书信形式确定下来的。他急切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北京的设备安顿好之后,中科院搬到了新的首都。笃正负责组织气象局,统筹全国的气象预报。这对于一个经常遭受洪灾和旱灾的农业国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他被提升为研究员并且成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领军人物。9

像其他叶家兄弟一样,笃正在共产党政权的初期正值年富力强。大哥还住在天津,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最小的弟弟还在四川,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才25岁;其他的兄弟都三十多岁,并且希望为新中国工作。三哥叶笃义是除了笃正以外家里唯一念完大学的人,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民盟的领导人之一,他早就批评过国民党的独裁,并且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工作人员有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是驻香港的共产党代表(他于1949年春躲避国民党的抓捕而逃到此地)帮助他回到了中国大陆。9月,他被任命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政协候补委员。政协是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通过了在建国初期作为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且赋予了新政权革命夺权之外的合法性。这样,叶笃义亲历了新政府的组建,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候补身份有所不满。他和李维汉谈了此事,李是共产党统战部的负责人,负责与民主党派的联络。李解释道:候补标签不重要,它只能说明叶没有投票权。李坦白地解释道:投不投票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开会前重要事项已经被决定了。笃义在燕京大学修读政治学的时候,使用的是美国课本,而此时,他上了新政权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第一课。10

由于大学读的是政治学,他进入了政治法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党的元老和政治局委员董必武领导,负责监督与国内事务、法律事务及内部安全有关的所有部门,并且很明显是一个相对重要的组织部门。11笃义工作勤勤恳恳,并且是委员会里唯一的全职委员,他很快就被提拔为行政秘书长。后来他的职责隶属于司法部的管辖范围。很快,政府分给他一座老式的四合院,附近官员云集,他还有固定的收入和舒适的工作环境。他还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民盟获准继续开展活动,条件是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变成了不可小视的一群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并被政府统战,与之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12无党派知识分子和专家在早期的中共政府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4个新政府的部长里,11个来自民盟或其他小党派,或是独立的民主人士。13

叶笃庄作为农学家在民盟里也很积极,但在国家层面上并不像哥哥笃义那样活跃。当共产党的军队在1949年初围困北平城时,他不但没有离开的打算,而且还劝说其他人留在北平郊外的农业研究所。由于在日本接受了农艺教育,并且政治觉悟较高,他也希望能得到个一官半职,也许就在研究所的管理机构里面。但是,也许他的思想相对于共产党新政权来说太过独立。新派来领导研究院的干部作风强硬,这令他极为反感。新任领导和大家第一次见面时,身穿灰色的解放军军服,大踏步走过台前,避免与任何农学家有眼神上的交流,并且发出了一个简短且不受欢迎的讯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大家愿意走的可以随便走,“青岛这条路还通!”在北京民盟,笃庄对于新政权的立场一贯表示支持。1951年春,《人民日报》刊印了一份他写的正式声明,声明中赞赏了近期通过处理反革命的律令,因为这些法律有“令人生畏的力量”。14

1949年之前,叶笃庄在研究所的职位(及其出版的著作)是关于农业经济学的,但由于这个学科的原理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权体制下,它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随着他原来的部门被撤销,笃庄被任命为他所在研究所的编译委员会主任。在这里他是两本农业杂志的主编,但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了。其时,这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介绍苏联的农业科学,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尤其是农学家伊万·米丘林(Evan Michurin)的理论。米丘林的观点得到了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支持(斯大林很欣赏李森科),即后天的特征可以独立于任何遗传机制而传承下来(现在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接受并支持这些苏联科学的“先进发现”对于提高中国的生物学和农业实践毫无帮助,但是笃庄很尽职地主持了一个翻译米丘林英文版著作的编译小组,并且至少有一段时间觉得它们新鲜而且令人激动。《人民日报》赞扬他做的翻译工作,传达了米丘林的重要学说,即人不应该仅仅是简单地接受自然现象,而是“要与自然做斗争,并且改造自然”。15米丘林学说的乐观和改造性在新中国起了积极的影响。《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笃庄写的颇为尖锐的评论,内容是关于米丘林最为重要的研究的另一中文译本,评论以告诫世人做结尾,“这样重要的一个著作的翻译不可以如此草率。”不过,一个粗心的编辑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写成名气更大的他的哥哥叶笃义,笃庄肯定有些不高兴。16

抗战胜利后,叶笃义回到天津,和大哥笃仁住在一起,并且敦促他加入民盟。在很多方面,这位叶家大哥是叶家兄弟里面对共产主义革命时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人。他是一个银行家,住在位于天津租界他太太的公馆里,公馆是她的伯父徐世昌留下来的,在军阀混战时期徐世昌曾经担任民国总统。叶笃仁无疑是叶家最有钱的兄弟。另外,因日本占领时在天津生活和工作过的原因,他有可能会被指控曾经与敌人合作过。但是,笃仁是一个格外谨慎的人,在如何避免被关注方面很有技巧,同样,在与共产党合作方面也很成功,就像之前和其他在天津的政治势力合作一样。20世纪50年代,他的所有财产受到清算。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在民盟得到了一个拿薪水的职位,与共产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合作,并且教孩子们不要炫耀,简单地生活,并且,曾一度要求女儿不要羡慕朋友们的外国手表,有一个便宜的国产手表就应该知足。他的做法挺有效用:他和他的家庭过着平静的生活,没什么大成就,但也躲过不少劫难。17

另一个在天津经商的家族成员是四弟笃信,依靠股票红利生活了一段时间。1949年以后,他在夜校教了一段时间的课,但是得了肺结核,无法继续教下去。他那乐观而开朗的妻子在当地街道非常活跃,管理公共卫生和社会秩序,负责政府的宣传工作,为不识字的妇女读报纸(她善于把那些乏味的官话转换成生动的故事,使听者不觉其倦),她还是当地法院的民事调解员。她办事有效率,工作上很受大家欢迎,甚至敢于投诉滥用职权的小官吏。比起相同职位的其他妇女,她没那么爱管闲事,或干涉别人的生活。这对夫妇没有孩子,在私营企业被公有化以后,笃信每个月拿到他持有股票的固定利息收益,这些钱已经能够满足他们简单的生活需要了。18

