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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鲜花与毒草

1957年暮春,叶笃义从他在民盟总部所住的小公寓被召集到清华大学开会。他自己没有车,并且他连骑自行车都不会,所以他搭乘城市公交车赶到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只有二十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部分是党员干部以及这所著名大学的教工。他们坐在沙发上,在午后的阳光下品茶。这是一种半正式的交流意见的“座谈会”。然而,这不是供大家闲谈的场合。主持座谈会的是李维汉(1896—1984),一位党的高层领导人,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统战部部长,负责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的联系。

当轮到叶笃义发言时,他建议说如果党可以放弃在学校中的组织作用,共产党和大学知识分子的关系还会得到改善;党员们的特权和特殊地位引起了不必要的纷争。他在后来的会议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质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是舵手。但是,一旦舵手确定了航向,“党和民主党派谁去执行都可以”。他的本意是减少大学校园内的纷争,并相信“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间的关系,关系简单些,矛盾也就少了”。1

这一建议很激进,因为它建议取消高校党委系统,而党委系统在中国高校体制中拥有对课程设置和人事安排的最终决定权。在清华大学,42%的教工是民主党派成员2,如果这样的精英大学取消党组织,那么来自叶笃义所在民盟的同事的影响力将会无限扩张。这一动议可能会使党外知识分子不再觉得在学校里是二等公民,但是一定会严重削弱党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叶笃义当然不是很轻率地提出这一建议的。相关方面允许他核查、同意对他言论的报导,并在上面签字,这些报导将会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20世纪50年代,《光明日报》是比较迎合知识分子的。3然而,当5月8日第一篇文章刊登出来以后,它的标题变成了:“叶笃义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认为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4

就在他于清华大学发表意见的两天前,叶笃义听到了一篇关于毛泽东4月30日讲话的报导。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庆祝会前夕,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天安门城楼的一个接待室里接见了民主党派领袖。那次会谈中,正如传达给叶笃义和其他民盟干部的那样,毛泽东说过:“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他敦促邓小平(1904—1997),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及商讨可以采取的方案。5所以,当李维汉在清华大学询问叶笃义的看法时,叶笃义认为支持这一建议很稳健。虽然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具有保密性,叶笃义不能公开引用,但报纸的标题还说他“赞成”这一方案。

整整一年,共产党都在为如何对待非党员的知识分子而争论不休。“思想改造”的过程,1955年的“批叛胡风”和“肃反运动”,党政体制的庞大官僚主义体系,削弱了大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热情。党知道要建立教育体制,培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常运行需要的人才,需要非党员知识分子的专业技能。当时共产党内主要是由文化水平低的农民组成,即使是党的中层或高层干部,也很少有人接受过经济、金融、科学或工程类的教育。现在,由于经济快速复苏,并且在苏联模式的“五年计划”下开始了惊人增长,党迫切需要培养、选拔新一代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来运行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需要留在大陆的进步非党员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共同合作,去建设新中国。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千人党代会上发表讲话,谈到了这一问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多鼓励的话语,随后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提高专家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同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来指导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5月,他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这一时期也因此得名。

在1956年余下的几个月和1957年初,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会议,在会上他反复强调必须鼓励非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提出意见和批评,来帮助党纠正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进行,使毛泽东确信党的领导权很稳固,不会受到重大挑战。他1957年2月发表了一篇演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长篇大论地阐述了自己的主题。6

除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毛泽东还非常关注国际形势。1956年最令人瞩目的是两个震惊世人的事件。第一个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2月份发表秘密演讲,承认斯大林的独裁暴行,并批判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中国领导人被这一讲话震撼了,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事先了解讲话的内容,还有如果个人崇拜是一种错误,那么在中国对毛泽东英明领导的赞颂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就会被打上一个问号。毛泽东本人则指责赫鲁晓夫的政策过于宽容:“现在苏联人已经放弃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他担心列宁这把刀子也会被遗忘。1956年的第二个事件,即匈牙利“十月事件”中,他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弱化的后果。7

匈牙利反抗苏联占领的暴动(加上波兰的不太剧烈的骚乱)对中国的启示,以及苏联的去斯大林化是毛泽东1957年2月讲话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他明确地把它们联系起来,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行为“激起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动乱”。8演讲一开始,毛泽东承认在中国“一些人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发生感到高兴”,说他们以街头游行示威的形式要求“更多民主”,“有些人很天真……认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美好,而我们的民主却不够”。9“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乱了吗?”他反问道,然后他承认有“一些小的骚乱”。10他低估了这些事件的意义,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严重挑战的原因归结为已经清除了反革命,11毛泽东也说到党在1956年就停止了对敌人的处决,还指出,因为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威胁消除了,现在可以允许甚至鼓励批评的声音。他再一次提到斯大林,批评了这位苏联独裁者的错误。他认为,最严重的错误是,“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12,毛泽东谴责斯大林压制所有批评意见,并将其与自己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相对比。

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和其他这一时期讲话的中心意思是:矛盾和冲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人们把心里话讲出来并且热烈地辩论。他一度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很明显他将农民包括了进去)人数已经超过5亿。他问:是不是党,“要把他们的嘴完全堵住,只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张开一点,等他们一吃完饭就又堵住呢?那怎么能行?……(他们)必须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坚定地,用一千零一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能用强迫的方法阻止他们表达意见;我们只能在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和他们辩论。”在支持与对党有批评意见的人进行讨论时,他警告党的保守派不要发表“教条主义的批评”,在演讲的后面部分,他将自己的主题升级,称即使是工人罢工,学生骚乱也是允许的:“我觉得最好是允许骚乱”;“我认为应该让他们抗议到自己满意为止。”13

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会议,听取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很多人被他坦白的讲话和朴实的方式所吸引,并对他激进的提议感到震惊。14当讲话内容在所有关心政治的人中间传播开时,他们感到即将发生激动人心的改变。但是,之前的运动使人们不敢畅所欲言,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有可能会被用来对付他们。一些人要求公开发行毛泽东的演讲稿,为异议的限度提供明确的指导方针。15

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估量变革之风已经有段时间了。他们知道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演讲。此次演讲发表正值冷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坚定结盟,构成社会主义阵营,并且中国的媒体总是赞扬苏联是社会主义模范和“老大哥”,因此赫鲁晓夫的演讲有着巨大的影响。《参考消息》上有讲话的汉语译文,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都能读到。这段文字在各个单位的党委会上被宣读,但是参加会议的人被严厉告知不可做笔记,也不可以和外人讨论,虽然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讲话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16

“双百”方针号召“百家争鸣”,在赫鲁晓夫发表演讲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些人将其解读为中国“后斯大林时代”关系缓和的标志,但是知识分子还是很谨慎。之前党开展了很多运动,每次针对不同的敌人,这使他们害怕说错话。民主党派的一个领袖说:“从1952年开始,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接连展开,每一场运动都在它身后留下一堵墙,一堵将人与人隔绝起来的墙。”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敢宣泄自己的情感,就连和自己的密友在私下里也不敢,更别说在大庭广众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都学会了含糊其辞;说什么是一回事,想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17北京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费孝通,对此打了比方,被人们多次提到,他说1957年初人们害怕他们看到的是“早春天气”,因为随后很可能会有破坏力很强的霜冻,如果花开过早,会被轻易扼杀。18

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是有道理的。很多共产党员抵制毛泽东的欢迎党外批评的号召。然而,到4月底的时候,毛泽东克服了这一阻力,与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知识分子举行了气氛活跃的会议,鼓励他们畅所欲言,以帮助党改正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整个5月和6月初,民主党派应邀带头对党提出意见和批评。毛泽东一直倡导小党派发挥这一作用,之前他提出过“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他在4月30日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会议上明确地重申了这一原则。接下来的日子里,民主党派举行聚会,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李维汉领导的统战部组织了一系列公开座谈,来征集民主党派领导们的建议和批评,以纠正党工作中的错误。

前文提到,叶笃义是较早公开表态的民盟领袖之一,那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号召在高校取消党委会。笃义在政治方面一向小心谨慎,所以他以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建议来开始,并不奇怪。他的意见适时地刊登在了5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尽管文章没有提到毛泽东的看法。民主党派的建议不光备受鼓励,还在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上公开宣传,于是,5月13日,民盟领导人再一次聚会,对“百花运动”作出回应。19三天后,举行了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第七次座谈会,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导在5月17日的各大报纸上都占据显著位置。会上共有三十六人讲话,叶笃义便是其中之一。20