这个家庭最小的弟弟,“与众不同的另类”,演员叶利中在战后留在了西南地区。解放军在1949年底才到达重庆。一天,国民党的警察只是简单地列队后便出了城,人民解放军紧随其后进了城。新中国使得演员不再受到那种在旧社会受到的歧视,一年之内,他得到了一份在大众表演艺术团的工作,并且有固定收入。他学唱新的革命歌曲和故事,并且像往常一样,满怀热情地表演。他1957年才结婚,总的来说,他过渡到新社会很顺利。尽管如此,他还在为早年被家族驱逐而苦恼,故而不敢和在北京、天津的兄弟联络。19

1949年前后生活变化最小的是叶家的老六(叶方)和老九(方实)。他们俩是共产党员,并且已经参加革命多年,现在他们只是进入了革命的新阶段。在作为东北地方干部数年的剿匪苦战后,叶方被任命为东北地区一个新省份党校的副校长。此后的很长时间,他都在类似的部门里面任职,主要是教导当地党的干部学习基本的马列主义信条、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重要政策。相对其他共产党干部而言,叶方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的经历使他接受了异常良好的教育(全党在1949年时只有四万名大学毕业生,占所有四百四十万党员的比例不到1%)。20另外,他具有从容的知识分子风度,和对于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谨慎态度,这些使得他适合成为党校工作的领导者。1948年,沈阳被攻克,叶方被派去组织整个东北地区的党校,并且领导教育部门直到1955年。21

九弟方实,在新中国的新华社工作,于1949年随党中央去了北京。在8月前,新华社无法提供住宿,工作单位坐落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求学过的北京法商学院。他的职责是政事报导,包括有关党政领导人活动的报导。在这个职位上,他于建军节当天采访了朱德——解放军总司令,还报导了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议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议上,他感受到了发生在高级干部身上的变化。他碰到了一个学生运动时期的老朋友,这个朋友现在东北某省担任省长一职。他们热烈地互相问候,并且互谈着各自的革命生涯。当他的朋友发现方实并不是一个高级干部,也不是参会代表,而只是一名小小的记者后,态度一下子变得严肃和冷淡,一下子走开了,去和别的更重要的人攀谈。方实在西柏坡与高级干部之间比较随便的关系已经过去了。在干部身上又可以看到等级、级别和官架子。

三个活到1949年的姐妹中间,老三笃雅住在北京,和家里的其他人接触频繁。她的丈夫曾在国民党的一个税务机关里工作,并且存够了钱为家人买了一栋房子。民国时期,为了保住工作,他要取悦上司,不管是逛妓院还是吸毒。笃雅因为他嫖宿的行为很痛苦,并有一次想要自杀。1949年后,他设法逃脱了为国民党工作过的人所应当受到的处罚,并且在当地的一个手工作坊找到了工作。最后,他还是因不光彩的过去和说话太随便而受到劳动教育,于1960年病死劳动农场。同时,笃雅成了所在街道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负责管理治安、秩序、卫生及其邻居的政治正确性。她带大了三个孩子,他们全部上了大学,成为她主要的安慰,否则,她的生活将痛苦不堪。

自1947年笃颂一家搬到昆明,从三代人的大家庭变为两代人的小家庭生活,远离了老母亲及兄弟姐妹等亲人。在天津,不管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凡事都不用自己动手,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在婆家后期生活虽然也困难,但毕竟不是以自己为主导的家,操心相对较少。到了昆明,是以自己为主的小家庭生活,操持家务,教育子女,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思考、处理,以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从此,笃颂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这对她来说是一个严重考验。但是她勇敢的面对一切,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这个家有七个子女,其中三个是笃颂亲生,日常生活、子女上学皆靠丈夫薪酬所得。解放前物价的飞涨以及子女长大后开支的增加,生活日益艰难,她学会了买菜作饭、料理家务,量入为出的节俭生活,同时严格的教育子女,要求子女不但要读好书,还要有志气,要人穷志不短。她自己没有进过学校读书,在家里习字,能写信看报,而在个人品德、为人处世及行为规范方面受到良好教育,子女深受其益。

方墉到昆明后,一直在云南省交通系统工作,期间还因为领导和参与了一座大跨度砌石拱桥(云南省第一座)的建设工作,得到过奖励。

就这样笃颂和丈夫一起,带领全家渡过了难关。三个子女均大学毕业,其中长子是在北方上的大学,期间食宿费由国家负担,生活零用钱由五舅笃荘资助。

以后随着子女长大参加工作,及方墉职务的升迁,生活日渐好转,对此,笃颂功不可没。

五妹笃柔最后去了上海。她和丈夫姚曾廙在战争时期因为爱而结婚。她的丈夫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国民党官员,并于1949年逃到香港。国民党向他保证,如果他随国民党逃去台湾,就能得到高层职位,但是妻子不愿意离开大陆,因为她的母亲还在天津。所以他回来了,然后他们继续住在上海。她(作为家里唯一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姐妹)当了生物教师,但是丈夫生怕他的过去会对他不利,所以就在家里做翻译的工作。由于离北京这个叶家的新聚居地很远,这两个姐妹很少与家人联络,所以,我们的故事不包括她们。22

除了无子女、无工作的笃信,所有叶家兄弟都找到了为新中国服务的工作,不管是在科学领域(笃正)、表演领域(利中)、政府部门(笃义)或是共产党的党校(叶方),或是民盟(笃仁),或是科技期刊的编辑(笃庄),亦或是官方通讯社的记者(方实)。而他们自己现在的家庭跟在天津时的大家庭完全不同。大的“封建”家庭有丈夫、妻子、母亲、妾室,还有一大群佣人,全都住在同一屋檐下,孩子们的活动范围也限于院子里。男孩子在家里接受私人教师教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核心家庭,可能还会加上健在的祖父或祖母,在普通农民和小商人家庭里已经很常见了;民国时期,这种家庭模式在中产阶级中很常见,现在精英家庭也是如此。

在叶家兄弟里,从表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在他们经历上区分开年长的和年轻的兄弟姐妹的分水岭,在共和国时期叶家的人口统计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三个最年长的哥哥都是包办婚姻,他们在战前就结婚了,结婚时都是二十二三岁,这个年纪与中国男性的弱冠之年很接近。从五弟笃庄开始,其他人结婚都是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且年龄接近或已过而立之年(除了方实在23岁时娶了一个共产党员外,不过,他第一个存活下来的孩子到1950年才出生)。三个大哥的七个孩子全是战前或战时出生的,只有一个例外。而其他所有弟弟的十八个孩子,除了两个以外,都是战后出生的。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叶方从1946年开始就住在共产党控制的东北解放区,这些孩子中就有十五个是新政权下出生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新中国和平与秩序所带来的人口高峰(婴儿潮)的一部分。