他的意见分几篇文章予以报导,涵盖了几项内容。他重复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建议,那就是高校应该取消党委制。他还说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政治感兴趣。当被迫参加政治会议时,一些老知识分子干脆摘下他们的助听器,这样他们就可以思考自己研究的问题。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强迫这些人参与政治。对于那些希望参加政治进程的知识分子,他建议各个小民主党派不再发展,并且组成一个知识分子党派来代表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条建议表明,实际上,所谓的民主党派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因而,成立一个“知识分子”党派来替代它们是有道理的,这也显示出了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习惯扮演的特殊角色。(相比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在美国政治中,一个知识分子党派能有什么影响力。)

笃义讲话之后,在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他对一个“非理性国家体制”的批评意见。文章中提到,他特别批评了根据政治地位和级别分配特权,于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很自然地就被定为5级干部,这是一个很高的级别了,这一级别的干部可以乘坐自己的进口汽车。他还提到了像他这样的民盟成员都感到不安,他们在国家官僚体制中有着重要职位,但是在制定政策时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制定政策的权力仍然由共产党主导。21

在发表于清华大学的意见中,叶笃义迫切希望消除大学中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职工的区别。在5月22日的座谈会上,他继续讲他的“拆墙”的主题,提出了一条关于当时政治语言改革的有趣建议。他指出每当一个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在对党内和党外的听众致辞时,开头总是“同志们,朋友们”,其中蕴含的想法当然党员是同志,而其他人则只是朋友。他指出,所有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至于西方媒体把他们称作是“同路人”,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每个人都当成同志。22这个要求改变政治话语用词的带有哀怨语调的请求,体现了叶笃义和其他很多人在1957年春所提出的诸多建议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目的不是反对共产党,他只是希望能在新的人民共和国里被重视,充分地参与共和国的政治进程。

由于他在民盟全国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叶笃义是叶家在“百花运动”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但是他的声音只是一群人中的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多场座谈会,以便让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为政治、文化、教育的改革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被媒体广泛报导,其中充满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批评,广泛程度前所未有。很多批评者都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领导人不加批判地跟从苏联模式表示担忧。很多人抱怨党在一切重要决策中都占据支配地位,也有很多人批评党的干部态度傲慢、主观臆断、行事粗暴。很多人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干部领导政府技术部门、学校和研究机构表示反对,因为这些“外行”不愿意听“内行”的意见。党员所享受到的特权和偏袒也是批评的另一个对象,许多人反对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暴行,使他们的同事经历了严酷且通常是不公正的批斗会。23

这些批评意见在由党控制的媒体上一经刊登,立刻在校园里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北京大学一直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从5月19日开始(即媒体报导叶笃义和其他民盟领袖评论的两天后),“大民主”现象爆发了,教工和学生在“三角地”的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学生的行为表现出了年轻人的冲动,也显示出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政治运动,他们不像前辈那么谨慎。他们开始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发动直接攻击,对无产阶级专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5月底,《人民日报》报导了人民大学一位特别直言不讳的年轻教师的一次讲话,她对共产党提出了直言不讳、非常露骨的警告。24

全国的高校都陷入混乱,叶笃义和其他民盟领袖在6月6日碰头开会讨论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担心学生运动可能失控并从校园转移到街头。他们已经听到关于工人罢工和骚乱的消息,并且如果这两股人联合在一起,后果很严重。25意识到共产党由于对安全机构有绝对控制权,因此有实力来粉碎任何对于自身权威地位的挑战,民盟领袖决心抑制学生的过分行为。他们看到有一个机会,可以作为高校代表在民盟与共产党的对话上起协调作用,所以他们联络周恩来想询问该如何进行,但是周没有答复。26

周恩来没有回应,是因为他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正在忙于准备如何应对。5月中旬,毛泽东意识到他运用党外批评来解决党内工作问题的计划已经失控,他看到大胆的民主党派领袖已经对共产党构成了威胁。5月15日,他通告给党的领导集体,“事情正在起变化”。他允许批评继续下去,不过,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目的是“引蛇出洞”。27《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明确宣布形势已经变了。文章警告说,阶级斗争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失,并指责某些人妄想逆转历史潮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党立刻发动了“反右运动”来打击这一威胁。从一开始,攻击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民盟,特别是盟中央领袖人章伯钧(1895—1969)和罗隆基(1896—1965)。这两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主党派中是长期的死对头,被指控阴谋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回顾以往,讽刺的是,对这两个人开始发起攻击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市民盟委员会主席、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在十年后的“文革”中他是第一个被打倒的目标。28

从“反右运动”一开始,叶笃义就成了首要目标之一。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吴晗攻击他民盟同事的报导里,叶笃义的名字赫然第四位。笃义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了,并很快着手准备他的自我批评。他的主要错误是提倡大学废除党委制。他意识到这一举措会使党失去它在高等院校里的基地,他的意图只是消除不满和冲突的来源,但是现在(他很快采用了毛泽东的语言),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导,他的自我批评受到了好评:“叶笃义认识到在那些生长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中间,陈旧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随时可能出现。‘我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充分说明这一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另外,他明确和章伯钧、罗隆基以及他们扩大民盟政治权利的提议保持距离。”29

当官方媒体的社论把大部分忠实的民盟成员和一小部分“右倾野心家”区别开来的时候30,叶笃义设法把自己和前者联系起来。他宣布民盟正式决定在组织内部发动“反右”斗争,并且加入揭发罗隆基历史问题的运动中。317月15日,《人民日报》用了半版来刊登笃义对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谴责和他自己的自我批评。他对自己早先提议背后的错误思想表示完全认罪,但是他指出他已于1952年和罗隆基决裂。认真地阅读这一整篇自我批评可以发现,它的写法非常巧妙。笃义不承认他的建议和批评无正当根据,只是这些与党的政策相悖,他现在也接受这一结论。

在每一点上,笃义的自我批评都小心地引用揭露他错误思想的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者《人民日报》的社论。但是,大多数时候,被引用的声明都是在他提出建议之后发表的。所以,他的关于废除大学党委制的提议(在5月份)是为了消除学校里不必要的纷争,但是他从7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得知,矛盾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叶笃义陈述他的错误思想是源于他未能理解社会主义体制下批评的六个标准,特别是需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接受共产党的领导。32每个人都知道,毛主席的六个标准是2月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最重要的一处修改,当讲话6月19日在国内出版时,这六点方被加了进去。其实,党是不得已才把这六点加进去的:6月1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从波兰找到的这篇讲话文稿的部分内容,因为其中热切地鼓励公开批评,党担心文稿内容在国内广为人知,于是《人民日报》6月19日刊发了毛主席修改过的版本,同时加入了这六个标准,用以区别恰当的和“右翼”的批评。33就这样,叶笃义的自我批评的结构中包含了自我辩护的因子。他从没说过他的批评是没根据的或与事实不符的,之后几年,他坚称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唯一的问题是在党邀请他去发表这些批评意见后,党又公布了新的标准,从而使他的观点在政治上不正确。他接受这一裁定并且希望这件事情就此结束。

不幸的是,结束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从6月下旬开始,对于主要“右派分子”的批评升级,包括了一些模糊的指控,说他们公开或私下举行的会议相当于形成了“无形组织”来架空、挑战共产党。章伯钧和罗隆基被认为是这个“无形组织”的领导人。到8月底,由于越来越多显示主要右派分子之间关系的证据浮出水面,章和罗被指是领导“一个反党集团”,有组织,有计划,还有具体活动。现在“无形组织”通常是带引号的,暗示了知识分子所供认的私底下的接触比他们所讲的更要居心叵测。34很快,每一次与友会面、交谈都变得可疑。8月中,罗隆基的女朋友,一个与他一块儿生活十年的共产党员,与他反目,并且说叶笃义也是他们家的客人。笃义被指认为在章伯钧和罗隆基之间牵线搭桥,并被指控意图将二人团结起来(他们总是作对,彼此不屑,这一点广为人知),参与一个颠覆共产党的阴谋。迫于进一步交代的压力,他承认借着“以文会友”的托词组织小型聚会。35

在毛主席时代的所有政治运动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人1949年前的行为和1949年后的行为的关系。1949年前,叶笃义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广泛而复杂的交际圈,他们彼此之间交往,也和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党员、美国人及后来去了台湾的同事或者共产党员交往。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家庭,在共产党政权的标准中,这类背景是相当糟糕的。他们逃脱不了这些“历史问题”:在早期的再教育运动中,他们彻底交代并被记录在案,并在后面每次运动中被反复提起。他们的任务是显示自己要诚恳努力,与过去诀别,改造自己,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始终不渝地忠心为新中国服务。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在这些运动中的工作就是把他们的对手与黑暗的国民党专制统治和国外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并且表明这些人没有变,还是意图推翻社会主义政权,使中国重归革命前的黑暗社会。

对于叶笃义来说,这一过程的极点出现在了新华社1957年11月2日的新闻报导里。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条这样写道:“叶笃义:二十年来一贯反动——向日美帝国主义献媚,替好多反共头目效忠。”“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而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他被认为是司徒雷登的教子,后者后来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笃义还是反共分子张东荪(1886—1973)的学生,而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随张来到汉口短暂停留,致力于‘中日媾和’工作。后来,他成为民盟中的英文秘书,与美国人和国民党人合作,‘与中共对抗’,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的观点亲美,他主张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文章继续讲到,尽管有这些不光彩的过去,党还是愿意原谅他的错误,并且让他在新政权中身居要职。但是,他继续与章伯钧和罗隆基搞阴谋,在1956年成为他们的中间人。他反对党在学校里的领导地位,主张成立新的知识分子政党,并建议政治协商会议采用和人民代表大会平行的委员会架构,这样两者就形成了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两院制立法机构。他之前的交代被认为不充分,不真诚,他又要接受另一轮的批判。就在六个月前,党还在为新中国的改革发展征求叶笃义的意见,现在他却被指与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有洗刷不掉的联系,并积极密谋反对共产党。

现在叶笃义被正式扣上了“右派”帽子,并被撤职。第二年,他被派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在那里的同学包括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如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和中国最知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费孝通(1910—2005)。他们二人也都是民盟成员,在“百花齐放”运动中的批评言论使他们也被打成“右派”。尽管有著名人士的陪伴,情绪也是紧张而严肃的。他们住在北京西郊靠近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里,在餐厅吃饭,彼此之间尽量少说话。每个早晨都必须“学习”,即读报纸,研究政治动向,然后将其运用到他们个人的经历当中,具体就是解释他们的资产阶级背景和国外的学习经历如何使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改造方案不是那么激烈。他们没有被要求劳动,下午一般是空闲的,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做一些体育活动,如笃义就会打打太极拳。但是,他们学习的要求很明确:他们必须完全地交代自己的右倾错误才能“毕业”。

对叶笃义来说,这个过程在1959年2月4日随着一份文件的完稿而结束,标题是:“对自己罪恶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3650年后再读它,会发现其中大段大段的都是他在坦白、恳切和诚实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在讲述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之后,从检讨书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看到笃义的内心表白:这是我所相信的。党说它是不正确的,我接受;但是这还是我所相信的。他描述自己三年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感到的失望,因为他的角色只是听报告。“大家头一句话说:‘我完全拥护……’我感到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格式,心里厌烦。”他然后注明他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因为他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对中那些无关痛痒的政治辨论的批评态度。

他对于外交政策的评论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们主要是坦白了他由于自己的亲美情结而怀疑苏联。他记录了1949年送别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一场会谈。司徒雷登警告说,“共产党人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祖国就是苏联,我希望你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叶笃义回答道:“我绝对不会一切服从苏联的。”他承认他盼望与美国的关系缓和,然后引用刘少奇的话来说明正确路线:“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线,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叶笃义的自我批评写于1959年,当时和苏联的关系已经趋于紧张(一年后决裂),他的自我批评像是在说:“我警告过你,不要过度依赖苏联。”

叶笃义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和一个小组被派去参观一个新农村庄,目睹在大跃进时建立起来的新公社的成就。这是极左的最高点,当时,“共产风”吹到乡间并使当地干部吹嘘夸大他们在大跃进时的成就。他静静地听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干部介绍公社是如何用猪与牛杂交生出500斤的肥猪,还有如何养了一天能下10个蛋的母鸡。其他地方的农民在“放卫星”,说亩产比过去的最高产量多十倍。笃义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许对农村生活不熟悉,但是他们知道这些故事都是编造的。如果要质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就会被当作右倾,所以他们都默不作声。37

叶笃义在自我批评中提到了他的这次乡村之行,并且记录下他对于贫穷农村的错误反应:“这就算共产主义了吗?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我现在的水平高呢。共产主义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当然,他很快指出他的这些质疑只是暴露出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观点。为了改正这一错误,他承诺会采用六亿中国人的观点。他又一次引用刘少奇的话,发誓他的想法都将“要从六亿人民的整体角度,而不从你个人的剥削阶级角度去看它”。当时,大跃进使全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自我批评也是对党内引领中国方向的一小部分人的批评。如果这是潜台词的话,那它隐藏得还比较深。在自我批评的最后,叶笃义承诺自己的言行,会“认真听党的话”38。由于下了这一保证,他很快学习结束,回到了家庭的温暖怀抱中。

回家并不容易。我们回想起笃义和他妻子的关系长期紧张,他搬出去住在民盟的办公室。由于被撤职,他失去了这个住处。但他还有孩子,他政治上的麻烦就显得更具创伤性。他唯一的儿子拒绝和他说话,并且保持沉默三年。这是响应国家号召和家里的右派分子“划清界线”。笃义最爱的女儿维祯在他被批斗时,刚刚被大学录取。由于她父亲的右倾错误在报纸上反复报导,她不良的家庭背景广为人知,学校的党支书和老师纷纷施压,让她和父亲划清界线,并且和他们一起揭露她父亲的罪行。其他学生在她背后议论纷纷,有时也当她的面说。一次她感情失控,在数学课上哭了起来。一位很有同情心的系主任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把她送进医院,他自己也是一名民盟成员。医院诊断她为神经官能症,并让她休学一年。这一行为其实是保护了她,直到批判的风暴平息。当她父亲的自我批评完成后,她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60年,笃义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他总算可以和自己的儿子和好了。他的儿子那时已经18岁了,他走到父亲面前并与他握手。笃义眼泪夺眶而出,他挚爱的的儿子也一样。39

由于叶笃义在民盟中央领导集体中的突出地位,他在反右运动中受到的迫害尤为严重。其余大部分的家庭成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天津,长兄笃仁总是小心谨慎。事实上,他如此小心翼翼地服从党的领导,所以在1957年被擢升为民盟天津支部的书记,负责监督“整风运动”。笃义完成自我批评后,向他的兄弟叶方(当时在东北担任领导干部,适来北京出差)征求意见。叶方告诉他,他的自我批评等于是在挑战党的权威:他不应该那么骄傲,他应该向顺服的笃仁学习,笃仁是一个资产阶级,他“解放后向无产阶级投降了,一心一意听党的话”。40作为一名党员,叶方自己还是比较安全的。他们这一代的姐姐妹妹以及排行老四的笃信都没有参与政治。科学院有几个学术单位在反右运动中被保护了起来,而叶笃正就在其中的一个学术单位里。41

方实在新华社节节高升,他也被卷入了反右运动中,但是他的角色不是受害者而是迫害人。当时,他刚刚在中央党校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是新华社国内部的四个副主任之一。他的任务是政治口和教育口,这使得他需要积极投入,报导大学里开展的“百花运动”。1957年6月和7月,他有一次出国的机会,随代表团访问东德,所以,当“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在国内。当事情在8月份升级时,他正好回到北京并负责报导反右运动。这时,他所在的部门负责报导1957年11月新华社对他哥哥叶笃义的批评,说他“二十年来一贯反动”。他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保护哥哥,人们也许会想,或许他觉得自己必须向相反的方向倾斜。当笃义来看他并征求意见时,方实建议他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评,认识到他的首要义务是完全忠于党。42