这五个弟弟的家庭使我们最感兴趣,因为他们带来了一种新式的育儿方法,是共和国早期的特点。当然,这些家庭也不是都一样。最特别的是叶方在沈阳的大家庭,因为他的家庭是有特权的省级干部家庭。它特别之处在于家庭很大。新中国早期,党的政策很显然是鼓励生育的,追随苏联式的“反马尔萨斯理论”,即认为中国这些国家变贫穷的不是人口过剩,而是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入侵。居委会积极分子,如笃信妻子和三妹笃雅的职责之一就是劝说年轻夫妇多要孩子。23叶方和他的妻子当然注意到了这个指令,它在东北尤其得人心,因为地方大而人烟稀少,并且由于在二战即将结束时被苏联占领,所以当地受苏联的影响很大。这对夫妇有八个孩子,提供给他们一套日本人修建的房子,每个孩子有一间独立卧室和一个保姆。

表六 新中国时期的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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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叶崇质的第二子和第十子孩童时期便夭亡了。二子被改换了排行,他同时也是第八子。崇质的第十一个“儿子”是袁世凯的孙子。(详见本书第八章)

因为叶方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个家庭住在省委机关提供给他们的一座日本楼里。这样的住宅在省会城市随处可见,被高高的围墙包围,有解放军士兵在大门口站岗。24院子很宽敞,有很多树,还有开阔的空间和房间供孩子玩耍。孩子们周一到周六都要到高级干部子女享受的寄宿制幼儿园或学校去上学,每个宿舍大约有十张床,只有在周日才能回家热热闹闹地吃一顿饭。孩子们在家的时间这么少,家庭的亲情纽带在他们年幼时就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之间性格差异很大,在假期或是在学校以外的时间,他们倾向于和同班同学玩儿而不是兄弟姐妹。这些游戏清晰地显示了他们的精英地位:男孩子们虚构的世界里充满了将军、部长和党委书记等角色,反映了他们父亲的职位,还有这新的一代追求的角色。

幼儿园里,他们学习革命歌曲和舞蹈,50年代朝鲜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是非常受欢迎的主题。在家里,他们的父亲反复强调这一讯息,敦促孩子们培养革命精神并为中国和共产党奉献一生。当他们到了入学年龄,他们上的是育才学校,校长曾是高岗的妻子,他是东北地区的一把手。在这类学校里,接受培养的人才都是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孩子,教这一代革命先锋的是最好的老师,他们用的也是最好的设施。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学校的食物还是很丰富,有馒头、面条而不是大多数人吃的玉米面,而且几乎每餐都有蔬菜,一周能吃几次肉。总的来说,学校的伙食比家里的都好。在周末,黑色的红旗轿车在学校门口排成一排,司机都是学生家长的单位派去接他们孩子回家小聚的。而叶家孩子的住处离学校只隔几幢楼,通常走路回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干部的津贴还是根据在革命年代遗存下来的供给制。除了工资以外,每个家庭都配有房屋、粮食、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新年时,每人可以领到两套新衣,孩子们则在他们的幼儿园领到新衣服。这些日常所需的衣服色彩单调:夏天是圆领衫和裤子,冬天是棉袄、棉裤。小孩子的衣柜里总是装满了他们哥哥姐姐穿旧的衣服。建国初期,叶家的孩子穿着保姆做的棉鞋,而到1960年代,才有了帆布胶底鞋。

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是农历新年。工作单位和学校几乎都放一周的假。党负责提供一顿丰盛的晚餐。年夜饭包括鱼(新年庆祝必须的),叶方的大家庭总是能领到半扇猪肉。由于没有冷藏设备(除了大自然的寒冷冬天),这一家人会立刻吃光这前所未有的供给。新年的娱乐就是免费看苏联电影或是中国革命电影。夏天,叶方得到了党在大连海边的疗养院度假的机会。地方不够一大家人住,所以他只带上一两个孩子一起去,通常是年幼的孩子,留下妻子照顾其他孩子。最小孩子中的一个愉快地回忆起这些假期,包括他可以吃到可口的白面包。上了中学以后,孩子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假期活动,有专车接送,提供免费的食物和住宿。这样全面的关怀只能滋长孩子的依赖心理,阻碍他们发展自食其力的能力。其中一个记得,青少年时期,当他们坐公交车的时候,连怎么买票都不知道。

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情绪在这个特属家庭里弥漫。一方面,由于有大房子,有保姆,特殊学校,还有充裕供给,叶方的孩子过着一种受宠爱的特权生活。在这个新诞生的贵族家庭,有一种特权的感觉。他们的朋友们都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家人希望他们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党政机关,政府部门或军队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老师)教育他们党经历了很多磨难才有今天的成绩,并且训练他们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一次,一个女儿把她的脏衣服从学校带回家给保姆洗,家人严厉地批评了她,并且告诉她以后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叶方比他的同事对家属的要求更严格,很少用公车接送孩子们去看电影,有时他的戏票、电影票都过期了,还没有用(一个男孩子回忆起当他看到垃圾桶里一堆没有用过的票时非常沮丧),并且严禁孩子们接触党的内部文件,例如《参考消息》,是由国外的出版物摘录出来的,其他高干较年长的孩子则可以很容易地拿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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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笃庄与妻子孙竦,以及两个女儿叶靓(左)和叶娃(前),摄于1951年。

五弟叶笃庄的家庭过着一种和叶方这样的省级干部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家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在北京的其他叶家人相似。对于笃庄和他的妻子孙竦来说,孩子和家庭生活更重要,并且让国家抚养他们的女儿简直不可思议。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曾提到要在北京城外的西山拥有一个农场,在那里笃庄可以开展农业实验,妻子可以抚养孩子、画画,并(在她浪漫的想象里)养马。革命使得孙竦家庭农场的梦想破灭,但是她还是赞同丈夫在郊区农业研究所里的工作。他于1948年来到这里,这便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尽管现在农科院所在的位置已经绝对算是北京的市区了,但在当时,农业研究所周围都是开阔的田地,孙竦爱那里新鲜的空气,喜欢与大自然如此亲近。那里给她抚养孩子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环境,他们可以在植物园野餐,或者可以带女儿去玉米地晒太阳,呼吸着干净的空气。