在他所在的部门里,方实执行上级的命令、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揭批潜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如同当时全国其他学校和机关单位的干部一样,他们中有5%的将被划分为“右派”,凑不够5%就是完不成任务。5%这一数据源于毛泽东一次有些含糊的讲话,毛泽东说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而新华社划分的比例是7%,超过了硬性指标。43他们对自己能超额完成任务,认为不仅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并且支持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实所在部门内最有名的“右派分子”是一位年轻的战地记者戴煌,在报道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都是英雄般的人物。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目睹了一些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现象时,对国家的某些方面他产生了失望之情。在听了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道后,他勇敢地写了一封“万言书”,批评中国的官僚制度和新的特权阶级的兴起。戴煌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此在组织上开始对共产党内部开展“肃清右派分子同情者运动”之后,才受到批评。他被视为应当改造的对象之一,戴上了“右派”帽子。妻子和他离了婚,然后他被送到严寒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在那里,他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迫害。到1960年代初期,始获准回到北京。1962年初,政治气氛短暂回流,组织上鼓励他把在北大荒劳改农场所遭受的苦难写出来。于是他“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方实读过这篇《回顾》后,把它交给了上级组织作为参考。他希望能引起组织上对戴煌的同情,因为戴的不幸遭遇,他也有责任。但不幸的是,此时政治气候又发生了改变(在北戴河举行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坚定地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于是戴煌又被送走,开始了新一轮的劳动改造再教育。这一次的后果更加严重,加上“文革”,戴煌承受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牢狱之灾。44

叶家受到“反右运动”迫害最深的是叶笃庄。他的工作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57年3月正式成立,前身是华北农业研究所。它将作为国家研究中心,用社会主义科学的先进成果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45它的领导都是在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接受过教育的干部,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它都不是一个特别进步的组织。百花运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人的思想从盲目跟从苏联模式(尤其是斯大林模式)里解放出来。在生物科学方面,这意味着摆脱李森科的影响和他对米丘林观点的支持,即后天特征可以被继承。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双螺旋是DNA基因分裂和繁殖的结构性机制。随着这项发现,基因工程掀起了一场革命,米丘林的思想必须被抛弃。这一转变已经随着苏联的去斯大林化而开始,1956年4月,李森科的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被撤销。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依然是米丘林学说的阵地。1957年秋,一位农作物育种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学院内部的《农业科学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那些以“达到国际标准”为名,追求“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著作,就像现在遗传学研究流行的DNA、RNA一样”46的人由于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一直质疑盲目地跟随苏联的做法,所以这一《通讯》发表了一篇文章《粉碎右派的阴谋,坚定地学习苏联农业的先进经验》,激烈地捍卫米丘林学说。471957年春天,《通讯》没有提到席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批评浪潮,除了一些图片中包含了含蓄的政治信息。春季版的《通讯》封面充斥着蝗虫、棉铃虫和被真菌污染的水果,而不是以前常见的庄稼丰收和苏联专家提供帮助的照片。48

叶笃庄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受到严肃批评,而且他患有肾脏方面的疾病。由于身体上和政治上的双重烦恼,他感觉很糟,故意躲避春天的风潮,请假在家里翻译达尔文的著作。学院的党领导去他家看望他,并保证他的观点一直是受到尊重的,以讨好他。这一友好姿态就是为了鼓励民盟成员出来讲话。但是,他很怕得罪这些党的领导人,因为他害怕会受到无法避免的惩罚。最后在北京的民盟领袖,包括吴晗,也鼓励他,还有媒体铺天盖地地报导批评意见,使他相信党是真的鼓励公开讨论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这样,在5月底,尽管他直言不讳的性格过去给他带来了麻烦,笃庄还是被劝说参加了几个座谈会,讨论学院的工作。49

整体来看,笃庄的言论是非常合理的,在这一时期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他的一些语言太直率了,而且他点名批评的两位学院领导肯定是错的。他的主旨是院长应该努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学院的科学使命。“百花”运动中,许多人提出意见,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表示赞同,并举例说一个副院长说他不懂技术方面的问题。笃庄的回答是:“不懂就要学;不懂,也不学,成何体统?”并且尖锐地提出意见:“凡是所长、主任等人应当一律拿出一部分时间参加研究工作,可以做主持人,也可以做助手。”50毫不意外,他认为党的领袖过度关注政治问题,甚至还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攻击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学家“落后”。他抱怨开会太多,琐碎文件没完没了,还有陈旧的、像衙门一样的官僚制度。他号召民盟有更大的作为,哀叹“民盟只是参加施工,而不能参加设计”,他强调要追求研究的“远大目标和国际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他发现学院的成就不足。在一个日后给他带来麻烦的陈述中,他说:“农研所翻了几年筋斗,做出的成绩不大。”51

几次座谈,他主要批评两个学院领导人。院长就住在叶笃庄楼上,他们的个人交情很深。即便如此,在一些方面,叶说“院长不是真正的农业科学家”。52他对于副院长和党委书记李某的批评更加尖锐。在一个民盟会议上,叶笃庄表示了这一普遍的担心,即批评党的人以后会受打击:“整风了,很多老问题会提出来。意见提了,会改吗?会遭到报复吗?我没有信心。”他引用了一个经历过的例子。叶笃庄在肃反运动中被猛烈攻击之后,党委书记李某要求叶和他交换住房,因为他希望能和院长住得近些,以便征求院长的意见,同时也为了方便用他的私人电话,虽然李当时的房子距陈的房子只有15米远。叶笃庄不愿意,说他们家住在那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孩子们对周围环境都习惯了,他不希望他的家庭受到打扰。这个请求被拒绝后不久,住房管理处收走了之前分给他用来休息和养病(肺结核)的房间。他得到这一讯息后搬出了那套公寓。53在他看来,他不会忘记李滥用职权的这次公开显露。

6月反右运动开始时,叶笃庄没有怎么被提起。在科学院,主要对象是一个年轻的化学家,一个有美国博士学位的除虫剂专家,他积极倡导计划生育,并(在笃庄的帮助下)刊印了一万份小册子来宣传他的马尔萨斯论。他的标题“扔砖头”很有挑衅性,文中认为农业生产力的提升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以前五个人吃三个人的饭,现在是八个人吃四个人的饭——这样的负面思想是不可接受的,学院贴满了大字报,攻击他的右派思想和反社会主义观点。54

虽然帮助出版“扔砖头”,但叶笃庄只是稍微受了一点影响。只是到了后来,当农科院想要达到5%的右派定额时,他被定为批判的目标。由于政治背景存有疑问,又与民盟之间存在长期关系,他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目标。再加上,在批判他之前的几天,《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农科院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他的一些批评意见,所以当地的党领导又有了一个恨这个发牢骚的人的理由。55作为一名民盟成员,他先是被指控与他的兄弟叶笃义一起,担任章伯钧和罗隆基之间的联络人,但是他设法说服了审讯他的人,使他们相信1949年以后他就没有再见过罗和章,所以这一项指控失效了。焦点转向了在公开座谈会上,他对领导缺乏农艺方面的专业知识发表的看法。批判会持续了整个夏天,因为他一如既往地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他坦白说:“我是右倾,到了成为右派的边缘。”党支书大笑并回答:“只要你再向前走一步,我们就可以结案了。”此时,他还是怀疑党对那些认罪的人是否是真的宽容,所以他拒绝认罪。支书回答道:“会上见,那里会有人让你认罪的。”56最后,9月的重要大会由党支书主持。这一会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都收到一份文件,题目是《彻底全面驳倒右派分子叶笃庄的反动言论》,文件还包括很多笃庄的讲话和文字以及如何反驳它们。有了这样的支持,他们被告知要“准备大会发言”。57一份异常详尽的会议记录显示,这个支部是如何利用粗糙但却十分奏效的辩论法来使批评党的人缴械投降,并羞辱他们的。58

在“百花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批评意见的核心是认为党忽视了他们的先进学术教育和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对抗成为了党的“红”和学术的“专”之间的典型对抗。针对这些专家的批评,党试图把他们的教育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并受到日本和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但是,党还想用一些更具体的办法证明,这些专家并不像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它必须剥夺他们的学术权威,并公开地挖苦和羞辱他们。这些诋毁会使他们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内被孤立,失去潜在的支持者,最后,顺服于领导的主张。这就是针对叶笃庄的批斗大会的作用。它们的意图在于显示这个声称是“资深研究员”的人根本不是专家,只是一个“混入农业科学界的文化掮客和政治骗子”。

叶笃庄一向为自己接受的传统经典方面的教育而骄傲,而攻击他的第一步就是质疑他是否是“‘博古通今’的大内行”。他的批评者们引用了一篇他寄给《人民日报》但未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也谈读书》。他们找到一个在引用古文时出现的错别字,并断定他在探讨中国农业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时依赖日本人的学术研究。但是,这些批评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没有什么条理。当主题转向他掌握的农业科学技术时,事情升级了。笃庄最近期的工作是农业经济学(一个被农科院抛弃的领域),他在日本所受的农艺教育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很快,他发现自己站不住脚了。由于已经被持续数月的批斗会搞得筋疲力尽,他试图通过承认所有错误来逃避这一切。但是,他的审讯者不会轻易放过他。