他们住在一般的公寓里,这是一栋成直角的二层小楼,是日本人在战时修建的,大约有二十间公寓。他们的公寓在一层,有厨房、卫生间、孩子们的卧室,还有客厅,笃庄夫妻俩就住在客厅,还有另外一间有榻榻米地板(花了一些钱做的,特地为迎合孙竦日本式的审美),保姆就住在这个房间,孩子们也在这里玩耍。1950年代早期,几个女儿都住在家里,因为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放心把她们交给叶方孩子们上的那样的寄宿学校。开始,孙竦为了在家里照顾孩子,甚至拒绝了一份她在上海认识的同事介绍的电影业的工作。很快,她的工作野心慢慢地回来了,尽管她能找到的最方便的一份工作就是在农业研究所为他的丈夫编辑的期刊画插图,薪水很低。他想再要一个孩子,最好是男孩儿,可是妻子不愿意,有一次差点考虑堕胎。在共和国早期政府鼓励生育,堕胎必须得到部长批准。就在笃庄联系到一个相关部门里的熟人的时候,做堕胎手术已经太迟了,随后他们的第三个女儿降生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竦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得到了一份服装设计的工作,这份工作她一直做到了退休。她每天搭公交车上班,如果电影制片厂要去北京以外的地方取景,她还会离开一阵子。这个时候,孩子们已经上了托儿所或是小学。两个年长的孩子白天上学,回家吃午饭。最小的孩子太小了,还没有这样的独立能力,所以就送到了寄宿托儿所。在最大的孩子上了小学后,孙竦陪她考了“香山慈幼院”全托。她希望自己的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然后她就可以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去。她九岁的女儿通过了考试,但是笃庄不愿意和女儿分开。当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把通知书藏了起来,直到过了入学截止日期。直到那时,他才告诉妻子考试的结果,于是他的女儿只好待在家里,上了走读学校。

这个时期笃庄和孙竦两个人都有工资,再加上他出版书的版税,一家人生活得很舒适。公寓的租金很便宜,几乎是免费的,从他的工资里扣。从他的妻子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可以看出,一个月收入为144元,外加108元版税。其中,保姆工资20元,15元赡养笃庄的母亲,12元还贷款。例如,在一个月里,他花了16.40元买书,28元用于进城的交通费,这些花费和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收入的18%。食物绝对是最大的支出,81.13元,占全部收入的32%,余下的都花在了衣服、取暖,还有玩具上,3.8元的香烟费算是很奢侈了。26这些收入提供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标准,有肉、鱼,甚至餐桌上经常有虾。孙竦坚持健康的饮食,包括早餐要热牛奶、一个鸡蛋、烤馒头涂黄油和果酱。女孩子们对这些一成不变的饮食感到厌烦。有一次,一个女儿没有吃早餐就去学校上课,没想到家人把早餐留到了中午给她当午餐。孩子们看的是新的专门的儿科牙医,二女儿还进行了牙齿正畸,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新式的做法。孩子们穿五颜六色的衣服,通常样式出自她们做服装设计的母亲之手,制作则专门找人。书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笃庄给女儿们买了那么多儿童书籍,以至于他家变成了整个社区的外借图书馆。

在学校,女儿们是模范学生。由于有知识分子做父母,家里还有那么多书,她们的学习成绩很优秀。她们的父亲是农业科学院小学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编委会所得收入中,有一部分捐献给了学校。这一慷慨的举动使他的女儿们受到老师的特别喜爱。确实,他的二女儿上小学以后,被选为新同学代表,在开学典礼上简短致辞,为此母亲还为她做了一条白色真丝百褶裙。

这一时期家庭的回忆是快乐而温馨的。笃庄经常带女儿们去公园、动物园或特受欢迎的苏联工业展览馆。她们会和父亲搭公交车去城里听艺人说书,或和母亲去看电影。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是看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1924年的默片经典《巴格达窃贼》(The Thief of Baghdad),此片许多年前孙竦在上海看过。她知道相对于俄国间谍片,飞毯和魔术袍对孩子们来说是少有的享受。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家里人生日,他们会在莫斯科餐厅吃饭,这是展览馆附近一个很宽敞的建筑,可以吃到俄罗斯菜,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不过菜品也不一定总是可口。笃庄有足够的钱去买积木和拼图,还有一辆红色的玩具消防车。他准备了一本集邮簿,孩子们开始迫不及待地四处收集邮票。女儿们长大以后,夏天她们会在农科院院子里满是泥沙的游泳池游泳。二女儿成为了一个游泳好手,大女儿由于声音清亮,加入了社区合唱团。27

北京的其他叶家兄弟——司法部工作的笃义、科学院的笃正、新华社的方实,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大都如此,虽然他们都住在城里,并且他们的妻子也不像孙竦那样有着田园生活的浪漫想法。笃正和方实每人都有三个孩子,和笃庄的孩子年龄相仿,他们偶尔会互相拜访,让这些堂兄弟姐妹一起玩儿。作为党员,方实和叶方有很多共同的育儿经验,当他们夫妻二人都必须工作和夜间开会时,他们觉得把孩子交给寄宿学校很方便。他们希望孩子能体验集体生活,并且培养合作和与同龄人相处这样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孩子们大一点以后,父母鼓励他们在餐桌上讨论每一天所发生的事,即使是敏感的社会文化话题,他们的邻居觉得这样做太民主了。28

笃义、笃庄和笃正的孩子们接触了很多西方文化。笃义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这个深受西方影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最喜欢的作家是狄更斯和雨果,他会连续几天、几周精力旺盛、热情饱满地连载讲《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以及《双城记》。对于笃庄的孩子来说,他的妻子从日本带回来的艺术书籍让她们有机会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印象派和现代派画家。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的家里则有着浓郁的科学氛围,一块黑板上写了令人困惑的真理:“宇宙是无穷的。”这些家庭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生活得非常舒适,很重视教育,并且为了新中国的进步而培养各自的孩子。29

叶家的兄弟姐妹,在新政权之下处理彼此的关系,显得比较小心谨慎(其他类似大家庭的兄弟之间,在此时期也基本如是)。他们在天津一起长大,大多数人在南开读过书,弟弟们在学生时期参加过进步的政治运动,他们在战时的漫长岁月里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偶尔也会见面。但是,共产党对于干部过度关注家庭这样的事情比较警惕,叶家的党员对与兄弟姐妹重新建立联系非常谨慎。比如说,在新华社工作的方实,1937年把他继承下来的产业留给三姐,自己去参加革命。从那以后,他们偶尔通信,并且当战后与延安通讯稍微好了一些时,她还寄给他一些很稀缺的生活必需品,如牙膏之类。但是回到北京后,等了好几个月,他才敢去见姐姐。甚至在那时,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为了省时间,他搭了一辆黄包车,这后来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奢侈”。1950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但是他们单位还是延续了供给制,没有薪水来满足他额外的支出。姐姐从他自己的钱里给他寄了三百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当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位同事指责他使用资本家的利润并且默认资产阶级观念渗透入党。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指责,对于他即将来到的事业高峰是一个威胁。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他对自己的资产阶级过错进行了深刻而真诚的自我批评,直到把钱捐给了党,才化解了危机。30

随着时间流逝,家庭也不断壮大,兄弟之间互相探望更加频繁,很多时候是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去。当没有政治运动时,普通的关于家庭事物的谈话再合情不过了,但是,方实是党员,笃义在司法部任要职,因此他们不能谈论敏感话题。所以,家庭聚会通常会避免谈论某些话题(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而事实上,在当时,大家共同关心的可能还是这些话题。

如果说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有时相当复杂,两性关系和他们对新中国婚姻生活的影响则更加复杂。在20世纪,中国妇女的地位经历了巨变,妇女角色的重新定义给家庭造成了新的紧张气氛。在叶伯英的时代,对于一个封建时代晚期出身精英家庭的女性,她的角色被清楚和严格地规定,她只能嫁给与她家门当户对的人,生儿育女,教女儿们女红和举止端庄得体,鼓励儿子们读经史子集。除此之外,她还要管理家庭内部的经济事务,到老年时变成一个膝下儿孙满堂、受人尊敬的女家长,从家庭生活和佛教信仰中得到慰藉。20世纪,所有这些都遇到了挑战,并且发生了改变。包办婚姻被禁止,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渐渐地,国家需要妇女在社会上扮演生产劳动者的角色,并且在国家中享有充分的公民权。通常,这些变化并不均衡,在城里比较快,但共产党的文件支持把妇女从父权社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宣传这一思想(出自“文革”时毛泽东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党本身是一个几乎由男性占主体的机构,很多成员都是从相对保守的乡村参加革命进来的。任何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都要不可避免地服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31

就这样,两性关系在新中国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没人能非常确定它的规则,并且很有可能引发冲突和家庭不和。在叶家,大多数女性都多多少少受过一些教育,很多参加过革命,她们期望自己在新中国能够有用武之地。在权力机关和就业领域,都是男性占主体,这让她们很沮丧,并且,当她们的丈夫无法帮她们找到合适的工作时(他们怕被批评为裙带关系和腐化),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就会非常紧张。很多时候,这些困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比如说,方实的妻子比方实入党都早,还在游击队根据地工作过。1940—1941年,她第一次怀孕产子,都是一个人待在北方寒冷的窑洞里,严寒的气候,导致了她终身跛脚。直到1949年,她才恢复到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但是她没有工作,她觉得丈夫的职务连累了她。所以,她离开北京去了沈阳,她的一位朋友帮她在橡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一走向独立的举动使她的问题不得不解决:几个月后,方实去沈阳把她接回北京,并在新华社帮她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家庭重归和谐,且后半生都是如此。32

当叶笃庄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妻子想留在家里一段时间带孩子。但是,后来她越来越感到不安,特别是当笃庄晚上不在家,去开政治会议的时候。当时一位年轻女子开始追求笃庄,给他写情书,孙竦在书桌上发现它,这一矛盾随之激化。他声称自己和那个女人是清白的,并且发誓自己和她什么也没有做过,这一事件直到他帮妻子找到一份为他的期刊画插图的工作后,才告一段落。她的薪水很低,当笃庄因为涉嫌腐败而遭批评时,她被当成“资本家的太太”,她很愤怒。幸运的是,在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很快有了眉目,她可以得到专业领域的认可,与她在日本受到的艺术教育相匹配。33叶笃正的妻子在1940年代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已经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师,以后又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不久就被北京辅仁大学聘为副教授,教授化学。以后一直在大学教书。直到1960年代初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聘为副研究员,从而转做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幸福的婚姻从来没有因为工作的问题困扰过。

这三兄弟的妻子们都完成了向新秩序转化的过程,那就是职业家庭妇女都有了工作,虽然没有一位像她们的丈夫一样出色。当妇女们还在负责大部分家务劳动时,她们有保姆帮忙带孩子、烧饭、打扫卫生。孩子们的全日制学校也帮了忙,由于学校和小商店都在她们居住的小区里,所以母亲们在工作时不需要为孩子们的安全过分担忧。再加上,她们的丈夫带孩子的时间要比上一代人多。

共和国早期,任职司法部的笃义和东北党校的叶方是叶家兄弟从政者中最成功的两位,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的婚姻历经风雨飘摇。叶方的太太是一位漂亮、年轻、外向的女干部,他们相识于新四军。这对夫妇在去东北的路上结了婚,并且她以惊人的速度有了孩子。虽然,她一直以来都渴望重启演艺事业,但是孩子们是排在第一位的。1950年秋,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去哈尔滨生第四个孩子滨滨,这个孩子像大多数她的兄弟一样,名字取自出生地。叶方的妻子总是坚持说前往哈尔滨是党允许的,但是东北党校的组织部否定了这一说法,并且指责她在沈阳受到入侵朝鲜的美军威胁时逃到北方是动摇军心。1951年,她被开除党籍。她一生都带着这个耻辱,见谁都要诉苦,说她是一位忠诚的党员,没有理由被开除出党。

最后,她只要是工作,什么都干,不管是托儿所还是报社编辑。但是,她反复地为自己的结论上诉,似乎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党的处罚,并责怪她的丈夫没有帮她洗清污点。就这样,她的演艺天分和善于交际的天赋无法找到出路。在外面受了气,在家里,就颐指气使,寻求一种当“老板”的满足感。丈夫对她专横的态度和没完没了的抱怨保持沉默。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还是关系很好,他们的大家庭是孩子们的祖母最喜欢的,她曾经从天津来到他们家享受大家庭的嘈杂与活力。夫妻间的家庭争吵也没有影响她,这位老太太认同党的观点,即:大家庭是一件好事。34

笃义的婚姻可能是所有兄弟姐妹中最不幸福的,虽然他的问题和叶方不同。他的妻子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战争期间,她依靠嫁妆来维持丈夫和孩子们的开销。当最大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时,笃义正在上海处理民盟的事务。妻子给他写信问要不要让孩子们开始学习,因为没钱,他回信道:这就像问一个乞丐要不要吃饭……如果你能帮助他们上学,我将终生感激不尽。她把孩子放在一个当地的小学,并且把信收好,用来提醒笃义,他欠她的。1949年以后,笃义认为他的妻子应该像其他女人一样,有份工作。尽管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但她的古文功底很好,他认为她能做一个好老师。但是,她坚决地拒绝了。战争期间,她一直在资助他;现在,轮到他来养她了。