问:你说过华北所翻了几年筋斗,做出成绩不大,根据是什么?
答:我是胡说八道。华北所的成绩很大。
问:有哪些成绩?
答:成绩很多啰!好像研究制造了兔化牛瘟毒疫苗、六六六,研究了甘薯黑斑病的防治,推广了早洋麦。

记录中提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八年来做出的研究成果149项,而叶笃庄只能列举出四项。

问:甘薯黑斑病怎样防治,你知道吗?
答:大概是温汤烫苗。(会场发出笑声。按:应为浸薯块。)
问:早洋麦又有什么特点呢?
答:产量大、早熟。(群众:咦!早洋麦早熟,按早洋麦为晚熟品种,叶只是望文生义。)
问:你算是个什么内行?怎么连最普通的常识都不懂?你以前担任《农业科学通讯》主编是怎么做的?
答:我是一个混子。什么都不懂。59

他翻译的达尔文和米丘林的著作(他继续支持米丘林)被屏除,因为作为译者他是仰赖于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文化掮客”。最后,会议转到他最重要的出版物,写于1948年的关于华北棉花种植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颇受好评,但其中广泛地依赖于日本学者的研究,但是这一日本的学术成果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被当成是“反动谬论”予以驳斥,笃庄很难去为自己的著作辩解。

问:请解释一下你书中所写的几个名词,何谓黄土冲积土?
答:我不知道,是抄别人的,什么叫黄土,什么叫冲积土,我根本说不上来。
问:书皮上不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叶笃庄著”么?
答:我这几天已深刻地认识到我是彻头彻尾的文化掮客,是个混子,书完全是抄别人的,我自己什么也不懂。
问:你还是四级研究员呐!
答:完全不够资格。
问:内容是抄的,前言总不是抄的吧?
答:全是抄的,前言也是抄的。(哄堂大笑,前言也是抄别人的,真乃千古奇闻。)

叶笃庄被剥夺了学术资格,最后,批斗会转而攻击他的政治立场,而他的政治立场是由阅读他专著的前言部分而拐弯抹角得来的。在讨论他研究所引用的日本研究者的调查资料存有问题时,他的前言提到了“日本侵据了华北”。他的指证人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人民大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并且否认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的存在。他的结论——日本提高棉花种植的努力“难以令人满意”——被理解为“为日帝惋惜”。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华北大多数农民是自耕农的准确报导被理解为攻击土地改革“企图说明土地改革的主要对象是自耕农”。美国农学家约翰·卜凯的详细调查也显示中国北方没有太多的地主,但是共产党强烈拒绝接受这一观点。60现在叶笃庄被指控为“为地主阶级服务,贩卖卜凯观点,反动透顶,腐朽到家的农业经济学家”。所以他的学术成就不仅是假冒的、错误的,它还为旧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样,它很明显地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因而也是反动政治阵营的一部分。

这次批斗会之后,1957年9月31日,笃庄被正式宣判为右派。批评还在继续:小型会议讨论,大喇叭广播,大字报贴遍了农科院的墙上。在会议上,朋友们和同事们起来根据院里提供的稿子来批评他。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和机会主义者表现得更加激进,希望从对这位高级研究员的批斗中为自己谋取潜在的利益。在这一阶段,批判从他的学术工作转为他的个人历史。他的阶级背景曾经被列为比较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变成了“官僚资本家”,是人民的敌人。61他在战争时期曾参加共产党的八路军,但时间不长,现被说成是“抛弃革命”。批斗者很关注他在战后和美国人的关系,特别是和裴克的关系,是他介绍叶笃庄参加了战略情报局(OSS)。在抗日战争中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是一回事,而在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美国人支持国民党,这时与美国人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和新闻界或曾参与美国情报活动的人保持友好关系,都成为了怀疑对象。批斗者试图利用叶笃庄供认的背景和性格的复杂性,描绘一幅简单和连贯的画面:这个人出身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与旧的官僚阶级深有关联;他曾经在日本留学,在短暂的游击生活后抛弃了革命,在战时成为美国的间谍并在战后继续与他的美国友人保持联系,撰写的学术著作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新中国成立后抱负受挫,最后进行对共产党的不公正的疯狂批判,表现了他的反动和反革命本质。62

大小规模的批斗会虽然很伤感情,但所有的参与者都意识到为他辩护毫无助益,因此他没有辩护人。老朋友不理他:一个老朋友在北京市中心的大街上碰到叶和他的妻子,一句话都不说。63即使是他的大家庭也没有提供多少支持。他的兄弟们知道笃庄的麻烦(《人民日报》报导了批斗会),却无能为力。64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涯方面,他被完全地排斥。

笃庄的女儿们作为右派的子女在学校被人嘲笑和骚扰。老师们敦促她们与父亲划清界线并揭发他的罪行。她们拒绝了。二女儿只有8岁,倔强地坚称:“我的爸爸不是右派!”并且回到家还向父亲保证:“爸爸,你不是右派,你是一个好人。”他很受感动,但是也痛苦地感觉到他为这个家庭带来的苦难。孩子们拒绝与她们的父亲决裂,为此,她们在学校付出了代价。以前,她们是老师的宠儿,因为她们成绩好,还因为她们的父亲拿译著出版的版税给学校捐款。现在她们则被批评和训斥,孩子们为父亲的错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变化来得如此突然,虽然她们明白她们命运的转变不是她们的错,但是理解或接受这一切并不容易。也许责怪父亲与父亲划清界线能使她们的困境有所缓解,但是她们不愿意那么做。笃庄的妻子不那么容易原谅,认为他的问题是由于他的固执和拒绝承认他的罪责所致。孩子们晚上听见父母在争吵,这增加了她们的焦虑。65

叶笃庄在家等待最后判决。他以前收到过书面警告,说他曾经被戴上“极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2月,他曾填写了一份申请,申请“劳动教养”的判决。66这样,家里再不会有他的工资这个收入来源,一家人尽量减少开支,为未来艰难的生活做准备。一个月后,他从四级研究员降为六级研究员,并被分发到图书馆工作。671958年6月28日下午,他经历了最后一个自我批评会议。他的个人档案中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没有完整地记录他的自述,但涵盖的主题相当宽泛,很不同寻常,耐人寻味。贯穿其中的主题是他对那些为革命服务多年但最后却被批判而感到痛苦。他承认他对于高岗1953年被清除出党感到意外,高岗是西北革命的重要奠基人。高突然被罢免,之后自杀。他对于最近对斯大林的批判同样感到震惊,以前听到的都是对他的赞颂。但是,他相信在1950年,斯大林没有亲自去莫斯科火车站接毛主席,这是对毛的一种侮辱。这些话题显示笃庄很关注敏感的国家大事。剩下的内容就是照常地承认所有他被指控的罪行,结尾的时候,他保证会改造自己:

通过反右派有一定认识。自己离彻底的改造标准很远,我是不同的人,从右到左,180度转变,可以有个跃进,可以有个突变。但45岁以上的人比较费力。通过反右斗争,今后在图书馆工作在同志们严格监督下,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交心是长期的。以后,随时有问题随时交,主动接受党的教育。68

1958年夏天,他碰到了党支书,党支书邀请他到家里喝茶,抽昂贵的进口烟。书记告诉笃庄对他案件的决定已经出来了:不会要求他干重体力活,他的家庭也不会面临财政问题,他可以考虑一下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任务。支书还暗示他他的案件得到了更高领导人的关注,说他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有过联系的共产党员徐冰(1903—1972),现在是统战部的主要领导人,“对你很惋惜”。笃庄非常高兴,带两个女儿去一家豪华西餐厅吃了价值20元的炸虾,庆祝这个好消息。69