就这样,她留在家里当了一名家庭主妇。但是,笃义的工作需要频繁地晚上外出。1950年代初期,在他这个位子上的人,还需经常出席一些跳舞的场合。笃义觉得他必须去,但是妻子由于从小在一个保守的官僚家庭长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还无法接受这种在舞厅跳舞的现代习惯。她也拒绝陪他。但是,因为生怕笃义与别的女人跳舞,她让二女儿代替她的位置,并且向她汇报父亲的表现。如果她听到任何可疑的汇报,就会整个晚上逼迫他,不让他睡觉。由于长期患有失眠症,笃义再无法忍受她的大声训斥,最后搬去民盟的大院居住,在食堂吃饭。他的妻子越来越苦恼,三次吞食安眠药自杀。后来,她被送去精神病院,在那里,她必须服用大量药物,出来后,她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安静并且经常情绪低落,虽然她以前很活跃并且交际广泛;她还变得非常节俭,尽管她以前很热衷于购物。在付出了这样沉重的代价后,家里总算安静了。

和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相比,新中国早期在政治方面还是相对平静的。但是,一系列政治运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笃义作为民盟的重要人物之一,目睹了很多这样的活动,这些经历变成了他政治教育的一部分。1950年代早期,他带领一支队伍去苏北考察自然灾害状况,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他又在下半年被派到广东去监督土改情况,在那里待了八个月。35他和民盟的一大批代表一起去,所选择的村子,就在梁启超(1873—1929)的家乡附近。很明显,这样的选择为的是要证明,即使是像梁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是剥削穷人的地主家庭后裔。这次出差是笃义第一次到农村,在这个有着很多地主的地区,他第一次看见农民的贫穷和苦难。他对于农民反抗压迫时表现出来的暴力和残忍感到震惊。地主被逼自杀,有一次他觉得特别难过,他看到一个年轻的积极分子残忍地殴打自己的地主父亲。笃义知道这样的暴力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并且他所在的团队需要汇报他们对于土地改革进程的看法。尽管如此,他也知道任何反对这种暴力的言行都会被认为是在保护地主剥削阶级,因此,他什么也没说。他学会了接受这样的暴力,让其存在于任何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是,他目睹了土地改革的进程,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厉害。36

回到北京,他看到了共产党的另一面:它善于领导民主党派的领袖,以此来赢得他们的配合。1949年底,就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一次民盟大会花了大部分的精力去批评它的一些领导人的“亲美”观点。笃义感到自己也在被批判者之列,于是就离开了。几天后,周恩来准备启程去苏联商讨“友好互助条约”,笃义和其他民盟领袖被周恩来接见。这些领袖大部分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并且深受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党害怕他们会成为与苏联结盟的阻力。周恩来在晚间会见了他们,并告诉他们如果国内无法团结一致,他在国外就不会安心。令人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呼吁,这样的做法非常有效。笃义为自己中途离开民盟大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做了自我批评,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这使他备受鼓舞。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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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实采访美国战俘,1952

对于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关键的任务是要表现他们在冷战中同情对的一方。笃义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民盟领袖没有通过考验。他们中的一个批评苏联军队在战后东北的行为。这一批评非常正确:违反纪律的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涉及强奸中国妇女,但是如此的“反苏”批评不能被接受。另一位同事希望毛泽东能够放弃“一边倒”(意即苏联一边)的政策,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的这一想法变得不可思议。笃义看到那些抱着这些想法的人在共产党内失势,所以他很谨慎地不去触碰党的底线。民盟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中国加入朝鲜战争,谴责九十年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把美国驻军朝鲜比作日本入侵中国并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活动。这份声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笃义的名字赫然在列。38

方实作为记者,在新华社的工作是阐述党的路线并且写出报导来宣传它。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当时他被派去朝鲜收集材料,以控告美国通过空投携有感染了鼠疫的老鼠向中国发动细菌战(现代学术界的共识是这一指控是虚假的)。……

1952年春,反美情绪高涨,并且时有威胁中国边境的流血冲突发生,很多中国人愿意相信这些针对美国的指控。新华社是这种所谓的美国背信弃义的报导的主要来源,它还发表文章,声称农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昆虫,还登出了科学家的证词,说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细菌剂。1952年,方实成为中国—朝鲜联合代表团中方团长,这个代表团奉命采访两个被俘虏的美国士兵,他们“承认”投放了细菌弹。他带领一组专家和记者坐火车到东北去,并连夜搭卡车跨过中朝边界,到达了战俘营。在六天的采访里,他们发现这两名飞行员战俘很友好、很合作。虽然方实不记得他们俩有什么认错交代,出版的采访记录却说他们承认在低空投放炸弹,据称是细菌武器,官方报道说是哑弹。但是这两名俘虏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证词存在一个内在的漏洞:中国说美国采用细菌武器是从1952年1月28日开始的,但是这两位是1月13号被击落成俘虏的,在发动攻击之前的两周。尽管有这些问题,方实的团队还是能够整理出一长篇采访文章和新闻片镜头。这些记者从未到过坠机地点或是检查物证(虽然其他中国科学家曾这么做过),但是,愿意相信这一说法的愿望很强烈,所以他们的汇报也被当成了美国对朝鲜所犯罪行的证据。39

新华社是中国官方新闻机构,也是党的喉舌。它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派驻记者,他们每天发回新闻报道,成为中国媒体主要的新闻来源,该社也是中国向世界传递官方声音的渠道。但是,除了作为党的喉舌以外,该社还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个角色的具体含义是,它要为党中央提供“内参”。编辑这些秘密报告是要呈送给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些报告也成为党的情报收集系统的重要一环。这些报告中不好的新闻(自然灾害、工业事故或官僚问题)在报纸上根本看不到。但即使是这些内参也要经过高度自我审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变得严重了。

从1952年秋到1955年,方实是新华社东北分社的副主任。根据规定,分社要派代表参加当地所有的党代会。因此,方实对于高岗(1905—1954)的行为很了解,这个前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人,在1953年被中共清除出党,这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内部最为严重的违纪行为。作为党在西北地区根据地的前游击队队长,高的行事风格武断而专制,而且他是臭名昭著的玩弄女性的高手——这样轻率的行为可能会使一个级别较低的官员丢掉官职。实际上,传说高的妻子和他勾结,寻觅年轻女孩子为他提供服务并掩盖罪行。这些报导在东北都是尽人皆知,但是新华社的简报不负责揭发丑闻,在高倒台之前,即使是内参也没有提到这些恶意的谣言。

到1955年的时候,方实因表现出色而得到晋升。为了使他更好地胜任新工作,新华社把他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在那里,他接受了多方面的系统培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观(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以及当代国内和国际大事。培训结束以后,他回到了新华社北京总社,担任国内部副主任。这时,旧的供给制变成了官僚机构内的工资级别,总共24级,他排在第十一级。高级别的待遇是留给党的高级领导人的,一个部长也只有八级,所以他的级别也已经够高了,每月能够领到195元的丰厚薪水。40

叶家兄弟中,最不能适应新中国政治需要的就是农学家叶笃庄。他的经历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们共产党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是如何将人的思想禁锢于他们严格的逻辑之中的。政治转型的进程在开始的时候很单纯(或者当时看起来是这样的),始于1950年的“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同事组成小组聚在一起来讨论每一个人的经历,并且互相帮助,克服以前的阶级地位,并准备为新社会做贡献。笃庄交代了他的所有个人历史,从他在天津的家开始,到在家里接受早期教育,到南开,然后到日本留学,抗战开始期间参加八路军在山西打游击,再到与美国人和国民党合作,还有战后他与在北京的美国朋友的关系。他对于自己的进步历史很自豪,并且以突出自己闪光点的方式介绍了自己的复杂经历。他出身富裕的资产阶级背景很明显是一个问题,但是他强调他的母亲只是一个小妾,他痛恨母亲和兄弟姐妹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这促使他反对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提到了自己读过的左翼书籍、他的左翼朋友,还有他在爱国学生运动中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对自己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经历他尽可能地少说。

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长,有一年多。任何与外国人的联系都需要解释,很自然,关于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会有很多问题。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展开浴血厮杀。两国在二次大战中本来是盟国,当时,笃庄还在为美国人做事,他的美国朋友都是同情革命的进步和左派人士。无疑,在他的心中,20世纪40年代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之后是反对国民党统治,继而建立一个强大、进步、民主的新中国。但是翻阅他的档案,会发现他和美国朋友的联系遭到激烈的审讯。他的结论书中提到,他不够谦虚,态度傲慢,并且批评他的清高思想。他甚至承认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过错。41

共和国早期主要的政治运动就是充满爱国主义的“抗美援朝”,以支持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笃庄毫不犹豫地在民盟谴责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并对中国造成威胁的声明中签字。42不管他与美国进步记者有什么样的友谊,都不能削弱他对于保卫祖国、抗击任何看上去像是外来侵略的决心。直到1952年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才对他在农业科学院的工作造成真正的影响。农业部派了一位干部去监督农科院的运动,该干部鼓励人们批评院长,但是没有什么回应,他于是要求总是坦率敢言的笃庄来讲一讲,笃庄谈到了院长的脾气和专权风格,但是赞扬他廉洁奉公,且农业知识渊博。部委干部对于这一温和的批评不太满意(笃庄认为他觊觎院长的位子),所以他转移目标并且让一位农科院编委会的下属来批评笃庄的官僚作风。笃庄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像是‘拉不出屎来怪茅坑’。”后来,他一赌气就说:“挑我官僚主义的毛病尽可以挑,但总不能无中生有给我扣上贪污的帽子吧!”对于这一挑战,部委干部说:“好!就查你贪污的问题!”这一调查首先在笃庄所在编委会的财务主管那里找到了问题,然后,从笃庄把一套《米丘林选集》作为礼物送给同事开始,披露了一系列轻度罪行,包括一顿可疑的业务晚餐和一个打到上海的长途电话,电话里讨论完编辑工作以后,笃庄请他的同事寄一些奶粉给自己的孩子们。这个要求使这通电话变成了因私电话,加上晚餐,被判为“近乎腐败”的总数额为45.65元。事实上,笃庄从没有贪污任何公款,但这却是一个证据不足的辩护。他没有清楚地划分公事和私事,这是资产阶级想法的标志。更糟糕的是,在被批评时,他退出了学习小组,并且阅读18世纪关于士大夫虚伪的小说《儒林外史》,以寻求慰藉。最后他被逼在研究所全体人员大会上做了两次自我批评,放下他的“臭架子”,并且“更具体地认识了党和群众力量之伟大”。43

运动过后,笃庄回到了编委会工作。关于他品质的攻击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对于编辑工作的热情也受到了影响。相反,他把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另一项工作中:即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他每天翻译到深夜,这样一来,他白天太过疲惫,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日常的工作中。他知道他没有为编辑期刊而努力,但是他的翻译可以使他得到好几千元的版税,如果他在单位的情况更糟,这也是一种保障。

1955年,政府发起一项运动来镇压“反革命”,这就是肃反运动,情况确实变糟了。在农科院和其他教育和文化机构都发起了这场运动,始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胡风的攻击,因为他为知识分子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胡风的请求被当成反革命对待,因为它挑战了党的权威性,这场运动波及到每一个知识分子,为的是找到隐藏的反革命分子。44笃庄和他的同事又分成小组,聚在一起来学习整理好的关于“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材料,并且审查他们的政治经历和回答问题。开始,笃庄没有感觉到威胁:他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民盟成员聚在一起批判胡风的文章当中。45但是,笃庄在战时和美国军队及战略情报处的关系,以及在战后和美国记者的关系,党都通过他在1950年写的材料中知道了,并且这些关系马上变成了激烈问询的焦点:裴克不是为美国新闻处(OWI)工作过吗?美国新闻处不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吗?难道笃庄没有为裴克提供情报吗?难道他没有带美国记者布雅各去游击队根据地搜集情报吗?这些活动难道没有为美国监视共产党提供便利吗?