一天早上,笃庄正在图书馆工作,保卫科一个干部来找他,要他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结论写得很简单,说他攻击“肃反”,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张结论书看上去很普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签了。他认为,院里的领导人只是为了完成5%的右派人数指标。终于,他的麻烦看起来是要结束了。1958年9月18日,当他在图书馆的阳台上打太极拳时,一个同事叫他听电话,告诉他院里要派他去南京。当时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之时,媒体正在报导全国范围内的大丰收。外国记者要看中国古代农业高产纪录的材料,要他去南京农业遗产研究室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他在几个星期前就听说过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他被告知必须赶快,以便搭乘下午两点的火车。他去附近的一家商店买了一条新裤子。女儿帮他收拾行李,陪着他。中途听到外面磨刀人的叫声,她央求爸爸一定要磨一把刀子。她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觉得磨刀的老头没有活干,“怪可怜的”。妻子要到晚上6点才回家,所以他给妻子留了张字条。女儿送他到大门口,他给了她一些硬币让她给自己和妹妹买糖吃。上了出租车后,女儿摇着手向他说:“爸爸早点回来。”

在大门口,他被介绍给一位刚刚从部队转业的年轻同事,这位同事会陪他去南京。上了火车后,他的同伴去换卧铺票,以方便晚上休息。这样的奢侈不同寻常,但是同伴告诉他院里关心他的健康,并希望他能舒适一点。很快列车长过来告诉他,票换好了,他被带到了列车长的包厢。当门打开的时候,他被推了进去,里面两个男人正在等他,一个穿着警服,一个穿着便装。两人命令他自报姓名,他问出了什么事。

“你被逮捕了,在逮捕证上签字!”着便装的人说。
我问:“为什么逮捕我?”
“你是反革命!”
“我怎么反革命了?”
“少废话!有你说话的地方!”我不得不在逮捕证上签字。

随之,三人在丰台站下了火车。穿警服的人走在前面,好像和他们不是一起的,穿便服的警察拿着笃庄的包,像是一个助理。他们上了一辆轿车折回了北京。笃庄被命令低头并不许向上看,直到他们到达北京草岚子监狱。

没人告诉他的妻子他被秘密逮捕的事,妻子还以为他在南京做研究。过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丈夫都没有信来,她开始担心并且向学院领导询问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别人这么告诉她,从她丈夫在民盟的同事那里,她得到了同样宽慰的信息:即使他被拘留了,他只是说错了几句话,应该不会有问题。最后,她联系到了一个人脉很广的熟人,他给公安部长打了电话。第二天,她收到了他的回复:没有叶笃庄的逮捕令。这一寻人过程持续了大约三个月,最后她被告知丈夫已被投入监狱,并让她寄去冬衣、被褥还有肥皂。70

即使过了很多年,叶笃庄的罪名都平反了,他和家人还是不知道他在1958年秋天突然被捕的真正原因。他的档案里存着一份来自农业部的文件,标注日期为8月8日,其中写明共产党统战部已经批准把他降为6级研究员。在这一页的底部是一个院里的人做的注释:“叶笃庄已于1958年9月18日被市公安局逮捕。理由:反革命。”71改变处罚的判决在8月中和9月中之间发布,正好是台湾海峡危机爆发的时间,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控制下的金门岛进行炮击,美国海军支持台湾盟友,国共双方在台湾海峡上空不断发起空战。一股反美宣传浪潮充斥着媒体,很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笃庄的案子又再次被提起,因为他过去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关系,所以此时,这成为了一起悬而未决的案子。冷战中的高层政治影响到了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72

在草岚子监狱,笃庄的晚饭包括玉米面窝窝头、水,以及海带。牢房里提供被褥,因为疲惫不堪,他很快就沉沉睡去。午夜,牢房的门上尖锐的“砰”的声响将他吵醒,一个狱警喊道:“审问开始!”他被带进一间房间,房间中间有一张长桌,他对面的大幅毛主席像下坐着一位审讯官和一名书记员,他坐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遭到厉声呵斥:“谁叫你坐了?”于是他就一直站着,直到面无表情的审讯员命令他坐下。然后,典型的审问方式开始了。73

问:“你知道为什么逮捕你吗?”
我立即回答:“你们不是说我是反革命吗?”
这时审讯员用力把桌子一拍,声色俱厉地说道:“胡说!你自己认为为什么逮捕你?”
我说:“不知道。”
他说:“逮捕你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决定的,你不要再存任何幻想,老实交代,低头认罪,才是唯一的出路!”然后又交代政策,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

头一次审讯持续了一个小时,类似的问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展开了,他被迫一遍又一遍陈述他的全部历史。焦点总是集中在他在美国战略情报处OSS的工作,还有在战后与美国记者裴克、布雅各的关系上。三个月后,他的审讯官对于没有取得新的线索感到绝望,所以告诉他写书面交代。他不能写任何开脱罪责的细节,例如他在民盟的上司批准他加入OSS。他必须明白,在为裴克和布雅各提供信息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宣传革命,而是明明知道是为美国特工提供情报。虽然有人记录他的犯罪交代,他还是需要自己亲手写,并发誓他是自愿写的。当他最后终于写完,对方也终于满意了之后,答应他“他的革命历史”不会被忘记。几天后,他收到了一包妻子寄来的冬衣、被褥、肥皂和牙膏,于是,认为自己所受的折磨可能会很快结束的这一渺茫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他意识到自己会被关押很长时间。74

这个时候,笃庄换到了一间大牢房里,日常的监狱生活开始了。草岚子是一个旧的国民党监狱。事实上,反右时的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1902—1997)1930年代也被关在这里。这是旧式的一层砖结构牢房,小的关几个人,大的关20-30个人,人挨人睡在大炕上。囚犯一天吃两顿饭,每顿都有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一碗只有盐和一点大白菜的汤。每个牢房都有一个茅坑,每天会把囚犯放出来10分钟大便。尽管卫生条件比较原始,当局还是很注重卫生,被褥要经常拿出去通风,并检查有没有虱子,每隔几天,医生就会来一次。一天中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组成小组学习报纸上的材料,讨论并认罪。早中晚都会有这样的环节。大部分人已经完全适应了生活中的这一例行程序,不过在监狱,这些环节更为频繁,并由一个担任“值星员”的“狱友”带领。笃庄所在牢房的“值星员”是一个前国民党特务,这使他感到难过,因为这样的人是他过去反对并致力于要打倒的。其他的囚犯是典型的反右对象:几个前国民党公职人员,一个清华的物理教授,一个一贯道的领袖,一个耶稣教的牧师,一个回民出版商,一个普通的强盗和绑匪,一个满嘴怨言的年轻的技校老师,一个华侨,几个曾经与外国大使馆联络想离开中国的人,一个说喜欢斯宾诺莎多过马克思的高中毕业生。

这不是一个蹲监狱的好时间,虽然成千上万的人由于反右运动遭受了不公的命运,被投入监牢。大跃进的灾难性失败使得中国乡村发生大面积饥荒,城里食物短缺。自然地,监狱囚犯比常人受的苦要多。75有一段时期,他们每天只能喝两次稀粥,每次三碗,这样的饮食使很多人都感到头晕和无力。当馒头恢复供应了以后,都是黑面粉做的,可能是大麦,这使笃庄和其他很多人严重便秘。就算是吃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不得不用手指把大便从肛门里抠出来。

意识到自己会在监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笃庄想继续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以此来打发时光。他要求狱方允许家里给他寄一本达尔文的著作《人类的演化》和其他一些有关的英文和日文书籍,还有一本英汉词典。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要的东西都得到了,这样的迁就使他喜忧参半,因为这再一次表明,当局认为他会在监狱里待很长时间。因为囚犯只能用纸写他们的自供述,他把译文写在了日语版本的行与行之间。大部分空余时间和晚上的时间他都在翻译,并把这个《人类的由来》当做一辈子最好的译稿。不幸的是,虽然他后来设法把这些稿件寄给了他的一位兄弟,但是它们在“文革”时被烧毁了。76

静下来的时候,很自然地他会想家,然后把一些思绪记录在自己的诗作中。想到他的妻子,他就想知道“他们在一起共度十三年的酸甜苦辣,能不能再度重温”,并哀悼他们逝去的青春。一次,他看到窗外的燕子俯冲下来捉虫子,就想到自己的女儿可能也在看同样的情景,并想象着她们“日夜盼着父亲回来”:“往事如云烟,无限辛酸,十三年聚有余欢,梦里依稀说虎事,去矣年华。窗前飞乳燕,上下飞翻,朝朝暮暮盼爹还,一片深情隔不断,高墙入天。”77