质问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无论笃庄说什么,都不能消除人们对他曾经为美国人工作的疑心,甚至在战后还继续跟这些美国人有关系,大家怀疑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还在隐藏和掩盖什么。最后,他被激怒了,气炸了:“就是这些了,没有可说的了,不要浪费时间了!”说完这几句后,他拍拍屁股就走。“这是抗拒”,提问者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所有党的运动都承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原则在中国的每一次运动中都被反复强调,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完全坦白,其中经常会承认他们从未犯过的罪,为的是得到宽大处理(通常是徒劳的)。

然而,笃庄不愿认罪。最后,党委对他历史问题的结论是“不予处分”。笃庄无法接受这一结论,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犯了应该被惩罚的罪行,他要求审问者指明他的罪行到底是什么。当他们做不到时,结论变成了“一般性历史问题”,指他为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和航空地面营救组总部别动队工作过。他又一次拒绝接受结论:他在为美国人工作前,和他在共产党内的朋友打了招呼,并且他们也同意了。美国在战时是反对日本的同盟国。他建议他们最好认可“一般性革命历史问题”这一结论。如果叶笃庄意识到聘用他的战略服务局特工也招募了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对于笃庄的案子可能有好处。46但是当时他不知道这一事实,即便知道并说出来了,也可能于事无补。

最后,党没有明确的证据。笃庄的“历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觉得至少他的尊严完好无损。他没有承认任何反革命罪行。但是他的妻子不高兴。她觉得他固执和不可理喻,并且害怕到最后孩子们会因他的固执而遭殃:“何必一定要穿大红裙子呢(只有原配夫人才能穿大红裙子)?斗来斗去,最后吃亏的还是你。孩子们还小,你就签字、息事宁人吧!”但是他不同意,最后这一执拗的结果同其他人警告他的一样:他还留有一条小辫子,下次政治运动来的时候,会再抓住它。共和国早期,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现在由于政治的介入,一切都变了。4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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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载Kenneth G. Lieb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10。
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1年),371—388页。
3.Lieb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42—51.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60—61页。
4.叶筠访谈,2001年。关于刘的天津之行,参见Lieb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42—51。
5.A. Doak Barnett,Communist China:The Early Years,1949-1955(New York:Praeger,1964),5.
6.William C. Kirby,“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Economic Planning i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July 1990):125-132.
7.关于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Sergei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中文文献,可参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55—56页。
9.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1995年5月。周家斌、浦一芬《叶笃正——求真求实登高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26—29页。
10.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61页。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构成,参见《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版。
11.关于该委员会及其职责,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国中央党校,1991年),4页。《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2日版公布了委员名单,1950年9月16日版公布了官职任命情况。
12.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69页。
13.Frederick C. Teiwes,“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4,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art I: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65,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77.
14.《人民日报》,1951年3月14日版。
15.《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3日版。
16.叶笃庄:《解放以后》(1991年手稿),1—8页。《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26日版。关于李森科和米丘林,参见David Joravsky,The Lysenko Affai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Valery N. Soyfer,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viet Science,trans. Leo Gruliow and Rebecca Gruliow(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Press,1994)。关于李森科在中国的影响,参见Laurence Schneider,ed.,Lysenkoism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1956 Qingdao Genetics Symposium(Armonk,N.Y.:M. E. Sharpe,1987);Lawrence Schneider,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117-185。
17.叶筠访谈,2001年8月。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88—90页。
1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94—96页。
19.叶利中访谈,1995年2月。
20.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35,49.
21.叶方访谈,1995年春。
22.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07—116页。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三姐夫在1949年后的情况,鹿遥先生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10日)里说:“抗战胜利后,由五姨夫姚曾廙介绍到北京市税务局工作。……解放后留用,由于他的经历、家庭等等的影响,思想很‘落后’,加上喜欢饮酒,酒后醉话连篇,甚至带有‘反动’的成分;再加上在税务局工作对收税对象有拿、卡、要的问题,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组织上认为‘像他这样的人还是叫他劳动劳动的好’,在经过征求母亲意见后,被送到‘茶淀农场’劳动,并非是清河农场!重要的一点是,并非是‘劳动改造’!我曾经去过茶淀农场,他在那里是自由的,并无人看管,而且很随便地和他去茶淀车站饭馆儿吃的饭。由于母亲同意了叫他去劳动而耿耿于怀,所以怎么也不肯回家,‘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严重的心脏病死在茶淀农场。”
23.陈澄(叶笃信夫人)访谈,1995年2月。
24.了解这些院子里的优越生活,可参见Jung Chang,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New York:Anchor Books,1992),242-55。
25.叶方访谈,1995年。叶新新访谈,1997年7月。叶林访谈,1997年7月。叶宝访谈,2001年8月。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
26.孙竦:《美术日记》(1955年),8—11页、25—28页、54页、80页。有些日记中以万元为单位给出这些数字,元是当时官方的货币单位,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万”这个乘数被直接去掉了。
27.叶笃庄:《过眼云烟》(1992年手稿),103—117页。叶靓访谈,2002年7月。
28.Ye Weili and Ma Xiaodong(叶维丽、马笑东),Growing U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Conversations between Two Daughters of China's Revolu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29.
29.方实访谈,2001年9月。
30.方实访谈,1995年。
31.关于现代中国妇女地位的改变,参见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Elisabeth Croll,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Rhetoric,Experience,and Self Percep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5);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Mar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Neil J. Diamant,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Love,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32.方实访谈,1995年。
33.叶笃庄:《过眼云烟》,108—10页、112—113页。
34.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林莺的怨恨在她的回忆录《坎坷的道路》(北京:东方文化馆,1994)中进行了详细的表述。
35.《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版、1950年2月28日版。
36.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
37.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63—64页。
3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70—72页。《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版。
39.方实访谈,1995年,2001年9月。《人民日报》1952年5月17日版刊载了新华社的报道。也可参见两位飞行员书面供词影印版,标注日期为1952年4月8日和14日,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6日版。
40.方实访谈,1995年,2001年9月。
41.人事档案标注日期为1949年7月6日。《思想自传》及《历史自传》(1951年?);《叶笃庄在大学习中补充材料之二》,1951年9月,均保存于中国农科院档案馆叶笃庄的档案中。这份档案共135页,其中,叶笃庄1958年被捕之前的部分十分完整。而其后的部分则有很多缺页,很可能是公安部门检查了他的档案,取走或遗失了某些部分。
42.《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版。
43.这段引文出自叶笃庄档案中干部考核部分一段未注明日期的片段。档案中列出了“贪污”资金(以旧的通胀货币计),总额高达45万6500元。
44.Merle Goldman,“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 China Quarterly 12(October-December 1962),102-137;Andrew Endrey,“Hu Feng:Return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5(January 1981):73-90.
45.《人民日报》,1955年6月17日版。
46.这个特工就是Charles Fenn(查尔斯·芬)。参见叶笃庄回忆录《解放以后》,26页;《狱中记》(1993年手稿),38—41页;Yu Maochun,The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207—208。
47.叶笃庄:《解放以后》,24页、36—49页;《狱中记》,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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