1961年夏天,他被转到另一所监狱,这里的囚犯都是已经认罪,案子也了结了的。之后他又被移送到法院看守所。那里的条件更好一些,有浴室、不错的饮食,有烟和厕所,还能几个星期看一次电影。另外,第一次允许家属探视,在见家属之前通常会理发和洗衣服。规定很严格:不许抱怨,不许要食物。接见在一张木制长桌子上进行,被守卫严格监视。他给妻子寄了一张明信片后,妻子第一次来探视他,跟他的弟弟、在科学院工作的叶笃正一起来的。笃庄给他们看自己瘦弱的臂膀并公然要求给他带些吃的,为此后来他被监狱管理员严厉地批评。但是,他开始定期收到一包包吃的。

1962年的一个黎明,微弱的希望来临了。过度的大跃进引起了经济崩溃、饥荒蔓延,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随之受到影响。随着毛泽东从政府日常工作中退出来,新的务实政策指引着新的领导层。农村开始进行改革,自由市场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合作社和集体农业被削弱。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党的控制出现了短期的放松,许多人将其比作1956—1957年的缓和阶段。知识分子再次被鼓励畅所欲言,很多被指控为右派的人平反了,他们的右派“帽子”也摘掉了。78

1962年5月,叶笃庄被叫到医生办公室。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心烦?”“我饿了!”他回答道。医生没进行任何体检,但他被送到了病房。几天后,他被告知收拾东西,去肺结核病房。他感到很困惑,一些有经验的囚犯知道出了什么事:“你可以保外就医了。”监狱里规定不允许普通牢房的犯人保外就医,这座监狱是遵守规定的。几年来,他在监狱里做了一些很卑贱且报酬很低的工作,账户里有些收入,这些钱也给他了,然后他被带上法庭,宣布保外就医的决定后,他被告知:“你在外边如没有不法活动,就不叫你回来了。”5月28日,他等来妻子,并一起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在回家的路上,妻子紧握着他的手,只说了句:“孩子们都很好。”79

回到家,孙竦给他喝了一杯热巧克力,还有饼干。他喝完了整杯,然后又吃了一大碗面,四年来吃的第一碗面。他的好胃口把她吓着了,冲出去买帮他买消化的药。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她们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消瘦的人。其中一个非常难过,跑回房间在床上哭泣。慢慢地,她们彼此习惯了,他们又去了莫斯科餐厅来重温旧日的时光,但是这次很失望,因为没有罗宋汤,并且夏天太热,冰激凌也化了。

笃庄回到家后,他的弟弟方实两次从新华社来看望他。第一次,兄弟俩很谨慎,避免谈到笃庄的困境。第二次来访,笃庄把所有的经过告诉了他,他的弟弟决定调查。回到新华社以后,他和上级领导说了,但是领导让方实不要插手:他会让别人找关键人物谈话,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北平的地下党领导,他们可以证明笃庄在那时是在与党合作。80

几个老朋友也来探望,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民盟领导人高崇民,他曾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听完叶的叙述,他对于如此不公的遭遇反应极其强烈,敦促他马上上诉。笃庄不愿意,他已经失去了斗志。他感到挫败,不想再当什么英雄,只希望和家人平静地生活。他知道反抗判决的结果。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很坚持:“你这样的思想表明你不信任党。”他来了好几次,催促笃庄准备上诉用的材料,最后愤怒地给了笃庄一个最后期限,是在7月初。

6月28日,获释后整整一个月,叶笃庄再次被捕,直接被带到法庭,作为美国间谍判刑十年。较之于他过去的坦白,并没有更多的新证据,并且再一次在判决时法官承诺他对革命的贡献将不会被忘记。他有两周时间可以上诉,他连夜起草了一份上诉书,次日即交了上去。同牢房的老狱友敦促他马上撤回:上诉意味着抗拒,这只会带来更严厉的惩罚。他被告知他的刑期为十年,已经服刑四年,再过六年就能出来。但是,他不能收回他的上诉,两个月后,他的判决在“上诉后”维持原判。81

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叶笃庄1962年夏天获释却又再次被捕的真正原因,但是有两点是肯定起了作用的。第一,正如新华社记者戴煌的案子一样,1962年中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月到2月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党代会上,有七千名从中央、省级再到地方一级的干部与会,党中央领导层一反常态地坦率承认在大跃进过程中的左倾错误,并对此自我检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几千名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得到了平反。笃庄5月份获释显然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到了夏天,粮食大丰收,结束了前几年灾难性的饥荒,毛泽东也有了底气,又再次转左,最为著名的就是在8月份度假胜地北戴河举行的会议上宣布党永远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部分程度上,笃庄似乎是被这新一轮的左倾所累了。82

但是,他的受害还有更具体的原因。在大跃进后期发生灾难时,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台湾的蒋介石加紧U2侦查飞行,并开展秘密行动,派间谍渗透到大陆,寻求机会“光复大陆”。新华社准备了一份关于这些活动的重要报导,敦促对“顽固反革命分子”保持最高的警惕性。6月18日,毛主席命令把这一报导分发到全国所有党委展开讨论。六天后,这篇报导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对任何一个有职业敏感的公安人员来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释放一个被指控是美国间谍的人不是什么好主意。6月28日叶笃庄的重新逮捕可能就与这一转变有关联。他又一次成为了高层政治的牺牲品,并且绝不是他自己造成的。83

叶笃庄1962年被再次逮捕后,他的家人也被从他们在农科院住的公寓里赶了出来。孙竦和女儿们挤在她工作的北京电影厂给的一个小门房里,慢慢地,他们在电影厂的住宿条件有所改善,到了1964年,全家住进了一套比较舒适的两居室公寓,在那里,女孩子们度过了她们青春时期。有一段时间,笃庄被关押在北京,他的妻子可以去看他。在院子里边走边谈时,他建议说为了孩子们,或许妻子应该和他离婚。这样做,家里的人能表示跟他“划清界线”。但是,笃庄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追求这位上高中时的心上人,就连他的人事表格上别名一栏也写上了“心束”,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用的昵称。84对他来说,提议离婚肯定很痛苦,当妻子离开时,他轻吻了她的脸颊。几天后,他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同意离婚。对于孙竦来说,这只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性行动,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着想。她还和他保持联系,给他寄包裹,并且没有再嫁。虽然离婚是笃庄提出来的,但当他收到这封信时他被彻底击垮了,几乎晕倒。他们夫妻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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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明日报》,1957年6月6日版。这是叶笃义第三次陈述自己的观点,也是最清楚的一次。也可参见1957年5月8日及1957年5月17日版,报道了最初在清华大学召开大会的情况。
2.《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版。
3.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86页。
4.《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版。
5.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80页,引用了存于中国民主同盟档案馆的一份《中央工作总结》。后来关于毛泽东讲话的出版物中,他的遣辞更加谨慎:“现在看来,在学校建立党委的体制似乎不妥,应该予以改进。”Cited in Roderick MacFarquhar,Timothy Cheek,and Eugene Wu,eds.,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9),367.后面这一版本可能有所更改,以使毛主席的讲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叶笃义的称引,无疑是基于他5月5日听到的那个版本。沈志华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是在当天早些时候在中南海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521页]。
6.关于百花运动,参见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 1,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1956-195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and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New York:Praeger,1960)。近期较权威的中文资料有:沈志华:《思考与选择》。毛泽东讲话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言稿)》,1957年2月27日,译文参见MacFarquhar,Cheek,and Wu,Secret Speeches,131—189。
7.MacFarquhar,Origins,vol. 1,169—176. 171,引文选自毛泽东1956年11月的一次讲话。
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MacFarquhar,Cheek and Wu,Secret Speeches,178。
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34页。
1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43页。
1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41—144页。
1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62页。
1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70—171页、173页、175页。
14.MacFarquhar,Origins,vol. 1,186—187.沈志华:《思考与选择》,483—485页。
15.《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版。
1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73页。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2页。
17.Xu Yiguan,《光明日报》,1957年6月6日版,载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68。
18.MacFarquhar,Origins,vol. 1,200.这种说法最初是由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来的。他的文章刊载于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
1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75—76页。
20.《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版。
21.《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版;《光明日报》,1957年5月17日版。
22.《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版。
23.MacFarquhar's Hundred Flowers汇总了这些批评的声音。
24.Cited and translated in 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87—88.关于整风运动在学校的开展情况,参见Rene Goldman,“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t Peking University:May-June 1957,” China Quarterly 12(October-December 1962):138-53;and 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77-114,174-194。
25.关于1957年的工人运动,参见Elizabeth J. Perry,“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March 1994):1-27。
26.《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版刊载了闵刚侯的文章,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最详尽的报道。译文参见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167—170页。
27.沈志华:《思考与选择》,551—562页;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114页。
28.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261—65.沈志华:《思考与选择》,563—628页。《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版。
29.《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版。参阅《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版。
30.《光明日报》社论,1957年6月14日。
31.《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19日版。《光明日报》,1957年6月27日版。
32.《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版。
33.MacFarquhar,Origins,vol. 1,262—269.
34.《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版,1957年7月11、17日版,1957年8月12日版,1957年9月3日版。引文出自1957年8月28日对史良的批评。
35.《人民日报》,1957年8月28日。关于对浦熙修(罗隆基的朋友)的批评,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版。了解更多浦熙修所发挥的作用,参见胡平《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第一卷(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390—396页。
36.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97—112页。
37.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
3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引文参见110—112页。
3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97页。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叶维祯访谈,2001年8月。
40.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12页。叶筠访谈,2001年8月。
41.Shuping Yao,“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Science History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cience in Context 3,no. 2(Autumn 1989):455-456.
42.方实访谈,1995年夏,2001年9月。
43.7%是方实回忆的数据,但他也说过在200多人中大约有15至18人被划为“右派”。戴煌便是其中之一,他说在国内部的职员中有20%的人都受到了牵累。(戴煌《九死一生》,83页)。
44.戴煌《九死一生》,76—90页、272—303页。胡平《禅机》第1卷,419—424页。方实访谈,2001年9月。【译者补注】戴煌《九死一生》291页有一段说:“在‘再批判’告一段落的那天下午,新华社党委委员,国内部总支书记、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在总结发言快要结束时仍然这样说:‘尽管戴煌同志提出的许多看法和大多数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他的某些观点也许是错误的,但他过去为党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这大出我的意外,使我感动得几乎掉了泪!”可见方实先生之为人。当时也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先生后来回忆说:“反右派中人分三类:(1)不同意,顶住了。这样的人极少。(2)不是特别同意,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跟着走。(3)借机发泄私人恩怨,打击别人,向上爬,靠整人发家。方实同志人厚道,胆小,时任国内部党总支书记,管运动,从当时觉悟看,应为不反对,也不是特别积极,也不是消极抵抗。我们(应包括戴煌)平反后,和你爸关系不错,反映了我们对他的基本看法。对有的人我基本不理(指国内部另一位副主任)。……他(案指方实先生——译者注)生病后,我们去看他,他抱住我大哭。后来他参与筹办《炎黄春秋》,接受教训。新华社出来公开(对反右——译者注)道歉的只有两个人:方实、杜导正(反右时在广东分社),新华社其他部门没有一个人出来道歉……方实同志后来办《炎黄》,我们都很欣赏,……我称《炎黄》为启蒙杂志。……方实同志厚道人,正派人,也犯错误,但错误的根源不在他。反右时,国内部主任庄重,副主任戴邦、方实、骆风,真正拍板的是某某,方实同志主持会议,发言是某某,拍桌子、训人……”(叶维丽教授2012年夏对李耐因先生访谈录音整理)叶维丽教授后来也回忆说:“1990年代末的一个夏日,我曾陪我爸参加在三联书店召开的戴煌《九死一生》书的发布会/研讨会,会上我爸起立为在场的戴煌、李耐因及若干其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新华社国内部干部道歉,他是含着泪深深鞠躬的,并说了一席沉痛的话。对这一幕的发生,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些震惊,记忆深刻,也种下了事后(2012年夏天)采访当年国内部老人的种子,以期了解我爸在‘反右’中的表现,此为我多年后对李耐因先生等人访谈的由来。”
45.《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4期。
46.陈庚涛:《学术自由和赶上国际水平》,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23—624页。关于李森科在中国的情况,参见Laurence Schneider,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117-211。
47.祖德明:《粉碎右派阴谋,坚定地学习苏联农业科学先进经验》,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05—606页。
48.参见《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4期、第6期、第7期封面。
49.《叶笃庄第一次交代材料》,1957年8月14日,叶笃庄档案。叶笃庄档案存于中国农科院档案馆中,其第五部分《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即是关于这一时期的。里面包括了他在各种批斗会上的讲话、以批判他为目的而收集上来的材料、他的供述,以及对处罚他的意见。这部分叙述的所有档案资料,都出自叶笃庄档案的第五部分。
50.叶笃庄:《我对党先提出五个问题——为什么华北所学术空气十分薄弱?》(未注明日期)[1957年],叶笃庄档案。
51.高慧敏(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事实胜于雄辩》,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24—625页。叶笃庄档案,第五部分。
52.高慧敏:《事实胜于雄辩》,625页。
53.《民盟华北农研所支部座谈会摘要》(未注明日期)[1957年5月?],叶笃庄档案。
54.《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476—477页。叶笃庄:《狱中记》(1993年手稿)2—5页。
55.《光明日报》,1957年6月4日版。他档案中的文件里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表现出党对他发表的意见异常愤怒。编号为5—3的文件以及其后的一份无标题文件无标题,未标注日期,上面盖有“机密”的图章。
56.叶笃庄:《狱中记》,11—12页。
57.《彻底全面驳倒右派分子叶笃庄的反动言论》,叶笃庄档案。
58.《“内行”外衣被剥掉,右派分子叶笃庄当众出丑》,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30—631页。
59.《“内行”外衣被剥掉,右派分子叶笃庄当众出丑》,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30—631页。
60.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hanghai:University of Nanking,1937),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Shanghai:University of Nanking,1937).对这些以及其他关于土地所有制资料的分析,参见Joseph W. Esherick,“Number Games: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no. 4(October 1981):387-411。
61.《人事档案表》,1949年7月27日,叶笃庄档案。叶笃庄档案里编号为5—3的文件,无标题,未标注日期。
62.《人事档案表》,《彻底全面驳倒右派分子叶笃庄的反动言论》,叶笃庄档案。
63.这是辛志超,一名中共党员,叶笃庄长期以来都将其列为自己过去经历的证明人。参见《叶笃庄所交代的最近的朋友右派分子》,1957年8月21日,叶笃庄档案。
64.《人民日报》,1957年12月4日版。
65.叶笃庄:《解放以后》(1991年手稿),55—56页。叶靓访谈,2002年7月。
66.《申请劳动教养呈批表》,1958年2月5日,叶笃庄档案。
67.农业部令,1958年3月30日,叶笃庄档案。
68.对叶笃庄在1958年6月28日批斗会上的供述所作的说明,无标题,叶笃庄档案。
69.叶笃庄:《解放以后》,60—62页;《狱中记》,17—18页。
70.叶笃庄:《解放以后》,62—69页;《狱中记》,19—28页。
71.农业部整顿组令,1958年8月8日,叶笃庄档案。
72.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ch.7。
73.关于草岚子监狱审讯方案的其他记述,参见Allyn Rickett and Adele Rickett,Prisoners of Liberation(New York:Cameron Associates,1957);and Bao Ruo-Wang(Jean Pasqualini)and Rudolph Chelminski,Prisoner of Mao(New York:Coward,McCann and Geoghegan,1973)。
74.叶笃庄:《解放以后》,72—81页;《狱中记》,30—34页、38—54页。整个叶笃庄的档案中,重点是他战后与美国人的交往,这一点很明显。
75.Harry Wu and Carolyn Wakeman,Bitter Winds:A Memoir of My Years in China's Gulag(New York:John Wiley,1994),62-130;Bao Ruo-Wang and Chelminski,Prisoner of Mao,208-258.
76.叶笃庄:《解放以后》,92—95页;《狱中记》,91页。达尔文著《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他在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译过,于1982年出版(北京:新华书店,1982年)。
77.叶笃庄:《狱中记》,93页。
78.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3,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23-120;Merle Goldman,China's Intellectuals:Advise and Diss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18-60;Dali Yang,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State,Rural 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1-94.
79.叶笃庄:《狱中记》,136—138页。
80.方实访谈,1995年,2001年。
81.叶笃庄:《狱中记》,139—153页。
82.这是他的兄弟方实的看法,他对各种情况比较了解。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参见MacFarquhar,Origins,vol.3,137—283。
83.关于美国支持的民族主义军事挑衅行为,参见齐建民:《国事纪事本末(1949—1999年)》第四卷,《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150—155页。关于新华社报道,参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卷,101—103页。
84.《人事档案表》,1949年9月27日,叶笃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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